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ESG这个万亿级市场，投资机构应该用何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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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是数据的可获得性、可靠性和可比性。

财富

■在多重力量推动下，ESG投资获得了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彭博社预计到2025年，全球ESG投资规模将达到50万亿美元，占资产管理总规模的1/3。那么当大家都在谈论ESG投资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被寄予厚望的ESG投资，如何才能达到新的高度？

2023年11月2日，在上海举办的2023年《财富》ESG峰会上，《财富》中国高级编辑刘兰香与中和农信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冬文、世界资源研究所北京代表处可持续金融总监李晓真、PIE Strategy Limited总经理陈琦、以及中金资本运营管理委员会委员、董事总经理兼中金科元与绿色团队负责人马荣宝，从“投资向善：社会责任投资在行动”这一话题展开了对话。

以下为编辑后的对话实录。

刘兰香：中和农信是一家比较特殊的机构，我看到冬文总的微信签名档是“打通农村服务最后100米”。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和农信其实是起源于1996年诞生的秦巴山区小额信贷扶贫项目。2009年开始，中和农信正式公司化运营，并以世界银行的国际金融公司以及红杉资本入资为契机，开始商业化转型。在您看来，ESG投资的兴起，在中和农信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刘冬文：中和农信确实比较特殊，我本人是在20多年前开始参与这个公司的筹划、组建到运营，经历了很多的转型和变化。之前我们也不知道ESG，只是想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把国家扶贫的政策和措施很好地传导到乡村的贫困农户，因为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很多扶贫资金，虽然利率很低，但是到不了贫困农户手里，我们就通过世界银行的牵线搭桥，利用世行和捐赠的资金专门建立一个基金，给贫困户设立贷款，但是要重新设计产品、激励机制以及服务模式。在国际上，特别是在孟加拉的乡村银行做得很好，我们就学人家的做法。

当时我们有三大目标：一是要给穷人贷款；第二提高穷人的能力；三是要实现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当时我们没有ESG或者影响力投资这些概念，只是希望机构能不用靠政府的补贴做这个事。中和农信当时有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背景，前两个目标相对容易实现，但我们毕竟是政府机构或者公益组织，如果是要以市场的手段实现公益的目的，由于我们的激励机制、融资手段和融资渠道受到很多的限制，因此商业化路径非常难。

从1996年成为政府试点，到2000年扶贫基金会做公益试点，再到2008年成立公司，我们都是为了靠社会、资本市场的资金扩大规模，而不是简简单单依靠捐赠或政府资金。到2016年引进红杉资本和IFC（国际金融公司），到后来引进蚂蚁，一直这么走下来，我们觉得引入社会资本或者商业资本对于机构能力的建设以及服务能力的扩展起到很好的作用，把我们的融资渠道打开了，把市场化的激励手段找到了，但是我们目标没有偏离。这几年融资的时候，人家都说我们就是典型的ESG标的。我们在股权之外，在债券也做了探索，比如跟亚投行做了绿债融资，前段时间还由IFC提供支持，发起10亿元社会债券首期项目。

刘兰香：ESG投资对你们的发展历程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我知道中金资本对ESG也非常重视，有一些系统性的安排，那么与传统投资相比，针对ESG投资，中金有什么样的评估标准和尽职调查的流程？

马荣宝：中金资本是中国领先的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机构，累计管理的私募股权基金规模5000多亿。作为私募股权机构，我们主要投向非上市公司，在普通的股权投资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ESG投资相对比较特殊一些，既有原来普通股权投资所应该有的要素，同时又有自己的特色。评估和尽调体系上，其实普通的私募股权投资环节，包括流程、程序、评价标准都有，但是还要考虑ESG基本的特点，有些标准要放松，再加一些新的标准进来。

ESG投资方面，我们率先跟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气候基金、德国复兴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合作。中金资本和山东发展投资集团合作绿色发展基金，中金资本作为管理人。这个基金实际是一个完整的ESG私募股权投资实践，在实践中就把国际组织认可的国际标准——ESG的审核和评估标准——引进了中国，并适当地做了中国化的处理。对潜在标的，我们会先看其环境管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是不是合适，是不是符合性别行动计划的相关要求，也会请专业的第三方来针对性的做一些评估。每一个项目投资我们都有单独的报告，说明投资的企业可减少多少吨碳（排放），在社会治理上究竟有什么样的贡献。

一般来说，投资就是投前、投中、投后。投前是指对企业进行评估，包括严格的环境治理体系标准、社会治理体系标准，按照碳减排相关的标准进行相应的评估。投中是说如果相关企业达到我们评审标准，我们还要按照股权投资的角度，从收益性、社会贡献等方面进行平衡，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决定是否投资这个企业。剩下需要落实的就是投资协议，明确把环境治理体系、性别行动计划、碳减排相关的要求明确写入到投资协议中，督促企业去执行，落实到企业自己的内控体系里。我们对它的要求，原来的股东必须认可，我们才会成为新的股东进去。投后是说我们投资之后有定期的评审，除了自己团队的评审，还有专业的评估机构评审，我们基本上每半年要向有关部门和国际金融组织提交一次对企业整体的评估报告。

中金资本在这个实践中发展起了自己的评估体系，现在我们也和有关部门联合做一些课题研究，就是如何在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领域和ESG投资领域建立更有中国化特色的体系。

刘兰香：非常期待你们的实践经验能惠及更多的机构。“双碳”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绿色产业和绿色项目的支撑，也有赖于传统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传统行业“转型”的过程也意味着新投资机会，世界资源研究所对此有很多研究。晓真老师认为投资机构如何更好支撑转型企业的发展，同时自身也能获得良好的回报？

李晓真：我们说转型金融与绿色金融的一个主要不同点在于，转型金融的服务对象除了具体项目，更重要的是推动企业的低碳转型。投资机构可以通过与企业积极沟通，鼓励和支持企业设定短、中、长期科学减碳目标、制定具体转型计划及减碳路径，并进行披露。

为什么这么做？对于投资机构来讲，能够追踪企业减排目标实现，将其纳入投资决策及评估投资回报的一个重要抓手。从企业端讲，这是一个市场驱动，是推动企业低碳转型，获得好的市场估值，得到投资者认可的一个有效措施。

举例来说，农业既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也是气候变化的贡献者。世界资源研究所与合作伙伴在今年围绕农业企业转型金融开展了国内外案例研究。其中有一家总部在瑞典的欧洲领先的食品供应商和分销商，在2021年发行了为期四年的10.5亿瑞典克朗的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该债券设定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食物浪费的KPI 以及对应的可持续绩效目标。其中，特别强调科学减排的重要性，并以获得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验证作为绩效目标之一。这有利于投资者追踪发行人减排目标实现情况，是值得行业参考借鉴的一个举措。

刘兰香：关于ESG投资，刚才三位嘉宾的分享让我们从不角度看到一些进展。但是我看到PIE Strategy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一位机构投资者的话，非常有意思，他说“我说 ESG，你说 ESG。我们以为自己了解对方的意思。但我们并不了解”。对这个问题，陈总怎么看？

陈琦：这是很坦白的一句话。到底ESG包括什么和不包括什么，以及可持续发展和ESG两者有何不同，从我20年前刚刚涉猎这方面工作开始到现在，天天都在struggle。最近我们在跟亚太地区（包括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投资人和基金管理人面谈时，很多人跟我说，他们也觉得很struggle，说我得到的mandate（投资授权）是帮我的投资人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但是如果又要我去想怎么回馈社会，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我的投资组合里没有这个mandate。

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误会，因为ESG本来就是一个投资界的概念，说的是无论是投资人、基金管理人，甚至到企业，都要认清楚现在的大环境，无论是从政策的层面、科技转型方面，或者是气候变化，甚至是社会层面的改变，到底对企业以及你的投资组合有什么好的影响，有没有好的机遇可以赚多一些钱，或者有没有一些风险，投资的时候需要更小心地选择。

搞清楚这点之后，基金经理人要明白ESG的投资授权不是一个额外的投资授权，而是对你的内在要求。国家有很清晰的“3060”发展目标，所以政策和企业发展的大趋势已经很清晰了，而且全球接近90%的人口也是生活在有净零排放目标的国家，也就是说不同的资源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走的，所以作为基金经理人，当我们说到ESG，尤其是气候变化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去到中和农信的层面，只是说你有没有理清楚每一个投资组合，有没有更好地把握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以及更好地迎接相应的挑战。

刘兰香：ESG确实应该内化在投资机构所有的投资行动里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关注或实践ESG，同时我们看到全球监管在采取措施遏制一些“洗绿”的行为，我想问问晓真老师，你有什么样的市场观察和规制建议吗？

李晓真：ESG投资的基础就是ESG信息披露，信息披露的核心是数据的可获得性、可靠性和可比性。目前无论是投资机构还是企业，对于这方面的认知是不足的，具体能力也有待提升。

有哪些工具方法可以帮助投资机构和企业开展相关数据核算和报告，市场其实并不十分了解。举一个例子，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 今年6月正式发布了国际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S1和S2，对可持续发展和气候相关的财务信息披露做出了要求。与ISSB披露标准密切相关的有一个底层方法学是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体系（GHG Protocol），这是世界资源研究所 (WRI) 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联合开发的，现在正在启动标准的更新升级，对企业温室气体核算、零碳目标实现及相关投资影响深远，但国内对这个信息还不太了解。建议企业、金融机构以及媒体智库等相关方更加关注和参与到国际标准的制定讨论中，为合规做一些能力储备和技术准备。

还有一点也是和WRI的研究及发起倡议有关，就是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包括企业和金融机构。在行业企业层面，例如已发布了《森林、土地和农业科学碳目标设定指南》，以及钢铁、纺织等行业的科学碳目标设定标准；金融机构的净零目标设定标准正在制定中，预计2024年正式发布。我们希望可以听到更多来自中国市场的声音，开展技术层面的交流，促进企业和金融机构净零目标设定和评估的相关标准、指南、方法、工具的研究与实践，推动ESG投资的主流化进程。

刘兰香：大家可以多发声，共同推动这个制度的完善。回到投资机构这边，刚刚谈了制度上的问题，但是现实的情况可能是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在ESG相关的信息披露不是特别的完善，面对这个挑战，投资机构怎么应对？

马荣宝：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上市公司有信息披露强制性的要求，但对非上市企业为主的机构投资人来讲，有些信息没有办法在公开的场合找到。虽然有些企业自己会做宣传，披露自己在ESG方面的情况，可是在实际投资当中，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判断对企业自我披露的信息进行深入审核。从ESG信息披露角度来讲，目前私募股权投资行业主要还是靠基金管理人的审查才能实现，这就要求管理人通过多种手段，比如对企业的访谈，各种信息的搜集，到现场的考核，包括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在数据上做相应的审查报告。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把整体流程固定下来，形成一套标准的动作体系，这个可能跟二级市场不大一样，因为这需要我们与企业共同努力来推进。我们投资企业的时候会要求他们签订一个诚信尽调的文件，一定要保证对我们披露的信息是真的，如果是假的会有惩罚。在这个体系之下，我们再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看ESG相关因素是不是符合投资的要求，整体流程确实对基金管理人投资的要求高一些。

刘兰香：除了股权投资，我们再来看看信贷等方式，中和农信会做很多小额信贷项目，也会有一些ESG方面的考虑，你们怎么把这些考虑落实下来？

刘冬文：我们对于ESG绩效的管理是非常严苛的，因为无论是股权投资者还是债权投资者，都是有要求的，我们必须坚持使命，不断地对ESG的指标进行评定和评价，要不然后续的融资就有问题了。所以从公司来讲我们有几个层面的制度，一是有ESG专家委员会，这个专家委员会是股东和董事们参加或者提名外部专家加入的，每年审ESG的表现；二是管理层面有一个ESG领导小组，专门落实具体的措施，在做小额贷款的时候，贷前审批、准入审批、贷后的监测维护都要将标准贯穿其中，我们会做在系统里面，有些是系统自动拦截的，有些是人工讨论过程中一票否决的。

我们贷款有个负面清单，不利于环保的，或者会伤害到E、S的指标，就不让它进来，另外不能改变贷款用途，还有包括投诉、防止客户过度负债，以及欺诈行为，都是有相关要求的。除了小贷之外，我们也做小额保险以及小农户的农业服务，都有相应项目的要求。我们融资的时候，这些都是需要展开的，而且每个投资人进来的时候都有一套体系或标准，但是标准大同小异，只要我们把ESG绩效管好，对所有投资者都是适用的。

刘兰香：中和农信其实是结合了数字化的操作来落地ESG。两位嘉宾刚分享了各自的实践，陈总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和点评？

陈琦：信息披露是相当重要的，一些公司的报告令很多投资人头痛，因为虽然他们说自己做了哪些ESG相关的事，但是没有说清楚这些事与企业的发展之间的联系，而且数据可能也不全。投资人很难根据这些数据做判断，确实要抽时间跟企业进行更密切的互动才可以了解更多。从我的经验来说，企业如果要做好ESG的披露，还是要从自身开始，起点可以是双重重要性评估，就是从财务重要性和社会重要性两方面来看不同的可持续发展议题，主要是理清楚哪些方面对公司来说是重要而且相关的，包括跟业务的发展、产品的销售等方面相关。如果能够理清楚什么议题有财务重要性和社会重要性，大家就可以很清晰地推动有关工作，也可以更好地跟投资人沟通。

刘兰香：感谢陈总给我们的讨论做了非常好的总结，本场讨论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