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与其同侪：当代电影的“响”与“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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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宁均：选择缄默的，摆动了命运的钟摆；狂热躁动的，却无以为继。这种“响”与“不响”，同样存在于《奥本海默》所扎根的电影行业中。

魏宁均

■8月8日的凌晨，我走出尖沙咀的英皇戏院，电影《奥本海默》中双脚踏击礼堂的轰鸣声、原子弹试爆声、以及曾与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在《信条》中合作的作曲家路德维希•葛兰森（Ludwig Göransson）所创作的极具体积感的电影原声，仍然不绝于耳。

尽管彼时已经是电影在香港上映的19天，超过450人的IMAX影厅依然座无虚席。尽管无法前往纽约观看70毫米IMAX最为“原汁原味”的版本，但这一体验已经足够。

该电影改编于普利策传记文学奖获奖作品《美国的普罗米修斯——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辉煌与悲剧》，讲述了一位非凡人物在科学道德层面的抵牾。正如电影中这位“原子弹之父”所说：“如今我成为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影片由两场听证会的双线叙事构成——一条为彩色的画面的“裂变（Fission）”，描述原子能委员会组织的长达四周的秘密会议，以审议撤销奥本海默（Oppenheimer）的权限，直指在麦卡锡主义的阴云下该科学家被质疑直至迫害的史实；另一条“聚变（Fusion）”则由黑白画面谱成，聚焦了1959年刘易斯•斯特劳斯（Lewis Strauss）就任商务部长时的提名听证会，最终其提名被否决，也指奥本海默终得昭雪。而跨越四十年的主角生平，从剑桥大学留学到最终被授予恩里科•费米奖则成为影片漫长的插叙与两场听证会不断交错，铸成这部长达3小时的现代史诗片。

“裂变”与“聚变”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却同样能够制造强大的能量。“裂变”是一场奥本海默自述式的剖白，赤裸地站在聚光灯下，接受委员会的审问；而“聚变”却并非他的舞台，却为他的人生带来最重要的转圜。“聚变”通常能够带来比“裂变”更大的能量，诺兰也通过这一设计定下了两条线索的权重。

“响”与“不响”这组矛盾穿插在《奥本海默》电影之中。那些未曾注意的、不曾提及的、选择缄默的，成功摆动了命运的钟摆；而那些狂热的、躁动的、震耳欲聋的却无以为继。而这种“响”与“不响”也同样存在于《奥本海默》所折射的电影行业与现实世界中。

《奥本海默》在首映周末就为IMAX公司带来3500万票房分成，也是该企业有史以来取得的最高首周票房分成。已经被五次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加身的诺兰的电影成就以及剧组各成员的专业表现也被票房和媒体评分证明。

我无意在这里重复论述这部电影的“响”——即与电影直接挂钩的三小时观影体验。那些被排除在影像艺术之外，从电影立项伊始的各种争议以及如今好莱坞与观影者构建的影业宏观语境则构成了这部电影辉煌下的“不响”，拨动着电影产业的脉搏。

7月13日，在《奥本海默》英国首映式的红毯过后，为响应演员工会罢工，包括Cillian Murphy、Matt Damon、Emily Blunt各演员纷纷提早离席。之后，诺兰本人也宣布将不会在罢工期间进行任何电影创作。

在票房数字狂欢背后，每个与美国影视行业有关的人（包括观众）均正参与到这一场巨大的撕裂之中。一面是全球影迷压抑已久的观影热情被再次点燃；另一面，电影从业者与大型制片公司看似毫无进展僵持与拉扯只能为当下的热度划上一些潦草的省略号。正如影片中罗伯特•奥本海默得知原子弹已经投向日本后，沉浸在周遭近似疯狂的喜悦氛围中的他，面前却只有炫光与死寂。

寻找暗涌的源头需退回到2021年。年底，环球影业宣布发行该片，这也表示诺兰与合作9次的华纳兄弟影业分道扬镳。他与华纳兄弟影业分手的直接原因是来自其母公司华纳媒体对流媒体的野心以及其在2021年美国新冠疫情愈演愈烈时施行的发行策略——该策略被称为“Day-to-Date”，指影片会同一天在院线和旗下流媒体平台HBO Max共同上映，华纳兄弟影业于2021年发行的影片如《黑客帝国：矩阵重启》与《沙丘》均采用了这一方式。

然而，诺兰本人为传统观影的布道者，他也通过拍摄技术力陈院线观影的不可替代性。《信条》怪异的画幅，以及极高的声压和响度都是居家观影体验难以企及的。这一次的《奥本海默》则使用了70毫米胶片IMAX摄影机拍摄，而柯达公司也为该电影首次制作了70毫米黑白IMAX胶片。由于放映规格的关系，甚至观看35毫米的IMAX都是一种“缩水”的体验。

这也是为何诺兰曾多次公开批判近年电影市场流媒体优先的风气。他还在2020年称华纳媒体将其2021年发行的影片双渠道同步上映为“偷梁换柱（a bait-and-switch）”，并批驳HBO Max是“最糟糕的流媒体服务。”

故事的结局已经有了，诺兰选择了环球影业。这位导演开出的条件包括1亿美元制作经费；1亿美元宣发经费；完全的创作控制权；20%的前期票房收益；上映前后共六周的发行空窗期——以及100天的院线独占期，而环球发行的其他影片独占期一般为45天。共同竞标的包括派拉蒙影业、索尼影视娱乐以及新晋的制片方Apple工作室，而Apple无法满足诺兰的独占期（当然！），索尼则在最后一刻败下阵来。

无论是制作经费、院线独占期、以及发行空窗期都可以被视为对创作的一种保护。而维护创作的权利以及给予相应的报偿，也正是好莱坞一次又一次罢工的核心，诺兰看似是幸运的，可惜他只是极少数。

好莱坞编剧工会与演员工会成员聚集在派拉蒙影城外抗议，图片：GettyImages
好莱坞最大规模的罢工仍在持续。美国编剧工会的罢工已经超过一百天，而拥有超过16万会员的美国演员工会也在上个月加入罢工行列（上次演员工会参加罢工还是在43年前），虽然好莱坞三大工会中美国导演工会仍未表态，但美国影视行业已然全面停摆，并已经为加利福尼亚州经济造成30亿美元的连带损失。

此次罢工的起源来源于美国编剧工会和电影和电视制片人联盟在5月初谈判的破裂，编剧工会抗议制片公司为追求效率最大化而通过建立“迷你编剧室”带动的零工经济风气；抨击流媒体分成机制的不明朗；讨论提升编剧团队基本薪资和受雇时间，另外这些编剧也担心自己的创作将被制片公司无偿用来训练人工智能，并最终被它所取代。

上一次编剧工会的大规模罢工发生在2007至2008年，有趣的是，当时的争议同样涉及到“新媒体”——关乎于下载、线上点播、串流平台等新观影方式的兴起——而这些观影方式背后也存在分成不明确、编剧不受工会保护、薪资过低等种种劳资问题。

十五年后，流媒体电影已经可以与传统电影匹敌，由Netflix出品的电影已经站到了金像奖领奖台，演员、导演、以及资本开始倾向于回报周期快的小银幕，而消费者也用脚投票，加上疫情的阴云，线下院线流量不断走低。

渠道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每当有一个新媒体和新技术的出现，曾经的创意光环是否还能够被得到认可？在这一问题上，传统的创作实践似乎永远站在奥林匹斯山巅，而“门口的野蛮人”则换了一波又一波。

创作者的权益仍然是脆弱的——罢工仍在持续；而诺兰所选择的看似尊重创作者的环球影业不过是乔装打扮后的逐利者。在电影票房获得巨大成功时，母公司康卡斯特发布了庆功新闻稿《NBCUniversal Tells the Stor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因其在标题中没有提及任何主创姓名，遭到公众炮轰。该新闻稿标题现已经更名为《Christopher Nolan Tells the Stor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 Partnering with NBCUniversal from the IMAX Screen to the Newsroom》，原推文也被删除。

面对着种种科技的挟持，创作一部院线电影还重要吗？这一问题无需任何的证明。相比于你在家点开流媒体平台，前往影院观看本身就是一种承诺——它可以是为某位流量明星证明自己的热诚；或是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为自己贴上某种社会化的标签；同样也可以是为了享受电影本身，证明它还值得为你这样的人而存在——票房这一看似冰冷的数字则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层面心照不宣的一呼百应。

当下的“芭比海默（Barbenheimer）”狂潮是这一价值的缩影。它不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我们带来了象征好莱坞黄金时代类“双片联映（Double Feature）”的体验，同时它也成为文化现象，跃上各大媒体的标题，并已经在维基百科上拥有21种语言的词条。

导演弗朗西斯•科波拉称《芭比》和《奥本海默》是电影的胜利——“我的直觉表示，我们正处于黄金时期的边缘。”它似乎预示着疫情已经结束，电影业和观影人在劫后重生。”

日前，《芭比》票房已创下了女性导演影史票房记录；而《奥本海默》也跻身影史R级票房前十名。这两部电影都选用了一个颇有年代跨度的叙事主题，但却在如今这个割裂的社会制造出了它应得的社会反响，哪怕这些反响有些老生常谈，但它们却值得一次一次被这一存在百余年的媒介再一次讲出来。

任何文化作品在现实社会激起的涟漪都值得被感动，而这也是所谓“芭比海默”正在向我们展示的。这也是电影黄金时代曾带给我们的启示，电影不仅仅存在于那两个小时的体验之中。

奥本海默的“响”已经有了回音——尽管它们相比于票房很容易被忘却。2022年底，在电影预告片发布之后，美国能源部长珍妮弗•格兰霍姆（Jennifer M. Granholm）发布声明称1954年撤销奥本海默权限的决定无效，这一“有缺陷的程序（flawed process）”严重影响了这位科学家的名誉。而在戏外，在这部电影取得巨大成功后，华纳兄弟影业的联席首席执行官Michael De Luca和Pam Abdy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想让诺兰回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