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合作正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策略；此次与ANA的合作，优衣库依旧不改初衷。
发布日期：2024-11-14 09:39
王军
■7月25日，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网站刊登一篇题为“与中国硬脱钩的理由”（The Case for a Hard Break With China）的长篇评论，措辞强硬，立场清晰，态度坚决，而文章副标题“经济去风险为何不够”基本上道出了作者的主张。
这篇文章的第一段提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像中美两国这样经济和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尝试经济一体化”，因为“在现代社会之前，无论是市场还是技术都不存在促进这一事件发生的条件”。这符合现实，也尊重历史，还一语道破了中美关系恶化的源头，即制度的根本不同。
这篇评论的两位作者是奥伦•卡斯（Oren Cass）和加布里埃拉•罗德里格斯（Gabriela Rodriguez），目前均就职于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美国指南针”（ American Compass） 。卡斯是这家机构的创始人兼执行主任，他拥有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常年游走于美国政界和非政府组织之间，是一位多产且活跃的意见领袖。2012年，卡斯作为骨干成员，曾协助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竞选美国总统。
很多人会以昔日的美苏关系来理解现在的中美关系，并以美苏曾经的冷战来推测中美关系的未来和走向。其实，这种联系和对比并不严谨，因为几十年前的美苏关系并不像今天的中美关系，特别是在经贸领域。一个基本事实是，目前中美经贸之融合，在广泛和深入上是以前美苏两国所缺乏，也没有的。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中美密切的经贸关系可以长期维持。因为不愿维持的一方，自然有符合自身利益的算法，更不会找不到摆脱关系，减少依赖的行动路线。
卡斯等人的文章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1972 年，百事公司在苏联开设装瓶厂成为头版新闻，由于卢布不能兑换美元，苏联人只能用伏特加支付装瓶设备的费用。作者进而感叹道，难怪全球化只是在柏林墙倒塌后才得到发展。准确地说，过去几十年技术领域的突破，尤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大加快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应该意识到，中美包括贸易冲突在内几乎所有矛盾都是过去十几年累计的结果。在卡斯等人看来，美国企业与中国开展经贸活动“既不自由也不公平”，由于经常受到中国政府的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的侵蚀，美国企业常常陷入“危险的纠葛”中，因此，与中国“硬脱钩是美国的最佳选择”。如今，美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着更加不确定的未来，以往的风险多集中于商业领域，现在还需要忍受政治与道德风险。一旦中美交恶，风向突变，无疑会给在华美国企业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
目前，一些美国公司已经启动撤离中国大陆的计划，其他西方国家也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脱钩的消息接踵而至。2023年8月9日，白宫公布对中国技术领域投资禁令，禁止美资对中国的量子计算、先进芯片和人工智能行业的部分投资，加大努力阻止中国军方获取美国的技术和资本。海外观察人士称，这项禁令对中国影响很大。此外，另一些国家可能会跟随美国脚步，做出类似的禁令。
卡斯等人抱怨到，“中国由国家控制的经济和日益独裁的领导层颠覆了美国的投资、供应链和制度。中国政府利用全球一体化增强自身实力、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层出不穷。中国政府利用市场准入迫使西屋、通用电气和微软等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中国政府通过大量补贴（包括太阳能电池板）来主导全球市场，并迫使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及其球员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保持屈辱的沉默。”这段指名道姓的批评表明，中美之间的矛盾绝不限于经贸领域，而是体现在许多方面，范围之广可能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尽管各国对于外商投资都有管理，但成熟有效的管理应该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这既可以让投资者形成稳定的预期，也可以确保外商的日常经营活动不受打扰。那种朝令夕改，突击检查，或以紧急通知为由，要求外商做这做那的管理做派尤其令人反感。卡斯等人提到一个例子，2023年7月，在中国政府的授意下，特斯拉签署了一封信，承诺减少与竞争对手中国制造商在价格上的竞争，并加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起来，中方需要进一步协调对外商的管理办法，避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令外商不知所从，不胜其烦。
中美贸易关系中有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国官方很少提及，中方政策制定者似乎也未给予足够重视的问题，这便是贸易政策与实践中的基本原则，即平等或对等，它不仅体系在关税等问题上，也反映在贸易活动主体的对等上。几年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提高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关税，打的旗号之一就是要让两国在关税问题上平等。
泛安全化是中美诸多领域冲突的源头之一，脱钩断链正是因安全顾虑而起。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安全部门，但必须严格将其置于适度范围之内。那种“安全是个筐，什么也往里装”，也就是泛安全的做法，不仅成本高昂，难以为继，而且一旦越界，域外国家就可能采取类似措施加以报复。以时间为界，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做法比美国早了许多年，涉及领域也更广。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似乎都是在暗示或提醒美方，安全是个问题，直觉上加快了美方采取反制措施的时间。
如今，在中国相关议题上，美国两个政党以及参众两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一致的态度。如果一定要找出分歧，似乎只有一派嫌另一派对华还不够强硬。尽管一些看法属不折不扣的偏见，不值一驳，但不可否认的是，消除误解，减少隔阂，是摆在中方外交领域以及宣传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国际社会需要中国扮演与其体量匹配的国际义务。为此，中国在各个领域都需要拥有专业知识，熟悉并愿意遵守国际惯例的人才。以近来饱受争议的中国外交为例，让通晓现代国际关系的人士掌管中国外交的要害部门，不仅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维护国家形象之必需。
然而，世界目睹了中国外交被冠以“战狼”标签，无论这个名号是自封的，还是他人“赠予”的，将“战狼”与外交联系在一起，都是对外交专业的偏离和亵渎。因为若以“外交”（diplomacy）的英文含义，即“以敏锐和婉转的方式与人打交道的艺术”来要求，“战狼”根本就不是外交，也不应该与外交扯上关系。近来中国涉外领域频频受挫，打不开局面，闹出外交“笑话”的事例已有多起，这或多或少都与咄咄逼人的“战狼”有关。
不过，将中国外交困境归结为“战狼”似乎有所遗漏，因为“交友不慎”也会引火上身，给自己带来麻烦。当人类进入21世纪，现代化成为许多国家政府议程，拥抱普世价值已是大势所趋的时候，搞清楚哪些是正常国家，值得信任，谁是可以长期结交的朋友，仍是中国外交部门需要端正的事情。
卡斯文章的最后一段火力全开，再放狠招。作者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西方对俄实施的制裁，如美国取消俄罗斯“最惠国待遇”，将俄罗斯从国际金融结算体系分离出来为参照，呼吁美国政府也应该对中国采取类似行动，因为“这不是合法性或能力的问题，而是价值观和意愿的问题”。再次回到文章开篇提到的制度差异问题上。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
需要指出的是，《外交事务》文章不过是最近一种代表性的声音。中国外交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国家，一些小国的声音也不应忽视。最近，立陶宛外长就公开呼呼将中国和俄罗斯驱逐出联合国。目前声音尚小，但如果与美国等一众国家相呼应，音量增大，形成共识，那么，中国的外部环境将更为险恶。国际问题专家已有警告，中俄长期捆绑将加速与美国为首两极世界的形成，而这无异于新冷战的开启。为此，中国外交人士需要具有见微知著的意识，避免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发生。
自1949年执政以来，中共做了两件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情。一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放弃极左路线，让国家和百姓生活重回正轨；二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制度形式参与并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执意与中国脱钩断链，则可能摧毁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果，“一夜回到解放前”是可能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世界工厂”称号丧失，工厂倒闭以及失业率爆增也是可以预料的。没有一个政治组织或个人可以承担如此灾难性的后果。
最近几年，中国有识之士纷纷指出，应该趁美方对中国的施压和倒逼，加快国内改革的进程，将完善国家治理能力落实到政治纲领中，将改革摆上重要日程，以此减少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贸摩擦，否则，冲突恐将加剧，更大的麻烦将令国家和百姓福祉受损。当脱钩断链成为趋势，中国最终的结局就是孤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点越来越清晰。然而，机会还会站在中方一边吗？
如果以长期利益来衡量，中国比美国更加离不开对方，这是不言而喻的，只需了解彼此的经济结构，看看双方贸易额和投资去向即可。由于中美关系意义重大，因此，要扭转目前两国关系恶化的趋势，重回正轨，需要的不仅是眼光，还需要克服眼下各种羁绊的胆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顺口溜，比如“打左灯，向右转”说明中国人并不缺少变通的智慧。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不容乐观，因为两国都不愿意在涉及本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然而，当我们提到“核心利益”的时候，需要特别小心，能逐一罗列出来，盘点清楚最好，避免以党派或个人利益替代国家利益，也即核心利益的情形出现。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绝不能含糊，否则，历史学家是不会饶过我们的。
中国相关机构必须对脱钩断链以及潜在后果有足够清晰的认识，积极主动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谈判，尽一切可能取得进展，避免并阻止脱钩断链形成趋势。如果今天美国宣布一项对华投资贸易禁令，明天其他国家跟进，如此反复，没完没了，则会令中国政府无暇应对，进退失据。然而，麻木以及“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态又将令事态进一步失控。如果任由制裁轮番出现，用不了多久中国的经济光景将彻底改变。
中国国际环境不佳，国内状况也让人无法高兴。尽管学者们仍寄希望于通过制度改革来拯救中国经济，令经济活动重回正轨，但根据过往的经验和观察，这可能希望不大。国际国内两个因素相互影响和传递意味着，外部空间逼仄之时，内部问题或将变得更具挑战性，也更难以解决。
目前看来，欲避免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脱钩断链，唯有重启并加快国内改革的步伐。除此之外，已很难找到阻止或减缓脱钩的途径。这不禁让人回忆起中国当年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紧要关头，也曾做出重大承诺和必要妥协，包括列出任务清单，给出行业整改以及放开的时间表等。目前的情形与当年何其相似。有鉴于此，中方需要放下身段，与美方认真沟通，达成协议。毕竟，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面子以及意识形态的纷争，已无足轻重。■
这篇文章的第一段提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像中美两国这样经济和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尝试经济一体化”，因为“在现代社会之前，无论是市场还是技术都不存在促进这一事件发生的条件”。这符合现实，也尊重历史，还一语道破了中美关系恶化的源头，即制度的根本不同。
这篇评论的两位作者是奥伦•卡斯（Oren Cass）和加布里埃拉•罗德里格斯（Gabriela Rodriguez），目前均就职于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美国指南针”（ American Compass） 。卡斯是这家机构的创始人兼执行主任，他拥有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常年游走于美国政界和非政府组织之间，是一位多产且活跃的意见领袖。2012年，卡斯作为骨干成员，曾协助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竞选美国总统。
很多人会以昔日的美苏关系来理解现在的中美关系，并以美苏曾经的冷战来推测中美关系的未来和走向。其实，这种联系和对比并不严谨，因为几十年前的美苏关系并不像今天的中美关系，特别是在经贸领域。一个基本事实是，目前中美经贸之融合，在广泛和深入上是以前美苏两国所缺乏，也没有的。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中美密切的经贸关系可以长期维持。因为不愿维持的一方，自然有符合自身利益的算法，更不会找不到摆脱关系，减少依赖的行动路线。
卡斯等人的文章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1972 年，百事公司在苏联开设装瓶厂成为头版新闻，由于卢布不能兑换美元，苏联人只能用伏特加支付装瓶设备的费用。作者进而感叹道，难怪全球化只是在柏林墙倒塌后才得到发展。准确地说，过去几十年技术领域的突破，尤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大加快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应该意识到，中美包括贸易冲突在内几乎所有矛盾都是过去十几年累计的结果。在卡斯等人看来，美国企业与中国开展经贸活动“既不自由也不公平”，由于经常受到中国政府的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的侵蚀，美国企业常常陷入“危险的纠葛”中，因此，与中国“硬脱钩是美国的最佳选择”。如今，美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着更加不确定的未来，以往的风险多集中于商业领域，现在还需要忍受政治与道德风险。一旦中美交恶，风向突变，无疑会给在华美国企业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
目前，一些美国公司已经启动撤离中国大陆的计划，其他西方国家也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脱钩的消息接踵而至。2023年8月9日，白宫公布对中国技术领域投资禁令，禁止美资对中国的量子计算、先进芯片和人工智能行业的部分投资，加大努力阻止中国军方获取美国的技术和资本。海外观察人士称，这项禁令对中国影响很大。此外，另一些国家可能会跟随美国脚步，做出类似的禁令。
卡斯等人抱怨到，“中国由国家控制的经济和日益独裁的领导层颠覆了美国的投资、供应链和制度。中国政府利用全球一体化增强自身实力、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层出不穷。中国政府利用市场准入迫使西屋、通用电气和微软等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中国政府通过大量补贴（包括太阳能电池板）来主导全球市场，并迫使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及其球员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保持屈辱的沉默。”这段指名道姓的批评表明，中美之间的矛盾绝不限于经贸领域，而是体现在许多方面，范围之广可能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尽管各国对于外商投资都有管理，但成熟有效的管理应该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这既可以让投资者形成稳定的预期，也可以确保外商的日常经营活动不受打扰。那种朝令夕改，突击检查，或以紧急通知为由，要求外商做这做那的管理做派尤其令人反感。卡斯等人提到一个例子，2023年7月，在中国政府的授意下，特斯拉签署了一封信，承诺减少与竞争对手中国制造商在价格上的竞争，并加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起来，中方需要进一步协调对外商的管理办法，避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令外商不知所从，不胜其烦。
中美贸易关系中有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国官方很少提及，中方政策制定者似乎也未给予足够重视的问题，这便是贸易政策与实践中的基本原则，即平等或对等，它不仅体系在关税等问题上，也反映在贸易活动主体的对等上。几年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提高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关税，打的旗号之一就是要让两国在关税问题上平等。
泛安全化是中美诸多领域冲突的源头之一，脱钩断链正是因安全顾虑而起。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安全部门，但必须严格将其置于适度范围之内。那种“安全是个筐，什么也往里装”，也就是泛安全的做法，不仅成本高昂，难以为继，而且一旦越界，域外国家就可能采取类似措施加以报复。以时间为界，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做法比美国早了许多年，涉及领域也更广。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似乎都是在暗示或提醒美方，安全是个问题，直觉上加快了美方采取反制措施的时间。
如今，在中国相关议题上，美国两个政党以及参众两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一致的态度。如果一定要找出分歧，似乎只有一派嫌另一派对华还不够强硬。尽管一些看法属不折不扣的偏见，不值一驳，但不可否认的是，消除误解，减少隔阂，是摆在中方外交领域以及宣传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国际社会需要中国扮演与其体量匹配的国际义务。为此，中国在各个领域都需要拥有专业知识，熟悉并愿意遵守国际惯例的人才。以近来饱受争议的中国外交为例，让通晓现代国际关系的人士掌管中国外交的要害部门，不仅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维护国家形象之必需。
然而，世界目睹了中国外交被冠以“战狼”标签，无论这个名号是自封的，还是他人“赠予”的，将“战狼”与外交联系在一起，都是对外交专业的偏离和亵渎。因为若以“外交”（diplomacy）的英文含义，即“以敏锐和婉转的方式与人打交道的艺术”来要求，“战狼”根本就不是外交，也不应该与外交扯上关系。近来中国涉外领域频频受挫，打不开局面，闹出外交“笑话”的事例已有多起，这或多或少都与咄咄逼人的“战狼”有关。
不过，将中国外交困境归结为“战狼”似乎有所遗漏，因为“交友不慎”也会引火上身，给自己带来麻烦。当人类进入21世纪，现代化成为许多国家政府议程，拥抱普世价值已是大势所趋的时候，搞清楚哪些是正常国家，值得信任，谁是可以长期结交的朋友，仍是中国外交部门需要端正的事情。
卡斯文章的最后一段火力全开，再放狠招。作者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西方对俄实施的制裁，如美国取消俄罗斯“最惠国待遇”，将俄罗斯从国际金融结算体系分离出来为参照，呼吁美国政府也应该对中国采取类似行动，因为“这不是合法性或能力的问题，而是价值观和意愿的问题”。再次回到文章开篇提到的制度差异问题上。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
需要指出的是，《外交事务》文章不过是最近一种代表性的声音。中国外交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国家，一些小国的声音也不应忽视。最近，立陶宛外长就公开呼呼将中国和俄罗斯驱逐出联合国。目前声音尚小，但如果与美国等一众国家相呼应，音量增大，形成共识，那么，中国的外部环境将更为险恶。国际问题专家已有警告，中俄长期捆绑将加速与美国为首两极世界的形成，而这无异于新冷战的开启。为此，中国外交人士需要具有见微知著的意识，避免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发生。
自1949年执政以来，中共做了两件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情。一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放弃极左路线，让国家和百姓生活重回正轨；二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制度形式参与并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执意与中国脱钩断链，则可能摧毁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果，“一夜回到解放前”是可能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世界工厂”称号丧失，工厂倒闭以及失业率爆增也是可以预料的。没有一个政治组织或个人可以承担如此灾难性的后果。
最近几年，中国有识之士纷纷指出，应该趁美方对中国的施压和倒逼，加快国内改革的进程，将完善国家治理能力落实到政治纲领中，将改革摆上重要日程，以此减少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贸摩擦，否则，冲突恐将加剧，更大的麻烦将令国家和百姓福祉受损。当脱钩断链成为趋势，中国最终的结局就是孤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点越来越清晰。然而，机会还会站在中方一边吗？
如果以长期利益来衡量，中国比美国更加离不开对方，这是不言而喻的，只需了解彼此的经济结构，看看双方贸易额和投资去向即可。由于中美关系意义重大，因此，要扭转目前两国关系恶化的趋势，重回正轨，需要的不仅是眼光，还需要克服眼下各种羁绊的胆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顺口溜，比如“打左灯，向右转”说明中国人并不缺少变通的智慧。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不容乐观，因为两国都不愿意在涉及本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然而，当我们提到“核心利益”的时候，需要特别小心，能逐一罗列出来，盘点清楚最好，避免以党派或个人利益替代国家利益，也即核心利益的情形出现。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绝不能含糊，否则，历史学家是不会饶过我们的。
中国相关机构必须对脱钩断链以及潜在后果有足够清晰的认识，积极主动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谈判，尽一切可能取得进展，避免并阻止脱钩断链形成趋势。如果今天美国宣布一项对华投资贸易禁令，明天其他国家跟进，如此反复，没完没了，则会令中国政府无暇应对，进退失据。然而，麻木以及“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态又将令事态进一步失控。如果任由制裁轮番出现，用不了多久中国的经济光景将彻底改变。
中国国际环境不佳，国内状况也让人无法高兴。尽管学者们仍寄希望于通过制度改革来拯救中国经济，令经济活动重回正轨，但根据过往的经验和观察，这可能希望不大。国际国内两个因素相互影响和传递意味着，外部空间逼仄之时，内部问题或将变得更具挑战性，也更难以解决。
目前看来，欲避免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脱钩断链，唯有重启并加快国内改革的步伐。除此之外，已很难找到阻止或减缓脱钩的途径。这不禁让人回忆起中国当年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紧要关头，也曾做出重大承诺和必要妥协，包括列出任务清单，给出行业整改以及放开的时间表等。目前的情形与当年何其相似。有鉴于此，中方需要放下身段，与美方认真沟通，达成协议。毕竟，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面子以及意识形态的纷争，已无足轻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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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31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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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要与中国硬脱钩？
美国要与中国硬脱钩？
王军：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刊登一篇题为“与中国硬脱钩的理由”的长篇评论，文章副标题“经济去风险为何不够”基本上道出了作者的主张。
王军
■7月25日，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网站刊登一篇题为“与中国硬脱钩的理由”（The Case for a Hard Break With China）的长篇评论，措辞强硬，立场清晰，态度坚决，而文章副标题“经济去风险为何不够”基本上道出了作者的主张。
这篇文章的第一段提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像中美两国这样经济和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尝试经济一体化”，因为“在现代社会之前，无论是市场还是技术都不存在促进这一事件发生的条件”。这符合现实，也尊重历史，还一语道破了中美关系恶化的源头，即制度的根本不同。
这篇评论的两位作者是奥伦•卡斯（Oren Cass）和加布里埃拉•罗德里格斯（Gabriela Rodriguez），目前均就职于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美国指南针”（ American Compass） 。卡斯是这家机构的创始人兼执行主任，他拥有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常年游走于美国政界和非政府组织之间，是一位多产且活跃的意见领袖。2012年，卡斯作为骨干成员，曾协助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竞选美国总统。
很多人会以昔日的美苏关系来理解现在的中美关系，并以美苏曾经的冷战来推测中美关系的未来和走向。其实，这种联系和对比并不严谨，因为几十年前的美苏关系并不像今天的中美关系，特别是在经贸领域。一个基本事实是，目前中美经贸之融合，在广泛和深入上是以前美苏两国所缺乏，也没有的。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中美密切的经贸关系可以长期维持。因为不愿维持的一方，自然有符合自身利益的算法，更不会找不到摆脱关系，减少依赖的行动路线。
卡斯等人的文章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1972 年，百事公司在苏联开设装瓶厂成为头版新闻，由于卢布不能兑换美元，苏联人只能用伏特加支付装瓶设备的费用。作者进而感叹道，难怪全球化只是在柏林墙倒塌后才得到发展。准确地说，过去几十年技术领域的突破，尤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大加快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应该意识到，中美包括贸易冲突在内几乎所有矛盾都是过去十几年累计的结果。在卡斯等人看来，美国企业与中国开展经贸活动“既不自由也不公平”，由于经常受到中国政府的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的侵蚀，美国企业常常陷入“危险的纠葛”中，因此，与中国“硬脱钩是美国的最佳选择”。如今，美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着更加不确定的未来，以往的风险多集中于商业领域，现在还需要忍受政治与道德风险。一旦中美交恶，风向突变，无疑会给在华美国企业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
目前，一些美国公司已经启动撤离中国大陆的计划，其他西方国家也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脱钩的消息接踵而至。2023年8月9日，白宫公布对中国技术领域投资禁令，禁止美资对中国的量子计算、先进芯片和人工智能行业的部分投资，加大努力阻止中国军方获取美国的技术和资本。海外观察人士称，这项禁令对中国影响很大。此外，另一些国家可能会跟随美国脚步，做出类似的禁令。
卡斯等人抱怨到，“中国由国家控制的经济和日益独裁的领导层颠覆了美国的投资、供应链和制度。中国政府利用全球一体化增强自身实力、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层出不穷。中国政府利用市场准入迫使西屋、通用电气和微软等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中国政府通过大量补贴（包括太阳能电池板）来主导全球市场，并迫使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及其球员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保持屈辱的沉默。”这段指名道姓的批评表明，中美之间的矛盾绝不限于经贸领域，而是体现在许多方面，范围之广可能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尽管各国对于外商投资都有管理，但成熟有效的管理应该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这既可以让投资者形成稳定的预期，也可以确保外商的日常经营活动不受打扰。那种朝令夕改，突击检查，或以紧急通知为由，要求外商做这做那的管理做派尤其令人反感。卡斯等人提到一个例子，2023年7月，在中国政府的授意下，特斯拉签署了一封信，承诺减少与竞争对手中国制造商在价格上的竞争，并加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起来，中方需要进一步协调对外商的管理办法，避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令外商不知所从，不胜其烦。
中美贸易关系中有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国官方很少提及，中方政策制定者似乎也未给予足够重视的问题，这便是贸易政策与实践中的基本原则，即平等或对等，它不仅体系在关税等问题上，也反映在贸易活动主体的对等上。几年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提高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关税，打的旗号之一就是要让两国在关税问题上平等。
泛安全化是中美诸多领域冲突的源头之一，脱钩断链正是因安全顾虑而起。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安全部门，但必须严格将其置于适度范围之内。那种“安全是个筐，什么也往里装”，也就是泛安全的做法，不仅成本高昂，难以为继，而且一旦越界，域外国家就可能采取类似措施加以报复。以时间为界，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做法比美国早了许多年，涉及领域也更广。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似乎都是在暗示或提醒美方，安全是个问题，直觉上加快了美方采取反制措施的时间。
如今，在中国相关议题上，美国两个政党以及参众两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一致的态度。如果一定要找出分歧，似乎只有一派嫌另一派对华还不够强硬。尽管一些看法属不折不扣的偏见，不值一驳，但不可否认的是，消除误解，减少隔阂，是摆在中方外交领域以及宣传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国际社会需要中国扮演与其体量匹配的国际义务。为此，中国在各个领域都需要拥有专业知识，熟悉并愿意遵守国际惯例的人才。以近来饱受争议的中国外交为例，让通晓现代国际关系的人士掌管中国外交的要害部门，不仅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维护国家形象之必需。
然而，世界目睹了中国外交被冠以“战狼”标签，无论这个名号是自封的，还是他人“赠予”的，将“战狼”与外交联系在一起，都是对外交专业的偏离和亵渎。因为若以“外交”（diplomacy）的英文含义，即“以敏锐和婉转的方式与人打交道的艺术”来要求，“战狼”根本就不是外交，也不应该与外交扯上关系。近来中国涉外领域频频受挫，打不开局面，闹出外交“笑话”的事例已有多起，这或多或少都与咄咄逼人的“战狼”有关。
不过，将中国外交困境归结为“战狼”似乎有所遗漏，因为“交友不慎”也会引火上身，给自己带来麻烦。当人类进入21世纪，现代化成为许多国家政府议程，拥抱普世价值已是大势所趋的时候，搞清楚哪些是正常国家，值得信任，谁是可以长期结交的朋友，仍是中国外交部门需要端正的事情。
卡斯文章的最后一段火力全开，再放狠招。作者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西方对俄实施的制裁，如美国取消俄罗斯“最惠国待遇”，将俄罗斯从国际金融结算体系分离出来为参照，呼吁美国政府也应该对中国采取类似行动，因为“这不是合法性或能力的问题，而是价值观和意愿的问题”。再次回到文章开篇提到的制度差异问题上。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
需要指出的是，《外交事务》文章不过是最近一种代表性的声音。中国外交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国家，一些小国的声音也不应忽视。最近，立陶宛外长就公开呼呼将中国和俄罗斯驱逐出联合国。目前声音尚小，但如果与美国等一众国家相呼应，音量增大，形成共识，那么，中国的外部环境将更为险恶。国际问题专家已有警告，中俄长期捆绑将加速与美国为首两极世界的形成，而这无异于新冷战的开启。为此，中国外交人士需要具有见微知著的意识，避免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发生。
自1949年执政以来，中共做了两件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情。一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放弃极左路线，让国家和百姓生活重回正轨；二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制度形式参与并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执意与中国脱钩断链，则可能摧毁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果，“一夜回到解放前”是可能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世界工厂”称号丧失，工厂倒闭以及失业率爆增也是可以预料的。没有一个政治组织或个人可以承担如此灾难性的后果。
最近几年，中国有识之士纷纷指出，应该趁美方对中国的施压和倒逼，加快国内改革的进程，将完善国家治理能力落实到政治纲领中，将改革摆上重要日程，以此减少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贸摩擦，否则，冲突恐将加剧，更大的麻烦将令国家和百姓福祉受损。当脱钩断链成为趋势，中国最终的结局就是孤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点越来越清晰。然而，机会还会站在中方一边吗？
如果以长期利益来衡量，中国比美国更加离不开对方，这是不言而喻的，只需了解彼此的经济结构，看看双方贸易额和投资去向即可。由于中美关系意义重大，因此，要扭转目前两国关系恶化的趋势，重回正轨，需要的不仅是眼光，还需要克服眼下各种羁绊的胆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顺口溜，比如“打左灯，向右转”说明中国人并不缺少变通的智慧。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不容乐观，因为两国都不愿意在涉及本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然而，当我们提到“核心利益”的时候，需要特别小心，能逐一罗列出来，盘点清楚最好，避免以党派或个人利益替代国家利益，也即核心利益的情形出现。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绝不能含糊，否则，历史学家是不会饶过我们的。
中国相关机构必须对脱钩断链以及潜在后果有足够清晰的认识，积极主动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谈判，尽一切可能取得进展，避免并阻止脱钩断链形成趋势。如果今天美国宣布一项对华投资贸易禁令，明天其他国家跟进，如此反复，没完没了，则会令中国政府无暇应对，进退失据。然而，麻木以及“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态又将令事态进一步失控。如果任由制裁轮番出现，用不了多久中国的经济光景将彻底改变。
中国国际环境不佳，国内状况也让人无法高兴。尽管学者们仍寄希望于通过制度改革来拯救中国经济，令经济活动重回正轨，但根据过往的经验和观察，这可能希望不大。国际国内两个因素相互影响和传递意味着，外部空间逼仄之时，内部问题或将变得更具挑战性，也更难以解决。
目前看来，欲避免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脱钩断链，唯有重启并加快国内改革的步伐。除此之外，已很难找到阻止或减缓脱钩的途径。这不禁让人回忆起中国当年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紧要关头，也曾做出重大承诺和必要妥协，包括列出任务清单，给出行业整改以及放开的时间表等。目前的情形与当年何其相似。有鉴于此，中方需要放下身段，与美方认真沟通，达成协议。毕竟，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面子以及意识形态的纷争，已无足轻重。■
这篇文章的第一段提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像中美两国这样经济和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尝试经济一体化”，因为“在现代社会之前，无论是市场还是技术都不存在促进这一事件发生的条件”。这符合现实，也尊重历史，还一语道破了中美关系恶化的源头，即制度的根本不同。
这篇评论的两位作者是奥伦•卡斯（Oren Cass）和加布里埃拉•罗德里格斯（Gabriela Rodriguez），目前均就职于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美国指南针”（ American Compass） 。卡斯是这家机构的创始人兼执行主任，他拥有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常年游走于美国政界和非政府组织之间，是一位多产且活跃的意见领袖。2012年，卡斯作为骨干成员，曾协助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竞选美国总统。
很多人会以昔日的美苏关系来理解现在的中美关系，并以美苏曾经的冷战来推测中美关系的未来和走向。其实，这种联系和对比并不严谨，因为几十年前的美苏关系并不像今天的中美关系，特别是在经贸领域。一个基本事实是，目前中美经贸之融合，在广泛和深入上是以前美苏两国所缺乏，也没有的。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中美密切的经贸关系可以长期维持。因为不愿维持的一方，自然有符合自身利益的算法，更不会找不到摆脱关系，减少依赖的行动路线。
卡斯等人的文章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1972 年，百事公司在苏联开设装瓶厂成为头版新闻，由于卢布不能兑换美元，苏联人只能用伏特加支付装瓶设备的费用。作者进而感叹道，难怪全球化只是在柏林墙倒塌后才得到发展。准确地说，过去几十年技术领域的突破，尤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大加快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应该意识到，中美包括贸易冲突在内几乎所有矛盾都是过去十几年累计的结果。在卡斯等人看来，美国企业与中国开展经贸活动“既不自由也不公平”，由于经常受到中国政府的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的侵蚀，美国企业常常陷入“危险的纠葛”中，因此，与中国“硬脱钩是美国的最佳选择”。如今，美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着更加不确定的未来，以往的风险多集中于商业领域，现在还需要忍受政治与道德风险。一旦中美交恶，风向突变，无疑会给在华美国企业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
目前，一些美国公司已经启动撤离中国大陆的计划，其他西方国家也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脱钩的消息接踵而至。2023年8月9日，白宫公布对中国技术领域投资禁令，禁止美资对中国的量子计算、先进芯片和人工智能行业的部分投资，加大努力阻止中国军方获取美国的技术和资本。海外观察人士称，这项禁令对中国影响很大。此外，另一些国家可能会跟随美国脚步，做出类似的禁令。
卡斯等人抱怨到，“中国由国家控制的经济和日益独裁的领导层颠覆了美国的投资、供应链和制度。中国政府利用全球一体化增强自身实力、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层出不穷。中国政府利用市场准入迫使西屋、通用电气和微软等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中国政府通过大量补贴（包括太阳能电池板）来主导全球市场，并迫使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及其球员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保持屈辱的沉默。”这段指名道姓的批评表明，中美之间的矛盾绝不限于经贸领域，而是体现在许多方面，范围之广可能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尽管各国对于外商投资都有管理，但成熟有效的管理应该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这既可以让投资者形成稳定的预期，也可以确保外商的日常经营活动不受打扰。那种朝令夕改，突击检查，或以紧急通知为由，要求外商做这做那的管理做派尤其令人反感。卡斯等人提到一个例子，2023年7月，在中国政府的授意下，特斯拉签署了一封信，承诺减少与竞争对手中国制造商在价格上的竞争，并加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起来，中方需要进一步协调对外商的管理办法，避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令外商不知所从，不胜其烦。
中美贸易关系中有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国官方很少提及，中方政策制定者似乎也未给予足够重视的问题，这便是贸易政策与实践中的基本原则，即平等或对等，它不仅体系在关税等问题上，也反映在贸易活动主体的对等上。几年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提高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关税，打的旗号之一就是要让两国在关税问题上平等。
泛安全化是中美诸多领域冲突的源头之一，脱钩断链正是因安全顾虑而起。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安全部门，但必须严格将其置于适度范围之内。那种“安全是个筐，什么也往里装”，也就是泛安全的做法，不仅成本高昂，难以为继，而且一旦越界，域外国家就可能采取类似措施加以报复。以时间为界，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做法比美国早了许多年，涉及领域也更广。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似乎都是在暗示或提醒美方，安全是个问题，直觉上加快了美方采取反制措施的时间。
如今，在中国相关议题上，美国两个政党以及参众两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一致的态度。如果一定要找出分歧，似乎只有一派嫌另一派对华还不够强硬。尽管一些看法属不折不扣的偏见，不值一驳，但不可否认的是，消除误解，减少隔阂，是摆在中方外交领域以及宣传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国际社会需要中国扮演与其体量匹配的国际义务。为此，中国在各个领域都需要拥有专业知识，熟悉并愿意遵守国际惯例的人才。以近来饱受争议的中国外交为例，让通晓现代国际关系的人士掌管中国外交的要害部门，不仅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维护国家形象之必需。
然而，世界目睹了中国外交被冠以“战狼”标签，无论这个名号是自封的，还是他人“赠予”的，将“战狼”与外交联系在一起，都是对外交专业的偏离和亵渎。因为若以“外交”（diplomacy）的英文含义，即“以敏锐和婉转的方式与人打交道的艺术”来要求，“战狼”根本就不是外交，也不应该与外交扯上关系。近来中国涉外领域频频受挫，打不开局面，闹出外交“笑话”的事例已有多起，这或多或少都与咄咄逼人的“战狼”有关。
不过，将中国外交困境归结为“战狼”似乎有所遗漏，因为“交友不慎”也会引火上身，给自己带来麻烦。当人类进入21世纪，现代化成为许多国家政府议程，拥抱普世价值已是大势所趋的时候，搞清楚哪些是正常国家，值得信任，谁是可以长期结交的朋友，仍是中国外交部门需要端正的事情。
卡斯文章的最后一段火力全开，再放狠招。作者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西方对俄实施的制裁，如美国取消俄罗斯“最惠国待遇”，将俄罗斯从国际金融结算体系分离出来为参照，呼吁美国政府也应该对中国采取类似行动，因为“这不是合法性或能力的问题，而是价值观和意愿的问题”。再次回到文章开篇提到的制度差异问题上。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
需要指出的是，《外交事务》文章不过是最近一种代表性的声音。中国外交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国家，一些小国的声音也不应忽视。最近，立陶宛外长就公开呼呼将中国和俄罗斯驱逐出联合国。目前声音尚小，但如果与美国等一众国家相呼应，音量增大，形成共识，那么，中国的外部环境将更为险恶。国际问题专家已有警告，中俄长期捆绑将加速与美国为首两极世界的形成，而这无异于新冷战的开启。为此，中国外交人士需要具有见微知著的意识，避免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发生。
自1949年执政以来，中共做了两件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情。一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放弃极左路线，让国家和百姓生活重回正轨；二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制度形式参与并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执意与中国脱钩断链，则可能摧毁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果，“一夜回到解放前”是可能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世界工厂”称号丧失，工厂倒闭以及失业率爆增也是可以预料的。没有一个政治组织或个人可以承担如此灾难性的后果。
最近几年，中国有识之士纷纷指出，应该趁美方对中国的施压和倒逼，加快国内改革的进程，将完善国家治理能力落实到政治纲领中，将改革摆上重要日程，以此减少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贸摩擦，否则，冲突恐将加剧，更大的麻烦将令国家和百姓福祉受损。当脱钩断链成为趋势，中国最终的结局就是孤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点越来越清晰。然而，机会还会站在中方一边吗？
如果以长期利益来衡量，中国比美国更加离不开对方，这是不言而喻的，只需了解彼此的经济结构，看看双方贸易额和投资去向即可。由于中美关系意义重大，因此，要扭转目前两国关系恶化的趋势，重回正轨，需要的不仅是眼光，还需要克服眼下各种羁绊的胆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顺口溜，比如“打左灯，向右转”说明中国人并不缺少变通的智慧。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不容乐观，因为两国都不愿意在涉及本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然而，当我们提到“核心利益”的时候，需要特别小心，能逐一罗列出来，盘点清楚最好，避免以党派或个人利益替代国家利益，也即核心利益的情形出现。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绝不能含糊，否则，历史学家是不会饶过我们的。
中国相关机构必须对脱钩断链以及潜在后果有足够清晰的认识，积极主动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谈判，尽一切可能取得进展，避免并阻止脱钩断链形成趋势。如果今天美国宣布一项对华投资贸易禁令，明天其他国家跟进，如此反复，没完没了，则会令中国政府无暇应对，进退失据。然而，麻木以及“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态又将令事态进一步失控。如果任由制裁轮番出现，用不了多久中国的经济光景将彻底改变。
中国国际环境不佳，国内状况也让人无法高兴。尽管学者们仍寄希望于通过制度改革来拯救中国经济，令经济活动重回正轨，但根据过往的经验和观察，这可能希望不大。国际国内两个因素相互影响和传递意味着，外部空间逼仄之时，内部问题或将变得更具挑战性，也更难以解决。
目前看来，欲避免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脱钩断链，唯有重启并加快国内改革的步伐。除此之外，已很难找到阻止或减缓脱钩的途径。这不禁让人回忆起中国当年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紧要关头，也曾做出重大承诺和必要妥协，包括列出任务清单，给出行业整改以及放开的时间表等。目前的情形与当年何其相似。有鉴于此，中方需要放下身段，与美方认真沟通，达成协议。毕竟，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面子以及意识形态的纷争，已无足轻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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