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了一波空袭，此举正值真主党领导人发表讲话，称以色列两天来针对真主党成员的袭击事件无异于宣战。
发布日期：2024-09-20 11:31
古尧
■“宏观稳、微观差”是中国经济转型阶段的长期特征，改变这一现象需要完善分配体系和进一步推进自由市场经济发展。
1.“宏观稳、微观差”的现象
疫情后中国经济运行延续了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转型期特征——“宏观稳、微观差”。笔者一直秉持有如下认识：随着经济发展由贫穷而至小康和殷实，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转变，即进入经济转型期，由于新旧增长动力转换不会一帆风顺，耗时费力是更可能的常态，尤其是对大国经济体来说，此时经济体就会经历一段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时期，这段时期经济运行的特有显著特征就是“宏观稳、微观差”——“宏观稳”是指宏观经济增速等系列宏观统计指标，如GDP 、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形成规模等，在相对前期降低了的基准上平稳运行，波动较少；“微观差”是指这段时期不仅是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而且是产业普遍成熟期，微观经济行为主体间竞争加剧、不适应变化的淘汰增多，由于个体间差异增大、分化普遍等异质性上升，经济行为主体经营难度感受普遍上行。
显然，“宏观稳”是基于整体总量增长的角度，而“微观差”是基于个体消费和收入增长的角度；两者表现不一致，意味着宏观平稳的同时，个体收入和消费下降的普遍性有所扩展。显然，这肯定不会是经济周期的现象。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迷状态时，宏观和微观均表现不好，对经济行为个体而言，就是大家都面临周期性困难，除了个别逆周期和非周期性行业表现稳定外；而当前的“宏观稳、微观差”时期，则是有好有差，虽然普遍经营困难感受度上升，但也存在不少前景看好行业，这些行业通常被认为是新兴产业，或是具有新商业机会和扩展前景的新商业模式。从经济旧动力中出来，到经济新动力中去，是“宏观稳、微观差”时期各经济行为主体孜孜不倦、念兹在兹的事，因而“跨界”成为新商业词汇，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持续主题。
2.“宏观稳、微观差”的原因
“增速换档、结构调整”，是任何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在转型时期运行所要经历的特征。增速换档是最自然的，经济已经过了起飞阶段的快速扩张时期，潜在增速自然下降；结构调整则因产业周期阶段变化迩来，产业成熟期的市场运行环境和扩张期是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的商业模式自然要随之改变。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独有特征是“政策消化”，与前述两特征一道楼市等资产，构成了官方界定的中国经济转型期的“三期叠加”特征。正是这个前期需要消化的政策，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宏观稳、微观差”表现的重要原因，并使得疫情后这一现象愈加突出——对2008年海外金融危机的过度反应，导致了中国过高的宏观杠杆和楼市等局部资产泡沫，导致了后续转型的困难。
首先，需要消化的政策并非是政策错误，更大意义上在于政策不足，即前期发展过程中忽略了某类政策，导致了前期经济行为偏差的积累，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分配政策体系。从增长到收入，中间还隔了个分配环节。个体的收入下降或没有增长，会直接导致经济行为个体感受变差；而经济增长和宏观繁荣，却不一定带来个体感受的好转，因为经济体系中增长的好处或仅为一小部分人所独享，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初期，欧美社会普遍的“1VS99”运动——欧美人认为经济繁荣的好处没有为社会普遍分享。当今西方社会存在的“逆全球化”思维，其逻辑也在于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可见，增长积累到一定阶段，分配体系的合理化和完善，就是必要和绕不开的过程，否则就会影响增长，因为分配事关增长果实的归属。
其次，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持续至今的“大项目、大工程、大融资”增长模式，进一步扭曲了资源的分配差异。经济起飞时期各地以经济为中心，抓大放小、大干快上，大工程往往成为项目抓手，而政府主导投入通常又是实践中实操最为有效和手段，虽然涓滴效应下民营资本也可得到快速发展，但持续以“大”为先的发展模式累计结果，就是资源分布和资本结构的扭曲，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金融资源集中分布在大项目形成的头部企业里，而这些头部企业往往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性，这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资源分布集中推挤于此类政府性头部企业里的倾向性。因此，即使中国经济中货币深化远超美国，中小企业却普遍感到融资难、融资贵。金融等资源的分布不均状况，在中国经济经过疫情后初期短暂反弹后，重新平稳偏软时期的当下，经济行为主体经营困难的感受度会更加显著。
第三，经济新发展阶段使然，产业成熟后经济升级的再度重工业化发展阶段，企业经营的感受必然是压力上行。产业成熟带来的宏观转型升级大环境，要求企业的运行和管理也精细化，以往靠“四千”精神，凭吃苦和辛劳寻找市场机会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从人性的角度，人在遇到逆境时，总是抱怨环境的不如意，很少会反思自己没有顺应潮流应时而动，忘了埋头辛苦犁地同时也要不时抬头仰望星空，以知晓方向在那。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也逃不过工业化的发展规律——先是轻工业化的初始时期，大量的市场机会摆在全社会面前，“四千”精神的好时代；接着是初次重工业化，主要是原材料行业的机会，垄断有自然资源就有机会，积累了资本的一些民营企业家也去搞矿、开钢铁厂了，此时的宏观经济会表现为大起大落，赶上了势头却命不好、运不济的会成为“铁本”式的牺牲品；再接着是高加工化，制造业大爆发，赶上国际环境大好和“入世”，黄金七年来临；最后终于成功迎来了工业化最后阶段的——再度重工业化，此时的重工业化是高度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同样是上游的采掘等原材料行业，迎来了资本整合和技术植入的新阶段，自然垄断性质决定了这些行业有向国有资本集中的趋势。说“国退民退”，很迎合坊间和市场的心理口味，满足其因经营压力感上升的心理按摩需要。
3.“宏观稳、微观差” 如何改变
当前已经在施行中的货币政策结构化和金融“脱虚向实”政策体系，实际上也是改变中国经济宏观和微观脱节的重要措施。从发展经济学和市场经济的角度，最根本和最为基础的，仍然是分配体系完善和坚持自由市场经济。
合适的分配体系当然需要动态调整和兼顾效率与公平。过去大家关注做大“蛋糕”，当前显然大家更关注公平分配“蛋糕”。分配体系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首先基于自由要素市场体系，如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价格形成体系等，它跟整个社会和经济系统的运作相关，最后集中体现为营商环境和市场环境；要素体系发展，经济学意义上就是初次分配问题。在初次分配基础上，现代经济体系运行中，还需要再次分配，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税收体系，而税收体系中最为基础的，并非合理的税率体系，而是征税对象的合理化。当前中国税收体系的基础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是变间接体系为直接体系的问题，即建立以财产和所得为主要征税对象的直接税体系，而非针对经营流动征税的间接税体系。税收体系的合理化，自然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感受。
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快推进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转型时期之所以慢长，是因为市场不能尽快“出清”，出于社会稳定和经济运行平稳的目的，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对经济转型进行干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分析原理都证明，干预制造了扭曲，延长了调整时期，实际上有更大的“福利”损失，但这现实中又是无法避免的可行选择。在时下的中国，对楼市泡沫治理的反复，就直接体现了分配体系改变、平稳经济、防范风险给经济转型带来了制约和压力。经济转型时期，自由市场经济程度需要进一步提升，从而为全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恢复创造条件，促进生产性资本形成率的重新提高。■
1.“宏观稳、微观差”的现象
疫情后中国经济运行延续了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转型期特征——“宏观稳、微观差”。笔者一直秉持有如下认识：随着经济发展由贫穷而至小康和殷实，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转变，即进入经济转型期，由于新旧增长动力转换不会一帆风顺，耗时费力是更可能的常态，尤其是对大国经济体来说，此时经济体就会经历一段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时期，这段时期经济运行的特有显著特征就是“宏观稳、微观差”——“宏观稳”是指宏观经济增速等系列宏观统计指标，如GDP 、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形成规模等，在相对前期降低了的基准上平稳运行，波动较少；“微观差”是指这段时期不仅是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而且是产业普遍成熟期，微观经济行为主体间竞争加剧、不适应变化的淘汰增多，由于个体间差异增大、分化普遍等异质性上升，经济行为主体经营难度感受普遍上行。
显然，“宏观稳”是基于整体总量增长的角度，而“微观差”是基于个体消费和收入增长的角度；两者表现不一致，意味着宏观平稳的同时，个体收入和消费下降的普遍性有所扩展。显然，这肯定不会是经济周期的现象。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迷状态时，宏观和微观均表现不好，对经济行为个体而言，就是大家都面临周期性困难，除了个别逆周期和非周期性行业表现稳定外；而当前的“宏观稳、微观差”时期，则是有好有差，虽然普遍经营困难感受度上升，但也存在不少前景看好行业，这些行业通常被认为是新兴产业，或是具有新商业机会和扩展前景的新商业模式。从经济旧动力中出来，到经济新动力中去，是“宏观稳、微观差”时期各经济行为主体孜孜不倦、念兹在兹的事，因而“跨界”成为新商业词汇，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持续主题。
2.“宏观稳、微观差”的原因
“增速换档、结构调整”，是任何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在转型时期运行所要经历的特征。增速换档是最自然的，经济已经过了起飞阶段的快速扩张时期，潜在增速自然下降；结构调整则因产业周期阶段变化迩来，产业成熟期的市场运行环境和扩张期是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的商业模式自然要随之改变。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独有特征是“政策消化”，与前述两特征一道楼市等资产，构成了官方界定的中国经济转型期的“三期叠加”特征。正是这个前期需要消化的政策，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宏观稳、微观差”表现的重要原因，并使得疫情后这一现象愈加突出——对2008年海外金融危机的过度反应，导致了中国过高的宏观杠杆和楼市等局部资产泡沫，导致了后续转型的困难。
首先，需要消化的政策并非是政策错误，更大意义上在于政策不足，即前期发展过程中忽略了某类政策，导致了前期经济行为偏差的积累，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分配政策体系。从增长到收入，中间还隔了个分配环节。个体的收入下降或没有增长，会直接导致经济行为个体感受变差；而经济增长和宏观繁荣，却不一定带来个体感受的好转，因为经济体系中增长的好处或仅为一小部分人所独享，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初期，欧美社会普遍的“1VS99”运动——欧美人认为经济繁荣的好处没有为社会普遍分享。当今西方社会存在的“逆全球化”思维，其逻辑也在于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可见，增长积累到一定阶段，分配体系的合理化和完善，就是必要和绕不开的过程，否则就会影响增长，因为分配事关增长果实的归属。
其次，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持续至今的“大项目、大工程、大融资”增长模式，进一步扭曲了资源的分配差异。经济起飞时期各地以经济为中心，抓大放小、大干快上，大工程往往成为项目抓手，而政府主导投入通常又是实践中实操最为有效和手段，虽然涓滴效应下民营资本也可得到快速发展，但持续以“大”为先的发展模式累计结果，就是资源分布和资本结构的扭曲，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金融资源集中分布在大项目形成的头部企业里，而这些头部企业往往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性，这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资源分布集中推挤于此类政府性头部企业里的倾向性。因此，即使中国经济中货币深化远超美国，中小企业却普遍感到融资难、融资贵。金融等资源的分布不均状况，在中国经济经过疫情后初期短暂反弹后，重新平稳偏软时期的当下，经济行为主体经营困难的感受度会更加显著。
第三，经济新发展阶段使然，产业成熟后经济升级的再度重工业化发展阶段，企业经营的感受必然是压力上行。产业成熟带来的宏观转型升级大环境，要求企业的运行和管理也精细化，以往靠“四千”精神，凭吃苦和辛劳寻找市场机会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从人性的角度，人在遇到逆境时，总是抱怨环境的不如意，很少会反思自己没有顺应潮流应时而动，忘了埋头辛苦犁地同时也要不时抬头仰望星空，以知晓方向在那。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也逃不过工业化的发展规律——先是轻工业化的初始时期，大量的市场机会摆在全社会面前，“四千”精神的好时代；接着是初次重工业化，主要是原材料行业的机会，垄断有自然资源就有机会，积累了资本的一些民营企业家也去搞矿、开钢铁厂了，此时的宏观经济会表现为大起大落，赶上了势头却命不好、运不济的会成为“铁本”式的牺牲品；再接着是高加工化，制造业大爆发，赶上国际环境大好和“入世”，黄金七年来临；最后终于成功迎来了工业化最后阶段的——再度重工业化，此时的重工业化是高度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同样是上游的采掘等原材料行业，迎来了资本整合和技术植入的新阶段，自然垄断性质决定了这些行业有向国有资本集中的趋势。说“国退民退”，很迎合坊间和市场的心理口味，满足其因经营压力感上升的心理按摩需要。
3.“宏观稳、微观差” 如何改变
当前已经在施行中的货币政策结构化和金融“脱虚向实”政策体系，实际上也是改变中国经济宏观和微观脱节的重要措施。从发展经济学和市场经济的角度，最根本和最为基础的，仍然是分配体系完善和坚持自由市场经济。
合适的分配体系当然需要动态调整和兼顾效率与公平。过去大家关注做大“蛋糕”，当前显然大家更关注公平分配“蛋糕”。分配体系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首先基于自由要素市场体系，如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价格形成体系等，它跟整个社会和经济系统的运作相关，最后集中体现为营商环境和市场环境；要素体系发展，经济学意义上就是初次分配问题。在初次分配基础上，现代经济体系运行中，还需要再次分配，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税收体系，而税收体系中最为基础的，并非合理的税率体系，而是征税对象的合理化。当前中国税收体系的基础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是变间接体系为直接体系的问题，即建立以财产和所得为主要征税对象的直接税体系，而非针对经营流动征税的间接税体系。税收体系的合理化，自然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感受。
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快推进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转型时期之所以慢长，是因为市场不能尽快“出清”，出于社会稳定和经济运行平稳的目的，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对经济转型进行干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分析原理都证明，干预制造了扭曲，延长了调整时期，实际上有更大的“福利”损失，但这现实中又是无法避免的可行选择。在时下的中国，对楼市泡沫治理的反复，就直接体现了分配体系改变、平稳经济、防范风险给经济转型带来了制约和压力。经济转型时期，自由市场经济程度需要进一步提升，从而为全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恢复创造条件，促进生产性资本形成率的重新提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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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25 07:48
时政
微观差下宏观如何稳？
微观差下宏观如何稳？
古尧：疫情后中国经济延续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转型特征：“宏观稳、微观差”；如何改变？需要完善分配体系和推进自由市场经济发展。
古尧
■“宏观稳、微观差”是中国经济转型阶段的长期特征，改变这一现象需要完善分配体系和进一步推进自由市场经济发展。
1.“宏观稳、微观差”的现象
疫情后中国经济运行延续了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转型期特征——“宏观稳、微观差”。笔者一直秉持有如下认识：随着经济发展由贫穷而至小康和殷实，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转变，即进入经济转型期，由于新旧增长动力转换不会一帆风顺，耗时费力是更可能的常态，尤其是对大国经济体来说，此时经济体就会经历一段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时期，这段时期经济运行的特有显著特征就是“宏观稳、微观差”——“宏观稳”是指宏观经济增速等系列宏观统计指标，如GDP 、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形成规模等，在相对前期降低了的基准上平稳运行，波动较少；“微观差”是指这段时期不仅是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而且是产业普遍成熟期，微观经济行为主体间竞争加剧、不适应变化的淘汰增多，由于个体间差异增大、分化普遍等异质性上升，经济行为主体经营难度感受普遍上行。
显然，“宏观稳”是基于整体总量增长的角度，而“微观差”是基于个体消费和收入增长的角度；两者表现不一致，意味着宏观平稳的同时，个体收入和消费下降的普遍性有所扩展。显然，这肯定不会是经济周期的现象。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迷状态时，宏观和微观均表现不好，对经济行为个体而言，就是大家都面临周期性困难，除了个别逆周期和非周期性行业表现稳定外；而当前的“宏观稳、微观差”时期，则是有好有差，虽然普遍经营困难感受度上升，但也存在不少前景看好行业，这些行业通常被认为是新兴产业，或是具有新商业机会和扩展前景的新商业模式。从经济旧动力中出来，到经济新动力中去，是“宏观稳、微观差”时期各经济行为主体孜孜不倦、念兹在兹的事，因而“跨界”成为新商业词汇，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持续主题。
2.“宏观稳、微观差”的原因
“增速换档、结构调整”，是任何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在转型时期运行所要经历的特征。增速换档是最自然的，经济已经过了起飞阶段的快速扩张时期，潜在增速自然下降；结构调整则因产业周期阶段变化迩来，产业成熟期的市场运行环境和扩张期是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的商业模式自然要随之改变。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独有特征是“政策消化”，与前述两特征一道楼市等资产，构成了官方界定的中国经济转型期的“三期叠加”特征。正是这个前期需要消化的政策，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宏观稳、微观差”表现的重要原因，并使得疫情后这一现象愈加突出——对2008年海外金融危机的过度反应，导致了中国过高的宏观杠杆和楼市等局部资产泡沫，导致了后续转型的困难。
首先，需要消化的政策并非是政策错误，更大意义上在于政策不足，即前期发展过程中忽略了某类政策，导致了前期经济行为偏差的积累，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分配政策体系。从增长到收入，中间还隔了个分配环节。个体的收入下降或没有增长，会直接导致经济行为个体感受变差；而经济增长和宏观繁荣，却不一定带来个体感受的好转，因为经济体系中增长的好处或仅为一小部分人所独享，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初期，欧美社会普遍的“1VS99”运动——欧美人认为经济繁荣的好处没有为社会普遍分享。当今西方社会存在的“逆全球化”思维，其逻辑也在于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可见，增长积累到一定阶段，分配体系的合理化和完善，就是必要和绕不开的过程，否则就会影响增长，因为分配事关增长果实的归属。
其次，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持续至今的“大项目、大工程、大融资”增长模式，进一步扭曲了资源的分配差异。经济起飞时期各地以经济为中心，抓大放小、大干快上，大工程往往成为项目抓手，而政府主导投入通常又是实践中实操最为有效和手段，虽然涓滴效应下民营资本也可得到快速发展，但持续以“大”为先的发展模式累计结果，就是资源分布和资本结构的扭曲，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金融资源集中分布在大项目形成的头部企业里，而这些头部企业往往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性，这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资源分布集中推挤于此类政府性头部企业里的倾向性。因此，即使中国经济中货币深化远超美国，中小企业却普遍感到融资难、融资贵。金融等资源的分布不均状况，在中国经济经过疫情后初期短暂反弹后，重新平稳偏软时期的当下，经济行为主体经营困难的感受度会更加显著。
第三，经济新发展阶段使然，产业成熟后经济升级的再度重工业化发展阶段，企业经营的感受必然是压力上行。产业成熟带来的宏观转型升级大环境，要求企业的运行和管理也精细化，以往靠“四千”精神，凭吃苦和辛劳寻找市场机会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从人性的角度，人在遇到逆境时，总是抱怨环境的不如意，很少会反思自己没有顺应潮流应时而动，忘了埋头辛苦犁地同时也要不时抬头仰望星空，以知晓方向在那。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也逃不过工业化的发展规律——先是轻工业化的初始时期，大量的市场机会摆在全社会面前，“四千”精神的好时代；接着是初次重工业化，主要是原材料行业的机会，垄断有自然资源就有机会，积累了资本的一些民营企业家也去搞矿、开钢铁厂了，此时的宏观经济会表现为大起大落，赶上了势头却命不好、运不济的会成为“铁本”式的牺牲品；再接着是高加工化，制造业大爆发，赶上国际环境大好和“入世”，黄金七年来临；最后终于成功迎来了工业化最后阶段的——再度重工业化，此时的重工业化是高度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同样是上游的采掘等原材料行业，迎来了资本整合和技术植入的新阶段，自然垄断性质决定了这些行业有向国有资本集中的趋势。说“国退民退”，很迎合坊间和市场的心理口味，满足其因经营压力感上升的心理按摩需要。
3.“宏观稳、微观差” 如何改变
当前已经在施行中的货币政策结构化和金融“脱虚向实”政策体系，实际上也是改变中国经济宏观和微观脱节的重要措施。从发展经济学和市场经济的角度，最根本和最为基础的，仍然是分配体系完善和坚持自由市场经济。
合适的分配体系当然需要动态调整和兼顾效率与公平。过去大家关注做大“蛋糕”，当前显然大家更关注公平分配“蛋糕”。分配体系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首先基于自由要素市场体系，如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价格形成体系等，它跟整个社会和经济系统的运作相关，最后集中体现为营商环境和市场环境；要素体系发展，经济学意义上就是初次分配问题。在初次分配基础上，现代经济体系运行中，还需要再次分配，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税收体系，而税收体系中最为基础的，并非合理的税率体系，而是征税对象的合理化。当前中国税收体系的基础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是变间接体系为直接体系的问题，即建立以财产和所得为主要征税对象的直接税体系，而非针对经营流动征税的间接税体系。税收体系的合理化，自然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感受。
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快推进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转型时期之所以慢长，是因为市场不能尽快“出清”，出于社会稳定和经济运行平稳的目的，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对经济转型进行干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分析原理都证明，干预制造了扭曲，延长了调整时期，实际上有更大的“福利”损失，但这现实中又是无法避免的可行选择。在时下的中国，对楼市泡沫治理的反复，就直接体现了分配体系改变、平稳经济、防范风险给经济转型带来了制约和压力。经济转型时期，自由市场经济程度需要进一步提升，从而为全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恢复创造条件，促进生产性资本形成率的重新提高。■
1.“宏观稳、微观差”的现象
疫情后中国经济运行延续了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转型期特征——“宏观稳、微观差”。笔者一直秉持有如下认识：随着经济发展由贫穷而至小康和殷实，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转变，即进入经济转型期，由于新旧增长动力转换不会一帆风顺，耗时费力是更可能的常态，尤其是对大国经济体来说，此时经济体就会经历一段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时期，这段时期经济运行的特有显著特征就是“宏观稳、微观差”——“宏观稳”是指宏观经济增速等系列宏观统计指标，如GDP 、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形成规模等，在相对前期降低了的基准上平稳运行，波动较少；“微观差”是指这段时期不仅是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而且是产业普遍成熟期，微观经济行为主体间竞争加剧、不适应变化的淘汰增多，由于个体间差异增大、分化普遍等异质性上升，经济行为主体经营难度感受普遍上行。
显然，“宏观稳”是基于整体总量增长的角度，而“微观差”是基于个体消费和收入增长的角度；两者表现不一致，意味着宏观平稳的同时，个体收入和消费下降的普遍性有所扩展。显然，这肯定不会是经济周期的现象。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迷状态时，宏观和微观均表现不好，对经济行为个体而言，就是大家都面临周期性困难，除了个别逆周期和非周期性行业表现稳定外；而当前的“宏观稳、微观差”时期，则是有好有差，虽然普遍经营困难感受度上升，但也存在不少前景看好行业，这些行业通常被认为是新兴产业，或是具有新商业机会和扩展前景的新商业模式。从经济旧动力中出来，到经济新动力中去，是“宏观稳、微观差”时期各经济行为主体孜孜不倦、念兹在兹的事，因而“跨界”成为新商业词汇，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持续主题。
2.“宏观稳、微观差”的原因
“增速换档、结构调整”，是任何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在转型时期运行所要经历的特征。增速换档是最自然的，经济已经过了起飞阶段的快速扩张时期，潜在增速自然下降；结构调整则因产业周期阶段变化迩来，产业成熟期的市场运行环境和扩张期是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的商业模式自然要随之改变。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独有特征是“政策消化”，与前述两特征一道楼市等资产，构成了官方界定的中国经济转型期的“三期叠加”特征。正是这个前期需要消化的政策，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宏观稳、微观差”表现的重要原因，并使得疫情后这一现象愈加突出——对2008年海外金融危机的过度反应，导致了中国过高的宏观杠杆和楼市等局部资产泡沫，导致了后续转型的困难。
首先，需要消化的政策并非是政策错误，更大意义上在于政策不足，即前期发展过程中忽略了某类政策，导致了前期经济行为偏差的积累，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分配政策体系。从增长到收入，中间还隔了个分配环节。个体的收入下降或没有增长，会直接导致经济行为个体感受变差；而经济增长和宏观繁荣，却不一定带来个体感受的好转，因为经济体系中增长的好处或仅为一小部分人所独享，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初期，欧美社会普遍的“1VS99”运动——欧美人认为经济繁荣的好处没有为社会普遍分享。当今西方社会存在的“逆全球化”思维，其逻辑也在于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可见，增长积累到一定阶段，分配体系的合理化和完善，就是必要和绕不开的过程，否则就会影响增长，因为分配事关增长果实的归属。
其次，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持续至今的“大项目、大工程、大融资”增长模式，进一步扭曲了资源的分配差异。经济起飞时期各地以经济为中心，抓大放小、大干快上，大工程往往成为项目抓手，而政府主导投入通常又是实践中实操最为有效和手段，虽然涓滴效应下民营资本也可得到快速发展，但持续以“大”为先的发展模式累计结果，就是资源分布和资本结构的扭曲，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金融资源集中分布在大项目形成的头部企业里，而这些头部企业往往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性，这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资源分布集中推挤于此类政府性头部企业里的倾向性。因此，即使中国经济中货币深化远超美国，中小企业却普遍感到融资难、融资贵。金融等资源的分布不均状况，在中国经济经过疫情后初期短暂反弹后，重新平稳偏软时期的当下，经济行为主体经营困难的感受度会更加显著。
第三，经济新发展阶段使然，产业成熟后经济升级的再度重工业化发展阶段，企业经营的感受必然是压力上行。产业成熟带来的宏观转型升级大环境，要求企业的运行和管理也精细化，以往靠“四千”精神，凭吃苦和辛劳寻找市场机会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从人性的角度，人在遇到逆境时，总是抱怨环境的不如意，很少会反思自己没有顺应潮流应时而动，忘了埋头辛苦犁地同时也要不时抬头仰望星空，以知晓方向在那。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也逃不过工业化的发展规律——先是轻工业化的初始时期，大量的市场机会摆在全社会面前，“四千”精神的好时代；接着是初次重工业化，主要是原材料行业的机会，垄断有自然资源就有机会，积累了资本的一些民营企业家也去搞矿、开钢铁厂了，此时的宏观经济会表现为大起大落，赶上了势头却命不好、运不济的会成为“铁本”式的牺牲品；再接着是高加工化，制造业大爆发，赶上国际环境大好和“入世”，黄金七年来临；最后终于成功迎来了工业化最后阶段的——再度重工业化，此时的重工业化是高度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同样是上游的采掘等原材料行业，迎来了资本整合和技术植入的新阶段，自然垄断性质决定了这些行业有向国有资本集中的趋势。说“国退民退”，很迎合坊间和市场的心理口味，满足其因经营压力感上升的心理按摩需要。
3.“宏观稳、微观差” 如何改变
当前已经在施行中的货币政策结构化和金融“脱虚向实”政策体系，实际上也是改变中国经济宏观和微观脱节的重要措施。从发展经济学和市场经济的角度，最根本和最为基础的，仍然是分配体系完善和坚持自由市场经济。
合适的分配体系当然需要动态调整和兼顾效率与公平。过去大家关注做大“蛋糕”，当前显然大家更关注公平分配“蛋糕”。分配体系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首先基于自由要素市场体系，如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价格形成体系等，它跟整个社会和经济系统的运作相关，最后集中体现为营商环境和市场环境；要素体系发展，经济学意义上就是初次分配问题。在初次分配基础上，现代经济体系运行中，还需要再次分配，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税收体系，而税收体系中最为基础的，并非合理的税率体系，而是征税对象的合理化。当前中国税收体系的基础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是变间接体系为直接体系的问题，即建立以财产和所得为主要征税对象的直接税体系，而非针对经营流动征税的间接税体系。税收体系的合理化，自然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感受。
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快推进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转型时期之所以慢长，是因为市场不能尽快“出清”，出于社会稳定和经济运行平稳的目的，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对经济转型进行干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分析原理都证明，干预制造了扭曲，延长了调整时期，实际上有更大的“福利”损失，但这现实中又是无法避免的可行选择。在时下的中国，对楼市泡沫治理的反复，就直接体现了分配体系改变、平稳经济、防范风险给经济转型带来了制约和压力。经济转型时期，自由市场经济程度需要进一步提升，从而为全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恢复创造条件，促进生产性资本形成率的重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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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留一段影像，回一曲挂牵。丝丝入扣、暖暖心灵 ，需飘过的醇厚与共。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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