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年多，印度军火商出售的炮弹都在通过欧洲公司转口至乌克兰，变相援乌。
发布日期：2024-09-20 06:26
张璐诗
■今年是我连续第五个在伦敦度过的中秋节。在外时间越来越长，每年春节、中秋对仪式感却是越来越有追求。
过去会习惯在伦敦唐人街几间饼家买从香港或广州进口的老字号品牌月饼。前一年甚至不畏物流周折，直接在网上下单，订购了广州博物馆有参与的“民国口味”广府月饼：做饼的馅料有很多已在今天市面上消失。福桔饼、苏姜和玫瑰糖这些月饼里面陌生的食材，即使隔了几代，也似乎理所当然吃出了乡愁。
到了后来，则更喜欢消费在伦敦的饼家自己生产的月饼：出自在伦敦生活了几代的广东移民之手的月饼，这些月饼具有本地制造的新鲜优势，同时莲蓉、豆沙，单黄、双黄，也都不失地道。
仪式感还当然不能少了下馆子。留心观察的话，伦敦地道的粤菜馆、中餐馆并不缺。初时碰到过不少外卖店里的“洋人中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曾暗自抱怨，中餐在英伦的名声就是被这样四不像的菜式坏掉的。可是偶然一次与二代移民作家Amy Poon（潘慧霞）聊天，她说了一句“但我们也不该去贬损为了生计而迎合本地人口味的快餐店”，从此我学会用更善意一点的眼光去看待不地道的英国中餐店。要知道Amy的父亲潘伟廉于1970年代末已和太太一起，在考文特花园开了后来成为英伦史上首个米其林星级中餐厅的“潘记酒楼”，以本真粤菜打响名堂。但他们六十年前刚刚来到伦敦时，虽然家传顺德厨艺，最初却只能在北伦敦开一家炸鱼薯条店。
“潘记”之后伦敦中餐厅的光芒黯淡了多年，直到千禧年后“客家人”在Soho和梅费尔先后开店并建立起新一代引领风尚的中餐馆时，但尽管标榜为“粤菜馆”，就我去吃过的两次体验来看，菜式本质已偏离了传统粤菜，而建立起自成体系的“西式粤菜”。融合似乎就是未来。今年我趁中秋前，再去试了一家以前没试过的“中园”，英文店名“Park Chinois”则掺入了法文“Chinois”这样令人联想曾风行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室内装饰又有那么一点上海租界的腔调。装饰的手笔来自以奢靡风格闻名的法国设计师雅克•加西亚（Jacques Garcia），虽然入门就是中国戏曲文化的灯罩图案，但不论是朱红色大门还是法兰绒红灯笼，你知道到这里穿戴讲究的食客，追求入戏的是某种暧昧的文化游戏。
“客家人”和“中园”都开在伦敦市中心的梅费尔街区，而且相隔不过五分钟步行的距离。两间餐厅也异曲同工打出西方视角的“远东风情”这张牌，菜品都是在传统粤菜基础上做融合口味的改良。如此同质化，彼此近在咫尺，还能长期共存，生意都不差，这或许能说明“融合”风尚确实能够激发消费者的兴致。掌厨的马来西亚华裔主厨李志良（Lee Che Liang）本身也体现了一种身份的融合。
无独有偶，伦敦中餐的食材供应方面也在朝着“融合”的方向发展。过去四十年里，中餐食材的供应逐步稳定，疫情前每周都有三班飞机从国内空运食材到伦敦，但疫情期间进出口停摆，超市里大量出现产地在西班牙的菜心和白菜，只是这些欧洲产的中国菜叶子普遍都比较长，个头也大。上周我在唐人街一家菜摊子上发现有节瓜（又称毛瓜）卖，这是我在伦敦第一次见到有节瓜卖，但个头也是比较大，一问店主，果然也是西班牙进货。对于我表现出的惊讶，店主还加了句：西班牙现在什么都种。买了两个节瓜回家炒菜煲汤吃，口味也许稍为寡淡，但至少在中秋前我又能煲上一锅节瓜章鱼老火汤，对于秋季的广东胃，那是莫大的慰藉。
不过“融合”是否成功，说到底还须以传统烹饪手法作为基础，比如做烤鸭，李志亮正是借用了广东烤鸭的做法，让鸭皮和肉质分开，用红醋加麦芽糖为鸭皮上色，在冰箱里冷冻后再进烤箱。烤鸭出炉后采用“片皮”手法切下，并用刀工去掉皮肉之间堆积的脂肪。这种方法是在广东烤鸭和北京烤鸭之间各有所取，为照顾西方食客不爱带骨头肉类的习惯，就将按照粤式古法烤好后的鸭子，用北京烤鸭的方式剔骨之后再上桌。这样的烤鸭比起整只鸭子不烘干放烤箱里的英式传统烤鸭，依然以脆皮嫩肉胜出。
近年来不论中西都曾流行的“精细料理”；比如很多英国新一代厨师追求的“创新”，本质就是依靠想像力将不同食材搭配出的多层次口味，这些口味通常能带给食客意想不到的惊喜。但在伦敦做中餐，创新未必就有足够支撑餐馆生存的懂得欣赏的食客，一个例子是前些年香港的米其林“厨魔”梁经纶来伦敦开店，就遭遇了滑铁卢。
“中园”显然刻意营造出流金溢彩的“上流社会”感，今年餐厅制作的月饼也摆到了英国老字号高端购物长廊伯灵顿拱廊（Burlington Arcade）内。当身披维多利亚时期制服、黑色斗篷、头戴大礼帽的七位“捕役”，在一百多米长的玻璃顶盖之下来回巡视，中英传统文化的并肩互看相映成趣，并令我想起去年大英图书馆策划的一场“共叙英华”的展览。那场展览的内容是将华人在英国生活的历史梳理了一遍。事实是，不管是登堂入室的“中园”、“客家人”，还是兼做炸鱼薯条的洋人中餐外卖店，大家都是在脱离了故土的异乡探索生存和发展，因为不管资金多少，都不外乎要将水土不服的时期尽量缩短，而“融合”是相对安全之道。
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比如按着中国农历去推出仪式感的菜单，尽管传统的中秋节食物中未必会有虾饺烧卖或黑鳕鱼、牛肋排。另外，据我多年观察，身边所有试过月饼的英国朋友，都还没有一位习惯或者喜欢这种独特口味的重油点心。“中园”的点心师傅侯健明也是马来西亚华裔，我试过他今年做出来的莲蓉单黄月饼。结果是，假如闭上眼睛吃，我估计分不出这款月饼与过去在国内吃的广府月饼有什么不同：以糖浆皮为主的饼面上图案花纹凹凸有致，月饼皮薄馅丰。惟一的区别也许就是有种刚出炉的新鲜。月饼跟农历新年的煎堆一样，是许多华人无法割舍的节日兴味，唯有这时候，“融合”可以暂时让路。■
过去会习惯在伦敦唐人街几间饼家买从香港或广州进口的老字号品牌月饼。前一年甚至不畏物流周折，直接在网上下单，订购了广州博物馆有参与的“民国口味”广府月饼：做饼的馅料有很多已在今天市面上消失。福桔饼、苏姜和玫瑰糖这些月饼里面陌生的食材，即使隔了几代，也似乎理所当然吃出了乡愁。
到了后来，则更喜欢消费在伦敦的饼家自己生产的月饼：出自在伦敦生活了几代的广东移民之手的月饼，这些月饼具有本地制造的新鲜优势，同时莲蓉、豆沙，单黄、双黄，也都不失地道。
仪式感还当然不能少了下馆子。留心观察的话，伦敦地道的粤菜馆、中餐馆并不缺。初时碰到过不少外卖店里的“洋人中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曾暗自抱怨，中餐在英伦的名声就是被这样四不像的菜式坏掉的。可是偶然一次与二代移民作家Amy Poon（潘慧霞）聊天，她说了一句“但我们也不该去贬损为了生计而迎合本地人口味的快餐店”，从此我学会用更善意一点的眼光去看待不地道的英国中餐店。要知道Amy的父亲潘伟廉于1970年代末已和太太一起，在考文特花园开了后来成为英伦史上首个米其林星级中餐厅的“潘记酒楼”，以本真粤菜打响名堂。但他们六十年前刚刚来到伦敦时，虽然家传顺德厨艺，最初却只能在北伦敦开一家炸鱼薯条店。
“潘记”之后伦敦中餐厅的光芒黯淡了多年，直到千禧年后“客家人”在Soho和梅费尔先后开店并建立起新一代引领风尚的中餐馆时，但尽管标榜为“粤菜馆”，就我去吃过的两次体验来看，菜式本质已偏离了传统粤菜，而建立起自成体系的“西式粤菜”。融合似乎就是未来。今年我趁中秋前，再去试了一家以前没试过的“中园”，英文店名“Park Chinois”则掺入了法文“Chinois”这样令人联想曾风行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室内装饰又有那么一点上海租界的腔调。装饰的手笔来自以奢靡风格闻名的法国设计师雅克•加西亚（Jacques Garcia），虽然入门就是中国戏曲文化的灯罩图案，但不论是朱红色大门还是法兰绒红灯笼，你知道到这里穿戴讲究的食客，追求入戏的是某种暧昧的文化游戏。
“客家人”和“中园”都开在伦敦市中心的梅费尔街区，而且相隔不过五分钟步行的距离。两间餐厅也异曲同工打出西方视角的“远东风情”这张牌，菜品都是在传统粤菜基础上做融合口味的改良。如此同质化，彼此近在咫尺，还能长期共存，生意都不差，这或许能说明“融合”风尚确实能够激发消费者的兴致。掌厨的马来西亚华裔主厨李志良（Lee Che Liang）本身也体现了一种身份的融合。
无独有偶，伦敦中餐的食材供应方面也在朝着“融合”的方向发展。过去四十年里，中餐食材的供应逐步稳定，疫情前每周都有三班飞机从国内空运食材到伦敦，但疫情期间进出口停摆，超市里大量出现产地在西班牙的菜心和白菜，只是这些欧洲产的中国菜叶子普遍都比较长，个头也大。上周我在唐人街一家菜摊子上发现有节瓜（又称毛瓜）卖，这是我在伦敦第一次见到有节瓜卖，但个头也是比较大，一问店主，果然也是西班牙进货。对于我表现出的惊讶，店主还加了句：西班牙现在什么都种。买了两个节瓜回家炒菜煲汤吃，口味也许稍为寡淡，但至少在中秋前我又能煲上一锅节瓜章鱼老火汤，对于秋季的广东胃，那是莫大的慰藉。
不过“融合”是否成功，说到底还须以传统烹饪手法作为基础，比如做烤鸭，李志亮正是借用了广东烤鸭的做法，让鸭皮和肉质分开，用红醋加麦芽糖为鸭皮上色，在冰箱里冷冻后再进烤箱。烤鸭出炉后采用“片皮”手法切下，并用刀工去掉皮肉之间堆积的脂肪。这种方法是在广东烤鸭和北京烤鸭之间各有所取，为照顾西方食客不爱带骨头肉类的习惯，就将按照粤式古法烤好后的鸭子，用北京烤鸭的方式剔骨之后再上桌。这样的烤鸭比起整只鸭子不烘干放烤箱里的英式传统烤鸭，依然以脆皮嫩肉胜出。
近年来不论中西都曾流行的“精细料理”；比如很多英国新一代厨师追求的“创新”，本质就是依靠想像力将不同食材搭配出的多层次口味，这些口味通常能带给食客意想不到的惊喜。但在伦敦做中餐，创新未必就有足够支撑餐馆生存的懂得欣赏的食客，一个例子是前些年香港的米其林“厨魔”梁经纶来伦敦开店，就遭遇了滑铁卢。
“中园”显然刻意营造出流金溢彩的“上流社会”感，今年餐厅制作的月饼也摆到了英国老字号高端购物长廊伯灵顿拱廊（Burlington Arcade）内。当身披维多利亚时期制服、黑色斗篷、头戴大礼帽的七位“捕役”，在一百多米长的玻璃顶盖之下来回巡视，中英传统文化的并肩互看相映成趣，并令我想起去年大英图书馆策划的一场“共叙英华”的展览。那场展览的内容是将华人在英国生活的历史梳理了一遍。事实是，不管是登堂入室的“中园”、“客家人”，还是兼做炸鱼薯条的洋人中餐外卖店，大家都是在脱离了故土的异乡探索生存和发展，因为不管资金多少，都不外乎要将水土不服的时期尽量缩短，而“融合”是相对安全之道。
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比如按着中国农历去推出仪式感的菜单，尽管传统的中秋节食物中未必会有虾饺烧卖或黑鳕鱼、牛肋排。另外，据我多年观察，身边所有试过月饼的英国朋友，都还没有一位习惯或者喜欢这种独特口味的重油点心。“中园”的点心师傅侯健明也是马来西亚华裔，我试过他今年做出来的莲蓉单黄月饼。结果是，假如闭上眼睛吃，我估计分不出这款月饼与过去在国内吃的广府月饼有什么不同：以糖浆皮为主的饼面上图案花纹凹凸有致，月饼皮薄馅丰。惟一的区别也许就是有种刚出炉的新鲜。月饼跟农历新年的煎堆一样，是许多华人无法割舍的节日兴味，唯有这时候，“融合”可以暂时让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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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8 11:06
社会与生活
在伦敦的中秋寻觅一块地道的月饼
在伦敦的中秋寻觅一块地道的月饼
张璐诗：月饼跟农历新年的煎堆一样，是许多海外华人无法割舍的节日兴味，唯有此时，“融合口味”可以暂时让路。
张璐诗
■今年是我连续第五个在伦敦度过的中秋节。在外时间越来越长，每年春节、中秋对仪式感却是越来越有追求。
过去会习惯在伦敦唐人街几间饼家买从香港或广州进口的老字号品牌月饼。前一年甚至不畏物流周折，直接在网上下单，订购了广州博物馆有参与的“民国口味”广府月饼：做饼的馅料有很多已在今天市面上消失。福桔饼、苏姜和玫瑰糖这些月饼里面陌生的食材，即使隔了几代，也似乎理所当然吃出了乡愁。
到了后来，则更喜欢消费在伦敦的饼家自己生产的月饼：出自在伦敦生活了几代的广东移民之手的月饼，这些月饼具有本地制造的新鲜优势，同时莲蓉、豆沙，单黄、双黄，也都不失地道。
仪式感还当然不能少了下馆子。留心观察的话，伦敦地道的粤菜馆、中餐馆并不缺。初时碰到过不少外卖店里的“洋人中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曾暗自抱怨，中餐在英伦的名声就是被这样四不像的菜式坏掉的。可是偶然一次与二代移民作家Amy Poon（潘慧霞）聊天，她说了一句“但我们也不该去贬损为了生计而迎合本地人口味的快餐店”，从此我学会用更善意一点的眼光去看待不地道的英国中餐店。要知道Amy的父亲潘伟廉于1970年代末已和太太一起，在考文特花园开了后来成为英伦史上首个米其林星级中餐厅的“潘记酒楼”，以本真粤菜打响名堂。但他们六十年前刚刚来到伦敦时，虽然家传顺德厨艺，最初却只能在北伦敦开一家炸鱼薯条店。
“潘记”之后伦敦中餐厅的光芒黯淡了多年，直到千禧年后“客家人”在Soho和梅费尔先后开店并建立起新一代引领风尚的中餐馆时，但尽管标榜为“粤菜馆”，就我去吃过的两次体验来看，菜式本质已偏离了传统粤菜，而建立起自成体系的“西式粤菜”。融合似乎就是未来。今年我趁中秋前，再去试了一家以前没试过的“中园”，英文店名“Park Chinois”则掺入了法文“Chinois”这样令人联想曾风行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室内装饰又有那么一点上海租界的腔调。装饰的手笔来自以奢靡风格闻名的法国设计师雅克•加西亚（Jacques Garcia），虽然入门就是中国戏曲文化的灯罩图案，但不论是朱红色大门还是法兰绒红灯笼，你知道到这里穿戴讲究的食客，追求入戏的是某种暧昧的文化游戏。
“客家人”和“中园”都开在伦敦市中心的梅费尔街区，而且相隔不过五分钟步行的距离。两间餐厅也异曲同工打出西方视角的“远东风情”这张牌，菜品都是在传统粤菜基础上做融合口味的改良。如此同质化，彼此近在咫尺，还能长期共存，生意都不差，这或许能说明“融合”风尚确实能够激发消费者的兴致。掌厨的马来西亚华裔主厨李志良（Lee Che Liang）本身也体现了一种身份的融合。
无独有偶，伦敦中餐的食材供应方面也在朝着“融合”的方向发展。过去四十年里，中餐食材的供应逐步稳定，疫情前每周都有三班飞机从国内空运食材到伦敦，但疫情期间进出口停摆，超市里大量出现产地在西班牙的菜心和白菜，只是这些欧洲产的中国菜叶子普遍都比较长，个头也大。上周我在唐人街一家菜摊子上发现有节瓜（又称毛瓜）卖，这是我在伦敦第一次见到有节瓜卖，但个头也是比较大，一问店主，果然也是西班牙进货。对于我表现出的惊讶，店主还加了句：西班牙现在什么都种。买了两个节瓜回家炒菜煲汤吃，口味也许稍为寡淡，但至少在中秋前我又能煲上一锅节瓜章鱼老火汤，对于秋季的广东胃，那是莫大的慰藉。
不过“融合”是否成功，说到底还须以传统烹饪手法作为基础，比如做烤鸭，李志亮正是借用了广东烤鸭的做法，让鸭皮和肉质分开，用红醋加麦芽糖为鸭皮上色，在冰箱里冷冻后再进烤箱。烤鸭出炉后采用“片皮”手法切下，并用刀工去掉皮肉之间堆积的脂肪。这种方法是在广东烤鸭和北京烤鸭之间各有所取，为照顾西方食客不爱带骨头肉类的习惯，就将按照粤式古法烤好后的鸭子，用北京烤鸭的方式剔骨之后再上桌。这样的烤鸭比起整只鸭子不烘干放烤箱里的英式传统烤鸭，依然以脆皮嫩肉胜出。
近年来不论中西都曾流行的“精细料理”；比如很多英国新一代厨师追求的“创新”，本质就是依靠想像力将不同食材搭配出的多层次口味，这些口味通常能带给食客意想不到的惊喜。但在伦敦做中餐，创新未必就有足够支撑餐馆生存的懂得欣赏的食客，一个例子是前些年香港的米其林“厨魔”梁经纶来伦敦开店，就遭遇了滑铁卢。
“中园”显然刻意营造出流金溢彩的“上流社会”感，今年餐厅制作的月饼也摆到了英国老字号高端购物长廊伯灵顿拱廊（Burlington Arcade）内。当身披维多利亚时期制服、黑色斗篷、头戴大礼帽的七位“捕役”，在一百多米长的玻璃顶盖之下来回巡视，中英传统文化的并肩互看相映成趣，并令我想起去年大英图书馆策划的一场“共叙英华”的展览。那场展览的内容是将华人在英国生活的历史梳理了一遍。事实是，不管是登堂入室的“中园”、“客家人”，还是兼做炸鱼薯条的洋人中餐外卖店，大家都是在脱离了故土的异乡探索生存和发展，因为不管资金多少，都不外乎要将水土不服的时期尽量缩短，而“融合”是相对安全之道。
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比如按着中国农历去推出仪式感的菜单，尽管传统的中秋节食物中未必会有虾饺烧卖或黑鳕鱼、牛肋排。另外，据我多年观察，身边所有试过月饼的英国朋友，都还没有一位习惯或者喜欢这种独特口味的重油点心。“中园”的点心师傅侯健明也是马来西亚华裔，我试过他今年做出来的莲蓉单黄月饼。结果是，假如闭上眼睛吃，我估计分不出这款月饼与过去在国内吃的广府月饼有什么不同：以糖浆皮为主的饼面上图案花纹凹凸有致，月饼皮薄馅丰。惟一的区别也许就是有种刚出炉的新鲜。月饼跟农历新年的煎堆一样，是许多华人无法割舍的节日兴味，唯有这时候，“融合”可以暂时让路。■
过去会习惯在伦敦唐人街几间饼家买从香港或广州进口的老字号品牌月饼。前一年甚至不畏物流周折，直接在网上下单，订购了广州博物馆有参与的“民国口味”广府月饼：做饼的馅料有很多已在今天市面上消失。福桔饼、苏姜和玫瑰糖这些月饼里面陌生的食材，即使隔了几代，也似乎理所当然吃出了乡愁。
到了后来，则更喜欢消费在伦敦的饼家自己生产的月饼：出自在伦敦生活了几代的广东移民之手的月饼，这些月饼具有本地制造的新鲜优势，同时莲蓉、豆沙，单黄、双黄，也都不失地道。
仪式感还当然不能少了下馆子。留心观察的话，伦敦地道的粤菜馆、中餐馆并不缺。初时碰到过不少外卖店里的“洋人中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曾暗自抱怨，中餐在英伦的名声就是被这样四不像的菜式坏掉的。可是偶然一次与二代移民作家Amy Poon（潘慧霞）聊天，她说了一句“但我们也不该去贬损为了生计而迎合本地人口味的快餐店”，从此我学会用更善意一点的眼光去看待不地道的英国中餐店。要知道Amy的父亲潘伟廉于1970年代末已和太太一起，在考文特花园开了后来成为英伦史上首个米其林星级中餐厅的“潘记酒楼”，以本真粤菜打响名堂。但他们六十年前刚刚来到伦敦时，虽然家传顺德厨艺，最初却只能在北伦敦开一家炸鱼薯条店。
“潘记”之后伦敦中餐厅的光芒黯淡了多年，直到千禧年后“客家人”在Soho和梅费尔先后开店并建立起新一代引领风尚的中餐馆时，但尽管标榜为“粤菜馆”，就我去吃过的两次体验来看，菜式本质已偏离了传统粤菜，而建立起自成体系的“西式粤菜”。融合似乎就是未来。今年我趁中秋前，再去试了一家以前没试过的“中园”，英文店名“Park Chinois”则掺入了法文“Chinois”这样令人联想曾风行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室内装饰又有那么一点上海租界的腔调。装饰的手笔来自以奢靡风格闻名的法国设计师雅克•加西亚（Jacques Garcia），虽然入门就是中国戏曲文化的灯罩图案，但不论是朱红色大门还是法兰绒红灯笼，你知道到这里穿戴讲究的食客，追求入戏的是某种暧昧的文化游戏。
“客家人”和“中园”都开在伦敦市中心的梅费尔街区，而且相隔不过五分钟步行的距离。两间餐厅也异曲同工打出西方视角的“远东风情”这张牌，菜品都是在传统粤菜基础上做融合口味的改良。如此同质化，彼此近在咫尺，还能长期共存，生意都不差，这或许能说明“融合”风尚确实能够激发消费者的兴致。掌厨的马来西亚华裔主厨李志良（Lee Che Liang）本身也体现了一种身份的融合。
无独有偶，伦敦中餐的食材供应方面也在朝着“融合”的方向发展。过去四十年里，中餐食材的供应逐步稳定，疫情前每周都有三班飞机从国内空运食材到伦敦，但疫情期间进出口停摆，超市里大量出现产地在西班牙的菜心和白菜，只是这些欧洲产的中国菜叶子普遍都比较长，个头也大。上周我在唐人街一家菜摊子上发现有节瓜（又称毛瓜）卖，这是我在伦敦第一次见到有节瓜卖，但个头也是比较大，一问店主，果然也是西班牙进货。对于我表现出的惊讶，店主还加了句：西班牙现在什么都种。买了两个节瓜回家炒菜煲汤吃，口味也许稍为寡淡，但至少在中秋前我又能煲上一锅节瓜章鱼老火汤，对于秋季的广东胃，那是莫大的慰藉。
不过“融合”是否成功，说到底还须以传统烹饪手法作为基础，比如做烤鸭，李志亮正是借用了广东烤鸭的做法，让鸭皮和肉质分开，用红醋加麦芽糖为鸭皮上色，在冰箱里冷冻后再进烤箱。烤鸭出炉后采用“片皮”手法切下，并用刀工去掉皮肉之间堆积的脂肪。这种方法是在广东烤鸭和北京烤鸭之间各有所取，为照顾西方食客不爱带骨头肉类的习惯，就将按照粤式古法烤好后的鸭子，用北京烤鸭的方式剔骨之后再上桌。这样的烤鸭比起整只鸭子不烘干放烤箱里的英式传统烤鸭，依然以脆皮嫩肉胜出。
近年来不论中西都曾流行的“精细料理”；比如很多英国新一代厨师追求的“创新”，本质就是依靠想像力将不同食材搭配出的多层次口味，这些口味通常能带给食客意想不到的惊喜。但在伦敦做中餐，创新未必就有足够支撑餐馆生存的懂得欣赏的食客，一个例子是前些年香港的米其林“厨魔”梁经纶来伦敦开店，就遭遇了滑铁卢。
“中园”显然刻意营造出流金溢彩的“上流社会”感，今年餐厅制作的月饼也摆到了英国老字号高端购物长廊伯灵顿拱廊（Burlington Arcade）内。当身披维多利亚时期制服、黑色斗篷、头戴大礼帽的七位“捕役”，在一百多米长的玻璃顶盖之下来回巡视，中英传统文化的并肩互看相映成趣，并令我想起去年大英图书馆策划的一场“共叙英华”的展览。那场展览的内容是将华人在英国生活的历史梳理了一遍。事实是，不管是登堂入室的“中园”、“客家人”，还是兼做炸鱼薯条的洋人中餐外卖店，大家都是在脱离了故土的异乡探索生存和发展，因为不管资金多少，都不外乎要将水土不服的时期尽量缩短，而“融合”是相对安全之道。
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比如按着中国农历去推出仪式感的菜单，尽管传统的中秋节食物中未必会有虾饺烧卖或黑鳕鱼、牛肋排。另外，据我多年观察，身边所有试过月饼的英国朋友，都还没有一位习惯或者喜欢这种独特口味的重油点心。“中园”的点心师傅侯健明也是马来西亚华裔，我试过他今年做出来的莲蓉单黄月饼。结果是，假如闭上眼睛吃，我估计分不出这款月饼与过去在国内吃的广府月饼有什么不同：以糖浆皮为主的饼面上图案花纹凹凸有致，月饼皮薄馅丰。惟一的区别也许就是有种刚出炉的新鲜。月饼跟农历新年的煎堆一样，是许多华人无法割舍的节日兴味，唯有这时候，“融合”可以暂时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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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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