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激进自由派人士米莱当选阿根廷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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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莱的胜选标志着阿根廷政治方向的急剧转变，但他的治理能力和改革计划受到质疑。

王友明

■随着阿根廷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结束，极右翼选举联盟候选人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战胜中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现任经济部长塞尔吉奥·马萨（Sergio Massa），当选阿根廷新一任总统。

一头乱发，挥舞着电锯，誓言挑战“政治种姓”、大幅削减政府开支的米莱赢得了多数阿根廷选民的支持。他将于12月10日正式就职，任期四年。

米莱当选之际，阿根廷正面临二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胀率超过140%，债务持续增加，贫困率不断上升。无奈的阿根廷民众迫切地希望有人可以打破困局。

然而，米莱提出的一系列激进主张，尤其是废除中央银行、放弃阿根廷比索转向全面美元化让很多人心存疑虑。而作为“政治素人”的他，未来能否摆平各方势力、顺利施政，同样还是未知数。

阿根廷执政联盟为何在选举中落败？历届政府为何难以挽救阿根廷的经济？米莱所谓的全面美元化有可能实现吗？阿根廷的外交政策是否会出现大幅度调整？近年来拉美地区的“粉红浪潮”是否会因阿根廷“变天”受到冲击？围绕一系列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王友明。

【采访/ 王恺雯】

记者：您对阿根廷此次大选有何观察？阿根廷中左翼政府为何会失败？反映了民众怎样的心态？

王友明：这次阿根廷中左翼政府的失败完全可以说是自己造成的，板子应该打在自己身上。极右翼的胜利并不说明他们的竞选主张有多英明，实在是执政联盟太糟糕，选民作出了“艰难的选择”。

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已超过140%，在拉美地区仅次于委内瑞拉。这是什么概念？老百姓手上的钱变成“毛票”了。此外，阿根廷的外汇严重短缺，债务压力持续攀升，贫困率也已经上升到40%以上。

农业是阿根廷的支柱产业，今年极端气候再次出现，阿根廷主要粮食产区遭遇大旱，进一步冲击该国经济。多种因素叠加，让阿根廷经济复苏前景黯淡，国际金融机构和分析师预测，2023年阿根廷经济可能会出现2%-3%的萎缩。中左翼政府无法改变糟糕的经济状况，选民看不到一丝希望，丢掉总统大位也在意料之中。

记者：阿根廷曾经富裕繁荣，是什么让它的经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历届政府都试图挽救阿根廷的经济，为何收效甚微？

王友明：20世纪初，阿根廷一度进入世界十大经济体的行列，当时连欧美人都挺羡他们的，有一句话叫“你富得像个阿根廷人”，足见阿根廷当时的富裕。

但是，阿根廷一直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没有完备的工业体系，产业结构单一，主要依靠农矿产品的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让依靠出口的阿根廷遭受重创，对该国经济的冲击非常大，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

上世纪四十年代，胡安·庇隆（Juan Perón）上台后对国内经济进行了全面改革，致力于经济独立，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同时大搞福利主义，利用公共开支修建学校、修建医院、修建住房。这样一来可以收获更多支持者，但大量的投入也导致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阿根廷国内政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难以形成稳定的经济政策。1989年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执政后，阿根廷开始了大规模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力推动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还将阿根廷比索与美元挂钩。虽然经济一度有所起色，但外国资本大量涌入，控制了阿根廷的经济命脉，导致阿根廷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外债越来越多。西方金融寡头还控制了阿根廷的主要银行，严重削弱了阿根廷的金融主权。

进入21世纪后，阿根廷经济的低迷状态没有得到恢复，特别是近10年来六次陷入经济衰退。这些年左右翼政府来回折腾，各自推出激进的主张，却一直没有找到让阿根廷经济脱困的良方。

我去阿根廷调研时，有阿根廷学者对我说，真羡慕你们中国，能制定那么多的五年规划，我们阿根廷政府更换频繁，没法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往往是新官不认旧账。

记者：此次赢得大选的哈维尔·米莱在经济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主张，包括关闭央行，废除比索、全面转向美元化，大幅削减开支等。阿根廷有没有可能全面转向美元化？

王友明：废除比索、“砸烂”央行、全面美元化这类主张足够吸引眼球，对一心求变的选民来说，似乎是不错的选择。但第一个问题是，阿根廷有那么多美元储备吗？第二，所谓全面美元化，就和之前对西方资本放开金融体系一样，让国家的金融命脉掌握在华尔街或美联储手中，你是省事了，货币主权完全被人家控制。西方金融寡头都是唯利是图的，他们可能会给你些小甜头，但从根本上说，他们不会为了阿根廷和阿根廷民众的利益着想。

米莱的主张也许和他的成长经历和所受教育有关，可一旦当政了，面对的就是整个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全面美元化这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极大争议的做法，或许可以建立试点，如果是全面实行，我认为对阿根廷来说不是一剂良方，阿根廷的金融体系太脆弱了，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记者：有分析称，作为“局外人”的米莱将成为阿根廷恢复民主40年来最弱的总统。您对米莱的执政前景有何看法？他将面临哪些挑战？

王友明：大选结束后，米莱和他的支持者一定会迎来短暂的狂欢，但是，当他12月10日正式就职、一系列改革计划出台后，势必会遇到强大的掣肘和制约，也会面临国会分裂与社会分裂的局面。

米莱所代表的极右翼势力虽然赢得了总统大选，但他所在的极右翼选举联盟“自由前进党”在阿根廷国会只是少数党。在第一轮选举中，米莱的得票率落后于中左翼执政联盟“祖国联盟”候选人、现任经济部长塞尔希奥·马萨。之所以能在第二轮投票中反超马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右翼势力，尤其是阿根廷前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的支持。他所领导的中右翼选举联盟“合力变革”是国会第二大力量，其候选人帕特丽夏·布利里奇（Patricia Bullrich）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率位列第三。

在这样的背景下，米莱在组建内阁时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诸如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等重要职位，肯定会“让”出去一些。米莱之后在国会中，除了要面对强大的中左翼和左翼势力，还要和中右翼势力分权，拉拢他们，否则相关的改革就无法通过。就算米莱想要施展拳脚，也只能在让步和妥协中进行。

在社会层面，阿根廷传统的左翼势力、特别是工会势力也是非常强大的，米莱的政策如果触及到工会的利益，后者绝不会善罢甘休，可能会频繁组织罢工等示威活动与政府对抗。

记者：这些年中国和阿根廷之间的合作交流不断深化。而米莱在当选前多次“出言不逊”，包括将中国形容为“刺客”，拒绝和所谓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贸易，但此后又有所收敛。您如何看待米莱的一系列涉华言论？未来几年阿根廷与中国的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阿根廷总体外交政策又是否会改变？

王友明：米莱这些言论我们就姑且一听。阿根廷经济要走出困境离不开中国的帮助，想要“切断”和中国的关系并不现实。

中国是阿根廷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阿根廷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另一个被米莱“点名”的巴西是阿根廷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样的地位摆在那儿，要“切断”与中国、巴西的关系不是“自寻绝路”吗？这些竞选言论不过是博眼球，米莱提名的阿根廷外长候选人戴安娜·蒙迪诺（Diana Mondino）后来也做了澄清。

在米莱执政后，中国和阿根廷的关系可能会有一段磨合期，但双方一定会找到新的利益契合点。无论是中国、巴西还是俄罗斯，新的阿根廷政府只能和这些国家“挂钩”，而不是“脱钩”。

至于阿根廷是否会拒绝加入金砖国家，我认为也需要继续观望。在亲美西方的外交基调下，米莱新政府对加入金砖机制的积极性有所下降，但不可否认的是，金砖国家中，巴西、中国和印度三国就占阿根廷出口总额的近30%，在金砖扩员之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家都要加入，对阿根廷的利好只会越来越多。

米莱新政府可能更倾向于加入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等机制。但以阿根廷目前的经济情况，OECD是不会那么轻易接纳它的。如果不被OECD接纳，又拒绝加入金砖国家，这不是自我孤立吗？

米莱上台后，阿根廷奉行大国平衡外交的天平或发生倾斜。事实上，从米莱投入选举至今，在倾向美西方体系方面，他没有改过口，当选后还表示会尽快访问美国和以色列。我认为，米莱选择美国作为其首访国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记者：近年来，拉美迎来“左转”浪潮，多国左翼政府回归。作为在拉美地区有影响力的国家，此次阿根廷“变天”，会对整个拉美地区的政治格局带来哪些影响？拉美政权为何总是“左右摇摆”？

王友明：这几年拉美地区的政治版图可以说是“一片粉红”，主要国家都由左翼或中左翼当政。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拉美左翼是联动、自强的，在拉美一体化，以及为古巴、委内瑞拉发声等问题上都展现了团结；去年美洲峰会上更发出了战略自主的“拉美声音”，抱团对美国说“不”。这些都体现了左翼掌控拉美政治版图的显著特征。

但是，不少由左翼当政的拉美国家日子并不好过。比如智利，智利一直是拉美地区经济的“优等生”，但今年经济表现不佳，民众对博里奇左翼政府的不满情绪日渐累积，8月底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博里奇的支持率已经下跌到29%。与此同时，智利右翼保守主义势力抬头，今年5月智利制宪委员会选举中，右翼政党智利共和党赢得了51个席位中的23席，成为最大赢家。目前，该党创始人卡斯特在2025年总统竞选民调中位居前列。目前来看，左翼想要打赢保卫战还是要经过一番努力的。

当然，拉美左翼政府中也有亮点，那就是巴西的卢拉政府。卢拉的第三个任期刚起步时，可以说坎坷不断，但他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很快就把局势稳住了。8月中旬一项民调显示，卢拉的支持率已经升到60%，是他第三个任期以来的最高值。虽然有卢拉这个亮点，但总体来说，拉美左翼执政还是牵绊不断。

此次阿根廷极右翼的胜利撕裂了拉美地区“一片粉红”的政治版图。明年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将迎来总统大选，我认为阿根廷“变天”会对其他拉美国家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

非左即右的“钟摆效应”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但在拉美地区格外显著，频率也更快。

新世纪开始的十多年，拉美左翼一度主导地区政治秩序。左翼全面治理新自由主义，但无心、无意也无力调整沉疴尽显的经济结构，往往采取倾向中下层的社会福利政策，为了讨好选民，用国家财政建住房、建学校、建医院。这样一来，选民是高兴了，但是钱从哪来？左翼的执政工具日益捉襟见肘，经济蛋糕不但未能做大，盆中蛋糕反而日渐稀缺。

实现“右转”的国家，也未迎来右翼领导人在竞选时所承诺和展望的美好景象。右翼上台之后，采取完全相反的政策，大砍公共机构和福利开支，搞得民怨四起。

拉美地区在上世纪末进行了10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一种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场实验不但没有帮助拉美进行经济突破，反而令其付出了两极分化的代价，左右来回轮换，你方唱罢我登场。这种缠斗也是拉美国家迟迟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

其实左翼和右翼政党均对经济困境的症结心知肚明，也深知若想彻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摆脱“资源魔咒”，就必须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多元经济，实行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对外开放。同时，发挥国家调控作用，运用福利政策适当向中下层民众倾斜以补市场竞争带来的负面效应。

不过，这一脱困方略必须建立在稳定执政的前提下。而拉美左右政党常常为了一己之私，根本不给当政者实施经济结构转型的时间，而是“凡是当局支持的，我都反对”，利用对方的失误、贪腐丑闻，发动自己的拥趸走上街头，政权的频繁更迭往往使原本可以挽救经济颓势的改革措施中途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