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在东京泡汤，周一凌晨赶回来打工。
发布日期：2024-12-26 18:44
迪伦·斯通-米勒（左）在5月探访林赛·哈里斯一家时抱着他生物学意义上的孩子J，后面跟着的是J的两个妈妈林赛·哈里斯（右）和林赛·墨菲以及斯通-米勒的另一个生物学子女卡尔。
Amy Dockser Marcus
■今年夏天，迪伦·斯通-米勒(Dylan Stone-Miller)驱车踏上9,000英里（约合15,000公里）的旅程，去看望他的一些孩子。他总共有96个孩子。
从情感上，从规划安排上，乃至从方方面面来看，这次旅行都十分复杂，对孩子、孩子的家人，以及斯通-米勒——一名多产的32岁捐精者来说都是如此。这次公路旅行是一场更大的探索之旅的一部分——他想要弄清，他这个缺席的生父在男孩和女孩的生命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一切始于三年前，当时他第一次看到自己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子女的照片，这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名叫哈珀(Harper)，有着跟他一样的蓝眼睛，还有跟他妹妹一样的金色卷发。他回忆说，当时他流下了眼泪，竟意外感受到了亲情。
斯通-米勒说：“我把她看成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他在哈珀三岁时见到她，当时便决定要与尽可能多的孩子培养感情。他辞去软件工程师的工作，靠着积蓄踏上了探寻之旅。到目前为止，斯通-米勒已经见过25个生物学子女。他说，由于对捐精者后代的追踪有时并不可靠，“我永远无法确定我有多少个孩子”。
斯通-米勒的寻亲使命本身是一种机缘巧合，是体外受精、互联网和低成本DNA检测意外结合的产物。这些互不相干的技术进步让寻找生物学父亲成为可能，而在过去，生物学父亲的身份是精子库严守的秘密，基本无从知晓。
2020年，斯通-米勒与妻子分手几个月后，有个陌生人给他发了一条讯息。发信人是哈珀的两个妈妈之一——艾丽西亚·鲍斯(Alicia Bowes)，她写道：“我冒昧地给您写信，因为今天是加拿大的感恩节，我只想告诉您我们全家对您有多么感激。”她通过社交媒体和捐献者档案中的线索找到了斯通-米勒，这些线索包括他的名字和他父亲的职业——司法心理学家。
斯通-米勒打开鲍斯的Instagram页面，看到了哈珀的照片。几天后，他问鲍斯是否可以加入一个名为“Xytex 5186后代”的Facebook父母群，这个群以他的精子库ID命名。鲍斯同意为感兴趣的人新建一个群。当他告诉群里的人，说他想见见孩子时，有20个孩子的父母回应。这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夫妇或单身女性，反映了精子库行业的一种趋势。
斯通-米勒了解到这个Facebook群组时，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当时，前妻带着她年幼的儿子搬出了他们在亚特兰大东部共同购买的三卧住宅。他说：“我觉得自己失败透顶。”几个月后，在找到新工作后的第一天，他收到了鲍斯的讯息。
如今，查明捐精者的身份和所在变得相对容易，这重塑着关于家庭构成的传统观念。父母们说，把生物学父亲介绍给孩子，既有潜在的益处，也伴有伤害感情和辜负期望的风险。逾一百万美国人通过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方式受孕；而受精者所生后代的人数还无从查证。
斯通-米勒开始捐献精子时，长期以来一直笼罩着神秘面纱的精子捐献领域已经发生了变化。斯通-米勒准许精子库在他的生物学子女年满18岁后，向他们透露他的身份。加入Facebook群组，让透露身份的时间提前了好些年。他说：“我想看着孩子们长大。”
一些父母决定不跟他打交道。那些欢迎他来家作客的父母则试图厘清他的角色——生物学父亲、捐精父亲、访客，抑或是特别的朋友。这些父母和斯通-米勒都不确定，界限应该划在哪里。
去年让斯通-米勒两次上门作客的鲍斯说：“有时候会感觉迪伦有些越界。我们要弄清界限在哪里，他也要弄清他的界限。”
斯通-米勒的母亲丽贝卡·斯通(Rebecca Stone)说，她没法用简单的答案来解释儿子的动机。不过，看到斯通-米勒寄来的生物学孙辈的照片，让她觉得很开心。她说：“我能在几乎所有孩子身上看到迪伦的影子。许多孩子都有跟他一样的金头发和蓝眼睛。我能看到他的闪光点，他身上一直都有的闪光点。”
斯通-米勒说，上大学的时候，他捐精是为了挣钱，每次能挣到100美元。但他说，回想起来，他能坚持六年，并不完全是为了钱。
斯通-米勒曾两次探访哈珀和她的姐妹哈洛(Harlow)，哈洛也是他的一个生物学子女。今年7月，斯通-米勒来到加拿大埃德蒙顿，在离两姐妹家不远的一家爱彼迎(Airbnb)住了九天，这是他此行停留时间最长的一站。两个女孩的妈妈承认，这种关系很复杂，大到他在孩子生命中扮演何种角色，小到如何称呼他，都无法用三言两语说清。
鲍斯说：“我不想让哈珀觉得怎么称呼他都可以。他不是她爸爸。绝对不是。如果她在我们面前这么叫，我们会立即纠正说：‘迪伦不是你爸爸。他永远不会是你爸爸。你没有爸爸。你有一个捐献者。’”
斯通-米勒对此难以接受。他说：“很难直视我亲生女儿的眼睛，告诉她我不是她爸爸。”
斯通-米勒这次出发后不久，在马萨诸塞州马什菲尔德的祖母家停留了一段时间，他对祖母倾诉说，他感到不安，不知该如何在这么多孩子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说：“我是孩子的父母吗？从孩子的角度看，也许有时候我是？我不知道。我说的不算数，但有时候确实有种养儿育女的感觉。”
斯通-米勒说，他曾告诉自己的治疗师，说希望与亲生的孩子一直保持联系。但他又问道：“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舍不得说再见
斯通-米勒启程之前，探望了住在亚特兰大市郊的六岁生物学子女卡尔(Cal)。过去两年，他曾数次探望这个男孩，卡尔告诉他的两个妈妈，说他想跟斯通-米勒单独待一段时间。两个妈妈同意让斯通-米勒开车带卡尔去Target买玩具。
卡尔的一个妈妈林赛·哈里斯(Lindsay Harris)说：“让卡尔和迪伦一起开车出门，我有些担心。但我相信迪伦是个诚实的人。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感觉可以放宽心。我完全信任他。”
逛完Target，他们去了公园，与卡尔的两个妈妈和他三岁的弟弟（斯通-米勒的另一个生物学子女）一起玩了一下午。到了分别的时候，卡尔很难过，斯通-米勒也很难过。他说：“每次都舍不得说再见。”
卡尔的两个妈妈对这次探访心怀感激。哈里斯说：“在我们生活的地方，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所以如果有孩子跟卡尔说‘你没有爸爸'，卡尔就可以说：‘我有生物学上的爸爸。我有一个作为捐献者的爸爸。我见过他。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在两天后的5月26日，早晨9点，斯通-米勒吃完几块香蕉煎饼，开着一辆丰田RAV4从亚特兰大启程，车上装满在天热和天冷时穿的衣服、露营用具、飞盘和童书，包括《哈罗德和紫色蜡笔》(Harold and the Purple Crayon)。7月底，他抵达此行最远的一站——温哥华，预计在9月之前回家。
斯通-米勒上路后不久，在康涅狄格州东部稍作停留，去看了五岁的马克·赖谢特(Mac Wraichette)，马克正满心期待地等着他。马克的两个妈妈之一杰茜·赖谢特(Jessie Wraichette)说：“他一睁眼就问：‘迪伦要来吗？’”这是斯通-米勒第三次探访。
两人待在一起的时候，马克跳进游泳池展示泳技。斯通-米勒对他说：“你游得跟鱼一样。” 他推着马克在后院荡秋千。当马克跑向滑梯爬梯子时，斯通-米勒大声提醒马克的两个妈妈让他小心旁边的植物。
他问：“那是毒橡吗？如果是的话，可别让他碰着了。”
捐精的机缘
斯通-米勒的父母在他14岁时离异。他和比他小四岁的妹妹每14天有六天与父亲一起生活，其余时间与母亲一起生活。两人的母亲是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美国古代土著艺术史教授。
斯通-米勒说，在他19岁那年，一个和他约会过的女友告诉他，她怀孕了。她本打算把孩子生下来，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他说：“我的心境开始转变，想要成为父亲。我脑海中浮现出将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愿景。” 他说，女友的决定给他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失落感。
九个月后，在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攻读心理学的斯通-米勒因未满法定年龄饮酒被逮捕。他的父母让他自己花钱请律师。恰好有一位室友跟他说过在精子库Xytex捐精挣钱的事情。斯通-米勒说，捐精的契机出现在“经济需要和个人事件相叠加”的情况之下。
Xytex称，该公司根据行业准则，对同一捐献者的精子所孕育孩子的地理分布情况进行监测。
斯通-米勒在哥斯达黎加（他现已再婚的父亲的居住地）的海滩上收集了一些贝壳。当斯通-米勒再次探望自己的生物学子女时，他会让孩子们选择一个贝壳作为礼物。他说，他尽量公平地分配与孩子们相处的时间。他用电子表格记录孩子们的姓名、年龄、生日，以及上一次与孩子们见面或交谈的时间。
斯通-米勒此行计划见14个孩子，他留给哈珀和哈洛的时间最长。7月10日，他来到两个女孩家中探望她们，并在附近住了下来。他照看两个孩子，让她们的两个妈妈可以单独出去一晚。斯通-米勒说，当晚他做了意大利饺，但哈珀不喜欢吃。于是他改做了烤面包和鸡蛋。他给女孩们读睡前故事，还帮她们刷牙。
探访期间，他带哈珀去了商场。斯通-米勒回忆，在美食广场，有个路人对哈珀说：“你爸爸真棒。”那一刻很尴尬。“我们长得很像，”他说，“哈珀和我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很容易叫人给说成是父女关系。”他说，哈珀管他叫“捐献者迪伦”。
哈珀和哈洛有一个名叫赫胥黎(Huxley)的哥哥，出生三天后就去世了。为了纪念赫胥黎，他的两个妈妈纹上相同的纹身，图样是小兔贝内迪克特（一个毛绒玩具）坐在月亮上，配上代表宝贝在世时间的三颗星星和他的名字。她们还准备了可清洗纹身给哈珀和哈洛贴。斯通-米勒7月份去拜访时也贴了一个。斯通-米勒是赫胥黎的生物学父亲，他说自己也感受到失去孩子的痛苦。
他拍了一张纹身的照片，并问两个妈妈是否介意他纹上跟她们一样的真纹身。鲍斯说没问题。当晚，两个妈妈又讨论了一下这件事。她们讨论了个人界限——哪些东西属于家人，哪些东西她们觉得可以与斯通-米勒分享。她们的角色是双亲，而斯通-米勒是捐献者这一次要角色。她们认为，赫胥黎的记忆属于她们。
艾丽西亚·鲍斯说：“感觉他有些越界了。没有人能理解失去孩子的伤痛。这感觉像是我们的私人空间，非常接近我们的内心。”
第二天，鲍斯的妻子给斯通-米勒发了一条Instagram讯息，说她不愿意让他纹身。
斯通-米勒说：“我理解，我没有经历与她们一样的丧子之痛。这是她们的体验。而我有我自己的体验。”
鲍斯说，她现在能够更好地理解斯通-米勒了，她可以想象，那些长得像他，又想要他花时间陪伴并得到他关注的男孩和女孩强烈吸引着他。她也明白，她的家人和其他父母与自己几乎不了解的人牵扯在一起，而这个人是否牢靠，并没有得到检验。
鲍斯说：“我们是在他身处低谷时与他产生交集的。与孩子们相处，让他重新找到了意义。随着我们对他的了解逐渐加深，我们都觉得更加自在。但我估摸着，他会觉得自己比以前更有资格去要求些什么，而这可能会带来问题。我们需要保留足够的屏障，来保护我们的女儿和我们的家庭，但也要让屏障有足够的缝隙，让他可以进来。"■
从情感上，从规划安排上，乃至从方方面面来看，这次旅行都十分复杂，对孩子、孩子的家人，以及斯通-米勒——一名多产的32岁捐精者来说都是如此。这次公路旅行是一场更大的探索之旅的一部分——他想要弄清，他这个缺席的生父在男孩和女孩的生命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一切始于三年前，当时他第一次看到自己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子女的照片，这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名叫哈珀(Harper)，有着跟他一样的蓝眼睛，还有跟他妹妹一样的金色卷发。他回忆说，当时他流下了眼泪，竟意外感受到了亲情。
斯通-米勒说：“我把她看成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他在哈珀三岁时见到她，当时便决定要与尽可能多的孩子培养感情。他辞去软件工程师的工作，靠着积蓄踏上了探寻之旅。到目前为止，斯通-米勒已经见过25个生物学子女。他说，由于对捐精者后代的追踪有时并不可靠，“我永远无法确定我有多少个孩子”。
斯通-米勒的寻亲使命本身是一种机缘巧合，是体外受精、互联网和低成本DNA检测意外结合的产物。这些互不相干的技术进步让寻找生物学父亲成为可能，而在过去，生物学父亲的身份是精子库严守的秘密，基本无从知晓。
2020年，斯通-米勒与妻子分手几个月后，有个陌生人给他发了一条讯息。发信人是哈珀的两个妈妈之一——艾丽西亚·鲍斯(Alicia Bowes)，她写道：“我冒昧地给您写信，因为今天是加拿大的感恩节，我只想告诉您我们全家对您有多么感激。”她通过社交媒体和捐献者档案中的线索找到了斯通-米勒，这些线索包括他的名字和他父亲的职业——司法心理学家。
斯通-米勒打开鲍斯的Instagram页面，看到了哈珀的照片。几天后，他问鲍斯是否可以加入一个名为“Xytex 5186后代”的Facebook父母群，这个群以他的精子库ID命名。鲍斯同意为感兴趣的人新建一个群。当他告诉群里的人，说他想见见孩子时，有20个孩子的父母回应。这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夫妇或单身女性，反映了精子库行业的一种趋势。
斯通-米勒了解到这个Facebook群组时，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当时，前妻带着她年幼的儿子搬出了他们在亚特兰大东部共同购买的三卧住宅。他说：“我觉得自己失败透顶。”几个月后，在找到新工作后的第一天，他收到了鲍斯的讯息。
如今，查明捐精者的身份和所在变得相对容易，这重塑着关于家庭构成的传统观念。父母们说，把生物学父亲介绍给孩子，既有潜在的益处，也伴有伤害感情和辜负期望的风险。逾一百万美国人通过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方式受孕；而受精者所生后代的人数还无从查证。
斯通-米勒开始捐献精子时，长期以来一直笼罩着神秘面纱的精子捐献领域已经发生了变化。斯通-米勒准许精子库在他的生物学子女年满18岁后，向他们透露他的身份。加入Facebook群组，让透露身份的时间提前了好些年。他说：“我想看着孩子们长大。”
一些父母决定不跟他打交道。那些欢迎他来家作客的父母则试图厘清他的角色——生物学父亲、捐精父亲、访客，抑或是特别的朋友。这些父母和斯通-米勒都不确定，界限应该划在哪里。
去年让斯通-米勒两次上门作客的鲍斯说：“有时候会感觉迪伦有些越界。我们要弄清界限在哪里，他也要弄清他的界限。”
斯通-米勒的母亲丽贝卡·斯通(Rebecca Stone)说，她没法用简单的答案来解释儿子的动机。不过，看到斯通-米勒寄来的生物学孙辈的照片，让她觉得很开心。她说：“我能在几乎所有孩子身上看到迪伦的影子。许多孩子都有跟他一样的金头发和蓝眼睛。我能看到他的闪光点，他身上一直都有的闪光点。”
斯通-米勒说，上大学的时候，他捐精是为了挣钱，每次能挣到100美元。但他说，回想起来，他能坚持六年，并不完全是为了钱。
斯通-米勒曾两次探访哈珀和她的姐妹哈洛(Harlow)，哈洛也是他的一个生物学子女。今年7月，斯通-米勒来到加拿大埃德蒙顿，在离两姐妹家不远的一家爱彼迎(Airbnb)住了九天，这是他此行停留时间最长的一站。两个女孩的妈妈承认，这种关系很复杂，大到他在孩子生命中扮演何种角色，小到如何称呼他，都无法用三言两语说清。
鲍斯说：“我不想让哈珀觉得怎么称呼他都可以。他不是她爸爸。绝对不是。如果她在我们面前这么叫，我们会立即纠正说：‘迪伦不是你爸爸。他永远不会是你爸爸。你没有爸爸。你有一个捐献者。’”
斯通-米勒对此难以接受。他说：“很难直视我亲生女儿的眼睛，告诉她我不是她爸爸。”
斯通-米勒这次出发后不久，在马萨诸塞州马什菲尔德的祖母家停留了一段时间，他对祖母倾诉说，他感到不安，不知该如何在这么多孩子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说：“我是孩子的父母吗？从孩子的角度看，也许有时候我是？我不知道。我说的不算数，但有时候确实有种养儿育女的感觉。”
斯通-米勒说，他曾告诉自己的治疗师，说希望与亲生的孩子一直保持联系。但他又问道：“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舍不得说再见
斯通-米勒启程之前，探望了住在亚特兰大市郊的六岁生物学子女卡尔(Cal)。过去两年，他曾数次探望这个男孩，卡尔告诉他的两个妈妈，说他想跟斯通-米勒单独待一段时间。两个妈妈同意让斯通-米勒开车带卡尔去Target买玩具。
卡尔的一个妈妈林赛·哈里斯(Lindsay Harris)说：“让卡尔和迪伦一起开车出门，我有些担心。但我相信迪伦是个诚实的人。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感觉可以放宽心。我完全信任他。”
逛完Target，他们去了公园，与卡尔的两个妈妈和他三岁的弟弟（斯通-米勒的另一个生物学子女）一起玩了一下午。到了分别的时候，卡尔很难过，斯通-米勒也很难过。他说：“每次都舍不得说再见。”
卡尔的两个妈妈对这次探访心怀感激。哈里斯说：“在我们生活的地方，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所以如果有孩子跟卡尔说‘你没有爸爸'，卡尔就可以说：‘我有生物学上的爸爸。我有一个作为捐献者的爸爸。我见过他。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在两天后的5月26日，早晨9点，斯通-米勒吃完几块香蕉煎饼，开着一辆丰田RAV4从亚特兰大启程，车上装满在天热和天冷时穿的衣服、露营用具、飞盘和童书，包括《哈罗德和紫色蜡笔》(Harold and the Purple Crayon)。7月底，他抵达此行最远的一站——温哥华，预计在9月之前回家。
斯通-米勒上路后不久，在康涅狄格州东部稍作停留，去看了五岁的马克·赖谢特(Mac Wraichette)，马克正满心期待地等着他。马克的两个妈妈之一杰茜·赖谢特(Jessie Wraichette)说：“他一睁眼就问：‘迪伦要来吗？’”这是斯通-米勒第三次探访。
两人待在一起的时候，马克跳进游泳池展示泳技。斯通-米勒对他说：“你游得跟鱼一样。” 他推着马克在后院荡秋千。当马克跑向滑梯爬梯子时，斯通-米勒大声提醒马克的两个妈妈让他小心旁边的植物。
他问：“那是毒橡吗？如果是的话，可别让他碰着了。”
捐精的机缘
斯通-米勒的父母在他14岁时离异。他和比他小四岁的妹妹每14天有六天与父亲一起生活，其余时间与母亲一起生活。两人的母亲是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美国古代土著艺术史教授。
斯通-米勒说，在他19岁那年，一个和他约会过的女友告诉他，她怀孕了。她本打算把孩子生下来，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他说：“我的心境开始转变，想要成为父亲。我脑海中浮现出将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愿景。” 他说，女友的决定给他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失落感。
九个月后，在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攻读心理学的斯通-米勒因未满法定年龄饮酒被逮捕。他的父母让他自己花钱请律师。恰好有一位室友跟他说过在精子库Xytex捐精挣钱的事情。斯通-米勒说，捐精的契机出现在“经济需要和个人事件相叠加”的情况之下。
Xytex称，该公司根据行业准则，对同一捐献者的精子所孕育孩子的地理分布情况进行监测。
斯通-米勒在哥斯达黎加（他现已再婚的父亲的居住地）的海滩上收集了一些贝壳。当斯通-米勒再次探望自己的生物学子女时，他会让孩子们选择一个贝壳作为礼物。他说，他尽量公平地分配与孩子们相处的时间。他用电子表格记录孩子们的姓名、年龄、生日，以及上一次与孩子们见面或交谈的时间。
斯通-米勒此行计划见14个孩子，他留给哈珀和哈洛的时间最长。7月10日，他来到两个女孩家中探望她们，并在附近住了下来。他照看两个孩子，让她们的两个妈妈可以单独出去一晚。斯通-米勒说，当晚他做了意大利饺，但哈珀不喜欢吃。于是他改做了烤面包和鸡蛋。他给女孩们读睡前故事，还帮她们刷牙。
探访期间，他带哈珀去了商场。斯通-米勒回忆，在美食广场，有个路人对哈珀说：“你爸爸真棒。”那一刻很尴尬。“我们长得很像，”他说，“哈珀和我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很容易叫人给说成是父女关系。”他说，哈珀管他叫“捐献者迪伦”。
哈珀和哈洛有一个名叫赫胥黎(Huxley)的哥哥，出生三天后就去世了。为了纪念赫胥黎，他的两个妈妈纹上相同的纹身，图样是小兔贝内迪克特（一个毛绒玩具）坐在月亮上，配上代表宝贝在世时间的三颗星星和他的名字。她们还准备了可清洗纹身给哈珀和哈洛贴。斯通-米勒7月份去拜访时也贴了一个。斯通-米勒是赫胥黎的生物学父亲，他说自己也感受到失去孩子的痛苦。
他拍了一张纹身的照片，并问两个妈妈是否介意他纹上跟她们一样的真纹身。鲍斯说没问题。当晚，两个妈妈又讨论了一下这件事。她们讨论了个人界限——哪些东西属于家人，哪些东西她们觉得可以与斯通-米勒分享。她们的角色是双亲，而斯通-米勒是捐献者这一次要角色。她们认为，赫胥黎的记忆属于她们。
艾丽西亚·鲍斯说：“感觉他有些越界了。没有人能理解失去孩子的伤痛。这感觉像是我们的私人空间，非常接近我们的内心。”
第二天，鲍斯的妻子给斯通-米勒发了一条Instagram讯息，说她不愿意让他纹身。
斯通-米勒说：“我理解，我没有经历与她们一样的丧子之痛。这是她们的体验。而我有我自己的体验。”
鲍斯说，她现在能够更好地理解斯通-米勒了，她可以想象，那些长得像他，又想要他花时间陪伴并得到他关注的男孩和女孩强烈吸引着他。她也明白，她的家人和其他父母与自己几乎不了解的人牵扯在一起，而这个人是否牢靠，并没有得到检验。
鲍斯说：“我们是在他身处低谷时与他产生交集的。与孩子们相处，让他重新找到了意义。随着我们对他的了解逐渐加深，我们都觉得更加自在。但我估摸着，他会觉得自己比以前更有资格去要求些什么，而这可能会带来问题。我们需要保留足够的屏障，来保护我们的女儿和我们的家庭，但也要让屏障有足够的缝隙，让他可以进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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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6 16:51
社会与生活
一名捐精者尝试走进96个孩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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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精子捐献者的身份不再是难事。匿名性的丧失可能会带来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事关界限和责任，有时还牵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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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 Dockser Marcus
■今年夏天，迪伦·斯通-米勒(Dylan Stone-Miller)驱车踏上9,000英里（约合15,000公里）的旅程，去看望他的一些孩子。他总共有96个孩子。
从情感上，从规划安排上，乃至从方方面面来看，这次旅行都十分复杂，对孩子、孩子的家人，以及斯通-米勒——一名多产的32岁捐精者来说都是如此。这次公路旅行是一场更大的探索之旅的一部分——他想要弄清，他这个缺席的生父在男孩和女孩的生命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一切始于三年前，当时他第一次看到自己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子女的照片，这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名叫哈珀(Harper)，有着跟他一样的蓝眼睛，还有跟他妹妹一样的金色卷发。他回忆说，当时他流下了眼泪，竟意外感受到了亲情。
斯通-米勒说：“我把她看成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他在哈珀三岁时见到她，当时便决定要与尽可能多的孩子培养感情。他辞去软件工程师的工作，靠着积蓄踏上了探寻之旅。到目前为止，斯通-米勒已经见过25个生物学子女。他说，由于对捐精者后代的追踪有时并不可靠，“我永远无法确定我有多少个孩子”。
斯通-米勒的寻亲使命本身是一种机缘巧合，是体外受精、互联网和低成本DNA检测意外结合的产物。这些互不相干的技术进步让寻找生物学父亲成为可能，而在过去，生物学父亲的身份是精子库严守的秘密，基本无从知晓。
2020年，斯通-米勒与妻子分手几个月后，有个陌生人给他发了一条讯息。发信人是哈珀的两个妈妈之一——艾丽西亚·鲍斯(Alicia Bowes)，她写道：“我冒昧地给您写信，因为今天是加拿大的感恩节，我只想告诉您我们全家对您有多么感激。”她通过社交媒体和捐献者档案中的线索找到了斯通-米勒，这些线索包括他的名字和他父亲的职业——司法心理学家。
斯通-米勒打开鲍斯的Instagram页面，看到了哈珀的照片。几天后，他问鲍斯是否可以加入一个名为“Xytex 5186后代”的Facebook父母群，这个群以他的精子库ID命名。鲍斯同意为感兴趣的人新建一个群。当他告诉群里的人，说他想见见孩子时，有20个孩子的父母回应。这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夫妇或单身女性，反映了精子库行业的一种趋势。
斯通-米勒了解到这个Facebook群组时，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当时，前妻带着她年幼的儿子搬出了他们在亚特兰大东部共同购买的三卧住宅。他说：“我觉得自己失败透顶。”几个月后，在找到新工作后的第一天，他收到了鲍斯的讯息。
如今，查明捐精者的身份和所在变得相对容易，这重塑着关于家庭构成的传统观念。父母们说，把生物学父亲介绍给孩子，既有潜在的益处，也伴有伤害感情和辜负期望的风险。逾一百万美国人通过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方式受孕；而受精者所生后代的人数还无从查证。
斯通-米勒开始捐献精子时，长期以来一直笼罩着神秘面纱的精子捐献领域已经发生了变化。斯通-米勒准许精子库在他的生物学子女年满18岁后，向他们透露他的身份。加入Facebook群组，让透露身份的时间提前了好些年。他说：“我想看着孩子们长大。”
一些父母决定不跟他打交道。那些欢迎他来家作客的父母则试图厘清他的角色——生物学父亲、捐精父亲、访客，抑或是特别的朋友。这些父母和斯通-米勒都不确定，界限应该划在哪里。
去年让斯通-米勒两次上门作客的鲍斯说：“有时候会感觉迪伦有些越界。我们要弄清界限在哪里，他也要弄清他的界限。”
斯通-米勒的母亲丽贝卡·斯通(Rebecca Stone)说，她没法用简单的答案来解释儿子的动机。不过，看到斯通-米勒寄来的生物学孙辈的照片，让她觉得很开心。她说：“我能在几乎所有孩子身上看到迪伦的影子。许多孩子都有跟他一样的金头发和蓝眼睛。我能看到他的闪光点，他身上一直都有的闪光点。”
斯通-米勒说，上大学的时候，他捐精是为了挣钱，每次能挣到100美元。但他说，回想起来，他能坚持六年，并不完全是为了钱。
斯通-米勒曾两次探访哈珀和她的姐妹哈洛(Harlow)，哈洛也是他的一个生物学子女。今年7月，斯通-米勒来到加拿大埃德蒙顿，在离两姐妹家不远的一家爱彼迎(Airbnb)住了九天，这是他此行停留时间最长的一站。两个女孩的妈妈承认，这种关系很复杂，大到他在孩子生命中扮演何种角色，小到如何称呼他，都无法用三言两语说清。
鲍斯说：“我不想让哈珀觉得怎么称呼他都可以。他不是她爸爸。绝对不是。如果她在我们面前这么叫，我们会立即纠正说：‘迪伦不是你爸爸。他永远不会是你爸爸。你没有爸爸。你有一个捐献者。’”
斯通-米勒对此难以接受。他说：“很难直视我亲生女儿的眼睛，告诉她我不是她爸爸。”
斯通-米勒这次出发后不久，在马萨诸塞州马什菲尔德的祖母家停留了一段时间，他对祖母倾诉说，他感到不安，不知该如何在这么多孩子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说：“我是孩子的父母吗？从孩子的角度看，也许有时候我是？我不知道。我说的不算数，但有时候确实有种养儿育女的感觉。”
斯通-米勒说，他曾告诉自己的治疗师，说希望与亲生的孩子一直保持联系。但他又问道：“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舍不得说再见
斯通-米勒启程之前，探望了住在亚特兰大市郊的六岁生物学子女卡尔(Cal)。过去两年，他曾数次探望这个男孩，卡尔告诉他的两个妈妈，说他想跟斯通-米勒单独待一段时间。两个妈妈同意让斯通-米勒开车带卡尔去Target买玩具。
卡尔的一个妈妈林赛·哈里斯(Lindsay Harris)说：“让卡尔和迪伦一起开车出门，我有些担心。但我相信迪伦是个诚实的人。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感觉可以放宽心。我完全信任他。”
逛完Target，他们去了公园，与卡尔的两个妈妈和他三岁的弟弟（斯通-米勒的另一个生物学子女）一起玩了一下午。到了分别的时候，卡尔很难过，斯通-米勒也很难过。他说：“每次都舍不得说再见。”
卡尔的两个妈妈对这次探访心怀感激。哈里斯说：“在我们生活的地方，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所以如果有孩子跟卡尔说‘你没有爸爸'，卡尔就可以说：‘我有生物学上的爸爸。我有一个作为捐献者的爸爸。我见过他。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在两天后的5月26日，早晨9点，斯通-米勒吃完几块香蕉煎饼，开着一辆丰田RAV4从亚特兰大启程，车上装满在天热和天冷时穿的衣服、露营用具、飞盘和童书，包括《哈罗德和紫色蜡笔》(Harold and the Purple Crayon)。7月底，他抵达此行最远的一站——温哥华，预计在9月之前回家。
斯通-米勒上路后不久，在康涅狄格州东部稍作停留，去看了五岁的马克·赖谢特(Mac Wraichette)，马克正满心期待地等着他。马克的两个妈妈之一杰茜·赖谢特(Jessie Wraichette)说：“他一睁眼就问：‘迪伦要来吗？’”这是斯通-米勒第三次探访。
两人待在一起的时候，马克跳进游泳池展示泳技。斯通-米勒对他说：“你游得跟鱼一样。” 他推着马克在后院荡秋千。当马克跑向滑梯爬梯子时，斯通-米勒大声提醒马克的两个妈妈让他小心旁边的植物。
他问：“那是毒橡吗？如果是的话，可别让他碰着了。”
捐精的机缘
斯通-米勒的父母在他14岁时离异。他和比他小四岁的妹妹每14天有六天与父亲一起生活，其余时间与母亲一起生活。两人的母亲是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美国古代土著艺术史教授。
斯通-米勒说，在他19岁那年，一个和他约会过的女友告诉他，她怀孕了。她本打算把孩子生下来，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他说：“我的心境开始转变，想要成为父亲。我脑海中浮现出将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愿景。” 他说，女友的决定给他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失落感。
九个月后，在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攻读心理学的斯通-米勒因未满法定年龄饮酒被逮捕。他的父母让他自己花钱请律师。恰好有一位室友跟他说过在精子库Xytex捐精挣钱的事情。斯通-米勒说，捐精的契机出现在“经济需要和个人事件相叠加”的情况之下。
Xytex称，该公司根据行业准则，对同一捐献者的精子所孕育孩子的地理分布情况进行监测。
斯通-米勒在哥斯达黎加（他现已再婚的父亲的居住地）的海滩上收集了一些贝壳。当斯通-米勒再次探望自己的生物学子女时，他会让孩子们选择一个贝壳作为礼物。他说，他尽量公平地分配与孩子们相处的时间。他用电子表格记录孩子们的姓名、年龄、生日，以及上一次与孩子们见面或交谈的时间。
斯通-米勒此行计划见14个孩子，他留给哈珀和哈洛的时间最长。7月10日，他来到两个女孩家中探望她们，并在附近住了下来。他照看两个孩子，让她们的两个妈妈可以单独出去一晚。斯通-米勒说，当晚他做了意大利饺，但哈珀不喜欢吃。于是他改做了烤面包和鸡蛋。他给女孩们读睡前故事，还帮她们刷牙。
探访期间，他带哈珀去了商场。斯通-米勒回忆，在美食广场，有个路人对哈珀说：“你爸爸真棒。”那一刻很尴尬。“我们长得很像，”他说，“哈珀和我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很容易叫人给说成是父女关系。”他说，哈珀管他叫“捐献者迪伦”。
哈珀和哈洛有一个名叫赫胥黎(Huxley)的哥哥，出生三天后就去世了。为了纪念赫胥黎，他的两个妈妈纹上相同的纹身，图样是小兔贝内迪克特（一个毛绒玩具）坐在月亮上，配上代表宝贝在世时间的三颗星星和他的名字。她们还准备了可清洗纹身给哈珀和哈洛贴。斯通-米勒7月份去拜访时也贴了一个。斯通-米勒是赫胥黎的生物学父亲，他说自己也感受到失去孩子的痛苦。
他拍了一张纹身的照片，并问两个妈妈是否介意他纹上跟她们一样的真纹身。鲍斯说没问题。当晚，两个妈妈又讨论了一下这件事。她们讨论了个人界限——哪些东西属于家人，哪些东西她们觉得可以与斯通-米勒分享。她们的角色是双亲，而斯通-米勒是捐献者这一次要角色。她们认为，赫胥黎的记忆属于她们。
艾丽西亚·鲍斯说：“感觉他有些越界了。没有人能理解失去孩子的伤痛。这感觉像是我们的私人空间，非常接近我们的内心。”
第二天，鲍斯的妻子给斯通-米勒发了一条Instagram讯息，说她不愿意让他纹身。
斯通-米勒说：“我理解，我没有经历与她们一样的丧子之痛。这是她们的体验。而我有我自己的体验。”
鲍斯说，她现在能够更好地理解斯通-米勒了，她可以想象，那些长得像他，又想要他花时间陪伴并得到他关注的男孩和女孩强烈吸引着他。她也明白，她的家人和其他父母与自己几乎不了解的人牵扯在一起，而这个人是否牢靠，并没有得到检验。
鲍斯说：“我们是在他身处低谷时与他产生交集的。与孩子们相处，让他重新找到了意义。随着我们对他的了解逐渐加深，我们都觉得更加自在。但我估摸着，他会觉得自己比以前更有资格去要求些什么，而这可能会带来问题。我们需要保留足够的屏障，来保护我们的女儿和我们的家庭，但也要让屏障有足够的缝隙，让他可以进来。"■
从情感上，从规划安排上，乃至从方方面面来看，这次旅行都十分复杂，对孩子、孩子的家人，以及斯通-米勒——一名多产的32岁捐精者来说都是如此。这次公路旅行是一场更大的探索之旅的一部分——他想要弄清，他这个缺席的生父在男孩和女孩的生命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一切始于三年前，当时他第一次看到自己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子女的照片，这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名叫哈珀(Harper)，有着跟他一样的蓝眼睛，还有跟他妹妹一样的金色卷发。他回忆说，当时他流下了眼泪，竟意外感受到了亲情。
斯通-米勒说：“我把她看成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他在哈珀三岁时见到她，当时便决定要与尽可能多的孩子培养感情。他辞去软件工程师的工作，靠着积蓄踏上了探寻之旅。到目前为止，斯通-米勒已经见过25个生物学子女。他说，由于对捐精者后代的追踪有时并不可靠，“我永远无法确定我有多少个孩子”。
斯通-米勒的寻亲使命本身是一种机缘巧合，是体外受精、互联网和低成本DNA检测意外结合的产物。这些互不相干的技术进步让寻找生物学父亲成为可能，而在过去，生物学父亲的身份是精子库严守的秘密，基本无从知晓。
2020年，斯通-米勒与妻子分手几个月后，有个陌生人给他发了一条讯息。发信人是哈珀的两个妈妈之一——艾丽西亚·鲍斯(Alicia Bowes)，她写道：“我冒昧地给您写信，因为今天是加拿大的感恩节，我只想告诉您我们全家对您有多么感激。”她通过社交媒体和捐献者档案中的线索找到了斯通-米勒，这些线索包括他的名字和他父亲的职业——司法心理学家。
斯通-米勒打开鲍斯的Instagram页面，看到了哈珀的照片。几天后，他问鲍斯是否可以加入一个名为“Xytex 5186后代”的Facebook父母群，这个群以他的精子库ID命名。鲍斯同意为感兴趣的人新建一个群。当他告诉群里的人，说他想见见孩子时，有20个孩子的父母回应。这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夫妇或单身女性，反映了精子库行业的一种趋势。
斯通-米勒了解到这个Facebook群组时，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当时，前妻带着她年幼的儿子搬出了他们在亚特兰大东部共同购买的三卧住宅。他说：“我觉得自己失败透顶。”几个月后，在找到新工作后的第一天，他收到了鲍斯的讯息。
如今，查明捐精者的身份和所在变得相对容易，这重塑着关于家庭构成的传统观念。父母们说，把生物学父亲介绍给孩子，既有潜在的益处，也伴有伤害感情和辜负期望的风险。逾一百万美国人通过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方式受孕；而受精者所生后代的人数还无从查证。
斯通-米勒开始捐献精子时，长期以来一直笼罩着神秘面纱的精子捐献领域已经发生了变化。斯通-米勒准许精子库在他的生物学子女年满18岁后，向他们透露他的身份。加入Facebook群组，让透露身份的时间提前了好些年。他说：“我想看着孩子们长大。”
一些父母决定不跟他打交道。那些欢迎他来家作客的父母则试图厘清他的角色——生物学父亲、捐精父亲、访客，抑或是特别的朋友。这些父母和斯通-米勒都不确定，界限应该划在哪里。
去年让斯通-米勒两次上门作客的鲍斯说：“有时候会感觉迪伦有些越界。我们要弄清界限在哪里，他也要弄清他的界限。”
斯通-米勒的母亲丽贝卡·斯通(Rebecca Stone)说，她没法用简单的答案来解释儿子的动机。不过，看到斯通-米勒寄来的生物学孙辈的照片，让她觉得很开心。她说：“我能在几乎所有孩子身上看到迪伦的影子。许多孩子都有跟他一样的金头发和蓝眼睛。我能看到他的闪光点，他身上一直都有的闪光点。”
斯通-米勒说，上大学的时候，他捐精是为了挣钱，每次能挣到100美元。但他说，回想起来，他能坚持六年，并不完全是为了钱。
斯通-米勒曾两次探访哈珀和她的姐妹哈洛(Harlow)，哈洛也是他的一个生物学子女。今年7月，斯通-米勒来到加拿大埃德蒙顿，在离两姐妹家不远的一家爱彼迎(Airbnb)住了九天，这是他此行停留时间最长的一站。两个女孩的妈妈承认，这种关系很复杂，大到他在孩子生命中扮演何种角色，小到如何称呼他，都无法用三言两语说清。
鲍斯说：“我不想让哈珀觉得怎么称呼他都可以。他不是她爸爸。绝对不是。如果她在我们面前这么叫，我们会立即纠正说：‘迪伦不是你爸爸。他永远不会是你爸爸。你没有爸爸。你有一个捐献者。’”
斯通-米勒对此难以接受。他说：“很难直视我亲生女儿的眼睛，告诉她我不是她爸爸。”
斯通-米勒这次出发后不久，在马萨诸塞州马什菲尔德的祖母家停留了一段时间，他对祖母倾诉说，他感到不安，不知该如何在这么多孩子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说：“我是孩子的父母吗？从孩子的角度看，也许有时候我是？我不知道。我说的不算数，但有时候确实有种养儿育女的感觉。”
斯通-米勒说，他曾告诉自己的治疗师，说希望与亲生的孩子一直保持联系。但他又问道：“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舍不得说再见
斯通-米勒启程之前，探望了住在亚特兰大市郊的六岁生物学子女卡尔(Cal)。过去两年，他曾数次探望这个男孩，卡尔告诉他的两个妈妈，说他想跟斯通-米勒单独待一段时间。两个妈妈同意让斯通-米勒开车带卡尔去Target买玩具。
卡尔的一个妈妈林赛·哈里斯(Lindsay Harris)说：“让卡尔和迪伦一起开车出门，我有些担心。但我相信迪伦是个诚实的人。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感觉可以放宽心。我完全信任他。”
逛完Target，他们去了公园，与卡尔的两个妈妈和他三岁的弟弟（斯通-米勒的另一个生物学子女）一起玩了一下午。到了分别的时候，卡尔很难过，斯通-米勒也很难过。他说：“每次都舍不得说再见。”
卡尔的两个妈妈对这次探访心怀感激。哈里斯说：“在我们生活的地方，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所以如果有孩子跟卡尔说‘你没有爸爸'，卡尔就可以说：‘我有生物学上的爸爸。我有一个作为捐献者的爸爸。我见过他。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在两天后的5月26日，早晨9点，斯通-米勒吃完几块香蕉煎饼，开着一辆丰田RAV4从亚特兰大启程，车上装满在天热和天冷时穿的衣服、露营用具、飞盘和童书，包括《哈罗德和紫色蜡笔》(Harold and the Purple Crayon)。7月底，他抵达此行最远的一站——温哥华，预计在9月之前回家。
斯通-米勒上路后不久，在康涅狄格州东部稍作停留，去看了五岁的马克·赖谢特(Mac Wraichette)，马克正满心期待地等着他。马克的两个妈妈之一杰茜·赖谢特(Jessie Wraichette)说：“他一睁眼就问：‘迪伦要来吗？’”这是斯通-米勒第三次探访。
两人待在一起的时候，马克跳进游泳池展示泳技。斯通-米勒对他说：“你游得跟鱼一样。” 他推着马克在后院荡秋千。当马克跑向滑梯爬梯子时，斯通-米勒大声提醒马克的两个妈妈让他小心旁边的植物。
他问：“那是毒橡吗？如果是的话，可别让他碰着了。”
捐精的机缘
斯通-米勒的父母在他14岁时离异。他和比他小四岁的妹妹每14天有六天与父亲一起生活，其余时间与母亲一起生活。两人的母亲是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美国古代土著艺术史教授。
斯通-米勒说，在他19岁那年，一个和他约会过的女友告诉他，她怀孕了。她本打算把孩子生下来，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他说：“我的心境开始转变，想要成为父亲。我脑海中浮现出将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愿景。” 他说，女友的决定给他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失落感。
九个月后，在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攻读心理学的斯通-米勒因未满法定年龄饮酒被逮捕。他的父母让他自己花钱请律师。恰好有一位室友跟他说过在精子库Xytex捐精挣钱的事情。斯通-米勒说，捐精的契机出现在“经济需要和个人事件相叠加”的情况之下。
Xytex称，该公司根据行业准则，对同一捐献者的精子所孕育孩子的地理分布情况进行监测。
斯通-米勒在哥斯达黎加（他现已再婚的父亲的居住地）的海滩上收集了一些贝壳。当斯通-米勒再次探望自己的生物学子女时，他会让孩子们选择一个贝壳作为礼物。他说，他尽量公平地分配与孩子们相处的时间。他用电子表格记录孩子们的姓名、年龄、生日，以及上一次与孩子们见面或交谈的时间。
斯通-米勒此行计划见14个孩子，他留给哈珀和哈洛的时间最长。7月10日，他来到两个女孩家中探望她们，并在附近住了下来。他照看两个孩子，让她们的两个妈妈可以单独出去一晚。斯通-米勒说，当晚他做了意大利饺，但哈珀不喜欢吃。于是他改做了烤面包和鸡蛋。他给女孩们读睡前故事，还帮她们刷牙。
探访期间，他带哈珀去了商场。斯通-米勒回忆，在美食广场，有个路人对哈珀说：“你爸爸真棒。”那一刻很尴尬。“我们长得很像，”他说，“哈珀和我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很容易叫人给说成是父女关系。”他说，哈珀管他叫“捐献者迪伦”。
哈珀和哈洛有一个名叫赫胥黎(Huxley)的哥哥，出生三天后就去世了。为了纪念赫胥黎，他的两个妈妈纹上相同的纹身，图样是小兔贝内迪克特（一个毛绒玩具）坐在月亮上，配上代表宝贝在世时间的三颗星星和他的名字。她们还准备了可清洗纹身给哈珀和哈洛贴。斯通-米勒7月份去拜访时也贴了一个。斯通-米勒是赫胥黎的生物学父亲，他说自己也感受到失去孩子的痛苦。
他拍了一张纹身的照片，并问两个妈妈是否介意他纹上跟她们一样的真纹身。鲍斯说没问题。当晚，两个妈妈又讨论了一下这件事。她们讨论了个人界限——哪些东西属于家人，哪些东西她们觉得可以与斯通-米勒分享。她们的角色是双亲，而斯通-米勒是捐献者这一次要角色。她们认为，赫胥黎的记忆属于她们。
艾丽西亚·鲍斯说：“感觉他有些越界了。没有人能理解失去孩子的伤痛。这感觉像是我们的私人空间，非常接近我们的内心。”
第二天，鲍斯的妻子给斯通-米勒发了一条Instagram讯息，说她不愿意让他纹身。
斯通-米勒说：“我理解，我没有经历与她们一样的丧子之痛。这是她们的体验。而我有我自己的体验。”
鲍斯说，她现在能够更好地理解斯通-米勒了，她可以想象，那些长得像他，又想要他花时间陪伴并得到他关注的男孩和女孩强烈吸引着他。她也明白，她的家人和其他父母与自己几乎不了解的人牵扯在一起，而这个人是否牢靠，并没有得到检验。
鲍斯说：“我们是在他身处低谷时与他产生交集的。与孩子们相处，让他重新找到了意义。随着我们对他的了解逐渐加深，我们都觉得更加自在。但我估摸着，他会觉得自己比以前更有资格去要求些什么，而这可能会带来问题。我们需要保留足够的屏障，来保护我们的女儿和我们的家庭，但也要让屏障有足够的缝隙，让他可以进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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