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标志着全球化进入了以中国为关键元素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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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狭义的“全球化”只是数百年来以资本增殖为驱动力的长期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片段，其特点为西方所倡导的全球自由贸易。而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展开以及西方意欲与中国“脱钩”等动向，标志着长期全球化进程进入了以中国为关键元素的新阶段。

唐晓阳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系主任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全球化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年来，“一带一路”的开展与西方国家“逆全球化”、“脱钩”等政治运动形成了鲜明而又意味深长的反差。“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合作迎难而上，方兴未艾，通过独具特色的实践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种“全球化”

要深入理解中国的全球化路径的意义，首先需要区分两种“全球化”概念。一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狭义的“全球化”：冷战结束后西方借着政治胜利和科技发展积极推进全球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托马斯·弗里德曼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生动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可随着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反移民、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冲突等现象的抬头蔓延，媒体舆论的情绪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越来越多地讨论和宣扬“逆全球化”，乃至“反全球化”。

另一种“全球化”概念的历史则要久远得多，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在资本追求增殖的驱动下，美洲大陆被欧洲占领开发，亚洲非洲的新商路被开辟，工业革命后形成大宗资源与商品的国际流动，以及按照各国比较优势构建了全球市场。资本长期获取利润需要生产力持续增长，而生产力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细化劳动分工，加强专业性规模化，并不断扩大市场流通。这一动力机制并没有因为西方国内的政治动向而发生根本变化，依然推动世界各国增进经贸合作。

例如2018年底《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正式生效，2022年初《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地区性协议如《非洲大陆自贸区》也在2021年初生效。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三大“全球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与此长期“全球化”潮流相顺应，尤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得到了普遍欢迎和响应。

事实上，冷战后狭义的“全球化”只是数百年来以资本增殖为驱动力的长期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片段，其特点为西方所倡导的全球自由贸易。而近年来“一带一路”的开展及西方意欲与中国“脱钩”等动向，标志着长期全球化进程进入了以中国为关键元素的新阶段。在此阶段中，中国既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尤其是加强了发展中国家的互联互通；又是反对全球化力量的主要关注对象，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和意识形态攻击的目标。

世界体系的变局

全球化从西方为主导转向围绕着中国而展开，反映了这一持续几个世纪的进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近现代，资本增殖“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1】

随着市场经济和工业生产的快速扩张，收入与权力不平等的矛盾与全球化始终形影相伴。资本从全球化带来的生产力显著增长中获取的丰厚利润导致收入和阶层两极化，也导致了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西方工业国家内部激烈的阶级斗争与社会动荡。但此后这些国家一方面通过税收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普遍提高了国内劳工阶层的收入，缓解了国内矛盾，另一方面加大对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的掠夺，用国外的收入来维持发达工业国家国内的繁荣与超额收益。

利润掠夺并不一定用直接的武力强权，而越来越多通过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巨大收益差额。例如苹果手机前200家供应商里有50多家中国内地企业，但他们产品的价值仅占手机成本的5%，而苹果作为手机设计方，毛利润达38%。【2】其它发展中国家产品与发达国家产品的差异可能更大，生产数亿件衣服都无法与一架飞机的利润相比。

发达国家依靠对研发、品牌、金融等资本密集型领域的控制，取得超额利润和对全球产业链的主导权，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能提供密集型劳力与自然资源，仅能在产业链底部获取少量增殖，在产业链上的不同地位构成了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基础。

欠发达国家在独立后也依然是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依附与边缘，即使一些国家如日韩中东等国能取得显著的现代化进步，但在西方资本主导的体系中仍进入不了核心，而只是位于半边缘地位。

在全球推进自由市场的本意是进一步扩展国际产业链分工，固化以西方资本为核心主体的等级制世界体系。然而，中国出人意料的快速崛起从根本上动摇了这数百年来似乎无往不利、坚不可摧的体系。

中国的突破主要源于其与以资本为核心动力的国际体系的双重关系：中国的发展既遵循市场和资本的内在规律，又打破了原本由西方国家垄断制定的体系规则，从而使人们看到世界体系新的可能性。与冷战时期的计划经济体系以及前现代社会的小农自足经济不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积极拥抱市场，鼓励资本寻求利润，以此来带动生产力增长。但同时带有红色基因的中国政府又始终警惕资本带来的国内与国际不平等问题，及时消除预防阶层分化与固化的现象，以保证经济和社会整体更平稳持久的发展。

通过从全局出发的主动改造而非零散被动的接受资本规则，中国成功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常见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更是一举扭转了长久以来国际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政治、安全、科技等领域，都对西方在国际体系中的统治地位构成了强劲的挑战。

中国全球化路径的内在本质

当中国在四十年市场改革历程中稳步接入全球产业链和经济体系时，西方国家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意识到这一独特路径所蕴含的力量与意义，而只将其视为世界资本体系新附加的边缘或半边缘地区。可中国的发展显著地改变了原有的利益分配机制，使西方国家沿用了几十年的社会收入调节机制失去平衡。

研究者指出，在1980-2016年期间，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了831%，其中最低的50%增长了417%，最高的10%增长了1316%，最高的1%增长了1920%，约为最低50%民众平均收入增速的4.6倍。同期美国与加拿大人均收入增长63%，但底层50%民众仅增长5%，前10%则增长了123%，而顶层1%增长了206%，是底层增速的41倍。欧洲国家的贫富分化没有如此严重，但其人均收入只增长了40%。

在上世纪末兴起的全球化热潮（即狭义全球化）中，中国崛起大幅减少了国际不平等，动摇了全球产业链原本固化的等级体系。但西方一些国家或忽视其国内不平等激增，任由贫富差距加大，或无力提振经济活力，反而归咎外国竞争，催生了民粹主义与相关的排斥全球化、敌视他国的意识形态。

中国作为体系变局的主要因素，自然成为民粹主义和仇外意识形态攻击的重点目标。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国际体系的主导者美国并非真正要反对全球化，而只是要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全球化。

从特朗普政府2018年挑起贸易战，试图与中国“脱钩”之后数年中，美国与全球各国的贸易还在增长，只是将许多原本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转从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国进口，因为这些国家更容易为美国所控制，能维持传统的等级制国际体系。

不过，只要西方国家仍试图通过资本增殖和市场体系来维持其权力，他们就难以完全绕过中国。中国独特而完善的产业结构以及庞大的市场规模，对全球资本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那些出于政治原因刻意回避中国的企业将面临在长期竞争中落后失败的风险。西方企业的衰落又将进一步导致西方国家增速的放缓与权力的丧失。这就造成发达国家对中国政治打压时普遍出现了“政冷经热”的现象，在剑拔弩张的同时，双方依旧保持密切的经贸往来。

例如，2022年中美间的双边贸易额还创了历史新高。即使美国转向从其他国家增加进口，但这些国家中有不少产品需要大量采购来自中国的原件和材料，所以中国对墨西哥、越南、印度等国的出口也随之显著增加。（见表1）所谓的“脱钩”和“逆全球化”在喧嚣之后并无法真正逆转资本增殖所驱动的长期全球化趋势。

从国际经贸联系的韧性也可以看到当前意识形态争端的空洞。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时，对资本增殖和市场机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要求“消灭私有制”，将“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旨在用全新的政治经济体系替代资本主义体系。但近两百年的世界历史证明，由资本增殖驱动的产业市场体系不仅有强大的增长动力而且可以自我调适，缓解及输出内部矛盾以延续生存，短期内不能被简单推倒重来。

因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超越了以往极端对立的意识形态，不再排斥资本和市场，但也不是无条件顺从，任由资本逐利，而是在融入市场经济的同时注重对资本的驾驭，控制社会不平等的无序扩张，让资本服务于民族复兴和社会福祉。

这一转变使中国与西方能在共同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分工合作，也反映了中国的政治方向从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升华为带有反思态度的兼容并蓄。西方部分政客与媒体对其他国家的历史社会认识浅薄，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和流量无端夸大与中国意识形态的对立，挑动敌对情绪，但其宵小伎俩长期看难以撼动世界大势。

基于经济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分析，笔者认为中美两国不会深陷“修昔底德陷阱”。即使不排除因敏感问题发生局部冲突，但两者的根本利益都植根于全球市场，为了各自生产力的增长需要共享平台，这有别于以往国际竞争中各方有相对独立甚至截然不同的经济体系。更重要的是中国对发展的追求不是单纯受资本驱使，而是来自对资本与市场机制的反思与改造，对资本无限扩张所带来的掠夺性和破坏性极为警惕。

正如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要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5】只有把握中国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渊源与深层逻辑，才能理解这些表态并非空话，而是中国全球化路径的内在本质。

反思与创新的全球化

蕴含着对数百年来以资本增殖为驱动力的全球化的反思，中国的全球化路径在自身发展以外，还对世界各国的全球化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引入了开放性。中国在接入和扩展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没有一味墨守固有模式和既定规则，而是对资本和市场运作机制的目的与方式都进行认真的考量，并根据具体情况需要做出灵活调整。同时，中国并没有如同西方构建“华盛顿共识”一般制定所谓的普世标准，相反不断强调中国的经验不能复制，各国应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6】

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的独特视角，不再将全球化视作发达国家增加利润、控制权力和财富的单向推动，而是鼓励各国通过加强国际市场的分工合作，提升总体生产力，互利共赢。

正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要“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7】开放性的“一带一路”不仅仅为世界上一百多个参与共建的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合作选项，更重要的是动摇了原本垄断单一的模式，开启了多种多样的发展可能性。

与此相应，中国路径大大激发了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中国长期以来一贯坚持各国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而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伙伴国自主积极的参与更成为合作成功的关键因素。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如果在经贸交往中只是遵循他国已有的模式和规则，甚至被动接受西方的指令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则其社会整体对此必然缺少认同感和积极性，市场化难以广泛深入推进，对外经贸也仅停留在局部领域和少数人群。

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具有很强的自主诉求，并对外来规则进行改造与创新以符合自身政治社会条件，而能调动全国人民主动积极参与其中。基于此经历，中方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强调各国明确各自的发展目标，注重听取伙伴国家的需求，根据对方战略寻找互惠的合作方式，让基础建设、工业投资和技术改造都能较好符合当地的长期发展目标，构建国际合作项目与当地内生转型的良性互动机制，相辅相成，持续有效地促进各国现代化进程。

对全球化反思后的第三个创新点是实践性。认识到西方强推自由主义教条给他国所带来的危害，以及吸取以往空洞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教训，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始终秉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将这一精神融于“一带一路”的开展实施中。在开放平等的合作框架中，任何国家都不能将自己的理念和想法强加于对方。可由于国情的巨大差异，出现分歧又在所难免。中方对此的解决策略是依托具体项目，在实践中逐步沟通融合思想。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要结合自身国情建设现代化的市场和产业体系，无法倚靠任何现成的理论观念，真正的关键在于社会各部门领域形成广泛高效的相互配合与协作分工。中外双方在合作中“摸着石头过河”，尝试多种多样的方式实现生产力的提升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在此过程中灵活调整具体路径以适应环境，达成共识，但又坚持共同发展的目标，历经风雨挫折，百折不挠。

十载后回望“一带一路”的成就，与最初联结欧亚大陆的设计路线相差甚远，但正是基于扎实的措施和项目，倡议的精神得以被更广大的地区和民众所接受，成为全球化新阶段的领军旗帜。

最后，中国路径引发的对全球化的反思深层聚焦于总体性，包含了在国家、国际和可持续性等多个维度上的重新认识与调整。为了节制资本无限追求增殖带来的掠夺性与阶层分化，中国采用了独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增强对资本的驾驭能力，保证社会整体的健康和谐。同样，为了扭转国际经济体系固化的等级制，全国上下齐心合力，通过基于市场机制的改革创新取得全球产业链地位的突破。

这些成功实践对其他国家也有诸多启示，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因此看到了团结全社会共同发展的新方向，并有底气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合理之处提出挑战。即使对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的发展也能令其反省社会整体和谐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重新平衡各阶层利益分配，而不是盲目听从精英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

由此进一步延伸到可持续发展的维度上，数百年来资本增殖所驱动的全球化给世界各国的环境、社会、文化等无数方面都带来了难以计量的冲击，中国本身也经历过无法磨灭的苦痛创伤。然而凤凰涅槃，中国在成为全球化新阶段的关键元素后，对全球化诱人和残酷的两面有了更完整的认识，所以在致力于推广发展的同时，能着眼长期全局，尽量减少现代工业与市场经济带来的环境、社会、文化影响。

近年来，伴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国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议”，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化的思考已超越了单纯经济领域、市场模式乃至国家利益的讨论，而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探寻持续发展的机制与方向，要使全球化真正成为全球共同践行，共同探讨，共同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