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度电视直播活动中，普京似乎并不急于结束乌克兰战争，而是试图展现俄罗斯的实力。另一方面，特朗普已誓言要确保尽快结束这场冲突。
发布日期：2024-12-20 18:12
佳士得亚太区总裁庞智锋（Francis Belin）。
王昉
■9月23日夜，华灯初上的上海外滩，笼罩在入秋后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中。
华尔道夫酒店二楼宴会厅外，几位黑色正装的保安肃立在水晶灯下，礼貌而警惕地观察着进出的宾客。老牌拍卖行佳士得（Christie’s）正在这里以一场20及21世纪艺术晚间拍卖，庆祝它在上海举行拍卖10周年。
除了毕加索、夏加尔和赵无极这几位拍场“常客”的画作，当晚的另一件拍品尤其引发沪上藏家的关注——一份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1929年亲笔撰写、解释他的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的14页手稿。几个月前，上海知识界刚以各种方式回望与纪念爱因斯坦访问上海一百周年，这份手稿再度延续了源自上个世纪的那次回响。
1929年，已盛名在身的爱因斯坦发表论文《统一场论》，在大众中引发极大兴趣。《纽约时报》游说爱因斯坦“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解释他的新发现”，这份手稿就是爱因斯坦撰写的“命题作文”，随后发表于1929年2月3日的《纽约时报》增刊上。手稿以德文撰写，通俗易懂地解释了“最美物理理论”的发现过程。爱因斯坦的笔迹清晰整齐，整份文稿保存完好。
手稿被归为西方古典艺术品类，这是佳士得首次将这一品类的拍品引入内地拍场。当晚，在明星拍卖师陈良玲的主持下，两位电话买家四轮竞拍后，这份估价700万-1,000万元的手稿最终落锤于750万元人民币（不含佣金）。整季的拍卖共实现总计2.58亿元的交易额。在因新冠疫情停摆两年、疫前连续数年交易额在低位徘徊后，佳士得入沪第十年的成绩单，大幅超越了2013年沪上首拍时的1.71亿元成交额。
但上海在佳士得全球拍卖业绩中的占比依然很小。2022年，佳士得全球交易额达到创纪录的84亿美元（约610亿元人民币）。在中国，香港的重要性也远大于上海。今年5月，佳士得香港春拍录得3.86亿美元总成交额，金额是上海这次拍卖的逾10倍。
成交额只是观察这家老牌拍卖行在华处境的一种指标。创立于1766年的佳士得在1994年正式来到中国内地开设办事处，2013年获得拍卖执照，目前仍是唯一一家获准在中国内地举行拍卖的国际拍卖行。
三十年间，中国大陆成为佳士得在亚洲地区的重要市场。随着中国藏家的品味越发成熟多元，佳士得将不断扩大的拍品类别带到这里，并通过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年轻藏家。9月23日晚的拍卖，在小红书上吸引了超过100万观众登入观看。
挑战也无时不在。外资拍卖行在中国依然不被允许拍卖1949年前的文物，如中国古典绘画与瓷器，而这是许多中国藏家最感兴趣的品类。直到两年前，这一禁区才打开一个小口：1949年后还在世的西方艺术家——包括毕加索与达利——在1949年之前创作的作品终于可以在中国境内拍卖。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复苏迟缓，老龄化叠加“低欲望”，让人们对拍卖市场能否能重拾疫情前的人气抱有疑虑。但佳士得看上去并不担心。在近期与《财富》（中文版）的一次独家专访中，佳士得亚太区总裁庞智锋（Francis Belin）说，中国人财富的积累、年轻藏家的涌现，以及佳士得多年来对数字技术的拥抱，都让他对中国藏家的购买力抱持信心。
我们的采访从爱因斯坦的手稿和上海拍卖开始，讨论了新冠疫情、宏观经济、地缘政治和技术突进对拍卖市场的影响，最后聊到了佳士得香港酝酿多年的搬家计划。以下是编辑后的采访实录：
记者：在上海拍卖爱因斯坦的手稿，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将这份手稿委托给你们的卖家，担不担心中国藏家对这份手稿有足够兴趣？
庞智锋：手稿的原主人完全不担心。在上海，我们尤其重视拍品的质量和稀有性，我们也不会打无准备之仗，我们的信心基于我们对藏家的了解，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收藏家对于西方手稿正在展示出更多的兴趣。
今年是我们在上海举办拍卖十周年。上海的拍卖可能不会像我们的纽约夜拍那样，动辄实现上亿美元的成交额，但却是我们向中国藏家展示高质量的艺术品和我们的策划能力、接触新藏家、让他们建立对我们的信任的重要手段。
上海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过去在阿姆斯特丹、米兰、孟买也做过类似上海这样的拍卖，但因为数字技术使得线上拍卖更加普及，我们逐步减少了在其它城市的线下拍卖。要知道，每次线下拍卖，我们都要把四五十位同事和大量艺术品送到现场，意味着不小的成本。现在我们每年最大的线下拍卖，集中在纽约、伦敦、巴黎和香港这四个城市。但我们会继续在上海做线下拍卖，因为中国内地市场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记者：佳士得会如何评价来到中国内地的这10年？
庞智锋：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我们1994年在上海开设办事处，获得牌照后，我们从2013年开始举行拍卖。这10年间，中国收藏家的购买价值翻了一番。
要知道，拍卖市场很独特，它从不是一件能迅速扩张规模的事，无法做到每年增长个10%，因为我们高度依赖供应——也就是卖家把手中的藏品委托给我们。我们自己不创造毕加索和莫奈的艺术，只能有赖于他们的艺术不断升值。
在这10年间，我们不断扩大带到中国内地的藏品的类型，也深入到中国更多的城市做活动和艺术展。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通过数字技术吸引到了很多年轻的收藏家。我们很早就开始在微信上开发全面的拍卖系统，你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参加我们全球几乎所有拍卖，不仅是线上的，还包括实时参与线下竞拍。
记者：让我们聊聊刚刚过去的这场新冠疫情。它是否给拍卖市场带来了一些长期的、深层次的变化？
庞智锋：答案是，是的，它加速了整个拍卖市场的数字化进程。时间拨回到2020年上半年，疫情刚发生时，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要知道，我们习惯了面对真实的拍品，对着它们拍照，手把手仔细检查它们，为它们分类，我们习惯在拍场里等待现场的藏家举牌，或者接听藏家的电话。虽然那时我们已经花了不少精力来建设数字平台，但当时市场还没有完全接受数字化的交易方式。
但从2020年到2021年、2022年，我们创下了惊人的拍卖纪录。2021年，佳士得录得了有史以来在亚洲的最高纪录，2022年则是佳士得有史以来在全球拍卖额最高的一年，这说明人气已经完全恢复了。
《财富》（中文版）：为什么2022年拍卖市场爆发了？因为此前人们的需求被压抑了吗？
庞智锋：这是部分原因，但拍卖市场更依赖供给，就是有上乘的拍品露面。比如说，2022年，我们受托拍卖微软联合创始人、慈善家保罗·艾伦的个人珍藏，这场拍卖总成交额高达16.2亿美元，成为拍卖史上最高价的珍藏，其中有五件藏品以超过1亿美元的价格成交。这一笔收藏就能改变我们全年的业绩。
记者：说到卖家，疫情有没有让他们感觉世事难料，因此影响他们面对艺术收藏的心态？
庞智锋：2020年上半年，疫情之初，卖家的确有一些迟疑，但到了下半年，我们的销售就迅速反弹了。到2023年，我们面临着高利率的环境，从房地产到股票债券，许多资产类别都受此影响。卖家账户上趴着相当多的现金，以极低的风险就能获得5%-6%的收益，所以可能不会急着把一幅画从墙上取下来，交给我们卖掉。所以我们的供应受到了些许影响。
记者：这很有意思。你能否再讲讲宏观经济环境与拍卖市场的关系？
庞智锋：总的来说，由于两个原因，宏观经济和艺术市场的关联并不那么密切。首先，其实艺术拍卖市场的规模相当小。这个市场每年的成交额约四五百亿美元，在数万亿规模的大市场中只能算一个小众的交易类别。
第二，收藏永远不是——我今天买一幅画，明天就会卖掉它。如果你想赚快钱，你应该去投资股票债券，或者房地产。收藏是另一回事。你不会想以高价买下一件艺术品，10年后以一半的价格出售，所以你会花很多功夫研究一件艺术品，它的品质、状态和稀缺性。
这意味着，宏观经济可以起起落落，但收藏者的心理非常独特，在一定程度上和宏观经济是脱钩的。想象你是一个成熟的、已经做了20年收藏的人，你等了一代人的功夫，才等到那件你心心念念的艺术品，它在你的收藏中是缺失的一笔，当它出现在拍场上时，你会做什么？你会毫不迟疑地买下它。
记者：新冠疫情之后欧洲爆发了战争，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也有很多对抗，似乎整个世界告别了前几十年全球化的黄金时代，迈入了一段不可测的动荡期。佳士得见证了近300年全球史，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类动荡期会如何影响拍卖市场？
庞智锋：这种社会氛围对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我并不否认你刚才描述的世界的这种状态，因为我也读报纸。但我们非常幸运，因为在我们这个领域，我们可以独立于外部世界运作。
我最近去杭州参加了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一场赵无极百年回顾展，佳士得也有参与其中。赵无极生在中国，在杭州学画，后来搬到巴黎，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精彩至极的艺术生涯。他把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构图、意境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形式、激情相融合。我认为他给我的观点提供了绝佳的例证，那就是，艺术能跨越文化、国界，以及人与人间的分歧。艺术的目的就是去交流、去影响。作为拍卖行，我们非常幸运可以通过艺术来促成人与人的对话。
记者：如果说宏观经济、社会氛围对拍卖市场的影响都不大，那么技术呢？
庞智锋：技术对我们影响很大。佳士得虽然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拍卖行，但是我们一直热情地拥抱新技术。除了我刚才说到的微信小程序，还有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做的事情，我们还开始直播，因为我们想把拍卖场上的兴奋传递给更多人，去年有3,500万人观看了我们的直播。
我们去年推出了一个叫Christie’s Ventures的基金，100%使用我们的自有资金，专门投资于我们认为会影响未来艺术世界的初创项目，比如数字艺术。我们看好NFT艺术，曾创下过NFT艺术的拍卖记纪录——我们将Beeple的数字作品以6,900万美元拍出。此外我们还推出了专门交易NFT艺术的拍卖平台Christie’s 3.0。
我们的这些努力，为我们吸引到大量年轻的藏家。2023年上半年我们的中国内地买家中，接近47%是千禧一代或更年轻的藏家，他们购买的价值占到中国买家整体购买额的三分之一。
我们也站在气候治理的最前沿。我们已经宣布到2030年将实现碳中和。我们是全球第一家详细公布自己所有碳足迹的拍卖公司，我们的碳足迹主要来自我们的办公空间，以及藏品与员工的运输。
记者：这引出了我接下来的问题。明年你们将把香港办公室搬到即将在中环竣工的The Henderson大厦。能否说说这背后的考虑？
庞智锋：佳士得在伦敦和巴黎都拥有自己的永久拍卖场所，香港地位虽然同等重要，但过去20年，每年最重要的春拍和秋拍，我们都要去香港会展中心租场地，而会展中心的日程非常繁忙，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因此，我们面对的不是搬不搬的问题，而是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搬到哪里的问题。
在我脑海里，我对新办公室有着非常明确的要求。比如，从品牌和便利角度来说，它必须身处中环；它必须设在低楼层，能让人们步行进入，当有300人来参加拍卖时，我不想让他们挤在电梯间里等电梯；此外，每层楼的挑高要足够高；它肯定要有展览空间，空间布局上又要足够灵活。
综合所有上面的需求，The Henderson无疑是最佳选择，它是香港中环写字楼中，楼面跨度最大且没有柱子的一栋。它还非常节能，获得了LEED、WELL等多项环保认证。我们租下了其中的四层楼，将在其中开设佳士得首个香港常设拍卖中心，在全年任何时刻都能举办拍卖与展出，而不再受制于目前每年两季的模式。我认为这是我们为未来找到的最好的家。
记者：所以未来香港的运营模式会更接近伦敦和巴黎？
庞智锋：对，但又不全对。香港将是新冠疫情之后我们兴建的第一个拍卖中心。上一次佳士得兴建一个新的拍卖中心，是在2001年的巴黎，当时，与公司成立后的前200年相比，我们的运营方式没发生什么本质变化。但这次不同，与疫情前相比，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所以新的香港办公室不是另一个纽约、伦敦或巴黎，不管是内部的格局、使用的技术，还是运营模式，都将自成一格。
记者：上海拍卖结束后，你们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11月下旬将要开始的香港秋拍。能否告诉我们，这次秋拍会有哪些亮点？
庞智锋：这季跨品类的香港秋拍依然亮点很多，包括著名法国华裔画家常玉的首幅重要裸女画作——《花毯上的侧卧裸女》，这是这幅画作首次出现在亚洲拍场。另外，我们还会带来世上首屈一指的元青花私人收藏——天民楼的15件跨越元明清三代的瓷器藏品，总估价超过1.2亿港元。我们还将拍卖“The Pink Supreme”，一颗重达15.48克拉、全球拍卖史上最大型的浓彩粉红色钻石。
常玉名作《花毯上的裸女》将在2023年佳士得香港秋拍中首登拍场。
我们一直在用心搜罗那些质量最卓著、最罕见的艺术佳作。这次香港秋拍，是我们再一次将这些佳作呈现在藏家面前的机会。■
华尔道夫酒店二楼宴会厅外，几位黑色正装的保安肃立在水晶灯下，礼貌而警惕地观察着进出的宾客。老牌拍卖行佳士得（Christie’s）正在这里以一场20及21世纪艺术晚间拍卖，庆祝它在上海举行拍卖10周年。
除了毕加索、夏加尔和赵无极这几位拍场“常客”的画作，当晚的另一件拍品尤其引发沪上藏家的关注——一份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1929年亲笔撰写、解释他的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的14页手稿。几个月前，上海知识界刚以各种方式回望与纪念爱因斯坦访问上海一百周年，这份手稿再度延续了源自上个世纪的那次回响。
1929年，已盛名在身的爱因斯坦发表论文《统一场论》，在大众中引发极大兴趣。《纽约时报》游说爱因斯坦“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解释他的新发现”，这份手稿就是爱因斯坦撰写的“命题作文”，随后发表于1929年2月3日的《纽约时报》增刊上。手稿以德文撰写，通俗易懂地解释了“最美物理理论”的发现过程。爱因斯坦的笔迹清晰整齐，整份文稿保存完好。
手稿被归为西方古典艺术品类，这是佳士得首次将这一品类的拍品引入内地拍场。当晚，在明星拍卖师陈良玲的主持下，两位电话买家四轮竞拍后，这份估价700万-1,000万元的手稿最终落锤于750万元人民币（不含佣金）。整季的拍卖共实现总计2.58亿元的交易额。在因新冠疫情停摆两年、疫前连续数年交易额在低位徘徊后，佳士得入沪第十年的成绩单，大幅超越了2013年沪上首拍时的1.71亿元成交额。
但上海在佳士得全球拍卖业绩中的占比依然很小。2022年，佳士得全球交易额达到创纪录的84亿美元（约610亿元人民币）。在中国，香港的重要性也远大于上海。今年5月，佳士得香港春拍录得3.86亿美元总成交额，金额是上海这次拍卖的逾10倍。
成交额只是观察这家老牌拍卖行在华处境的一种指标。创立于1766年的佳士得在1994年正式来到中国内地开设办事处，2013年获得拍卖执照，目前仍是唯一一家获准在中国内地举行拍卖的国际拍卖行。
三十年间，中国大陆成为佳士得在亚洲地区的重要市场。随着中国藏家的品味越发成熟多元，佳士得将不断扩大的拍品类别带到这里，并通过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年轻藏家。9月23日晚的拍卖，在小红书上吸引了超过100万观众登入观看。
挑战也无时不在。外资拍卖行在中国依然不被允许拍卖1949年前的文物，如中国古典绘画与瓷器，而这是许多中国藏家最感兴趣的品类。直到两年前，这一禁区才打开一个小口：1949年后还在世的西方艺术家——包括毕加索与达利——在1949年之前创作的作品终于可以在中国境内拍卖。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复苏迟缓，老龄化叠加“低欲望”，让人们对拍卖市场能否能重拾疫情前的人气抱有疑虑。但佳士得看上去并不担心。在近期与《财富》（中文版）的一次独家专访中，佳士得亚太区总裁庞智锋（Francis Belin）说，中国人财富的积累、年轻藏家的涌现，以及佳士得多年来对数字技术的拥抱，都让他对中国藏家的购买力抱持信心。
我们的采访从爱因斯坦的手稿和上海拍卖开始，讨论了新冠疫情、宏观经济、地缘政治和技术突进对拍卖市场的影响，最后聊到了佳士得香港酝酿多年的搬家计划。以下是编辑后的采访实录：
记者：在上海拍卖爱因斯坦的手稿，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将这份手稿委托给你们的卖家，担不担心中国藏家对这份手稿有足够兴趣？
庞智锋：手稿的原主人完全不担心。在上海，我们尤其重视拍品的质量和稀有性，我们也不会打无准备之仗，我们的信心基于我们对藏家的了解，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收藏家对于西方手稿正在展示出更多的兴趣。
今年是我们在上海举办拍卖十周年。上海的拍卖可能不会像我们的纽约夜拍那样，动辄实现上亿美元的成交额，但却是我们向中国藏家展示高质量的艺术品和我们的策划能力、接触新藏家、让他们建立对我们的信任的重要手段。
上海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过去在阿姆斯特丹、米兰、孟买也做过类似上海这样的拍卖，但因为数字技术使得线上拍卖更加普及，我们逐步减少了在其它城市的线下拍卖。要知道，每次线下拍卖，我们都要把四五十位同事和大量艺术品送到现场，意味着不小的成本。现在我们每年最大的线下拍卖，集中在纽约、伦敦、巴黎和香港这四个城市。但我们会继续在上海做线下拍卖，因为中国内地市场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记者：佳士得会如何评价来到中国内地的这10年？
庞智锋：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我们1994年在上海开设办事处，获得牌照后，我们从2013年开始举行拍卖。这10年间，中国收藏家的购买价值翻了一番。
要知道，拍卖市场很独特，它从不是一件能迅速扩张规模的事，无法做到每年增长个10%，因为我们高度依赖供应——也就是卖家把手中的藏品委托给我们。我们自己不创造毕加索和莫奈的艺术，只能有赖于他们的艺术不断升值。
在这10年间，我们不断扩大带到中国内地的藏品的类型，也深入到中国更多的城市做活动和艺术展。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通过数字技术吸引到了很多年轻的收藏家。我们很早就开始在微信上开发全面的拍卖系统，你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参加我们全球几乎所有拍卖，不仅是线上的，还包括实时参与线下竞拍。
记者：让我们聊聊刚刚过去的这场新冠疫情。它是否给拍卖市场带来了一些长期的、深层次的变化？
庞智锋：答案是，是的，它加速了整个拍卖市场的数字化进程。时间拨回到2020年上半年，疫情刚发生时，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要知道，我们习惯了面对真实的拍品，对着它们拍照，手把手仔细检查它们，为它们分类，我们习惯在拍场里等待现场的藏家举牌，或者接听藏家的电话。虽然那时我们已经花了不少精力来建设数字平台，但当时市场还没有完全接受数字化的交易方式。
但从2020年到2021年、2022年，我们创下了惊人的拍卖纪录。2021年，佳士得录得了有史以来在亚洲的最高纪录，2022年则是佳士得有史以来在全球拍卖额最高的一年，这说明人气已经完全恢复了。
《财富》（中文版）：为什么2022年拍卖市场爆发了？因为此前人们的需求被压抑了吗？
庞智锋：这是部分原因，但拍卖市场更依赖供给，就是有上乘的拍品露面。比如说，2022年，我们受托拍卖微软联合创始人、慈善家保罗·艾伦的个人珍藏，这场拍卖总成交额高达16.2亿美元，成为拍卖史上最高价的珍藏，其中有五件藏品以超过1亿美元的价格成交。这一笔收藏就能改变我们全年的业绩。
记者：说到卖家，疫情有没有让他们感觉世事难料，因此影响他们面对艺术收藏的心态？
庞智锋：2020年上半年，疫情之初，卖家的确有一些迟疑，但到了下半年，我们的销售就迅速反弹了。到2023年，我们面临着高利率的环境，从房地产到股票债券，许多资产类别都受此影响。卖家账户上趴着相当多的现金，以极低的风险就能获得5%-6%的收益，所以可能不会急着把一幅画从墙上取下来，交给我们卖掉。所以我们的供应受到了些许影响。
记者：这很有意思。你能否再讲讲宏观经济环境与拍卖市场的关系？
庞智锋：总的来说，由于两个原因，宏观经济和艺术市场的关联并不那么密切。首先，其实艺术拍卖市场的规模相当小。这个市场每年的成交额约四五百亿美元，在数万亿规模的大市场中只能算一个小众的交易类别。
第二，收藏永远不是——我今天买一幅画，明天就会卖掉它。如果你想赚快钱，你应该去投资股票债券，或者房地产。收藏是另一回事。你不会想以高价买下一件艺术品，10年后以一半的价格出售，所以你会花很多功夫研究一件艺术品，它的品质、状态和稀缺性。
这意味着，宏观经济可以起起落落，但收藏者的心理非常独特，在一定程度上和宏观经济是脱钩的。想象你是一个成熟的、已经做了20年收藏的人，你等了一代人的功夫，才等到那件你心心念念的艺术品，它在你的收藏中是缺失的一笔，当它出现在拍场上时，你会做什么？你会毫不迟疑地买下它。
记者：新冠疫情之后欧洲爆发了战争，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也有很多对抗，似乎整个世界告别了前几十年全球化的黄金时代，迈入了一段不可测的动荡期。佳士得见证了近300年全球史，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类动荡期会如何影响拍卖市场？
庞智锋：这种社会氛围对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我并不否认你刚才描述的世界的这种状态，因为我也读报纸。但我们非常幸运，因为在我们这个领域，我们可以独立于外部世界运作。
我最近去杭州参加了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一场赵无极百年回顾展，佳士得也有参与其中。赵无极生在中国，在杭州学画，后来搬到巴黎，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精彩至极的艺术生涯。他把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构图、意境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形式、激情相融合。我认为他给我的观点提供了绝佳的例证，那就是，艺术能跨越文化、国界，以及人与人间的分歧。艺术的目的就是去交流、去影响。作为拍卖行，我们非常幸运可以通过艺术来促成人与人的对话。
记者：如果说宏观经济、社会氛围对拍卖市场的影响都不大，那么技术呢？
庞智锋：技术对我们影响很大。佳士得虽然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拍卖行，但是我们一直热情地拥抱新技术。除了我刚才说到的微信小程序，还有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做的事情，我们还开始直播，因为我们想把拍卖场上的兴奋传递给更多人，去年有3,500万人观看了我们的直播。
我们去年推出了一个叫Christie’s Ventures的基金，100%使用我们的自有资金，专门投资于我们认为会影响未来艺术世界的初创项目，比如数字艺术。我们看好NFT艺术，曾创下过NFT艺术的拍卖记纪录——我们将Beeple的数字作品以6,900万美元拍出。此外我们还推出了专门交易NFT艺术的拍卖平台Christie’s 3.0。
我们的这些努力，为我们吸引到大量年轻的藏家。2023年上半年我们的中国内地买家中，接近47%是千禧一代或更年轻的藏家，他们购买的价值占到中国买家整体购买额的三分之一。
我们也站在气候治理的最前沿。我们已经宣布到2030年将实现碳中和。我们是全球第一家详细公布自己所有碳足迹的拍卖公司，我们的碳足迹主要来自我们的办公空间，以及藏品与员工的运输。
记者：这引出了我接下来的问题。明年你们将把香港办公室搬到即将在中环竣工的The Henderson大厦。能否说说这背后的考虑？
庞智锋：佳士得在伦敦和巴黎都拥有自己的永久拍卖场所，香港地位虽然同等重要，但过去20年，每年最重要的春拍和秋拍，我们都要去香港会展中心租场地，而会展中心的日程非常繁忙，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因此，我们面对的不是搬不搬的问题，而是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搬到哪里的问题。
在我脑海里，我对新办公室有着非常明确的要求。比如，从品牌和便利角度来说，它必须身处中环；它必须设在低楼层，能让人们步行进入，当有300人来参加拍卖时，我不想让他们挤在电梯间里等电梯；此外，每层楼的挑高要足够高；它肯定要有展览空间，空间布局上又要足够灵活。
综合所有上面的需求，The Henderson无疑是最佳选择，它是香港中环写字楼中，楼面跨度最大且没有柱子的一栋。它还非常节能，获得了LEED、WELL等多项环保认证。我们租下了其中的四层楼，将在其中开设佳士得首个香港常设拍卖中心，在全年任何时刻都能举办拍卖与展出，而不再受制于目前每年两季的模式。我认为这是我们为未来找到的最好的家。
记者：所以未来香港的运营模式会更接近伦敦和巴黎？
庞智锋：对，但又不全对。香港将是新冠疫情之后我们兴建的第一个拍卖中心。上一次佳士得兴建一个新的拍卖中心，是在2001年的巴黎，当时，与公司成立后的前200年相比，我们的运营方式没发生什么本质变化。但这次不同，与疫情前相比，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所以新的香港办公室不是另一个纽约、伦敦或巴黎，不管是内部的格局、使用的技术，还是运营模式，都将自成一格。
记者：上海拍卖结束后，你们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11月下旬将要开始的香港秋拍。能否告诉我们，这次秋拍会有哪些亮点？
庞智锋：这季跨品类的香港秋拍依然亮点很多，包括著名法国华裔画家常玉的首幅重要裸女画作——《花毯上的侧卧裸女》，这是这幅画作首次出现在亚洲拍场。另外，我们还会带来世上首屈一指的元青花私人收藏——天民楼的15件跨越元明清三代的瓷器藏品，总估价超过1.2亿港元。我们还将拍卖“The Pink Supreme”，一颗重达15.48克拉、全球拍卖史上最大型的浓彩粉红色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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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已盛名在身的爱因斯坦发表论文《统一场论》，在大众中引发极大兴趣。《纽约时报》游说爱因斯坦“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解释他的新发现”，这份手稿就是爱因斯坦撰写的“命题作文”，随后发表于1929年2月3日的《纽约时报》增刊上。手稿以德文撰写，通俗易懂地解释了“最美物理理论”的发现过程。爱因斯坦的笔迹清晰整齐，整份文稿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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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间，中国大陆成为佳士得在亚洲地区的重要市场。随着中国藏家的品味越发成熟多元，佳士得将不断扩大的拍品类别带到这里，并通过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年轻藏家。9月23日晚的拍卖，在小红书上吸引了超过100万观众登入观看。
挑战也无时不在。外资拍卖行在中国依然不被允许拍卖1949年前的文物，如中国古典绘画与瓷器，而这是许多中国藏家最感兴趣的品类。直到两年前，这一禁区才打开一个小口：1949年后还在世的西方艺术家——包括毕加索与达利——在1949年之前创作的作品终于可以在中国境内拍卖。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复苏迟缓，老龄化叠加“低欲望”，让人们对拍卖市场能否能重拾疫情前的人气抱有疑虑。但佳士得看上去并不担心。在近期与《财富》（中文版）的一次独家专访中，佳士得亚太区总裁庞智锋（Francis Belin）说，中国人财富的积累、年轻藏家的涌现，以及佳士得多年来对数字技术的拥抱，都让他对中国藏家的购买力抱持信心。
我们的采访从爱因斯坦的手稿和上海拍卖开始，讨论了新冠疫情、宏观经济、地缘政治和技术突进对拍卖市场的影响，最后聊到了佳士得香港酝酿多年的搬家计划。以下是编辑后的采访实录：
记者：在上海拍卖爱因斯坦的手稿，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将这份手稿委托给你们的卖家，担不担心中国藏家对这份手稿有足够兴趣？
庞智锋：手稿的原主人完全不担心。在上海，我们尤其重视拍品的质量和稀有性，我们也不会打无准备之仗，我们的信心基于我们对藏家的了解，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收藏家对于西方手稿正在展示出更多的兴趣。
今年是我们在上海举办拍卖十周年。上海的拍卖可能不会像我们的纽约夜拍那样，动辄实现上亿美元的成交额，但却是我们向中国藏家展示高质量的艺术品和我们的策划能力、接触新藏家、让他们建立对我们的信任的重要手段。
上海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过去在阿姆斯特丹、米兰、孟买也做过类似上海这样的拍卖，但因为数字技术使得线上拍卖更加普及，我们逐步减少了在其它城市的线下拍卖。要知道，每次线下拍卖，我们都要把四五十位同事和大量艺术品送到现场，意味着不小的成本。现在我们每年最大的线下拍卖，集中在纽约、伦敦、巴黎和香港这四个城市。但我们会继续在上海做线下拍卖，因为中国内地市场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记者：佳士得会如何评价来到中国内地的这10年？
庞智锋：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我们1994年在上海开设办事处，获得牌照后，我们从2013年开始举行拍卖。这10年间，中国收藏家的购买价值翻了一番。
要知道，拍卖市场很独特，它从不是一件能迅速扩张规模的事，无法做到每年增长个10%，因为我们高度依赖供应——也就是卖家把手中的藏品委托给我们。我们自己不创造毕加索和莫奈的艺术，只能有赖于他们的艺术不断升值。
在这10年间，我们不断扩大带到中国内地的藏品的类型，也深入到中国更多的城市做活动和艺术展。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通过数字技术吸引到了很多年轻的收藏家。我们很早就开始在微信上开发全面的拍卖系统，你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参加我们全球几乎所有拍卖，不仅是线上的，还包括实时参与线下竞拍。
记者：让我们聊聊刚刚过去的这场新冠疫情。它是否给拍卖市场带来了一些长期的、深层次的变化？
庞智锋：答案是，是的，它加速了整个拍卖市场的数字化进程。时间拨回到2020年上半年，疫情刚发生时，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要知道，我们习惯了面对真实的拍品，对着它们拍照，手把手仔细检查它们，为它们分类，我们习惯在拍场里等待现场的藏家举牌，或者接听藏家的电话。虽然那时我们已经花了不少精力来建设数字平台，但当时市场还没有完全接受数字化的交易方式。
但从2020年到2021年、2022年，我们创下了惊人的拍卖纪录。2021年，佳士得录得了有史以来在亚洲的最高纪录，2022年则是佳士得有史以来在全球拍卖额最高的一年，这说明人气已经完全恢复了。
《财富》（中文版）：为什么2022年拍卖市场爆发了？因为此前人们的需求被压抑了吗？
庞智锋：这是部分原因，但拍卖市场更依赖供给，就是有上乘的拍品露面。比如说，2022年，我们受托拍卖微软联合创始人、慈善家保罗·艾伦的个人珍藏，这场拍卖总成交额高达16.2亿美元，成为拍卖史上最高价的珍藏，其中有五件藏品以超过1亿美元的价格成交。这一笔收藏就能改变我们全年的业绩。
记者：说到卖家，疫情有没有让他们感觉世事难料，因此影响他们面对艺术收藏的心态？
庞智锋：2020年上半年，疫情之初，卖家的确有一些迟疑，但到了下半年，我们的销售就迅速反弹了。到2023年，我们面临着高利率的环境，从房地产到股票债券，许多资产类别都受此影响。卖家账户上趴着相当多的现金，以极低的风险就能获得5%-6%的收益，所以可能不会急着把一幅画从墙上取下来，交给我们卖掉。所以我们的供应受到了些许影响。
记者：这很有意思。你能否再讲讲宏观经济环境与拍卖市场的关系？
庞智锋：总的来说，由于两个原因，宏观经济和艺术市场的关联并不那么密切。首先，其实艺术拍卖市场的规模相当小。这个市场每年的成交额约四五百亿美元，在数万亿规模的大市场中只能算一个小众的交易类别。
第二，收藏永远不是——我今天买一幅画，明天就会卖掉它。如果你想赚快钱，你应该去投资股票债券，或者房地产。收藏是另一回事。你不会想以高价买下一件艺术品，10年后以一半的价格出售，所以你会花很多功夫研究一件艺术品，它的品质、状态和稀缺性。
这意味着，宏观经济可以起起落落，但收藏者的心理非常独特，在一定程度上和宏观经济是脱钩的。想象你是一个成熟的、已经做了20年收藏的人，你等了一代人的功夫，才等到那件你心心念念的艺术品，它在你的收藏中是缺失的一笔，当它出现在拍场上时，你会做什么？你会毫不迟疑地买下它。
记者：新冠疫情之后欧洲爆发了战争，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也有很多对抗，似乎整个世界告别了前几十年全球化的黄金时代，迈入了一段不可测的动荡期。佳士得见证了近300年全球史，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类动荡期会如何影响拍卖市场？
庞智锋：这种社会氛围对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我并不否认你刚才描述的世界的这种状态，因为我也读报纸。但我们非常幸运，因为在我们这个领域，我们可以独立于外部世界运作。
我最近去杭州参加了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一场赵无极百年回顾展，佳士得也有参与其中。赵无极生在中国，在杭州学画，后来搬到巴黎，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精彩至极的艺术生涯。他把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构图、意境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形式、激情相融合。我认为他给我的观点提供了绝佳的例证，那就是，艺术能跨越文化、国界，以及人与人间的分歧。艺术的目的就是去交流、去影响。作为拍卖行，我们非常幸运可以通过艺术来促成人与人的对话。
记者：如果说宏观经济、社会氛围对拍卖市场的影响都不大，那么技术呢？
庞智锋：技术对我们影响很大。佳士得虽然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拍卖行，但是我们一直热情地拥抱新技术。除了我刚才说到的微信小程序，还有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做的事情，我们还开始直播，因为我们想把拍卖场上的兴奋传递给更多人，去年有3,500万人观看了我们的直播。
我们去年推出了一个叫Christie’s Ventures的基金，100%使用我们的自有资金，专门投资于我们认为会影响未来艺术世界的初创项目，比如数字艺术。我们看好NFT艺术，曾创下过NFT艺术的拍卖记纪录——我们将Beeple的数字作品以6,900万美元拍出。此外我们还推出了专门交易NFT艺术的拍卖平台Christie’s 3.0。
我们的这些努力，为我们吸引到大量年轻的藏家。2023年上半年我们的中国内地买家中，接近47%是千禧一代或更年轻的藏家，他们购买的价值占到中国买家整体购买额的三分之一。
我们也站在气候治理的最前沿。我们已经宣布到2030年将实现碳中和。我们是全球第一家详细公布自己所有碳足迹的拍卖公司，我们的碳足迹主要来自我们的办公空间，以及藏品与员工的运输。
记者：这引出了我接下来的问题。明年你们将把香港办公室搬到即将在中环竣工的The Henderson大厦。能否说说这背后的考虑？
庞智锋：佳士得在伦敦和巴黎都拥有自己的永久拍卖场所，香港地位虽然同等重要，但过去20年，每年最重要的春拍和秋拍，我们都要去香港会展中心租场地，而会展中心的日程非常繁忙，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因此，我们面对的不是搬不搬的问题，而是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搬到哪里的问题。
在我脑海里，我对新办公室有着非常明确的要求。比如，从品牌和便利角度来说，它必须身处中环；它必须设在低楼层，能让人们步行进入，当有300人来参加拍卖时，我不想让他们挤在电梯间里等电梯；此外，每层楼的挑高要足够高；它肯定要有展览空间，空间布局上又要足够灵活。
综合所有上面的需求，The Henderson无疑是最佳选择，它是香港中环写字楼中，楼面跨度最大且没有柱子的一栋。它还非常节能，获得了LEED、WELL等多项环保认证。我们租下了其中的四层楼，将在其中开设佳士得首个香港常设拍卖中心，在全年任何时刻都能举办拍卖与展出，而不再受制于目前每年两季的模式。我认为这是我们为未来找到的最好的家。
记者：所以未来香港的运营模式会更接近伦敦和巴黎？
庞智锋：对，但又不全对。香港将是新冠疫情之后我们兴建的第一个拍卖中心。上一次佳士得兴建一个新的拍卖中心，是在2001年的巴黎，当时，与公司成立后的前200年相比，我们的运营方式没发生什么本质变化。但这次不同，与疫情前相比，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所以新的香港办公室不是另一个纽约、伦敦或巴黎，不管是内部的格局、使用的技术，还是运营模式，都将自成一格。
记者：上海拍卖结束后，你们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11月下旬将要开始的香港秋拍。能否告诉我们，这次秋拍会有哪些亮点？
庞智锋：这季跨品类的香港秋拍依然亮点很多，包括著名法国华裔画家常玉的首幅重要裸女画作——《花毯上的侧卧裸女》，这是这幅画作首次出现在亚洲拍场。另外，我们还会带来世上首屈一指的元青花私人收藏——天民楼的15件跨越元明清三代的瓷器藏品，总估价超过1.2亿港元。我们还将拍卖“The Pink Supreme”，一颗重达15.48克拉、全球拍卖史上最大型的浓彩粉红色钻石。
常玉名作《花毯上的裸女》将在2023年佳士得香港秋拍中首登拍场。
我们一直在用心搜罗那些质量最卓著、最罕见的艺术佳作。这次香港秋拍，是我们再一次将这些佳作呈现在藏家面前的机会。■
华尔道夫酒店二楼宴会厅外，几位黑色正装的保安肃立在水晶灯下，礼貌而警惕地观察着进出的宾客。老牌拍卖行佳士得（Christie’s）正在这里以一场20及21世纪艺术晚间拍卖，庆祝它在上海举行拍卖10周年。
除了毕加索、夏加尔和赵无极这几位拍场“常客”的画作，当晚的另一件拍品尤其引发沪上藏家的关注——一份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1929年亲笔撰写、解释他的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的14页手稿。几个月前，上海知识界刚以各种方式回望与纪念爱因斯坦访问上海一百周年，这份手稿再度延续了源自上个世纪的那次回响。
1929年，已盛名在身的爱因斯坦发表论文《统一场论》，在大众中引发极大兴趣。《纽约时报》游说爱因斯坦“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解释他的新发现”，这份手稿就是爱因斯坦撰写的“命题作文”，随后发表于1929年2月3日的《纽约时报》增刊上。手稿以德文撰写，通俗易懂地解释了“最美物理理论”的发现过程。爱因斯坦的笔迹清晰整齐，整份文稿保存完好。
手稿被归为西方古典艺术品类，这是佳士得首次将这一品类的拍品引入内地拍场。当晚，在明星拍卖师陈良玲的主持下，两位电话买家四轮竞拍后，这份估价700万-1,000万元的手稿最终落锤于750万元人民币（不含佣金）。整季的拍卖共实现总计2.58亿元的交易额。在因新冠疫情停摆两年、疫前连续数年交易额在低位徘徊后，佳士得入沪第十年的成绩单，大幅超越了2013年沪上首拍时的1.71亿元成交额。
但上海在佳士得全球拍卖业绩中的占比依然很小。2022年，佳士得全球交易额达到创纪录的84亿美元（约610亿元人民币）。在中国，香港的重要性也远大于上海。今年5月，佳士得香港春拍录得3.86亿美元总成交额，金额是上海这次拍卖的逾10倍。
成交额只是观察这家老牌拍卖行在华处境的一种指标。创立于1766年的佳士得在1994年正式来到中国内地开设办事处，2013年获得拍卖执照，目前仍是唯一一家获准在中国内地举行拍卖的国际拍卖行。
三十年间，中国大陆成为佳士得在亚洲地区的重要市场。随着中国藏家的品味越发成熟多元，佳士得将不断扩大的拍品类别带到这里，并通过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年轻藏家。9月23日晚的拍卖，在小红书上吸引了超过100万观众登入观看。
挑战也无时不在。外资拍卖行在中国依然不被允许拍卖1949年前的文物，如中国古典绘画与瓷器，而这是许多中国藏家最感兴趣的品类。直到两年前，这一禁区才打开一个小口：1949年后还在世的西方艺术家——包括毕加索与达利——在1949年之前创作的作品终于可以在中国境内拍卖。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复苏迟缓，老龄化叠加“低欲望”，让人们对拍卖市场能否能重拾疫情前的人气抱有疑虑。但佳士得看上去并不担心。在近期与《财富》（中文版）的一次独家专访中，佳士得亚太区总裁庞智锋（Francis Belin）说，中国人财富的积累、年轻藏家的涌现，以及佳士得多年来对数字技术的拥抱，都让他对中国藏家的购买力抱持信心。
我们的采访从爱因斯坦的手稿和上海拍卖开始，讨论了新冠疫情、宏观经济、地缘政治和技术突进对拍卖市场的影响，最后聊到了佳士得香港酝酿多年的搬家计划。以下是编辑后的采访实录：
记者：在上海拍卖爱因斯坦的手稿，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将这份手稿委托给你们的卖家，担不担心中国藏家对这份手稿有足够兴趣？
庞智锋：手稿的原主人完全不担心。在上海，我们尤其重视拍品的质量和稀有性，我们也不会打无准备之仗，我们的信心基于我们对藏家的了解，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收藏家对于西方手稿正在展示出更多的兴趣。
今年是我们在上海举办拍卖十周年。上海的拍卖可能不会像我们的纽约夜拍那样，动辄实现上亿美元的成交额，但却是我们向中国藏家展示高质量的艺术品和我们的策划能力、接触新藏家、让他们建立对我们的信任的重要手段。
上海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过去在阿姆斯特丹、米兰、孟买也做过类似上海这样的拍卖，但因为数字技术使得线上拍卖更加普及，我们逐步减少了在其它城市的线下拍卖。要知道，每次线下拍卖，我们都要把四五十位同事和大量艺术品送到现场，意味着不小的成本。现在我们每年最大的线下拍卖，集中在纽约、伦敦、巴黎和香港这四个城市。但我们会继续在上海做线下拍卖，因为中国内地市场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记者：佳士得会如何评价来到中国内地的这10年？
庞智锋：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我们1994年在上海开设办事处，获得牌照后，我们从2013年开始举行拍卖。这10年间，中国收藏家的购买价值翻了一番。
要知道，拍卖市场很独特，它从不是一件能迅速扩张规模的事，无法做到每年增长个10%，因为我们高度依赖供应——也就是卖家把手中的藏品委托给我们。我们自己不创造毕加索和莫奈的艺术，只能有赖于他们的艺术不断升值。
在这10年间，我们不断扩大带到中国内地的藏品的类型，也深入到中国更多的城市做活动和艺术展。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通过数字技术吸引到了很多年轻的收藏家。我们很早就开始在微信上开发全面的拍卖系统，你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参加我们全球几乎所有拍卖，不仅是线上的，还包括实时参与线下竞拍。
记者：让我们聊聊刚刚过去的这场新冠疫情。它是否给拍卖市场带来了一些长期的、深层次的变化？
庞智锋：答案是，是的，它加速了整个拍卖市场的数字化进程。时间拨回到2020年上半年，疫情刚发生时，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要知道，我们习惯了面对真实的拍品，对着它们拍照，手把手仔细检查它们，为它们分类，我们习惯在拍场里等待现场的藏家举牌，或者接听藏家的电话。虽然那时我们已经花了不少精力来建设数字平台，但当时市场还没有完全接受数字化的交易方式。
但从2020年到2021年、2022年，我们创下了惊人的拍卖纪录。2021年，佳士得录得了有史以来在亚洲的最高纪录，2022年则是佳士得有史以来在全球拍卖额最高的一年，这说明人气已经完全恢复了。
《财富》（中文版）：为什么2022年拍卖市场爆发了？因为此前人们的需求被压抑了吗？
庞智锋：这是部分原因，但拍卖市场更依赖供给，就是有上乘的拍品露面。比如说，2022年，我们受托拍卖微软联合创始人、慈善家保罗·艾伦的个人珍藏，这场拍卖总成交额高达16.2亿美元，成为拍卖史上最高价的珍藏，其中有五件藏品以超过1亿美元的价格成交。这一笔收藏就能改变我们全年的业绩。
记者：说到卖家，疫情有没有让他们感觉世事难料，因此影响他们面对艺术收藏的心态？
庞智锋：2020年上半年，疫情之初，卖家的确有一些迟疑，但到了下半年，我们的销售就迅速反弹了。到2023年，我们面临着高利率的环境，从房地产到股票债券，许多资产类别都受此影响。卖家账户上趴着相当多的现金，以极低的风险就能获得5%-6%的收益，所以可能不会急着把一幅画从墙上取下来，交给我们卖掉。所以我们的供应受到了些许影响。
记者：这很有意思。你能否再讲讲宏观经济环境与拍卖市场的关系？
庞智锋：总的来说，由于两个原因，宏观经济和艺术市场的关联并不那么密切。首先，其实艺术拍卖市场的规模相当小。这个市场每年的成交额约四五百亿美元，在数万亿规模的大市场中只能算一个小众的交易类别。
第二，收藏永远不是——我今天买一幅画，明天就会卖掉它。如果你想赚快钱，你应该去投资股票债券，或者房地产。收藏是另一回事。你不会想以高价买下一件艺术品，10年后以一半的价格出售，所以你会花很多功夫研究一件艺术品，它的品质、状态和稀缺性。
这意味着，宏观经济可以起起落落，但收藏者的心理非常独特，在一定程度上和宏观经济是脱钩的。想象你是一个成熟的、已经做了20年收藏的人，你等了一代人的功夫，才等到那件你心心念念的艺术品，它在你的收藏中是缺失的一笔，当它出现在拍场上时，你会做什么？你会毫不迟疑地买下它。
记者：新冠疫情之后欧洲爆发了战争，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也有很多对抗，似乎整个世界告别了前几十年全球化的黄金时代，迈入了一段不可测的动荡期。佳士得见证了近300年全球史，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类动荡期会如何影响拍卖市场？
庞智锋：这种社会氛围对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我并不否认你刚才描述的世界的这种状态，因为我也读报纸。但我们非常幸运，因为在我们这个领域，我们可以独立于外部世界运作。
我最近去杭州参加了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一场赵无极百年回顾展，佳士得也有参与其中。赵无极生在中国，在杭州学画，后来搬到巴黎，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精彩至极的艺术生涯。他把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构图、意境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形式、激情相融合。我认为他给我的观点提供了绝佳的例证，那就是，艺术能跨越文化、国界，以及人与人间的分歧。艺术的目的就是去交流、去影响。作为拍卖行，我们非常幸运可以通过艺术来促成人与人的对话。
记者：如果说宏观经济、社会氛围对拍卖市场的影响都不大，那么技术呢？
庞智锋：技术对我们影响很大。佳士得虽然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拍卖行，但是我们一直热情地拥抱新技术。除了我刚才说到的微信小程序，还有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做的事情，我们还开始直播，因为我们想把拍卖场上的兴奋传递给更多人，去年有3,500万人观看了我们的直播。
我们去年推出了一个叫Christie’s Ventures的基金，100%使用我们的自有资金，专门投资于我们认为会影响未来艺术世界的初创项目，比如数字艺术。我们看好NFT艺术，曾创下过NFT艺术的拍卖记纪录——我们将Beeple的数字作品以6,900万美元拍出。此外我们还推出了专门交易NFT艺术的拍卖平台Christie’s 3.0。
我们的这些努力，为我们吸引到大量年轻的藏家。2023年上半年我们的中国内地买家中，接近47%是千禧一代或更年轻的藏家，他们购买的价值占到中国买家整体购买额的三分之一。
我们也站在气候治理的最前沿。我们已经宣布到2030年将实现碳中和。我们是全球第一家详细公布自己所有碳足迹的拍卖公司，我们的碳足迹主要来自我们的办公空间，以及藏品与员工的运输。
记者：这引出了我接下来的问题。明年你们将把香港办公室搬到即将在中环竣工的The Henderson大厦。能否说说这背后的考虑？
庞智锋：佳士得在伦敦和巴黎都拥有自己的永久拍卖场所，香港地位虽然同等重要，但过去20年，每年最重要的春拍和秋拍，我们都要去香港会展中心租场地，而会展中心的日程非常繁忙，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因此，我们面对的不是搬不搬的问题，而是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搬到哪里的问题。
在我脑海里，我对新办公室有着非常明确的要求。比如，从品牌和便利角度来说，它必须身处中环；它必须设在低楼层，能让人们步行进入，当有300人来参加拍卖时，我不想让他们挤在电梯间里等电梯；此外，每层楼的挑高要足够高；它肯定要有展览空间，空间布局上又要足够灵活。
综合所有上面的需求，The Henderson无疑是最佳选择，它是香港中环写字楼中，楼面跨度最大且没有柱子的一栋。它还非常节能，获得了LEED、WELL等多项环保认证。我们租下了其中的四层楼，将在其中开设佳士得首个香港常设拍卖中心，在全年任何时刻都能举办拍卖与展出，而不再受制于目前每年两季的模式。我认为这是我们为未来找到的最好的家。
记者：所以未来香港的运营模式会更接近伦敦和巴黎？
庞智锋：对，但又不全对。香港将是新冠疫情之后我们兴建的第一个拍卖中心。上一次佳士得兴建一个新的拍卖中心，是在2001年的巴黎，当时，与公司成立后的前200年相比，我们的运营方式没发生什么本质变化。但这次不同，与疫情前相比，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所以新的香港办公室不是另一个纽约、伦敦或巴黎，不管是内部的格局、使用的技术，还是运营模式，都将自成一格。
记者：上海拍卖结束后，你们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11月下旬将要开始的香港秋拍。能否告诉我们，这次秋拍会有哪些亮点？
庞智锋：这季跨品类的香港秋拍依然亮点很多，包括著名法国华裔画家常玉的首幅重要裸女画作——《花毯上的侧卧裸女》，这是这幅画作首次出现在亚洲拍场。另外，我们还会带来世上首屈一指的元青花私人收藏——天民楼的15件跨越元明清三代的瓷器藏品，总估价超过1.2亿港元。我们还将拍卖“The Pink Supreme”，一颗重达15.48克拉、全球拍卖史上最大型的浓彩粉红色钻石。
常玉名作《花毯上的裸女》将在2023年佳士得香港秋拍中首登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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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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