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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6 17:08
时政

中国对美政策的战略逻辑

成朝庭:北京不愿激化与华盛顿的矛盾,而是寻求对美缓和。中美双方都有缓和的愿望,但这是战术性的,战略竞争仍然是美中关系的主要矛盾。
中美国旗美媒:中国寻求在美国大选动荡期保持中美关系稳定
成朝庭

引言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21世纪的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但不幸的是,中美战略对立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新范式,给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蒙上阴影。那么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究竟是放手一搏还是相忍共存?要回答这个困难的问题,就必须理解中国对外政策背后的战略逻辑。在强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华古老战略文化指引下,中国领导人将不会寻求与美国进行直接正面对抗,不会升级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是力求避免成为美国的主要打击目标。在无法改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态势下,中国可以利用甚至不排除支持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从而分散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使其无法顺利向印太地区转移。

中美战略对立态势的形成

自毛泽东与尼克松在1972年共同开启中美接近以来,中国历届领导人都极度重视对美关系,谋求与美国和平共存,现任最高领导人也不例外。2014年11月12日,他在北京会见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时表示,宽广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此后在2017年11月9日会见特朗普时,他又重申了这一点。2022年11月14日,中国最高领导人与拜登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晤,他进一步称“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双方应该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对于中美关系,中国最高领导人还有另外一句话广为人知,“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2017年4月6日,他在拜访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首次做此表示,此后在不同场合多次重复,最新一次是在2023年10月9日会见来访的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时。由此可见,对于中美关系,北京的官方叙事一直是与美国和平共存。

然而,对于相当多的外部观察家而言,中国的实际对外战略行为却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领导中国的时期(1978-2012),中国实力还不足,所以专注于国内经济建设,在对外政策上奉行“韬光养晦”的信条。在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其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于是北京变得越来越自信,开始展示其世界抱负。

在2012年11月就任以来,中国领导层致力于用“中国梦”这个新的意识形态来动员全国,即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百周年之际(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北京为此将对外战略从“韬光养晦”转变为“奋发有为”,并采取了一系列大动作,给国际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和深远影响。2013年10月,北京启动了庞大的“一带一路”倡议,帮助全球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迄今为止已投资逾一万亿美元;北京还推动金砖国家(BRICS)扩员,使得这一全球南方国家联盟逐渐形成与西方主导的G7分庭抗礼之势;北京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与BRICS其他成员共同建立了新开发银行,从而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等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竞争;北京还携手莫斯科,强化了上海合作组织(SCO)这一欧亚大陆安全机制;最为重要的是,在乌克兰战争久拖不决和巴以冲突加剧之际,一个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战略联盟正在欧亚大陆隐隐浮现,形成与西方国家的欧洲-大西洋体系及美国的印太战略进行地缘战略对抗之势头。

所有这一切,让当今的世界霸主美国得出结论:北京企图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代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华盛顿宣称这是一个压制性的等级体系。换言之,华盛顿认定北京对世界秩序有一个不同的愿景。更重要的是,中国比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这几个长期反美的国家远为强大,有实现其愿景的巨大实力。华盛顿对此忧心忡忡,美国总统拜登宣称,世界正面临“民主”与“专制”的对决。拜登政府于2022年10月12日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日益具备相应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战略竞争对手。实际上,美国视中国为头号对手,打算与中国展开长期战略竞争,目标是在技术、经济、政治、军事、情报和全球治理等领域超越中国。

鉴于华盛顿已经形成对华战略竞争的共识,并正在稳步推进相应措施,对北京而言,如何应对这个威胁,已经成为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要理解和预测北京的应对之道,就必须明白中国对外政策背后的战略逻辑;而要明白中国的战略逻辑,首先要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其决策精英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其次是不能忽视北京对中国古老谋略的运用。

主要矛盾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意识形态,而辩证唯物主义则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矛盾冲突中不断前进发展的,而主要矛盾居于主导地位。毛泽东在其著名的《矛盾论》中指出,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重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长期以来行之有效,已深入全体党员骨髓。现任最高领导人经常引用毛泽东的观点和论述,并效法其治国方略,自然深得其思想精髓。中美战略竞争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因此中国高度重视美国。但要阻止美国“竞赢”(out-compete)中国,对北京而言,最好的办法是不让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矛盾,即确保中国不成为美国的主要打击目标。相比与美国进行直接、正面和大规模对抗,用分散美国注意力和资源的方式来对付美国,代价要小得多,因而更为明智。

二十年战略机遇期

在北京看来,它曾经成功避免成为美国主要打击目标,由此获得了二十年宝贵的战略机遇期。1991年苏联解体后,北京非常担心被美国雷达锁定。北京的担心是有理由的,中美关系在苏联解体后确实日趋紧张。1996年爆发了台海危机,美国出动两个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峡,一时战云密布;1999年5月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导弹轰炸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2001年4月,中美两国军机在南中国海上空相撞。在小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确有打算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而中国是其主要目标。但人算不如天算,随后美国爆发了9•11恐怖袭击,尽管当时的中国民意极其反美,但时任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第二天就给美国总统小布什打电话表示慰问,此后中国又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阵线。因为江泽民清楚地意识到,反恐战争将让美国深陷中东和中亚地区,不但无力对付中国,反而需要中国的支持。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首次提出“战略机遇期”概念。同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报告做出结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局势发展印证了中国领导人的战略判断,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了WTO,随后经济飞速发展。因此,中国各界广泛的共识是本•拉登救了中国,让中国获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虽然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开始启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将目光转向中国,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直到2022年拜登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美国才明确将中国定义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换言之,美国现在已将中国视为其主要矛盾。从2001年的9•11事件到2022年白宫《国家安全战略》出炉,美国的战略转向花了整整二十年,但中国的国力已今非昔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用兵的战略逻辑


从历史上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战争中,中国领导人都竭力避免成为超级大国的主要对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之所以出兵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交战,是因为断定当时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其战略重心在中欧,朝鲜半岛只是其次要战场。1962年10月20日爆发的中印战争,是毛泽东抓住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的有利时机(1962.10.16-1962.10.29)而发动的,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无暇关注喜马拉雅山麓的冲突。1969年3月,中苏之间爆发了激烈边境战斗。中国非常担心成为苏联的打击对象,于是转而接近此前的敌人美国,而美国也需要拉拢中国对付苏联。中美两国一拍即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访华,两国开始联手对付苏联,中国由此成功地避免了成为苏联的主要打击对象。1979年邓小平发起了中越战争,尽管越南是苏联集团成员,但它却是一个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

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届领导人的战略逻辑是一以贯之的,即避免与超级大国正面对抗;如果正面对抗无法避免,那就要避免成为主要对手;如果成为主要对手不可避免,那就要利用或推动其它地区的事端来分散超级大国的注意力和资源。在这方面,中国的古老谋略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丰富的战略灵感。

围魏救赵

与西方崇尚竞争和对抗的战略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倾向于避免直接冲突,尤其是暴力冲突。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战略家孙子就做出了这样的论断:“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这种深厚战略文化影响下,中国并不情愿与美国进行正面对抗和直接冲突,因为这意味着要承受现有霸权国美国的巨大压力。但是,形势比人强,如今美国已经明确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也认识到无法改变美国的战略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正在运用其古老的军事谋略“围魏救赵”来对付美国。这个谋略在中国家喻户晓,自然也在中国领导人的战略工具箱中。

虽然拜登政府已经将中国当作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但美国是一个世界帝国,在世界各地有很多防务和安全责任,比如欧洲的乌克兰和中东的以色列,美国不可能抛弃它们。如今俄乌战争旷日持久,巴以冲突又大规模升级,美国实际上正陷在欧洲和中东,犹如当年反恐战争陷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尽管西方指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宣称哈马斯对平民的攻击越过了底线,但北京在俄乌战争中持“亲俄中立”立场,在巴以冲突中也避免点名谴责哈马斯。对北京的战略家而言,乌克兰战争和中东冲突拖下去,就可以让美国无法顺利从欧洲和中东脱身,客观上对中国有利。中国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支持伊朗和朝鲜,给美国制造更多的麻烦。中国没有美国那么多战略包袱,反而可以运用“围魏救赵”的谋略来干扰美国实施印太战略。让美国在世界各地焦头烂额,中国就可以聚焦台海、南海和周边。作为一个区域大国,中国其实比美国这个世界霸权更有战略优势,能够集中使用其力量。

结语

本•拉登在2001年发动的9•11恐袭,客观上让中国获得了宝贵的二十年战略机遇期。中国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成功实现了国力的快速增长。但中国日益进取的对外战略也让美国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在拜登政府于2022年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后,中国无可挽回地成为了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

然而,美国要顺利向印太转移,又谈何容易。实际上,美国正陷身欧洲和中东,无法脱身。通过支持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中国有能力让美国疲于奔命,从而避免让自己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北京的对美政策,包括建国以来的历次用兵,其背后的战略逻辑惊人一致,即避免与超级大国和既有霸权(美国)正面对抗,避免成为其主要打击目标。如果战略机遇期的关闭不可避免,那北京还可以运用“围魏救赵”的古老谋略来对付华盛顿。作为一个区域大国,中国其实有自己的战略优势,可以集中使用自己的力量。

但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国内经济下行等压力,因此北京不愿激化与华盛顿的矛盾,而是寻求对美缓和;而华盛顿也因烽烟四起、捉襟见肘而希望稳住中国。今年以来,众多美国高官相继访华,包括国务卿、财政部长、气候特使、商务部长和国会高级代表团;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多次会谈;最新的进展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于2023年11月中旬访问美国,并与拜登总统会谈。由此可见,双方都有缓和的愿望,但这是战术性的,战略竞争仍然是美中关系的主要矛盾。■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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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国旗美媒:中国寻求在美国大选动荡期保持中美关系稳定
2023-11-16 17:08
时政

中国对美政策的战略逻辑

成朝庭:北京不愿激化与华盛顿的矛盾,而是寻求对美缓和。中美双方都有缓和的愿望,但这是战术性的,战略竞争仍然是美中关系的主要矛盾。
成朝庭

引言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21世纪的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但不幸的是,中美战略对立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新范式,给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蒙上阴影。那么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究竟是放手一搏还是相忍共存?要回答这个困难的问题,就必须理解中国对外政策背后的战略逻辑。在强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华古老战略文化指引下,中国领导人将不会寻求与美国进行直接正面对抗,不会升级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是力求避免成为美国的主要打击目标。在无法改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态势下,中国可以利用甚至不排除支持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从而分散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使其无法顺利向印太地区转移。

中美战略对立态势的形成

自毛泽东与尼克松在1972年共同开启中美接近以来,中国历届领导人都极度重视对美关系,谋求与美国和平共存,现任最高领导人也不例外。2014年11月12日,他在北京会见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时表示,宽广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此后在2017年11月9日会见特朗普时,他又重申了这一点。2022年11月14日,中国最高领导人与拜登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晤,他进一步称“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双方应该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对于中美关系,中国最高领导人还有另外一句话广为人知,“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2017年4月6日,他在拜访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首次做此表示,此后在不同场合多次重复,最新一次是在2023年10月9日会见来访的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时。由此可见,对于中美关系,北京的官方叙事一直是与美国和平共存。

然而,对于相当多的外部观察家而言,中国的实际对外战略行为却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领导中国的时期(1978-2012),中国实力还不足,所以专注于国内经济建设,在对外政策上奉行“韬光养晦”的信条。在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其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于是北京变得越来越自信,开始展示其世界抱负。

在2012年11月就任以来,中国领导层致力于用“中国梦”这个新的意识形态来动员全国,即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百周年之际(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北京为此将对外战略从“韬光养晦”转变为“奋发有为”,并采取了一系列大动作,给国际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和深远影响。2013年10月,北京启动了庞大的“一带一路”倡议,帮助全球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迄今为止已投资逾一万亿美元;北京还推动金砖国家(BRICS)扩员,使得这一全球南方国家联盟逐渐形成与西方主导的G7分庭抗礼之势;北京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与BRICS其他成员共同建立了新开发银行,从而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等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竞争;北京还携手莫斯科,强化了上海合作组织(SCO)这一欧亚大陆安全机制;最为重要的是,在乌克兰战争久拖不决和巴以冲突加剧之际,一个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战略联盟正在欧亚大陆隐隐浮现,形成与西方国家的欧洲-大西洋体系及美国的印太战略进行地缘战略对抗之势头。

所有这一切,让当今的世界霸主美国得出结论:北京企图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代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华盛顿宣称这是一个压制性的等级体系。换言之,华盛顿认定北京对世界秩序有一个不同的愿景。更重要的是,中国比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这几个长期反美的国家远为强大,有实现其愿景的巨大实力。华盛顿对此忧心忡忡,美国总统拜登宣称,世界正面临“民主”与“专制”的对决。拜登政府于2022年10月12日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日益具备相应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战略竞争对手。实际上,美国视中国为头号对手,打算与中国展开长期战略竞争,目标是在技术、经济、政治、军事、情报和全球治理等领域超越中国。

鉴于华盛顿已经形成对华战略竞争的共识,并正在稳步推进相应措施,对北京而言,如何应对这个威胁,已经成为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要理解和预测北京的应对之道,就必须明白中国对外政策背后的战略逻辑;而要明白中国的战略逻辑,首先要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其决策精英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其次是不能忽视北京对中国古老谋略的运用。

主要矛盾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意识形态,而辩证唯物主义则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矛盾冲突中不断前进发展的,而主要矛盾居于主导地位。毛泽东在其著名的《矛盾论》中指出,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重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长期以来行之有效,已深入全体党员骨髓。现任最高领导人经常引用毛泽东的观点和论述,并效法其治国方略,自然深得其思想精髓。中美战略竞争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因此中国高度重视美国。但要阻止美国“竞赢”(out-compete)中国,对北京而言,最好的办法是不让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矛盾,即确保中国不成为美国的主要打击目标。相比与美国进行直接、正面和大规模对抗,用分散美国注意力和资源的方式来对付美国,代价要小得多,因而更为明智。

二十年战略机遇期

在北京看来,它曾经成功避免成为美国主要打击目标,由此获得了二十年宝贵的战略机遇期。1991年苏联解体后,北京非常担心被美国雷达锁定。北京的担心是有理由的,中美关系在苏联解体后确实日趋紧张。1996年爆发了台海危机,美国出动两个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峡,一时战云密布;1999年5月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导弹轰炸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2001年4月,中美两国军机在南中国海上空相撞。在小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确有打算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而中国是其主要目标。但人算不如天算,随后美国爆发了9•11恐怖袭击,尽管当时的中国民意极其反美,但时任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第二天就给美国总统小布什打电话表示慰问,此后中国又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阵线。因为江泽民清楚地意识到,反恐战争将让美国深陷中东和中亚地区,不但无力对付中国,反而需要中国的支持。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首次提出“战略机遇期”概念。同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报告做出结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局势发展印证了中国领导人的战略判断,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了WTO,随后经济飞速发展。因此,中国各界广泛的共识是本•拉登救了中国,让中国获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虽然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开始启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将目光转向中国,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直到2022年拜登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美国才明确将中国定义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换言之,美国现在已将中国视为其主要矛盾。从2001年的9•11事件到2022年白宫《国家安全战略》出炉,美国的战略转向花了整整二十年,但中国的国力已今非昔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用兵的战略逻辑


从历史上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战争中,中国领导人都竭力避免成为超级大国的主要对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之所以出兵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交战,是因为断定当时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其战略重心在中欧,朝鲜半岛只是其次要战场。1962年10月20日爆发的中印战争,是毛泽东抓住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的有利时机(1962.10.16-1962.10.29)而发动的,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无暇关注喜马拉雅山麓的冲突。1969年3月,中苏之间爆发了激烈边境战斗。中国非常担心成为苏联的打击对象,于是转而接近此前的敌人美国,而美国也需要拉拢中国对付苏联。中美两国一拍即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访华,两国开始联手对付苏联,中国由此成功地避免了成为苏联的主要打击对象。1979年邓小平发起了中越战争,尽管越南是苏联集团成员,但它却是一个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

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届领导人的战略逻辑是一以贯之的,即避免与超级大国正面对抗;如果正面对抗无法避免,那就要避免成为主要对手;如果成为主要对手不可避免,那就要利用或推动其它地区的事端来分散超级大国的注意力和资源。在这方面,中国的古老谋略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丰富的战略灵感。

围魏救赵

与西方崇尚竞争和对抗的战略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倾向于避免直接冲突,尤其是暴力冲突。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战略家孙子就做出了这样的论断:“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这种深厚战略文化影响下,中国并不情愿与美国进行正面对抗和直接冲突,因为这意味着要承受现有霸权国美国的巨大压力。但是,形势比人强,如今美国已经明确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也认识到无法改变美国的战略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正在运用其古老的军事谋略“围魏救赵”来对付美国。这个谋略在中国家喻户晓,自然也在中国领导人的战略工具箱中。

虽然拜登政府已经将中国当作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但美国是一个世界帝国,在世界各地有很多防务和安全责任,比如欧洲的乌克兰和中东的以色列,美国不可能抛弃它们。如今俄乌战争旷日持久,巴以冲突又大规模升级,美国实际上正陷在欧洲和中东,犹如当年反恐战争陷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尽管西方指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宣称哈马斯对平民的攻击越过了底线,但北京在俄乌战争中持“亲俄中立”立场,在巴以冲突中也避免点名谴责哈马斯。对北京的战略家而言,乌克兰战争和中东冲突拖下去,就可以让美国无法顺利从欧洲和中东脱身,客观上对中国有利。中国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支持伊朗和朝鲜,给美国制造更多的麻烦。中国没有美国那么多战略包袱,反而可以运用“围魏救赵”的谋略来干扰美国实施印太战略。让美国在世界各地焦头烂额,中国就可以聚焦台海、南海和周边。作为一个区域大国,中国其实比美国这个世界霸权更有战略优势,能够集中使用其力量。

结语

本•拉登在2001年发动的9•11恐袭,客观上让中国获得了宝贵的二十年战略机遇期。中国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成功实现了国力的快速增长。但中国日益进取的对外战略也让美国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在拜登政府于2022年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后,中国无可挽回地成为了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

然而,美国要顺利向印太转移,又谈何容易。实际上,美国正陷身欧洲和中东,无法脱身。通过支持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中国有能力让美国疲于奔命,从而避免让自己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北京的对美政策,包括建国以来的历次用兵,其背后的战略逻辑惊人一致,即避免与超级大国和既有霸权(美国)正面对抗,避免成为其主要打击目标。如果战略机遇期的关闭不可避免,那北京还可以运用“围魏救赵”的古老谋略来对付华盛顿。作为一个区域大国,中国其实有自己的战略优势,可以集中使用自己的力量。

但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国内经济下行等压力,因此北京不愿激化与华盛顿的矛盾,而是寻求对美缓和;而华盛顿也因烽烟四起、捉襟见肘而希望稳住中国。今年以来,众多美国高官相继访华,包括国务卿、财政部长、气候特使、商务部长和国会高级代表团;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多次会谈;最新的进展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于2023年11月中旬访问美国,并与拜登总统会谈。由此可见,双方都有缓和的愿望,但这是战术性的,战略竞争仍然是美中关系的主要矛盾。■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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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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