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事件与“风险共担”型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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聃丘泰、温建东：恒大问题愈演愈烈，应迅速探索完善机制。市场经济出现的问题应回归企业，合理制定企业雇主和雇员“风险共担”的分配机制。

聃丘泰、温建东

■恒大等房地产企业问题愈演愈烈，中国恒大主席许家印被采取强制措施，网上开始流传一个段子“资产私有化、负债公司化、风险社会化、子女欧美化”。无独有偶，企业成本社会化的事情在“教科书市场经济国家美国”也屡见不鲜。3月10日，美国硅谷银行宣布破产。出乎意料的是美联储、FDIC和美国财政部，宣布对超过25万美元上限的所有储户存款保险，欧洲认为这是“不讲武德”的事情。个体风险由全部纳税人买单，显然违背了市场经济“收益风险共担”原则。疫情掀起了世界范围裁员潮，所谓经济下行，寒气向下传递。过去三年时间里，硅谷1396家科技公司共裁减约23.4万人。即在经济下行阶段，企业为了利益最大化原则，裁减工人，将工人抛给社会，成本社会化。

一、“市场”与“政府”稳定经济、完善收入分配作用有限

经济史告诉我们，人类资源配置方式，一是经济学家构建的理想无政府“孤岛”自由市场经济，即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中，只存在工人（消费者）和企业家（生产者），不存在政府。企业家不占有生产者剩余，消费者也不占有消费者剩余，按照要素耗尽定理，按要素边际物质产量去对生产要素劳动L与资本K分别付酬，结果正好把总产量分光，即耗尽全部产量，于是帕累托递进也实现。二是政府参与的市场经济。随着经济迅速垄断和贫富分化，经济危机不断，由于市场经济存在不可克服的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在经济上升时期，顺周期性增强，虽然企业家得到更多，但是几乎所有社会成员处在帕累托递进路径。而在经济下行阶段，经济衰退，企业家和工人收入下降都更多，但是由于企业家有剩余价值的“资本积累”更能抵御危机，而工人财富剩余有限，失业大量产生。于是，以凯恩斯主义诞生为标志，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帮助社会最低收入者抵御危机，“社会政策托底”。但是，数据发现，1990年以来随着美国和高收入国家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断提升，美国最高10%收入份额，最高20%收入份额也不断提升，但美国最低10%收入份额，最低20%收入份额却保持在1.8%、5.1%的水平。中国最低10%的收入份额从1990年3.5%下降到2019年2.9%。因此政府改善收入分配的功能有限。自由市场经济中政府参与的边际改进没有直面新的现实经济问题，也没有解决传统市场经济的天然不足，收入分配严重恶化，即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提出的，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

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是根据个人偏好转移风险，“孤岛经济”存在企业家之间、工人之间、工人与企业家之间转移风险。但是，在风险偏好一致或者出现重大冲击情况下，个人风险同质，风险只能转移给弱势群体工人或者社会，只能靠政府解决，最终政府可能负债累累，而政府归根结底其实是全体纳税人。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发挥政府作用不断完善

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但也认识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提出“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此后历届政府都坚持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同时以宏观调控熨平经济波动，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十八大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明确提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政府的作用主要包括“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十九大以来，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内经济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包括“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显然，这些问题多是市场经济所难以解决的老问题，美国为代表的老牌市场经济国家都没有较好的解决。十九大和二十大都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美贸易战以来，世界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此等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更加突出了经济的国家安全，企业社会责任等。

三、“风险共担经济”回归生产者、消费者双赢的理想经济模式

经典经济理论解决市场失灵，其实是企业失灵，通过设计政府调控去补充。经济史告诉我们，不仅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和政府无效。因此，一个可行解决方案是市场问题其实是企业问题，企业问题回归企业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即由全体国民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建立一个生产者（富人）和消费者（穷人）风险共担的经济，实现经济上行阶段和经济下行阶段经济的帕累托最优。经济下行阶段，企业也一般顺周期，降低工资或者在工资刚性情况下裁员实现利润最大化，风险传递给最低收入者。在政府存在的背景，政府承担了企业调整的成本，即全球多数政府债务无限扩大。但是，数据可知，随着政府债务不断提升，政府可能已经承担了无法承受之重，且最低收入比例始终固定。

在风险共担经济中，生产者（企业家）和消费者（工人）可以通过如下风险共担安排，实现劳资和解，建立“工人企业家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防止企业家将风险转移给工人，其实是社会，或者直接转移给社会。即剩余所有者企业家在经济上行阶段获得低于市场出清的工资，工人在经济下行阶段获得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

“风险共担经济”部分机制已经在新凯恩斯经济学有所体现，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佃农理论》中提出的分成合约，反应了二战之后中国台湾地区的情况，也含有风险共担的含义。次贷危机以来，人类也有了进一步的探索。

1.完整经济周期下的劳资“风险共担”

隐含合同。工人由于不富有以及存在借贷约束，比企业家更不能承受市场波动，于是与企业家签订“隐含合同”，工资包括市场工资+隐含保险两部分。即公司在经济下行阶段支付的工资比需要支付的工资高一些；公司在经济上行阶段支付比需要支付的工资稍微低一些，或者工人承诺仍然留在该企业（尽管其它企业可能支付更高的工资）。

吸引优秀员工的效率工资理论。1914年福特开办汽车厂时候支付工人一天5美元的工资是当时现行工资2倍多，这就是高于市场出清工资的效率工资，目标一是保证工人队伍质量，二是引进了对怠工的惩罚机制，三是降低工资增加了劳动流动率，导致最优秀的员工离职。目前，国内外一些著名大企业，其工资普遍较高，核心是通过效率工资吸引优秀员工。

2.经济下行阶段劳资“风险共担”

工作分摊与工作轮换。在经济下行阶段，由于市场需求下降导致劳动需求下降，为了实现企业家和工人风险共担机制，企业家可能采取工作分摊和工作轮换的形式保证原有工人工作岗位。如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对不解雇工人的企业给与更多优惠。

保证长期雇佣制度的局内人和局外人机制。德国日本企业都存在长期雇佣制度。在经济下行阶段，为了实现企业家和工人风险共担机制，局内人-局外人理论出现，一是考虑到雇佣较低薪资的新工人的培训成本比降低老工人工资还高，二是较低薪资的新工人一旦培训上岗，则也成为局内人，除非有制度设计，否则难以阻止其提高工资的动力。

3.要素所有者不再占有全部要素剩余权的“风险共担”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资本雇佣工人，因此资本占有生产剩余。其实，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已经论证了风险共担的市场经济。1949年，中国台湾土地改革，不是让土地所有者占有全部剩余价值，而是把地主与农民的分成，规定为地主的地租不得超过农产品的37.5%。在这种硬性约束下，中国台湾农业量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急剧上升。也就是说中国台湾土地改革，规定了要素所有者最高收入比例，反而增加了农业生产。

4.次贷危机以来企业提取逆周期公积金

次贷危机之后，经济顺周期问题得到理论界和政策层面的重视，银行业金融机构逆周期资本应运而生。企业在经济扩张时期，也应该从企业家个人所得中计提一定逆周期公积金，用于经济下行阶段由于利润下降的工人工资发放，或者补充企业准备金，为了鼓励企业提起逆周期公积金，建议逆周期公积金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

反观众多房地产企业，在经济上行阶段如恒大等赚钱超额利润，一些企业家富可敌国，大肆铺张浪费。为此，应该设定一定程度的利润“分成机制”。

四、“风险共担经济”中国政府和企业可行探索

“风险共担经济”在许多国家和企业已经有了探索。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做好2023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规定“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实施普惠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其实就是对“风险共担企业”的一种激励。

2022年11月22日，京东总裁刘强东给公司全员发了一封内部信，将2000多名京东副总监以上级别的高管降薪10%-20%不等，对于等级越高的高层管理，降薪越多，年底将对10%副总裁级别以上的高管进行末位淘汰。同时，京东决定改善基层员工的福利待遇。包含：提供100亿元住房保障基金，工作满5年的员工均可申请无息住房贷款，刘强东还捐1亿元，用于扩充员工子女救助基金和缴纳五险一金。刘强东此举被《联合早报》解读为“京东版共同富裕”。其实，我们倒是更愿意理解为“风险共担经济”，即经济下行阶段对抗周期能力较强的群体减薪。

因此，我们认为，面临当前的恒大类问题，应该迅速探索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大政府思路不可取，建立小政府，政府作为国民福利最大化代表进行制度设计。市场经济出现的问题还是应该回归企业，合理制定企业雇主和雇员“风险共担”的分配机制，防范风险向社会转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