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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4-11-24 07:05
刘晨阳
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11月15日至17日，美国旧金山进入“APEC时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这一西海岸港口城市召开，包括21个经济体的领导人、部长、企业高管等在内的数万人齐聚于此。
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全球经济面临重重暗礁。为此，会议发表的《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旧金山宣言》强调，亚太经合组织必须利用技术和经济进步，继续释放本地区的巨大潜力和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所有环境挑战。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的亚太发展“三问”——要把一个什么样的亚太带到本世纪中叶？如何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三十年”？在这一进程中如何更好发挥亚太经合组织作用？——引发广泛共鸣的同时也引来热烈讨论。
APEC可以通过哪些措施“为所有人创建强韧和可持续未来”？打造亚太下一个“黄金三十年”，APEC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相应地，其自身机制又该如何完善，以切实提升合作的实效性？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曾担任APEC愿景小组（AVG）中国代表的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刘晨阳。
【受访者/刘晨阳】
·“主渠道”
记者：今年APEC会议的主题是“为所有人创建强韧和可持续未来”。结合当前局势，如何深刻理解“强韧”这个词？具体表现应有哪些？
刘晨阳：“强韧”这词并非在这次会议首次出现，而是近几年在APEC中较为常见的一个关键词。
首先，“强韧和可持续未来”与APEC制定的2040年布特拉加亚新愿景紧密相连——布特拉加亚愿景设定了到2040年建成一个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的目标。因此，“强韧”一词对于打造亚太共同体而言也是非常关键的。
从当前大背景来看，我认为“强韧”之所以成为APEC会议中经常出现乃至成为新愿景的关键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个是从应对挑战和危机的能力方面体现韧性，即当遇到较大的结构性冲击或突发事件时，APEC能否协调组织大家一起有效应对。最典型的例子是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以及2003年的非典和近年来的新冠两次疫情，这些都属于突发的大规模的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会产生影响的事件。APEC在面对这些危机时采取的措施，体现了它作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的特点和能力。
另一方面，韧性体现在能否为经济增长提供一种强劲的内在驱动力。这种经济增长不是单单追求速度，也不是看重在一个阶段内过快实现，昙花一现；而是长期拥有内在驱动力，实现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这驱动力是多元的，包括创新和新技术的发展。要想通过一些包容性和平衡性措施让各个成员充分参与合作、分享合作成果，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是关键因素。
记者：这次APEC峰会看上去成果颇丰，在您看来有哪些点值得大家多加关注？
刘晨阳：这次的《领导人宣言》有几个地方让我印象较深。
首先，它非常明确地强调APEC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渠道”地位。在我的印象中，AEPC过往这么多年的《领导人宣言》都从未明确强调过这点。
其实，这也是过去多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表达的一个诉求，而这次《领导人宣言》正式把这句话凸显出来，这说明在当前全球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演变趋于复杂的背景下，大家充分认识到APEC所独具的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价值，以及其合作模式的优势所在。
先前大家对于亚太路径之争可能有些担忧，比如担心美国的“印太战略”会不会对APEC形成根本性冲击，并分散APEC成员参与合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我认为如今这个“主渠道”的表述，为APEC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共识基础。
在会前，一些媒体也分析如何凝聚APEC成员们的共识，找到一些有交集或利益交叉的领域，更加有效、明确地推进新愿景的落实。这应该也是本次会议大家期待的重点之一。
通过这次的宣言，我认为在找交集共识方面，大家已经达成了许多实际的合作意向和开展合作的方向。突出的合作主要集中在新远景三大主要支柱领域中的包容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因此，我注意到这次宣言中的很多内容与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低碳发展、粮食和能源安全，以及扶植那些受到经济发展模式及能源转型冲击的弱势群体，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经济活动等内容密切相关。
从这个角度看，在下一个阶段，APEC作为区域合作的主渠道，大方面的理念可能更接近亚太共同体或中国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民生和不同群体如何更好、更平衡地参与合作，让大家共同从包容和可持续的角度实现合作共赢。
·打造亚太下一个“黄金三十年”，APEC能做些什么？
记者：您刚提到“印太战略”对APEC的冲击，这次美国一边举办APEC，一边召开由其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部长级会议。除了IPEF，亚太地区还有各种自由贸易协定（FTA）等，比如《美加墨自贸协定》，并且类似组织、协议还在不断增加和发展。在您看来，这些与APEC是互为补充，还是某种程度上存在竞争或干扰？
刘晨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从区域合作机制的类型划分，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约束性和非约束性两大类。APEC始终将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自身框架下的一个重要议题，因此你刚才提到的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衍生和发展，都是APEC在积极促进，并起到协调者的作用，让自贸协定之间平衡发展、相互促进，而不是产生封闭式贸易集团相互竞争的效果。
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我认为APEC发挥了驱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度发展的角色；另一方面，这些协定与APEC的自主自愿、灵活渐进、协商一致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模式，客观上形成了互补关系。成员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接受市场开放能力的高低，在APEC框架下采取制度舒适性更高的模式，参与基于自主自愿的开放；当条件成熟或具备能力时，再加入不同水平、不同大小的自贸协定。我认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冲突或相互竞争。
另一方面，APEC在设定2040年新愿景时，也将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贸易投资的重要方面；同时，将亚太自贸区作为一个最能体现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水平的中长期目标。也就是说，APEC现在要做的是解决亚太地区已存在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数量众多且标准不一的现状——这是一种类似“意大利面碗效应”的复杂局面。
通过亚太自贸区，它将构建一个涵盖整个亚太地区的高水平制度框架，较理想的模式是将现有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样的大型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各自平行发展路径，再通过融合对接或进一步扩员等方式实现亚太自贸区。
从这个角度来看，自贸协定能否健康发展乃至最终融合对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衡量APEC能否在2040年真正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换言之，我认为建成亚太自贸区应该是亚太共同体目标中最具代表性、最亮眼的成果。因此，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APEC与地区自贸协定之间的关系。
记者：您多次提到APEC“非约束性”“自主自愿”等原则，这些原则自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在实践过程中难免也带来不少困扰，尤其是在成员利益日趋多元化甚至产生冲突的情况下，对成员缺乏约束力，也容易导致运行效率低下、合作实效性较差等问题。您几年前的一篇论文也曾点出这些问题。如今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改进建议么？
刘晨阳：确实，如何加强APEC的效率，让其变得更具有成果导向，这不仅是我个人表达的观点，可能也是APEC多年来讨论后达成的共识之一。然而，现在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关注国际或区域合作的新形势、新趋势以及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情况也在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不同情况下，谁更有效率、谁能在较长时间内推进合作、谁能取得更大成效，需要辩证客观地看待。
比如，WTO作为最具代表性且具有约束力的多边合作机制，从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启动至今已有20多年，始终无法达成最终协定，甚至连最重要的WTO争端解决机制都已经停摆。也就是说，在形式上具有约束力的合作模式，在当前复杂的多种因素影响下，可能无法实现其本身应体现的合作机制优越性。
再有，现在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由于数量众多，标准不一，实施成本相当大。另外，以“印太经济框架”为代表的区域合作机制，背后掺杂了众多地缘政治因素，使得许多成员既无法获得真正的经济收益，还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裹挟和绑架，从而被迫在某些事情上选边站。在这种情况下，它本身是否基于市场开放原则推进合作，这点都存疑。
考虑到这两个因素，我认为APEC的目的反倒是让大家能够坐在一起，可以平衡各自的利益。先找到交集、共识，再由领导人最高层面推进，之后通过委员会工作组等机制落实，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可能反倒比经过谈判或主权让渡才能参与合作的模式更容易达成阶段性成果。例如，“APEC环境产品清单”在2012年领导人会议达成一致后，大家迅速明确了清单目录，然后降税。APEC在该领域的合作对促成WTO《环境产品协定》谈判的启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认为下一步若要强化APEC的效能，一方面，可以采取类似于之前APEC推进的“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或“探路者方式”——我们不要求所有成员在某件事情上同步完成，而是可以让部分成员先行动起来，起到示范作用，再让其他成员自愿加入。在未来的合作项目和领域中，这种模式可以继续推广。
另一方面，APEC可以与其他多边机构或组织加强联动，共同参与项目投入，汇集更多资源。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现在又强调数字基础设施，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都可以参与。
记者：实际上，您这答复也回答了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谈到的“如何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三十年’？在这一进程中如何更好发挥亚太经合组织作用？”。
刘晨阳：对。再引申一点，也是许多专家的呼声，认为APEC不应局限于亚太，而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APEC，让它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承担更多重要作用，弥补目前多边合作机制存在的缺陷。
实际上，近年来APEC在推进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全方位互联互通等领域与G20等合作机制之间的联动关系越来越明显。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大家在多边合作层面的很多利益诉求；下一步，APEC应该能够提供一些机制化设计，让它在多边层面发挥更多作用，并与各种不同层次的区域合作机制形成互动。
此外我认为，以工商界为代表的社会各界可以更好地、实质性地参与到APEC的合作中。目前，APEC为领导人们与工商界代表开展对话提供了平台，虽然这很重要，但我们仍需设计一些机制或加强项目实施，让工商界和私营部门的资源能更充分地参与到各领域的合作中。
在落实方面，应该加强项目引导，加强合作计划与行动计划的阶段性实施评估，以此来吸引工商界和社会群体的参与。这可能也是下一步让APEC更具效率和影响性的模式。
记者：这也就是您曾提到的“加强合作的实效性”。提到地缘政治，近几年中美关系的变化对全球经贸往来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宏观层面来看，它是主导性因素之一，您刚刚也提到，一些国家和地区有时面临选边站的难题。APEC成立至今已有30多年，你们是否有数据统计过，中美关系的变化会如何影响亚太地区的经贸联系？
刘晨阳：客观来说，尽管中美关系总是在曲折中发展，但过去30余年来中美双边经贸总体保持了增长的态势，因此并没有对亚太地区整体的贸易投资格局产生非常直接的负面影响。
我认为过往亚太地区经贸在数据方面起起伏伏，更多是因为周期性经济危机或疫情，这些因素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中美关系变化对亚太地区的影响，更直接体现在亚太区域合作的整体氛围方面，也就是影响成员们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尤其是近几年，美国开始推行“小院高墙”和“脱钩断链”，亚太地区原先基于市场规律优化布局产业和完善供应链体系的进程受到了直接冲击。令人高兴的是，这次中美峰会上，双方领导人在共同维护亚太地区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方面达成了一些新的共识。
而且我注意到这次《领导人宣言》中也明确提到，APEC要在亚太地区致力于以市场驱动方式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是一个非常积极且重要的信号。我认为这次宣言中提到的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等事项，如果下一步能转化为APEC的具体合作项目或合作计划，将有助于中美找到更多的交集。
·中国：从“初学者”到“引领者”
记者：在这届APEC会议上，中国继续展现了大国担当。您能否为读者总结一下从1991年加入APEC至今，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晨阳：1991年，中国加入APEC。需要重点强调的一点是，这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是作为一个新手和初学者，加入到区域经济化浪潮中。
考虑到亚太区域合作的总体客观情况，即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制度多样性显著，因此中国自加入APEC以来，就致力于打造适合这个地区特征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和合作理念，将其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前提，可能无法让大家真正平等地、充分地参与合作。
因此，所谓“APEC方式”（APEC Approach）包含几个关键要素，即自主自愿、灵活渐进、协商一致，以及将单边行动计划与集体行动计划相结合，我认为这种模式的打造，中国在其中发挥了积极推进的作用。直至现在，这种模式仍是APEC的典型优势，是开展合作的制度性优势。
在设定目标框架时，我们强调了在推进市场开放、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这一大支柱的同时，也必须将经济技术合作作为另一个重要支柱，更好地考虑广大发展成员参与合作的能力、意愿以及利益诉求的平衡。这就是著名的“两个轮子”一起转，共同推动APEC贸易目标的实现，与中国发挥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中国不仅积极推进相关合作理念和框架建设，实际上从1991年加入直到2001年“入世”，这10年间，中国一直将APEC视为一个自主推进自身开放、更好地对接国际经贸新规则的有效实验场。
尽管说是自主自愿，但当时我们关税的总体水平快速降低、很多非关税壁垒的削减，实际上都是在APEC框架下完成的。因此，我个人认为在当时阶段，中国是以单边行动计划的方式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那个阶段，在所有APEC成员中，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中国的贡献度可以排在最前列。
自2014年中国第二次主办APEC会议以来，我们的角色实现了质的飞跃。中国在打造APEC合作的新议题方面，能力大大提升。这表明中国能够与时俱进地根据亚太区域合作的最新趋势和大家的利益诉求，主动发起议题或将议题主流化，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全方位互联互通、亚太自由贸易区及全球价值链合作等。
现在，关于2040年新愿景的形成，因为我自己也是作为愿景小组的中方代表，连续两年参加了这项工作，所以我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对于新愿景的关注。特别是将创新增长、包容和可持续增长，以及在贸易投资中如何实现互联互通等因素都纳入其中，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中确实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对于2040年新愿景的形成和未来20多年APEC的合作蓝图制定，我认为“引领者”这个角色更为突出。而且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的这种引领，不像传统的有约束力的多边合作机制，有赖于拥有更多的投票权、发言权；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所提出的观点、建议、主张更加适应组织自身发展的规律，更能契合大多数成员的利益诉求，使其被接受并转化为APEC的实质性文件或合作计划。
记者：对于您的这番描述，我想到一个可能不是那么贴切的比喻：刚加入APEC的前10年，我们在尽力借助这平台与国际“接轨”；后来，我们基于自己的体验、观察和努力，试图让更多人搭上这条“轨道”，与此同时，尽量让大家搭得方便、舒心；而如今，我们希望能与大家一同设定“轨道”前进的方向。
刘晨阳：我认为你的总结非常准确和客观。在参与APEC合作的早期阶段，我们确实可能更多地会考虑借助这个平台，为自身的改革开放、融入区域和多边合作创造更多机遇。
随着中国参与多元化合作机制，成为WTO成员，并参与了多个FTA，我们的自主开放和参与多边合作的能力得到提升，因此我们开始尝试打造合作议题，或在某些领域主动地、更深入地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一方，开始针对全球和地区的大形势，探讨如何创造更良好的地区合作环境和制度环境；在贡献和创造地区合作公共产品方面，中国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种角色变化也是水到渠成，随着自身经济实力以及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中国的角色会自然达到这么一种效果。
记者：您刚刚提到您也参加了愿景小组的工作。在这个项目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下？
刘晨阳：我们这项工作持续了两年时间，之后向领导人提交了一份报告，再由领导人们进行进一步磋商。所以，实际上新愿景的达成过程大约持续了三年。这本身说明，大家就什么能形成共识，这个确认的过程是一个有难度且复杂的过程。但反过来说，最终能形成的愿景结果，真的是大家认为非常重要且能共同推进的。
虽然过程很复杂，但愿景小组的代表们无论是政府背景、学术背景还是工商界背景，大家对APEC的发展潜力及应该发挥的作用仍怀有高度共识。大家各抒己见，再逐步排除争议较多的问题，将目标缩拢，形成共识。我认为这个过程真的是体现了APEC多年来的独特传统，就是协商一致、灵活渐进，尽量想办法协调立场，求同存异，这种意识非常重要。
APEC新愿景，我之所以认为它具有里程碑意义，就在于达成不易，但是一旦达成，就为大家在现有基础上推进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全球经济面临重重暗礁。为此，会议发表的《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旧金山宣言》强调，亚太经合组织必须利用技术和经济进步，继续释放本地区的巨大潜力和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所有环境挑战。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的亚太发展“三问”——要把一个什么样的亚太带到本世纪中叶？如何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三十年”？在这一进程中如何更好发挥亚太经合组织作用？——引发广泛共鸣的同时也引来热烈讨论。
APEC可以通过哪些措施“为所有人创建强韧和可持续未来”？打造亚太下一个“黄金三十年”，APEC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相应地，其自身机制又该如何完善，以切实提升合作的实效性？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曾担任APEC愿景小组（AVG）中国代表的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刘晨阳。
【受访者/刘晨阳】
·“主渠道”
记者：今年APEC会议的主题是“为所有人创建强韧和可持续未来”。结合当前局势，如何深刻理解“强韧”这个词？具体表现应有哪些？
刘晨阳：“强韧”这词并非在这次会议首次出现，而是近几年在APEC中较为常见的一个关键词。
首先，“强韧和可持续未来”与APEC制定的2040年布特拉加亚新愿景紧密相连——布特拉加亚愿景设定了到2040年建成一个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的目标。因此，“强韧”一词对于打造亚太共同体而言也是非常关键的。
从当前大背景来看，我认为“强韧”之所以成为APEC会议中经常出现乃至成为新愿景的关键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个是从应对挑战和危机的能力方面体现韧性，即当遇到较大的结构性冲击或突发事件时，APEC能否协调组织大家一起有效应对。最典型的例子是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以及2003年的非典和近年来的新冠两次疫情，这些都属于突发的大规模的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会产生影响的事件。APEC在面对这些危机时采取的措施，体现了它作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的特点和能力。
另一方面，韧性体现在能否为经济增长提供一种强劲的内在驱动力。这种经济增长不是单单追求速度，也不是看重在一个阶段内过快实现，昙花一现；而是长期拥有内在驱动力，实现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这驱动力是多元的，包括创新和新技术的发展。要想通过一些包容性和平衡性措施让各个成员充分参与合作、分享合作成果，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是关键因素。
记者：这次APEC峰会看上去成果颇丰，在您看来有哪些点值得大家多加关注？
刘晨阳：这次的《领导人宣言》有几个地方让我印象较深。
首先，它非常明确地强调APEC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渠道”地位。在我的印象中，AEPC过往这么多年的《领导人宣言》都从未明确强调过这点。
其实，这也是过去多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表达的一个诉求，而这次《领导人宣言》正式把这句话凸显出来，这说明在当前全球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演变趋于复杂的背景下，大家充分认识到APEC所独具的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价值，以及其合作模式的优势所在。
先前大家对于亚太路径之争可能有些担忧，比如担心美国的“印太战略”会不会对APEC形成根本性冲击，并分散APEC成员参与合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我认为如今这个“主渠道”的表述，为APEC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共识基础。
在会前，一些媒体也分析如何凝聚APEC成员们的共识，找到一些有交集或利益交叉的领域，更加有效、明确地推进新愿景的落实。这应该也是本次会议大家期待的重点之一。
通过这次的宣言，我认为在找交集共识方面，大家已经达成了许多实际的合作意向和开展合作的方向。突出的合作主要集中在新远景三大主要支柱领域中的包容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因此，我注意到这次宣言中的很多内容与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低碳发展、粮食和能源安全，以及扶植那些受到经济发展模式及能源转型冲击的弱势群体，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经济活动等内容密切相关。
从这个角度看，在下一个阶段，APEC作为区域合作的主渠道，大方面的理念可能更接近亚太共同体或中国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民生和不同群体如何更好、更平衡地参与合作，让大家共同从包容和可持续的角度实现合作共赢。
·打造亚太下一个“黄金三十年”，APEC能做些什么？
记者：您刚提到“印太战略”对APEC的冲击，这次美国一边举办APEC，一边召开由其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部长级会议。除了IPEF，亚太地区还有各种自由贸易协定（FTA）等，比如《美加墨自贸协定》，并且类似组织、协议还在不断增加和发展。在您看来，这些与APEC是互为补充，还是某种程度上存在竞争或干扰？
刘晨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从区域合作机制的类型划分，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约束性和非约束性两大类。APEC始终将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自身框架下的一个重要议题，因此你刚才提到的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衍生和发展，都是APEC在积极促进，并起到协调者的作用，让自贸协定之间平衡发展、相互促进，而不是产生封闭式贸易集团相互竞争的效果。
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我认为APEC发挥了驱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度发展的角色；另一方面，这些协定与APEC的自主自愿、灵活渐进、协商一致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模式，客观上形成了互补关系。成员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接受市场开放能力的高低，在APEC框架下采取制度舒适性更高的模式，参与基于自主自愿的开放；当条件成熟或具备能力时，再加入不同水平、不同大小的自贸协定。我认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冲突或相互竞争。
另一方面，APEC在设定2040年新愿景时，也将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贸易投资的重要方面；同时，将亚太自贸区作为一个最能体现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水平的中长期目标。也就是说，APEC现在要做的是解决亚太地区已存在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数量众多且标准不一的现状——这是一种类似“意大利面碗效应”的复杂局面。
通过亚太自贸区，它将构建一个涵盖整个亚太地区的高水平制度框架，较理想的模式是将现有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样的大型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各自平行发展路径，再通过融合对接或进一步扩员等方式实现亚太自贸区。
从这个角度来看，自贸协定能否健康发展乃至最终融合对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衡量APEC能否在2040年真正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换言之，我认为建成亚太自贸区应该是亚太共同体目标中最具代表性、最亮眼的成果。因此，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APEC与地区自贸协定之间的关系。
记者：您多次提到APEC“非约束性”“自主自愿”等原则，这些原则自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在实践过程中难免也带来不少困扰，尤其是在成员利益日趋多元化甚至产生冲突的情况下，对成员缺乏约束力，也容易导致运行效率低下、合作实效性较差等问题。您几年前的一篇论文也曾点出这些问题。如今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改进建议么？
刘晨阳：确实，如何加强APEC的效率，让其变得更具有成果导向，这不仅是我个人表达的观点，可能也是APEC多年来讨论后达成的共识之一。然而，现在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关注国际或区域合作的新形势、新趋势以及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情况也在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不同情况下，谁更有效率、谁能在较长时间内推进合作、谁能取得更大成效，需要辩证客观地看待。
比如，WTO作为最具代表性且具有约束力的多边合作机制，从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启动至今已有20多年，始终无法达成最终协定，甚至连最重要的WTO争端解决机制都已经停摆。也就是说，在形式上具有约束力的合作模式，在当前复杂的多种因素影响下，可能无法实现其本身应体现的合作机制优越性。
再有，现在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由于数量众多，标准不一，实施成本相当大。另外，以“印太经济框架”为代表的区域合作机制，背后掺杂了众多地缘政治因素，使得许多成员既无法获得真正的经济收益，还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裹挟和绑架，从而被迫在某些事情上选边站。在这种情况下，它本身是否基于市场开放原则推进合作，这点都存疑。
考虑到这两个因素，我认为APEC的目的反倒是让大家能够坐在一起，可以平衡各自的利益。先找到交集、共识，再由领导人最高层面推进，之后通过委员会工作组等机制落实，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可能反倒比经过谈判或主权让渡才能参与合作的模式更容易达成阶段性成果。例如，“APEC环境产品清单”在2012年领导人会议达成一致后，大家迅速明确了清单目录，然后降税。APEC在该领域的合作对促成WTO《环境产品协定》谈判的启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认为下一步若要强化APEC的效能，一方面，可以采取类似于之前APEC推进的“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或“探路者方式”——我们不要求所有成员在某件事情上同步完成，而是可以让部分成员先行动起来，起到示范作用，再让其他成员自愿加入。在未来的合作项目和领域中，这种模式可以继续推广。
另一方面，APEC可以与其他多边机构或组织加强联动，共同参与项目投入，汇集更多资源。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现在又强调数字基础设施，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都可以参与。
记者：实际上，您这答复也回答了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谈到的“如何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三十年’？在这一进程中如何更好发挥亚太经合组织作用？”。
刘晨阳：对。再引申一点，也是许多专家的呼声，认为APEC不应局限于亚太，而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APEC，让它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承担更多重要作用，弥补目前多边合作机制存在的缺陷。
实际上，近年来APEC在推进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全方位互联互通等领域与G20等合作机制之间的联动关系越来越明显。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大家在多边合作层面的很多利益诉求；下一步，APEC应该能够提供一些机制化设计，让它在多边层面发挥更多作用，并与各种不同层次的区域合作机制形成互动。
此外我认为，以工商界为代表的社会各界可以更好地、实质性地参与到APEC的合作中。目前，APEC为领导人们与工商界代表开展对话提供了平台，虽然这很重要，但我们仍需设计一些机制或加强项目实施，让工商界和私营部门的资源能更充分地参与到各领域的合作中。
在落实方面，应该加强项目引导，加强合作计划与行动计划的阶段性实施评估，以此来吸引工商界和社会群体的参与。这可能也是下一步让APEC更具效率和影响性的模式。
记者：这也就是您曾提到的“加强合作的实效性”。提到地缘政治，近几年中美关系的变化对全球经贸往来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宏观层面来看，它是主导性因素之一，您刚刚也提到，一些国家和地区有时面临选边站的难题。APEC成立至今已有30多年，你们是否有数据统计过，中美关系的变化会如何影响亚太地区的经贸联系？
刘晨阳：客观来说，尽管中美关系总是在曲折中发展，但过去30余年来中美双边经贸总体保持了增长的态势，因此并没有对亚太地区整体的贸易投资格局产生非常直接的负面影响。
我认为过往亚太地区经贸在数据方面起起伏伏，更多是因为周期性经济危机或疫情，这些因素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中美关系变化对亚太地区的影响，更直接体现在亚太区域合作的整体氛围方面，也就是影响成员们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尤其是近几年，美国开始推行“小院高墙”和“脱钩断链”，亚太地区原先基于市场规律优化布局产业和完善供应链体系的进程受到了直接冲击。令人高兴的是，这次中美峰会上，双方领导人在共同维护亚太地区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方面达成了一些新的共识。
而且我注意到这次《领导人宣言》中也明确提到，APEC要在亚太地区致力于以市场驱动方式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是一个非常积极且重要的信号。我认为这次宣言中提到的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等事项，如果下一步能转化为APEC的具体合作项目或合作计划，将有助于中美找到更多的交集。
·中国：从“初学者”到“引领者”
记者：在这届APEC会议上，中国继续展现了大国担当。您能否为读者总结一下从1991年加入APEC至今，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晨阳：1991年，中国加入APEC。需要重点强调的一点是，这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是作为一个新手和初学者，加入到区域经济化浪潮中。
考虑到亚太区域合作的总体客观情况，即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制度多样性显著，因此中国自加入APEC以来，就致力于打造适合这个地区特征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和合作理念，将其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前提，可能无法让大家真正平等地、充分地参与合作。
因此，所谓“APEC方式”（APEC Approach）包含几个关键要素，即自主自愿、灵活渐进、协商一致，以及将单边行动计划与集体行动计划相结合，我认为这种模式的打造，中国在其中发挥了积极推进的作用。直至现在，这种模式仍是APEC的典型优势，是开展合作的制度性优势。
在设定目标框架时，我们强调了在推进市场开放、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这一大支柱的同时，也必须将经济技术合作作为另一个重要支柱，更好地考虑广大发展成员参与合作的能力、意愿以及利益诉求的平衡。这就是著名的“两个轮子”一起转，共同推动APEC贸易目标的实现，与中国发挥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中国不仅积极推进相关合作理念和框架建设，实际上从1991年加入直到2001年“入世”，这10年间，中国一直将APEC视为一个自主推进自身开放、更好地对接国际经贸新规则的有效实验场。
尽管说是自主自愿，但当时我们关税的总体水平快速降低、很多非关税壁垒的削减，实际上都是在APEC框架下完成的。因此，我个人认为在当时阶段，中国是以单边行动计划的方式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那个阶段，在所有APEC成员中，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中国的贡献度可以排在最前列。
自2014年中国第二次主办APEC会议以来，我们的角色实现了质的飞跃。中国在打造APEC合作的新议题方面，能力大大提升。这表明中国能够与时俱进地根据亚太区域合作的最新趋势和大家的利益诉求，主动发起议题或将议题主流化，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全方位互联互通、亚太自由贸易区及全球价值链合作等。
现在，关于2040年新愿景的形成，因为我自己也是作为愿景小组的中方代表，连续两年参加了这项工作，所以我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对于新愿景的关注。特别是将创新增长、包容和可持续增长，以及在贸易投资中如何实现互联互通等因素都纳入其中，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中确实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对于2040年新愿景的形成和未来20多年APEC的合作蓝图制定，我认为“引领者”这个角色更为突出。而且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的这种引领，不像传统的有约束力的多边合作机制，有赖于拥有更多的投票权、发言权；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所提出的观点、建议、主张更加适应组织自身发展的规律，更能契合大多数成员的利益诉求，使其被接受并转化为APEC的实质性文件或合作计划。
记者：对于您的这番描述，我想到一个可能不是那么贴切的比喻：刚加入APEC的前10年，我们在尽力借助这平台与国际“接轨”；后来，我们基于自己的体验、观察和努力，试图让更多人搭上这条“轨道”，与此同时，尽量让大家搭得方便、舒心；而如今，我们希望能与大家一同设定“轨道”前进的方向。
刘晨阳：我认为你的总结非常准确和客观。在参与APEC合作的早期阶段，我们确实可能更多地会考虑借助这个平台，为自身的改革开放、融入区域和多边合作创造更多机遇。
随着中国参与多元化合作机制，成为WTO成员，并参与了多个FTA，我们的自主开放和参与多边合作的能力得到提升，因此我们开始尝试打造合作议题，或在某些领域主动地、更深入地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一方，开始针对全球和地区的大形势，探讨如何创造更良好的地区合作环境和制度环境；在贡献和创造地区合作公共产品方面，中国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种角色变化也是水到渠成，随着自身经济实力以及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中国的角色会自然达到这么一种效果。
记者：您刚刚提到您也参加了愿景小组的工作。在这个项目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下？
刘晨阳：我们这项工作持续了两年时间，之后向领导人提交了一份报告，再由领导人们进行进一步磋商。所以，实际上新愿景的达成过程大约持续了三年。这本身说明，大家就什么能形成共识，这个确认的过程是一个有难度且复杂的过程。但反过来说，最终能形成的愿景结果，真的是大家认为非常重要且能共同推进的。
虽然过程很复杂，但愿景小组的代表们无论是政府背景、学术背景还是工商界背景，大家对APEC的发展潜力及应该发挥的作用仍怀有高度共识。大家各抒己见，再逐步排除争议较多的问题，将目标缩拢，形成共识。我认为这个过程真的是体现了APEC多年来的独特传统，就是协商一致、灵活渐进，尽量想办法协调立场，求同存异，这种意识非常重要。
APEC新愿景，我之所以认为它具有里程碑意义，就在于达成不易，但是一旦达成，就为大家在现有基础上推进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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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2 09:24
时政
打造亚太下一个“黄金三十年”，APEC能做些什么？
打造亚太下一个“黄金三十年”，APEC能做些什么？
虽然过程很复杂，但愿景小组的代表们无论是政府背景、学术背景还是工商界背景，大家对APEC的发展潜力及应该发挥的作用仍怀有高度共识。大家各抒己见，再逐步排除争议较多的问题，将目标缩拢，形成共识。这个过程真的是体现了APEC多年来的独特传统。
刘晨阳
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11月15日至17日，美国旧金山进入“APEC时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这一西海岸港口城市召开，包括21个经济体的领导人、部长、企业高管等在内的数万人齐聚于此。
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全球经济面临重重暗礁。为此，会议发表的《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旧金山宣言》强调，亚太经合组织必须利用技术和经济进步，继续释放本地区的巨大潜力和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所有环境挑战。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的亚太发展“三问”——要把一个什么样的亚太带到本世纪中叶？如何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三十年”？在这一进程中如何更好发挥亚太经合组织作用？——引发广泛共鸣的同时也引来热烈讨论。
APEC可以通过哪些措施“为所有人创建强韧和可持续未来”？打造亚太下一个“黄金三十年”，APEC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相应地，其自身机制又该如何完善，以切实提升合作的实效性？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曾担任APEC愿景小组（AVG）中国代表的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刘晨阳。
【受访者/刘晨阳】
·“主渠道”
记者：今年APEC会议的主题是“为所有人创建强韧和可持续未来”。结合当前局势，如何深刻理解“强韧”这个词？具体表现应有哪些？
刘晨阳：“强韧”这词并非在这次会议首次出现，而是近几年在APEC中较为常见的一个关键词。
首先，“强韧和可持续未来”与APEC制定的2040年布特拉加亚新愿景紧密相连——布特拉加亚愿景设定了到2040年建成一个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的目标。因此，“强韧”一词对于打造亚太共同体而言也是非常关键的。
从当前大背景来看，我认为“强韧”之所以成为APEC会议中经常出现乃至成为新愿景的关键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个是从应对挑战和危机的能力方面体现韧性，即当遇到较大的结构性冲击或突发事件时，APEC能否协调组织大家一起有效应对。最典型的例子是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以及2003年的非典和近年来的新冠两次疫情，这些都属于突发的大规模的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会产生影响的事件。APEC在面对这些危机时采取的措施，体现了它作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的特点和能力。
另一方面，韧性体现在能否为经济增长提供一种强劲的内在驱动力。这种经济增长不是单单追求速度，也不是看重在一个阶段内过快实现，昙花一现；而是长期拥有内在驱动力，实现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这驱动力是多元的，包括创新和新技术的发展。要想通过一些包容性和平衡性措施让各个成员充分参与合作、分享合作成果，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是关键因素。
记者：这次APEC峰会看上去成果颇丰，在您看来有哪些点值得大家多加关注？
刘晨阳：这次的《领导人宣言》有几个地方让我印象较深。
首先，它非常明确地强调APEC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渠道”地位。在我的印象中，AEPC过往这么多年的《领导人宣言》都从未明确强调过这点。
其实，这也是过去多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表达的一个诉求，而这次《领导人宣言》正式把这句话凸显出来，这说明在当前全球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演变趋于复杂的背景下，大家充分认识到APEC所独具的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价值，以及其合作模式的优势所在。
先前大家对于亚太路径之争可能有些担忧，比如担心美国的“印太战略”会不会对APEC形成根本性冲击，并分散APEC成员参与合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我认为如今这个“主渠道”的表述，为APEC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共识基础。
在会前，一些媒体也分析如何凝聚APEC成员们的共识，找到一些有交集或利益交叉的领域，更加有效、明确地推进新愿景的落实。这应该也是本次会议大家期待的重点之一。
通过这次的宣言，我认为在找交集共识方面，大家已经达成了许多实际的合作意向和开展合作的方向。突出的合作主要集中在新远景三大主要支柱领域中的包容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因此，我注意到这次宣言中的很多内容与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低碳发展、粮食和能源安全，以及扶植那些受到经济发展模式及能源转型冲击的弱势群体，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经济活动等内容密切相关。
从这个角度看，在下一个阶段，APEC作为区域合作的主渠道，大方面的理念可能更接近亚太共同体或中国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民生和不同群体如何更好、更平衡地参与合作，让大家共同从包容和可持续的角度实现合作共赢。
·打造亚太下一个“黄金三十年”，APEC能做些什么？
记者：您刚提到“印太战略”对APEC的冲击，这次美国一边举办APEC，一边召开由其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部长级会议。除了IPEF，亚太地区还有各种自由贸易协定（FTA）等，比如《美加墨自贸协定》，并且类似组织、协议还在不断增加和发展。在您看来，这些与APEC是互为补充，还是某种程度上存在竞争或干扰？
刘晨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从区域合作机制的类型划分，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约束性和非约束性两大类。APEC始终将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自身框架下的一个重要议题，因此你刚才提到的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衍生和发展，都是APEC在积极促进，并起到协调者的作用，让自贸协定之间平衡发展、相互促进，而不是产生封闭式贸易集团相互竞争的效果。
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我认为APEC发挥了驱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度发展的角色；另一方面，这些协定与APEC的自主自愿、灵活渐进、协商一致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模式，客观上形成了互补关系。成员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接受市场开放能力的高低，在APEC框架下采取制度舒适性更高的模式，参与基于自主自愿的开放；当条件成熟或具备能力时，再加入不同水平、不同大小的自贸协定。我认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冲突或相互竞争。
另一方面，APEC在设定2040年新愿景时，也将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贸易投资的重要方面；同时，将亚太自贸区作为一个最能体现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水平的中长期目标。也就是说，APEC现在要做的是解决亚太地区已存在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数量众多且标准不一的现状——这是一种类似“意大利面碗效应”的复杂局面。
通过亚太自贸区，它将构建一个涵盖整个亚太地区的高水平制度框架，较理想的模式是将现有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样的大型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各自平行发展路径，再通过融合对接或进一步扩员等方式实现亚太自贸区。
从这个角度来看，自贸协定能否健康发展乃至最终融合对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衡量APEC能否在2040年真正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换言之，我认为建成亚太自贸区应该是亚太共同体目标中最具代表性、最亮眼的成果。因此，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APEC与地区自贸协定之间的关系。
记者：您多次提到APEC“非约束性”“自主自愿”等原则，这些原则自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在实践过程中难免也带来不少困扰，尤其是在成员利益日趋多元化甚至产生冲突的情况下，对成员缺乏约束力，也容易导致运行效率低下、合作实效性较差等问题。您几年前的一篇论文也曾点出这些问题。如今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改进建议么？
刘晨阳：确实，如何加强APEC的效率，让其变得更具有成果导向，这不仅是我个人表达的观点，可能也是APEC多年来讨论后达成的共识之一。然而，现在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关注国际或区域合作的新形势、新趋势以及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情况也在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不同情况下，谁更有效率、谁能在较长时间内推进合作、谁能取得更大成效，需要辩证客观地看待。
比如，WTO作为最具代表性且具有约束力的多边合作机制，从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启动至今已有20多年，始终无法达成最终协定，甚至连最重要的WTO争端解决机制都已经停摆。也就是说，在形式上具有约束力的合作模式，在当前复杂的多种因素影响下，可能无法实现其本身应体现的合作机制优越性。
再有，现在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由于数量众多，标准不一，实施成本相当大。另外，以“印太经济框架”为代表的区域合作机制，背后掺杂了众多地缘政治因素，使得许多成员既无法获得真正的经济收益，还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裹挟和绑架，从而被迫在某些事情上选边站。在这种情况下，它本身是否基于市场开放原则推进合作，这点都存疑。
考虑到这两个因素，我认为APEC的目的反倒是让大家能够坐在一起，可以平衡各自的利益。先找到交集、共识，再由领导人最高层面推进，之后通过委员会工作组等机制落实，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可能反倒比经过谈判或主权让渡才能参与合作的模式更容易达成阶段性成果。例如，“APEC环境产品清单”在2012年领导人会议达成一致后，大家迅速明确了清单目录，然后降税。APEC在该领域的合作对促成WTO《环境产品协定》谈判的启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认为下一步若要强化APEC的效能，一方面，可以采取类似于之前APEC推进的“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或“探路者方式”——我们不要求所有成员在某件事情上同步完成，而是可以让部分成员先行动起来，起到示范作用，再让其他成员自愿加入。在未来的合作项目和领域中，这种模式可以继续推广。
另一方面，APEC可以与其他多边机构或组织加强联动，共同参与项目投入，汇集更多资源。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现在又强调数字基础设施，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都可以参与。
记者：实际上，您这答复也回答了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谈到的“如何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三十年’？在这一进程中如何更好发挥亚太经合组织作用？”。
刘晨阳：对。再引申一点，也是许多专家的呼声，认为APEC不应局限于亚太，而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APEC，让它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承担更多重要作用，弥补目前多边合作机制存在的缺陷。
实际上，近年来APEC在推进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全方位互联互通等领域与G20等合作机制之间的联动关系越来越明显。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大家在多边合作层面的很多利益诉求；下一步，APEC应该能够提供一些机制化设计，让它在多边层面发挥更多作用，并与各种不同层次的区域合作机制形成互动。
此外我认为，以工商界为代表的社会各界可以更好地、实质性地参与到APEC的合作中。目前，APEC为领导人们与工商界代表开展对话提供了平台，虽然这很重要，但我们仍需设计一些机制或加强项目实施，让工商界和私营部门的资源能更充分地参与到各领域的合作中。
在落实方面，应该加强项目引导，加强合作计划与行动计划的阶段性实施评估，以此来吸引工商界和社会群体的参与。这可能也是下一步让APEC更具效率和影响性的模式。
记者：这也就是您曾提到的“加强合作的实效性”。提到地缘政治，近几年中美关系的变化对全球经贸往来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宏观层面来看，它是主导性因素之一，您刚刚也提到，一些国家和地区有时面临选边站的难题。APEC成立至今已有30多年，你们是否有数据统计过，中美关系的变化会如何影响亚太地区的经贸联系？
刘晨阳：客观来说，尽管中美关系总是在曲折中发展，但过去30余年来中美双边经贸总体保持了增长的态势，因此并没有对亚太地区整体的贸易投资格局产生非常直接的负面影响。
我认为过往亚太地区经贸在数据方面起起伏伏，更多是因为周期性经济危机或疫情，这些因素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中美关系变化对亚太地区的影响，更直接体现在亚太区域合作的整体氛围方面，也就是影响成员们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尤其是近几年，美国开始推行“小院高墙”和“脱钩断链”，亚太地区原先基于市场规律优化布局产业和完善供应链体系的进程受到了直接冲击。令人高兴的是，这次中美峰会上，双方领导人在共同维护亚太地区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方面达成了一些新的共识。
而且我注意到这次《领导人宣言》中也明确提到，APEC要在亚太地区致力于以市场驱动方式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是一个非常积极且重要的信号。我认为这次宣言中提到的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等事项，如果下一步能转化为APEC的具体合作项目或合作计划，将有助于中美找到更多的交集。
·中国：从“初学者”到“引领者”
记者：在这届APEC会议上，中国继续展现了大国担当。您能否为读者总结一下从1991年加入APEC至今，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晨阳：1991年，中国加入APEC。需要重点强调的一点是，这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是作为一个新手和初学者，加入到区域经济化浪潮中。
考虑到亚太区域合作的总体客观情况，即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制度多样性显著，因此中国自加入APEC以来，就致力于打造适合这个地区特征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和合作理念，将其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前提，可能无法让大家真正平等地、充分地参与合作。
因此，所谓“APEC方式”（APEC Approach）包含几个关键要素，即自主自愿、灵活渐进、协商一致，以及将单边行动计划与集体行动计划相结合，我认为这种模式的打造，中国在其中发挥了积极推进的作用。直至现在，这种模式仍是APEC的典型优势，是开展合作的制度性优势。
在设定目标框架时，我们强调了在推进市场开放、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这一大支柱的同时，也必须将经济技术合作作为另一个重要支柱，更好地考虑广大发展成员参与合作的能力、意愿以及利益诉求的平衡。这就是著名的“两个轮子”一起转，共同推动APEC贸易目标的实现，与中国发挥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中国不仅积极推进相关合作理念和框架建设，实际上从1991年加入直到2001年“入世”，这10年间，中国一直将APEC视为一个自主推进自身开放、更好地对接国际经贸新规则的有效实验场。
尽管说是自主自愿，但当时我们关税的总体水平快速降低、很多非关税壁垒的削减，实际上都是在APEC框架下完成的。因此，我个人认为在当时阶段，中国是以单边行动计划的方式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那个阶段，在所有APEC成员中，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中国的贡献度可以排在最前列。
自2014年中国第二次主办APEC会议以来，我们的角色实现了质的飞跃。中国在打造APEC合作的新议题方面，能力大大提升。这表明中国能够与时俱进地根据亚太区域合作的最新趋势和大家的利益诉求，主动发起议题或将议题主流化，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全方位互联互通、亚太自由贸易区及全球价值链合作等。
现在，关于2040年新愿景的形成，因为我自己也是作为愿景小组的中方代表，连续两年参加了这项工作，所以我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对于新愿景的关注。特别是将创新增长、包容和可持续增长，以及在贸易投资中如何实现互联互通等因素都纳入其中，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中确实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对于2040年新愿景的形成和未来20多年APEC的合作蓝图制定，我认为“引领者”这个角色更为突出。而且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的这种引领，不像传统的有约束力的多边合作机制，有赖于拥有更多的投票权、发言权；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所提出的观点、建议、主张更加适应组织自身发展的规律，更能契合大多数成员的利益诉求，使其被接受并转化为APEC的实质性文件或合作计划。
记者：对于您的这番描述，我想到一个可能不是那么贴切的比喻：刚加入APEC的前10年，我们在尽力借助这平台与国际“接轨”；后来，我们基于自己的体验、观察和努力，试图让更多人搭上这条“轨道”，与此同时，尽量让大家搭得方便、舒心；而如今，我们希望能与大家一同设定“轨道”前进的方向。
刘晨阳：我认为你的总结非常准确和客观。在参与APEC合作的早期阶段，我们确实可能更多地会考虑借助这个平台，为自身的改革开放、融入区域和多边合作创造更多机遇。
随着中国参与多元化合作机制，成为WTO成员，并参与了多个FTA，我们的自主开放和参与多边合作的能力得到提升，因此我们开始尝试打造合作议题，或在某些领域主动地、更深入地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一方，开始针对全球和地区的大形势，探讨如何创造更良好的地区合作环境和制度环境；在贡献和创造地区合作公共产品方面，中国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种角色变化也是水到渠成，随着自身经济实力以及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中国的角色会自然达到这么一种效果。
记者：您刚刚提到您也参加了愿景小组的工作。在这个项目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下？
刘晨阳：我们这项工作持续了两年时间，之后向领导人提交了一份报告，再由领导人们进行进一步磋商。所以，实际上新愿景的达成过程大约持续了三年。这本身说明，大家就什么能形成共识，这个确认的过程是一个有难度且复杂的过程。但反过来说，最终能形成的愿景结果，真的是大家认为非常重要且能共同推进的。
虽然过程很复杂，但愿景小组的代表们无论是政府背景、学术背景还是工商界背景，大家对APEC的发展潜力及应该发挥的作用仍怀有高度共识。大家各抒己见，再逐步排除争议较多的问题，将目标缩拢，形成共识。我认为这个过程真的是体现了APEC多年来的独特传统，就是协商一致、灵活渐进，尽量想办法协调立场，求同存异，这种意识非常重要。
APEC新愿景，我之所以认为它具有里程碑意义，就在于达成不易，但是一旦达成，就为大家在现有基础上推进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全球经济面临重重暗礁。为此，会议发表的《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旧金山宣言》强调，亚太经合组织必须利用技术和经济进步，继续释放本地区的巨大潜力和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所有环境挑战。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的亚太发展“三问”——要把一个什么样的亚太带到本世纪中叶？如何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三十年”？在这一进程中如何更好发挥亚太经合组织作用？——引发广泛共鸣的同时也引来热烈讨论。
APEC可以通过哪些措施“为所有人创建强韧和可持续未来”？打造亚太下一个“黄金三十年”，APEC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相应地，其自身机制又该如何完善，以切实提升合作的实效性？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曾担任APEC愿景小组（AVG）中国代表的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刘晨阳。
【受访者/刘晨阳】
·“主渠道”
记者：今年APEC会议的主题是“为所有人创建强韧和可持续未来”。结合当前局势，如何深刻理解“强韧”这个词？具体表现应有哪些？
刘晨阳：“强韧”这词并非在这次会议首次出现，而是近几年在APEC中较为常见的一个关键词。
首先，“强韧和可持续未来”与APEC制定的2040年布特拉加亚新愿景紧密相连——布特拉加亚愿景设定了到2040年建成一个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的目标。因此，“强韧”一词对于打造亚太共同体而言也是非常关键的。
从当前大背景来看，我认为“强韧”之所以成为APEC会议中经常出现乃至成为新愿景的关键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个是从应对挑战和危机的能力方面体现韧性，即当遇到较大的结构性冲击或突发事件时，APEC能否协调组织大家一起有效应对。最典型的例子是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以及2003年的非典和近年来的新冠两次疫情，这些都属于突发的大规模的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会产生影响的事件。APEC在面对这些危机时采取的措施，体现了它作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的特点和能力。
另一方面，韧性体现在能否为经济增长提供一种强劲的内在驱动力。这种经济增长不是单单追求速度，也不是看重在一个阶段内过快实现，昙花一现；而是长期拥有内在驱动力，实现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这驱动力是多元的，包括创新和新技术的发展。要想通过一些包容性和平衡性措施让各个成员充分参与合作、分享合作成果，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是关键因素。
记者：这次APEC峰会看上去成果颇丰，在您看来有哪些点值得大家多加关注？
刘晨阳：这次的《领导人宣言》有几个地方让我印象较深。
首先，它非常明确地强调APEC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渠道”地位。在我的印象中，AEPC过往这么多年的《领导人宣言》都从未明确强调过这点。
其实，这也是过去多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表达的一个诉求，而这次《领导人宣言》正式把这句话凸显出来，这说明在当前全球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演变趋于复杂的背景下，大家充分认识到APEC所独具的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价值，以及其合作模式的优势所在。
先前大家对于亚太路径之争可能有些担忧，比如担心美国的“印太战略”会不会对APEC形成根本性冲击，并分散APEC成员参与合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我认为如今这个“主渠道”的表述，为APEC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共识基础。
在会前，一些媒体也分析如何凝聚APEC成员们的共识，找到一些有交集或利益交叉的领域，更加有效、明确地推进新愿景的落实。这应该也是本次会议大家期待的重点之一。
通过这次的宣言，我认为在找交集共识方面，大家已经达成了许多实际的合作意向和开展合作的方向。突出的合作主要集中在新远景三大主要支柱领域中的包容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因此，我注意到这次宣言中的很多内容与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低碳发展、粮食和能源安全，以及扶植那些受到经济发展模式及能源转型冲击的弱势群体，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经济活动等内容密切相关。
从这个角度看，在下一个阶段，APEC作为区域合作的主渠道，大方面的理念可能更接近亚太共同体或中国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民生和不同群体如何更好、更平衡地参与合作，让大家共同从包容和可持续的角度实现合作共赢。
·打造亚太下一个“黄金三十年”，APEC能做些什么？
记者：您刚提到“印太战略”对APEC的冲击，这次美国一边举办APEC，一边召开由其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部长级会议。除了IPEF，亚太地区还有各种自由贸易协定（FTA）等，比如《美加墨自贸协定》，并且类似组织、协议还在不断增加和发展。在您看来，这些与APEC是互为补充，还是某种程度上存在竞争或干扰？
刘晨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从区域合作机制的类型划分，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约束性和非约束性两大类。APEC始终将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自身框架下的一个重要议题，因此你刚才提到的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衍生和发展，都是APEC在积极促进，并起到协调者的作用，让自贸协定之间平衡发展、相互促进，而不是产生封闭式贸易集团相互竞争的效果。
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我认为APEC发挥了驱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度发展的角色；另一方面，这些协定与APEC的自主自愿、灵活渐进、协商一致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模式，客观上形成了互补关系。成员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接受市场开放能力的高低，在APEC框架下采取制度舒适性更高的模式，参与基于自主自愿的开放；当条件成熟或具备能力时，再加入不同水平、不同大小的自贸协定。我认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冲突或相互竞争。
另一方面，APEC在设定2040年新愿景时，也将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贸易投资的重要方面；同时，将亚太自贸区作为一个最能体现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水平的中长期目标。也就是说，APEC现在要做的是解决亚太地区已存在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数量众多且标准不一的现状——这是一种类似“意大利面碗效应”的复杂局面。
通过亚太自贸区，它将构建一个涵盖整个亚太地区的高水平制度框架，较理想的模式是将现有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样的大型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各自平行发展路径，再通过融合对接或进一步扩员等方式实现亚太自贸区。
从这个角度来看，自贸协定能否健康发展乃至最终融合对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衡量APEC能否在2040年真正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换言之，我认为建成亚太自贸区应该是亚太共同体目标中最具代表性、最亮眼的成果。因此，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APEC与地区自贸协定之间的关系。
记者：您多次提到APEC“非约束性”“自主自愿”等原则，这些原则自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在实践过程中难免也带来不少困扰，尤其是在成员利益日趋多元化甚至产生冲突的情况下，对成员缺乏约束力，也容易导致运行效率低下、合作实效性较差等问题。您几年前的一篇论文也曾点出这些问题。如今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改进建议么？
刘晨阳：确实，如何加强APEC的效率，让其变得更具有成果导向，这不仅是我个人表达的观点，可能也是APEC多年来讨论后达成的共识之一。然而，现在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关注国际或区域合作的新形势、新趋势以及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情况也在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不同情况下，谁更有效率、谁能在较长时间内推进合作、谁能取得更大成效，需要辩证客观地看待。
比如，WTO作为最具代表性且具有约束力的多边合作机制，从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启动至今已有20多年，始终无法达成最终协定，甚至连最重要的WTO争端解决机制都已经停摆。也就是说，在形式上具有约束力的合作模式，在当前复杂的多种因素影响下，可能无法实现其本身应体现的合作机制优越性。
再有，现在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由于数量众多，标准不一，实施成本相当大。另外，以“印太经济框架”为代表的区域合作机制，背后掺杂了众多地缘政治因素，使得许多成员既无法获得真正的经济收益，还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裹挟和绑架，从而被迫在某些事情上选边站。在这种情况下，它本身是否基于市场开放原则推进合作，这点都存疑。
考虑到这两个因素，我认为APEC的目的反倒是让大家能够坐在一起，可以平衡各自的利益。先找到交集、共识，再由领导人最高层面推进，之后通过委员会工作组等机制落实，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可能反倒比经过谈判或主权让渡才能参与合作的模式更容易达成阶段性成果。例如，“APEC环境产品清单”在2012年领导人会议达成一致后，大家迅速明确了清单目录，然后降税。APEC在该领域的合作对促成WTO《环境产品协定》谈判的启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认为下一步若要强化APEC的效能，一方面，可以采取类似于之前APEC推进的“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或“探路者方式”——我们不要求所有成员在某件事情上同步完成，而是可以让部分成员先行动起来，起到示范作用，再让其他成员自愿加入。在未来的合作项目和领域中，这种模式可以继续推广。
另一方面，APEC可以与其他多边机构或组织加强联动，共同参与项目投入，汇集更多资源。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现在又强调数字基础设施，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都可以参与。
记者：实际上，您这答复也回答了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谈到的“如何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三十年’？在这一进程中如何更好发挥亚太经合组织作用？”。
刘晨阳：对。再引申一点，也是许多专家的呼声，认为APEC不应局限于亚太，而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APEC，让它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承担更多重要作用，弥补目前多边合作机制存在的缺陷。
实际上，近年来APEC在推进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全方位互联互通等领域与G20等合作机制之间的联动关系越来越明显。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大家在多边合作层面的很多利益诉求；下一步，APEC应该能够提供一些机制化设计，让它在多边层面发挥更多作用，并与各种不同层次的区域合作机制形成互动。
此外我认为，以工商界为代表的社会各界可以更好地、实质性地参与到APEC的合作中。目前，APEC为领导人们与工商界代表开展对话提供了平台，虽然这很重要，但我们仍需设计一些机制或加强项目实施，让工商界和私营部门的资源能更充分地参与到各领域的合作中。
在落实方面，应该加强项目引导，加强合作计划与行动计划的阶段性实施评估，以此来吸引工商界和社会群体的参与。这可能也是下一步让APEC更具效率和影响性的模式。
记者：这也就是您曾提到的“加强合作的实效性”。提到地缘政治，近几年中美关系的变化对全球经贸往来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宏观层面来看，它是主导性因素之一，您刚刚也提到，一些国家和地区有时面临选边站的难题。APEC成立至今已有30多年，你们是否有数据统计过，中美关系的变化会如何影响亚太地区的经贸联系？
刘晨阳：客观来说，尽管中美关系总是在曲折中发展，但过去30余年来中美双边经贸总体保持了增长的态势，因此并没有对亚太地区整体的贸易投资格局产生非常直接的负面影响。
我认为过往亚太地区经贸在数据方面起起伏伏，更多是因为周期性经济危机或疫情，这些因素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中美关系变化对亚太地区的影响，更直接体现在亚太区域合作的整体氛围方面，也就是影响成员们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尤其是近几年，美国开始推行“小院高墙”和“脱钩断链”，亚太地区原先基于市场规律优化布局产业和完善供应链体系的进程受到了直接冲击。令人高兴的是，这次中美峰会上，双方领导人在共同维护亚太地区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方面达成了一些新的共识。
而且我注意到这次《领导人宣言》中也明确提到，APEC要在亚太地区致力于以市场驱动方式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是一个非常积极且重要的信号。我认为这次宣言中提到的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等事项，如果下一步能转化为APEC的具体合作项目或合作计划，将有助于中美找到更多的交集。
·中国：从“初学者”到“引领者”
记者：在这届APEC会议上，中国继续展现了大国担当。您能否为读者总结一下从1991年加入APEC至今，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晨阳：1991年，中国加入APEC。需要重点强调的一点是，这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是作为一个新手和初学者，加入到区域经济化浪潮中。
考虑到亚太区域合作的总体客观情况，即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制度多样性显著，因此中国自加入APEC以来，就致力于打造适合这个地区特征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和合作理念，将其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前提，可能无法让大家真正平等地、充分地参与合作。
因此，所谓“APEC方式”（APEC Approach）包含几个关键要素，即自主自愿、灵活渐进、协商一致，以及将单边行动计划与集体行动计划相结合，我认为这种模式的打造，中国在其中发挥了积极推进的作用。直至现在，这种模式仍是APEC的典型优势，是开展合作的制度性优势。
在设定目标框架时，我们强调了在推进市场开放、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这一大支柱的同时，也必须将经济技术合作作为另一个重要支柱，更好地考虑广大发展成员参与合作的能力、意愿以及利益诉求的平衡。这就是著名的“两个轮子”一起转，共同推动APEC贸易目标的实现，与中国发挥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中国不仅积极推进相关合作理念和框架建设，实际上从1991年加入直到2001年“入世”，这10年间，中国一直将APEC视为一个自主推进自身开放、更好地对接国际经贸新规则的有效实验场。
尽管说是自主自愿，但当时我们关税的总体水平快速降低、很多非关税壁垒的削减，实际上都是在APEC框架下完成的。因此，我个人认为在当时阶段，中国是以单边行动计划的方式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那个阶段，在所有APEC成员中，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中国的贡献度可以排在最前列。
自2014年中国第二次主办APEC会议以来，我们的角色实现了质的飞跃。中国在打造APEC合作的新议题方面，能力大大提升。这表明中国能够与时俱进地根据亚太区域合作的最新趋势和大家的利益诉求，主动发起议题或将议题主流化，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全方位互联互通、亚太自由贸易区及全球价值链合作等。
现在，关于2040年新愿景的形成，因为我自己也是作为愿景小组的中方代表，连续两年参加了这项工作，所以我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对于新愿景的关注。特别是将创新增长、包容和可持续增长，以及在贸易投资中如何实现互联互通等因素都纳入其中，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中确实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对于2040年新愿景的形成和未来20多年APEC的合作蓝图制定，我认为“引领者”这个角色更为突出。而且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的这种引领，不像传统的有约束力的多边合作机制，有赖于拥有更多的投票权、发言权；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所提出的观点、建议、主张更加适应组织自身发展的规律，更能契合大多数成员的利益诉求，使其被接受并转化为APEC的实质性文件或合作计划。
记者：对于您的这番描述，我想到一个可能不是那么贴切的比喻：刚加入APEC的前10年，我们在尽力借助这平台与国际“接轨”；后来，我们基于自己的体验、观察和努力，试图让更多人搭上这条“轨道”，与此同时，尽量让大家搭得方便、舒心；而如今，我们希望能与大家一同设定“轨道”前进的方向。
刘晨阳：我认为你的总结非常准确和客观。在参与APEC合作的早期阶段，我们确实可能更多地会考虑借助这个平台，为自身的改革开放、融入区域和多边合作创造更多机遇。
随着中国参与多元化合作机制，成为WTO成员，并参与了多个FTA，我们的自主开放和参与多边合作的能力得到提升，因此我们开始尝试打造合作议题，或在某些领域主动地、更深入地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一方，开始针对全球和地区的大形势，探讨如何创造更良好的地区合作环境和制度环境；在贡献和创造地区合作公共产品方面，中国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种角色变化也是水到渠成，随着自身经济实力以及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中国的角色会自然达到这么一种效果。
记者：您刚刚提到您也参加了愿景小组的工作。在这个项目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下？
刘晨阳：我们这项工作持续了两年时间，之后向领导人提交了一份报告，再由领导人们进行进一步磋商。所以，实际上新愿景的达成过程大约持续了三年。这本身说明，大家就什么能形成共识，这个确认的过程是一个有难度且复杂的过程。但反过来说，最终能形成的愿景结果，真的是大家认为非常重要且能共同推进的。
虽然过程很复杂，但愿景小组的代表们无论是政府背景、学术背景还是工商界背景，大家对APEC的发展潜力及应该发挥的作用仍怀有高度共识。大家各抒己见，再逐步排除争议较多的问题，将目标缩拢，形成共识。我认为这个过程真的是体现了APEC多年来的独特传统，就是协商一致、灵活渐进，尽量想办法协调立场，求同存异，这种意识非常重要。
APEC新愿景，我之所以认为它具有里程碑意义，就在于达成不易，但是一旦达成，就为大家在现有基础上推进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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