周五在东京泡汤，周一凌晨赶回来打工。
发布日期：2024-12-26 18:44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自10月以哈冲突爆发以来，中东地区再次成为全球焦点。这轮冲突不仅发生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也发生在各国亲以色列和亲巴勒斯坦的力量之间。
近期在互联网上被热议的一个话题是，由于社交媒体的多元化（例如TikTok的广泛使用），西方精英控制舆论的“神话”被打破。例如，以哈冲突之初，西方主流媒体按照惯例支持以色列。然而，惯用的舆情控制手法没能限制住多元短视频平台将真相带到民众的面前，大量西方民众都在谴责以色列对平民的攻击，揭开了西方媒体精英的虚伪与双标。
在此背景下，“大湾区评论”专访了郑永年教授。
【受访者/郑永年】
社交媒体只是工具，有效性取决于如何使用
大湾区评论：随着TikTok这样的并非完全由美国掌控的新兴互联网平台的崛起，西方精英对舆情的控制力是否已经开始变得虚弱乏力了呢？如果中国能凭借TikTok冲破西方舆情的封锁，是否会引起西方对TikTok更进一步打压和封杀？
郑永年：这种结论显然太过简单化。在俄乌冲突之前，TikTok就已经是欧美最大的短视频平台。但在俄乌冲突期间，TikTok却并没有在欧美民间将大量包括中国在内的反战国家呼吁和平的主流声音有效地呈现出来，也无法影响西方对俄罗斯的极限舆情战。所有社交媒体都只是工具，它们的有效性取决于如何使用。
TikTok是当前最为主流的大众短视频平台，并不完全受西方资本和政治精英的直接掌控。它的确有效地引导巴勒斯坦的舆情，但同时也因为没有删除相关视频而承受了来自美国政治势力的压力。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其它几个受亲以色列资本和政治势力影响或掌控的互联网平台，也出现了大量的亲巴勒斯坦或反以色列资本的内容。
时政舆情行业内有一个较为明确的判断，即便TikTok实施和Facebook等互联网平台同等强度的删帖与遏制的手段，整个西方民间依然会出现亲巴勒斯坦和反以色列的舆情。类似当年美国建制派权贵联合打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情况——“封杀”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号，但支持特朗普的舆情依然没有根本上的转变。
在本次以哈冲突的舆情战中，美国亲以色列资本和政治精英对舆情操控失败。其原因是相对于亲以色列精英所控制的传统舆情力量，亲巴勒斯坦与反以色列的舆情力量在互联网时代的西方舆情体系里占据了较大的优势。只是这种优势在传统的舆情视角下，被很多人低估了。
在当下的舆情战中，互联网平台上信息源本身及其数量在用户心中的信任度是具有决定性的。互联网平台只有间接的掌控权和有限的限制力。在传统媒体时代，大型传媒机构垄断信息源，谁控制了为数不多的大型传媒，谁就掌控了民众几乎所有可见的信息源。而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网络平台将此权利让渡给了平台上每一个可以发布信息的传媒机构、网红群体，甚至是普通个人。
在时政舆情领域，每一个可以被影响和调动的可发布或传播信息的账号统称为信息源。舆情战中，发布偏向某一方内容的信息源数量越多，信息源的分布越广，同等条件下这一方的舆情优势就越大，互联网平台遏制起来就越困难。
另一方面，网络信息的最大特点是真假难辨。如果要想鉴别信息的真伪，即便是专业人员都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因此，民众对信息源的信任度就成为另一个决定舆情战胜负的重要维度。
经验地看，普通民众对于信息源的信任度一般分成四个级别：第一，民众直接认识并且信赖的亲友的账号，占据信任度的最高位（民众亲友发布的一手信息往往被等同于真实本身）；第二，如民众关注和信任的政客、意见领袖（民间俗称网红）等账号发布或者转发的信息；第三，民众关注或者熟悉的传统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的信息；第四，信任度排名最低的是用户关注度低的账号所发布的信息，或由平台的推送机制推到用户面前的自由信息。
本次舆情战中，西方民众中存在大量的亲巴勒斯坦人群和反对支持以色列财阀的人群。因此，亲巴勒斯坦和反亲以色列财阀的舆情势力，在信息源数量和信任度上完胜支持以色列的舆情势力。
在过去10多年间，中东移民和穆斯林人群在欧洲和北美洲中的人口比例大幅度增长，促使西方民间亲巴勒斯坦的社交媒体账号数量巨增。尤其在整个欧洲，穆斯林的人数是快速增长的。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截至2021年，法国、德国、英国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在6%至9%之间。在欧洲，15岁以下的穆斯林占比为27%左右。如果只统计欧洲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这个比例将会更高。2021年，在比利时港口城市安特卫普，穆斯林占小学儿童的近半数，布鲁塞尔百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是穆斯林。
这些中东人群或穆斯林人群成了西方民众中天量的信息源，相比于犹太裔族群，其数量占绝对优势。这些群体很容易通过社群、人脉、对故乡相关的网红等各类渠道，浏览到大量的巴勒斯坦民众的悲惨图片和视频。同时，这些亲巴勒斯坦的人群也能直接接触到大量西方的普通民众。他们直接发布、转发或者通过互动散播的信息，能够有效地在西方基层民众间传播开来，让西方的普通民众看到、感受到，并且相信巴勒斯坦人的悲惨遭遇。
面对这种天量的信息源，支持以色列的资本通过各种手段对互联网巨头进行了施压，并企图在公共舆情上对反以色列势力和亲巴勒斯坦势力进行扼杀。但由于互联网舆情的特性，这种遏制难以奏效。这类信息在实施了大量删帖的互联网平台也有程度不同但足够广泛的传播，大家从欧美民间声势浩大的游行中可想而知。
针对每一个具体的用户，互联网平台能完全掌控的信息源，其实只有信任度最低的自由信息部分。用户和自己通讯录里的亲友联系，很难受到平台的限制，除非平台大面积封禁普通民众的信息交流内容。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互联网平台会针对自己的用户启动大面积的交流限制，因为这对互联网平台来讲等同于“自杀”。
平台对信息控制的日常操作相对有限。当大量需要限制的信息出现时，传播这类信息的账号数量（信息源）也突破了相关极限，互联网平台的控制力就会显得极为苍白。在本次针对巴以冲突的舆情战中，力挺巴勒斯坦的信息源数量，就被认为是突破了一个平台可以扼杀的极限。
作为对比，俄罗斯裔人群在西欧、北欧以及北美各国的总人数约为法国一个国家的穆斯林人群的十分之一。因此，亲俄罗斯的舆情在西方社会缺乏信息源，不占客观优势。
另一方面，由于当下互联网时代政治动员的逻辑，更多的新兴政客、新兴意见领袖站在亲巴勒斯坦或反对以色列及其背后资本的一方。这与亲以色列资本对舆情的掌控力最强的70至90年代有了根本的不同。
政治势力难以操控或者没有全力操控舆情，也与西方的选举政治有关。
西方政客竞选的逻辑是在进行竞选时必须获得比对手更多的选票才能胜出。因此，政客通过媒体对目标选民宣传自己的政策、承诺为选民争取利益是竞选的核心事务。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兴起之前，一般的政客无法针对种族或传统社会的边缘人群（如LGBTQ）进行精准的宣传。政客们只能依赖传统的大型媒体进行宣传。
由于非精准的传统广告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传统的大型商业媒体（电视，报纸等）往往都针对西方社会占比最大的中产阶级进行运营。因此，不同党派、持不同政见的政客的共同特征是围绕中产阶级来制定主要政策。维护中产阶级、争取中产阶级或者至少不得罪中产阶级，成为了西方政客的共识。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也是西方中产阶级人群占比最为庞大的时代。
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对于用户来说，平台的使用是免费的，不同的种族、社群、少数边缘群体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免费的媒体、交流社群和发声平台。大众民主时代奉行几乎无门槛的一人一票制度。选票成本就从底层逻辑上促进了认同政治的兴起（认同政治的兴起还有其它原因，互联网自媒体的兴起只是其中一个原因）。相比于争取相对更为理性、具有长期思维的中产阶级，争取传统社会边缘人群会更为高效。
一个政客要说服一群中产阶级认同他在发展当地经济上的政策，可能需要大量的准备和协调众多商业资源。根据业内统计，在纽约这样的核心城市，针对中产阶级的国会议席选票成本可以高达上百美元一张。选票成本类似于国内互联网从业者熟悉的获客成本。区别在于，前者的宣传目的是让目标人群投票，后者的推广目的是例如让目标人群下载app并成为有效用户。但一个政客争取同性恋群体的支持，可能只需要公开表示支持通过关于同性恋可以自由选择进出入男女厕所的法律即可。在种族维度上，只要尊重一个少数裔的习俗、宗教，甚至是按照少数裔的风格打扮，然后再为其争取经济上的福利、改善经济状况，政客就可以相对容易地俘获这类选票。
因此，政客本身和参与政治、协助政客获取选票和政治影响力的大量网络舆情领袖，都会针对传统社会边缘族裔、边缘人群大搞认同政治。国内很多人看来匪夷所思的美国“0元购”运动，其实就是政客们通过立法慷他人之慨、获取边缘人群选票的丑恶政治伎俩。
支持以色列的资本和政治精英缺乏这种新兴的认同政治势力的支持。
在传统媒体时代，美国政客们争取选票的基本盘是占全国7成人口比例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更为敏感的是国内的税收政策、商业环境、公共法令等；相对不敏感或者容易受传统媒体操作认知的，是离他们较远、相对普通民众更具专业辨别门槛的海外外交政策。
亲以色列的资本通过直接投资、捐赠、赞助等手段，凭借雄厚的财力，控制了主要的媒体、影视文化产业（例如好莱坞）、关键性的智库，以及在民众有着良好口碑的顶尖学术机构。通过这种控制，塑造了对以色列极为有利的大众舆情环境。同时，亲以色列资本通过游说、竞选资金等手段直接支持政客的竞选。
由于公共舆情对以色列有利，而犹太资本的财力在美国几乎没有其它团体能出其右，因此，在这套运作模式趋于成熟的70年代起至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兴起前，政客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会选择推行有利于以色列的政策。这种策略对政客来说，经济资源收益极大，对公众的政治负担极小。
正如刚才所分析的，互联网自媒体时代，政客们和参与政治的意见领袖们开始大搞认同政治，同时，舆情也不再由极少数大型媒体所掌控，而是让位给了大众自媒体。对于要争取穆斯林少数裔，和反以色列的相关少数裔或边缘人群（由于犹太人的商业地位和行事风格，他们长期被处于经济上劣势的边缘群体所仇视）的意见领袖和政客来说，支持以色列和其背后的资本不仅不再是政治负担极小，反而是可以摧毁其政治资本的行为。
因此，虽然政客们因为忌惮亲以色列资本的财力，没有做出不利于以色列的行为；而大量的网络意见领袖，尤其纯粹凭借社交媒体兴起的新兴的中小意见领袖，却因为要保持其认同政治下的影响力，开始力挺巴勒斯坦，或者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色列。
综上所述，在本次舆情战中，支持以色列的资本在信息源的数量和信任度上都输给了亲巴勒斯坦和反以色列的舆情势力，因此，以色列在本轮的舆情战中完全没有了传统传媒时代的舆情掌控力。
值得注意的是，亲以色列的资本在本次舆情战失利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反应。近日很多媒体都在报道，美国犹太亿万富豪巴里·斯特恩利希特（Barry Sternlicht）正在号召进行反哈马斯媒体战。斯特恩利希特利用自己的人脉，在向众多犹太富豪筹款，预计筹集资金将达到5000万美元。另一位犹太富豪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舆情反击。著名对冲基金经理、亿万富豪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提出让哈佛大学公开参与亲巴勒斯坦学生组织成员的名单，并表示要对这类学生不录用，随后一众亲以色列的富豪都附和了这一提议。
这些反击的思维和手法，依然停留在传统媒体时代的舆情战范畴。有证据表明，这类手段的效果会适得其反，即便是长期和亲以色列资本关系密切的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亨利·萨默斯，也公开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委婉表达了对阿克曼等犹太富豪的不支持。
中国如何应对未来美国的舆情战？
大湾区评论：从时政舆情的角度分析，在民间基层人口优势和大量中小意见领袖出于认同政治的双重加持下，亲以色列资本的传统舆情控制手段似乎难以奏效。这对中国应对未来美国的舆情战，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郑永年：的确，美国这些年屡次发起对华网络认知战，中美在网络舆情领域的较量也越来越激烈，如果管控不好，受影响的不仅是两国的外交关系，也会影响两国的内政。
要有效应对美国对中国的舆情战，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工程，未来将更系统性地和大家分享，今天这里我们简单地讨论两个很重要的点：第一，我们要明确中国突破美国舆情战的其中一个重要目标人群；第二，针对这类人群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
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在2010年至2020年互联网媒体兴起的十年间，美国民间对中国一直不乏正面的舆情，尽管在此期间，美国的传统媒体平台、大部分智库和众多学术机构，都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持负面评价。这些传统舆情的精英团体对中国制度的妖魔化只是在近两年加剧了，但是将中国政治制度简单地标签化、污名化的行为其实过去一直存在。
互联网自媒体兴起的初期，美国民间对中国的正面舆情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于中国在科技投资创业的浪潮中与美国的风投资本大规模互动造成的。据Wind数据统计，从2010年至2020年，200家中国创业公司赴美上市，中国每年吸纳的风险资本高达数百亿美元（根据Crunchbase数据，2021年创纪录达到870多亿美元）。在此期间在华尔街资本最炙手可热的追捧对象，就是各种中国概念股。
股市和风险投资都是典型的客观对象，涨跌都是实在的经济利益。无数投身其中的人希望通过信息优势和认知优势预判未来，从而获得丰厚的回报。相关的投资人群一直在从整体宏观和行业微观等多个维度尽可能地了解和研究中国。这种了解和探究并不受那些数十年来持续污名化、负面标签化中国的那些所谓西方中国专家的影响，为这些人的简单论调所左右。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数十年来持续唱衰中国，但是从未正确过。
投资人群之外，很多高端人才也会因为要考虑加入中国公司，或者公司管理层需要考虑是否跟中国相关新兴公司合作，都会想要客观地了解中国。
因此，整个西方民间形成了一个希望了解真实的中国，也具备客观认知中国能力的高端基础人群。这个群体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不占总人群的多数，但是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却不可小觑。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群体形成的接近10年之间，中国的知识界没有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更谈不上对这个群体进行系统性地理论输出。这个群体对中国的认知停留在以经济预测、投资环境评估这类实用性的浅层次理解之上。同时，这个群体运用的社会学知识也仅限于在西方现有的知识框架中，便于他们用来解释和预测中国。也就是说，这个群体并没有形成对中国的深刻认知。
在2020年之后，中美博弈日趋激烈，美国不断启动花样繁多的遏制中国的政策，其中在经济和投资领域的一环，就是限制美国的资金投资中国的科技公司。时政舆情的专业群体内有一个共识——这种经济遏制政策给中国的国际舆情带来的负面效应被严重低估了。大规模民间投资互动的坍缩，直接导致了在美国高知社会人群中，客观看待中国、研究中国（哪怕只在经济领域）的人群迅速萎缩，与中国相关的正面舆情信息的热度也因为没有了实用主义的需求，出现了塌方式的衰减。
因此，从目标人群的选择来讲，中国值得争取且一定能争取到的人群是客观理性的、有社会影响力的海外人群，以作为中国抵抗美国舆情打压的人群基础。通过进一步的经济开放、金融开放，甚至是精准的单边开放，重新构建一个海外人群投资中国、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参与投资中国科技公司的市场。
要让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频繁往返于中国和其母国，甚至长期生活在中国，另一部分人就算不生活在中国，也长期和中国的相关人群深度的交往。这样的人群会在美国妖魔化中国时，起到正面的作用。当中国和他们的利益相关，或者他们是中国发展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就更需要一个更为客观公正的视角。
明确了人群的特点，中国就需要搭建符合目标人群需求的媒体平台，包括但不限于独立的和非官方的网站、自媒体账号、知识咨询品牌等。相关的很多内容我在《中国叙事》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重复。我仅针对当下围绕巴以冲突的舆情战强调一点常被忽略的问题。
在互联网舆情战中，针对理性程度高、心智相对成熟的目标人群，单纯的骂战是无效的。本次围绕巴以冲突的舆情战中，为什么反以色列的舆情势力会显得比以往强大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亲以色列的资本在美国通过游说影响的外交政策，近年来愈发背离了美国的根本利益，这一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精英以及学术精英的反思与警惕。
这批精英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通过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在美国的高知人群中建立了深厚的舆情基础。其中一个代表性的著作就是米尔斯海默与沃尔特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这种理性、客观、冷静的分析，远比单纯的妖魔化亲以色列资本“吸血鬼形象”的舆情攻击来得更有效。鉴于这类人群也属于中国应对美国舆情打压所要倚重的目标人群之一，这种形式的内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如何突破信息源数量的限度？
大湾区评论：近年来，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中国一直在尝试建立可以针对海外人群、具备一定粉丝规模的自媒体账号，但收效甚微。很多海外自媒体账号的从业者都体会到，当下美国已经大幅加强了对中国自媒体账号和相关网站的打压。很多新兴的、希望为中国发声的自媒体账号遭遇限流、推广受限几乎是常态。俄乌冲突时美国在各大互联网平台封杀或限流了几乎所有俄罗斯媒体账号，这件事情我们仍记忆犹新。
根据您刚才分析，基础人群的数量和信息源的数量超过一定限度后，其实是可以突破互联网平台的遏制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突破信息源数量的限度？突破的方法又是什么？
郑永年：有这种担忧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还在按照传统舆情思维看待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的舆情战。互联网时代的舆情战中，起核心作用的舆情信息很多时候都没有和最早发出这个信息的信息源绑定，而是存在大量的信息源对其进行长期的广义引用。这次围绕巴以冲突的舆情战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要简单地阐述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厘清两个点：第一，中小时政类，财经类网络意见领袖的日常工作状况；第二，什么是自媒体信息的广义引用。
大量的时政类中小意见领袖，其实都是极小的团队，甚至就是一个人的工作室。但是，由于互联网自媒体时代信息的实时性热度和流量的相关性，每个意见领袖都必须尽快针对热门事件发声，尽早推出自己的内容，以求获得更多的流量。因此，海量的中小意见领袖真正的工作其实就是伪装成一个财经类、时政类专家，靠阅读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正的专家著作，然后针对目标人群加以自己的观点和判断进行二次创作。
很多中小网红由于水平的限制，可以说仅仅是拙劣的抄袭，甚至还有大量的账号根本不去直接阅读真正专家的著作，而是快速跟进其它自媒体意见领袖制作出来并被市场验证的内容，进行修改加工。相信一部分读者在中文互联网上已有深切的体会，大量中小时政和财经网红针对热门事件的评论几乎都是雷同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注重品质的网红或意见领袖会做出高质量的二次创作。这部分互联网自媒体创作是有着高度针对性、高度细分人群适配的创作。例如，同样是阐述金融概念，针对高知人群，互联网自媒体人一般会从严谨和专业的角度直接用数学公式描述，但是，针对普通大众的自媒体就会用实际的案例进行举例，对相关概念做简化，哪怕这会导致准确性的降低。
无论是低劣的抄袭，还是有品质的二次创作，在互联网舆情领域都统称为广义引用。
我刚才提到了一个案例，由米尔斯海默与沃尔特撰写的著作《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这本书详细地阐述了犹太游说集团的运作机制与其对美国外交产生的负面影响。这本书里的很多观点在2005年左右就在其它相关著作中出现。在本次围绕巴以冲突的舆情战之前的十多年间，但凡美国遇到中东外交的困局或失败，全球数以十万计的反对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中小时政类网红，大部分都会对这个著作里的观点进行广义引用。
该书的作者在本次巴以舆情战中，并没有直接参与动员任何形式的针对以色列和犹太财阀的舆情攻击。事实上，他们无论直接参与本次巴以舆情战与否，这些学术研究成果都由于其分析框架的有效性、良好的解释性和高准确度的前瞻性，对本次巴以舆情战中西方高知人群的舆情起到了核心的贡献。
面对理性的高端人群，他们的舆情逻辑和非理性人群有着显著的不同，他们十分在意内容的前瞻性、准确性，也会有意识地通过复盘，不断地选取高质量的内容源。因此，目标粉丝为高端人群的数以十万计的时政、财经类中小博主，都在不断寻找优质的内容源。谁能输出优质的、对己方舆情有利的内容源，这部分高端人群的舆情里，就会长期拥有对应的信息源数量优势。
中国要突破美国的舆情战，信息源的建设肯定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针对目标人群，如何输出一个对中国发展乃至世界发展有效的分析框架，以及一套良好解释性与预测性的原创理论。通俗地说就是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过去数年间对海外宣传的建设，过多停留在建立账号的粉丝数量、浏览量等简单的指标上，对真正舆情战所要考核的关键指标，如核心内容的广义引用量等概念了解不足。
我们要认识到的是，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美国的舆情战看似可怕，实则不然，中国有能力打赢这样的舆情战。■
近期在互联网上被热议的一个话题是，由于社交媒体的多元化（例如TikTok的广泛使用），西方精英控制舆论的“神话”被打破。例如，以哈冲突之初，西方主流媒体按照惯例支持以色列。然而，惯用的舆情控制手法没能限制住多元短视频平台将真相带到民众的面前，大量西方民众都在谴责以色列对平民的攻击，揭开了西方媒体精英的虚伪与双标。
在此背景下，“大湾区评论”专访了郑永年教授。
【受访者/郑永年】
社交媒体只是工具，有效性取决于如何使用
大湾区评论：随着TikTok这样的并非完全由美国掌控的新兴互联网平台的崛起，西方精英对舆情的控制力是否已经开始变得虚弱乏力了呢？如果中国能凭借TikTok冲破西方舆情的封锁，是否会引起西方对TikTok更进一步打压和封杀？
郑永年：这种结论显然太过简单化。在俄乌冲突之前，TikTok就已经是欧美最大的短视频平台。但在俄乌冲突期间，TikTok却并没有在欧美民间将大量包括中国在内的反战国家呼吁和平的主流声音有效地呈现出来，也无法影响西方对俄罗斯的极限舆情战。所有社交媒体都只是工具，它们的有效性取决于如何使用。
TikTok是当前最为主流的大众短视频平台，并不完全受西方资本和政治精英的直接掌控。它的确有效地引导巴勒斯坦的舆情，但同时也因为没有删除相关视频而承受了来自美国政治势力的压力。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其它几个受亲以色列资本和政治势力影响或掌控的互联网平台，也出现了大量的亲巴勒斯坦或反以色列资本的内容。
时政舆情行业内有一个较为明确的判断，即便TikTok实施和Facebook等互联网平台同等强度的删帖与遏制的手段，整个西方民间依然会出现亲巴勒斯坦和反以色列的舆情。类似当年美国建制派权贵联合打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情况——“封杀”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号，但支持特朗普的舆情依然没有根本上的转变。
在本次以哈冲突的舆情战中，美国亲以色列资本和政治精英对舆情操控失败。其原因是相对于亲以色列精英所控制的传统舆情力量，亲巴勒斯坦与反以色列的舆情力量在互联网时代的西方舆情体系里占据了较大的优势。只是这种优势在传统的舆情视角下，被很多人低估了。
在当下的舆情战中，互联网平台上信息源本身及其数量在用户心中的信任度是具有决定性的。互联网平台只有间接的掌控权和有限的限制力。在传统媒体时代，大型传媒机构垄断信息源，谁控制了为数不多的大型传媒，谁就掌控了民众几乎所有可见的信息源。而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网络平台将此权利让渡给了平台上每一个可以发布信息的传媒机构、网红群体，甚至是普通个人。
在时政舆情领域，每一个可以被影响和调动的可发布或传播信息的账号统称为信息源。舆情战中，发布偏向某一方内容的信息源数量越多，信息源的分布越广，同等条件下这一方的舆情优势就越大，互联网平台遏制起来就越困难。
另一方面，网络信息的最大特点是真假难辨。如果要想鉴别信息的真伪，即便是专业人员都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因此，民众对信息源的信任度就成为另一个决定舆情战胜负的重要维度。
经验地看，普通民众对于信息源的信任度一般分成四个级别：第一，民众直接认识并且信赖的亲友的账号，占据信任度的最高位（民众亲友发布的一手信息往往被等同于真实本身）；第二，如民众关注和信任的政客、意见领袖（民间俗称网红）等账号发布或者转发的信息；第三，民众关注或者熟悉的传统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的信息；第四，信任度排名最低的是用户关注度低的账号所发布的信息，或由平台的推送机制推到用户面前的自由信息。
本次舆情战中，西方民众中存在大量的亲巴勒斯坦人群和反对支持以色列财阀的人群。因此，亲巴勒斯坦和反亲以色列财阀的舆情势力，在信息源数量和信任度上完胜支持以色列的舆情势力。
在过去10多年间，中东移民和穆斯林人群在欧洲和北美洲中的人口比例大幅度增长，促使西方民间亲巴勒斯坦的社交媒体账号数量巨增。尤其在整个欧洲，穆斯林的人数是快速增长的。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截至2021年，法国、德国、英国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在6%至9%之间。在欧洲，15岁以下的穆斯林占比为27%左右。如果只统计欧洲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这个比例将会更高。2021年，在比利时港口城市安特卫普，穆斯林占小学儿童的近半数，布鲁塞尔百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是穆斯林。
这些中东人群或穆斯林人群成了西方民众中天量的信息源，相比于犹太裔族群，其数量占绝对优势。这些群体很容易通过社群、人脉、对故乡相关的网红等各类渠道，浏览到大量的巴勒斯坦民众的悲惨图片和视频。同时，这些亲巴勒斯坦的人群也能直接接触到大量西方的普通民众。他们直接发布、转发或者通过互动散播的信息，能够有效地在西方基层民众间传播开来，让西方的普通民众看到、感受到，并且相信巴勒斯坦人的悲惨遭遇。
面对这种天量的信息源，支持以色列的资本通过各种手段对互联网巨头进行了施压，并企图在公共舆情上对反以色列势力和亲巴勒斯坦势力进行扼杀。但由于互联网舆情的特性，这种遏制难以奏效。这类信息在实施了大量删帖的互联网平台也有程度不同但足够广泛的传播，大家从欧美民间声势浩大的游行中可想而知。
针对每一个具体的用户，互联网平台能完全掌控的信息源，其实只有信任度最低的自由信息部分。用户和自己通讯录里的亲友联系，很难受到平台的限制，除非平台大面积封禁普通民众的信息交流内容。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互联网平台会针对自己的用户启动大面积的交流限制，因为这对互联网平台来讲等同于“自杀”。
平台对信息控制的日常操作相对有限。当大量需要限制的信息出现时，传播这类信息的账号数量（信息源）也突破了相关极限，互联网平台的控制力就会显得极为苍白。在本次针对巴以冲突的舆情战中，力挺巴勒斯坦的信息源数量，就被认为是突破了一个平台可以扼杀的极限。
作为对比，俄罗斯裔人群在西欧、北欧以及北美各国的总人数约为法国一个国家的穆斯林人群的十分之一。因此，亲俄罗斯的舆情在西方社会缺乏信息源，不占客观优势。
另一方面，由于当下互联网时代政治动员的逻辑，更多的新兴政客、新兴意见领袖站在亲巴勒斯坦或反对以色列及其背后资本的一方。这与亲以色列资本对舆情的掌控力最强的70至90年代有了根本的不同。
政治势力难以操控或者没有全力操控舆情，也与西方的选举政治有关。
西方政客竞选的逻辑是在进行竞选时必须获得比对手更多的选票才能胜出。因此，政客通过媒体对目标选民宣传自己的政策、承诺为选民争取利益是竞选的核心事务。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兴起之前，一般的政客无法针对种族或传统社会的边缘人群（如LGBTQ）进行精准的宣传。政客们只能依赖传统的大型媒体进行宣传。
由于非精准的传统广告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传统的大型商业媒体（电视，报纸等）往往都针对西方社会占比最大的中产阶级进行运营。因此，不同党派、持不同政见的政客的共同特征是围绕中产阶级来制定主要政策。维护中产阶级、争取中产阶级或者至少不得罪中产阶级，成为了西方政客的共识。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也是西方中产阶级人群占比最为庞大的时代。
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对于用户来说，平台的使用是免费的，不同的种族、社群、少数边缘群体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免费的媒体、交流社群和发声平台。大众民主时代奉行几乎无门槛的一人一票制度。选票成本就从底层逻辑上促进了认同政治的兴起（认同政治的兴起还有其它原因，互联网自媒体的兴起只是其中一个原因）。相比于争取相对更为理性、具有长期思维的中产阶级，争取传统社会边缘人群会更为高效。
一个政客要说服一群中产阶级认同他在发展当地经济上的政策，可能需要大量的准备和协调众多商业资源。根据业内统计，在纽约这样的核心城市，针对中产阶级的国会议席选票成本可以高达上百美元一张。选票成本类似于国内互联网从业者熟悉的获客成本。区别在于，前者的宣传目的是让目标人群投票，后者的推广目的是例如让目标人群下载app并成为有效用户。但一个政客争取同性恋群体的支持，可能只需要公开表示支持通过关于同性恋可以自由选择进出入男女厕所的法律即可。在种族维度上，只要尊重一个少数裔的习俗、宗教，甚至是按照少数裔的风格打扮，然后再为其争取经济上的福利、改善经济状况，政客就可以相对容易地俘获这类选票。
因此，政客本身和参与政治、协助政客获取选票和政治影响力的大量网络舆情领袖，都会针对传统社会边缘族裔、边缘人群大搞认同政治。国内很多人看来匪夷所思的美国“0元购”运动，其实就是政客们通过立法慷他人之慨、获取边缘人群选票的丑恶政治伎俩。
支持以色列的资本和政治精英缺乏这种新兴的认同政治势力的支持。
在传统媒体时代，美国政客们争取选票的基本盘是占全国7成人口比例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更为敏感的是国内的税收政策、商业环境、公共法令等；相对不敏感或者容易受传统媒体操作认知的，是离他们较远、相对普通民众更具专业辨别门槛的海外外交政策。
亲以色列的资本通过直接投资、捐赠、赞助等手段，凭借雄厚的财力，控制了主要的媒体、影视文化产业（例如好莱坞）、关键性的智库，以及在民众有着良好口碑的顶尖学术机构。通过这种控制，塑造了对以色列极为有利的大众舆情环境。同时，亲以色列资本通过游说、竞选资金等手段直接支持政客的竞选。
由于公共舆情对以色列有利，而犹太资本的财力在美国几乎没有其它团体能出其右，因此，在这套运作模式趋于成熟的70年代起至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兴起前，政客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会选择推行有利于以色列的政策。这种策略对政客来说，经济资源收益极大，对公众的政治负担极小。
正如刚才所分析的，互联网自媒体时代，政客们和参与政治的意见领袖们开始大搞认同政治，同时，舆情也不再由极少数大型媒体所掌控，而是让位给了大众自媒体。对于要争取穆斯林少数裔，和反以色列的相关少数裔或边缘人群（由于犹太人的商业地位和行事风格，他们长期被处于经济上劣势的边缘群体所仇视）的意见领袖和政客来说，支持以色列和其背后的资本不仅不再是政治负担极小，反而是可以摧毁其政治资本的行为。
因此，虽然政客们因为忌惮亲以色列资本的财力，没有做出不利于以色列的行为；而大量的网络意见领袖，尤其纯粹凭借社交媒体兴起的新兴的中小意见领袖，却因为要保持其认同政治下的影响力，开始力挺巴勒斯坦，或者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色列。
综上所述，在本次舆情战中，支持以色列的资本在信息源的数量和信任度上都输给了亲巴勒斯坦和反以色列的舆情势力，因此，以色列在本轮的舆情战中完全没有了传统传媒时代的舆情掌控力。
值得注意的是，亲以色列的资本在本次舆情战失利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反应。近日很多媒体都在报道，美国犹太亿万富豪巴里·斯特恩利希特（Barry Sternlicht）正在号召进行反哈马斯媒体战。斯特恩利希特利用自己的人脉，在向众多犹太富豪筹款，预计筹集资金将达到5000万美元。另一位犹太富豪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舆情反击。著名对冲基金经理、亿万富豪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提出让哈佛大学公开参与亲巴勒斯坦学生组织成员的名单，并表示要对这类学生不录用，随后一众亲以色列的富豪都附和了这一提议。
这些反击的思维和手法，依然停留在传统媒体时代的舆情战范畴。有证据表明，这类手段的效果会适得其反，即便是长期和亲以色列资本关系密切的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亨利·萨默斯，也公开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委婉表达了对阿克曼等犹太富豪的不支持。
中国如何应对未来美国的舆情战？
大湾区评论：从时政舆情的角度分析，在民间基层人口优势和大量中小意见领袖出于认同政治的双重加持下，亲以色列资本的传统舆情控制手段似乎难以奏效。这对中国应对未来美国的舆情战，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郑永年：的确，美国这些年屡次发起对华网络认知战，中美在网络舆情领域的较量也越来越激烈，如果管控不好，受影响的不仅是两国的外交关系，也会影响两国的内政。
要有效应对美国对中国的舆情战，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工程，未来将更系统性地和大家分享，今天这里我们简单地讨论两个很重要的点：第一，我们要明确中国突破美国舆情战的其中一个重要目标人群；第二，针对这类人群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
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在2010年至2020年互联网媒体兴起的十年间，美国民间对中国一直不乏正面的舆情，尽管在此期间，美国的传统媒体平台、大部分智库和众多学术机构，都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持负面评价。这些传统舆情的精英团体对中国制度的妖魔化只是在近两年加剧了，但是将中国政治制度简单地标签化、污名化的行为其实过去一直存在。
互联网自媒体兴起的初期，美国民间对中国的正面舆情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于中国在科技投资创业的浪潮中与美国的风投资本大规模互动造成的。据Wind数据统计，从2010年至2020年，200家中国创业公司赴美上市，中国每年吸纳的风险资本高达数百亿美元（根据Crunchbase数据，2021年创纪录达到870多亿美元）。在此期间在华尔街资本最炙手可热的追捧对象，就是各种中国概念股。
股市和风险投资都是典型的客观对象，涨跌都是实在的经济利益。无数投身其中的人希望通过信息优势和认知优势预判未来，从而获得丰厚的回报。相关的投资人群一直在从整体宏观和行业微观等多个维度尽可能地了解和研究中国。这种了解和探究并不受那些数十年来持续污名化、负面标签化中国的那些所谓西方中国专家的影响，为这些人的简单论调所左右。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数十年来持续唱衰中国，但是从未正确过。
投资人群之外，很多高端人才也会因为要考虑加入中国公司，或者公司管理层需要考虑是否跟中国相关新兴公司合作，都会想要客观地了解中国。
因此，整个西方民间形成了一个希望了解真实的中国，也具备客观认知中国能力的高端基础人群。这个群体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不占总人群的多数，但是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却不可小觑。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群体形成的接近10年之间，中国的知识界没有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更谈不上对这个群体进行系统性地理论输出。这个群体对中国的认知停留在以经济预测、投资环境评估这类实用性的浅层次理解之上。同时，这个群体运用的社会学知识也仅限于在西方现有的知识框架中，便于他们用来解释和预测中国。也就是说，这个群体并没有形成对中国的深刻认知。
在2020年之后，中美博弈日趋激烈，美国不断启动花样繁多的遏制中国的政策，其中在经济和投资领域的一环，就是限制美国的资金投资中国的科技公司。时政舆情的专业群体内有一个共识——这种经济遏制政策给中国的国际舆情带来的负面效应被严重低估了。大规模民间投资互动的坍缩，直接导致了在美国高知社会人群中，客观看待中国、研究中国（哪怕只在经济领域）的人群迅速萎缩，与中国相关的正面舆情信息的热度也因为没有了实用主义的需求，出现了塌方式的衰减。
因此，从目标人群的选择来讲，中国值得争取且一定能争取到的人群是客观理性的、有社会影响力的海外人群，以作为中国抵抗美国舆情打压的人群基础。通过进一步的经济开放、金融开放，甚至是精准的单边开放，重新构建一个海外人群投资中国、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参与投资中国科技公司的市场。
要让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频繁往返于中国和其母国，甚至长期生活在中国，另一部分人就算不生活在中国，也长期和中国的相关人群深度的交往。这样的人群会在美国妖魔化中国时，起到正面的作用。当中国和他们的利益相关，或者他们是中国发展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就更需要一个更为客观公正的视角。
明确了人群的特点，中国就需要搭建符合目标人群需求的媒体平台，包括但不限于独立的和非官方的网站、自媒体账号、知识咨询品牌等。相关的很多内容我在《中国叙事》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重复。我仅针对当下围绕巴以冲突的舆情战强调一点常被忽略的问题。
在互联网舆情战中，针对理性程度高、心智相对成熟的目标人群，单纯的骂战是无效的。本次围绕巴以冲突的舆情战中，为什么反以色列的舆情势力会显得比以往强大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亲以色列的资本在美国通过游说影响的外交政策，近年来愈发背离了美国的根本利益，这一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精英以及学术精英的反思与警惕。
这批精英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通过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在美国的高知人群中建立了深厚的舆情基础。其中一个代表性的著作就是米尔斯海默与沃尔特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这种理性、客观、冷静的分析，远比单纯的妖魔化亲以色列资本“吸血鬼形象”的舆情攻击来得更有效。鉴于这类人群也属于中国应对美国舆情打压所要倚重的目标人群之一，这种形式的内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如何突破信息源数量的限度？
大湾区评论：近年来，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中国一直在尝试建立可以针对海外人群、具备一定粉丝规模的自媒体账号，但收效甚微。很多海外自媒体账号的从业者都体会到，当下美国已经大幅加强了对中国自媒体账号和相关网站的打压。很多新兴的、希望为中国发声的自媒体账号遭遇限流、推广受限几乎是常态。俄乌冲突时美国在各大互联网平台封杀或限流了几乎所有俄罗斯媒体账号，这件事情我们仍记忆犹新。
根据您刚才分析，基础人群的数量和信息源的数量超过一定限度后，其实是可以突破互联网平台的遏制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突破信息源数量的限度？突破的方法又是什么？
郑永年：有这种担忧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还在按照传统舆情思维看待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的舆情战。互联网时代的舆情战中，起核心作用的舆情信息很多时候都没有和最早发出这个信息的信息源绑定，而是存在大量的信息源对其进行长期的广义引用。这次围绕巴以冲突的舆情战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要简单地阐述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厘清两个点：第一，中小时政类，财经类网络意见领袖的日常工作状况；第二，什么是自媒体信息的广义引用。
大量的时政类中小意见领袖，其实都是极小的团队，甚至就是一个人的工作室。但是，由于互联网自媒体时代信息的实时性热度和流量的相关性，每个意见领袖都必须尽快针对热门事件发声，尽早推出自己的内容，以求获得更多的流量。因此，海量的中小意见领袖真正的工作其实就是伪装成一个财经类、时政类专家，靠阅读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正的专家著作，然后针对目标人群加以自己的观点和判断进行二次创作。
很多中小网红由于水平的限制，可以说仅仅是拙劣的抄袭，甚至还有大量的账号根本不去直接阅读真正专家的著作，而是快速跟进其它自媒体意见领袖制作出来并被市场验证的内容，进行修改加工。相信一部分读者在中文互联网上已有深切的体会，大量中小时政和财经网红针对热门事件的评论几乎都是雷同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注重品质的网红或意见领袖会做出高质量的二次创作。这部分互联网自媒体创作是有着高度针对性、高度细分人群适配的创作。例如，同样是阐述金融概念，针对高知人群，互联网自媒体人一般会从严谨和专业的角度直接用数学公式描述，但是，针对普通大众的自媒体就会用实际的案例进行举例，对相关概念做简化，哪怕这会导致准确性的降低。
无论是低劣的抄袭，还是有品质的二次创作，在互联网舆情领域都统称为广义引用。
我刚才提到了一个案例，由米尔斯海默与沃尔特撰写的著作《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这本书详细地阐述了犹太游说集团的运作机制与其对美国外交产生的负面影响。这本书里的很多观点在2005年左右就在其它相关著作中出现。在本次围绕巴以冲突的舆情战之前的十多年间，但凡美国遇到中东外交的困局或失败，全球数以十万计的反对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中小时政类网红，大部分都会对这个著作里的观点进行广义引用。
该书的作者在本次巴以舆情战中，并没有直接参与动员任何形式的针对以色列和犹太财阀的舆情攻击。事实上，他们无论直接参与本次巴以舆情战与否，这些学术研究成果都由于其分析框架的有效性、良好的解释性和高准确度的前瞻性，对本次巴以舆情战中西方高知人群的舆情起到了核心的贡献。
面对理性的高端人群，他们的舆情逻辑和非理性人群有着显著的不同，他们十分在意内容的前瞻性、准确性，也会有意识地通过复盘，不断地选取高质量的内容源。因此，目标粉丝为高端人群的数以十万计的时政、财经类中小博主，都在不断寻找优质的内容源。谁能输出优质的、对己方舆情有利的内容源，这部分高端人群的舆情里，就会长期拥有对应的信息源数量优势。
中国要突破美国的舆情战，信息源的建设肯定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针对目标人群，如何输出一个对中国发展乃至世界发展有效的分析框架，以及一套良好解释性与预测性的原创理论。通俗地说就是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过去数年间对海外宣传的建设，过多停留在建立账号的粉丝数量、浏览量等简单的指标上，对真正舆情战所要考核的关键指标，如核心内容的广义引用量等概念了解不足。
我们要认识到的是，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美国的舆情战看似可怕，实则不然，中国有能力打赢这样的舆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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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20 16:33
时政
以哈冲突的舆情战对中美舆情博弈的启示与借鉴
以哈冲突的舆情战对中美舆情博弈的启示与借鉴
因此，整个西方民间形成了一个希望了解真实的中国，也具备客观认知中国能力的高端基础人群。这个群体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不占总人群的多数，但是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却不可小觑。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自10月以哈冲突爆发以来，中东地区再次成为全球焦点。这轮冲突不仅发生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也发生在各国亲以色列和亲巴勒斯坦的力量之间。
近期在互联网上被热议的一个话题是，由于社交媒体的多元化（例如TikTok的广泛使用），西方精英控制舆论的“神话”被打破。例如，以哈冲突之初，西方主流媒体按照惯例支持以色列。然而，惯用的舆情控制手法没能限制住多元短视频平台将真相带到民众的面前，大量西方民众都在谴责以色列对平民的攻击，揭开了西方媒体精英的虚伪与双标。
在此背景下，“大湾区评论”专访了郑永年教授。
【受访者/郑永年】
社交媒体只是工具，有效性取决于如何使用
大湾区评论：随着TikTok这样的并非完全由美国掌控的新兴互联网平台的崛起，西方精英对舆情的控制力是否已经开始变得虚弱乏力了呢？如果中国能凭借TikTok冲破西方舆情的封锁，是否会引起西方对TikTok更进一步打压和封杀？
郑永年：这种结论显然太过简单化。在俄乌冲突之前，TikTok就已经是欧美最大的短视频平台。但在俄乌冲突期间，TikTok却并没有在欧美民间将大量包括中国在内的反战国家呼吁和平的主流声音有效地呈现出来，也无法影响西方对俄罗斯的极限舆情战。所有社交媒体都只是工具，它们的有效性取决于如何使用。
TikTok是当前最为主流的大众短视频平台，并不完全受西方资本和政治精英的直接掌控。它的确有效地引导巴勒斯坦的舆情，但同时也因为没有删除相关视频而承受了来自美国政治势力的压力。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其它几个受亲以色列资本和政治势力影响或掌控的互联网平台，也出现了大量的亲巴勒斯坦或反以色列资本的内容。
时政舆情行业内有一个较为明确的判断，即便TikTok实施和Facebook等互联网平台同等强度的删帖与遏制的手段，整个西方民间依然会出现亲巴勒斯坦和反以色列的舆情。类似当年美国建制派权贵联合打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情况——“封杀”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号，但支持特朗普的舆情依然没有根本上的转变。
在本次以哈冲突的舆情战中，美国亲以色列资本和政治精英对舆情操控失败。其原因是相对于亲以色列精英所控制的传统舆情力量，亲巴勒斯坦与反以色列的舆情力量在互联网时代的西方舆情体系里占据了较大的优势。只是这种优势在传统的舆情视角下，被很多人低估了。
在当下的舆情战中，互联网平台上信息源本身及其数量在用户心中的信任度是具有决定性的。互联网平台只有间接的掌控权和有限的限制力。在传统媒体时代，大型传媒机构垄断信息源，谁控制了为数不多的大型传媒，谁就掌控了民众几乎所有可见的信息源。而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网络平台将此权利让渡给了平台上每一个可以发布信息的传媒机构、网红群体，甚至是普通个人。
在时政舆情领域，每一个可以被影响和调动的可发布或传播信息的账号统称为信息源。舆情战中，发布偏向某一方内容的信息源数量越多，信息源的分布越广，同等条件下这一方的舆情优势就越大，互联网平台遏制起来就越困难。
另一方面，网络信息的最大特点是真假难辨。如果要想鉴别信息的真伪，即便是专业人员都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因此，民众对信息源的信任度就成为另一个决定舆情战胜负的重要维度。
经验地看，普通民众对于信息源的信任度一般分成四个级别：第一，民众直接认识并且信赖的亲友的账号，占据信任度的最高位（民众亲友发布的一手信息往往被等同于真实本身）；第二，如民众关注和信任的政客、意见领袖（民间俗称网红）等账号发布或者转发的信息；第三，民众关注或者熟悉的传统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的信息；第四，信任度排名最低的是用户关注度低的账号所发布的信息，或由平台的推送机制推到用户面前的自由信息。
本次舆情战中，西方民众中存在大量的亲巴勒斯坦人群和反对支持以色列财阀的人群。因此，亲巴勒斯坦和反亲以色列财阀的舆情势力，在信息源数量和信任度上完胜支持以色列的舆情势力。
在过去10多年间，中东移民和穆斯林人群在欧洲和北美洲中的人口比例大幅度增长，促使西方民间亲巴勒斯坦的社交媒体账号数量巨增。尤其在整个欧洲，穆斯林的人数是快速增长的。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截至2021年，法国、德国、英国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在6%至9%之间。在欧洲，15岁以下的穆斯林占比为27%左右。如果只统计欧洲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这个比例将会更高。2021年，在比利时港口城市安特卫普，穆斯林占小学儿童的近半数，布鲁塞尔百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是穆斯林。
这些中东人群或穆斯林人群成了西方民众中天量的信息源，相比于犹太裔族群，其数量占绝对优势。这些群体很容易通过社群、人脉、对故乡相关的网红等各类渠道，浏览到大量的巴勒斯坦民众的悲惨图片和视频。同时，这些亲巴勒斯坦的人群也能直接接触到大量西方的普通民众。他们直接发布、转发或者通过互动散播的信息，能够有效地在西方基层民众间传播开来，让西方的普通民众看到、感受到，并且相信巴勒斯坦人的悲惨遭遇。
面对这种天量的信息源，支持以色列的资本通过各种手段对互联网巨头进行了施压，并企图在公共舆情上对反以色列势力和亲巴勒斯坦势力进行扼杀。但由于互联网舆情的特性，这种遏制难以奏效。这类信息在实施了大量删帖的互联网平台也有程度不同但足够广泛的传播，大家从欧美民间声势浩大的游行中可想而知。
针对每一个具体的用户，互联网平台能完全掌控的信息源，其实只有信任度最低的自由信息部分。用户和自己通讯录里的亲友联系，很难受到平台的限制，除非平台大面积封禁普通民众的信息交流内容。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互联网平台会针对自己的用户启动大面积的交流限制，因为这对互联网平台来讲等同于“自杀”。
平台对信息控制的日常操作相对有限。当大量需要限制的信息出现时，传播这类信息的账号数量（信息源）也突破了相关极限，互联网平台的控制力就会显得极为苍白。在本次针对巴以冲突的舆情战中，力挺巴勒斯坦的信息源数量，就被认为是突破了一个平台可以扼杀的极限。
作为对比，俄罗斯裔人群在西欧、北欧以及北美各国的总人数约为法国一个国家的穆斯林人群的十分之一。因此，亲俄罗斯的舆情在西方社会缺乏信息源，不占客观优势。
另一方面，由于当下互联网时代政治动员的逻辑，更多的新兴政客、新兴意见领袖站在亲巴勒斯坦或反对以色列及其背后资本的一方。这与亲以色列资本对舆情的掌控力最强的70至90年代有了根本的不同。
政治势力难以操控或者没有全力操控舆情，也与西方的选举政治有关。
西方政客竞选的逻辑是在进行竞选时必须获得比对手更多的选票才能胜出。因此，政客通过媒体对目标选民宣传自己的政策、承诺为选民争取利益是竞选的核心事务。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兴起之前，一般的政客无法针对种族或传统社会的边缘人群（如LGBTQ）进行精准的宣传。政客们只能依赖传统的大型媒体进行宣传。
由于非精准的传统广告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传统的大型商业媒体（电视，报纸等）往往都针对西方社会占比最大的中产阶级进行运营。因此，不同党派、持不同政见的政客的共同特征是围绕中产阶级来制定主要政策。维护中产阶级、争取中产阶级或者至少不得罪中产阶级，成为了西方政客的共识。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也是西方中产阶级人群占比最为庞大的时代。
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对于用户来说，平台的使用是免费的，不同的种族、社群、少数边缘群体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免费的媒体、交流社群和发声平台。大众民主时代奉行几乎无门槛的一人一票制度。选票成本就从底层逻辑上促进了认同政治的兴起（认同政治的兴起还有其它原因，互联网自媒体的兴起只是其中一个原因）。相比于争取相对更为理性、具有长期思维的中产阶级，争取传统社会边缘人群会更为高效。
一个政客要说服一群中产阶级认同他在发展当地经济上的政策，可能需要大量的准备和协调众多商业资源。根据业内统计，在纽约这样的核心城市，针对中产阶级的国会议席选票成本可以高达上百美元一张。选票成本类似于国内互联网从业者熟悉的获客成本。区别在于，前者的宣传目的是让目标人群投票，后者的推广目的是例如让目标人群下载app并成为有效用户。但一个政客争取同性恋群体的支持，可能只需要公开表示支持通过关于同性恋可以自由选择进出入男女厕所的法律即可。在种族维度上，只要尊重一个少数裔的习俗、宗教，甚至是按照少数裔的风格打扮，然后再为其争取经济上的福利、改善经济状况，政客就可以相对容易地俘获这类选票。
因此，政客本身和参与政治、协助政客获取选票和政治影响力的大量网络舆情领袖，都会针对传统社会边缘族裔、边缘人群大搞认同政治。国内很多人看来匪夷所思的美国“0元购”运动，其实就是政客们通过立法慷他人之慨、获取边缘人群选票的丑恶政治伎俩。
支持以色列的资本和政治精英缺乏这种新兴的认同政治势力的支持。
在传统媒体时代，美国政客们争取选票的基本盘是占全国7成人口比例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更为敏感的是国内的税收政策、商业环境、公共法令等；相对不敏感或者容易受传统媒体操作认知的，是离他们较远、相对普通民众更具专业辨别门槛的海外外交政策。
亲以色列的资本通过直接投资、捐赠、赞助等手段，凭借雄厚的财力，控制了主要的媒体、影视文化产业（例如好莱坞）、关键性的智库，以及在民众有着良好口碑的顶尖学术机构。通过这种控制，塑造了对以色列极为有利的大众舆情环境。同时，亲以色列资本通过游说、竞选资金等手段直接支持政客的竞选。
由于公共舆情对以色列有利，而犹太资本的财力在美国几乎没有其它团体能出其右，因此，在这套运作模式趋于成熟的70年代起至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兴起前，政客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会选择推行有利于以色列的政策。这种策略对政客来说，经济资源收益极大，对公众的政治负担极小。
正如刚才所分析的，互联网自媒体时代，政客们和参与政治的意见领袖们开始大搞认同政治，同时，舆情也不再由极少数大型媒体所掌控，而是让位给了大众自媒体。对于要争取穆斯林少数裔，和反以色列的相关少数裔或边缘人群（由于犹太人的商业地位和行事风格，他们长期被处于经济上劣势的边缘群体所仇视）的意见领袖和政客来说，支持以色列和其背后的资本不仅不再是政治负担极小，反而是可以摧毁其政治资本的行为。
因此，虽然政客们因为忌惮亲以色列资本的财力，没有做出不利于以色列的行为；而大量的网络意见领袖，尤其纯粹凭借社交媒体兴起的新兴的中小意见领袖，却因为要保持其认同政治下的影响力，开始力挺巴勒斯坦，或者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色列。
综上所述，在本次舆情战中，支持以色列的资本在信息源的数量和信任度上都输给了亲巴勒斯坦和反以色列的舆情势力，因此，以色列在本轮的舆情战中完全没有了传统传媒时代的舆情掌控力。
值得注意的是，亲以色列的资本在本次舆情战失利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反应。近日很多媒体都在报道，美国犹太亿万富豪巴里·斯特恩利希特（Barry Sternlicht）正在号召进行反哈马斯媒体战。斯特恩利希特利用自己的人脉，在向众多犹太富豪筹款，预计筹集资金将达到5000万美元。另一位犹太富豪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舆情反击。著名对冲基金经理、亿万富豪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提出让哈佛大学公开参与亲巴勒斯坦学生组织成员的名单，并表示要对这类学生不录用，随后一众亲以色列的富豪都附和了这一提议。
这些反击的思维和手法，依然停留在传统媒体时代的舆情战范畴。有证据表明，这类手段的效果会适得其反，即便是长期和亲以色列资本关系密切的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亨利·萨默斯，也公开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委婉表达了对阿克曼等犹太富豪的不支持。
中国如何应对未来美国的舆情战？
大湾区评论：从时政舆情的角度分析，在民间基层人口优势和大量中小意见领袖出于认同政治的双重加持下，亲以色列资本的传统舆情控制手段似乎难以奏效。这对中国应对未来美国的舆情战，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郑永年：的确，美国这些年屡次发起对华网络认知战，中美在网络舆情领域的较量也越来越激烈，如果管控不好，受影响的不仅是两国的外交关系，也会影响两国的内政。
要有效应对美国对中国的舆情战，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工程，未来将更系统性地和大家分享，今天这里我们简单地讨论两个很重要的点：第一，我们要明确中国突破美国舆情战的其中一个重要目标人群；第二，针对这类人群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
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在2010年至2020年互联网媒体兴起的十年间，美国民间对中国一直不乏正面的舆情，尽管在此期间，美国的传统媒体平台、大部分智库和众多学术机构，都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持负面评价。这些传统舆情的精英团体对中国制度的妖魔化只是在近两年加剧了，但是将中国政治制度简单地标签化、污名化的行为其实过去一直存在。
互联网自媒体兴起的初期，美国民间对中国的正面舆情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于中国在科技投资创业的浪潮中与美国的风投资本大规模互动造成的。据Wind数据统计，从2010年至2020年，200家中国创业公司赴美上市，中国每年吸纳的风险资本高达数百亿美元（根据Crunchbase数据，2021年创纪录达到870多亿美元）。在此期间在华尔街资本最炙手可热的追捧对象，就是各种中国概念股。
股市和风险投资都是典型的客观对象，涨跌都是实在的经济利益。无数投身其中的人希望通过信息优势和认知优势预判未来，从而获得丰厚的回报。相关的投资人群一直在从整体宏观和行业微观等多个维度尽可能地了解和研究中国。这种了解和探究并不受那些数十年来持续污名化、负面标签化中国的那些所谓西方中国专家的影响，为这些人的简单论调所左右。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数十年来持续唱衰中国，但是从未正确过。
投资人群之外，很多高端人才也会因为要考虑加入中国公司，或者公司管理层需要考虑是否跟中国相关新兴公司合作，都会想要客观地了解中国。
因此，整个西方民间形成了一个希望了解真实的中国，也具备客观认知中国能力的高端基础人群。这个群体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不占总人群的多数，但是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却不可小觑。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群体形成的接近10年之间，中国的知识界没有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更谈不上对这个群体进行系统性地理论输出。这个群体对中国的认知停留在以经济预测、投资环境评估这类实用性的浅层次理解之上。同时，这个群体运用的社会学知识也仅限于在西方现有的知识框架中，便于他们用来解释和预测中国。也就是说，这个群体并没有形成对中国的深刻认知。
在2020年之后，中美博弈日趋激烈，美国不断启动花样繁多的遏制中国的政策，其中在经济和投资领域的一环，就是限制美国的资金投资中国的科技公司。时政舆情的专业群体内有一个共识——这种经济遏制政策给中国的国际舆情带来的负面效应被严重低估了。大规模民间投资互动的坍缩，直接导致了在美国高知社会人群中，客观看待中国、研究中国（哪怕只在经济领域）的人群迅速萎缩，与中国相关的正面舆情信息的热度也因为没有了实用主义的需求，出现了塌方式的衰减。
因此，从目标人群的选择来讲，中国值得争取且一定能争取到的人群是客观理性的、有社会影响力的海外人群，以作为中国抵抗美国舆情打压的人群基础。通过进一步的经济开放、金融开放，甚至是精准的单边开放，重新构建一个海外人群投资中国、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参与投资中国科技公司的市场。
要让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频繁往返于中国和其母国，甚至长期生活在中国，另一部分人就算不生活在中国，也长期和中国的相关人群深度的交往。这样的人群会在美国妖魔化中国时，起到正面的作用。当中国和他们的利益相关，或者他们是中国发展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就更需要一个更为客观公正的视角。
明确了人群的特点，中国就需要搭建符合目标人群需求的媒体平台，包括但不限于独立的和非官方的网站、自媒体账号、知识咨询品牌等。相关的很多内容我在《中国叙事》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重复。我仅针对当下围绕巴以冲突的舆情战强调一点常被忽略的问题。
在互联网舆情战中，针对理性程度高、心智相对成熟的目标人群，单纯的骂战是无效的。本次围绕巴以冲突的舆情战中，为什么反以色列的舆情势力会显得比以往强大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亲以色列的资本在美国通过游说影响的外交政策，近年来愈发背离了美国的根本利益，这一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精英以及学术精英的反思与警惕。
这批精英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通过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在美国的高知人群中建立了深厚的舆情基础。其中一个代表性的著作就是米尔斯海默与沃尔特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这种理性、客观、冷静的分析，远比单纯的妖魔化亲以色列资本“吸血鬼形象”的舆情攻击来得更有效。鉴于这类人群也属于中国应对美国舆情打压所要倚重的目标人群之一，这种形式的内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如何突破信息源数量的限度？
大湾区评论：近年来，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中国一直在尝试建立可以针对海外人群、具备一定粉丝规模的自媒体账号，但收效甚微。很多海外自媒体账号的从业者都体会到，当下美国已经大幅加强了对中国自媒体账号和相关网站的打压。很多新兴的、希望为中国发声的自媒体账号遭遇限流、推广受限几乎是常态。俄乌冲突时美国在各大互联网平台封杀或限流了几乎所有俄罗斯媒体账号，这件事情我们仍记忆犹新。
根据您刚才分析，基础人群的数量和信息源的数量超过一定限度后，其实是可以突破互联网平台的遏制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突破信息源数量的限度？突破的方法又是什么？
郑永年：有这种担忧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还在按照传统舆情思维看待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的舆情战。互联网时代的舆情战中，起核心作用的舆情信息很多时候都没有和最早发出这个信息的信息源绑定，而是存在大量的信息源对其进行长期的广义引用。这次围绕巴以冲突的舆情战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要简单地阐述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厘清两个点：第一，中小时政类，财经类网络意见领袖的日常工作状况；第二，什么是自媒体信息的广义引用。
大量的时政类中小意见领袖，其实都是极小的团队，甚至就是一个人的工作室。但是，由于互联网自媒体时代信息的实时性热度和流量的相关性，每个意见领袖都必须尽快针对热门事件发声，尽早推出自己的内容，以求获得更多的流量。因此，海量的中小意见领袖真正的工作其实就是伪装成一个财经类、时政类专家，靠阅读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正的专家著作，然后针对目标人群加以自己的观点和判断进行二次创作。
很多中小网红由于水平的限制，可以说仅仅是拙劣的抄袭，甚至还有大量的账号根本不去直接阅读真正专家的著作，而是快速跟进其它自媒体意见领袖制作出来并被市场验证的内容，进行修改加工。相信一部分读者在中文互联网上已有深切的体会，大量中小时政和财经网红针对热门事件的评论几乎都是雷同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注重品质的网红或意见领袖会做出高质量的二次创作。这部分互联网自媒体创作是有着高度针对性、高度细分人群适配的创作。例如，同样是阐述金融概念，针对高知人群，互联网自媒体人一般会从严谨和专业的角度直接用数学公式描述，但是，针对普通大众的自媒体就会用实际的案例进行举例，对相关概念做简化，哪怕这会导致准确性的降低。
无论是低劣的抄袭，还是有品质的二次创作，在互联网舆情领域都统称为广义引用。
我刚才提到了一个案例，由米尔斯海默与沃尔特撰写的著作《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这本书详细地阐述了犹太游说集团的运作机制与其对美国外交产生的负面影响。这本书里的很多观点在2005年左右就在其它相关著作中出现。在本次围绕巴以冲突的舆情战之前的十多年间，但凡美国遇到中东外交的困局或失败，全球数以十万计的反对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中小时政类网红，大部分都会对这个著作里的观点进行广义引用。
该书的作者在本次巴以舆情战中，并没有直接参与动员任何形式的针对以色列和犹太财阀的舆情攻击。事实上，他们无论直接参与本次巴以舆情战与否，这些学术研究成果都由于其分析框架的有效性、良好的解释性和高准确度的前瞻性，对本次巴以舆情战中西方高知人群的舆情起到了核心的贡献。
面对理性的高端人群，他们的舆情逻辑和非理性人群有着显著的不同，他们十分在意内容的前瞻性、准确性，也会有意识地通过复盘，不断地选取高质量的内容源。因此，目标粉丝为高端人群的数以十万计的时政、财经类中小博主，都在不断寻找优质的内容源。谁能输出优质的、对己方舆情有利的内容源，这部分高端人群的舆情里，就会长期拥有对应的信息源数量优势。
中国要突破美国的舆情战，信息源的建设肯定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针对目标人群，如何输出一个对中国发展乃至世界发展有效的分析框架，以及一套良好解释性与预测性的原创理论。通俗地说就是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过去数年间对海外宣传的建设，过多停留在建立账号的粉丝数量、浏览量等简单的指标上，对真正舆情战所要考核的关键指标，如核心内容的广义引用量等概念了解不足。
我们要认识到的是，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美国的舆情战看似可怕，实则不然，中国有能力打赢这样的舆情战。■
近期在互联网上被热议的一个话题是，由于社交媒体的多元化（例如TikTok的广泛使用），西方精英控制舆论的“神话”被打破。例如，以哈冲突之初，西方主流媒体按照惯例支持以色列。然而，惯用的舆情控制手法没能限制住多元短视频平台将真相带到民众的面前，大量西方民众都在谴责以色列对平民的攻击，揭开了西方媒体精英的虚伪与双标。
在此背景下，“大湾区评论”专访了郑永年教授。
【受访者/郑永年】
社交媒体只是工具，有效性取决于如何使用
大湾区评论：随着TikTok这样的并非完全由美国掌控的新兴互联网平台的崛起，西方精英对舆情的控制力是否已经开始变得虚弱乏力了呢？如果中国能凭借TikTok冲破西方舆情的封锁，是否会引起西方对TikTok更进一步打压和封杀？
郑永年：这种结论显然太过简单化。在俄乌冲突之前，TikTok就已经是欧美最大的短视频平台。但在俄乌冲突期间，TikTok却并没有在欧美民间将大量包括中国在内的反战国家呼吁和平的主流声音有效地呈现出来，也无法影响西方对俄罗斯的极限舆情战。所有社交媒体都只是工具，它们的有效性取决于如何使用。
TikTok是当前最为主流的大众短视频平台，并不完全受西方资本和政治精英的直接掌控。它的确有效地引导巴勒斯坦的舆情，但同时也因为没有删除相关视频而承受了来自美国政治势力的压力。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其它几个受亲以色列资本和政治势力影响或掌控的互联网平台，也出现了大量的亲巴勒斯坦或反以色列资本的内容。
时政舆情行业内有一个较为明确的判断，即便TikTok实施和Facebook等互联网平台同等强度的删帖与遏制的手段，整个西方民间依然会出现亲巴勒斯坦和反以色列的舆情。类似当年美国建制派权贵联合打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情况——“封杀”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号，但支持特朗普的舆情依然没有根本上的转变。
在本次以哈冲突的舆情战中，美国亲以色列资本和政治精英对舆情操控失败。其原因是相对于亲以色列精英所控制的传统舆情力量，亲巴勒斯坦与反以色列的舆情力量在互联网时代的西方舆情体系里占据了较大的优势。只是这种优势在传统的舆情视角下，被很多人低估了。
在当下的舆情战中，互联网平台上信息源本身及其数量在用户心中的信任度是具有决定性的。互联网平台只有间接的掌控权和有限的限制力。在传统媒体时代，大型传媒机构垄断信息源，谁控制了为数不多的大型传媒，谁就掌控了民众几乎所有可见的信息源。而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网络平台将此权利让渡给了平台上每一个可以发布信息的传媒机构、网红群体，甚至是普通个人。
在时政舆情领域，每一个可以被影响和调动的可发布或传播信息的账号统称为信息源。舆情战中，发布偏向某一方内容的信息源数量越多，信息源的分布越广，同等条件下这一方的舆情优势就越大，互联网平台遏制起来就越困难。
另一方面，网络信息的最大特点是真假难辨。如果要想鉴别信息的真伪，即便是专业人员都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因此，民众对信息源的信任度就成为另一个决定舆情战胜负的重要维度。
经验地看，普通民众对于信息源的信任度一般分成四个级别：第一，民众直接认识并且信赖的亲友的账号，占据信任度的最高位（民众亲友发布的一手信息往往被等同于真实本身）；第二，如民众关注和信任的政客、意见领袖（民间俗称网红）等账号发布或者转发的信息；第三，民众关注或者熟悉的传统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的信息；第四，信任度排名最低的是用户关注度低的账号所发布的信息，或由平台的推送机制推到用户面前的自由信息。
本次舆情战中，西方民众中存在大量的亲巴勒斯坦人群和反对支持以色列财阀的人群。因此，亲巴勒斯坦和反亲以色列财阀的舆情势力，在信息源数量和信任度上完胜支持以色列的舆情势力。
在过去10多年间，中东移民和穆斯林人群在欧洲和北美洲中的人口比例大幅度增长，促使西方民间亲巴勒斯坦的社交媒体账号数量巨增。尤其在整个欧洲，穆斯林的人数是快速增长的。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截至2021年，法国、德国、英国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在6%至9%之间。在欧洲，15岁以下的穆斯林占比为27%左右。如果只统计欧洲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这个比例将会更高。2021年，在比利时港口城市安特卫普，穆斯林占小学儿童的近半数，布鲁塞尔百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是穆斯林。
这些中东人群或穆斯林人群成了西方民众中天量的信息源，相比于犹太裔族群，其数量占绝对优势。这些群体很容易通过社群、人脉、对故乡相关的网红等各类渠道，浏览到大量的巴勒斯坦民众的悲惨图片和视频。同时，这些亲巴勒斯坦的人群也能直接接触到大量西方的普通民众。他们直接发布、转发或者通过互动散播的信息，能够有效地在西方基层民众间传播开来，让西方的普通民众看到、感受到，并且相信巴勒斯坦人的悲惨遭遇。
面对这种天量的信息源，支持以色列的资本通过各种手段对互联网巨头进行了施压，并企图在公共舆情上对反以色列势力和亲巴勒斯坦势力进行扼杀。但由于互联网舆情的特性，这种遏制难以奏效。这类信息在实施了大量删帖的互联网平台也有程度不同但足够广泛的传播，大家从欧美民间声势浩大的游行中可想而知。
针对每一个具体的用户，互联网平台能完全掌控的信息源，其实只有信任度最低的自由信息部分。用户和自己通讯录里的亲友联系，很难受到平台的限制，除非平台大面积封禁普通民众的信息交流内容。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互联网平台会针对自己的用户启动大面积的交流限制，因为这对互联网平台来讲等同于“自杀”。
平台对信息控制的日常操作相对有限。当大量需要限制的信息出现时，传播这类信息的账号数量（信息源）也突破了相关极限，互联网平台的控制力就会显得极为苍白。在本次针对巴以冲突的舆情战中，力挺巴勒斯坦的信息源数量，就被认为是突破了一个平台可以扼杀的极限。
作为对比，俄罗斯裔人群在西欧、北欧以及北美各国的总人数约为法国一个国家的穆斯林人群的十分之一。因此，亲俄罗斯的舆情在西方社会缺乏信息源，不占客观优势。
另一方面，由于当下互联网时代政治动员的逻辑，更多的新兴政客、新兴意见领袖站在亲巴勒斯坦或反对以色列及其背后资本的一方。这与亲以色列资本对舆情的掌控力最强的70至90年代有了根本的不同。
政治势力难以操控或者没有全力操控舆情，也与西方的选举政治有关。
西方政客竞选的逻辑是在进行竞选时必须获得比对手更多的选票才能胜出。因此，政客通过媒体对目标选民宣传自己的政策、承诺为选民争取利益是竞选的核心事务。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兴起之前，一般的政客无法针对种族或传统社会的边缘人群（如LGBTQ）进行精准的宣传。政客们只能依赖传统的大型媒体进行宣传。
由于非精准的传统广告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传统的大型商业媒体（电视，报纸等）往往都针对西方社会占比最大的中产阶级进行运营。因此，不同党派、持不同政见的政客的共同特征是围绕中产阶级来制定主要政策。维护中产阶级、争取中产阶级或者至少不得罪中产阶级，成为了西方政客的共识。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也是西方中产阶级人群占比最为庞大的时代。
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对于用户来说，平台的使用是免费的，不同的种族、社群、少数边缘群体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免费的媒体、交流社群和发声平台。大众民主时代奉行几乎无门槛的一人一票制度。选票成本就从底层逻辑上促进了认同政治的兴起（认同政治的兴起还有其它原因，互联网自媒体的兴起只是其中一个原因）。相比于争取相对更为理性、具有长期思维的中产阶级，争取传统社会边缘人群会更为高效。
一个政客要说服一群中产阶级认同他在发展当地经济上的政策，可能需要大量的准备和协调众多商业资源。根据业内统计，在纽约这样的核心城市，针对中产阶级的国会议席选票成本可以高达上百美元一张。选票成本类似于国内互联网从业者熟悉的获客成本。区别在于，前者的宣传目的是让目标人群投票，后者的推广目的是例如让目标人群下载app并成为有效用户。但一个政客争取同性恋群体的支持，可能只需要公开表示支持通过关于同性恋可以自由选择进出入男女厕所的法律即可。在种族维度上，只要尊重一个少数裔的习俗、宗教，甚至是按照少数裔的风格打扮，然后再为其争取经济上的福利、改善经济状况，政客就可以相对容易地俘获这类选票。
因此，政客本身和参与政治、协助政客获取选票和政治影响力的大量网络舆情领袖，都会针对传统社会边缘族裔、边缘人群大搞认同政治。国内很多人看来匪夷所思的美国“0元购”运动，其实就是政客们通过立法慷他人之慨、获取边缘人群选票的丑恶政治伎俩。
支持以色列的资本和政治精英缺乏这种新兴的认同政治势力的支持。
在传统媒体时代，美国政客们争取选票的基本盘是占全国7成人口比例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更为敏感的是国内的税收政策、商业环境、公共法令等；相对不敏感或者容易受传统媒体操作认知的，是离他们较远、相对普通民众更具专业辨别门槛的海外外交政策。
亲以色列的资本通过直接投资、捐赠、赞助等手段，凭借雄厚的财力，控制了主要的媒体、影视文化产业（例如好莱坞）、关键性的智库，以及在民众有着良好口碑的顶尖学术机构。通过这种控制，塑造了对以色列极为有利的大众舆情环境。同时，亲以色列资本通过游说、竞选资金等手段直接支持政客的竞选。
由于公共舆情对以色列有利，而犹太资本的财力在美国几乎没有其它团体能出其右，因此，在这套运作模式趋于成熟的70年代起至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兴起前，政客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会选择推行有利于以色列的政策。这种策略对政客来说，经济资源收益极大，对公众的政治负担极小。
正如刚才所分析的，互联网自媒体时代，政客们和参与政治的意见领袖们开始大搞认同政治，同时，舆情也不再由极少数大型媒体所掌控，而是让位给了大众自媒体。对于要争取穆斯林少数裔，和反以色列的相关少数裔或边缘人群（由于犹太人的商业地位和行事风格，他们长期被处于经济上劣势的边缘群体所仇视）的意见领袖和政客来说，支持以色列和其背后的资本不仅不再是政治负担极小，反而是可以摧毁其政治资本的行为。
因此，虽然政客们因为忌惮亲以色列资本的财力，没有做出不利于以色列的行为；而大量的网络意见领袖，尤其纯粹凭借社交媒体兴起的新兴的中小意见领袖，却因为要保持其认同政治下的影响力，开始力挺巴勒斯坦，或者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色列。
综上所述，在本次舆情战中，支持以色列的资本在信息源的数量和信任度上都输给了亲巴勒斯坦和反以色列的舆情势力，因此，以色列在本轮的舆情战中完全没有了传统传媒时代的舆情掌控力。
值得注意的是，亲以色列的资本在本次舆情战失利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反应。近日很多媒体都在报道，美国犹太亿万富豪巴里·斯特恩利希特（Barry Sternlicht）正在号召进行反哈马斯媒体战。斯特恩利希特利用自己的人脉，在向众多犹太富豪筹款，预计筹集资金将达到5000万美元。另一位犹太富豪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舆情反击。著名对冲基金经理、亿万富豪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提出让哈佛大学公开参与亲巴勒斯坦学生组织成员的名单，并表示要对这类学生不录用，随后一众亲以色列的富豪都附和了这一提议。
这些反击的思维和手法，依然停留在传统媒体时代的舆情战范畴。有证据表明，这类手段的效果会适得其反，即便是长期和亲以色列资本关系密切的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亨利·萨默斯，也公开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委婉表达了对阿克曼等犹太富豪的不支持。
中国如何应对未来美国的舆情战？
大湾区评论：从时政舆情的角度分析，在民间基层人口优势和大量中小意见领袖出于认同政治的双重加持下，亲以色列资本的传统舆情控制手段似乎难以奏效。这对中国应对未来美国的舆情战，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郑永年：的确，美国这些年屡次发起对华网络认知战，中美在网络舆情领域的较量也越来越激烈，如果管控不好，受影响的不仅是两国的外交关系，也会影响两国的内政。
要有效应对美国对中国的舆情战，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工程，未来将更系统性地和大家分享，今天这里我们简单地讨论两个很重要的点：第一，我们要明确中国突破美国舆情战的其中一个重要目标人群；第二，针对这类人群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
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在2010年至2020年互联网媒体兴起的十年间，美国民间对中国一直不乏正面的舆情，尽管在此期间，美国的传统媒体平台、大部分智库和众多学术机构，都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持负面评价。这些传统舆情的精英团体对中国制度的妖魔化只是在近两年加剧了，但是将中国政治制度简单地标签化、污名化的行为其实过去一直存在。
互联网自媒体兴起的初期，美国民间对中国的正面舆情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于中国在科技投资创业的浪潮中与美国的风投资本大规模互动造成的。据Wind数据统计，从2010年至2020年，200家中国创业公司赴美上市，中国每年吸纳的风险资本高达数百亿美元（根据Crunchbase数据，2021年创纪录达到870多亿美元）。在此期间在华尔街资本最炙手可热的追捧对象，就是各种中国概念股。
股市和风险投资都是典型的客观对象，涨跌都是实在的经济利益。无数投身其中的人希望通过信息优势和认知优势预判未来，从而获得丰厚的回报。相关的投资人群一直在从整体宏观和行业微观等多个维度尽可能地了解和研究中国。这种了解和探究并不受那些数十年来持续污名化、负面标签化中国的那些所谓西方中国专家的影响，为这些人的简单论调所左右。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数十年来持续唱衰中国，但是从未正确过。
投资人群之外，很多高端人才也会因为要考虑加入中国公司，或者公司管理层需要考虑是否跟中国相关新兴公司合作，都会想要客观地了解中国。
因此，整个西方民间形成了一个希望了解真实的中国，也具备客观认知中国能力的高端基础人群。这个群体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不占总人群的多数，但是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却不可小觑。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群体形成的接近10年之间，中国的知识界没有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更谈不上对这个群体进行系统性地理论输出。这个群体对中国的认知停留在以经济预测、投资环境评估这类实用性的浅层次理解之上。同时，这个群体运用的社会学知识也仅限于在西方现有的知识框架中，便于他们用来解释和预测中国。也就是说，这个群体并没有形成对中国的深刻认知。
在2020年之后，中美博弈日趋激烈，美国不断启动花样繁多的遏制中国的政策，其中在经济和投资领域的一环，就是限制美国的资金投资中国的科技公司。时政舆情的专业群体内有一个共识——这种经济遏制政策给中国的国际舆情带来的负面效应被严重低估了。大规模民间投资互动的坍缩，直接导致了在美国高知社会人群中，客观看待中国、研究中国（哪怕只在经济领域）的人群迅速萎缩，与中国相关的正面舆情信息的热度也因为没有了实用主义的需求，出现了塌方式的衰减。
因此，从目标人群的选择来讲，中国值得争取且一定能争取到的人群是客观理性的、有社会影响力的海外人群，以作为中国抵抗美国舆情打压的人群基础。通过进一步的经济开放、金融开放，甚至是精准的单边开放，重新构建一个海外人群投资中国、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参与投资中国科技公司的市场。
要让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频繁往返于中国和其母国，甚至长期生活在中国，另一部分人就算不生活在中国，也长期和中国的相关人群深度的交往。这样的人群会在美国妖魔化中国时，起到正面的作用。当中国和他们的利益相关，或者他们是中国发展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就更需要一个更为客观公正的视角。
明确了人群的特点，中国就需要搭建符合目标人群需求的媒体平台，包括但不限于独立的和非官方的网站、自媒体账号、知识咨询品牌等。相关的很多内容我在《中国叙事》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重复。我仅针对当下围绕巴以冲突的舆情战强调一点常被忽略的问题。
在互联网舆情战中，针对理性程度高、心智相对成熟的目标人群，单纯的骂战是无效的。本次围绕巴以冲突的舆情战中，为什么反以色列的舆情势力会显得比以往强大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亲以色列的资本在美国通过游说影响的外交政策，近年来愈发背离了美国的根本利益，这一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精英以及学术精英的反思与警惕。
这批精英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通过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在美国的高知人群中建立了深厚的舆情基础。其中一个代表性的著作就是米尔斯海默与沃尔特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这种理性、客观、冷静的分析，远比单纯的妖魔化亲以色列资本“吸血鬼形象”的舆情攻击来得更有效。鉴于这类人群也属于中国应对美国舆情打压所要倚重的目标人群之一，这种形式的内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如何突破信息源数量的限度？
大湾区评论：近年来，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中国一直在尝试建立可以针对海外人群、具备一定粉丝规模的自媒体账号，但收效甚微。很多海外自媒体账号的从业者都体会到，当下美国已经大幅加强了对中国自媒体账号和相关网站的打压。很多新兴的、希望为中国发声的自媒体账号遭遇限流、推广受限几乎是常态。俄乌冲突时美国在各大互联网平台封杀或限流了几乎所有俄罗斯媒体账号，这件事情我们仍记忆犹新。
根据您刚才分析，基础人群的数量和信息源的数量超过一定限度后，其实是可以突破互联网平台的遏制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突破信息源数量的限度？突破的方法又是什么？
郑永年：有这种担忧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还在按照传统舆情思维看待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的舆情战。互联网时代的舆情战中，起核心作用的舆情信息很多时候都没有和最早发出这个信息的信息源绑定，而是存在大量的信息源对其进行长期的广义引用。这次围绕巴以冲突的舆情战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要简单地阐述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厘清两个点：第一，中小时政类，财经类网络意见领袖的日常工作状况；第二，什么是自媒体信息的广义引用。
大量的时政类中小意见领袖，其实都是极小的团队，甚至就是一个人的工作室。但是，由于互联网自媒体时代信息的实时性热度和流量的相关性，每个意见领袖都必须尽快针对热门事件发声，尽早推出自己的内容，以求获得更多的流量。因此，海量的中小意见领袖真正的工作其实就是伪装成一个财经类、时政类专家，靠阅读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正的专家著作，然后针对目标人群加以自己的观点和判断进行二次创作。
很多中小网红由于水平的限制，可以说仅仅是拙劣的抄袭，甚至还有大量的账号根本不去直接阅读真正专家的著作，而是快速跟进其它自媒体意见领袖制作出来并被市场验证的内容，进行修改加工。相信一部分读者在中文互联网上已有深切的体会，大量中小时政和财经网红针对热门事件的评论几乎都是雷同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注重品质的网红或意见领袖会做出高质量的二次创作。这部分互联网自媒体创作是有着高度针对性、高度细分人群适配的创作。例如，同样是阐述金融概念，针对高知人群，互联网自媒体人一般会从严谨和专业的角度直接用数学公式描述，但是，针对普通大众的自媒体就会用实际的案例进行举例，对相关概念做简化，哪怕这会导致准确性的降低。
无论是低劣的抄袭，还是有品质的二次创作，在互联网舆情领域都统称为广义引用。
我刚才提到了一个案例，由米尔斯海默与沃尔特撰写的著作《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这本书详细地阐述了犹太游说集团的运作机制与其对美国外交产生的负面影响。这本书里的很多观点在2005年左右就在其它相关著作中出现。在本次围绕巴以冲突的舆情战之前的十多年间，但凡美国遇到中东外交的困局或失败，全球数以十万计的反对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中小时政类网红，大部分都会对这个著作里的观点进行广义引用。
该书的作者在本次巴以舆情战中，并没有直接参与动员任何形式的针对以色列和犹太财阀的舆情攻击。事实上，他们无论直接参与本次巴以舆情战与否，这些学术研究成果都由于其分析框架的有效性、良好的解释性和高准确度的前瞻性，对本次巴以舆情战中西方高知人群的舆情起到了核心的贡献。
面对理性的高端人群，他们的舆情逻辑和非理性人群有着显著的不同，他们十分在意内容的前瞻性、准确性，也会有意识地通过复盘，不断地选取高质量的内容源。因此，目标粉丝为高端人群的数以十万计的时政、财经类中小博主，都在不断寻找优质的内容源。谁能输出优质的、对己方舆情有利的内容源，这部分高端人群的舆情里，就会长期拥有对应的信息源数量优势。
中国要突破美国的舆情战，信息源的建设肯定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针对目标人群，如何输出一个对中国发展乃至世界发展有效的分析框架，以及一套良好解释性与预测性的原创理论。通俗地说就是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过去数年间对海外宣传的建设，过多停留在建立账号的粉丝数量、浏览量等简单的指标上，对真正舆情战所要考核的关键指标，如核心内容的广义引用量等概念了解不足。
我们要认识到的是，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美国的舆情战看似可怕，实则不然，中国有能力打赢这样的舆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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