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一个深度贫困县，打破「县中魔咒」之后
+ 查看更多

会泽的孩子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林松果

■【在中国的县域教育中，会泽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样本。作为资源极其有限的贫困县，它探索出了一套教育模式，用辛苦和汗水、超出平均水平的学习强度，以及严苛的军事化管理，把无数孩子送出大山、摆脱原定的命运。

也因为这种成功，云南开始在全省推广「会泽模式」，超过20位校长和教育系统官员离开会泽，被输送到其他地州。这种「苦读」模式，正在影响整个云南的教育生态。

但我们写下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解释「会泽模式」如何成功，而是想呈现一种处境，一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县教育的求生之路，是社会状况的一种体现：当上升通道变得狭窄时，赤手空拳的人还能怎么做？没有完美的策略，只有不得不如此。】

一座贫困县，上百清北生

八月，正是一往无前的日子。不久后，全国970万大学新生，就要拖着行李箱奔赴大学校园。或许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这种快乐会更加强烈。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一座滇东北群山中的县城。今年高考，会泽县的9000多考生，有3337人考上了一本，一本率35.9%，14人考入清华北大。

作为一个曾经的深度贫困县，这个成绩意味着什么呢？在一些关于「县中塌陷」的研究里，全国的很多县城中学，一本率不到5%，云南全省的一本率大概是15%。在云南省内的某些盘点中，会泽县超过云南腾冲、龙陵和宣威，成为2023年的云南教育第一县。

但会泽今年的成绩并非意外。实际上，它正因自己的教育模式而闻名——过去10年里，这个县城有接近200人被清北录取，尤其是2017年，全县有27人考入清华北大。会泽教育的特点还在于均衡，没有超级中学，全县七所高中，成绩相差不大，几乎每所学校都有清北生，更多孩子经由教育走出了大山。

或许你多少在新闻中见过这些孩子的故事：

2018年，来自会泽山村的崔庆涛，被北京大学录取，快递员送录取通知书时，他正和爸爸在村里的工地上拌砂浆、打小工挣钱；

2020年，毕业于会泽茚旺高中的张沁芳，高考数学满分，总分进入全省前50名，考入北大，张沁芳父亲残疾，家中有兄妹三人，记者到她家采访时，她正背着篓子和妈妈在田里摘辣椒；

也是2020年春天，疫情时期上网课，家在会泽山区的高三女孩范天兰，家里信号不好，只能爬上山坡找网。在海拔2500米、毫无遮挡的山坡上，她裹着大衣坐在石头上听课，满山积雪，寒风吹彻，她被人拍下视频，网友称她是「山坡找网女孩」。那年她考出644的高分，被西南大学录取，成为公费师范生。

他们的故事就是会泽教育的元叙事：足够苦，出身苦，求学也苦，但苦之后也有可兑现的甜。

会泽在滇东北群山之间，是乌蒙山的余脉，曾以产铜著名，因为自然环境恶劣，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云南的深度贫困县。北京大学教授林小英在她的作品《县中的孩子》里提到，县中的孩子就像剩下的孩子，在城市精英教育为标准的系统中，被挤向边缘。但会泽改写了这个故事的版本——在这里，寒门依然可以出贵子。

在中国的县域教育中，会泽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样本。作为资源极其有限的贫困县，它探索出了一套教育模式，用辛苦和汗水、超出平均水平的学习强度，以及严苛的军事化管理，把无数孩子送出大山、摆脱原定的命运。

也因为这种成功，云南开始在全省推广「会泽模式」，超过20位校长和教育系统官员离开会泽，被输送到其他地州。这种「苦读」模式，正在影响整个云南的教育生态。

但我们写下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解释「会泽模式」如何成功，而是想呈现一种处境，一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县教育的求生之路，是社会状况的一种体现：当上升通道变得狭窄时，赤手空拳的人还能怎么做？没有完美的策略，只有不得不如此。

我们也要看到成功的背面：这种模式塑造的，是人们极度求稳的心态；孩子们在奋进的同时，或许也在感受到痛苦；以及在进入城市之后，他们要度过漫长的适应期。

同样要关注的是，当这样的教育模式在全省推广时，它到底是会一如既往地奏效，还是会像「剧场效应」那样，剧场里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大家不得不全部站起来，到最后，这会不会是一场零和博弈。

会泽的孩子

7月，高考成绩刚刚公布。我们从会泽县城出发，想去一位学生的家里看看。今年会泽县高考理科第四名刘禹，毕业于会泽一中，已被清华大学录取。他家在距离县城40多公里的者海镇，房子建在山上。

在乡镇的农贸市场，我们见到了他妈妈。她在这里支了一个小摊卖豆腐，每天早上4点起床，下午5点收摊，豆腐2.5元一斤，豆花一小袋1元，一天收入百元，中午吃的是茄子煮洋芋，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28年。靠着豆腐摊，她养大了两个孩子。

她齐刘海，穿裙子，做事很麻利，椅子上一个布袋子，装着五块十块的零钱。见到我们来，她最先问的问题是：「北京的东西贵不贵？」她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家庭条件差，特别担心这个生活费。」

去刘禹家的路上，一直是弯弯曲曲的山路，在玉米地旁边，墙上刷着标语：「会泽缺条件，但不缺精神，不缺斗志」。一边的驾校广告上写，「文盲半文盲，包教包会」。会泽多山，产业以农业为主，产洋芋，孩子考得好了，人们会说「还是吃洋芋的娃娃聪明」。环境如何恶劣，当地有一句俗语：「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春种一大片，秋收一小箩。」

能走到今天，每个会泽孩子都付出了非常多。

我们试着通过不同的视角来观察。比如有一家来自成都的公益机构，从2013年开始在会泽资助贫困学生，十年里，他们是长久的见证者，记录了很多会泽孩子的故事：

会泽县的一些乡镇在山上，海拔高，前几年乡上的初中很简陋，冬天没有热水，很多孩子会因此辍学——环境太艰难，任何微小的事情，都可能成为孩子放弃求学的原因。

志愿者们去家访，路程往往也艰难，「一脚水，一脚泥」，「会泽一直有雨，山里大雾弥漫，能见度很低，学生的家住得都很偏远，求学的路、回家的路，又美丽，又孤独」。

有人说，家访时孩子来接他，掰了一根树枝，他以为是用来打狗，但后来发现，孩子是在用树枝抽打路边的草和树，为了不让他把衣服沾湿。「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这是山里孩子才有的经验。

受资助的孩子会给资助人写信，一位男生写到，高中开学，也是他第一次到了县城，晕车晕得厉害，他震惊于高中的奢华，「卫生间和洗漱台都有」，生活服务体系也很完善，后面一句话让人心酸，他想象中，「这就意味着高消费式的学习和生活」。

山区求学的困难，当然不仅仅是学生之难。在很长时间里，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困境。

会泽县曾经是云南省27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000年前后，很多学校校舍都还很破旧，有一种说法是，当时老师们连买粉笔的钱都不够，家底非常薄弱。

困境也跟当时的教育管理体制有关。当时中国的乡镇学校，由乡镇的文化教育办公室来管理，财务和人事权力都在基层。这看似灵活，实则会因为多头管理，复杂低效，资源无法集中。比如当时，学校校长由乡镇党委聘用，教育部门无法插手，乡镇中学换了校长，县教育局长可能都不知情。

一篇2005年发表的小说，记录了当时会泽的教育状况。小说作者是会泽县文化局前副局长朱家凤，他在乡镇中学教过书。小说开头，就是农村中学的教室漏雨，学生被困，无法上课。班主任去找校长，校长有苦难言，「我们是后娘养的，教育局说我们吃的是乡政府的饭，主要由乡上管；乡长说教育局是我们的业务主管部门，凡事多找教育局。」

一位村小校长评价说，小说里校长的话，道出了真情：首先是投入的严重不足，又难以到位；其次是管理体制上的不顺，农村学校「婆婆」多，究竟听哪个「婆婆」的才能解决问题，「媳妇」实在无所适从；再次，农村学校生活条件艰苦，教学条件差，但教育经费并未向农村学校倾斜。

赵正奎是会泽县茚旺高中的教师，今年50多岁，是个胖胖的、很和善的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一直在会泽任教，也做过副校长，做过年级主任。他记得，大概2000年前后，百万人口的会泽县，县城只有一所高中，其他的高中都在山区，教学质量「难以启齿」，每年本科上线不过个位数。放眼全县，每年本科上线也就几百人。

在那个年代，会泽在整个曲靖市的成绩排倒数第一，生源流失率排正数第一。大量的优质生源，都去了隔壁的宣威或曲靖市区。

当时会泽有个卷烟厂，效益不错，厂长每年出资200多万支持教育，但他有一次开玩笑说，出钱企业倒是很乐意，但就是感觉投入产出比不行，开个玩笑，是「鸵鸟下出了鹌鹑蛋」。

这种情况之下，老师们工作没有价值感，又看不到上升空间。赵正奎说，当时他们出门，会不好意思说自己在会泽教书，更不好意思说教的是高中。还有的老师会选择在这份工作上「躺平」，下了课就从事第二职业，比如做生意或者开滴滴。

另一位语文老师王惠琼记得，那时她在乡镇教初中，有年有个地理考题，让学生写出全国三个自治区，孩子们写的是宣威、会泽、曲靖……他们没有走出过大山，不知道山外是怎样的世界。

就像林小英在研究中发现的那样，所谓「县中的孩子」，其实也有分层——可以被划分为「村小的孩子」和「县中的孩子」两个阶段。在村小就读的孩子，如果要到县中，其实也要经历多次粗筛。我们今天说的「小镇做题家」，实际是已经经历四轮筛选、跨过高考独木桥的人，已经很不容易。

苦的土壤

在会泽采访的10天里，我常常在晚上10点多出门，到各个高中门口，教学楼依然灯火通明。如果这个时刻在上空俯瞰，或许你会看到，一片漆黑的山谷坝子里，只有几处还异常明亮，像夏夜中的星星。它们不是工厂，不是办公室，是孩子们还在上晚自习。这种明亮，是对成绩的某种说明。

每个月末的两天假期，绿色的乡村小巴如候鸟般，从县城开到山区，吞吐几千个孩子，两天后又把他们运回县城。新的一个月开始了。

这样的生活，孩子们要过上三年。有些偏远乡镇的孩子初中开始寄宿，这也意味着他们从12岁开始，就要离开父母生活。

这样的作息表，在会泽也已持续了好些年。2002年是会泽教育的转折点，改革自这一年始。

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到底是什么原因触发了教育改革，我们听到了各种说法。有人说，是退休的领导们对现状太过失望，给县领导写信。有人说，是因为当时的县委书记全力支持。还有人说，是因为那年会泽新上任的教育局长陈加明，他在任16年，主导了会泽的教育改革。也许这都是原因。

要改革，首先要有目标。县委书记带队，去了隔壁升学率更高的宣威学习。会泽的老师们进到了宣威的教室，听课，学细节，也学管理。

会泽东陆高中的一位老师跟我们谈到，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就在那时。当时他在乡下教书，突然听到消息，县城一所很好的中学在公开选拔教师，6个岗位，40多人考，他考过了，调到了县城。这件事听起来稀松平常，但他说，那在会泽历史上是第一次，「开创了一个公开、公平选拔老师的先河，只要考过了，校长顶住各种压力就要你」。

这位老师个人的命运，也是整个教育改革的折射。2002年之后，会泽开风气之先，在曲靖市第一个取消了乡镇文化教育办公室，把财权和人事权收回了县教育局。同时取消了教育机构的行政级别——在之前，会泽一中是正科级单位，一中的校长和县教育局局长属于平级，很难指挥。取消之后，县教育局把所有权力收回，开始统一调配。

同时，他们开始在县城兴建更多的学校。2004年，建立了第二所高中，会泽县实验中学，2008年建了第三所，会泽茚旺高中。这些年又陆续建了四所高中。现在整个会泽县城，共有七所高中，校舍大而新，设施齐备，每一届学生近万人。

把学生们集中到县城，便于统一管理，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同时让广大的乡镇教师看到上升通道，有了改变命运的可能。

至于教育的细节要怎么做，当时会泽县教育局长陈加明提出了一个口号：「苦字当头，实干兴校」。今年7月，我们在会泽走访时，看到这八个字还刷在许多学校的外墙上。

何为苦？

首先是超长的学习时间。全县高中都取消走读制，学生一律住宿。会泽七所高中的作息都差不多，每天早上6：30左右起床，午休一小时，晚上11：00左右下晚自习。每周日下午休息半天，每个月放月假两天。

会泽全县规模最大的、公认成绩最好的高中，是茚旺高级中学，它曾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一所高中，最多时学生有7300多人，现在也有超过5000人。这所中学的创始校长李兴富，研究了一套管理超大中学的方法论，叫「四全管理方案」，全员、全程、全方位、全封闭。

全员，指学校所有老师都要参与学校管理；全程，是说学生的一切活动，班主任都要跟踪，从早上在宿舍催起床，到晚上盯着他们睡觉，任何时段，在学校楼道里都有老师在观察，有没有人违纪，比如抽烟和玩手机。

在会泽的高中，手机是大忌。一位2019年至2022年就读于会泽一中的学生记得，有学生玩手机被发现，被要求在周一的升旗仪式上，当着全校的面打一桶水，把手机扔进去，让它彻底报废，要么自己当场把手机踩烂。在茚旺高中，学生进校必须交手机，原来学校专门建了一个通话大厅，装了一两百部电话，学生可以刷卡和家里通话。现在是在教学楼楼道里装了固定电话，有事就这样和家里联系。

赵正奎曾经担任过茚旺中学年级组组长，他向我们解释，会泽的孩子90%都来自农村，全封闭、寄宿制的管理方式，是为了把干扰因素全部排除，减少杂念。比如孩子寄宿了，单亲家庭或者不稳定家庭的孩子，不用回家，情感不会有波动；孩子们寄宿，也不会在放学后受到「社会青年」的影响；在学校里，大家生活都一样，没有攀比，孩子们也不会被「不正确的消费观」所影响。总之，要「把这些不利因素降到最低」。

另一种苦是在于，要让全县这么多学生，包括大部分基础并不算好的山区学生把成绩提起来，这意味着老师们也要付出相当的辛苦，一切都要特别细。

一位在会泽求学、后来去了曲靖一中（这是云南省内最顶尖的中学之一）工作的老师告诉我，他经历过两种不同的教育风格。现在他工作的曲靖一中，因为可以在全市招生，生源质量好，更鼓励大家自由探索。而在会泽读书时，老师会统一备课、制定教学计划，细到每天的每一分钟，学生不用自己规划，老师们永远有安排。

杨以栗是2022年刚从会泽一中毕业的理科班学生，关于教学的细致程度，她举过两个例子。首先，她所在的一个年级，就被分成了四个层次，命名为重点班、弘毅班、实验班……班级与班级之间的分层教学，已经比绝大多数学校都细。

其次，高中时他们有个「天天练」的模式。每天早上，科任老师会根据大家的弱项，发一张卷子，当天中午或晚上就要讲，学生只能在课余时间完成，比如压缩午饭时间来做卷子；到了晚自习，全年级上同一个学科的课，再发一张卷子，做完马上讲，发现问题就再出题，再训练。足够细致、高效。

成都的公益组织资助了会泽孩子十年，我很好奇地问过工作人员祁阳，为什么对会泽的资助能坚持这么久？他说有很现实的原因，因为会泽人多，贫困程度深，一个村就能找到几个可资助的家庭，效率更高。

但也跟会泽的整体氛围有关。他们的资助观念是，资助费用大概占孩子读书花费的一半，剩下一半需家长承担，「我们是给家长帮忙」。他去过很多省份，包括云南、贵州、四川、甘肃，至少在十年前，在很多地方，孩子初中毕业去打工是常见的，而在会泽，家长明显更重视读书，孩子同样如此，只要成绩稍微好一些，他们就会更希望留在学校。

一个县域能选择用这么苦的方式做教育，并且这种模式能延续下来，取得成功，也就意味着这里有土壤。大山里的生活太苦了，无论是家长、孩子还是老师，都认可「通过吃苦改变命运」。

在我们理解中，这也是出于现实的考量。在家庭很难提供教育资源的情况下，学校接管了这一切，尽力满足了教育需求。苦是唯一的选择。

就像今年夏天，我们在茚旺高中的外墙上看到的横幅，上面写到：「穷不读书，穷根难断；富不读书，富不长久。」

35.9%的一本率，从何而来

如果今年夏天你到会泽，看看各个高中门口的红榜，或许会觉得惊讶。这是在中国的县城中很难看到的生态——一个县城，七所高中，一本率都在30%-45%之间，且七所高中，五所都有清北生，成绩相当均衡。今年会泽唯一进入全省前50名的学生，就出自一所刚建成的高中。

一个县城，不是把尖子生集中到一所学校，而是多所中学齐头并进，这相当罕见。比起高强度、长时间的苦读模式，这种均衡或许是更珍贵之处，因为它意味着更多的普通孩子有了机会，也意味着，这背后行政力量在起作用，通过制度的合理调控，教育均衡是可实现的。

会泽教育系统对高中的管理模式，整体是集团化办学，但在内部又有「赛马」机制。

会泽七所中学，生源没有高低之分，每年招生是滚动划片。会泽的初中分为三类，一类在县城，二类在相对较远的乡镇，三类在偏远的高海拔山区。每所高中都会分到这一、二、三类初中的生源，且每年分到的都不一样。中考后教育局才会公布具体名单。

这样的制度设计，会激发人的好胜心、竞争的活力——每所学校分到的生源大体相同，三年后成绩如何，看的是学校怎么教，看老师的水平和努力。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今年的会泽一中，在校门口的红榜上骄傲地宣布：他们今年这届毕业生，三年前中考，0人进入全县前30名，但今年高考，全县前7名他们占了4人。

会泽一中的一位老师告诉我，每年滚动划片，他们都会分到一些偏远乡镇的生源，这些地方的孩子，在书写、综合能力和知识体系上都和县城孩子有差距。所以老师们要在高中三年里，帮他们做好衔接转换，再帮他们奋起直追。谈起这里，老师们语气里是有一种骄傲在的，因为他们真正实现了让学生「低进优出」。

会泽县城从一所高中到七所，如何分配资源，这背后是强有力的政策调控。

2008年，会泽决定筹建茚旺高中，并把这所学校当做建设重点。据我们所知，当时的会泽县委，对这所中学的师资队伍组建，给了极大的支持。吴永春是云南一家教育智库的创始人、教育学博士，也和茚旺高中的第一任校长李兴富相熟，他听到的版本是，「李校长要哪个人，一个星期之内，这个人就去茚旺高中报到了」，「在云南很多县份，调动一个老师，那都是各种干预，县委书记不一定能做决定，很少有地方做得到会泽这样。」

新高中不断建立，对老牌名校会泽一中来说，是不小的冲击，这意味着他们的优质生源和教师，多少会丧失。会泽一中的一位教师跟我们谈到这点时，有些心酸，他说，最开始会泽一中一家独大，后来新学校不断起来，从「三足鼎立」，到「四轮驱动」，现在七家，已经是「百花齐放」了。

教体局紧紧握住了教师资源的分配权，在七所学校之间按需流动。2022年在会泽一中毕业的杨以栗，高中三年换了三批老师。一个背景是，当时会泽县东陆高中刚刚建立，很多骨干教师都被抽调，去支援这所新学校。

对学校恶性竞争的调控，细到什么程度，茚旺高中的赵正奎老师给我们举过一个例子。前几年会泽出过一个政策，全县中考前300名，可以在会泽一中、会泽实验学校、茚旺高中这三所学校之间自由选择。尖子生是最诱人的资源，一旦有了活动空间，争抢就开始了。教育局很快发现不对，在第二年就调整政策，严格滚动划片，任何学校都不允许招片区外的学生。

防止恶性竞争的另一条思路，是为每所学校设定自己的KPI。七所高中，建立时间不同，规模不同，水平还是有差距，教育局给它们设置的KPI也不同——比如一本率、600分以上人数、学科水平系数……到高考，每所学校是拿着成绩跟教体局交差，不必盯着县里其他中学，而是跟整个云南省的考生竞争。

一个健康、均衡的机制搭建起来了，接下来要完成的，就是帮绝大多数的学生站起来。

会泽东陆高中的一位语文老师，教出过十几位清华北大生，在他的理解里，「清华北大靠天分，一本二本靠基础」。他说，「我们云南有句话，鸡枞（指尖子生）不是哪里都可以出的，但是最重要、最本分的东西是基础，不放弃那些差一些的学生，要整体推进，整体都好」。他说这个观念，是整个会泽教育的意志。

整体推进怎么做，整个会泽是一个教育集团，由教体局教科所统筹管理。九大学科，每个学科都有一个学科带头人，分布在不同学校。比如语文的学科带头人，就在会泽县实验高中，每次全县统考完，全县的语文老师就集中在实验高中，一起研究，发现问题，提出方案。茚旺高中的赵正奎老师提到这一点，语气里是毫无芥蒂的，「大家非常健康，没有同行相轻，没有藏着掖着。」

最后需要解释的，是教师们的待遇问题。实际上他们的工资不算高——在曲靖，只是「不上不下」的水平，毕竟会泽曾是贫困县，财政不富裕。但它不像一些县，财政困难了，首先就是拖欠教师工资，在会泽，教师工资从不拖欠，甚至每个月的工资都会在上个月底提前发放。

县中衡中化，学生所承受的

我们也必须关心学生们的心灵。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度过高中三年，到底是怎样的感受，他们有自己的声音——

一位几年前毕业于会泽一中的男生，在一篇文章里写过，高中课间十分钟，其实只有七分钟，因为学校会提前三分钟打上课铃，这三分钟是「课前读」时间，学生们需要站起来大声朗读，以便迅速进入下一堂课的状态。但问题在于，就七分钟，再遇上老师拖堂，学生连上厕所的时间都不够。

2022年毕业的杨以栗，对课间上厕所的痛苦记忆犹新。当时他们一层楼有8-10个班级，只有一个女厕，蹲位不多，要抢，但老师常常拖堂。如果想上厕所，她每次都会提前准备，老师一说下课，「就冲在老师前面跑出去」。但还是有几次，刚跑到厕所，上课铃已经响了，那种心情是绝望的。

高中三年，他们不能使用手机，但与外界沟通的渴望是无法压抑的。杨以栗他们班最开始买过一部公用手机，用班费交话费，以备不时之需。但后来，一些人开始用它发消息聊天，「真的太疯了，抱回宿舍蹲着聊，话费蹭蹭就上去了」。后来，这部手机就被停用了。

埋头苦读三年，学生们也很难从某些地方获得精神的喘息，比如，读闲书是奢侈的。为了应对高考作文，从高一开始，学校每周会印一些素材，比如时政报道、人物故事、名言警句，让学生去仿写。这就是他们极少能接触到的阅读资源。每次收到它们的时候，杨以栗都觉得珍贵，「当你极度无聊的时候，会觉得那些句子也写得挺好的」。

这种制度里，另一个特征是高度的目标导向，以及人的原子化。杨以栗高中三年，分了三次班，同学、师生关系都不稳定，很难产生连接，每个人的目标都是高效利用时间，提升成绩。

林小英老师在采访中谈过，现在的县域高中有全面「衡水化」的趋势——学校规模一般都很大，因此就得引入超常的管理手段。它会带来非常细致的绩效化，发展出非常多的制度规章，严格奖优罚劣，「基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协作而完成的教育基本不可能」、「你是谁并不重要，是数字当中的一个点」。

这与我们在会泽采访时的感受相似。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活在系统里」。

会泽一中的王思联老师提到，大概在2012年，他们组织去河北衡水中学学习，回来之后，重点做了几点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制度，就是「末位扣分」。我问他：在什么事情上可以排末位？他解释说：任何事情都会有最后一名。

比如他们每天安排老师（主要是班主任）值日，检查全校的课堂纪律，比如课上有无学生打盹、讲话、玩东西。教室、操场和监控，都是值日巡察的范围，课堂纪律最差的班级，将会被扣一分，而这个分数，直接与班主任的奖金挂钩。而且制度规定，值日的老师必须找出末位，扣掉那一分，不然，他/她自己的分就会被扣掉。

这项制度实行一段时间之后，课堂纪律明显变好了，有时很难找到扣分项了，值日的老师无奈，会把巡察的时间提前，在课前就开始，必须扣掉那一分——因为他们要保住自己那一分。

小镇做题家进城之后

我们在会泽采访时，正是考生们报志愿的时候。见面时，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刘禹的妈妈蹙着眉，有些发愁，她说，想让孩子报免费师范生，但孩子选了清华的计算机专业。她怕免费师范生浪费了孩子的高分，又不确定计算机专业的前途。

这位母亲的忧愁，是会泽家长们观念的缩影。我们发现，纵使是在全社会趋向保守化的今天，会泽孩子们的志愿，也呈现出了超出平均水平的求稳，他们非常明确地倾向四个专业——军、警、师、医。

很多人认为，对高分学生来说，最好的选择之一是免费师范生。免费师范生免学费，且每个月还有生活补贴，能极大减轻家庭负担；其次，在各地教师超编、师范生找工作难的大背景下，免费师范生只要一被录取，就一定有编制，毕业一定有工作，是真正的铁饭碗。

在会泽，我遇到一位年轻教师，姓刘，出身会泽山区家庭，他们一家三个孩子，他、他姐姐、他弟弟，都是免费师范生，现在也都在学校教书。刘老师当年的成绩超出了理科一本线110分，本可以报考武汉大学医学部，但考虑到稳定，最后还是选择了西南大学的免费师范生。而他的弟弟，分数可以报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或者去一所知名医学院，但父母担心他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也是让他读了免费师范生。

贫穷是如此深刻地影响人的选择。会泽一中的王惠琼老师，完全理解家长的心情，她说，「选专业，最重要的是能保证稳定就业。如果你报其他专业，风险太大了，我们的孩子可能读大学要贷款，如果毕业之后又没有工作，怎么还？所以他们一定要很现实、很实际。」

在免费师范生之外，军、警同样是会泽人最尊崇的选择。从各个学校的喜报就能看出他们的价值观——在高考红榜上，学生们被火箭军工程大学、陆军军医大学、武警工程大学录取的消息，排在清华、北大的录取喜报之前。

贫穷当然也在影响孩子们的成绩。祈阳告诉我，几年前，他们在资助的一些省份做过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孩子的家庭经济状况，和他们的成绩大体是呈正相关的。

他们资助的孩子们，是家庭条件最差的3%到5%的学生，和自己的同学相比，这些孩子在生活中有更多烦恼，比如家人的病痛、变故，对经济状况的忧心，或是人际关系问题。他们的生活就像一个搭得潦草的积木，只要有一根松动，可能就会坍塌，自我放弃。从数据来看也是如此，他们资助的孩子，只有极个别能考上重点大学，大多数考上的是普通的二本学校。

好了，到了这里，幸运的孩子终于进了窄门，进入大学与城市，他们面临的将是什么呢？

杨以栗，已经是成都这家公益组织资助的少见的高分学生。2022年高考，她以超出一本线接近50分的成绩，考入云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她的家庭条件不算好，读大学，家里贷了款。

她是个有些内向的女孩，谢绝了和我见面，更愿意电话聊天，她说这样自己会更放松。她在大学的操场边坐着，讲起入学一年的感受，旁边是男生们打篮球的声音、夏夜的风声。

从山区进入城市，她需要学习太多事情——比如，学习如何坐地铁。去大学报到，是她第一次离开会泽到昆明，不会坐地铁，一个人跌跌撞撞才找到学校。大学在昆明郊外的呈贡区，她也很少出校门，第一个学期结束了，要回家，她问大学室友要怎么坐地铁，室友们的语气是有点扎人的，「你怎么连地铁都不会坐？」「怎么连地图都不会看？」

她转而求助自己的高中同学，因为同学也在附近上学，她问：地铁从哪个方向来，要在哪里转站，但她发现，同学也不知道。同学回家的时候，又打电话咨询她，问她是怎么回的家。就是这样一个个微小的细节，「我发现我和她们（大学同学）的差距太大了。」

大一这一年，她还是按照高中的习惯，作业当天完成，不拖延；要考四六级，每天都要刷一两页题才睡，「心里才安稳」；每天只留一小时放松。但她的舍友们，已经在享受大学的闲暇，会在交作业前夜赶到凌晨四点。她的自律和勤奋，有时会被大家开玩笑，说她「卷」，时间一长，她就不在宿舍做作业了，而是一个人去图书馆。慢慢的，真的就变成了一个人。

她没有加入任何社团。刚入学，也去过团委、学生会那样的组织，但是面试时对方会问，「你有什么优势吗？」她答不上来，「像我们这种贫困山区的家庭，家里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培训，没见过太大的世面」，反观那些城里的同学，有特长，一下子就聊得开。讲到这里，我们谈话的气温低了下来。

就像郑雅君的《金榜题名之后》提到的，大学对出身贫困的孩子来说，是一个迷宫。这也真切地发生在杨以栗身上。她学的生命科学，是一个重视实验室实践的学科，她的有些同学，有家人朋友们教导，或者有相熟的学长学姐指点，早早就知道要引起老师注意，加入实验室，获得机会。

但在我和杨以栗的谈话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在讨论，如何才能让她鼓足勇气，敢于开口和老师说话。或者退一步，如果要给老师发「套瓷」邮件，应该怎么写下邮件的开头。

谈话的最后，我们从低迷的就业率，谈到她当初为何选择了这个专业。就像其他的会泽孩子一样，报志愿时，她最先考虑军校，但分数不够，身高也不够。又想着报医学，分数也差一些。最后她选了师范。「我们见过的东西太少了，这就是我们认知里比较好的职业。」

选了师范，读什么专业呢，她拿着学校发的两大本指导手册，里面很多专业，她都没听过，也完全不知道毕业之后能干什么，最后，她选了生物。直到入了学，才知道「生化环材」被一些人称为四大天坑，也才知道，生物其实是教师缺口最小的学科之一，找工作可能要努把力。

她讲起那时自己的纠结、命运的阴差阳错——她当时想读免费师范生，但是免费师范生的分数太高，唯一有可能的学校，是昆明学院。这是一所名气比云南师范大学小得多的学校。

我问她，如果再来一次，她会不会选择昆明学院。19岁的女孩告诉我，她会，「免费师范生，更多了一层保障」、「读了一年，我发现还是要向现实低头。」

是公益组织的祁阳把杨以栗推荐给我的。他在这个机构十多年，看着一代又一代贫困学生们通过高考，走出大山，也同样看着孩子们在城市里受挫。到了城市，他们要适应落差，也要第一次问自己关于意义感的问题：我擅长做什么？我以后想做什么？

祁阳说，这些偏远、贫困家庭的孩子，因为视野或者认知的闭塞，就算上了重点大学，也很难在城市落脚，他们的竞争力会比城市孩子差很多。就像林小英老师在书里讲到的，县中的孩子，「在学业基础、学习习惯、学习投入、竞争意识和职业规划方面确实处于弱势的地位」。

所以，很多人最后还是会回到县城。如果能进入体制，成为老师、公务员或医生，这已经是梦想成真，实现了家庭的跃迁。

有个细节可以证明这一点。会泽的教师岗位，目前已超编500多人，但现在会泽县政府的留言板上，还有源源不断的毕业生在提问，想知道能否考回会泽。也因为教师饱和，这几年，会泽的毕业生们已经考到了附近的贵州，当地人称之为「会泽巡考大军」。

推广会泽模式，然后呢

我们之所以花如此长的篇幅去讨论会泽模式，不仅因为它在一个县城里取得的卓越成就，更因为在过去几年里，它已经在全云南省推广开。这是一个关系几十万学生的议题。

推广的介质，是校长和官员。根据吴永春所在的教育智库的盘点，在过去几年，会泽为全云南输出了近30位中学校长。比如会泽茚旺中学的创始校长李兴富，是云南教育界的名人，后来创办了云南民大附中，这所中学现在是全省名校；茚旺高中的第二任校长付飞，后到了云南保山一中任校长。

教而优则仕，会泽校长，甚至是从政的一块跳板。曾经担任过会泽一中校长的方强，2022年成为保山市教体局局长；方强的继任者查沥波，在会泽一中任职仅一年，2023年调任曲靖市马龙区教体局局长；至于在会泽做出成绩的两任局长张宏和陈加明，现在分别是普洱市教体局副局长和普洱市教育发展顾问。

官员和校长们，把会泽的经验带到各地。而云南其他地区的孩子，也正被家长们送到会泽来读书。

但在今年三月，我和云南的几位中学老师聊过，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的地区和学校，不一定适合这样的教育模式。

一位保山的教师说，她所在的学校，生源质量排名全市倒数，学生们也要这么学，太累了。另一位教师则觉得，会泽的苦有其土壤，因为贫瘠，大家认可苦学这条路，认可儒家文化里的「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但云南南部物产丰饶，「你什么都不做，地里也会长出东西」，而且人们离主流文化更远，竞争的心态也更弱。

还有一位教师，写文章评论会泽模式，他说：「会泽模式」本身一定好吗？第一，教育有投入和产出的问题，教育资源投入多，自然产出也多。第二，「会泽模式」本质上还是应试教育，跟衡水模式没什么区别。「大家去打听下会泽高中的学生教师作息时间就清楚，学生早上六点多起床，晚上十一点多才睡觉，学生被以科学化、大工业的手段进行『标准化』生产，从长远看，真的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了吗？」

他提到一个词是「剧场效应」，意思是在剧场里，当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后面的人都不得不站起来，这是一种内耗、内卷——以前只有会泽这么学，所以会泽的孩子，可以战胜云南省其他地州的孩子，但当全省的孩子都这么学，确实有内卷的可能。

再往深了说，或许该问的是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为什么全国高校在云南的招生名额这么少？为什么云南没有一所985、只有一所211？

我们在会泽采访时，也有一些老师表达了对会泽模式的隐忧——今年是云南高考改革的第二年，无论是课本还是考卷，都对原来那种大量练习、大量机械记忆的学习方法，提出了挑战。

拿语文学科举例，语文老师王惠琼说她「特别着急」，新高考之下，考题是「反套路」的，考学生的综合素质，比如阅读能力、思考能力、对生活的理解力。他们刚考过一张卷子，阅读理解是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有学生就空题了，读不懂，也因为在这里卡了壳，耽误了时间，作文都没写完。

新的语文教材，要求学生们整本阅读《红楼梦》和《乡土中国》，还有「跨媒介阅读」单元，要求学生了解电影、文学和绘画。对会泽的老师们来说，教这些是不小的挑战，对孩子们来说，更是奢侈。毕竟在排得满满当当的课程里，很少有余裕，能留给他们啃掉厚厚的《红楼梦》，或者凝神欣赏《蒙娜丽莎》。

聊到这一点时，杨以栗也记得，她做过一道英语作文题，是给考生一段话，让他们展开想象力去续写，她在这样的题目上也卡过壳，「就算我把前面那段话读懂了，但我幻想不出下面的东西。」在她的求学经历里，少有这样的教育。直到上了大学，她才开始补上自己落下的阅读课，从基础的书籍读起，比如《追风筝的人》、《瓦尔登湖》。

以上这些情况，意味着在未来的高考模式下，城乡差距会进一步拉大。会泽的孩子们仍有很远的路要走。或许竞争不再是从高中而是从童年开始，从他们翻开的第一本文学书、听到的第一个故事开始。■

（应采访对象要求，杨以栗、刘禹、祁阳为化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