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时刻：权力和责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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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在一个国际对立重趋复杂的年代，奥本海默式的困境依旧存在，政治对于科学侵染边界在哪里？权力对应的责任边界又在哪里？我认为这是诺兰有意的留白。

徐瑾

■走出上海百丽宫的IMAX大厅，极度炫目的画面与音乐似乎仍旧挥之不去。英裔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自编自导的电影《奥本海默》，以三个小时长度的紧密叙事，70毫米格式放映的华丽效果，叙述了曼哈顿计划领导者、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故事，让我觉得尽兴而返。这部电影在内地正式上映是8月30日。

死神vs普罗米修斯

“我现在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1945年7月16日，新墨西哥州曼哈顿计划下的三位一体核试验，当奥本海默看到核试验成功升起的蘑菇云，不仅想起这句他青年时代就熟悉的诗句，来自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

原子弹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战争进程，这种毁天灭地的力量，原本被认为会终结二战、乃至所有战争，但随后被担心终结的是整个人类。

一般认为，战争片即使带着反战色彩，也难免落入美化或者正当化某些战争的窠臼。电影《奥本海默》的巧妙之处，就是没有展示原子弹在日本的具体场景，只是呈现了奥本海默的测试场景，而展示众人欢腾庆功宴之余，也不忘让人注意到路人的肮脏呕吐。这里诺兰保持了一种对于战争美学诱惑的克制。

比起死神的比喻，也许奥本海默更类似普罗米修斯。在电影中，也不止一次提到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本是希腊神话中的神明，为人类盗取了神明的火种，为此遭遇了残酷的惩罚，不仅遭受风吹雨淋，而且每日啄食肝脏，求死不能，痛苦不已。奥本海默也遭受类似的成功与痛苦——他以自己的天才，带领了“曼哈顿计划”，以超过20亿美元的投资以及无数科学家的智慧，顺利制造了原子弹。他因此而加速了二战远东战场的结束，被誉为“原子弹之父”，登上《时代》周刊封面，成为总统口中最知名的人。

成功之后，奥本海默的道德反噬也开始了。原子弹可以毁灭世界，广岛长崎总共死亡了22万人，甚至超过东京大轰炸。奥本海默开始试图以自己的名声影响政治，比如游说美国不要投入氢弹等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武器竞赛。他的立场以及直言不讳的风格，得罪了不少利益集团，也使得自身陷入安全许可不通过的境地，遭遇不公正的听证会羞辱，最终失去政治权力与原子能发展话语权。奥本海默晚年即使象征性地获得了约翰逊总统颁奖作为平反，但是有生之年始终没有再次获得安全许可，这对于希望以一己之力改变人类战争走向的奥本海默而言，无疑是重大打击。电影没有提及的一个细节，是奥本海默最终死于喉癌，这大概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隐喻，当奥本海默试图说出心中的真理，却遭遇了收声。

《奥本海默》剧本改编自凯•伯德(Kai Bird) 、马丁•J•舍温(Martin J•Sherwin)普利策获奖作品《奥本海默传》（中文版8月由中信出版社引入），其英文版名字直译似乎更接近电影主题：《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两位作者翻阅了无数档案，采访了奥本海默的儿子、曾经一起工作的科学家，为本书努力25年的成果。诺兰曾经评价，“这里有大量的权威信息，每一块石头都被掀开了，没有一块石头没有被翻过……正是这样一座不可思议的知识宝藏，让我得以动手创作一部第一人称视角的剧本。我想从奥本海默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这正是这部传记给我带来的启发，我不仅对奥本海默感同身受，还能窥见他头脑中的所思所想。”

裂变vs聚变

电影是取舍的艺术，对比原著，电影展示的只是主角人生片断。

叙事分为两部分，彩色部分是奥本海默的自我视角，名为“裂变（Fission），这里充满了瑰丽的色彩与灿烂的音效，这是可以洞悉宇宙的头脑的形象化。灰色部分则是以剧中罗伯特•唐尼扮演的原子能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Lewis Strauss）的叙述展开，名为“聚变（Fusion）”。冷峻与阴暗的影像，暗示了政治的刚性与现实的残酷。

施特劳斯是来自南方的犹太人，一路靠自学成长，走上政坛。他有着睚眦必报的个性，有一次奥本海默在国会证词过程中无心的精彩表现，使得施特劳斯被人当众嘲笑。从此施特劳斯对奥本海默暗生敌意，策划针对奥本海默的听证会，在电影中被描述成为奥本海默事件的最大推动力或者反派。

这两场听证会贯穿了全局，一场是针对1954年针对奥本海默的秘密听证会，旨在取消他的安全许可，诋毁他的名声，背后操纵者正是施特劳斯；一场是施特劳斯的1959年国会听证会，最终施特劳斯因为对于奥本海默的狭隘表现而未获通过，可以说是其罕见的失败，颇有天道轮回的宿命意义。中间贯穿奥本海默的成长与曼哈顿计划的闪回，重点在于人性博弈，可能有人会觉得探索未尽，但是也算留白。

这种对立的叙事风格，强调两位主角的个性立场冲突是奥本海默事件的一大根源。这种解释角度缺点是不够引人反思，甚至浮于表面，但是优点在于回避了一些可能引发争议的历史评论，或者说导演回避了意识形态的站队，以至于左派思潮、二战、麦卡锡主义等大时代背景，在电影中没有突出渲染，往往一笔带过，斯大林、希特勒、肯尼迪等大人物也是仅仅活在台词中——这也许是全球发行电影的商业讨巧，也可能是导演有意留白，在国际关系敏感与意识形态对立重起的当下，历史类似事件的探索，很容易受到当下思潮的影响，甚至有引发抵制的风险。

也正因此，宏大叙事一晃而过，电影中不少篇幅更多展示人性的幽暗复杂，比如奥本海默的混乱矛盾，施特劳斯的务实阴险，再比如在施特劳斯1959年国会听证会上虽然意见不同却仗义执言的科学家们，可以说是本篇的高光时刻，这种人性的光芒，对我来说其意义不亚于电影中原子弹实验成功爆发那一刻，对于奥本海默的昭雪意义，也远远大于后来出于政治原因给予的奖项。

基里安•墨菲饰演的奥本海默，几乎凭借眼神就展示了其矛盾人生：在智识上他兴趣广泛，物理学似乎只是他兴趣一面，他有洞悉本质的才华却不愿意仅在一个领域深究，在私人生活中他渴望激情又逃离责任，他制造了毁灭世界的武器，余生却呼吁人们正视其灾难性。很多人认为奥本海默的一生是谜，就像他的前女友所言，他让别人以为自己很复杂，其实他内在非常简单：他制造了原子弹，并不会为此后悔，因为他无比渴望得到世界承认；他走入公共生活发言甚至忍受屈辱性的听证会，则是隐秘地希望作为一名殉道者，能够完成自身的道德救赎。

在这部电影中，我们与其说看到一个天才的绽放与毁灭，不如说看到一个真实的人，在时代旋涡中不断面临的两难处境。这也许是诺兰叙事的高明之处，奥本海默的出众才华，对于美国的空前功绩，他获得的公共名声，当遭遇政治与体制的幽暗之处，都不足以保护这样一个光彩夺目正直热情的人免于羞辱。

奥本海默出生于一个纽约犹太家庭，父亲白手起家，为他创造了非凡的成长环境和惊人的财富。他从小就展示了不凡的智力，他在哈佛上学，留学欧洲结交了物理学的诸多天才，将量子物理学带回了美国。奥本海默这种出身以及美国当时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说在早期给予他无尽的自由，让他可以在智识边界无尽探索，抽象宇宙对于他有无尽的吸引力，用荷兰语讲量子力学、用德语看资本论、用梵文读《薄伽梵谭》对他是家常便饭，这也部分解释了他何以对物理学的热情并没有那么持久。他对于自己的天赋犹如对待父亲的遗产，随兴所至，转手就捐赠出去。他最大理论之一是黑洞理论，但是他并没有耐心在这方面深入探讨，也没有写过长论文，他三次被提名诺贝尔奖却失之交臂。

但是毋庸置疑，他的品位出众，这使得他对于优劣有高超判断力，在物理学圈中人缘良好，而他对于未知的探索也使得他渴望得到承认。在这样情况下，他被挑中成为曼哈顿计划的技术领头人，而这个位置也是他最好得到发挥的地方。如果不是他，很难想象原子弹在二战末期就能成功，正如施特劳斯所言，再给奥本海默一次机会，他还是会参与制造原子弹。

“二战”结束，奥本海默辞去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职务，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随着他声望的提升，他离物理学研究前沿越来越远，他在原子能话题上多次发言，频繁出入国会，结交国务卿之类的人物，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凭借声望就成为原子能委员会（AEC）的总顾问委员会主席。

当他介入政治，政治也找到他，他的命运又会走向何方？1954年听证会的结果，使得奥本海默丧失了安全许可，这可以说一种他前半生的极大侮辱。我请教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安全许可的取消对于奥本海默到底有多重要？他也是《奥本海默传》一书审校，他认为虽然撤销安全许可并没有完全阻止奥本海默再次为美国政府服务，但确实限制了他的选择；他仍然可以担任某些非机密职位，但参与机密项目和敏感事务的能力受到了限制，他失去了接触机密信息和机密项目的机会。也正因此，如果安全许可取消，奥本哈默要继续担任原子能委员会顾问之类，也几乎不可能，这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和公共发言受到极大损毁。

奥本海默时刻：权力vs责任

奥本海默时刻，一种说法是当奥本海默看着原子弹爆发的蘑菇云时刻，意识到自己设计出来的东西，自己并没有权力去决定如何使用。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科学家的宿命。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纵横捭阖，由此改变人类的命运，但是却无法真正代替人类做出选择。这就像奥本海默人还没有离开自己一手设立的基地，一个陆军人员就可以对他说，现在是我们接管这里了。

更典型的是杜鲁门总统与奥本海默的会见。当时奥本海默可以说在名声顶端，但是他作为“原子弹之父”的名声属于过去，也意味着他即将走下高光。他对杜鲁门感叹自己双手沾满鲜血，杜鲁门却冷冷表示，这和你无关，广岛和长崎的人不会在意谁设计了原子弹，这是我下的决定。

某种意义上，这可能表示了杜鲁门的刻薄与冷酷，但是也凸显了一个领导力的问题，或者直观地体现了权力与责任的不可分割。承担责任其实是领导的最大职能，原子弹应如何使用，确实不是奥本海默所能决定。最终，领袖需要代表人民做出决策，如果错了，既是领袖个人的罪责，也是授权领袖的群体需要承担的终极责任。这就如同，卷入二战的德国人民需要展开全民反思一样的道理。然而，当国家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那个关键时刻却仅仅交给领袖的个人判断，即使奥本海默这样的专家也感觉被置身事外，却的确令人思之胆寒。

作为创作者，诺兰一直抵制流媒体等趋势，甚至不惜离开华纳兄弟。显然，他对于奥本海默这样的创造者也是心有戚戚，他为自己电影争取更大自主权，其实也是被认为古典主义做法。创作之时，创造者争取能够争取的最大自由，而当作品被创作者创作出来之后，如何诠释如何使用，很多时候确实不再属于创作范围之内。

《奥本海默》在海外票房反馈相当不错。海外同期上映的热门电影是诺兰老东家华纳兄弟推出的《芭比》，原本是有抢占暑期档的暗中较劲。这两部电影，这边是写男人如何毁灭与拯救世界，那边书写女性的觉醒与反叛，恰恰因为对比明显的反差萌，形成各种网络新梗，芭比海默(Barbenheimer)，让诺兰这个行事风格偏向古典的导演也收获了一波意外流量，这大概也是一种奥本海默时刻的后现代展示。

《芭比》中有一句略带嘲讽的台词说“男人和马统治世界”，但是谁又能说这些不重要呢？马可以作为战争和武器的隐喻，这句话与《奥本海默》的故事同构，作为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奥本海默领导了美国曼哈顿计划，成功设计了原子弹，却在晚年面临自身与外界的道德拷问。

如何评价这部电影？诺兰接受FT采访时，说这是一部终极类型的抢劫电影（heist movie），有人觉得这是诺兰的封神之作，当然有的老粉也有不同意见。观影者如果期待诺兰延续此前《盗梦空间》等脑洞大开的风格，那么可能会略有失望。我觉得《奥本海默》和《敦刻尔克大撤退》路径类似，都是借助历史性大事件，在给定故事之下，以诺兰一贯的独特电影叙事切入重要节点，展示人性在其中的纠缠，很好地平衡了诺兰强烈的个人风格与工业化大片的商业要求。

“你不能移动石头而没有准备好面对蛇”，不断释放出超出自身的力量，也许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天命，到了现代，历史与底线每天似乎都在被改写。这让我们思考，在一个重新强调科学家有国籍的年代，在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日渐涌现的年代，在一个国际对立重趋复杂的年代，奥本海默式的困境依旧存在，政治对于科学侵染边界在哪里？天才应该被时代如何对待？当我们释放了超出人类控制的超级力量，谁有权力决定如何使用这些力量？权力对应的责任边界又在哪里？我认为这是诺兰有意的留白。

天才值得有非凡的人生，而复杂的问题值得复杂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