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乡村再无“做题家”，童年何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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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鹏：过度行政化、高利害关系是导致教师精力流失、教育沦为筛选、无法育人的两大障碍，而至少目前这两大障碍仍看不到松动的痕迹。

刘鹏

■尽管电影《我本是高山》颇受争议，但张桂梅校长托举华坪女高的女学生考出大山的传奇，再次将乡村教育发展至今的困境在大众视野中摊开。在这些孩子逆天改命、金榜提名之前，乡村的基础教育是什么模样？在城乡二元结构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塑造乡村学子的人生？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专访了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中心执行主任刘鹏。刘鹏从2013年从支教开始了超过10年投身乡村教育，特别是小学和学前阶段教育的工作生涯，为大凉山、甘肃、青海、湖南、贵州以及北京、上海的部分留守和流动儿童提供服务。

根据他的观察，现在乡村并不缺教师，甚至能看到一个村小10个学生配7-8个老师的师配比，但是，优质师资流失、教师的精力流失是目前乡村学校教育的一大难题。过度行政化、高利害关系，是导致教师精力流失，教育沦为筛选，无法育人的两大障碍，而至少在目前阶段这两大障碍仍看不到松动的痕迹。

在城镇化和乡村人口减少的推动下，从2001年正式开启的“撤点并校”整合教育资源逐步向县域倾斜，也加速了乡村中小学在过去20年间的消逝。刘鹏认为，农村势必会逐渐消退，但不会消亡。乡村教育目前要做的，一是在过渡过程中继续培养人才，二是探索出适合未来定居在乡村的人所适应的培养模式，通过“多元育人”给乡村孩子更好地谋生和发展提供支持。

以下是与刘鹏的访谈整理。

记者：现在乡村小学和学前阶段的教育水平与之前相比有什么变化？

刘鹏：我认为首先中国教育，特别是中国的学校教育，跟以前相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第一，整体的培养方式更丰富了。从以前语数外的主科课程，逐渐更趋向于就业的课程，也逐渐在转向美育的概念，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第二，入园率提高了。现在整体入园率已经从最早的百分之50%-60%，到现在提到约平均90%，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上学，很难在这个阶段因为读不起书没有办法接受义务教育。

记者：乡村振兴政策下这些小学阶段和学前阶段有哪些症结？

刘鹏：这是一个大问题。首先是定义。我们在讲教育的时候，大家默认的都是学校教育。社会讨论中的“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问题。教育是学校、家庭、还有社会层面的教育综合起来才完整。学校的功能更多是筛选和培养。

乡村的学校教育主要症结是：第一，对教育的定义不清楚，导致学校负重过重。特别是很多家长觉得把孩子送学校就完事了，孩子成不成才，心理健不健康，学校要负很大责任，导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学校会不堪重负。这也跟中国的国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中国的国情是“大政府”状态，文化上也属于家长制。学校里面也延续了家长制文化，即整个社会默认学校是所有教育集中发生的地方，出了问题就都是学校的问题。对于学校教育定义的不清楚就导致社会对它的期待也是不清楚的，导致学校和教师的负担过重。

过度行政化和高利害关系是教育问题上的“两座大山”，且现阶段还看不到改善。

行政化捆绑住了教育上的很多活力。承担了更多负担之后老师忙碌于填写各种材料文件，很难完全把精力都用在教学上。当老师自身难以在工作中获得幸福感，严重者慎之出现抑郁和自我否定，就更难以在情绪、时间和精力上给学生提供支持。

高利害关系，指的是把老师的职称评定、工资发放、职业生涯发展都与学生成绩绑定，学生成绩又与升学、家庭的未来发展，甚至与所在学校和地区的发展息息相关。这种高利害关系不变，评价指标不变，教育很难从“筛选”回到“育人”。

第二，从筛选的角度来说，标准不公平。要统一标准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比如教育发展状态按地区来看，可以分为东中西。东部，指东部沿海一带；中部指偏湖南、河南地区；再到西部甘肃、青海等省份，包含凉山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经济文化发展状态不同，学生在能力表现上就会有所不同，但筛选标准是相同的，形成了差距。

举个例子，之前我们跟一个北师大的团队做儿童早期干预的调研，了解孩子缺乏什么，在缺乏的基础上提供相关的供给，让他们更好的去补齐不足。我了解到国家对于所有新生儿童都有会有一个健康监测，比如身体、脑围等指标。甘肃地区因为营养的问题，孩子的脑围就会比沿海地区要小。

第三，整体的社会的供给不足。家长是教育是最重要的参与方。但是农村地区或者西北的农村地区，父母大部分以前接受教育程度较低，社会竞争力更弱，注意力更多地是放在基础生存上，所以父母能供孩子把书读完就已经很尽力了，孩子是不是心理健康？孩子可能碰到哪些困境？第一，这部分家长没有干预能力。第二，生存压力对他们而言是高于一切的。他们希望孩子尽可能懂事，不要找麻烦，最好是学习好。能让他去读书，去供他把书读完本身已经很尽力了，再让他能读得很好。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困难。

第四，生活在乡村的孩子在社会资源上处于弱势。受制于现实情况，乡村的很多孩子可能从父母、老师等端口获得的竞争力较弱。好的老师都去到县城了，或者留下教学水平有限的老师，校长领导能力也有限。周围有稍微有一些想法的家长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人因为自己本身还在困局当中，更难以在社会层面上给孩子支持。

对“教育”的定义存在问题、教育筛选的标准有问题，再到教育资源供给不足，是我个人观察到的主要症结。根据目前社会发展的阶段，这些问题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得到调整，仍会持续一段时间。

中国的城镇化仍在进行中，很难根据城乡差距做到有针对性的培养。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中国的城镇化大体会完成。或许到时候我们的教育培养模式会变成像在日本看到的状态——乡村学校能够提供在适合乡村的培养方式和生存方式。目前我们还处于流动的过程。等到流动的过程结束之后，培养体系和评价体系才可能更稳定。

记者：乡村经历了20年的“撤点并校”改革，城镇化是一个比较大的趋势，乡村学校可能就会逐渐消失。我们能做什么？

刘鹏：人口的变化和乡村消失是个客观事实。拿河北的阜平县举例，我们在调研过程里头发现在2015年之前，它的乡村学校，包含完整的村小（1-6年级）和教学点（一个或多个年级，非完整年级），大概有234所，现在剩下不到50所。消亡速度是非常快的，这跟城镇化与人口流动有关系。随着经济发展，如果农村逐渐开始不满足整体性人类的居住效率，农村势必会逐渐消退，但是它不会完全消亡。

第一，农村在城镇化阶段具有独特价值。中国是农业社会，农耕文化备受重视。国人对乡土本身有很重的归宿情结。第二，农村具有重要的保障和供给功能。城市再大，城镇化效率再高，仍需要乡村来支撑大量的基本生活要素的生产。第三，为什么人在城市待久了会去乡村？为什么李子柒会这么火？因为人对于多样性是有诉求的。

乡村不会完全消亡，它只会在数量上逐渐实现城镇的聚集。经历人口流动变化之后，留下来的乡村以及留在乡村的人口就大致稳定了，人口数量约为9亿-12亿，这些居民可能在乡村生活，或者是以县城为中心生活。

我们在这个社会变迁过程里头要做的, 一是人的培养。哪怕知道乡村会逐渐消退，但是在过渡过程中要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培养，农村的孩子才能更好的承担社会角色。

第二，做农村小规模联盟。学校在明显地消退，所以需要从重点培养所有学校，逐渐到探索这种学校存在的意义，给未来提供模板：流动结束之后，以后乡村学校应该有什么样的培养方式？怎么能更好的让乡村的孩子去融入乡土，走向世界？

记者：普职分流会如何影响到农村的基础教育？

刘鹏：人们觉得一旦分流，被分流的那一批孩子就是更差的，因为Ta考不上高中，上不了大学，所以只能去职校，职校的教育又不好，就导致这个孩子未来竞争力更差。在统一的高考制度下，乡村的孩子确实是竞争关系里比较弱势的那一方。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这些孩子能去读大学本科的可能不到20%。在分流后就代表着这孩子就更加没有机会了，这是目前发展阶段的确实状态。

个人来看，分流能带来更多样的培养方式和可能性。举个例子，一个乡村孩子可能在动手能力上创造力更强，可能在某些方面会比城市孩子韧性更足，那对Ta的培养方式就可以是多样的。但问题是，目前他们可选择的职业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看是不够体面的。

根本问题在于对分流之后的学生干预不足，导致社会共识认为这些学生处于弱势。如果职校有一个很好的培养体系，那分流能够给中国不同发展状态的孩子提供更多选择。下一步的改进应该集中在实现更为有效的职业教育培养，培养之后Ta能够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

记者：现在目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师资的流动情况是怎么样的？

刘鹏：第一是好的老师在流失。由于虹吸效应，好老师和生源逐渐流向县城。受制于现在的高考制度、统一的清北率、本科率等评价体系，好老师都在往城市走。以前，让老师用心是一件比较正常的事，但现在让老师用心是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困境在于老师的各方面压力较大，除去教学外，还有很多行政压力，使得老师很难聚焦到教学上。在农村地区，评价体系中“好”孩子越来越少，加上生源有限，使得老师就更难更有动力去用心。

第二，留在乡村当地的老师精力上的流失。我个人并不觉得乡村缺少老师，只是音体美等科目的老师可能数量不够。国家已经从均衡验收开始一直到现在做的“特岗推进”。现在的乡村教师并不缺，甚至在一个村小会出现十个学生，有将近七八个老师的情况。而且在撤点并校、学生人口数量倒挂以后，未来会出现学生少老师多的情况。在云南、甘肃等地区的乡村学校能看到30个学生12个老师这样的师配比。只是美术、音乐课老师大部分留在县城，因为县城也需要这样的指标，所以在云贵川，特别是四川凉州的乡村老师需要兼任这些科目。

记者：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新的培养模式会有什么改变？

刘鹏：第一，培养方式、培养课程更多元。第二，孩子的出路能更多元。多元化从功利上而言能让孩子有更多的生存机会。

此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做的是在县里自下而上地做“多元育人”这一件事，尽可能地倡导、引进项目、包含联动当地的老师，从重视主科，再到重视音体美，再到其他学科，让培养的路径和资源稳定下来。

我们需要让教育系统从政策层面上去意识到多元化的重要性，了解多元化可能产生的效果和现状并不相悖，而是只会让孩子的发展状态、学业状态、心里状态比现在更好、不会更差。

记者：乡村学校的硬件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学生不会去使用，也没有老师去引导他们掌握新的技术、媒介和相应的素养。一些企业和机构在提供各种课程，这些公益课程资源能够真正做到弥补数字鸿沟吗？

刘鹏：接受方的问题第一是在老师的意识和理解。如果老师自身没上过科技等素质课程，Ta也不会觉得重要。即使觉得重要，Ta也比较难灵活有效的运用这些技能。

第二，老师的工作量本身已经很饱和了。你再给Ta这些东西，对Ta来说是负担，何况老师在教课之外有很多行政压力，老师的主管考核单位可能对这方面也还没有充分重视，加上政策和硬性要求对于科技类课程的资源分配也较少，所以导致这类课程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

给予方的问题在于容易“一厢情愿”。在筛选过程里，公益机构有没有清楚知道学校的师资配比、学校老师的基础意愿情况、课程的兼容性、课程的内容是不是适合这些老师的使用？举个例子，我们之前在推美育课程，把硬件给了老师之后，老师可能偶尔敷衍一下，最后就会形成双方的绑架。给予方会觉得这老师怎么这么难让人理解，这么给你支持，你还不接受？

但是我们发现，首先，美育在乡村老师的工作中优先级靠后，跟老师的考核没关系。所以，我们就需要考虑如何让美育和跟老师的考核有关系。第二，老师的时间精力不够。我们就开始研发课程课件、PPT、视频，让老师更多地作为课堂组织者，不需要全程备课。老师在美育课程上的备课时间从会从原本的20分钟缩短到5-10分钟，至少缩短一半，能够提高老师的授课意愿。

如果老师不具备美育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我们可以采用“双师”的方式，即老师负责组织课堂和引导学生，专业人士通过录播课件的方式提供专业内容，类似于之前线上教育的“斑马AI课”。老师在课堂中承担组织和引导的角色，回应孩子碰到的困难，帮助孩子最终做出作品。公益组织作为给予方要真正找到乡村教师的需求，给他们做“脚手架”，他们才会不把这件事情当成一项任务去应付。

记者：社交媒体和游戏沉迷现象对乡村教育有什么影响？

刘鹏：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网络的现象在城市乡村不会有很大差别，但唯一的差别在于互联网的影响，我认为对乡村教育来说弊大于利。

第一，互联网看似给了孩子们很多看见外面的机会，但这些信息都是经过编排的，甚至有些是非真实的。

第二，网上的世界跟他们现实生活的差距很大，看得见摸不着，刺激出更强的欲望，增强心理上的不平衡感，甚至诱发借贷等出格行为。

第三点，在家庭管理上，父母可能倾向于采取粗暴制止的方式，但是并不形成实质性效果，并没有有效的方式帮助孩子防沉迷。父母既没有有效的方法，也难以持续在孩子身边干预他们的行为。对于乡村的孩子来说，他们需要情感陪伴和社交。

我想在手机对于乡村孩子来说，第一，代表他们对美好的向往。因为他们身处缺乏的环境中，美好的事物会激发他们对更好生活的渴望。第二，物理环境中亲情的相对缺位使得他们更需要转向互联网获得社交。这些孩子在使用互联网时难以获得相应的支持，可能形成反叛心理，并且难以分辨如何使用互联网工具。

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公益机构可以教孩子怎么识别网络信息，让孩子怎么去使用数码工具。这也是全社会都需要的，不要把游戏看成洪水猛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