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又变了。
发布日期：2024-11-22 21:04
王英良
■托马斯•卡萨斯（Tomas Casas）博士是圣加仑大学国际管理研究院（FIM-HSG）教授、中国能力中心（CCC）及顶级团队能力中心（CCTT）主任。他也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的访问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发展的精英理论、自由贸易协定（FTAs）、创业精神、顶级绩效团队、“一带一路”倡议（BRI）等。本次专访以“精英理论解读中国经济”为主题，力图展示卡萨斯教授对这一领域的思考。
以下是笔者对卡萨斯教授的采访实录：
问：卡萨斯教授，您来自瑞士圣加伦大学，但中国发展问题却成了您的重要学术方向。你是如何开始研究中国的？
卡萨斯：我与中国结缘是因为在复旦大学留学的日子。在20多年前，我满怀着对中国文化与经济发展潜力的敬意与期待来到上海。那时，虽然中西两方在价值观存在不少竞争甚至对抗，但我们相信学术探讨、商业合作和文化交流能够架起全球化沟通的桥梁。我们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一起组织足球比赛，我还帮助中国朋友撰写留学申请书。中外学生都在尽可能地抓住机会增加交流与理解，这与今天“脱钩”与“去风险”政策风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西方精英对中国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经济高速增长、商业模式不断优化的卓越表现越来越缺少理论阐释力。我由此开始思考并构建经济发展的精英理论，深入探索中国精英体系对经济发展的独到贡献。
问：您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精英体系的价值创造商业模式密切相关。您的经济发展精英理论如何看待价值创造与价值攫取之间的关系？中国的精英体系是攫取型的还是创造型的？
卡萨斯：精英理论有一个非常简洁但直击要害的观点：价值要么被创造出来，要么被转移过来。“价值”是经济学术语，这里指人所期望的一切，从食物到机器再到社会地位。价值转移即使有时合理，但本质上仍是攫取型的。原因在于，价值转移意味着价值从社会的一个群体剥离，被另一个群体利用。此时，价值总量保持不变也不会增加。与之相比，价值创造是包容性的，因为它增加了价值总量。例如，埃隆•马斯克和马云让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过得更好。精英理论指出，一个国家和群体中的价值创造者会运用精英商业模式促进社会整体繁荣，即便普通人与他们没有直接的经济联系。
在世界各国，精英们在支柱型行业经营着收入和利润最高的商业模式，无论是电子商务、房地产还是数字产业都是如此。因此，国家经济系统的性质就取决于精英商业模式到底是包容性的价值创造，还是攫取性的价值转移。精英商业模式一旦出现就会持续存在，甚至维持几十年。所以，商业模式进一步汇聚起来形成关键影响力，这会主导经济增长的长期基本范式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为了判断经济系统的性质，我们构建了精英质量指数（EQx）及排名体系， 以此衡量精英价值创造和攫取型价值转移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
问：您提到了精英质量指数，请问哪些国家排名靠前？中国的表现如何？
卡萨斯：精英质量指数为精英理论提供了基于数据的测度体系。自2020年以来，我们使用134个指标，为全球151个国家构建精英质量指数排名。在过去4年里，新加坡和瑞士先后排名首位。需要指出的是，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可以独立于政治体系，这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都可以取得成功。重要的是精英商业模式应当实现可持续的价值创造。
根据2023全球精英质量的最新排名，中国位居第22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表现尤为难得。要知道，意大利的人均GDP位居欧盟的平均水平，达到了中国的3倍，但意大利也只排到第32位。从精英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精英是价值创造者，这是解释中国在过去40年里经济高增长表现的最重要因素。另外，国家能力也至关重要，包括国家产生创造性破坏和促进精英社会阶层流动的能力。高水平的国家能力会促进制度变革，激励价值创造，并抑制攫取型的价值转移。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商业模式的积极变化会促进技术进步。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精英质量排名一直在下降，已经到了第21位。美国精英质量的下滑源自内在矛盾的深化。一方面，美国拥有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价值创造商业模式。另一方面，美国精英商业模式正在从平民社会中攫取巨大价值，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下降就是例证。所以，美国精英商业模式的性质日益偏向攫取型而非创造型，由此弱化了美国精英质量的全球竞争力。
精英质量指数（EQx）是瑞士圣加伦大学的一个旗舰项目。我们公开了各国的精英能力指标和价值指标，还有分属4大领域的12大支柱排名。精英质量指数会成为全球精英竞争力的关键风向标。
问：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更高质量的精英商业环境。但目前的问题是，外国商业精英对中国商业环境可能缺少充足的信心。当然，中国一直在通过积极的政策措施维护企业公平竞争、开放国内市场。如何看待外国公司和投资者当前的焦虑？中国的政策会赢得外商的信心吗？
卡萨斯：我接触到的外国公司都充分相信中国的增长潜力，大家相信中国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现代化国家。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对外国企业具有不可忽视的吸引力。因此，流入中国的净外商直接投资才能在2021—2022年保持每个季度800—1000亿美元的规模。然而，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在2023年第二季度已经降至49亿美元。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际关系和地缘竞争，另一个是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变化。我更关注后者，因为中国经济前景才是外商选择中国的根本动机。
过去，外商来到中国还是为了服务欧美市场。中国降低了劳动成本，提供了高效的生产能力，改进了全球价值链的效率。现在，外商则遵循“在中国为中国”的策略。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具备了巨大市场、高质量基础设施和广阔的创新创业机会，进而成为许多行业的全球知识创造中心。然而，外商的投资信心则取决于中国消费者和民营部门的表现。用经济学理论讲，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升级，消费需替代投资成为增长的新动能。消费的繁荣将构建更高效的资本配置和创新投资模式，进而在根本上实现由创新来驱动消费。然而，创新往往伴随着高风险的活动，包括无数的试验、前赴后继的企业家、非理性的冒险。中国将扩大开放并建设高质量的市场制度，这都是必要的。但另一重要方面是巩固中国社会内生的信心，并鼓励对风险领域的投资活动，也就是面对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
问：你如何看待奈特式的“不确定性”和“非理性冒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国家如何利用政策调动企业参与创新的积极性，避免系统性风险并构建创新型社会？
卡萨斯：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践行了“改革开放”的战略，调动了企业家精神，充分释放了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在国家政策层面，顶层设计的制度之所以能够驱动增长，原因在于激励了社会自下而上的创新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源自感性驱动，而不仅仅是理性驱动。
需要指出，商业模式越新颖，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就越大。正如弗兰克•奈特在其名著《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指出的，不确定性是利润的关键。由于不确定性来自不可认知的领域，所以大多数非理性冒险都失败了。那么，当97%甚至99%的风险投资都会失败时，为什么一个理性的人会继续创新创业呢？因为非理性和动物精神是驱动创新和投资的必要条件。鼓励投资增长的政策本质上是要激发企业家勇于承受不确定性的动物精神。这些企业家正是塑造新型价值创造商业模式的未来精英。在政策上，国家也应当分担一些风险，包括承担基础科研支出、对中小企业施行税收优惠、完善破产法律法规建设、提高市场化水平、改善营商环境等。完善的制度体系能够从根本上帮助国家对冲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最终的增长挑战并非来自外部冲击，而来自内部发展动力。所有国家其实都一样，任何一揽子政策方案都需要关注人类的行为。如果要刺激消费和鼓励创新，中国必须避免成为低欲望社会，而要增强社会参与创新、承担不确定性的勇气。
不过，各国理性的精英体系都能成功地激励非理性的动物精神吗？美国的精英们重视资本主导创新收益的分配，由此激发出人工智能或核聚变领域的非凡创造力。中国也一直高度重视利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来激发企业家从不确定性中收获商业成功，由此让中国的产业从低附加值代工模式转向新能源汽车、芯片和数字化这样的高附加值业态。与美国和中国相比，法国、德国或日本的理性精英们可能就逊色不少，他们未能成功地构建有利于非理性创新的制度体系。今天，中国的政策必须进一步继续释放全社会的动物精神，包括商业阶层、消费者、年轻人都应置身事内。
问：如您所说，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和精英商业模式令人刮目相看。鉴于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和芯片方面的竞争不断升级，您认为中国会在技术领域取得全球领导地位吗？在技术标准、供应链设计或研发中心方面，外国公司是否面临“站队”的难题？
卡萨斯：目前，中国已经在众多关键技术跻身全球领先地位，包括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空间探索、清洁能源、电池等。中国的技术实力还会越来越强，前提是中国继续充分融入全球价值链。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么伟大，都不能比整个世界更伟大。强调本国优先于他国终究会“失道寡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占据技术价值链的所有关键环节，因此，脱离了全球价值链也就失去了发展潜力。从基础科研到具体商业模式，中国都必须继续加深与全球价值生态系统的联系，并提高产业能级和附加值创造效率。大多数外国公司反对“站队”。如果外国公司被迫选择一个标准或研发中心的地点，那么它自身也就失去了与全球价值链的联系。当然，外国公司始终会找到间接的方法来与中国保持联系，但他们最终会遵守母国的法律和政策。
更大的问题也在于，中国与西方“脱钩”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要知道中国已经形成了创新的精英商业模式，“脱钩”会拖累中国的创新表现。我认为，第一要看中国GDP增长将损失多少，第二要看中国离技术前沿有多远。
此外，还需要明确：第一，中国经济仍会增长，GDP将翻一番，但不是在15年内，而是在20到25年内。我估计“脱钩”会导致中国年均增速会下降0.4到1个百分点。第二，需要就中国的具体行业具体分析。在高科技产业的一些新兴领域，中国会保持继续前沿地位。但随着技术逐渐成熟，分工会进一步明确，价值链也会越复杂。此时，经济体距离技术前沿自然就拉远。为了维持技术前沿地位，中国需要提升精英商业模式的创新能力。总体而言，在短期或中期，维持前沿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是中国的任务之一，因为中国经济增长还有其他的动能来源，包括城市化、人力资本积累、法制建设等。但长期看，通过结构性改革去进一步释放中国精英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力量，才可以真正巩固未来信心。
在中国GDP总量翻番并成为发达经济体后，远离技术前沿的风险才可能会开始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新的压力。换言之，无论是否在全球技术创新体系中，中国的人均GDP都有望从现在1.25万美元的水平增长到2.5万美元。然而，人均GDP再要进一步增长到5万美元的水平，中国的创新型精英商业模式就必须融入全球体系。
我可能要大胆地提出一个乐观甚至理想化的预见。诚然，未来几年势必风高浪急，“脱钩”、“去风险”、“保护主义”深化、全球化退潮这些问题将此起彼伏。另外，欧美还会推行“友岸外包”，由此带来贸易转移、供应链重构，并驱动投资和研发在全球重新布局。但是，我还是相信人性会经历这个必要的学习过程。最终在10年之后，大家会再次明白加深全球化和多边融合才是康庄大道。简言之，短期看，我们会经历不少挑战，中期看，大家都要从教训中汲取经验，长期看，全球化复兴和多边合作终会释放增长潜力。我们需要给彼此更多时间。
问：听说您将在2024年初出版一部关于精英理论的学术专著。这本书将如何阐述精英理论？
卡萨斯：这部书是一部600页的专著，汇集了我关于精英理论的跨学科思考框架和理论体系。其中，我使用经济学、社会学、金融学、政治学、管理学知识提供了一套分析社会、政治经济和国际现实的理论工具，并重点研究了整个人类历史和各国的精英价值创造和攫取型价值转移的经典案例。
不过，这部书的重点还是要探讨未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不仅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选择余地上已经越来越小，反而饱受通货膨胀和债务负担的困扰。本书有助于将经济政策的焦点转向结构性改革。虽然结构改革的目标是改善宏观经济表现，但政策发力点却在于微观层面的精英商业模式。为此，本书提供了非常具体的改革策略、制度变革建议、法制化方案，以此激励价值创造型精英的壮大并推广可持续的精英商业模式。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知道哪类精英是高质量的，对一个国家是有利的？
对此，这部书深入探讨了如何去评估精英商业模式的可持续价值创造。我们可以将这种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称为“ESG 2.0”，也就是升级版的环境（E）-社会（S）-治理（G）模式。本书提出了一套评估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的新方法和评级策略。本书的方法论与资本市场使用的主流信用评级体系一样重要，可以为股权和债权的配置与组合提供有益指导。由此，本书深入到了资本市场实践层面，为金融行业提出了关于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的测度公式和估值框架。
简而言之，这部书寻求精英理论的跨学科整合与创新，涵盖了金融学、商业伦理学、地缘政治问题等重要领域。本书深入揭示了精英体系的源起与形成，构建了精英质量的测度方法，提供了洞察政治经济格局的精英视角。当然，本书旨在与读者搭建沟通平台。观察家、金融专家、决策者、商人、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和所有关注释放社会价值创造潜力的精英都会对本书的理论产生兴趣。毕竟我们很可能生活在精英体系转型最为关键的历史时刻。
王英良：我很高兴有机会采访您。我们充分讨论了为什么精英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精英理论是主流经济尚未充分重视的新框架，也是一个复杂且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系统，但精英理论也很简单，它就是关于价值创造和价值转移的学问。另外，我们还讨论了中国的精英质量、如何保持外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如何认识中美在高科技产业和创新领域的竞争和影响。我预祝您关于精英理论的专著取得成功，更期待中文版问世，祝您一切顺利，谢谢您！■
以下是笔者对卡萨斯教授的采访实录：
问：卡萨斯教授，您来自瑞士圣加伦大学，但中国发展问题却成了您的重要学术方向。你是如何开始研究中国的？
卡萨斯：我与中国结缘是因为在复旦大学留学的日子。在20多年前，我满怀着对中国文化与经济发展潜力的敬意与期待来到上海。那时，虽然中西两方在价值观存在不少竞争甚至对抗，但我们相信学术探讨、商业合作和文化交流能够架起全球化沟通的桥梁。我们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一起组织足球比赛，我还帮助中国朋友撰写留学申请书。中外学生都在尽可能地抓住机会增加交流与理解，这与今天“脱钩”与“去风险”政策风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西方精英对中国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经济高速增长、商业模式不断优化的卓越表现越来越缺少理论阐释力。我由此开始思考并构建经济发展的精英理论，深入探索中国精英体系对经济发展的独到贡献。
问：您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精英体系的价值创造商业模式密切相关。您的经济发展精英理论如何看待价值创造与价值攫取之间的关系？中国的精英体系是攫取型的还是创造型的？
卡萨斯：精英理论有一个非常简洁但直击要害的观点：价值要么被创造出来，要么被转移过来。“价值”是经济学术语，这里指人所期望的一切，从食物到机器再到社会地位。价值转移即使有时合理，但本质上仍是攫取型的。原因在于，价值转移意味着价值从社会的一个群体剥离，被另一个群体利用。此时，价值总量保持不变也不会增加。与之相比，价值创造是包容性的，因为它增加了价值总量。例如，埃隆•马斯克和马云让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过得更好。精英理论指出，一个国家和群体中的价值创造者会运用精英商业模式促进社会整体繁荣，即便普通人与他们没有直接的经济联系。
在世界各国，精英们在支柱型行业经营着收入和利润最高的商业模式，无论是电子商务、房地产还是数字产业都是如此。因此，国家经济系统的性质就取决于精英商业模式到底是包容性的价值创造，还是攫取性的价值转移。精英商业模式一旦出现就会持续存在，甚至维持几十年。所以，商业模式进一步汇聚起来形成关键影响力，这会主导经济增长的长期基本范式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为了判断经济系统的性质，我们构建了精英质量指数（EQx）及排名体系， 以此衡量精英价值创造和攫取型价值转移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
问：您提到了精英质量指数，请问哪些国家排名靠前？中国的表现如何？
卡萨斯：精英质量指数为精英理论提供了基于数据的测度体系。自2020年以来，我们使用134个指标，为全球151个国家构建精英质量指数排名。在过去4年里，新加坡和瑞士先后排名首位。需要指出的是，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可以独立于政治体系，这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都可以取得成功。重要的是精英商业模式应当实现可持续的价值创造。
根据2023全球精英质量的最新排名，中国位居第22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表现尤为难得。要知道，意大利的人均GDP位居欧盟的平均水平，达到了中国的3倍，但意大利也只排到第32位。从精英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精英是价值创造者，这是解释中国在过去40年里经济高增长表现的最重要因素。另外，国家能力也至关重要，包括国家产生创造性破坏和促进精英社会阶层流动的能力。高水平的国家能力会促进制度变革，激励价值创造，并抑制攫取型的价值转移。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商业模式的积极变化会促进技术进步。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精英质量排名一直在下降，已经到了第21位。美国精英质量的下滑源自内在矛盾的深化。一方面，美国拥有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价值创造商业模式。另一方面，美国精英商业模式正在从平民社会中攫取巨大价值，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下降就是例证。所以，美国精英商业模式的性质日益偏向攫取型而非创造型，由此弱化了美国精英质量的全球竞争力。
精英质量指数（EQx）是瑞士圣加伦大学的一个旗舰项目。我们公开了各国的精英能力指标和价值指标，还有分属4大领域的12大支柱排名。精英质量指数会成为全球精英竞争力的关键风向标。
问：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更高质量的精英商业环境。但目前的问题是，外国商业精英对中国商业环境可能缺少充足的信心。当然，中国一直在通过积极的政策措施维护企业公平竞争、开放国内市场。如何看待外国公司和投资者当前的焦虑？中国的政策会赢得外商的信心吗？
卡萨斯：我接触到的外国公司都充分相信中国的增长潜力，大家相信中国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现代化国家。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对外国企业具有不可忽视的吸引力。因此，流入中国的净外商直接投资才能在2021—2022年保持每个季度800—1000亿美元的规模。然而，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在2023年第二季度已经降至49亿美元。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际关系和地缘竞争，另一个是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变化。我更关注后者，因为中国经济前景才是外商选择中国的根本动机。
过去，外商来到中国还是为了服务欧美市场。中国降低了劳动成本，提供了高效的生产能力，改进了全球价值链的效率。现在，外商则遵循“在中国为中国”的策略。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具备了巨大市场、高质量基础设施和广阔的创新创业机会，进而成为许多行业的全球知识创造中心。然而，外商的投资信心则取决于中国消费者和民营部门的表现。用经济学理论讲，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升级，消费需替代投资成为增长的新动能。消费的繁荣将构建更高效的资本配置和创新投资模式，进而在根本上实现由创新来驱动消费。然而，创新往往伴随着高风险的活动，包括无数的试验、前赴后继的企业家、非理性的冒险。中国将扩大开放并建设高质量的市场制度，这都是必要的。但另一重要方面是巩固中国社会内生的信心，并鼓励对风险领域的投资活动，也就是面对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
问：你如何看待奈特式的“不确定性”和“非理性冒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国家如何利用政策调动企业参与创新的积极性，避免系统性风险并构建创新型社会？
卡萨斯：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践行了“改革开放”的战略，调动了企业家精神，充分释放了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在国家政策层面，顶层设计的制度之所以能够驱动增长，原因在于激励了社会自下而上的创新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源自感性驱动，而不仅仅是理性驱动。
需要指出，商业模式越新颖，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就越大。正如弗兰克•奈特在其名著《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指出的，不确定性是利润的关键。由于不确定性来自不可认知的领域，所以大多数非理性冒险都失败了。那么，当97%甚至99%的风险投资都会失败时，为什么一个理性的人会继续创新创业呢？因为非理性和动物精神是驱动创新和投资的必要条件。鼓励投资增长的政策本质上是要激发企业家勇于承受不确定性的动物精神。这些企业家正是塑造新型价值创造商业模式的未来精英。在政策上，国家也应当分担一些风险，包括承担基础科研支出、对中小企业施行税收优惠、完善破产法律法规建设、提高市场化水平、改善营商环境等。完善的制度体系能够从根本上帮助国家对冲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最终的增长挑战并非来自外部冲击，而来自内部发展动力。所有国家其实都一样，任何一揽子政策方案都需要关注人类的行为。如果要刺激消费和鼓励创新，中国必须避免成为低欲望社会，而要增强社会参与创新、承担不确定性的勇气。
不过，各国理性的精英体系都能成功地激励非理性的动物精神吗？美国的精英们重视资本主导创新收益的分配，由此激发出人工智能或核聚变领域的非凡创造力。中国也一直高度重视利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来激发企业家从不确定性中收获商业成功，由此让中国的产业从低附加值代工模式转向新能源汽车、芯片和数字化这样的高附加值业态。与美国和中国相比，法国、德国或日本的理性精英们可能就逊色不少，他们未能成功地构建有利于非理性创新的制度体系。今天，中国的政策必须进一步继续释放全社会的动物精神，包括商业阶层、消费者、年轻人都应置身事内。
问：如您所说，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和精英商业模式令人刮目相看。鉴于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和芯片方面的竞争不断升级，您认为中国会在技术领域取得全球领导地位吗？在技术标准、供应链设计或研发中心方面，外国公司是否面临“站队”的难题？
卡萨斯：目前，中国已经在众多关键技术跻身全球领先地位，包括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空间探索、清洁能源、电池等。中国的技术实力还会越来越强，前提是中国继续充分融入全球价值链。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么伟大，都不能比整个世界更伟大。强调本国优先于他国终究会“失道寡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占据技术价值链的所有关键环节，因此，脱离了全球价值链也就失去了发展潜力。从基础科研到具体商业模式，中国都必须继续加深与全球价值生态系统的联系，并提高产业能级和附加值创造效率。大多数外国公司反对“站队”。如果外国公司被迫选择一个标准或研发中心的地点，那么它自身也就失去了与全球价值链的联系。当然，外国公司始终会找到间接的方法来与中国保持联系，但他们最终会遵守母国的法律和政策。
更大的问题也在于，中国与西方“脱钩”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要知道中国已经形成了创新的精英商业模式，“脱钩”会拖累中国的创新表现。我认为，第一要看中国GDP增长将损失多少，第二要看中国离技术前沿有多远。
此外，还需要明确：第一，中国经济仍会增长，GDP将翻一番，但不是在15年内，而是在20到25年内。我估计“脱钩”会导致中国年均增速会下降0.4到1个百分点。第二，需要就中国的具体行业具体分析。在高科技产业的一些新兴领域，中国会保持继续前沿地位。但随着技术逐渐成熟，分工会进一步明确，价值链也会越复杂。此时，经济体距离技术前沿自然就拉远。为了维持技术前沿地位，中国需要提升精英商业模式的创新能力。总体而言，在短期或中期，维持前沿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是中国的任务之一，因为中国经济增长还有其他的动能来源，包括城市化、人力资本积累、法制建设等。但长期看，通过结构性改革去进一步释放中国精英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力量，才可以真正巩固未来信心。
在中国GDP总量翻番并成为发达经济体后，远离技术前沿的风险才可能会开始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新的压力。换言之，无论是否在全球技术创新体系中，中国的人均GDP都有望从现在1.25万美元的水平增长到2.5万美元。然而，人均GDP再要进一步增长到5万美元的水平，中国的创新型精英商业模式就必须融入全球体系。
我可能要大胆地提出一个乐观甚至理想化的预见。诚然，未来几年势必风高浪急，“脱钩”、“去风险”、“保护主义”深化、全球化退潮这些问题将此起彼伏。另外，欧美还会推行“友岸外包”，由此带来贸易转移、供应链重构，并驱动投资和研发在全球重新布局。但是，我还是相信人性会经历这个必要的学习过程。最终在10年之后，大家会再次明白加深全球化和多边融合才是康庄大道。简言之，短期看，我们会经历不少挑战，中期看，大家都要从教训中汲取经验，长期看，全球化复兴和多边合作终会释放增长潜力。我们需要给彼此更多时间。
问：听说您将在2024年初出版一部关于精英理论的学术专著。这本书将如何阐述精英理论？
卡萨斯：这部书是一部600页的专著，汇集了我关于精英理论的跨学科思考框架和理论体系。其中，我使用经济学、社会学、金融学、政治学、管理学知识提供了一套分析社会、政治经济和国际现实的理论工具，并重点研究了整个人类历史和各国的精英价值创造和攫取型价值转移的经典案例。
不过，这部书的重点还是要探讨未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不仅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选择余地上已经越来越小，反而饱受通货膨胀和债务负担的困扰。本书有助于将经济政策的焦点转向结构性改革。虽然结构改革的目标是改善宏观经济表现，但政策发力点却在于微观层面的精英商业模式。为此，本书提供了非常具体的改革策略、制度变革建议、法制化方案，以此激励价值创造型精英的壮大并推广可持续的精英商业模式。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知道哪类精英是高质量的，对一个国家是有利的？
对此，这部书深入探讨了如何去评估精英商业模式的可持续价值创造。我们可以将这种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称为“ESG 2.0”，也就是升级版的环境（E）-社会（S）-治理（G）模式。本书提出了一套评估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的新方法和评级策略。本书的方法论与资本市场使用的主流信用评级体系一样重要，可以为股权和债权的配置与组合提供有益指导。由此，本书深入到了资本市场实践层面，为金融行业提出了关于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的测度公式和估值框架。
简而言之，这部书寻求精英理论的跨学科整合与创新，涵盖了金融学、商业伦理学、地缘政治问题等重要领域。本书深入揭示了精英体系的源起与形成，构建了精英质量的测度方法，提供了洞察政治经济格局的精英视角。当然，本书旨在与读者搭建沟通平台。观察家、金融专家、决策者、商人、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和所有关注释放社会价值创造潜力的精英都会对本书的理论产生兴趣。毕竟我们很可能生活在精英体系转型最为关键的历史时刻。
王英良：我很高兴有机会采访您。我们充分讨论了为什么精英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精英理论是主流经济尚未充分重视的新框架，也是一个复杂且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系统，但精英理论也很简单，它就是关于价值创造和价值转移的学问。另外，我们还讨论了中国的精英质量、如何保持外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如何认识中美在高科技产业和创新领域的竞争和影响。我预祝您关于精英理论的专著取得成功，更期待中文版问世，祝您一切顺利，谢谢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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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笔者对卡萨斯教授的采访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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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斯：精英理论有一个非常简洁但直击要害的观点：价值要么被创造出来，要么被转移过来。“价值”是经济学术语，这里指人所期望的一切，从食物到机器再到社会地位。价值转移即使有时合理，但本质上仍是攫取型的。原因在于，价值转移意味着价值从社会的一个群体剥离，被另一个群体利用。此时，价值总量保持不变也不会增加。与之相比，价值创造是包容性的，因为它增加了价值总量。例如，埃隆•马斯克和马云让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过得更好。精英理论指出，一个国家和群体中的价值创造者会运用精英商业模式促进社会整体繁荣，即便普通人与他们没有直接的经济联系。
在世界各国，精英们在支柱型行业经营着收入和利润最高的商业模式，无论是电子商务、房地产还是数字产业都是如此。因此，国家经济系统的性质就取决于精英商业模式到底是包容性的价值创造，还是攫取性的价值转移。精英商业模式一旦出现就会持续存在，甚至维持几十年。所以，商业模式进一步汇聚起来形成关键影响力，这会主导经济增长的长期基本范式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为了判断经济系统的性质，我们构建了精英质量指数（EQx）及排名体系， 以此衡量精英价值创造和攫取型价值转移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
问：您提到了精英质量指数，请问哪些国家排名靠前？中国的表现如何？
卡萨斯：精英质量指数为精英理论提供了基于数据的测度体系。自2020年以来，我们使用134个指标，为全球151个国家构建精英质量指数排名。在过去4年里，新加坡和瑞士先后排名首位。需要指出的是，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可以独立于政治体系，这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都可以取得成功。重要的是精英商业模式应当实现可持续的价值创造。
根据2023全球精英质量的最新排名，中国位居第22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表现尤为难得。要知道，意大利的人均GDP位居欧盟的平均水平，达到了中国的3倍，但意大利也只排到第32位。从精英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精英是价值创造者，这是解释中国在过去40年里经济高增长表现的最重要因素。另外，国家能力也至关重要，包括国家产生创造性破坏和促进精英社会阶层流动的能力。高水平的国家能力会促进制度变革，激励价值创造，并抑制攫取型的价值转移。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商业模式的积极变化会促进技术进步。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精英质量排名一直在下降，已经到了第21位。美国精英质量的下滑源自内在矛盾的深化。一方面，美国拥有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价值创造商业模式。另一方面，美国精英商业模式正在从平民社会中攫取巨大价值，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下降就是例证。所以，美国精英商业模式的性质日益偏向攫取型而非创造型，由此弱化了美国精英质量的全球竞争力。
精英质量指数（EQx）是瑞士圣加伦大学的一个旗舰项目。我们公开了各国的精英能力指标和价值指标，还有分属4大领域的12大支柱排名。精英质量指数会成为全球精英竞争力的关键风向标。
问：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更高质量的精英商业环境。但目前的问题是，外国商业精英对中国商业环境可能缺少充足的信心。当然，中国一直在通过积极的政策措施维护企业公平竞争、开放国内市场。如何看待外国公司和投资者当前的焦虑？中国的政策会赢得外商的信心吗？
卡萨斯：我接触到的外国公司都充分相信中国的增长潜力，大家相信中国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现代化国家。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对外国企业具有不可忽视的吸引力。因此，流入中国的净外商直接投资才能在2021—2022年保持每个季度800—1000亿美元的规模。然而，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在2023年第二季度已经降至49亿美元。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际关系和地缘竞争，另一个是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变化。我更关注后者，因为中国经济前景才是外商选择中国的根本动机。
过去，外商来到中国还是为了服务欧美市场。中国降低了劳动成本，提供了高效的生产能力，改进了全球价值链的效率。现在，外商则遵循“在中国为中国”的策略。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具备了巨大市场、高质量基础设施和广阔的创新创业机会，进而成为许多行业的全球知识创造中心。然而，外商的投资信心则取决于中国消费者和民营部门的表现。用经济学理论讲，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升级，消费需替代投资成为增长的新动能。消费的繁荣将构建更高效的资本配置和创新投资模式，进而在根本上实现由创新来驱动消费。然而，创新往往伴随着高风险的活动，包括无数的试验、前赴后继的企业家、非理性的冒险。中国将扩大开放并建设高质量的市场制度，这都是必要的。但另一重要方面是巩固中国社会内生的信心，并鼓励对风险领域的投资活动，也就是面对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
问：你如何看待奈特式的“不确定性”和“非理性冒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国家如何利用政策调动企业参与创新的积极性，避免系统性风险并构建创新型社会？
卡萨斯：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践行了“改革开放”的战略，调动了企业家精神，充分释放了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在国家政策层面，顶层设计的制度之所以能够驱动增长，原因在于激励了社会自下而上的创新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源自感性驱动，而不仅仅是理性驱动。
需要指出，商业模式越新颖，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就越大。正如弗兰克•奈特在其名著《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指出的，不确定性是利润的关键。由于不确定性来自不可认知的领域，所以大多数非理性冒险都失败了。那么，当97%甚至99%的风险投资都会失败时，为什么一个理性的人会继续创新创业呢？因为非理性和动物精神是驱动创新和投资的必要条件。鼓励投资增长的政策本质上是要激发企业家勇于承受不确定性的动物精神。这些企业家正是塑造新型价值创造商业模式的未来精英。在政策上，国家也应当分担一些风险，包括承担基础科研支出、对中小企业施行税收优惠、完善破产法律法规建设、提高市场化水平、改善营商环境等。完善的制度体系能够从根本上帮助国家对冲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最终的增长挑战并非来自外部冲击，而来自内部发展动力。所有国家其实都一样，任何一揽子政策方案都需要关注人类的行为。如果要刺激消费和鼓励创新，中国必须避免成为低欲望社会，而要增强社会参与创新、承担不确定性的勇气。
不过，各国理性的精英体系都能成功地激励非理性的动物精神吗？美国的精英们重视资本主导创新收益的分配，由此激发出人工智能或核聚变领域的非凡创造力。中国也一直高度重视利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来激发企业家从不确定性中收获商业成功，由此让中国的产业从低附加值代工模式转向新能源汽车、芯片和数字化这样的高附加值业态。与美国和中国相比，法国、德国或日本的理性精英们可能就逊色不少，他们未能成功地构建有利于非理性创新的制度体系。今天，中国的政策必须进一步继续释放全社会的动物精神，包括商业阶层、消费者、年轻人都应置身事内。
问：如您所说，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和精英商业模式令人刮目相看。鉴于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和芯片方面的竞争不断升级，您认为中国会在技术领域取得全球领导地位吗？在技术标准、供应链设计或研发中心方面，外国公司是否面临“站队”的难题？
卡萨斯：目前，中国已经在众多关键技术跻身全球领先地位，包括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空间探索、清洁能源、电池等。中国的技术实力还会越来越强，前提是中国继续充分融入全球价值链。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么伟大，都不能比整个世界更伟大。强调本国优先于他国终究会“失道寡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占据技术价值链的所有关键环节，因此，脱离了全球价值链也就失去了发展潜力。从基础科研到具体商业模式，中国都必须继续加深与全球价值生态系统的联系，并提高产业能级和附加值创造效率。大多数外国公司反对“站队”。如果外国公司被迫选择一个标准或研发中心的地点，那么它自身也就失去了与全球价值链的联系。当然，外国公司始终会找到间接的方法来与中国保持联系，但他们最终会遵守母国的法律和政策。
更大的问题也在于，中国与西方“脱钩”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要知道中国已经形成了创新的精英商业模式，“脱钩”会拖累中国的创新表现。我认为，第一要看中国GDP增长将损失多少，第二要看中国离技术前沿有多远。
此外，还需要明确：第一，中国经济仍会增长，GDP将翻一番，但不是在15年内，而是在20到25年内。我估计“脱钩”会导致中国年均增速会下降0.4到1个百分点。第二，需要就中国的具体行业具体分析。在高科技产业的一些新兴领域，中国会保持继续前沿地位。但随着技术逐渐成熟，分工会进一步明确，价值链也会越复杂。此时，经济体距离技术前沿自然就拉远。为了维持技术前沿地位，中国需要提升精英商业模式的创新能力。总体而言，在短期或中期，维持前沿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是中国的任务之一，因为中国经济增长还有其他的动能来源，包括城市化、人力资本积累、法制建设等。但长期看，通过结构性改革去进一步释放中国精英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力量，才可以真正巩固未来信心。
在中国GDP总量翻番并成为发达经济体后，远离技术前沿的风险才可能会开始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新的压力。换言之，无论是否在全球技术创新体系中，中国的人均GDP都有望从现在1.25万美元的水平增长到2.5万美元。然而，人均GDP再要进一步增长到5万美元的水平，中国的创新型精英商业模式就必须融入全球体系。
我可能要大胆地提出一个乐观甚至理想化的预见。诚然，未来几年势必风高浪急，“脱钩”、“去风险”、“保护主义”深化、全球化退潮这些问题将此起彼伏。另外，欧美还会推行“友岸外包”，由此带来贸易转移、供应链重构，并驱动投资和研发在全球重新布局。但是，我还是相信人性会经历这个必要的学习过程。最终在10年之后，大家会再次明白加深全球化和多边融合才是康庄大道。简言之，短期看，我们会经历不少挑战，中期看，大家都要从教训中汲取经验，长期看，全球化复兴和多边合作终会释放增长潜力。我们需要给彼此更多时间。
问：听说您将在2024年初出版一部关于精英理论的学术专著。这本书将如何阐述精英理论？
卡萨斯：这部书是一部600页的专著，汇集了我关于精英理论的跨学科思考框架和理论体系。其中，我使用经济学、社会学、金融学、政治学、管理学知识提供了一套分析社会、政治经济和国际现实的理论工具，并重点研究了整个人类历史和各国的精英价值创造和攫取型价值转移的经典案例。
不过，这部书的重点还是要探讨未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不仅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选择余地上已经越来越小，反而饱受通货膨胀和债务负担的困扰。本书有助于将经济政策的焦点转向结构性改革。虽然结构改革的目标是改善宏观经济表现，但政策发力点却在于微观层面的精英商业模式。为此，本书提供了非常具体的改革策略、制度变革建议、法制化方案，以此激励价值创造型精英的壮大并推广可持续的精英商业模式。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知道哪类精英是高质量的，对一个国家是有利的？
对此，这部书深入探讨了如何去评估精英商业模式的可持续价值创造。我们可以将这种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称为“ESG 2.0”，也就是升级版的环境（E）-社会（S）-治理（G）模式。本书提出了一套评估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的新方法和评级策略。本书的方法论与资本市场使用的主流信用评级体系一样重要，可以为股权和债权的配置与组合提供有益指导。由此，本书深入到了资本市场实践层面，为金融行业提出了关于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的测度公式和估值框架。
简而言之，这部书寻求精英理论的跨学科整合与创新，涵盖了金融学、商业伦理学、地缘政治问题等重要领域。本书深入揭示了精英体系的源起与形成，构建了精英质量的测度方法，提供了洞察政治经济格局的精英视角。当然，本书旨在与读者搭建沟通平台。观察家、金融专家、决策者、商人、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和所有关注释放社会价值创造潜力的精英都会对本书的理论产生兴趣。毕竟我们很可能生活在精英体系转型最为关键的历史时刻。
王英良：我很高兴有机会采访您。我们充分讨论了为什么精英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精英理论是主流经济尚未充分重视的新框架，也是一个复杂且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系统，但精英理论也很简单，它就是关于价值创造和价值转移的学问。另外，我们还讨论了中国的精英质量、如何保持外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如何认识中美在高科技产业和创新领域的竞争和影响。我预祝您关于精英理论的专著取得成功，更期待中文版问世，祝您一切顺利，谢谢您！■
以下是笔者对卡萨斯教授的采访实录：
问：卡萨斯教授，您来自瑞士圣加伦大学，但中国发展问题却成了您的重要学术方向。你是如何开始研究中国的？
卡萨斯：我与中国结缘是因为在复旦大学留学的日子。在20多年前，我满怀着对中国文化与经济发展潜力的敬意与期待来到上海。那时，虽然中西两方在价值观存在不少竞争甚至对抗，但我们相信学术探讨、商业合作和文化交流能够架起全球化沟通的桥梁。我们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一起组织足球比赛，我还帮助中国朋友撰写留学申请书。中外学生都在尽可能地抓住机会增加交流与理解，这与今天“脱钩”与“去风险”政策风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西方精英对中国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经济高速增长、商业模式不断优化的卓越表现越来越缺少理论阐释力。我由此开始思考并构建经济发展的精英理论，深入探索中国精英体系对经济发展的独到贡献。
问：您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精英体系的价值创造商业模式密切相关。您的经济发展精英理论如何看待价值创造与价值攫取之间的关系？中国的精英体系是攫取型的还是创造型的？
卡萨斯：精英理论有一个非常简洁但直击要害的观点：价值要么被创造出来，要么被转移过来。“价值”是经济学术语，这里指人所期望的一切，从食物到机器再到社会地位。价值转移即使有时合理，但本质上仍是攫取型的。原因在于，价值转移意味着价值从社会的一个群体剥离，被另一个群体利用。此时，价值总量保持不变也不会增加。与之相比，价值创造是包容性的，因为它增加了价值总量。例如，埃隆•马斯克和马云让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过得更好。精英理论指出，一个国家和群体中的价值创造者会运用精英商业模式促进社会整体繁荣，即便普通人与他们没有直接的经济联系。
在世界各国，精英们在支柱型行业经营着收入和利润最高的商业模式，无论是电子商务、房地产还是数字产业都是如此。因此，国家经济系统的性质就取决于精英商业模式到底是包容性的价值创造，还是攫取性的价值转移。精英商业模式一旦出现就会持续存在，甚至维持几十年。所以，商业模式进一步汇聚起来形成关键影响力，这会主导经济增长的长期基本范式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为了判断经济系统的性质，我们构建了精英质量指数（EQx）及排名体系， 以此衡量精英价值创造和攫取型价值转移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
问：您提到了精英质量指数，请问哪些国家排名靠前？中国的表现如何？
卡萨斯：精英质量指数为精英理论提供了基于数据的测度体系。自2020年以来，我们使用134个指标，为全球151个国家构建精英质量指数排名。在过去4年里，新加坡和瑞士先后排名首位。需要指出的是，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可以独立于政治体系，这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都可以取得成功。重要的是精英商业模式应当实现可持续的价值创造。
根据2023全球精英质量的最新排名，中国位居第22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表现尤为难得。要知道，意大利的人均GDP位居欧盟的平均水平，达到了中国的3倍，但意大利也只排到第32位。从精英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精英是价值创造者，这是解释中国在过去40年里经济高增长表现的最重要因素。另外，国家能力也至关重要，包括国家产生创造性破坏和促进精英社会阶层流动的能力。高水平的国家能力会促进制度变革，激励价值创造，并抑制攫取型的价值转移。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商业模式的积极变化会促进技术进步。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精英质量排名一直在下降，已经到了第21位。美国精英质量的下滑源自内在矛盾的深化。一方面，美国拥有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价值创造商业模式。另一方面，美国精英商业模式正在从平民社会中攫取巨大价值，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下降就是例证。所以，美国精英商业模式的性质日益偏向攫取型而非创造型，由此弱化了美国精英质量的全球竞争力。
精英质量指数（EQx）是瑞士圣加伦大学的一个旗舰项目。我们公开了各国的精英能力指标和价值指标，还有分属4大领域的12大支柱排名。精英质量指数会成为全球精英竞争力的关键风向标。
问：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更高质量的精英商业环境。但目前的问题是，外国商业精英对中国商业环境可能缺少充足的信心。当然，中国一直在通过积极的政策措施维护企业公平竞争、开放国内市场。如何看待外国公司和投资者当前的焦虑？中国的政策会赢得外商的信心吗？
卡萨斯：我接触到的外国公司都充分相信中国的增长潜力，大家相信中国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现代化国家。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对外国企业具有不可忽视的吸引力。因此，流入中国的净外商直接投资才能在2021—2022年保持每个季度800—1000亿美元的规模。然而，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在2023年第二季度已经降至49亿美元。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际关系和地缘竞争，另一个是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变化。我更关注后者，因为中国经济前景才是外商选择中国的根本动机。
过去，外商来到中国还是为了服务欧美市场。中国降低了劳动成本，提供了高效的生产能力，改进了全球价值链的效率。现在，外商则遵循“在中国为中国”的策略。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具备了巨大市场、高质量基础设施和广阔的创新创业机会，进而成为许多行业的全球知识创造中心。然而，外商的投资信心则取决于中国消费者和民营部门的表现。用经济学理论讲，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升级，消费需替代投资成为增长的新动能。消费的繁荣将构建更高效的资本配置和创新投资模式，进而在根本上实现由创新来驱动消费。然而，创新往往伴随着高风险的活动，包括无数的试验、前赴后继的企业家、非理性的冒险。中国将扩大开放并建设高质量的市场制度，这都是必要的。但另一重要方面是巩固中国社会内生的信心，并鼓励对风险领域的投资活动，也就是面对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
问：你如何看待奈特式的“不确定性”和“非理性冒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国家如何利用政策调动企业参与创新的积极性，避免系统性风险并构建创新型社会？
卡萨斯：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践行了“改革开放”的战略，调动了企业家精神，充分释放了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在国家政策层面，顶层设计的制度之所以能够驱动增长，原因在于激励了社会自下而上的创新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源自感性驱动，而不仅仅是理性驱动。
需要指出，商业模式越新颖，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就越大。正如弗兰克•奈特在其名著《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指出的，不确定性是利润的关键。由于不确定性来自不可认知的领域，所以大多数非理性冒险都失败了。那么，当97%甚至99%的风险投资都会失败时，为什么一个理性的人会继续创新创业呢？因为非理性和动物精神是驱动创新和投资的必要条件。鼓励投资增长的政策本质上是要激发企业家勇于承受不确定性的动物精神。这些企业家正是塑造新型价值创造商业模式的未来精英。在政策上，国家也应当分担一些风险，包括承担基础科研支出、对中小企业施行税收优惠、完善破产法律法规建设、提高市场化水平、改善营商环境等。完善的制度体系能够从根本上帮助国家对冲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最终的增长挑战并非来自外部冲击，而来自内部发展动力。所有国家其实都一样，任何一揽子政策方案都需要关注人类的行为。如果要刺激消费和鼓励创新，中国必须避免成为低欲望社会，而要增强社会参与创新、承担不确定性的勇气。
不过，各国理性的精英体系都能成功地激励非理性的动物精神吗？美国的精英们重视资本主导创新收益的分配，由此激发出人工智能或核聚变领域的非凡创造力。中国也一直高度重视利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来激发企业家从不确定性中收获商业成功，由此让中国的产业从低附加值代工模式转向新能源汽车、芯片和数字化这样的高附加值业态。与美国和中国相比，法国、德国或日本的理性精英们可能就逊色不少，他们未能成功地构建有利于非理性创新的制度体系。今天，中国的政策必须进一步继续释放全社会的动物精神，包括商业阶层、消费者、年轻人都应置身事内。
问：如您所说，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和精英商业模式令人刮目相看。鉴于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和芯片方面的竞争不断升级，您认为中国会在技术领域取得全球领导地位吗？在技术标准、供应链设计或研发中心方面，外国公司是否面临“站队”的难题？
卡萨斯：目前，中国已经在众多关键技术跻身全球领先地位，包括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空间探索、清洁能源、电池等。中国的技术实力还会越来越强，前提是中国继续充分融入全球价值链。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么伟大，都不能比整个世界更伟大。强调本国优先于他国终究会“失道寡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占据技术价值链的所有关键环节，因此，脱离了全球价值链也就失去了发展潜力。从基础科研到具体商业模式，中国都必须继续加深与全球价值生态系统的联系，并提高产业能级和附加值创造效率。大多数外国公司反对“站队”。如果外国公司被迫选择一个标准或研发中心的地点，那么它自身也就失去了与全球价值链的联系。当然，外国公司始终会找到间接的方法来与中国保持联系，但他们最终会遵守母国的法律和政策。
更大的问题也在于，中国与西方“脱钩”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要知道中国已经形成了创新的精英商业模式，“脱钩”会拖累中国的创新表现。我认为，第一要看中国GDP增长将损失多少，第二要看中国离技术前沿有多远。
此外，还需要明确：第一，中国经济仍会增长，GDP将翻一番，但不是在15年内，而是在20到25年内。我估计“脱钩”会导致中国年均增速会下降0.4到1个百分点。第二，需要就中国的具体行业具体分析。在高科技产业的一些新兴领域，中国会保持继续前沿地位。但随着技术逐渐成熟，分工会进一步明确，价值链也会越复杂。此时，经济体距离技术前沿自然就拉远。为了维持技术前沿地位，中国需要提升精英商业模式的创新能力。总体而言，在短期或中期，维持前沿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是中国的任务之一，因为中国经济增长还有其他的动能来源，包括城市化、人力资本积累、法制建设等。但长期看，通过结构性改革去进一步释放中国精英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力量，才可以真正巩固未来信心。
在中国GDP总量翻番并成为发达经济体后，远离技术前沿的风险才可能会开始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新的压力。换言之，无论是否在全球技术创新体系中，中国的人均GDP都有望从现在1.25万美元的水平增长到2.5万美元。然而，人均GDP再要进一步增长到5万美元的水平，中国的创新型精英商业模式就必须融入全球体系。
我可能要大胆地提出一个乐观甚至理想化的预见。诚然，未来几年势必风高浪急，“脱钩”、“去风险”、“保护主义”深化、全球化退潮这些问题将此起彼伏。另外，欧美还会推行“友岸外包”，由此带来贸易转移、供应链重构，并驱动投资和研发在全球重新布局。但是，我还是相信人性会经历这个必要的学习过程。最终在10年之后，大家会再次明白加深全球化和多边融合才是康庄大道。简言之，短期看，我们会经历不少挑战，中期看，大家都要从教训中汲取经验，长期看，全球化复兴和多边合作终会释放增长潜力。我们需要给彼此更多时间。
问：听说您将在2024年初出版一部关于精英理论的学术专著。这本书将如何阐述精英理论？
卡萨斯：这部书是一部600页的专著，汇集了我关于精英理论的跨学科思考框架和理论体系。其中，我使用经济学、社会学、金融学、政治学、管理学知识提供了一套分析社会、政治经济和国际现实的理论工具，并重点研究了整个人类历史和各国的精英价值创造和攫取型价值转移的经典案例。
不过，这部书的重点还是要探讨未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不仅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选择余地上已经越来越小，反而饱受通货膨胀和债务负担的困扰。本书有助于将经济政策的焦点转向结构性改革。虽然结构改革的目标是改善宏观经济表现，但政策发力点却在于微观层面的精英商业模式。为此，本书提供了非常具体的改革策略、制度变革建议、法制化方案，以此激励价值创造型精英的壮大并推广可持续的精英商业模式。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知道哪类精英是高质量的，对一个国家是有利的？
对此，这部书深入探讨了如何去评估精英商业模式的可持续价值创造。我们可以将这种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称为“ESG 2.0”，也就是升级版的环境（E）-社会（S）-治理（G）模式。本书提出了一套评估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的新方法和评级策略。本书的方法论与资本市场使用的主流信用评级体系一样重要，可以为股权和债权的配置与组合提供有益指导。由此，本书深入到了资本市场实践层面，为金融行业提出了关于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的测度公式和估值框架。
简而言之，这部书寻求精英理论的跨学科整合与创新，涵盖了金融学、商业伦理学、地缘政治问题等重要领域。本书深入揭示了精英体系的源起与形成，构建了精英质量的测度方法，提供了洞察政治经济格局的精英视角。当然，本书旨在与读者搭建沟通平台。观察家、金融专家、决策者、商人、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和所有关注释放社会价值创造潜力的精英都会对本书的理论产生兴趣。毕竟我们很可能生活在精英体系转型最为关键的历史时刻。
王英良：我很高兴有机会采访您。我们充分讨论了为什么精英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精英理论是主流经济尚未充分重视的新框架，也是一个复杂且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系统，但精英理论也很简单，它就是关于价值创造和价值转移的学问。另外，我们还讨论了中国的精英质量、如何保持外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如何认识中美在高科技产业和创新领域的竞争和影响。我预祝您关于精英理论的专著取得成功，更期待中文版问世，祝您一切顺利，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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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留一段影像，回一曲挂牵。丝丝入扣、暖暖心灵 ，需飘过的醇厚与共。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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