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在东京泡汤，周一凌晨赶回来打工。
发布日期：2024-12-26 18:44
文一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特聘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特聘教授
■曹德旺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我认为一个真正有作为的男人，在我手上赚的钱，在我死之前必须还给社会！（我）减持股票套现了10亿元准备进灾区救灾。我做企业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这个国家的兴旺发达靠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努力。”
曹德旺是中国知名的民营企业家，然而他的知名度不是因为他的资产排名或者中国首富榜上的排名有多高，而是因为他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情怀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发展中，跟闷声发大财的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相比，显得有点高调和另类。
日本工业化依赖于民营企业家的爱国情怀
从人类近代工业化历史的角度来看，曹德旺的国家情怀居然显得另类，却是一件有点奇怪的事情——因为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可以说所有依靠市场经济而完成工业化崛起的国家，包括通过民治维新在亚洲率先引爆工业革命的日本，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民营企业家的爱国主义情怀来推进工业化与社会精神文化的提升——虽然对于这些西方国家曾经大批量存在过的国有企业来说，为国家的工业化目标服务是理所当然的要求，哪怕对于拥有大量私人投资和股份的海外特许公司来说（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为王室与国家的全球利益服务也是其核心宗旨之一。
这里我们以明治维新后一直靠模仿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和市场经济而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为例，看一看日本民营企业在明治维新以前的小农市场经济中，以及在明治维新以后参与西方大国争雄的工业化市场经济中，有何重大区别。
日本启动明治维新的最大社会动力，来自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对亚洲贸易网络实施的军事重商主义渗透与垄断，尤其是在目睹大清帝国于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欧洲列强无情击败、签署不平等贸易条约的惨痛教训之后。这使得日本一大批思想家与有识之士认识到日本民族由小农经济社会向工业化经济社会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否则便会亡种亡国。
·工业革命更多是国家暴力开创全球统一大市场的结果
事实上，欧洲国家的工业化，正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在文艺复兴后的一系列热兵器战争中，尤其是在地理大发现和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之后，所形成的国家竞争与全球殖民争霸过程倒逼的产物。因为工业化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协助成本，然而却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商品生产的效率上超越小农经济，从而更有经济实力应对来自邻国的商业竞争和挑战；而且在军事技术和枪炮的生产效率上超越小农经济时代，从而更有战争实力应对来自邻国的军备竞赛和挑战。
凡是不愿意或者无法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只能像非洲和美洲那样沦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和资源掠夺对象。而没有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强有力的军事化重商主义政府通过国家暴力来创建统一的国内、国外市场，提供基础设施和开拓全球商业网络，工业化便不可能发生。
因此，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一书中将英国引爆工业革命的成功因素之一，归功于英国在“充满战争权力和财富竞争的欧洲世界”中最早成为现代化民族国家，由于“英国拥有最早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早期优势....国家可以调和个人愿望、行动和社会目的，并增强个体在集体协作的表现，整体效应大于各部分的总和。一个国家的公民将对国家的鼓励和倡议有更好的反馈和回应；相反，国家也将更好地知道要做什么和怎样去做以符合积极的社会力量，国家才可以有竞争力。”然而，兰德斯既没有重视伟大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教诲：“战争创造了资本主义”，也没有重视他的同行蒂利的名言：“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
因此，自从英国都铎王朝实现中央集权并采纳统一的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和纺织业扶持政策以后，经过好几个世纪的军事重商主义国家发展战略和全球市场开拓，第一次工业革命才得以在欧洲的边陲岛国英国爆发。因为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就是纺织业机械化的革命）前夜，英国的乡村工业和纺织作坊都在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主导下，被全国性的具备成熟供应链和运输（运河和收费公路）系统的商业和贸易网络连接起来了，并且其所需物流可以“安全”通向全球（因为有强大英国海军护航）。
人类必须组织起来才能竞争，并且通过竞争而组织起来。工业革命绝不仅仅是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描述的，是由私人企业的一系列使利润最大化的新技术发明所引发的产业革命，它还更是一场由统一国家意志和强大军事重商主义政府，通过用国家暴力开创全球统一大市场的结果。只有统一大市场才能支撑规模化大生产，并使得这种生产技术给资本家带来滚滚利润。
比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纺织技术完全来自印度，可是当印度甚至连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都不是的时候，谁会在17-18世纪去组织印度高度分散的手工纺织作坊开展全球竞争？类似的原因使得印度在19和20世纪连模仿和复制英国纺织业的工业革命都不可能，更别说率先引爆工业革命了。同样的解释适用于满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和四分五裂的民国时代。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企业家是商贸战争的卓越将军
正因为工业化是国家竞争和生存的手段，作为后发国家的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涌现出很多像华为一样的爱国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将商场当成国家竞争中的战场，好多都有自己创作的爱国歌曲，激励工人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工作，赢得与外国企业的竞争，并在挣钱的同时尽量关爱社会福祉。这些民企号召大家与国家共命运、共繁荣、共进退。
明治维新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1874），通过总结欧洲工业化崛起的经验时说道：明治维新是日本在天皇的工业化意志领导下，“用生意手段进行战斗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通过“发动对外贸易战争”而为本国创造全球市场是“商人的公共义务”。“当今世界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之为生意和战争的世界。” 他认为在军事冲突中是武器之战，而在和平时期则是工业和贸易之战。日本必须“在贸易和工业、科学和艺术以及其它一切领域于外国人抗争。”他主张日本需要通过殖产兴业来养精蓄锐，“将对外军事战争推迟到将来某一天，目前我们只想发起贸易之战。”
因此在福泽谕吉看来，商业就是战争，而且是立国之战。他认为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必须依靠“万众一心”的爱国精神从事战争和商业，方能在欧美殖民帝国主义的丛林世界生存。可是惨败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大清王朝却没有产生这样的洞见和国家意志。
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思想家将奔赴海外研究西方经济的商校毕业生比作“侦察敌人阵地的秘密部队”，而那些杰出的商界领袖则被比作“商贸战争的卓越将军”。整个日本与海外日本人所到之处，所闻之声都是“企业战争”、“外贸竞争是和平时期的战争”。
在福泽谕吉看来，和平时期的战争与真刀真枪的战争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该界限与其说是分割线，不如说是交汇线。如同欧洲强国战胜欧洲弱国时所带来的高涨的举国士气一样，日本也需要用一场战争的胜利将自己推向经济的腾飞。因此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始终效法欧洲列强的弱肉强食政策，一直在准备同当时亚洲最大的弱国清朝进行一场殊死战斗，以便加入西方列强的行列并在物理上获得它们的认可。
关于这一点，二战后日本著名思想家掘田善卫说道：“如果不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的话，怎样才能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呢？⋯⋯为了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在弱肉强食的时代里，除了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吗？”“为了建设日本的近代化，我们就不得不学会近代西方逻辑——即西欧帝国主义逻辑——此外别无他法。”
而且关于这一点，美国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世纪末担任海军助理部长时，也清楚地指明过：“备战是和平最可靠的保证，⋯⋯那些希望看到一国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的人如果依赖的是一支由一流战舰组成的一流舰队，而不是靠聪明人设计出的任何仲裁条约，那才是睿智的。”“所有最伟大的比赛都是战斗。”那些不能或不愿为自己而战的人，必然会被那些愿意为自己而战的人所统治。“一旦一个种族失去了顽强拼搏的美德，那么，无论它还能保留什么，无论它在商业、金融、科学或艺术领域多么精通，它都失去了与最优秀的人自豪地平起平坐的权利。种族的怯懦，就像个人的怯懦一样，是不可原谅的罪。”
·日本的企业家精神与大清灭亡的必然
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大清的灭亡是必然的。正如马克思在评论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时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的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用武力去】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样离奇的悲剧题材。”
而明治维新的日本通过国家主导的市场化改革逃脱了这场悲剧，赢得了与欧美海盗国家在亚洲殖民地市场的丛林竞争。日本这个弹丸小国居然能够赢得这场丛林竞争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懂得利用国家组织能力与爱国主义来从事市场经济。福泽谕吉号召日本民营企业将国家利益凌驾于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之上，高呼民族重于利润。认为商业界需要武士道精神，需要武士而不是重利的商人。
因此明治维新期间流行的日本企业家精神，是“勿问经济能为你做些什么，且问你能为经济做些什么”，他们总是把利润一律重新投入工厂，对工作怀有巨大热情。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二战日本战败以后很长时间，以至于今天人们看到的日本工人、技术员和企业家的团结精神其实皆来源于此。
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和企业家将公司看成是为百姓连接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桥梁和媒介，是经济参与者履新职责并表现出个人对国家效忠的中心渠道。1908年，一位银行总裁俊介指出：“效忠和热爱祖国的精神不仅限于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它还表现在企业业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中。”那个时期的企业家们希望从农民中招收的工人成为“企业战争”的士兵并分享“实业家”的荣耀。
明治维新时期形成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提升了日本的民族精神和社会共荣风气，而且在明治结束以后继续发扬光大。比如1930年代一家日本民营自行车厂的公司规章如下：
——为了帮助国家实现工业化，我们将努力以兄弟情谊组织劳动大众发展社会事业。
——为了促进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我们将致力于建立生产销售自行车的最佳机制。
——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保护每一个有关成员的利益，确保他/她生活无虑。
——为了促进工厂、销售站和代理商的共同利益，我们将努力使整个企业精诚团结、众志成城。
——每个成员都将一心一意地努力促进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时刻将整体的要求铭记在心。任何人不得做有违整体利益的事情。
这家工厂的《厂歌》这样写道：不管四海波涛多么凶悍，任潮水肆虐泛滥，万众一心坚如磐石，团结一致用钢铁般肩膀力挽狂澜。正义的力量和勇士的胸膛，助弱扶强，兄弟情谊可赴汤蹈火，万众一心自豪昂扬。盼望和谐共处的乌托邦，实现我们那高尚的理想，啊！万众一心永放光芒，热情激荡万事辉煌。
一百年前的1922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指出：日本学习欧洲列强提倡国家主义，它的杰出领袖们认准一种产业政策便大力推行，很快从一个无法抵御外辱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工业化强国，废除封建，收权于中央，创建强大的海军，打败了中国和俄国，吞并了朝鲜，满洲和内蒙古也沦为了日本的保护领地，大力发展工商业，普及义务教育，宣扬崇拜天皇，人为地制造对天皇的崇拜。
罗素认为日本实行的西方式工业化所导致的内在经济逻辑和必然采纳的地缘政治战略，一定会导致“全面入侵中国”，并且指出日本民族的特性注定了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凶残的敌人。罗素还指出虽然都是黄种人，日本民族与中华民族天性迥然不同，认为西方人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所有罪行日本不仅会再犯，而且其邪恶程度会加倍，因此他在1920年代就警告中国人必须永远警惕日本人。
罗素还认为如果中国学习西方列强和日本，变成一个尚武的基于爱国主义的军事重商主义国家，那么一定能够崛起成为一个超级工业化大国。但是这样一来西方人就会遭殃，而且会使中国摧毁自身的崇尚和平与艺术的几千年道德主义文明。
面对辛亥革命以后继续在西方战争资本主义掠夺政策与自由贸易骗局打压下奉行开放政策的中华民国，罗素指出：“中国如果不变成尚武的国家，或者西方列强不变为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国的经济难免要为外人所控制，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形成了弱肉强食的关系，无论是在本民族内还是在民族之间。但是如果中国变为尚武的国家，对世界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最终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社会主义在欧美取得胜利。”
让罗素没有想到的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这对于全人类，尤其是对奉行对外掠夺的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当时超过4亿的中国人效法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式的军事重商主义、殖民主义对外掠夺道路而实现工业化，而不是通过一种公平、正义、不对外殖民扩张的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工业化，那么毁灭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估计早就开打了。
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为什么只有中国成功了？
问题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通过举国体制从事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以此对抗战争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与市场扩张政策，虽然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组织动员能力，并为中国打下了一个初步完善的工业化体系，但在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全球商业竞争、科技竞争与军备竞赛方面，仍然无法迅速缩小与发展了500年战争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差距，尤其是日常生活水平方面。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半个世纪后的1980-90年代，所有当年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和反殖民、反侵略战争而获得独立解放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都面临市场化改革的必然任务。计划经济是一种不计成本、不贪图利润、强调公平分配的福利经济，这从当时中国大多数企业、机构、单位甚至农村社队都尽量办自己的托儿所、卫生院、养老院，大学都有自己的附属小学与中学，可以看出来。而且后来的“市场化改革”首先就是企图去掉这些福利包袱——这使得俄罗斯90年代的人均寿命陡然降低了近10岁。
众所周知，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中，中国是最成功的，是唯一成功复制西方工业化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因为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完全忘却了西方国家当年通过强大国家能力所主导的市场经济和军事重商主义而崛起的历史，把它们在进入20世纪以后才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倒逼而实现的民主选举和福利社会，当成是西方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发迹的迷信和灵丹妙药。
当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不可能不受到这种错误意识形态的影响，只不过由于邓小平时代对“四个坚持”的坚定奉行，和一大批在国防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顶大梁的国有企业的存在，而没有像东欧国家、拉美国家、非洲国家那样犯颠覆性错误，将当年社会主义时期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战略性国企全部私有化。市场经济的强大之处在于能够充分发挥隐藏在民间，尤其是民营企业中的巨大创造力，而忽视这种创造力正是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市场经济不能否定国企的顶梁柱作用，因为市场经济赖以运作的所有公共产品，比如电力和运输基础设施，基本都来自于国企。
这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忘记了在欧洲列强工业化历史上曾经大量依靠国有企业的顶梁柱作用的历史，比如威尼斯兵工厂对于威尼斯的崛起，葡萄牙国家舰队主导的十三次大航海远洋探险对于葡萄牙帝国的崛起，荷兰与英国上百家由皇室主导的海外特许公司对于这两个日不落帝国的崛起，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每一次产业升级与技术吸收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国有企业对于日本的崛起，等等。
中国进行了大大刀阔斧的国企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下利润导向的经营目标，但是并没有一刀切全面私有化国企，使得中国能够在市场化改革以后，顺利完成中国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几乎一切公共产品的充分供给，比如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现代化的供电网和自来水供应网，廉价的高等教育体系与医疗体系，现代化的军工体系与航空航天工程，等等。
欧美日工业化历史上普遍奉行的爱国主义，以及中国自身在改革开放前通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所激发出来的爱国主义，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后的媒体宣传和基层治理中，没有很好地继承或者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做出应有的调整后继续发扬光大，而是在一些方面干脆放弃了——比如市场化以后的医疗和教育领域。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民营企业家们，误以为单靠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人的自私自利行为，就能成就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奇迹，无需爱国主义和政府的产业政策，无需每一个企业和个人自觉承担和肩负起救国救民的社会义务与责任。这是一种相当的不幸。
虽然新自由主义思潮一度成了主流，但是中国民间仍然有强大自发的爱国主义倾向，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在创新领域走到了全球前沿，让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使中国人扬眉吐气。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在当前中美竞争的背景之下，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又到了腹背受敌的关键时刻，这种自发的爱国主义精神需要在更多、更广范围内得到弘扬。
缺乏爱国主义的私人资本，在国家竞争中根本不愿与国家和民族同患难，一有风吹草动就纷纷出逃。同理，缺乏爱国主义的基层政府部门，便会常常滥用监管执法权力，随意打压民营企业，违背 “为人民服务”的行为宗旨。
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化改革以后的经济崩溃和瓦解，更是由于爱国主义的严重缺位，不仅民营企业缺乏爱国主义，就连执政党都放弃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树立起来的爱国主义传统。
大变局：呼吁爱国主义企业家精神回归
没有爱国主义意味着什么？其实两百多年前，中国和印度是相似的，两者都不具备发生工业革命的市场条件和爱国主义精神。而市场的缺乏，当然是因为“市场创造者”的缺乏。对于印度来说，这种缺乏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市场和市场创造者的情况，在19世纪英国殖民者已经在印度修建铁路之后变得尤为明显，因为虽然所修建的铁路在当时是全亚洲最先进的铁路网络，但即便如此，100多年过去了，印度依旧没有依靠它出现工业化；因为它缺乏组织起来的国家，和由国家力量去调动人们利用铁路系统的能力。
当时的中国和印度一样。虽然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国和印度比英国人口要多很多，但手工纺织业市场却很小很分散，因为各个村庄之间和它们与其它国家之间的运输成本如此高昂。换句话说，中国和印度纺织品家庭作坊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型孤立的，和高度分散与本地化的，并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由这个政府所扶持的商人阶层，来帮他们开拓统一的国内外市场，来组织生产和销售以及原材料供给。
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比俄罗斯、乌克兰、南斯拉夫、巴西、印度更加成功，不是因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比这些地区的民营企业家更聪明，而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通过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立国的国家，在改革开放时没有完全放弃毛泽东时代创建的国家能力与独立自主精神，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在为自己的民营企业打造全球市场、组织远距离商业贸易和物流运输方面的能力更强——比如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自废武功，一刀切地私有化所有国企——从而拥有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加能够迅速提供市场所需的电力、港口、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国有企业，也有像华为这样把大量积累用于研发的爱国民营企业，还有像曹德旺这样乐善好施的爱国民营企业家。
中国1978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和民营企业的诞生，本该如八路军出发奔赴抗日前线那样：“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可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好多地方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和民营企业直到今天也没有意识到，改革开放与抗战一样是国家和民族存亡的战争，就像邓小平当年在决定改革开放时说的，是为了要重新“杀出一条血路”。
当然，商业是更加和平的战争，发展市场经济需要拥抱西方，然而这并不能掩饰工业化背后的国家竞争本质。这种竞争并不总是和平的，而是充满刀光剑影的。资本主义诞生以来500年的西方战争史与国家竞争史就是证明，英国与荷兰之间爆发的四次英荷战争就是证明，两次鸦片战争就是证明，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证明，日本明治维新之路也是证明。
毋庸置疑，发展壮大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经济发展伟大成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拥有强大的民营企业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但是，今天的中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路上正面临来自美国和西方阵营的遏制、打压和巨大竞争压力，因此更加需要向曹德旺这样的企业家情怀，这种情怀是构成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
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向美国人民和民营企业公开呼吁：“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一下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如果就连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号召民企为国家着想，社会主义国家难道不更应该如此吗？当下，中国正处于大国竞争的历史时刻，需要向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家呼吁——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一下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
曹德旺是中国知名的民营企业家，然而他的知名度不是因为他的资产排名或者中国首富榜上的排名有多高，而是因为他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情怀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发展中，跟闷声发大财的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相比，显得有点高调和另类。
日本工业化依赖于民营企业家的爱国情怀
从人类近代工业化历史的角度来看，曹德旺的国家情怀居然显得另类，却是一件有点奇怪的事情——因为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可以说所有依靠市场经济而完成工业化崛起的国家，包括通过民治维新在亚洲率先引爆工业革命的日本，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民营企业家的爱国主义情怀来推进工业化与社会精神文化的提升——虽然对于这些西方国家曾经大批量存在过的国有企业来说，为国家的工业化目标服务是理所当然的要求，哪怕对于拥有大量私人投资和股份的海外特许公司来说（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为王室与国家的全球利益服务也是其核心宗旨之一。
这里我们以明治维新后一直靠模仿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和市场经济而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为例，看一看日本民营企业在明治维新以前的小农市场经济中，以及在明治维新以后参与西方大国争雄的工业化市场经济中，有何重大区别。
日本启动明治维新的最大社会动力，来自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对亚洲贸易网络实施的军事重商主义渗透与垄断，尤其是在目睹大清帝国于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欧洲列强无情击败、签署不平等贸易条约的惨痛教训之后。这使得日本一大批思想家与有识之士认识到日本民族由小农经济社会向工业化经济社会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否则便会亡种亡国。
·工业革命更多是国家暴力开创全球统一大市场的结果
事实上，欧洲国家的工业化，正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在文艺复兴后的一系列热兵器战争中，尤其是在地理大发现和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之后，所形成的国家竞争与全球殖民争霸过程倒逼的产物。因为工业化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协助成本，然而却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商品生产的效率上超越小农经济，从而更有经济实力应对来自邻国的商业竞争和挑战；而且在军事技术和枪炮的生产效率上超越小农经济时代，从而更有战争实力应对来自邻国的军备竞赛和挑战。
凡是不愿意或者无法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只能像非洲和美洲那样沦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和资源掠夺对象。而没有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强有力的军事化重商主义政府通过国家暴力来创建统一的国内、国外市场，提供基础设施和开拓全球商业网络，工业化便不可能发生。
因此，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一书中将英国引爆工业革命的成功因素之一，归功于英国在“充满战争权力和财富竞争的欧洲世界”中最早成为现代化民族国家，由于“英国拥有最早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早期优势....国家可以调和个人愿望、行动和社会目的，并增强个体在集体协作的表现，整体效应大于各部分的总和。一个国家的公民将对国家的鼓励和倡议有更好的反馈和回应；相反，国家也将更好地知道要做什么和怎样去做以符合积极的社会力量，国家才可以有竞争力。”然而，兰德斯既没有重视伟大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教诲：“战争创造了资本主义”，也没有重视他的同行蒂利的名言：“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
因此，自从英国都铎王朝实现中央集权并采纳统一的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和纺织业扶持政策以后，经过好几个世纪的军事重商主义国家发展战略和全球市场开拓，第一次工业革命才得以在欧洲的边陲岛国英国爆发。因为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就是纺织业机械化的革命）前夜，英国的乡村工业和纺织作坊都在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主导下，被全国性的具备成熟供应链和运输（运河和收费公路）系统的商业和贸易网络连接起来了，并且其所需物流可以“安全”通向全球（因为有强大英国海军护航）。
人类必须组织起来才能竞争，并且通过竞争而组织起来。工业革命绝不仅仅是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描述的，是由私人企业的一系列使利润最大化的新技术发明所引发的产业革命，它还更是一场由统一国家意志和强大军事重商主义政府，通过用国家暴力开创全球统一大市场的结果。只有统一大市场才能支撑规模化大生产，并使得这种生产技术给资本家带来滚滚利润。
比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纺织技术完全来自印度，可是当印度甚至连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都不是的时候，谁会在17-18世纪去组织印度高度分散的手工纺织作坊开展全球竞争？类似的原因使得印度在19和20世纪连模仿和复制英国纺织业的工业革命都不可能，更别说率先引爆工业革命了。同样的解释适用于满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和四分五裂的民国时代。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企业家是商贸战争的卓越将军
正因为工业化是国家竞争和生存的手段，作为后发国家的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涌现出很多像华为一样的爱国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将商场当成国家竞争中的战场，好多都有自己创作的爱国歌曲，激励工人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工作，赢得与外国企业的竞争，并在挣钱的同时尽量关爱社会福祉。这些民企号召大家与国家共命运、共繁荣、共进退。
明治维新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1874），通过总结欧洲工业化崛起的经验时说道：明治维新是日本在天皇的工业化意志领导下，“用生意手段进行战斗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通过“发动对外贸易战争”而为本国创造全球市场是“商人的公共义务”。“当今世界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之为生意和战争的世界。” 他认为在军事冲突中是武器之战，而在和平时期则是工业和贸易之战。日本必须“在贸易和工业、科学和艺术以及其它一切领域于外国人抗争。”他主张日本需要通过殖产兴业来养精蓄锐，“将对外军事战争推迟到将来某一天，目前我们只想发起贸易之战。”
因此在福泽谕吉看来，商业就是战争，而且是立国之战。他认为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必须依靠“万众一心”的爱国精神从事战争和商业，方能在欧美殖民帝国主义的丛林世界生存。可是惨败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大清王朝却没有产生这样的洞见和国家意志。
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思想家将奔赴海外研究西方经济的商校毕业生比作“侦察敌人阵地的秘密部队”，而那些杰出的商界领袖则被比作“商贸战争的卓越将军”。整个日本与海外日本人所到之处，所闻之声都是“企业战争”、“外贸竞争是和平时期的战争”。
在福泽谕吉看来，和平时期的战争与真刀真枪的战争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该界限与其说是分割线，不如说是交汇线。如同欧洲强国战胜欧洲弱国时所带来的高涨的举国士气一样，日本也需要用一场战争的胜利将自己推向经济的腾飞。因此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始终效法欧洲列强的弱肉强食政策，一直在准备同当时亚洲最大的弱国清朝进行一场殊死战斗，以便加入西方列强的行列并在物理上获得它们的认可。
关于这一点，二战后日本著名思想家掘田善卫说道：“如果不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的话，怎样才能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呢？⋯⋯为了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在弱肉强食的时代里，除了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吗？”“为了建设日本的近代化，我们就不得不学会近代西方逻辑——即西欧帝国主义逻辑——此外别无他法。”
而且关于这一点，美国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世纪末担任海军助理部长时，也清楚地指明过：“备战是和平最可靠的保证，⋯⋯那些希望看到一国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的人如果依赖的是一支由一流战舰组成的一流舰队，而不是靠聪明人设计出的任何仲裁条约，那才是睿智的。”“所有最伟大的比赛都是战斗。”那些不能或不愿为自己而战的人，必然会被那些愿意为自己而战的人所统治。“一旦一个种族失去了顽强拼搏的美德，那么，无论它还能保留什么，无论它在商业、金融、科学或艺术领域多么精通，它都失去了与最优秀的人自豪地平起平坐的权利。种族的怯懦，就像个人的怯懦一样，是不可原谅的罪。”
·日本的企业家精神与大清灭亡的必然
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大清的灭亡是必然的。正如马克思在评论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时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的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用武力去】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样离奇的悲剧题材。”
而明治维新的日本通过国家主导的市场化改革逃脱了这场悲剧，赢得了与欧美海盗国家在亚洲殖民地市场的丛林竞争。日本这个弹丸小国居然能够赢得这场丛林竞争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懂得利用国家组织能力与爱国主义来从事市场经济。福泽谕吉号召日本民营企业将国家利益凌驾于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之上，高呼民族重于利润。认为商业界需要武士道精神，需要武士而不是重利的商人。
因此明治维新期间流行的日本企业家精神，是“勿问经济能为你做些什么，且问你能为经济做些什么”，他们总是把利润一律重新投入工厂，对工作怀有巨大热情。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二战日本战败以后很长时间，以至于今天人们看到的日本工人、技术员和企业家的团结精神其实皆来源于此。
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和企业家将公司看成是为百姓连接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桥梁和媒介，是经济参与者履新职责并表现出个人对国家效忠的中心渠道。1908年，一位银行总裁俊介指出：“效忠和热爱祖国的精神不仅限于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它还表现在企业业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中。”那个时期的企业家们希望从农民中招收的工人成为“企业战争”的士兵并分享“实业家”的荣耀。
明治维新时期形成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提升了日本的民族精神和社会共荣风气，而且在明治结束以后继续发扬光大。比如1930年代一家日本民营自行车厂的公司规章如下：
——为了帮助国家实现工业化，我们将努力以兄弟情谊组织劳动大众发展社会事业。
——为了促进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我们将致力于建立生产销售自行车的最佳机制。
——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保护每一个有关成员的利益，确保他/她生活无虑。
——为了促进工厂、销售站和代理商的共同利益，我们将努力使整个企业精诚团结、众志成城。
——每个成员都将一心一意地努力促进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时刻将整体的要求铭记在心。任何人不得做有违整体利益的事情。
这家工厂的《厂歌》这样写道：不管四海波涛多么凶悍，任潮水肆虐泛滥，万众一心坚如磐石，团结一致用钢铁般肩膀力挽狂澜。正义的力量和勇士的胸膛，助弱扶强，兄弟情谊可赴汤蹈火，万众一心自豪昂扬。盼望和谐共处的乌托邦，实现我们那高尚的理想，啊！万众一心永放光芒，热情激荡万事辉煌。
一百年前的1922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指出：日本学习欧洲列强提倡国家主义，它的杰出领袖们认准一种产业政策便大力推行，很快从一个无法抵御外辱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工业化强国，废除封建，收权于中央，创建强大的海军，打败了中国和俄国，吞并了朝鲜，满洲和内蒙古也沦为了日本的保护领地，大力发展工商业，普及义务教育，宣扬崇拜天皇，人为地制造对天皇的崇拜。
罗素认为日本实行的西方式工业化所导致的内在经济逻辑和必然采纳的地缘政治战略，一定会导致“全面入侵中国”，并且指出日本民族的特性注定了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凶残的敌人。罗素还指出虽然都是黄种人，日本民族与中华民族天性迥然不同，认为西方人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所有罪行日本不仅会再犯，而且其邪恶程度会加倍，因此他在1920年代就警告中国人必须永远警惕日本人。
罗素还认为如果中国学习西方列强和日本，变成一个尚武的基于爱国主义的军事重商主义国家，那么一定能够崛起成为一个超级工业化大国。但是这样一来西方人就会遭殃，而且会使中国摧毁自身的崇尚和平与艺术的几千年道德主义文明。
面对辛亥革命以后继续在西方战争资本主义掠夺政策与自由贸易骗局打压下奉行开放政策的中华民国，罗素指出：“中国如果不变成尚武的国家，或者西方列强不变为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国的经济难免要为外人所控制，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形成了弱肉强食的关系，无论是在本民族内还是在民族之间。但是如果中国变为尚武的国家，对世界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最终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社会主义在欧美取得胜利。”
让罗素没有想到的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这对于全人类，尤其是对奉行对外掠夺的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当时超过4亿的中国人效法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式的军事重商主义、殖民主义对外掠夺道路而实现工业化，而不是通过一种公平、正义、不对外殖民扩张的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工业化，那么毁灭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估计早就开打了。
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为什么只有中国成功了？
问题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通过举国体制从事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以此对抗战争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与市场扩张政策，虽然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组织动员能力，并为中国打下了一个初步完善的工业化体系，但在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全球商业竞争、科技竞争与军备竞赛方面，仍然无法迅速缩小与发展了500年战争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差距，尤其是日常生活水平方面。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半个世纪后的1980-90年代，所有当年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和反殖民、反侵略战争而获得独立解放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都面临市场化改革的必然任务。计划经济是一种不计成本、不贪图利润、强调公平分配的福利经济，这从当时中国大多数企业、机构、单位甚至农村社队都尽量办自己的托儿所、卫生院、养老院，大学都有自己的附属小学与中学，可以看出来。而且后来的“市场化改革”首先就是企图去掉这些福利包袱——这使得俄罗斯90年代的人均寿命陡然降低了近10岁。
众所周知，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中，中国是最成功的，是唯一成功复制西方工业化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因为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完全忘却了西方国家当年通过强大国家能力所主导的市场经济和军事重商主义而崛起的历史，把它们在进入20世纪以后才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倒逼而实现的民主选举和福利社会，当成是西方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发迹的迷信和灵丹妙药。
当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不可能不受到这种错误意识形态的影响，只不过由于邓小平时代对“四个坚持”的坚定奉行，和一大批在国防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顶大梁的国有企业的存在，而没有像东欧国家、拉美国家、非洲国家那样犯颠覆性错误，将当年社会主义时期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战略性国企全部私有化。市场经济的强大之处在于能够充分发挥隐藏在民间，尤其是民营企业中的巨大创造力，而忽视这种创造力正是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市场经济不能否定国企的顶梁柱作用，因为市场经济赖以运作的所有公共产品，比如电力和运输基础设施，基本都来自于国企。
这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忘记了在欧洲列强工业化历史上曾经大量依靠国有企业的顶梁柱作用的历史，比如威尼斯兵工厂对于威尼斯的崛起，葡萄牙国家舰队主导的十三次大航海远洋探险对于葡萄牙帝国的崛起，荷兰与英国上百家由皇室主导的海外特许公司对于这两个日不落帝国的崛起，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每一次产业升级与技术吸收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国有企业对于日本的崛起，等等。
中国进行了大大刀阔斧的国企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下利润导向的经营目标，但是并没有一刀切全面私有化国企，使得中国能够在市场化改革以后，顺利完成中国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几乎一切公共产品的充分供给，比如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现代化的供电网和自来水供应网，廉价的高等教育体系与医疗体系，现代化的军工体系与航空航天工程，等等。
欧美日工业化历史上普遍奉行的爱国主义，以及中国自身在改革开放前通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所激发出来的爱国主义，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后的媒体宣传和基层治理中，没有很好地继承或者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做出应有的调整后继续发扬光大，而是在一些方面干脆放弃了——比如市场化以后的医疗和教育领域。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民营企业家们，误以为单靠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人的自私自利行为，就能成就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奇迹，无需爱国主义和政府的产业政策，无需每一个企业和个人自觉承担和肩负起救国救民的社会义务与责任。这是一种相当的不幸。
虽然新自由主义思潮一度成了主流，但是中国民间仍然有强大自发的爱国主义倾向，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在创新领域走到了全球前沿，让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使中国人扬眉吐气。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在当前中美竞争的背景之下，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又到了腹背受敌的关键时刻，这种自发的爱国主义精神需要在更多、更广范围内得到弘扬。
缺乏爱国主义的私人资本，在国家竞争中根本不愿与国家和民族同患难，一有风吹草动就纷纷出逃。同理，缺乏爱国主义的基层政府部门，便会常常滥用监管执法权力，随意打压民营企业，违背 “为人民服务”的行为宗旨。
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化改革以后的经济崩溃和瓦解，更是由于爱国主义的严重缺位，不仅民营企业缺乏爱国主义，就连执政党都放弃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树立起来的爱国主义传统。
大变局：呼吁爱国主义企业家精神回归
没有爱国主义意味着什么？其实两百多年前，中国和印度是相似的，两者都不具备发生工业革命的市场条件和爱国主义精神。而市场的缺乏，当然是因为“市场创造者”的缺乏。对于印度来说，这种缺乏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市场和市场创造者的情况，在19世纪英国殖民者已经在印度修建铁路之后变得尤为明显，因为虽然所修建的铁路在当时是全亚洲最先进的铁路网络，但即便如此，100多年过去了，印度依旧没有依靠它出现工业化；因为它缺乏组织起来的国家，和由国家力量去调动人们利用铁路系统的能力。
当时的中国和印度一样。虽然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国和印度比英国人口要多很多，但手工纺织业市场却很小很分散，因为各个村庄之间和它们与其它国家之间的运输成本如此高昂。换句话说，中国和印度纺织品家庭作坊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型孤立的，和高度分散与本地化的，并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由这个政府所扶持的商人阶层，来帮他们开拓统一的国内外市场，来组织生产和销售以及原材料供给。
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比俄罗斯、乌克兰、南斯拉夫、巴西、印度更加成功，不是因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比这些地区的民营企业家更聪明，而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通过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立国的国家，在改革开放时没有完全放弃毛泽东时代创建的国家能力与独立自主精神，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在为自己的民营企业打造全球市场、组织远距离商业贸易和物流运输方面的能力更强——比如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自废武功，一刀切地私有化所有国企——从而拥有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加能够迅速提供市场所需的电力、港口、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国有企业，也有像华为这样把大量积累用于研发的爱国民营企业，还有像曹德旺这样乐善好施的爱国民营企业家。
中国1978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和民营企业的诞生，本该如八路军出发奔赴抗日前线那样：“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可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好多地方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和民营企业直到今天也没有意识到，改革开放与抗战一样是国家和民族存亡的战争，就像邓小平当年在决定改革开放时说的，是为了要重新“杀出一条血路”。
当然，商业是更加和平的战争，发展市场经济需要拥抱西方，然而这并不能掩饰工业化背后的国家竞争本质。这种竞争并不总是和平的，而是充满刀光剑影的。资本主义诞生以来500年的西方战争史与国家竞争史就是证明，英国与荷兰之间爆发的四次英荷战争就是证明，两次鸦片战争就是证明，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证明，日本明治维新之路也是证明。
毋庸置疑，发展壮大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经济发展伟大成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拥有强大的民营企业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但是，今天的中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路上正面临来自美国和西方阵营的遏制、打压和巨大竞争压力，因此更加需要向曹德旺这样的企业家情怀，这种情怀是构成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
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向美国人民和民营企业公开呼吁：“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一下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如果就连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号召民企为国家着想，社会主义国家难道不更应该如此吗？当下，中国正处于大国竞争的历史时刻，需要向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家呼吁——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一下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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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4 09:40
时政
为什么民营企业家的爱国精神如此重要？
为什么民营企业家的爱国精神如此重要？
缺乏爱国主义的私人资本，在国家竞争中根本不愿与国家和民族同患难，一有风吹草动就纷纷出逃。同理，缺乏爱国主义的基层政府部门，便会常常滥用监管执法权力，随意打压民营企业，违背 “为人民服务”的行为宗旨。
文一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特聘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特聘教授
■曹德旺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我认为一个真正有作为的男人，在我手上赚的钱，在我死之前必须还给社会！（我）减持股票套现了10亿元准备进灾区救灾。我做企业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这个国家的兴旺发达靠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努力。”
曹德旺是中国知名的民营企业家，然而他的知名度不是因为他的资产排名或者中国首富榜上的排名有多高，而是因为他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情怀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发展中，跟闷声发大财的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相比，显得有点高调和另类。
日本工业化依赖于民营企业家的爱国情怀
从人类近代工业化历史的角度来看，曹德旺的国家情怀居然显得另类，却是一件有点奇怪的事情——因为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可以说所有依靠市场经济而完成工业化崛起的国家，包括通过民治维新在亚洲率先引爆工业革命的日本，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民营企业家的爱国主义情怀来推进工业化与社会精神文化的提升——虽然对于这些西方国家曾经大批量存在过的国有企业来说，为国家的工业化目标服务是理所当然的要求，哪怕对于拥有大量私人投资和股份的海外特许公司来说（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为王室与国家的全球利益服务也是其核心宗旨之一。
这里我们以明治维新后一直靠模仿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和市场经济而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为例，看一看日本民营企业在明治维新以前的小农市场经济中，以及在明治维新以后参与西方大国争雄的工业化市场经济中，有何重大区别。
日本启动明治维新的最大社会动力，来自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对亚洲贸易网络实施的军事重商主义渗透与垄断，尤其是在目睹大清帝国于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欧洲列强无情击败、签署不平等贸易条约的惨痛教训之后。这使得日本一大批思想家与有识之士认识到日本民族由小农经济社会向工业化经济社会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否则便会亡种亡国。
·工业革命更多是国家暴力开创全球统一大市场的结果
事实上，欧洲国家的工业化，正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在文艺复兴后的一系列热兵器战争中，尤其是在地理大发现和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之后，所形成的国家竞争与全球殖民争霸过程倒逼的产物。因为工业化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协助成本，然而却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商品生产的效率上超越小农经济，从而更有经济实力应对来自邻国的商业竞争和挑战；而且在军事技术和枪炮的生产效率上超越小农经济时代，从而更有战争实力应对来自邻国的军备竞赛和挑战。
凡是不愿意或者无法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只能像非洲和美洲那样沦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和资源掠夺对象。而没有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强有力的军事化重商主义政府通过国家暴力来创建统一的国内、国外市场，提供基础设施和开拓全球商业网络，工业化便不可能发生。
因此，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一书中将英国引爆工业革命的成功因素之一，归功于英国在“充满战争权力和财富竞争的欧洲世界”中最早成为现代化民族国家，由于“英国拥有最早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早期优势....国家可以调和个人愿望、行动和社会目的，并增强个体在集体协作的表现，整体效应大于各部分的总和。一个国家的公民将对国家的鼓励和倡议有更好的反馈和回应；相反，国家也将更好地知道要做什么和怎样去做以符合积极的社会力量，国家才可以有竞争力。”然而，兰德斯既没有重视伟大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教诲：“战争创造了资本主义”，也没有重视他的同行蒂利的名言：“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
因此，自从英国都铎王朝实现中央集权并采纳统一的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和纺织业扶持政策以后，经过好几个世纪的军事重商主义国家发展战略和全球市场开拓，第一次工业革命才得以在欧洲的边陲岛国英国爆发。因为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就是纺织业机械化的革命）前夜，英国的乡村工业和纺织作坊都在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主导下，被全国性的具备成熟供应链和运输（运河和收费公路）系统的商业和贸易网络连接起来了，并且其所需物流可以“安全”通向全球（因为有强大英国海军护航）。
人类必须组织起来才能竞争，并且通过竞争而组织起来。工业革命绝不仅仅是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描述的，是由私人企业的一系列使利润最大化的新技术发明所引发的产业革命，它还更是一场由统一国家意志和强大军事重商主义政府，通过用国家暴力开创全球统一大市场的结果。只有统一大市场才能支撑规模化大生产，并使得这种生产技术给资本家带来滚滚利润。
比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纺织技术完全来自印度，可是当印度甚至连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都不是的时候，谁会在17-18世纪去组织印度高度分散的手工纺织作坊开展全球竞争？类似的原因使得印度在19和20世纪连模仿和复制英国纺织业的工业革命都不可能，更别说率先引爆工业革命了。同样的解释适用于满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和四分五裂的民国时代。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企业家是商贸战争的卓越将军
正因为工业化是国家竞争和生存的手段，作为后发国家的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涌现出很多像华为一样的爱国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将商场当成国家竞争中的战场，好多都有自己创作的爱国歌曲，激励工人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工作，赢得与外国企业的竞争，并在挣钱的同时尽量关爱社会福祉。这些民企号召大家与国家共命运、共繁荣、共进退。
明治维新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1874），通过总结欧洲工业化崛起的经验时说道：明治维新是日本在天皇的工业化意志领导下，“用生意手段进行战斗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通过“发动对外贸易战争”而为本国创造全球市场是“商人的公共义务”。“当今世界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之为生意和战争的世界。” 他认为在军事冲突中是武器之战，而在和平时期则是工业和贸易之战。日本必须“在贸易和工业、科学和艺术以及其它一切领域于外国人抗争。”他主张日本需要通过殖产兴业来养精蓄锐，“将对外军事战争推迟到将来某一天，目前我们只想发起贸易之战。”
因此在福泽谕吉看来，商业就是战争，而且是立国之战。他认为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必须依靠“万众一心”的爱国精神从事战争和商业，方能在欧美殖民帝国主义的丛林世界生存。可是惨败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大清王朝却没有产生这样的洞见和国家意志。
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思想家将奔赴海外研究西方经济的商校毕业生比作“侦察敌人阵地的秘密部队”，而那些杰出的商界领袖则被比作“商贸战争的卓越将军”。整个日本与海外日本人所到之处，所闻之声都是“企业战争”、“外贸竞争是和平时期的战争”。
在福泽谕吉看来，和平时期的战争与真刀真枪的战争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该界限与其说是分割线，不如说是交汇线。如同欧洲强国战胜欧洲弱国时所带来的高涨的举国士气一样，日本也需要用一场战争的胜利将自己推向经济的腾飞。因此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始终效法欧洲列强的弱肉强食政策，一直在准备同当时亚洲最大的弱国清朝进行一场殊死战斗，以便加入西方列强的行列并在物理上获得它们的认可。
关于这一点，二战后日本著名思想家掘田善卫说道：“如果不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的话，怎样才能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呢？⋯⋯为了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在弱肉强食的时代里，除了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吗？”“为了建设日本的近代化，我们就不得不学会近代西方逻辑——即西欧帝国主义逻辑——此外别无他法。”
而且关于这一点，美国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世纪末担任海军助理部长时，也清楚地指明过：“备战是和平最可靠的保证，⋯⋯那些希望看到一国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的人如果依赖的是一支由一流战舰组成的一流舰队，而不是靠聪明人设计出的任何仲裁条约，那才是睿智的。”“所有最伟大的比赛都是战斗。”那些不能或不愿为自己而战的人，必然会被那些愿意为自己而战的人所统治。“一旦一个种族失去了顽强拼搏的美德，那么，无论它还能保留什么，无论它在商业、金融、科学或艺术领域多么精通，它都失去了与最优秀的人自豪地平起平坐的权利。种族的怯懦，就像个人的怯懦一样，是不可原谅的罪。”
·日本的企业家精神与大清灭亡的必然
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大清的灭亡是必然的。正如马克思在评论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时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的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用武力去】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样离奇的悲剧题材。”
而明治维新的日本通过国家主导的市场化改革逃脱了这场悲剧，赢得了与欧美海盗国家在亚洲殖民地市场的丛林竞争。日本这个弹丸小国居然能够赢得这场丛林竞争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懂得利用国家组织能力与爱国主义来从事市场经济。福泽谕吉号召日本民营企业将国家利益凌驾于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之上，高呼民族重于利润。认为商业界需要武士道精神，需要武士而不是重利的商人。
因此明治维新期间流行的日本企业家精神，是“勿问经济能为你做些什么，且问你能为经济做些什么”，他们总是把利润一律重新投入工厂，对工作怀有巨大热情。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二战日本战败以后很长时间，以至于今天人们看到的日本工人、技术员和企业家的团结精神其实皆来源于此。
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和企业家将公司看成是为百姓连接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桥梁和媒介，是经济参与者履新职责并表现出个人对国家效忠的中心渠道。1908年，一位银行总裁俊介指出：“效忠和热爱祖国的精神不仅限于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它还表现在企业业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中。”那个时期的企业家们希望从农民中招收的工人成为“企业战争”的士兵并分享“实业家”的荣耀。
明治维新时期形成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提升了日本的民族精神和社会共荣风气，而且在明治结束以后继续发扬光大。比如1930年代一家日本民营自行车厂的公司规章如下：
——为了帮助国家实现工业化，我们将努力以兄弟情谊组织劳动大众发展社会事业。
——为了促进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我们将致力于建立生产销售自行车的最佳机制。
——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保护每一个有关成员的利益，确保他/她生活无虑。
——为了促进工厂、销售站和代理商的共同利益，我们将努力使整个企业精诚团结、众志成城。
——每个成员都将一心一意地努力促进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时刻将整体的要求铭记在心。任何人不得做有违整体利益的事情。
这家工厂的《厂歌》这样写道：不管四海波涛多么凶悍，任潮水肆虐泛滥，万众一心坚如磐石，团结一致用钢铁般肩膀力挽狂澜。正义的力量和勇士的胸膛，助弱扶强，兄弟情谊可赴汤蹈火，万众一心自豪昂扬。盼望和谐共处的乌托邦，实现我们那高尚的理想，啊！万众一心永放光芒，热情激荡万事辉煌。
一百年前的1922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指出：日本学习欧洲列强提倡国家主义，它的杰出领袖们认准一种产业政策便大力推行，很快从一个无法抵御外辱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工业化强国，废除封建，收权于中央，创建强大的海军，打败了中国和俄国，吞并了朝鲜，满洲和内蒙古也沦为了日本的保护领地，大力发展工商业，普及义务教育，宣扬崇拜天皇，人为地制造对天皇的崇拜。
罗素认为日本实行的西方式工业化所导致的内在经济逻辑和必然采纳的地缘政治战略，一定会导致“全面入侵中国”，并且指出日本民族的特性注定了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凶残的敌人。罗素还指出虽然都是黄种人，日本民族与中华民族天性迥然不同，认为西方人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所有罪行日本不仅会再犯，而且其邪恶程度会加倍，因此他在1920年代就警告中国人必须永远警惕日本人。
罗素还认为如果中国学习西方列强和日本，变成一个尚武的基于爱国主义的军事重商主义国家，那么一定能够崛起成为一个超级工业化大国。但是这样一来西方人就会遭殃，而且会使中国摧毁自身的崇尚和平与艺术的几千年道德主义文明。
面对辛亥革命以后继续在西方战争资本主义掠夺政策与自由贸易骗局打压下奉行开放政策的中华民国，罗素指出：“中国如果不变成尚武的国家，或者西方列强不变为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国的经济难免要为外人所控制，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形成了弱肉强食的关系，无论是在本民族内还是在民族之间。但是如果中国变为尚武的国家，对世界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最终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社会主义在欧美取得胜利。”
让罗素没有想到的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这对于全人类，尤其是对奉行对外掠夺的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当时超过4亿的中国人效法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式的军事重商主义、殖民主义对外掠夺道路而实现工业化，而不是通过一种公平、正义、不对外殖民扩张的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工业化，那么毁灭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估计早就开打了。
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为什么只有中国成功了？
问题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通过举国体制从事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以此对抗战争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与市场扩张政策，虽然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组织动员能力，并为中国打下了一个初步完善的工业化体系，但在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全球商业竞争、科技竞争与军备竞赛方面，仍然无法迅速缩小与发展了500年战争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差距，尤其是日常生活水平方面。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半个世纪后的1980-90年代，所有当年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和反殖民、反侵略战争而获得独立解放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都面临市场化改革的必然任务。计划经济是一种不计成本、不贪图利润、强调公平分配的福利经济，这从当时中国大多数企业、机构、单位甚至农村社队都尽量办自己的托儿所、卫生院、养老院，大学都有自己的附属小学与中学，可以看出来。而且后来的“市场化改革”首先就是企图去掉这些福利包袱——这使得俄罗斯90年代的人均寿命陡然降低了近10岁。
众所周知，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中，中国是最成功的，是唯一成功复制西方工业化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因为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完全忘却了西方国家当年通过强大国家能力所主导的市场经济和军事重商主义而崛起的历史，把它们在进入20世纪以后才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倒逼而实现的民主选举和福利社会，当成是西方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发迹的迷信和灵丹妙药。
当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不可能不受到这种错误意识形态的影响，只不过由于邓小平时代对“四个坚持”的坚定奉行，和一大批在国防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顶大梁的国有企业的存在，而没有像东欧国家、拉美国家、非洲国家那样犯颠覆性错误，将当年社会主义时期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战略性国企全部私有化。市场经济的强大之处在于能够充分发挥隐藏在民间，尤其是民营企业中的巨大创造力，而忽视这种创造力正是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市场经济不能否定国企的顶梁柱作用，因为市场经济赖以运作的所有公共产品，比如电力和运输基础设施，基本都来自于国企。
这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忘记了在欧洲列强工业化历史上曾经大量依靠国有企业的顶梁柱作用的历史，比如威尼斯兵工厂对于威尼斯的崛起，葡萄牙国家舰队主导的十三次大航海远洋探险对于葡萄牙帝国的崛起，荷兰与英国上百家由皇室主导的海外特许公司对于这两个日不落帝国的崛起，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每一次产业升级与技术吸收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国有企业对于日本的崛起，等等。
中国进行了大大刀阔斧的国企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下利润导向的经营目标，但是并没有一刀切全面私有化国企，使得中国能够在市场化改革以后，顺利完成中国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几乎一切公共产品的充分供给，比如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现代化的供电网和自来水供应网，廉价的高等教育体系与医疗体系，现代化的军工体系与航空航天工程，等等。
欧美日工业化历史上普遍奉行的爱国主义，以及中国自身在改革开放前通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所激发出来的爱国主义，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后的媒体宣传和基层治理中，没有很好地继承或者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做出应有的调整后继续发扬光大，而是在一些方面干脆放弃了——比如市场化以后的医疗和教育领域。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民营企业家们，误以为单靠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人的自私自利行为，就能成就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奇迹，无需爱国主义和政府的产业政策，无需每一个企业和个人自觉承担和肩负起救国救民的社会义务与责任。这是一种相当的不幸。
虽然新自由主义思潮一度成了主流，但是中国民间仍然有强大自发的爱国主义倾向，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在创新领域走到了全球前沿，让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使中国人扬眉吐气。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在当前中美竞争的背景之下，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又到了腹背受敌的关键时刻，这种自发的爱国主义精神需要在更多、更广范围内得到弘扬。
缺乏爱国主义的私人资本，在国家竞争中根本不愿与国家和民族同患难，一有风吹草动就纷纷出逃。同理，缺乏爱国主义的基层政府部门，便会常常滥用监管执法权力，随意打压民营企业，违背 “为人民服务”的行为宗旨。
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化改革以后的经济崩溃和瓦解，更是由于爱国主义的严重缺位，不仅民营企业缺乏爱国主义，就连执政党都放弃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树立起来的爱国主义传统。
大变局：呼吁爱国主义企业家精神回归
没有爱国主义意味着什么？其实两百多年前，中国和印度是相似的，两者都不具备发生工业革命的市场条件和爱国主义精神。而市场的缺乏，当然是因为“市场创造者”的缺乏。对于印度来说，这种缺乏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市场和市场创造者的情况，在19世纪英国殖民者已经在印度修建铁路之后变得尤为明显，因为虽然所修建的铁路在当时是全亚洲最先进的铁路网络，但即便如此，100多年过去了，印度依旧没有依靠它出现工业化；因为它缺乏组织起来的国家，和由国家力量去调动人们利用铁路系统的能力。
当时的中国和印度一样。虽然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国和印度比英国人口要多很多，但手工纺织业市场却很小很分散，因为各个村庄之间和它们与其它国家之间的运输成本如此高昂。换句话说，中国和印度纺织品家庭作坊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型孤立的，和高度分散与本地化的，并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由这个政府所扶持的商人阶层，来帮他们开拓统一的国内外市场，来组织生产和销售以及原材料供给。
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比俄罗斯、乌克兰、南斯拉夫、巴西、印度更加成功，不是因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比这些地区的民营企业家更聪明，而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通过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立国的国家，在改革开放时没有完全放弃毛泽东时代创建的国家能力与独立自主精神，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在为自己的民营企业打造全球市场、组织远距离商业贸易和物流运输方面的能力更强——比如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自废武功，一刀切地私有化所有国企——从而拥有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加能够迅速提供市场所需的电力、港口、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国有企业，也有像华为这样把大量积累用于研发的爱国民营企业，还有像曹德旺这样乐善好施的爱国民营企业家。
中国1978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和民营企业的诞生，本该如八路军出发奔赴抗日前线那样：“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可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好多地方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和民营企业直到今天也没有意识到，改革开放与抗战一样是国家和民族存亡的战争，就像邓小平当年在决定改革开放时说的，是为了要重新“杀出一条血路”。
当然，商业是更加和平的战争，发展市场经济需要拥抱西方，然而这并不能掩饰工业化背后的国家竞争本质。这种竞争并不总是和平的，而是充满刀光剑影的。资本主义诞生以来500年的西方战争史与国家竞争史就是证明，英国与荷兰之间爆发的四次英荷战争就是证明，两次鸦片战争就是证明，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证明，日本明治维新之路也是证明。
毋庸置疑，发展壮大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经济发展伟大成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拥有强大的民营企业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但是，今天的中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路上正面临来自美国和西方阵营的遏制、打压和巨大竞争压力，因此更加需要向曹德旺这样的企业家情怀，这种情怀是构成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
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向美国人民和民营企业公开呼吁：“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一下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如果就连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号召民企为国家着想，社会主义国家难道不更应该如此吗？当下，中国正处于大国竞争的历史时刻，需要向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家呼吁——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一下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
曹德旺是中国知名的民营企业家，然而他的知名度不是因为他的资产排名或者中国首富榜上的排名有多高，而是因为他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情怀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发展中，跟闷声发大财的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相比，显得有点高调和另类。
日本工业化依赖于民营企业家的爱国情怀
从人类近代工业化历史的角度来看，曹德旺的国家情怀居然显得另类，却是一件有点奇怪的事情——因为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可以说所有依靠市场经济而完成工业化崛起的国家，包括通过民治维新在亚洲率先引爆工业革命的日本，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民营企业家的爱国主义情怀来推进工业化与社会精神文化的提升——虽然对于这些西方国家曾经大批量存在过的国有企业来说，为国家的工业化目标服务是理所当然的要求，哪怕对于拥有大量私人投资和股份的海外特许公司来说（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为王室与国家的全球利益服务也是其核心宗旨之一。
这里我们以明治维新后一直靠模仿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和市场经济而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为例，看一看日本民营企业在明治维新以前的小农市场经济中，以及在明治维新以后参与西方大国争雄的工业化市场经济中，有何重大区别。
日本启动明治维新的最大社会动力，来自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对亚洲贸易网络实施的军事重商主义渗透与垄断，尤其是在目睹大清帝国于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欧洲列强无情击败、签署不平等贸易条约的惨痛教训之后。这使得日本一大批思想家与有识之士认识到日本民族由小农经济社会向工业化经济社会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否则便会亡种亡国。
·工业革命更多是国家暴力开创全球统一大市场的结果
事实上，欧洲国家的工业化，正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在文艺复兴后的一系列热兵器战争中，尤其是在地理大发现和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之后，所形成的国家竞争与全球殖民争霸过程倒逼的产物。因为工业化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协助成本，然而却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商品生产的效率上超越小农经济，从而更有经济实力应对来自邻国的商业竞争和挑战；而且在军事技术和枪炮的生产效率上超越小农经济时代，从而更有战争实力应对来自邻国的军备竞赛和挑战。
凡是不愿意或者无法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只能像非洲和美洲那样沦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和资源掠夺对象。而没有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强有力的军事化重商主义政府通过国家暴力来创建统一的国内、国外市场，提供基础设施和开拓全球商业网络，工业化便不可能发生。
因此，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一书中将英国引爆工业革命的成功因素之一，归功于英国在“充满战争权力和财富竞争的欧洲世界”中最早成为现代化民族国家，由于“英国拥有最早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早期优势....国家可以调和个人愿望、行动和社会目的，并增强个体在集体协作的表现，整体效应大于各部分的总和。一个国家的公民将对国家的鼓励和倡议有更好的反馈和回应；相反，国家也将更好地知道要做什么和怎样去做以符合积极的社会力量，国家才可以有竞争力。”然而，兰德斯既没有重视伟大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教诲：“战争创造了资本主义”，也没有重视他的同行蒂利的名言：“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
因此，自从英国都铎王朝实现中央集权并采纳统一的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和纺织业扶持政策以后，经过好几个世纪的军事重商主义国家发展战略和全球市场开拓，第一次工业革命才得以在欧洲的边陲岛国英国爆发。因为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就是纺织业机械化的革命）前夜，英国的乡村工业和纺织作坊都在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主导下，被全国性的具备成熟供应链和运输（运河和收费公路）系统的商业和贸易网络连接起来了，并且其所需物流可以“安全”通向全球（因为有强大英国海军护航）。
人类必须组织起来才能竞争，并且通过竞争而组织起来。工业革命绝不仅仅是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描述的，是由私人企业的一系列使利润最大化的新技术发明所引发的产业革命，它还更是一场由统一国家意志和强大军事重商主义政府，通过用国家暴力开创全球统一大市场的结果。只有统一大市场才能支撑规模化大生产，并使得这种生产技术给资本家带来滚滚利润。
比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纺织技术完全来自印度，可是当印度甚至连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都不是的时候，谁会在17-18世纪去组织印度高度分散的手工纺织作坊开展全球竞争？类似的原因使得印度在19和20世纪连模仿和复制英国纺织业的工业革命都不可能，更别说率先引爆工业革命了。同样的解释适用于满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和四分五裂的民国时代。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企业家是商贸战争的卓越将军
正因为工业化是国家竞争和生存的手段，作为后发国家的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涌现出很多像华为一样的爱国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将商场当成国家竞争中的战场，好多都有自己创作的爱国歌曲，激励工人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工作，赢得与外国企业的竞争，并在挣钱的同时尽量关爱社会福祉。这些民企号召大家与国家共命运、共繁荣、共进退。
明治维新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1874），通过总结欧洲工业化崛起的经验时说道：明治维新是日本在天皇的工业化意志领导下，“用生意手段进行战斗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通过“发动对外贸易战争”而为本国创造全球市场是“商人的公共义务”。“当今世界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之为生意和战争的世界。” 他认为在军事冲突中是武器之战，而在和平时期则是工业和贸易之战。日本必须“在贸易和工业、科学和艺术以及其它一切领域于外国人抗争。”他主张日本需要通过殖产兴业来养精蓄锐，“将对外军事战争推迟到将来某一天，目前我们只想发起贸易之战。”
因此在福泽谕吉看来，商业就是战争，而且是立国之战。他认为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必须依靠“万众一心”的爱国精神从事战争和商业，方能在欧美殖民帝国主义的丛林世界生存。可是惨败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大清王朝却没有产生这样的洞见和国家意志。
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思想家将奔赴海外研究西方经济的商校毕业生比作“侦察敌人阵地的秘密部队”，而那些杰出的商界领袖则被比作“商贸战争的卓越将军”。整个日本与海外日本人所到之处，所闻之声都是“企业战争”、“外贸竞争是和平时期的战争”。
在福泽谕吉看来，和平时期的战争与真刀真枪的战争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该界限与其说是分割线，不如说是交汇线。如同欧洲强国战胜欧洲弱国时所带来的高涨的举国士气一样，日本也需要用一场战争的胜利将自己推向经济的腾飞。因此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始终效法欧洲列强的弱肉强食政策，一直在准备同当时亚洲最大的弱国清朝进行一场殊死战斗，以便加入西方列强的行列并在物理上获得它们的认可。
关于这一点，二战后日本著名思想家掘田善卫说道：“如果不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的话，怎样才能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呢？⋯⋯为了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在弱肉强食的时代里，除了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吗？”“为了建设日本的近代化，我们就不得不学会近代西方逻辑——即西欧帝国主义逻辑——此外别无他法。”
而且关于这一点，美国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世纪末担任海军助理部长时，也清楚地指明过：“备战是和平最可靠的保证，⋯⋯那些希望看到一国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的人如果依赖的是一支由一流战舰组成的一流舰队，而不是靠聪明人设计出的任何仲裁条约，那才是睿智的。”“所有最伟大的比赛都是战斗。”那些不能或不愿为自己而战的人，必然会被那些愿意为自己而战的人所统治。“一旦一个种族失去了顽强拼搏的美德，那么，无论它还能保留什么，无论它在商业、金融、科学或艺术领域多么精通，它都失去了与最优秀的人自豪地平起平坐的权利。种族的怯懦，就像个人的怯懦一样，是不可原谅的罪。”
·日本的企业家精神与大清灭亡的必然
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大清的灭亡是必然的。正如马克思在评论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时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的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用武力去】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样离奇的悲剧题材。”
而明治维新的日本通过国家主导的市场化改革逃脱了这场悲剧，赢得了与欧美海盗国家在亚洲殖民地市场的丛林竞争。日本这个弹丸小国居然能够赢得这场丛林竞争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懂得利用国家组织能力与爱国主义来从事市场经济。福泽谕吉号召日本民营企业将国家利益凌驾于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之上，高呼民族重于利润。认为商业界需要武士道精神，需要武士而不是重利的商人。
因此明治维新期间流行的日本企业家精神，是“勿问经济能为你做些什么，且问你能为经济做些什么”，他们总是把利润一律重新投入工厂，对工作怀有巨大热情。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二战日本战败以后很长时间，以至于今天人们看到的日本工人、技术员和企业家的团结精神其实皆来源于此。
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和企业家将公司看成是为百姓连接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桥梁和媒介，是经济参与者履新职责并表现出个人对国家效忠的中心渠道。1908年，一位银行总裁俊介指出：“效忠和热爱祖国的精神不仅限于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它还表现在企业业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中。”那个时期的企业家们希望从农民中招收的工人成为“企业战争”的士兵并分享“实业家”的荣耀。
明治维新时期形成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提升了日本的民族精神和社会共荣风气，而且在明治结束以后继续发扬光大。比如1930年代一家日本民营自行车厂的公司规章如下：
——为了帮助国家实现工业化，我们将努力以兄弟情谊组织劳动大众发展社会事业。
——为了促进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我们将致力于建立生产销售自行车的最佳机制。
——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保护每一个有关成员的利益，确保他/她生活无虑。
——为了促进工厂、销售站和代理商的共同利益，我们将努力使整个企业精诚团结、众志成城。
——每个成员都将一心一意地努力促进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时刻将整体的要求铭记在心。任何人不得做有违整体利益的事情。
这家工厂的《厂歌》这样写道：不管四海波涛多么凶悍，任潮水肆虐泛滥，万众一心坚如磐石，团结一致用钢铁般肩膀力挽狂澜。正义的力量和勇士的胸膛，助弱扶强，兄弟情谊可赴汤蹈火，万众一心自豪昂扬。盼望和谐共处的乌托邦，实现我们那高尚的理想，啊！万众一心永放光芒，热情激荡万事辉煌。
一百年前的1922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指出：日本学习欧洲列强提倡国家主义，它的杰出领袖们认准一种产业政策便大力推行，很快从一个无法抵御外辱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工业化强国，废除封建，收权于中央，创建强大的海军，打败了中国和俄国，吞并了朝鲜，满洲和内蒙古也沦为了日本的保护领地，大力发展工商业，普及义务教育，宣扬崇拜天皇，人为地制造对天皇的崇拜。
罗素认为日本实行的西方式工业化所导致的内在经济逻辑和必然采纳的地缘政治战略，一定会导致“全面入侵中国”，并且指出日本民族的特性注定了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凶残的敌人。罗素还指出虽然都是黄种人，日本民族与中华民族天性迥然不同，认为西方人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所有罪行日本不仅会再犯，而且其邪恶程度会加倍，因此他在1920年代就警告中国人必须永远警惕日本人。
罗素还认为如果中国学习西方列强和日本，变成一个尚武的基于爱国主义的军事重商主义国家，那么一定能够崛起成为一个超级工业化大国。但是这样一来西方人就会遭殃，而且会使中国摧毁自身的崇尚和平与艺术的几千年道德主义文明。
面对辛亥革命以后继续在西方战争资本主义掠夺政策与自由贸易骗局打压下奉行开放政策的中华民国，罗素指出：“中国如果不变成尚武的国家，或者西方列强不变为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国的经济难免要为外人所控制，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形成了弱肉强食的关系，无论是在本民族内还是在民族之间。但是如果中国变为尚武的国家，对世界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最终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社会主义在欧美取得胜利。”
让罗素没有想到的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这对于全人类，尤其是对奉行对外掠夺的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当时超过4亿的中国人效法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式的军事重商主义、殖民主义对外掠夺道路而实现工业化，而不是通过一种公平、正义、不对外殖民扩张的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工业化，那么毁灭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估计早就开打了。
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为什么只有中国成功了？
问题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通过举国体制从事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以此对抗战争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与市场扩张政策，虽然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组织动员能力，并为中国打下了一个初步完善的工业化体系，但在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全球商业竞争、科技竞争与军备竞赛方面，仍然无法迅速缩小与发展了500年战争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差距，尤其是日常生活水平方面。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半个世纪后的1980-90年代，所有当年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和反殖民、反侵略战争而获得独立解放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都面临市场化改革的必然任务。计划经济是一种不计成本、不贪图利润、强调公平分配的福利经济，这从当时中国大多数企业、机构、单位甚至农村社队都尽量办自己的托儿所、卫生院、养老院，大学都有自己的附属小学与中学，可以看出来。而且后来的“市场化改革”首先就是企图去掉这些福利包袱——这使得俄罗斯90年代的人均寿命陡然降低了近10岁。
众所周知，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中，中国是最成功的，是唯一成功复制西方工业化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因为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完全忘却了西方国家当年通过强大国家能力所主导的市场经济和军事重商主义而崛起的历史，把它们在进入20世纪以后才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倒逼而实现的民主选举和福利社会，当成是西方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发迹的迷信和灵丹妙药。
当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不可能不受到这种错误意识形态的影响，只不过由于邓小平时代对“四个坚持”的坚定奉行，和一大批在国防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顶大梁的国有企业的存在，而没有像东欧国家、拉美国家、非洲国家那样犯颠覆性错误，将当年社会主义时期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战略性国企全部私有化。市场经济的强大之处在于能够充分发挥隐藏在民间，尤其是民营企业中的巨大创造力，而忽视这种创造力正是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市场经济不能否定国企的顶梁柱作用，因为市场经济赖以运作的所有公共产品，比如电力和运输基础设施，基本都来自于国企。
这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忘记了在欧洲列强工业化历史上曾经大量依靠国有企业的顶梁柱作用的历史，比如威尼斯兵工厂对于威尼斯的崛起，葡萄牙国家舰队主导的十三次大航海远洋探险对于葡萄牙帝国的崛起，荷兰与英国上百家由皇室主导的海外特许公司对于这两个日不落帝国的崛起，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每一次产业升级与技术吸收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国有企业对于日本的崛起，等等。
中国进行了大大刀阔斧的国企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下利润导向的经营目标，但是并没有一刀切全面私有化国企，使得中国能够在市场化改革以后，顺利完成中国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几乎一切公共产品的充分供给，比如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现代化的供电网和自来水供应网，廉价的高等教育体系与医疗体系，现代化的军工体系与航空航天工程，等等。
欧美日工业化历史上普遍奉行的爱国主义，以及中国自身在改革开放前通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所激发出来的爱国主义，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后的媒体宣传和基层治理中，没有很好地继承或者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做出应有的调整后继续发扬光大，而是在一些方面干脆放弃了——比如市场化以后的医疗和教育领域。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民营企业家们，误以为单靠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人的自私自利行为，就能成就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奇迹，无需爱国主义和政府的产业政策，无需每一个企业和个人自觉承担和肩负起救国救民的社会义务与责任。这是一种相当的不幸。
虽然新自由主义思潮一度成了主流，但是中国民间仍然有强大自发的爱国主义倾向，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在创新领域走到了全球前沿，让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使中国人扬眉吐气。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在当前中美竞争的背景之下，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又到了腹背受敌的关键时刻，这种自发的爱国主义精神需要在更多、更广范围内得到弘扬。
缺乏爱国主义的私人资本，在国家竞争中根本不愿与国家和民族同患难，一有风吹草动就纷纷出逃。同理，缺乏爱国主义的基层政府部门，便会常常滥用监管执法权力，随意打压民营企业，违背 “为人民服务”的行为宗旨。
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化改革以后的经济崩溃和瓦解，更是由于爱国主义的严重缺位，不仅民营企业缺乏爱国主义，就连执政党都放弃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树立起来的爱国主义传统。
大变局：呼吁爱国主义企业家精神回归
没有爱国主义意味着什么？其实两百多年前，中国和印度是相似的，两者都不具备发生工业革命的市场条件和爱国主义精神。而市场的缺乏，当然是因为“市场创造者”的缺乏。对于印度来说，这种缺乏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市场和市场创造者的情况，在19世纪英国殖民者已经在印度修建铁路之后变得尤为明显，因为虽然所修建的铁路在当时是全亚洲最先进的铁路网络，但即便如此，100多年过去了，印度依旧没有依靠它出现工业化；因为它缺乏组织起来的国家，和由国家力量去调动人们利用铁路系统的能力。
当时的中国和印度一样。虽然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国和印度比英国人口要多很多，但手工纺织业市场却很小很分散，因为各个村庄之间和它们与其它国家之间的运输成本如此高昂。换句话说，中国和印度纺织品家庭作坊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型孤立的，和高度分散与本地化的，并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由这个政府所扶持的商人阶层，来帮他们开拓统一的国内外市场，来组织生产和销售以及原材料供给。
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比俄罗斯、乌克兰、南斯拉夫、巴西、印度更加成功，不是因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比这些地区的民营企业家更聪明，而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通过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立国的国家，在改革开放时没有完全放弃毛泽东时代创建的国家能力与独立自主精神，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在为自己的民营企业打造全球市场、组织远距离商业贸易和物流运输方面的能力更强——比如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自废武功，一刀切地私有化所有国企——从而拥有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加能够迅速提供市场所需的电力、港口、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国有企业，也有像华为这样把大量积累用于研发的爱国民营企业，还有像曹德旺这样乐善好施的爱国民营企业家。
中国1978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和民营企业的诞生，本该如八路军出发奔赴抗日前线那样：“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可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好多地方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和民营企业直到今天也没有意识到，改革开放与抗战一样是国家和民族存亡的战争，就像邓小平当年在决定改革开放时说的，是为了要重新“杀出一条血路”。
当然，商业是更加和平的战争，发展市场经济需要拥抱西方，然而这并不能掩饰工业化背后的国家竞争本质。这种竞争并不总是和平的，而是充满刀光剑影的。资本主义诞生以来500年的西方战争史与国家竞争史就是证明，英国与荷兰之间爆发的四次英荷战争就是证明，两次鸦片战争就是证明，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证明，日本明治维新之路也是证明。
毋庸置疑，发展壮大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经济发展伟大成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拥有强大的民营企业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但是，今天的中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路上正面临来自美国和西方阵营的遏制、打压和巨大竞争压力，因此更加需要向曹德旺这样的企业家情怀，这种情怀是构成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
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向美国人民和民营企业公开呼吁：“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一下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如果就连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号召民企为国家着想，社会主义国家难道不更应该如此吗？当下，中国正处于大国竞争的历史时刻，需要向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家呼吁——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一下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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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留一段影像，回一曲挂牵。丝丝入扣、暖暖心灵 ，需飘过的醇厚与共。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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