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4.5%要好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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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勇：尽管经济量的增长与结构改革并不矛盾，但片面强调经济量的增长可能是结构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解决通缩的压力和就业的矛盾应当更有针对性。

秦勇

■关于通胀与潜在经济增速的叙事

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与过去二十年都有不同。从GDP实际与名义增速看，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只有几次实际经济增速贴近或者低于名义增速，分别是2002年前后、2008年前后、2015-2016、2020年以及今年，这几个时期有两个明显的不同：一是，2002年前后、2008年前后与2020年是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困扰的年度，2023年和2015-2016年的宏观背景更相似，后者是经历了2008年4万亿后，产能大幅扩张，PPI自2012年二季度到2016年四季度经历18个季度的负增长，2015年底通过“供给侧改革”行政去化了一些行业的剩余产能，最终才走出PPI通缩。二是，除了2015-2016时期GDP总体平稳，其它三个时期实际GDP都出现较明显的波动，也就是说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助力下，经济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繁荣，但是2023年的情况是实际GDP自底部已经明显上行，名义GDP还在下行趋势中，意味着GDP平减指数已经持续两个季度为负，历史上出现过相同情况的是2008年，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推出了4万亿提振经济计划，但是经济并没有立马稳住，一直持续到2009年四季度，实际和名义GDP增速才回到接近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这个过程中是实际增速先于2009年一季度见底，而名义增速是到当年二季度才见底，且名义增速反弹要到四季度才显著快于实际增速，GDP平减速指数恢复正的水平。而今年的情况是实际GDP已经于一季度见底反弹，名义GDP经历到三季度仍然没有见底的迹象。

这样2023年可能更像是2015年与2008年的综合体，即2020年疫情造成了重大经济创伤的所谓“疫情后经济”，但缺少的是2008年的超常规力度的财政力度，也没有新的像2015年那样的影响重大的制度性改革。结果也显而易见，那就是陷入通缩。

市场上对CPI和PPI低迷的解释是认为当前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速，但是从历史经验看，08年虽然激进的财政政策让中国经济迅速反弹，但是仅过了一年到2011年无论是名义还是实际GDP增速都明显下了台阶，实际GDP增速从金融危机前的10以上迅速回到10以下并一路下行，名义GDP从金融危机前的近20回到平均10以下的水平。2015年通过“供给侧”改革虽然走出了通缩，但是同样的无论是名义还是实际GDP也一路下行。可以说，让经济走出通缩的激进财政和大力改革都没有改变GDP下行的现实。因此我们认为潜在经济增速更多是一种叙事，如果潜在经济增速存在，那么即便它可能仍然会持续下行，也应该通过财政、或者制度变革让经济恢复弹性，而不是陷入通缩的困境之中。

潜在经济增速的定义是潜在产出增速，这个产出水平是一个经济体保持100%的产能利用率并实现充分就业时的水平。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产能利用率和充分就业，在一个完全市场经济体里可能不需要特别强调，因为产能利用率是自我调节的，如果产能利率用低供给可能会自动退出，私营企业不可能长期在产能利用率不足的水平上生存。另一方面，产能利用率也导致潜在增速无法很好定义的缺陷，比如在中国，产能利用率不足往往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疲弱所至，而应对的策略就是要把经济增速提高到一定水平，这个过程又会进一步造成产能扩张。

放到2023年的经济增长，当市场看到经济增速较疫情前有明显回落，同时经济的通缩压力较大，就认为是经济增速不够，自然得出结论要走出通缩阴影需要更加激进的财政。这里先不讨论激进财政的可行性，用激进财政解产能利用率不足的题，实际上已经本末倒置。为什么财政扩张不能增加产能利用率不足的行业需求？这就是一个经济体的潜在增速的客观约束了，因为任何一个行业的需求是有限值的，而财政扩张在实际中为了保证财政的可持续性，往往是寻找盈利能力好的行业，这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很快把产能过剩扩充到所有行业；另一个是在各个行业挤出私营经济，同时就业状况恶化。逻辑上讲，假如一国的需求是没有约束的，那么潜在增速定义没有意义，因为一国经济应该无限制的扩张财政支出，产能无限扩大，经济增速也应该越来越高。2015年供给侧改革行政去产能实际上是通过向需求约束靠拢，让企业在合理产能利用率的水平上经营，并在这个基础上寻找潜在增速水平，经济的名义增速才恢复了弹性。

从增长趋势的角度也可以看到潜在增长叙事的误导性，下图是经济学家比较常用的疫后经济低于疫情前趋势并用来判断应当以更激进的财政让经济回到疫情前。从两个角度讲这是正确的：首先，要把经济增速拉回到疫情前的趋势初衷是正确的，尤其与美国比较，美国疫情期间通过大力对私营部门的补贴，让经济很快恢复到疫前趋势线上。其次，不断提升经济增速，或者经济增速预期，那么实际上也会改变经济增长的趋势线，自然会让当前的经济增速表现出低于趋势线的表象，也就是说认为潜在经济增速高于当下增速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逻辑，与上面没有需求边界约束的情况一样，只要你能够不断提高经济增速，那么当下总是低于所谓潜在增速的。

中国目前的增长趋势如何呢？前方我们讲过中国的实际增速逐年回落的趋势很显著，所以目前的趋势与我们选择的起点直接相关，如果从2008年为起点看，目前的经济水平是在趋势线之上，只有以2017年为起点目前的经济水平才是略低于趋势水平（2023、2024年实际GDP增速均按5%假设）。

综上，政策建议应当改变过去以数量为目标的出发点，尽管经济量的增长与结构改革并不矛盾，但是片面强调经济量的增长本身可能是结构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解决通缩的压力和就业的矛盾应当更有针对性。在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潜在增速已经明显受到需求不足的硬约束，应当让过剩产能自行出行，才能提高未来的投资效率；而失业率较高的情况同样要求政府不能不断进入竞争领域，挤出私人投资，造成就业形式永久的改变。

从就业看经济增速

2023年16-24年龄段的失业率截止6月份上升到21%，并且之后不再公布。事实上青年失业率上升从2022年二季度就开始显现，年末略好转，到2023年不断攀升。我们看一下自2000年以来三大产业每年净增劳动力人数，可以看出加入WTO到金融危机推出四万亿投资影响基本结束的2012年，二产的就业拉动作用明显，但是2015年开始供给侧改革开始之前的2013-2014年二产对就业的净吸纳就已经开始为负，代表工业部门开始主动减员，但这个过程很缓慢，直到2015供给侧改革开始，去产能倒逼二产就业加速流。同样的过程从2020年到2022年重演了一遍，但此时二产对就业的拉动已经远远不如金融危机前，并且仅经过了两年，2022年开始二产就已经快速减员，但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对独特的问题是，产能调整“易上难去”，主要的原因是制造业中处于效率较低的产能，往往是国有企业，由此去产能都将面临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可能持续做为低效资产存在，占用社会资本。总体的趋势是，二产在净减员，三产是金融危机后创造就业的主要贡献者。

不仅从绝对数量上讲如此，我们用各产业GDP贡献计算该产业每亿元GDP所创造的就业人数，可以看到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变弱，这可能另一方面说明制造业效率有所提升，而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则较工业要高，这就意味着想拉动相同就业，传统的政府基建投资，需要的财政投入可能较之此前更大。这意味着，想要通过更高的GDP目标来解决就业矛盾，需要更多的政府投入进入制造业，不仅会形成明显的挤出效应，还会造成更大的产能过剩问题。

从解决就业的角度，应当以适中的经济增速，放开服务业的限制，激发私营部门对服务业投资信心，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解决失业问题是改变人们收入预期，促进消费的根本手段，也能更好的打通国内经济的内循环。从产业结构优化角度，控制政府投资冲动，可以避免进一步加剧产能低效运转和通货紧缩的压力。

产业变迁看经济增速

威廉-鲍莫尔的《增长的烦恼》一书中试图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医疗和教育的成本一直在上升（并且上升快于这两个部门从业人员的待遇），并且他们成本的上升是高于整个社会平均成本上升的，就是大于通胀的涨幅，意味着他们的实际成本在上升。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一个社会不同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是同步的，制造业部门实现劳动节约型技术变革比服务部门要容易，而当生产率不断提高相应提升全社会的工资水平时，由于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抵消了平均水平的工资上升，导致它的实际生产成本不断下降，当然制造业仍然还有无法替代的人工部分，这里实际成本的下降体现了劳动含量的下降。当然不能简单的认为只有制造业有这样的特点，实际上科技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也一样，比如电信行业、金融服务业。“鲍莫尔病”就是描述这由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变迁，技术进步较快的行业不仅实际成本下降，还会节约很多劳动力流向人力成本相对刚性的行业，整体社会进步最终体现在劳动力在分配中的占比越来越大。

中国十分重视财政稳定经济的经济体面对这样的产业变迁规律就会遇到严重的问题，财政支出通常是在制造业和建筑行业，不断的财政资源流入维持了制造业和建筑行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这与一些非纯经济的角度观点吻合，尤其是经历了疫情的产业链冲击后，各国都提出了产业链安全的概念，从一定意义上就是要制造业回流。但是按照上面的产业变迁规律，制造业和建筑业对社会资源的占用，会造成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长期就会导致消费能力不足，消费能力不足的另一面就是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过剩和低效，制造业和建筑业本来应该在科技进步中成为生产效率提升最快的部门，由于非市场力量的介入，就会让行业整体的生产效率进步缓慢，拖累社会整体的要素生产率进步，从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潜力。

更有甚者，有研究表明，GDP长期增长率变化可能主要由一些行业的TFP以及劳动增长，经由上下游关系，放大了对整体GDP的TFP以及劳动力增长影响，以美国为例，由于建筑、耐用消费品和专业、商业服务的增长不断回落，是导致1950年以后美国GDP长期增速回落2%的主要原因。建筑行业的低增长，加上资本积累的增长缓慢，结构影响具有内生的持续性。

对中国来讲，在加入WTO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经历了全要素生产率最快提升的阶段，而2015年后已经进入下行通道，但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却没有上升，意味着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并没有反映到消费者收入提高上。未来我们将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科技自主的战略下，以及在全球科技没有重大突破提升的背景下，服务业的壮大，消费占比的提升缺乏更有利的制造业效率提升的环境；另一方面是中国还面临建筑行业的低增长，是否也会出现美国那样由于放大效应拖累中长期经济增长显著下台阶？这两方面的效应都是未来中国发展，顺利实现产业转型，更好的发动内需的重大阻碍。

并且我们还看到受到疫情冲击后，虽然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在下行，但是二产对GDP贡献的占比在上升，意味着财政支出已经对产业结构转型造成重大扭曲，这可能意味着未来更长时间的产能过剩与效率低下。

消费看经济增速

宏观经济的历史上重大危机都体现为总需求的剧烈调整，比较有代表性的，大萧条时期消费的衰退略好于GDP的整体情况，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系统性突然停滞（sudden stop）消费衰退和GDP情况相当；而在欧债危机时期消费的调整是要显著大于GDP整体衰退情况的。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由于消费相对收入缺乏平滑，而这与经典的消费周期理论不同。针对这些危机，经济学理论上曾经提出过两大理论，一种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把消费与永久收入变化联系起来，这种观点认为危机导致居民永久收入发生了收缩，从而导致合意消费水平剧烈收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IMF的Gita Gopinath，她研究发展中国家时发现，这些国家的经济波动往往不是周期性的，而是增长趋势的波动。另一派的观点就是金融摩擦理论，这一派认为信贷市场收缩阻碍了消费的跨周期平滑，这一派针对具体金融机制的研究比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金融抵押物的价值变化，导致金融机构的传统信贷扩张渠道出现收缩。从这两种理论来看，第二种解释是可以通过货币政策予以应对的，比如当下中国货币政策对个人贷款的鼓励，但是如果是第一种原因，那么货币政策起到的作用就十分有限，因为经济波动是受永久收入的收缩引起消费衰退所至，很明显货币政策没办法改变长期经济趋势，也无法改变与之对应的永久收入水平。

按金融摩擦理论，富有的家庭由于流动资产多因此比贫困的家庭消费收缩的要少，但是按永久收入理论，正是富有的家庭的收入在危机时变化的最剧烈，因而他们的消费调整应该更显著。这样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他们的消费收缩可能程度是差不多的。在最新的针对居民户微观行为的研究中就发现了无论是哪一种理论，缺少了永久收入波动的假设，是没办法解释富有家庭消费收缩的。也正是基于这些研究，西方政府在发生了新冠疫情后，毫无例外的对居民户加大补贴力度，从上面的GDP增长趋势图上也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成功恢复到疫情前的趋势水平上去。

按照前文对经济增长趋势的分析，同样可以考查中国消费水平的趋势，可以看到如果以2007年为起始的长周期角度，消费已经持续低于长期趋势，如前所述我们并不认可这种与疫情前趋势比较的分析，因为它让所有增长趋势都呈现出发散的特质。但即使考虑到疫情期间及此后消费的波动，目前也是要较“改变”后的趋势（虚线）要弱的。

今年的消费总体是在磨底的过程，虽然单月社销增速受基数的影响较大，但是累计两年复合增速也已经在3.5%-4%的水平稳住，如果明年能维持这个水平甚至有所改善，那么复合增速就会有明显提升。为什么人们还是觉得消费比较弱呢？虽然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的解释，也就是说消费没有出现全面的改善，但是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消费改善的收入基础不稳固，导致社会普遍预期无法改善。

下图可以看出居民杠杆率上升有三个比较特殊的时期，一个是02-03年，第二个是11-13年，以及当前21-23年，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居民的短期贷款增速快速上升，与此同时消费的增速并没有跟上，同时看到居民杠杆率上行，这是一个明显的居民收入不稳定，可能伴随着就业状态不佳，而不得不主动加杠杆的过程。对消费恢复性质的判断决定了未来消费形势的预期。仅就增速而言，中国无论是当年还是复合两年增速绝对值都并不低，可能相对于一些新兴经济体要低，但是做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既拼体量还要增速，目前更应该考虑经济增长数字背后的居民资产负债状况的改善，经济结构决定的收入分配改善，技术进步带来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制度创新促进技术不断突破，具备这些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逻辑链条下，经济数据与未来预期才能衔接起来，经济恢复的态势才更稳固，整个社会才不会落入“增速焦虑”的陷阱。

从内外不均衡看经济增速。

疫情发生后，国际贸易面临着越来越多贸易政策风险的挑战，贸易策略有所调整并对加工生产进行重新外包，已经造成贸易相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在下降。具体策略还包括近岸外包或友岸外包，这一些都可能导致全球经济根据区域或者地理动线变得更加分散。用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贸易重要性的指标自1970年的25%上升到2007年的61%，就达到了顶点。不同国家见顶过程前后各有差异，中国最先于2009年达到高点后随即快速回落，美国在2011年见顶，之后是日本于2014年，而欧盟到目前还没有见顶。

造成这种趋势逆转的原因WTO总结了三个主要的：1）经济体或者个别行业的开放性变化，其中可能的原因有技术进步、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降低了贸易成本或者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发生转变，具体的比如有一些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家最开始主要从事加工环节，并展现出较大的开放性，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该国开始多元化并壮大自己的供应基础，这样就把大部分供应链保留在了国内。结果就是对进口中间品依赖降低，开放度也相应下降。2）全球价值链的崛起，包括生产组织变化放大了开放度变化的影响和进出口贸易量占GDP的比重。价值链导致生产过程更加细分，供应环节拆分为更多环节，全球经济可贸易范畴变宽，这会导致贸易环节被更多地重复计算，同时贸易成本随着价值链延长上升，相应贸易成本上升导致贸易占GDP的比重下降。3）全球经济构成变化，就是随着不同地区和开放程度的变化，全球经济不断重组，只有当开放度高的经济体加入全球贸易依存度才会有所提高。也有经济从制造向服务业的转变，而服务业相对制造业开放度要低。

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在2009年就达到了顶峰，但这并不代表出口对中国不重要了，恰恰相反，中国在金融危机后的每一轮财政大力度稳经济，都会相应增加不同领域的供应能力，但是消费能力的增长却受到这种发展模型的限制，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始终没有得到改善（2015年供给侧通过行政手段短暂的扭转了这个趋势），疫情发生后还进一步恶化，那么过剩的生产能力就必须依赖外部需求，所以我们看到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后，以及疫情开始西方国家越来越强调供应链安全的大背景下，中国不断的也在多元化自己的出口目的地国家，2023年更像是一个关键转折点，尽管通过多元化出口只小幅调整，但是这种向主要经济体出口明显下降的出口结构可能还不稳固。

另外，我们关注到WTO统计了所谓的“卡脖子产品”平均来讲只有四个国家出口的产品数量，它从2000年的14%增加到20%（卡脖子生产越来越集中），与此同时此类产品占总贸易的比重从9%上升到19%。而这其中中国是这些潜在产品的最主要的供应商，提供了36%的卡脖子产品，这个比重从2017年的40%下降到当前水平，而美国是第二大供应商，只占6%。可以确定的是，假如大家对于供应链安全性的思考逻辑不出现变化，那么目前的国际贸易格局仍将面临持续调整的风险。

最后，根据我们的测算4.5%左右的经济增速已经能够让经济增长保持在较为合理的趋势水平上。片面追求经济增速更多是维持原有的经济结构不调整，甚至结构矛盾越来越严重。而只有戒除“增速饥渴症”才有机会推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消费者才能更多地从经济增长中受益；投入更多资源强化巩固社会保障安全网，消费者信心才能更好地竖立，反过来也不会通过向政府要“增速”来解决就业难题；投入更多资源在基础研发，顺势向国际价值链上游攀升，而不是持续向国际供应链制造压力，从而在更包容的国际关系中恢复国际“人才流”、“技术流”的通畅；当前地方投资能力下降要看到恰是调整政府角色、政府减负的最佳时机，应当转换政府角色，从投资型向服务型、市场制度供给型过渡。■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