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竞争的意识形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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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朝庭：如果要避免中美战略竞争升级，除了必须解决地缘政治博弈这个难题之外，双方还必须消除意识形态敌意。

成朝庭

■引言

举世瞩目的中美首脑旧金山会晤结束了，双方都表现出了愿意缓和紧张关系的姿态，也就一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这次会晤对中美关系和世界局势的影响，目前尚难判断。但人们至少可以暂时舒一口气，一场中美战争应该不会在近期爆发，毕竟世界已经被俄乌战争和哈马斯-以色列战争搅得心烦意乱。

尽管会谈气氛友好，两位领导人还一同在庄园散步，但美国总统拜登在会后仍然强调美中之间是竞争关系。显然，拜登并不打算因为这次友好会面就改变美国朝野上下早已形成的共识，即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美中对世界秩序有着根本不同的愿景。拜登只是想通过这次会谈向世界展示，他在负责任地管理中美战略竞争，以防止其滑向灾难性的激烈冲突甚至战争。

但中国显然不愿将中美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而是强调两国要和平共存，不搞零和博弈。中国领导人表示，中国从不赌美国输，也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他还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也不同任何国家打冷战或热战。但中国领导人同时要求美国也不要赌中国输，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众多周知，中国最大的内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拜登坦率直白的现实主义话语相比，中国领导人的话语其实相当理想主义，甚至有些类似西方自由主义。当然，华盛顿会认为北京是说一套做一套，其实际战略行为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政治（realpolitik）。

观察家们可能忽略了两位领导人言论中体现出的意识形态诉求。拜登所称的中美战略竞争，并不仅仅是对地缘政治权力的争夺，他还希望挫败中国对“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挑战。而中国领导人则承诺“中国不赌美国输”，条件是“美国不赌中国输”。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番话：如果北京不挑战华盛顿的世界霸主地位，不挑战美国领导的现行国际秩序，那么华盛顿也不应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两位领导人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中美战略竞争的意识形态根源，值得进一步探讨。

中美对彼此的意识形态敌意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双方对彼此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敌意。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在苏联解体后更面临着来自美国和西方的巨大压力。因此，中国共产党一直居安思危，高度警惕美国图谋颠覆其政权。而随着中国实力的壮大，对外战略越来越进取，美国也产生了不安全感，担心中国挑战“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这个秩序主要由美国在二战之后建立，西方居于支配地位。

澳大利亚前总理、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陆克文（Kevin Rudd）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认为华盛顿永远不会真正接受中国政府的基本政治合法性，因为它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体制。美国已故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也指出，中国大众、学者和领导人普遍认为，美国一直试图在领土上分裂中国，在政治上颠覆中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国，在经济上挫败中国。在中国，“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口号并不仅仅是一个宣传，而是一个深入人心的信条。在今天，这个“帝国主义”主要就是指美国，因为只有美国有意图和实力来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担心美国会通过“颜色革命”来推动“政权更迭”。中国领导人为此反复强调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政治安全”更是头等大事，压倒一切，甚至包括经济发展。其实，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维护党的领导地位、确保国内安全与稳定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优先级。因此，对中国共产党而言，美国对其国内领导地位的敌意乃是生死攸关的严重威胁。

同样地，华盛顿也认定，只有中国同时具备意图和实力，来挑战美国领导下的自由国际秩序，这在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得到明确宣示。美国这届民主党政府尤为重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拜登宣称世界正面临“民主”与“专制”的对决，而他决心用自由民主价值观来团结美国的盟国和伙伴，以对抗所谓威权主义的全球扩张。因此，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导向。对北京而言，特朗普“反华”，拜登“反共”；与利益至上的特朗普相比，满脑子意识形态的拜登更危险，因为其对华政策有鼓动政权更迭的倾向。

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

美国外交政策有四大传统：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通常是全球主义者，前者主张建立自由开放的国际经贸体系，后者则致力于向世界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杰斐逊主义者主张美国应聚焦国内发展，巩固国内民主；而杰克逊主义者是民粹主义者，对精英怀有强烈的不信任，认为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应是保护美国人民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从战略文化视角来看，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具有扩张性，杰斐逊主义是防御性的，而杰克逊主义则属于防御反击型。如果说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有强烈的杰克逊主义特征，那么拜登政府则更倾向于威尔逊主义。

许多著名的美国学者都认识到了威尔逊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影响。“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现实主义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认为，关于政治合法性概念的竞争已经成为美中关系中的一个痛点。他指出，“美国人以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崇尚他们的文明成就，特别是政治成就。这个国家的革命历史赋予了它对自由的热情，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无与伦比的。” 美国人相信，人权和民主是普世愿望，只需要遵从美国的榜样（有时以帝国主义方式来推动）就能在世界各地实现。出于这个原因，亨廷顿称美国是一个“传教士国家”，一个受信念驱使的国家。对美国来说，“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该致力于（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有限政府、人权、个人主义、法治等价值观，并落实到机构制度中。”

北京对美国意识形态化外交的认知

但对北京来说，没有什么比美国和西方扮演人权“教师爷”更令其反感。中国领导人在2020年9月与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会谈中明确表示，中方不接受人权“教师爷”，反对搞双重标准。在大约一年之后的百年党庆重要讲话中，他再次强调中国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

中国社科院富有影响力的学者薛力认为，美国之所以热衷于传播其价值观，深层原因是基督教“一神论”：把世界上的人分为教徒与异教徒两类，认为教徒是上帝的选民，有责任与义务把上帝的福音传遍全世界，通过传教、征服等手段同化甚至消灭异教徒，并把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移植到这些地方。

另一位著名中国学者、北大教授强世功则断言，美国立国之初即在新教观念驱使下致力于世界帝国的建构；美国认为自己是拥有“天定命运”的“山巅之城”，因而向全世界推广基督教价值观念、建立人人自由平等的政权成为其“昭昭天命”。美国最终建立了一个新罗马世界帝国霸权体系，尽管这个体系运用了精致的、不同于欧洲殖民主义的非直接控制方式，但其本质仍然是让非西方世界外围地带沦为帝国的附庸。中国为了摆脱成为这个附庸的命运，就必须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以“天下一家”体系来反抗美国的新罗马世界帝国体系。薛力和强世功的观点在中国精英和民众中广泛存在，这与官方舆论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形象的长期塑造是密不可分的。

如何避免意识形态零和博弈

今日之中美战略竞争，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科技、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个维度。经济竞争可以是正和博弈，因为财富是无限的，双赢和多赢并非不可能。但地缘政治博弈和意识形态敌对本质上是危险的零和博弈，因为权力是有限的，价值观是排他的。如果要避免中美战略竞争升级，除了必须解决地缘政治博弈这个难题之外，双方还必须消除意识形态敌意。换言之，华盛顿不应图谋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国内领导地位；作为交换，华盛顿必会期望北京放弃挑战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

中美要达成这个交易非常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其实双方曾经有过心照不宣的默契，中国是美国所推动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没有之一；而中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也让美国资本赚得盆满钵满。如今，双方似乎认识到重温旧日时光的某种必要。2021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拜登政府无意重复此前对华政策中的一个错误，即寻求给中国政治体制带来“根本转变”，而是致力于打造一个更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环境，并在这一体系中与中国共存。拜登政府另一位重量级战略家、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2023年7月接受“The Wire China”采访时也表示，拜登政府不寻求推翻中国政权，而是致力于维护“印太操作系统”。在坎贝尔看来，正是这一系统确保了印太地区过去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如今，中国最高领导人也公开表示“不赌美国输，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的领导”。由此可见，至少在口头上，双方都在试图缓解意识形态敌意。

但仅仅口头宣示是不够的，双方都必须付诸实际行动。2021年7月，中国外长王毅给华盛顿划出了三条底线：（1）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2）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3）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因此，华盛顿必须在上述三方面采取切实行动，才能赢得北京的信任。尤其是第一条底线至关重要，即美国不能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华盛顿也期望北京降低反美调门，削减甚至停止“一带一路”，淡化其三大全球倡议（发展、安全和文明），停止支持俄罗斯和伊朗，放弃将美国势力逐出亚洲，不再强化“金砖国家”（BRICS）等挑战西方支配地位的国际制度。如此华盛顿方能确信北京无意挑战其领导的“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双方能相向而行吗？中美首脑在旧金山的会晤，仅仅是微小的一步，但毕竟走出了这一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