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过度自信或不自信，都不利于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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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凝聚力较强的时期，美国决策者同中国打交道时显得过度自信；而在国内凝聚力低迷时，他们的做法又展现出不安、关切以及整体性的缺乏信心。今天，我们也能看到后一种情况的上演。

朱佩塞·帕帕雷拉
伦敦国王学院博士，威廉与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安全与外交政策研究员

■美国政界对国内政治斗争有可能破坏对华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忧虑越来越深。一方面，对前总统特朗普的起诉和对现任总统乔·拜登之子的调查，有可能会动摇美国社会的心理韧性；另一方面，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有可能进一步导致中美关系恶化。民调显示，超过八成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持负面印象，预计美国国会两党都会提高反华言论的音量，以招揽公众支持。

正如5月份国会就债务上限问题陷入的僵局所揭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矛盾有可能外溢，对经济与外交事务产生影响。在那个案例中，一旦美国联邦政府出现债务违约，将严重削弱华盛顿同北京竞争的能力。事实上，僵局已经产生了直接影响：5月中旬，拜登不得不缺席“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以及跳过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历史性访问，提前返回华盛顿处理政治谈判问题。美国总统缺席这些重要峰会表明，美国国内危机对中美竞争和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巨大影响。

国内凝聚力与美国外交政策

早在2019年，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文安立（Arne Westad）就警告说，为了有效地同中国开展竞争，美国面临的最首要挑战是“美国人的心态”问题。这类似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署名为“X”一文中的呼吁，即美国应该“给世界各国民众留下这样的印象：它是一个知道自己前进方向的国家，一个既能成功处理国内问题，同时又能肩负世界大国责任的国家，一个精神上充满活力、能够在当今各种主流意识形态的浪潮中站稳脚跟的国家。”

在经历了一场新冠疫情大流行外加四年之后，十分危险的是，这一目标似乎仍未实现。

美国国内凝聚力的低迷并不是新鲜事。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最近出版的一本书研究了美国历史上是如何从社会分裂时期中“走出来”的。普特南认为，正是进步主义运动的兴起，弥合了美国自“镀金时代”以来严重的国内问题，比如贫富差距过大、政治极化、社会失调与文化自恋主义等。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这样的进步主义者推动美国国内实现更大的经济平等、社会合作与团结，他们的理念一直影响着美国政策与社会生活，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

然而，普特南关注的是国内社会，他的分析忽略了在美国历史上这一关键时期形成的外交政策视角与方针。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特点是帝国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加战争。不管是对外还是对内，这种贯穿进步主义者思想的民族主义与美国例外论，构成了“布什主义”、新保守主义运动和在海外推广民主的政策考量意识形态基石。

上述因素将美国卷入在阿富汗的泥潭长达二十多年之久，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所经历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美国军事介入中东和非洲的直接损失接近5.4万亿美元，导致约1.5万美国人丧命；其间接影响则是美国国内警察力量的“军事化”程度加剧，削弱了美国社会的内部结构。

换句话说，在20世纪初期加强美国社会内部团结的那些因素，却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

美国对中国的高度关切

在国家安全层面对中国的担忧，是今天美国决策者最关心的问题。考虑到这一挑战的广泛程度，有必要结合历史上影响且反映美国公众对华看法的种种心态来思考国内凝聚力问题。

正如章家敦在2015年的书中所声称，“中国从一开始就成为美国对自我身份认同、对国家命运的关注的核心要素。”分析美国对同中国开展竞争的高度关切，必须要放在美国国家凝聚力消长的背景之下，进而理解中美关系历史上的各种交往模式，并找到最合适的历史类比。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处于国内凝聚力高涨的阶段。美国决策者十分笃定，借用时任国务卿艾奇逊的话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将重新得到彰显，并摆脱外国的枷锁。”认为“中国的命运掌握在美国手中”的信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不久，艾奇逊宣称“美国人民今后将一如既往地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接下来，他又警告中国人民“应该想明白，无论他们的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中国的新统治者决定在边境以外的地方进行侵略性或颠覆性的冒险，他们将只会给自己和中国的朋友带来严重的麻烦。”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与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些信念助长了麦卡锡主义的诞生，而“红色恐慌”的出现也导致美国的国内凝聚力开始走下坡路。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当美国试图从越南脱身、国内凝聚力进一步衰退之际，尼克松总统萌生了向中国“开放”并通过中美和解对抗苏联的想法。在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同周恩来总理秘密会谈前，尼克松指示基辛格，会谈“应该建立在三个恐惧的基础上：担心一旦南越的战事继续陷入僵局，总统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担心一个军国主义日本的复苏；担心苏联对他们（中国）后方构成的威胁。”

这一次，美国的决策者，尤其是尼克松，并没有像艾奇逊那样看似宽慰又居高临下地传递信号，而是认为有必要在一系列问题上利用中国的担忧，以期待从与中共高层的对话中获得战略性优势。当然，非常有可能的是，尼克松提出的“恐惧战略”也是源于他自身的恐惧：担心面临美国国内社会分裂和在越南的政治军事形势彻底崩盘的双重打击。

了解中美关系的过去以形塑未来

中美关系史上的这两个重要事件对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有何启示？在国内凝聚力较强的时期，美国决策者同中国打交道时显得过度自信；而在国内凝聚力低迷时，他们的做法又展现出不安、关切以及整体性的缺乏信心。今天，我们也能看到后一种情况的上演：不可否认的是，过去几年来，伴随着美国社会内部凝聚力的降低，对“重估中国”与担心北京计划取代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恐惧也日益上升。

另一方面，应该指出的是，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的模样。那时，中国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卷入了与苏联的冲突，“文化大革命”严重冲击了国民经济与社会秩序。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完全不同的角色。因此，基于恐惧的行为逻辑与利用对方较弱势地位的战略不会像过去那样奏效（即使是在50多年前，这种战略的成功与否也是值得高度怀疑的）。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承认，美国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分裂对美国外交政策有强大的影响，这会进一步导致美国无力遏制并与中国开展竞争。与此同时，美国过去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也影响了这种凝聚力。为了发展一种更平衡的对华政策，美国首先应充分认识到这种相辅相成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

一种可持续的对华政策应同时避免过度自信与过度焦虑，这两种因素都曾导致中美关系陷入失调并增加相互的不信任。在华盛顿正日益形成反华共识的背景下，外交官们必须为一种对华接触的模式积累国内支持，这种模式的核心是深刻地理解国内制约因素与认知偏见如何影响了两国过去的双边关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