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担任财长整体上肯定利好整体经济和市场”；“我认为这对美国来说将是件好事”。
发布日期：2024-11-24 19:24
金钟
■【对申迪来说，妈妈是什么呢？聊天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她突然想到了。
「如果要让我来写一本《我的天才女友》的话，我的妈妈就是我的天才女友。」】
没有婚礼，先有了婚礼致辞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现在好。
今天是我女儿和女婿特殊的日子，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代表我们全家，对到场的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亲爱的女婿，你若爱她，就让你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她。」
天快要亮了，一位紧张的母亲，正在排练自己在女儿婚礼上的致辞。她拿着一份长长的草稿，无意间说起，这份致辞，自己三年前就写好了——三年前，女儿甚至还没有对象。
这对母女看起来并非亲密无间，谈话时带着距离，母亲排练的时候，女儿在玩手机。最动人的瞬间，出现在最后。母亲准备了那么繁复、冗长的草稿，等到真正上了台，她的声音哽咽了，千言万语只剩一句话，「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我……我祝我宝儿幸福。」
这是导演申迪的超短片作品《宝儿》，是2023 vivo × FIRST超短片单元vivo手机创作奖作品。这个故事里，有东亚家庭里典型的母女关系：拙于表达的母亲，想逃离传统价值观的女儿，还有她们之间复杂的爱。
这个超短片的灵感，也来自申迪的真实生活——去年夏天，她在家里收拾茶几，茶几上堆了很多妈妈写的东西，什么治病偏方、手抄的歌词，还有一张大黄纸，她抽出来，乐了——上面写的是「在女儿婚礼上的致辞」，洋洋洒洒一大篇。当时，申迪还没有男朋友。
申迪是辽宁大连人，1994年出生，2017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做了导演，她的毕业作品，在2018年的戛纳电影节的基石单元拿过二等奖。年龄慢慢接近30岁，婚恋逐渐成为她和妈妈之间一个避不开的议题。妈妈认为，遇到合适的对象就应该处一处，申迪不排斥婚育，只是觉得这件事急不来。更何况，她的事业正在上升期。
妈妈于风先女士，用她亲切的大连话，跟我们谈起这封致辞的源起：这两年，她一出门，就会被亲朋好友问到，「什么时候能吃到你家申迪的喜酒？」她的一些朋友，因为孩子已经结婚生子，不得不离开大连去外地带孙辈，怕一时回不来，把申迪结婚的份子钱都提前给了她。
有一天，她突然想到，要不先把女儿的婚礼发言稿写好吧，「她不可能永远不嫁对不对？」她把自己平常在各种活动里听到的发言利用起来，一边写，还一边排练自己的手势。写完，女儿说自己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她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不再想了。
申迪与于风先女士，不是那种典型的东亚母女。她俩从小嘻嘻哈哈一起玩儿，于女士喜欢打麻将，一时兴起就开几十公里车，去摘蓝莓，河里抓鱼，帮别人种土豆，对女儿呢，「不咋管她」。女儿的作品到了戛纳，母女俩一起去，穿着裙子、高跟鞋在戛纳狂奔，还在意大利看到了一件美丽的貂，于女士作为一位东北女人，至今对那貂儿念念不忘。
听说女儿不结婚了，于女士的第一反应是：「那我的份子钱怎么办呢？」她交友广泛，算了一下，要是结婚，能请来600人，拿回来的份子钱，能在大连付一套房的首付。母女俩达成一致，申迪要真不结婚了，她们就办一个假婚礼，谎称女儿女婿出国进修了，于女士把婚礼办了，把这钱挣回来。
这样松弛的母女关系是罕见的。所以申迪在《宝儿》里，重写了母亲的致辞，让这对母女的关系看起来更紧张，她想呈现更普遍的东亚母女关系。
尤其在婚育这件事上，东亚母女的矛盾如此强烈而鲜明。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就多次谈到过「花木兰」困境——今天的中国年轻女性，大多是独生子女，她们是在相当特殊的文化和性别教育之下长大的，一边被教育「做女孩」，一边被要求「过上成功的人生」。父母的期待不是「望女成凤」，而是「望女成龙」。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都要去适应新的代际关系，新的人生选择。
因此，我们在这里讲述申迪和她妈妈于风先女士的故事，希望呈现母女关系的更多样貌与可能，我们没有必须要过哪种人生，也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妈妈，我的天才女友
7月19日，视频接通了，那一边，于风先女士在沙发上坐好了。她一头卷发，穿绿色碎花裙子，戴着耳环，沙发上铺着垫子，背后有一幅迎客松的画。唯一没准备好的是她的嗓子——这位麻将爱好者，前两天打麻将时空调开得太足，嗓子哑了。接受完这次采访，她就要去打点滴。
于女士的人生与时代同频。她本来在国企当出纳，1994年单位倒闭，因此下岗，在家做全职主妇，等女儿到了六年级，她决定创业，开了一个电器行，从此经济独立。
对申迪来说，她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妈妈。从小她们就很亲密，妈妈爱她，对她好，也非常宽松，不要求她什么。
申迪上小学那段时间，她是全职主妇，每天会卡着放学时间做好饭，然后趴到窗台上，远远看着，孩子们放学了，她的宝儿出现了。女儿抬头望，妈妈往下面看，这种互望的亲密，持续到了现在。但同时，于女士也是最松弛的家长。小学开家长会，她常常到了学校，还没想起来女儿是在几班，或者跟女儿班主任打电话，说自己在打麻将，这次就先不去了。
母女俩也常常一起做些心血来潮的事情。申迪印象最深的一次，她五年级的暑假，本地天气预报说，明天大连有台风登陆，请全体市民不要外出，以防高空坠物。大连纬度比较高，台风很少见，当时大家也不知道台风的威力到底有多大，母女俩听了新闻，特别兴奋，「我们决定瞒着我爸，第二天去看台风」。
第二天吃完午饭，她俩真就出门了，找了一个空旷的场地，站了整整一下午，但最后台风没来，俩人就去逛旧货市场，买了一张桌子，失落地回家了。晚上再看天气预报，说台风在即将登陆大连的时候，转弯去了朝鲜。后来，申迪会经常想到那个下午，她意识到，一时兴起跟妈妈出门等台风，这是多么浪漫的、无法再来的事情。
于女士的生活里，这样的时刻还有很多。申迪上初中时，跟着于女士回姥姥家，车开到一半，路边就有卖日杂用品的店，挂着竹编的小筐，于女士突然说，那个筐挺好看的，「要不我们买个筐去摘蓝莓吧！」她下了车，买了筐，开车去了五十公里外的采摘园，摘了整整两大筐蓝莓，带回去让申迪的姥爷泡酒。最后这两筐蓝莓因为沾水，全部烂掉了。
于女士还喜欢抓鱼，一到夏天，她的后备箱就是腥的——随时都放着渔网。开车出门，一遇到河边，她就会问：「下去吗？我带网了。」申迪笑她：「妈，积点德吧！这条河的鱼都快被你捞完了。」
所以有一次，申迪带好朋友回家，第一次跟于女士接触，朋友真诚地评价，「你妈妈好像十五六岁的少女啊。」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性，按照传统观念结婚生子的女性，经历了辍学、下岗、再就业的女性，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生命力。在女儿看来，或许跟她成长的家庭有关系。
申迪的姥姥姥爷，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孤儿。两个孤儿组成了新的家庭，没有上一辈的约束，养孩子也更加自由散漫。一家人都有点儿不着调、不靠谱。
于女士的妹妹，申迪的二姨，十年前突发奇想，想上山去看啄木鸟，结果一条腿摔坏了，现在还有点问题。三四年前，申迪的姥姥回老家扫墓，想去七十年前自己玩耍过的山上，找一块大石头，浩浩荡荡一家子陪她去。最后石头没找着，大家高高兴兴的，在墓地边儿开始野餐了，「别人家是扫墓，我家是春游」。
在这样的家庭里，申迪是被鼓励着长大的，很少听到妈妈说「no」。
她从小爱看书、看电视、看电影，称得上是一个电视儿童，她给妈妈洗脑，「我看的所有课外的东西，都会反哺给我」。妈妈也同意，不管她。后来有一次，她去参加大连的校园小主持人大赛，需要自备节目。她报的节目，就是从《妙招大看台》里面学到的：通过摩擦丝袜，可以把地板上的头发吸起来。
比赛她拿了奖，妈妈问她：「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东西！你真的太厉害了。」她说，这就是她看电视学到的东西，妈妈就更加认为，她看的东西，一定是有用的。
从小长到大，当然也有坎坷的时候。比如，申迪艺考考了两年。第一年准备不充分，出成绩的时候，全家正在吃午饭，她查完，没进复试，好一会儿没说话，最后告诉妈妈，「没考上」。妈妈回：「没考上没考上呗，没事。」申迪说，「还想再来一年，妈妈」，妈妈马上回答，「来呗，不来你肯定会后悔，吃饭。」就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就这么轻松愉快地做好了。
也是因为这样亲密的关系，2018年，申迪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做出了一个罕见的选择——搬回了大连老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除了出门拍电影，她把很多时间投入到家庭事务里。她关心全家人的血压，姥姥的膝盖，舅舅的手术，甚至表弟的物理补习班。
她的手机里，有一个备忘录叫「家族小事儿」，记录了这些年来家里发生的各种事情，大多数都是关于妈妈于女士。截至7月17日我们见面这天，她手机里一共有468条。于女士写结婚致辞，就是其中小小的一件。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去年，申迪失恋了，晚上在家里喝酒，喝多了，酒瓶放在床头。第二天于女士帮她收走了酒瓶，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不要喝太多」。
再比如前几天，申迪开玩笑，说自己对一位医生有好感。于女士来精神了，「医生，靠谱」。她说要挂个号，然后跟医生说：「大夫，我刚好有个女儿，想介绍给你。」申迪说这方式不好，母女俩开始津津有味地讨论，到底啥方式跟医生接触更合适。
对申迪来说，妈妈是什么呢，聊天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她突然想到了！「我妈妈，对我来说是什么呢，如果要让我来写一本《我的天才女友》的话，我的妈妈就是我的天才女友。」
作为东亚的母亲
当然，作为东亚女性，50多岁的于风先女士，一定也有某种困境和苦痛。
申迪的手臂上有三个纹身，其中一个就和妈妈有关。那个纹身是两个小人儿，一个绑马尾辫的小女孩，还有一个年轻男孩——是申迪6岁的妈妈，和她20多岁的爸爸，是她分别从老照片里抠下来的。
于女士和丈夫是姐弟恋，说是姐弟恋，其实她也只比丈夫大两岁。俩人从小认识，十四五岁就开始通信，丈夫在信里叫她「大姐」，以各种理由与她联系，比如找她借书（但实际上他根本不爱看书），请她帮忙买东西。后来俩人就结了婚。
就因为大两岁，于女士天然地觉得，自己是姐姐，所以对丈夫有一种溺爱，溺爱到什么程度呢，申迪的微博里写过他们的对话——
「我爸：今天风也太大了，不知道谁家的筐被吹到楼下了，我捡起来放到墙根了。
我妈：你终于做了一件好事，你今天长大了。2023年，现年54岁，你，长大了。」
申迪有时候会想，假如他们不是姐弟恋，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爸爸更年长一点，他是不是就会更懂得照顾我妈妈？」于是她纹下这个纹身，里面有一种叹息，一种隐秘的愿望。
在我们采访时，也会非常鲜明地感觉到于女士的善良。她说自己在怀申迪时，曾经被一辆拉着钢筋的车拖行过20米，当时司机提出给她赔偿8000元，她没要，因为她觉得对方不是故意的。当时8000元可以在庄河当地买一套房。
申迪记得的当然更多。于女士自学了按摩，免费给邻居们按；她碰到捡垃圾的老人，会请人家进门，帮人家洗头，再送一碗饺子、一瓶水；她陪申迪下乡拍戏，认识了孤寡老人，就隔三差五去看人家；家族里隔着好多层的远亲，无儿无女，她把人家送进了养老院，对方信任她，甚至会在半夜三点给她打电话，说自己想吃烤红薯。
她也庄敬自强，凭借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下岗后做了好些年家庭主妇，后来打算和人合伙开电器行，结果对方临时撤出，丈夫说，「咱也别干了」，「你啥也不懂」，她不，觉得自己肯定能学会，「我坚决不撤，这肯定能赚」。电器的设备、型号、厂家、售后……她从头学起，让这个店活了下来，家里的经济状况因此才变好。
对申迪来说，母亲是标尺一样的存在，在道德和情感上都是。她笑称她为「新华街道道德标兵」，遇上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会想一想，于风先女士如果在，她会怎么做。
她对爸爸和妈妈，是不一样的心情。「太容易和东亚父亲产生矛盾了」，因此，从她2018年搬回家开始，就在房间一块巨大白板的右上角框了一个框，写了一句英文，「be nice to him」，白板上的内容来来去去，这句话从没动过，用来提醒自己，克制情绪，对他好一点。
她经常会觉得，对爸爸在情感上有亏欠，没有像宠妈妈一样宠他，但是有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她和妈妈冷战，爸爸跟她说：「你要理解妈妈，她心疼姥爷，就像你会心疼我一样。」听到这句话，申迪瞬间哭了，那一瞬间她确定，太好了，「爸爸是很明确地知道，我是很爱他的」。
但对妈妈，她怀着柔情。到了这个年纪，她们依然是无话不谈的母女。有时候她们也会聊，如果于女士没有生孩子会怎么样，是不是会过得更好？但好几年前，申迪就开始觉得，不行，「如果妈妈选择了婚姻和家庭，那她生的小孩必须是我，因为其他的小孩，不可能像我对她这么好。」
她甚至会天马行空地想，如果克隆不犯法，她就要克隆一个妈妈，「我要把她从小养到大，让她开开心心再活一遍」。
妈妈成了主角，成了制片人
在人生的50岁，因为参与女儿的电影，于女士体验到了不一样的人生。
她是《宝儿》的故事原型，为这个超短片贡献了灵感来源。片子里母亲的发言，是申迪自己写的，一部分传达了她对婚姻和爱情的观念，但真正的情感动力同样来自妈妈，「我妈妈原版的信里，写了一大堆，她是如何伴我成长的，我是她的宝贝，但通篇表达就是那一句话——希望我幸福。讲那么多，都是为了表达这句话。」片子在这句话收尾，也最击中人心。
于女士成为申迪在片尾致谢的人，「谨以此片献给我的妈妈」。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于女士还做过申迪的制片人。
2017年，申迪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时，要拍一部毕业设计作品，取名为《动物凶猛》，就在她的大连老家取景。拍摄的村庄，就是她爷爷以前居住的村子。很自然的，于女士热热闹闹地来了，四处张罗，一辈子没接触过电影的人，开始做制片。
当然这里也需要她，申迪需要一辆驴车，但是年轻人谁也找不到驴车，还得妈妈出马。最难的一次，是临时加了一场戏，第二天需要用一艘船，申迪上午告诉妈妈，于女士只说好，「我等一下出门去找」，中午，船就在河边停着了。
于女士做制片，靠的是民间的、世俗的智慧，船其实不好找，找到最后只有一户人家有一艘新船，按当地风俗，新船需要「上梁」（放鞭炮）后才能下水，她软磨硬泡，又给人塞钱，又给人买鞭炮，代人上了梁。
妈妈做制片人，申迪有一种笃定的信任感。如果是一位更熟悉工业运作体系的制片人，肯定会说，「导演，你这个要求不合理，你不能下午拍戏要用船，上午才告诉我。」但妈妈不会，她会说，OK，我去找。
在拍摄过程中，于女士依然在展示她的天真和热情。电影的灯光组有一个叉子，是用来叉反光板的，有一场戏用不着，于女士就招呼灯光组的大哥，「我带你们去叉鱼吧！」女儿在上游拍戏，她就在下游叉鱼。还真叉到了，那天中午，剧组就吃了那条鱼。
申迪的师弟师妹来帮忙，于女士还要尽地主之谊，天天陪他们喝酒。她酒量好，自己把杯子倒满，「阿姨这杯干了啊」，听了这话，孩子们很慌，「阿姨都干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得干？」要没干，她还得看看，「是不是没喝了？阿姨再给你倒一口。」
片子杀青了，申迪回剧组住的农家乐，就看见于女士拿着一张纸，在走廊来回踱步，嘴里还念念有词。一问，她说自己一会儿准备在杀青宴上致辞。申迪乐了——根本没有这个环节。很遗憾，「致辞爱好者」没机会发挥了。
毕业作品拍完，申迪投了戛纳电影节，不久后收到邮件，入围了。她的第一反应是，要带妈妈一起去。她非常享受在人生一些比较重要的节点，妈妈在身边，能够跟她分享，「我可以一转身就抱到她」。而戛纳，是她24岁那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那年五月，母女俩飞到戛纳。申迪去见评委会主席，带着于女士，向他介绍：「这是我的制片人，也是我的妈妈。」
在全世界最杰出的电影人聚集的节日里，这位和电影八竿子打不着的东北女士，展露了自己没有受过训练但准确而敏锐的审美。她看了贾樟柯的《江湖儿女》，看完特兴奋，说自己特别喜欢。申迪问她喜欢哪场戏，她说喜欢赵涛抢了路边想骚扰她的大哥的摩托车，在暴雨里骑着车跑了，她觉得特别有力量。
她最喜欢的一部，是比利时的电影《女孩》，讲一个小男孩想做变性手术、想跳芭蕾。电影是英文字幕，她看不懂，申迪就在耳边一句句给她翻译。看完了，她站起来鼓掌，跟现场观众一起鼓了7分钟，28岁的导演、16岁的演员走出来，她由衷为他们高兴，「这俩小孩成了呀！」
身为女儿，申迪深深珍视这样的瞬间。电影是如此迷人，让她们超越母女之间单纯的情感联结，在精神上有了共鸣。她们是在戛纳的电影院里，一起被赵涛在雨中骑摩托车的画面感动过的，「特别珍贵，特别稀有」。
超短片，一种赋权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申迪这次的作品《宝儿》，全片是用手机完成的拍摄。她用了四台vivo X90 Pro+，第一天晚上九点开机，第二天早上五点结束。
这也是她第一次用手机完整地拍摄一部超短片，拍摄效果比她预想中要好得多。最开始她有担心，但用起来就发现，即使在昏暗的场景下，vivo手机也能让画质纯净清晰。最后看成片，已经很难分辨手机与摄影机的区别。
而且手机有它独特的优势——便携性，她说，「可以把你的摄像机揣在口袋里」，包括有一些特殊的机位，比如低机位或者犄角旮旯，摄影机无法完成的角度，手机可以完成。
在日常生活里，手机的确也是申迪的记录工具。她手机里有很多视频，都是关于家庭、关于妈妈。这些真实的生活切片，给了她灵感，帮她创作出更深刻的作品。
实际上，《宝儿》所在的vivo × FIRST超短片单元，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2020年，vivo和FIRST青年电影展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超短片单元自此开始。
为什么会有这个单元？这一切的源起，是FIRST青年电影展和vivo的一个共识，「人人都是创作者」。超短片这样的形式，是一种鼓励，让无论何种身份的创作者，都能没有障碍地举起他们手中的工具，让更多人爱上拍摄，让产业和市场更加繁荣。
这四年里，超短片单元也是FIRST青年电影展中最多元、丰富和亲民的单元。它一共收到过4万多份作品，它们的创作者，除了科班出身的电影人，还有人类学家、作家、银行职员和健身教练、工程师、婚礼策划师。他们在办公室、健身房和田野里，拿起手机就可以开始记录、创作、表达。
影像表达的大众化、公平化，同样离不开以vivo为代表的手机厂商在手机摄影技术中的持续探索。举个例子来说，在电影《蓝色大门》里的经典镜头：夏日的台北街头，男女主角在树影下骑行。在原来，这是需要使用专业相机进行多机位拍摄才能完成的，而在此刻，打开vivo手机运动追焦功能，或是人像模式中的摇摄功能，你就能获得相似的镜头。
手机拍下的这些作品，也是对我们时代的一种记录。比如今年的《宝儿》，来源于申迪看到妈妈写的婚礼致辞，背后讨论的是新时代的母女关系；同样是今年的作品《小鬼当家》，是刚刚成为父亲的导演肖一凡，早上起来发现孩子的床铺很凌乱，而展开了关于夜晚的想象。还有一部作品，让很多观众印象都很深刻——2022年vivo × FIRST 超短片单元的评审团特别提及作品《游者多未惧》，主角是东湖边的游泳爱好者，他们是经历疫情后慢慢愈合、变得舒展的武汉市民们。这些作品关于现实，关于家庭，也关于爱。它们赞美日常，也回应当下。
只要你看过这些作品，就会明白，它们不是短视频，而是时长不超过五分钟的电影，里面有粗粝的现实，有丰沛的情感，有故事的宇宙，还有创作者毛茸茸的、野生的想象力。
就像2021年，导演郑大圣在看完超短片首映后说过的，「仿佛看到电影的另一次发生」。2022年，演员段奕宏也说过，超短片创作者超乎想象的表达能力，让他感到惊艳。
在今年7月29号的vivo × FIRST超短片单元首映礼暨颁奖礼上，评委刘擎动情地讲到，看完今年的作品，他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是影像时代的原住民，「你们是在用手机写作」，他还说，好多作品是来自未来的，有原生性、民间性，是非常珍贵的传统。而今年超短片影像探索奖获奖作品《来咧》的导演，在现场说道，「摄影机是上帝的礼物，手机是更大的惊喜」。
另一个让人惊喜的事实是，今年的超短片单元，已经有一半的参赛作者是00后。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在想什么，年轻人的第一部电影要记录和表达什么，按下播放键，五分钟，我们会看到他们的回答。
70年前，同样是一群年轻的电影人，掀起了法国的电影新浪潮。他们当时喊出了一句有名的口号，「导演应该像使用一支笔一样使用摄影机」，在今天，vivo所打造出的「人性化的专业影像」，已让这个愿望成为可能。
拿起口袋里的手机，就像创作者们说过的那样，「我的摄像机不撒谎」，「我的摄像机不要停」。■
「如果要让我来写一本《我的天才女友》的话，我的妈妈就是我的天才女友。」】
没有婚礼，先有了婚礼致辞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现在好。
今天是我女儿和女婿特殊的日子，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代表我们全家，对到场的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亲爱的女婿，你若爱她，就让你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她。」
天快要亮了，一位紧张的母亲，正在排练自己在女儿婚礼上的致辞。她拿着一份长长的草稿，无意间说起，这份致辞，自己三年前就写好了——三年前，女儿甚至还没有对象。
这对母女看起来并非亲密无间，谈话时带着距离，母亲排练的时候，女儿在玩手机。最动人的瞬间，出现在最后。母亲准备了那么繁复、冗长的草稿，等到真正上了台，她的声音哽咽了，千言万语只剩一句话，「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我……我祝我宝儿幸福。」
这是导演申迪的超短片作品《宝儿》，是2023 vivo × FIRST超短片单元vivo手机创作奖作品。这个故事里，有东亚家庭里典型的母女关系：拙于表达的母亲，想逃离传统价值观的女儿，还有她们之间复杂的爱。
这个超短片的灵感，也来自申迪的真实生活——去年夏天，她在家里收拾茶几，茶几上堆了很多妈妈写的东西，什么治病偏方、手抄的歌词，还有一张大黄纸，她抽出来，乐了——上面写的是「在女儿婚礼上的致辞」，洋洋洒洒一大篇。当时，申迪还没有男朋友。
申迪是辽宁大连人，1994年出生，2017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做了导演，她的毕业作品，在2018年的戛纳电影节的基石单元拿过二等奖。年龄慢慢接近30岁，婚恋逐渐成为她和妈妈之间一个避不开的议题。妈妈认为，遇到合适的对象就应该处一处，申迪不排斥婚育，只是觉得这件事急不来。更何况，她的事业正在上升期。
妈妈于风先女士，用她亲切的大连话，跟我们谈起这封致辞的源起：这两年，她一出门，就会被亲朋好友问到，「什么时候能吃到你家申迪的喜酒？」她的一些朋友，因为孩子已经结婚生子，不得不离开大连去外地带孙辈，怕一时回不来，把申迪结婚的份子钱都提前给了她。
有一天，她突然想到，要不先把女儿的婚礼发言稿写好吧，「她不可能永远不嫁对不对？」她把自己平常在各种活动里听到的发言利用起来，一边写，还一边排练自己的手势。写完，女儿说自己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她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不再想了。
申迪与于风先女士，不是那种典型的东亚母女。她俩从小嘻嘻哈哈一起玩儿，于女士喜欢打麻将，一时兴起就开几十公里车，去摘蓝莓，河里抓鱼，帮别人种土豆，对女儿呢，「不咋管她」。女儿的作品到了戛纳，母女俩一起去，穿着裙子、高跟鞋在戛纳狂奔，还在意大利看到了一件美丽的貂，于女士作为一位东北女人，至今对那貂儿念念不忘。
听说女儿不结婚了，于女士的第一反应是：「那我的份子钱怎么办呢？」她交友广泛，算了一下，要是结婚，能请来600人，拿回来的份子钱，能在大连付一套房的首付。母女俩达成一致，申迪要真不结婚了，她们就办一个假婚礼，谎称女儿女婿出国进修了，于女士把婚礼办了，把这钱挣回来。
这样松弛的母女关系是罕见的。所以申迪在《宝儿》里，重写了母亲的致辞，让这对母女的关系看起来更紧张，她想呈现更普遍的东亚母女关系。
尤其在婚育这件事上，东亚母女的矛盾如此强烈而鲜明。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就多次谈到过「花木兰」困境——今天的中国年轻女性，大多是独生子女，她们是在相当特殊的文化和性别教育之下长大的，一边被教育「做女孩」，一边被要求「过上成功的人生」。父母的期待不是「望女成凤」，而是「望女成龙」。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都要去适应新的代际关系，新的人生选择。
因此，我们在这里讲述申迪和她妈妈于风先女士的故事，希望呈现母女关系的更多样貌与可能，我们没有必须要过哪种人生，也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妈妈，我的天才女友
7月19日，视频接通了，那一边，于风先女士在沙发上坐好了。她一头卷发，穿绿色碎花裙子，戴着耳环，沙发上铺着垫子，背后有一幅迎客松的画。唯一没准备好的是她的嗓子——这位麻将爱好者，前两天打麻将时空调开得太足，嗓子哑了。接受完这次采访，她就要去打点滴。
于女士的人生与时代同频。她本来在国企当出纳，1994年单位倒闭，因此下岗，在家做全职主妇，等女儿到了六年级，她决定创业，开了一个电器行，从此经济独立。
对申迪来说，她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妈妈。从小她们就很亲密，妈妈爱她，对她好，也非常宽松，不要求她什么。
申迪上小学那段时间，她是全职主妇，每天会卡着放学时间做好饭，然后趴到窗台上，远远看着，孩子们放学了，她的宝儿出现了。女儿抬头望，妈妈往下面看，这种互望的亲密，持续到了现在。但同时，于女士也是最松弛的家长。小学开家长会，她常常到了学校，还没想起来女儿是在几班，或者跟女儿班主任打电话，说自己在打麻将，这次就先不去了。
母女俩也常常一起做些心血来潮的事情。申迪印象最深的一次，她五年级的暑假，本地天气预报说，明天大连有台风登陆，请全体市民不要外出，以防高空坠物。大连纬度比较高，台风很少见，当时大家也不知道台风的威力到底有多大，母女俩听了新闻，特别兴奋，「我们决定瞒着我爸，第二天去看台风」。
第二天吃完午饭，她俩真就出门了，找了一个空旷的场地，站了整整一下午，但最后台风没来，俩人就去逛旧货市场，买了一张桌子，失落地回家了。晚上再看天气预报，说台风在即将登陆大连的时候，转弯去了朝鲜。后来，申迪会经常想到那个下午，她意识到，一时兴起跟妈妈出门等台风，这是多么浪漫的、无法再来的事情。
于女士的生活里，这样的时刻还有很多。申迪上初中时，跟着于女士回姥姥家，车开到一半，路边就有卖日杂用品的店，挂着竹编的小筐，于女士突然说，那个筐挺好看的，「要不我们买个筐去摘蓝莓吧！」她下了车，买了筐，开车去了五十公里外的采摘园，摘了整整两大筐蓝莓，带回去让申迪的姥爷泡酒。最后这两筐蓝莓因为沾水，全部烂掉了。
于女士还喜欢抓鱼，一到夏天，她的后备箱就是腥的——随时都放着渔网。开车出门，一遇到河边，她就会问：「下去吗？我带网了。」申迪笑她：「妈，积点德吧！这条河的鱼都快被你捞完了。」
所以有一次，申迪带好朋友回家，第一次跟于女士接触，朋友真诚地评价，「你妈妈好像十五六岁的少女啊。」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性，按照传统观念结婚生子的女性，经历了辍学、下岗、再就业的女性，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生命力。在女儿看来，或许跟她成长的家庭有关系。
申迪的姥姥姥爷，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孤儿。两个孤儿组成了新的家庭，没有上一辈的约束，养孩子也更加自由散漫。一家人都有点儿不着调、不靠谱。
于女士的妹妹，申迪的二姨，十年前突发奇想，想上山去看啄木鸟，结果一条腿摔坏了，现在还有点问题。三四年前，申迪的姥姥回老家扫墓，想去七十年前自己玩耍过的山上，找一块大石头，浩浩荡荡一家子陪她去。最后石头没找着，大家高高兴兴的，在墓地边儿开始野餐了，「别人家是扫墓，我家是春游」。
在这样的家庭里，申迪是被鼓励着长大的，很少听到妈妈说「no」。
她从小爱看书、看电视、看电影，称得上是一个电视儿童，她给妈妈洗脑，「我看的所有课外的东西，都会反哺给我」。妈妈也同意，不管她。后来有一次，她去参加大连的校园小主持人大赛，需要自备节目。她报的节目，就是从《妙招大看台》里面学到的：通过摩擦丝袜，可以把地板上的头发吸起来。
比赛她拿了奖，妈妈问她：「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东西！你真的太厉害了。」她说，这就是她看电视学到的东西，妈妈就更加认为，她看的东西，一定是有用的。
从小长到大，当然也有坎坷的时候。比如，申迪艺考考了两年。第一年准备不充分，出成绩的时候，全家正在吃午饭，她查完，没进复试，好一会儿没说话，最后告诉妈妈，「没考上」。妈妈回：「没考上没考上呗，没事。」申迪说，「还想再来一年，妈妈」，妈妈马上回答，「来呗，不来你肯定会后悔，吃饭。」就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就这么轻松愉快地做好了。
也是因为这样亲密的关系，2018年，申迪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做出了一个罕见的选择——搬回了大连老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除了出门拍电影，她把很多时间投入到家庭事务里。她关心全家人的血压，姥姥的膝盖，舅舅的手术，甚至表弟的物理补习班。
她的手机里，有一个备忘录叫「家族小事儿」，记录了这些年来家里发生的各种事情，大多数都是关于妈妈于女士。截至7月17日我们见面这天，她手机里一共有468条。于女士写结婚致辞，就是其中小小的一件。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去年，申迪失恋了，晚上在家里喝酒，喝多了，酒瓶放在床头。第二天于女士帮她收走了酒瓶，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不要喝太多」。
再比如前几天，申迪开玩笑，说自己对一位医生有好感。于女士来精神了，「医生，靠谱」。她说要挂个号，然后跟医生说：「大夫，我刚好有个女儿，想介绍给你。」申迪说这方式不好，母女俩开始津津有味地讨论，到底啥方式跟医生接触更合适。
对申迪来说，妈妈是什么呢，聊天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她突然想到了！「我妈妈，对我来说是什么呢，如果要让我来写一本《我的天才女友》的话，我的妈妈就是我的天才女友。」
作为东亚的母亲
当然，作为东亚女性，50多岁的于风先女士，一定也有某种困境和苦痛。
申迪的手臂上有三个纹身，其中一个就和妈妈有关。那个纹身是两个小人儿，一个绑马尾辫的小女孩，还有一个年轻男孩——是申迪6岁的妈妈，和她20多岁的爸爸，是她分别从老照片里抠下来的。
于女士和丈夫是姐弟恋，说是姐弟恋，其实她也只比丈夫大两岁。俩人从小认识，十四五岁就开始通信，丈夫在信里叫她「大姐」，以各种理由与她联系，比如找她借书（但实际上他根本不爱看书），请她帮忙买东西。后来俩人就结了婚。
就因为大两岁，于女士天然地觉得，自己是姐姐，所以对丈夫有一种溺爱，溺爱到什么程度呢，申迪的微博里写过他们的对话——
「我爸：今天风也太大了，不知道谁家的筐被吹到楼下了，我捡起来放到墙根了。
我妈：你终于做了一件好事，你今天长大了。2023年，现年54岁，你，长大了。」
申迪有时候会想，假如他们不是姐弟恋，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爸爸更年长一点，他是不是就会更懂得照顾我妈妈？」于是她纹下这个纹身，里面有一种叹息，一种隐秘的愿望。
在我们采访时，也会非常鲜明地感觉到于女士的善良。她说自己在怀申迪时，曾经被一辆拉着钢筋的车拖行过20米，当时司机提出给她赔偿8000元，她没要，因为她觉得对方不是故意的。当时8000元可以在庄河当地买一套房。
申迪记得的当然更多。于女士自学了按摩，免费给邻居们按；她碰到捡垃圾的老人，会请人家进门，帮人家洗头，再送一碗饺子、一瓶水；她陪申迪下乡拍戏，认识了孤寡老人，就隔三差五去看人家；家族里隔着好多层的远亲，无儿无女，她把人家送进了养老院，对方信任她，甚至会在半夜三点给她打电话，说自己想吃烤红薯。
她也庄敬自强，凭借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下岗后做了好些年家庭主妇，后来打算和人合伙开电器行，结果对方临时撤出，丈夫说，「咱也别干了」，「你啥也不懂」，她不，觉得自己肯定能学会，「我坚决不撤，这肯定能赚」。电器的设备、型号、厂家、售后……她从头学起，让这个店活了下来，家里的经济状况因此才变好。
对申迪来说，母亲是标尺一样的存在，在道德和情感上都是。她笑称她为「新华街道道德标兵」，遇上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会想一想，于风先女士如果在，她会怎么做。
她对爸爸和妈妈，是不一样的心情。「太容易和东亚父亲产生矛盾了」，因此，从她2018年搬回家开始，就在房间一块巨大白板的右上角框了一个框，写了一句英文，「be nice to him」，白板上的内容来来去去，这句话从没动过，用来提醒自己，克制情绪，对他好一点。
她经常会觉得，对爸爸在情感上有亏欠，没有像宠妈妈一样宠他，但是有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她和妈妈冷战，爸爸跟她说：「你要理解妈妈，她心疼姥爷，就像你会心疼我一样。」听到这句话，申迪瞬间哭了，那一瞬间她确定，太好了，「爸爸是很明确地知道，我是很爱他的」。
但对妈妈，她怀着柔情。到了这个年纪，她们依然是无话不谈的母女。有时候她们也会聊，如果于女士没有生孩子会怎么样，是不是会过得更好？但好几年前，申迪就开始觉得，不行，「如果妈妈选择了婚姻和家庭，那她生的小孩必须是我，因为其他的小孩，不可能像我对她这么好。」
她甚至会天马行空地想，如果克隆不犯法，她就要克隆一个妈妈，「我要把她从小养到大，让她开开心心再活一遍」。
妈妈成了主角，成了制片人
在人生的50岁，因为参与女儿的电影，于女士体验到了不一样的人生。
她是《宝儿》的故事原型，为这个超短片贡献了灵感来源。片子里母亲的发言，是申迪自己写的，一部分传达了她对婚姻和爱情的观念，但真正的情感动力同样来自妈妈，「我妈妈原版的信里，写了一大堆，她是如何伴我成长的，我是她的宝贝，但通篇表达就是那一句话——希望我幸福。讲那么多，都是为了表达这句话。」片子在这句话收尾，也最击中人心。
于女士成为申迪在片尾致谢的人，「谨以此片献给我的妈妈」。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于女士还做过申迪的制片人。
2017年，申迪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时，要拍一部毕业设计作品，取名为《动物凶猛》，就在她的大连老家取景。拍摄的村庄，就是她爷爷以前居住的村子。很自然的，于女士热热闹闹地来了，四处张罗，一辈子没接触过电影的人，开始做制片。
当然这里也需要她，申迪需要一辆驴车，但是年轻人谁也找不到驴车，还得妈妈出马。最难的一次，是临时加了一场戏，第二天需要用一艘船，申迪上午告诉妈妈，于女士只说好，「我等一下出门去找」，中午，船就在河边停着了。
于女士做制片，靠的是民间的、世俗的智慧，船其实不好找，找到最后只有一户人家有一艘新船，按当地风俗，新船需要「上梁」（放鞭炮）后才能下水，她软磨硬泡，又给人塞钱，又给人买鞭炮，代人上了梁。
妈妈做制片人，申迪有一种笃定的信任感。如果是一位更熟悉工业运作体系的制片人，肯定会说，「导演，你这个要求不合理，你不能下午拍戏要用船，上午才告诉我。」但妈妈不会，她会说，OK，我去找。
在拍摄过程中，于女士依然在展示她的天真和热情。电影的灯光组有一个叉子，是用来叉反光板的，有一场戏用不着，于女士就招呼灯光组的大哥，「我带你们去叉鱼吧！」女儿在上游拍戏，她就在下游叉鱼。还真叉到了，那天中午，剧组就吃了那条鱼。
申迪的师弟师妹来帮忙，于女士还要尽地主之谊，天天陪他们喝酒。她酒量好，自己把杯子倒满，「阿姨这杯干了啊」，听了这话，孩子们很慌，「阿姨都干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得干？」要没干，她还得看看，「是不是没喝了？阿姨再给你倒一口。」
片子杀青了，申迪回剧组住的农家乐，就看见于女士拿着一张纸，在走廊来回踱步，嘴里还念念有词。一问，她说自己一会儿准备在杀青宴上致辞。申迪乐了——根本没有这个环节。很遗憾，「致辞爱好者」没机会发挥了。
毕业作品拍完，申迪投了戛纳电影节，不久后收到邮件，入围了。她的第一反应是，要带妈妈一起去。她非常享受在人生一些比较重要的节点，妈妈在身边，能够跟她分享，「我可以一转身就抱到她」。而戛纳，是她24岁那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那年五月，母女俩飞到戛纳。申迪去见评委会主席，带着于女士，向他介绍：「这是我的制片人，也是我的妈妈。」
在全世界最杰出的电影人聚集的节日里，这位和电影八竿子打不着的东北女士，展露了自己没有受过训练但准确而敏锐的审美。她看了贾樟柯的《江湖儿女》，看完特兴奋，说自己特别喜欢。申迪问她喜欢哪场戏，她说喜欢赵涛抢了路边想骚扰她的大哥的摩托车，在暴雨里骑着车跑了，她觉得特别有力量。
她最喜欢的一部，是比利时的电影《女孩》，讲一个小男孩想做变性手术、想跳芭蕾。电影是英文字幕，她看不懂，申迪就在耳边一句句给她翻译。看完了，她站起来鼓掌，跟现场观众一起鼓了7分钟，28岁的导演、16岁的演员走出来，她由衷为他们高兴，「这俩小孩成了呀！」
身为女儿，申迪深深珍视这样的瞬间。电影是如此迷人，让她们超越母女之间单纯的情感联结，在精神上有了共鸣。她们是在戛纳的电影院里，一起被赵涛在雨中骑摩托车的画面感动过的，「特别珍贵，特别稀有」。
超短片，一种赋权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申迪这次的作品《宝儿》，全片是用手机完成的拍摄。她用了四台vivo X90 Pro+，第一天晚上九点开机，第二天早上五点结束。
这也是她第一次用手机完整地拍摄一部超短片，拍摄效果比她预想中要好得多。最开始她有担心，但用起来就发现，即使在昏暗的场景下，vivo手机也能让画质纯净清晰。最后看成片，已经很难分辨手机与摄影机的区别。
而且手机有它独特的优势——便携性，她说，「可以把你的摄像机揣在口袋里」，包括有一些特殊的机位，比如低机位或者犄角旮旯，摄影机无法完成的角度，手机可以完成。
在日常生活里，手机的确也是申迪的记录工具。她手机里有很多视频，都是关于家庭、关于妈妈。这些真实的生活切片，给了她灵感，帮她创作出更深刻的作品。
实际上，《宝儿》所在的vivo × FIRST超短片单元，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2020年，vivo和FIRST青年电影展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超短片单元自此开始。
为什么会有这个单元？这一切的源起，是FIRST青年电影展和vivo的一个共识，「人人都是创作者」。超短片这样的形式，是一种鼓励，让无论何种身份的创作者，都能没有障碍地举起他们手中的工具，让更多人爱上拍摄，让产业和市场更加繁荣。
这四年里，超短片单元也是FIRST青年电影展中最多元、丰富和亲民的单元。它一共收到过4万多份作品，它们的创作者，除了科班出身的电影人，还有人类学家、作家、银行职员和健身教练、工程师、婚礼策划师。他们在办公室、健身房和田野里，拿起手机就可以开始记录、创作、表达。
影像表达的大众化、公平化，同样离不开以vivo为代表的手机厂商在手机摄影技术中的持续探索。举个例子来说，在电影《蓝色大门》里的经典镜头：夏日的台北街头，男女主角在树影下骑行。在原来，这是需要使用专业相机进行多机位拍摄才能完成的，而在此刻，打开vivo手机运动追焦功能，或是人像模式中的摇摄功能，你就能获得相似的镜头。
手机拍下的这些作品，也是对我们时代的一种记录。比如今年的《宝儿》，来源于申迪看到妈妈写的婚礼致辞，背后讨论的是新时代的母女关系；同样是今年的作品《小鬼当家》，是刚刚成为父亲的导演肖一凡，早上起来发现孩子的床铺很凌乱，而展开了关于夜晚的想象。还有一部作品，让很多观众印象都很深刻——2022年vivo × FIRST 超短片单元的评审团特别提及作品《游者多未惧》，主角是东湖边的游泳爱好者，他们是经历疫情后慢慢愈合、变得舒展的武汉市民们。这些作品关于现实，关于家庭，也关于爱。它们赞美日常，也回应当下。
只要你看过这些作品，就会明白，它们不是短视频，而是时长不超过五分钟的电影，里面有粗粝的现实，有丰沛的情感，有故事的宇宙，还有创作者毛茸茸的、野生的想象力。
就像2021年，导演郑大圣在看完超短片首映后说过的，「仿佛看到电影的另一次发生」。2022年，演员段奕宏也说过，超短片创作者超乎想象的表达能力，让他感到惊艳。
在今年7月29号的vivo × FIRST超短片单元首映礼暨颁奖礼上，评委刘擎动情地讲到，看完今年的作品，他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是影像时代的原住民，「你们是在用手机写作」，他还说，好多作品是来自未来的，有原生性、民间性，是非常珍贵的传统。而今年超短片影像探索奖获奖作品《来咧》的导演，在现场说道，「摄影机是上帝的礼物，手机是更大的惊喜」。
另一个让人惊喜的事实是，今年的超短片单元，已经有一半的参赛作者是00后。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在想什么，年轻人的第一部电影要记录和表达什么，按下播放键，五分钟，我们会看到他们的回答。
70年前，同样是一群年轻的电影人，掀起了法国的电影新浪潮。他们当时喊出了一句有名的口号，「导演应该像使用一支笔一样使用摄影机」，在今天，vivo所打造出的「人性化的专业影像」，已让这个愿望成为可能。
拿起口袋里的手机，就像创作者们说过的那样，「我的摄像机不撒谎」，「我的摄像机不要停」。■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读者评论
热门排行榜
OR
2023-08-01 13:55
社会与生活
用手机拍一部电影，给我的妈妈
用手机拍一部电影，给我的妈妈
「谨以此片献给我的妈妈。」
金钟
■【对申迪来说，妈妈是什么呢？聊天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她突然想到了。
「如果要让我来写一本《我的天才女友》的话，我的妈妈就是我的天才女友。」】
没有婚礼，先有了婚礼致辞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现在好。
今天是我女儿和女婿特殊的日子，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代表我们全家，对到场的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亲爱的女婿，你若爱她，就让你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她。」
天快要亮了，一位紧张的母亲，正在排练自己在女儿婚礼上的致辞。她拿着一份长长的草稿，无意间说起，这份致辞，自己三年前就写好了——三年前，女儿甚至还没有对象。
这对母女看起来并非亲密无间，谈话时带着距离，母亲排练的时候，女儿在玩手机。最动人的瞬间，出现在最后。母亲准备了那么繁复、冗长的草稿，等到真正上了台，她的声音哽咽了，千言万语只剩一句话，「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我……我祝我宝儿幸福。」
这是导演申迪的超短片作品《宝儿》，是2023 vivo × FIRST超短片单元vivo手机创作奖作品。这个故事里，有东亚家庭里典型的母女关系：拙于表达的母亲，想逃离传统价值观的女儿，还有她们之间复杂的爱。
这个超短片的灵感，也来自申迪的真实生活——去年夏天，她在家里收拾茶几，茶几上堆了很多妈妈写的东西，什么治病偏方、手抄的歌词，还有一张大黄纸，她抽出来，乐了——上面写的是「在女儿婚礼上的致辞」，洋洋洒洒一大篇。当时，申迪还没有男朋友。
申迪是辽宁大连人，1994年出生，2017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做了导演，她的毕业作品，在2018年的戛纳电影节的基石单元拿过二等奖。年龄慢慢接近30岁，婚恋逐渐成为她和妈妈之间一个避不开的议题。妈妈认为，遇到合适的对象就应该处一处，申迪不排斥婚育，只是觉得这件事急不来。更何况，她的事业正在上升期。
妈妈于风先女士，用她亲切的大连话，跟我们谈起这封致辞的源起：这两年，她一出门，就会被亲朋好友问到，「什么时候能吃到你家申迪的喜酒？」她的一些朋友，因为孩子已经结婚生子，不得不离开大连去外地带孙辈，怕一时回不来，把申迪结婚的份子钱都提前给了她。
有一天，她突然想到，要不先把女儿的婚礼发言稿写好吧，「她不可能永远不嫁对不对？」她把自己平常在各种活动里听到的发言利用起来，一边写，还一边排练自己的手势。写完，女儿说自己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她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不再想了。
申迪与于风先女士，不是那种典型的东亚母女。她俩从小嘻嘻哈哈一起玩儿，于女士喜欢打麻将，一时兴起就开几十公里车，去摘蓝莓，河里抓鱼，帮别人种土豆，对女儿呢，「不咋管她」。女儿的作品到了戛纳，母女俩一起去，穿着裙子、高跟鞋在戛纳狂奔，还在意大利看到了一件美丽的貂，于女士作为一位东北女人，至今对那貂儿念念不忘。
听说女儿不结婚了，于女士的第一反应是：「那我的份子钱怎么办呢？」她交友广泛，算了一下，要是结婚，能请来600人，拿回来的份子钱，能在大连付一套房的首付。母女俩达成一致，申迪要真不结婚了，她们就办一个假婚礼，谎称女儿女婿出国进修了，于女士把婚礼办了，把这钱挣回来。
这样松弛的母女关系是罕见的。所以申迪在《宝儿》里，重写了母亲的致辞，让这对母女的关系看起来更紧张，她想呈现更普遍的东亚母女关系。
尤其在婚育这件事上，东亚母女的矛盾如此强烈而鲜明。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就多次谈到过「花木兰」困境——今天的中国年轻女性，大多是独生子女，她们是在相当特殊的文化和性别教育之下长大的，一边被教育「做女孩」，一边被要求「过上成功的人生」。父母的期待不是「望女成凤」，而是「望女成龙」。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都要去适应新的代际关系，新的人生选择。
因此，我们在这里讲述申迪和她妈妈于风先女士的故事，希望呈现母女关系的更多样貌与可能，我们没有必须要过哪种人生，也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妈妈，我的天才女友
7月19日，视频接通了，那一边，于风先女士在沙发上坐好了。她一头卷发，穿绿色碎花裙子，戴着耳环，沙发上铺着垫子，背后有一幅迎客松的画。唯一没准备好的是她的嗓子——这位麻将爱好者，前两天打麻将时空调开得太足，嗓子哑了。接受完这次采访，她就要去打点滴。
于女士的人生与时代同频。她本来在国企当出纳，1994年单位倒闭，因此下岗，在家做全职主妇，等女儿到了六年级，她决定创业，开了一个电器行，从此经济独立。
对申迪来说，她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妈妈。从小她们就很亲密，妈妈爱她，对她好，也非常宽松，不要求她什么。
申迪上小学那段时间，她是全职主妇，每天会卡着放学时间做好饭，然后趴到窗台上，远远看着，孩子们放学了，她的宝儿出现了。女儿抬头望，妈妈往下面看，这种互望的亲密，持续到了现在。但同时，于女士也是最松弛的家长。小学开家长会，她常常到了学校，还没想起来女儿是在几班，或者跟女儿班主任打电话，说自己在打麻将，这次就先不去了。
母女俩也常常一起做些心血来潮的事情。申迪印象最深的一次，她五年级的暑假，本地天气预报说，明天大连有台风登陆，请全体市民不要外出，以防高空坠物。大连纬度比较高，台风很少见，当时大家也不知道台风的威力到底有多大，母女俩听了新闻，特别兴奋，「我们决定瞒着我爸，第二天去看台风」。
第二天吃完午饭，她俩真就出门了，找了一个空旷的场地，站了整整一下午，但最后台风没来，俩人就去逛旧货市场，买了一张桌子，失落地回家了。晚上再看天气预报，说台风在即将登陆大连的时候，转弯去了朝鲜。后来，申迪会经常想到那个下午，她意识到，一时兴起跟妈妈出门等台风，这是多么浪漫的、无法再来的事情。
于女士的生活里，这样的时刻还有很多。申迪上初中时，跟着于女士回姥姥家，车开到一半，路边就有卖日杂用品的店，挂着竹编的小筐，于女士突然说，那个筐挺好看的，「要不我们买个筐去摘蓝莓吧！」她下了车，买了筐，开车去了五十公里外的采摘园，摘了整整两大筐蓝莓，带回去让申迪的姥爷泡酒。最后这两筐蓝莓因为沾水，全部烂掉了。
于女士还喜欢抓鱼，一到夏天，她的后备箱就是腥的——随时都放着渔网。开车出门，一遇到河边，她就会问：「下去吗？我带网了。」申迪笑她：「妈，积点德吧！这条河的鱼都快被你捞完了。」
所以有一次，申迪带好朋友回家，第一次跟于女士接触，朋友真诚地评价，「你妈妈好像十五六岁的少女啊。」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性，按照传统观念结婚生子的女性，经历了辍学、下岗、再就业的女性，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生命力。在女儿看来，或许跟她成长的家庭有关系。
申迪的姥姥姥爷，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孤儿。两个孤儿组成了新的家庭，没有上一辈的约束，养孩子也更加自由散漫。一家人都有点儿不着调、不靠谱。
于女士的妹妹，申迪的二姨，十年前突发奇想，想上山去看啄木鸟，结果一条腿摔坏了，现在还有点问题。三四年前，申迪的姥姥回老家扫墓，想去七十年前自己玩耍过的山上，找一块大石头，浩浩荡荡一家子陪她去。最后石头没找着，大家高高兴兴的，在墓地边儿开始野餐了，「别人家是扫墓，我家是春游」。
在这样的家庭里，申迪是被鼓励着长大的，很少听到妈妈说「no」。
她从小爱看书、看电视、看电影，称得上是一个电视儿童，她给妈妈洗脑，「我看的所有课外的东西，都会反哺给我」。妈妈也同意，不管她。后来有一次，她去参加大连的校园小主持人大赛，需要自备节目。她报的节目，就是从《妙招大看台》里面学到的：通过摩擦丝袜，可以把地板上的头发吸起来。
比赛她拿了奖，妈妈问她：「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东西！你真的太厉害了。」她说，这就是她看电视学到的东西，妈妈就更加认为，她看的东西，一定是有用的。
从小长到大，当然也有坎坷的时候。比如，申迪艺考考了两年。第一年准备不充分，出成绩的时候，全家正在吃午饭，她查完，没进复试，好一会儿没说话，最后告诉妈妈，「没考上」。妈妈回：「没考上没考上呗，没事。」申迪说，「还想再来一年，妈妈」，妈妈马上回答，「来呗，不来你肯定会后悔，吃饭。」就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就这么轻松愉快地做好了。
也是因为这样亲密的关系，2018年，申迪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做出了一个罕见的选择——搬回了大连老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除了出门拍电影，她把很多时间投入到家庭事务里。她关心全家人的血压，姥姥的膝盖，舅舅的手术，甚至表弟的物理补习班。
她的手机里，有一个备忘录叫「家族小事儿」，记录了这些年来家里发生的各种事情，大多数都是关于妈妈于女士。截至7月17日我们见面这天，她手机里一共有468条。于女士写结婚致辞，就是其中小小的一件。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去年，申迪失恋了，晚上在家里喝酒，喝多了，酒瓶放在床头。第二天于女士帮她收走了酒瓶，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不要喝太多」。
再比如前几天，申迪开玩笑，说自己对一位医生有好感。于女士来精神了，「医生，靠谱」。她说要挂个号，然后跟医生说：「大夫，我刚好有个女儿，想介绍给你。」申迪说这方式不好，母女俩开始津津有味地讨论，到底啥方式跟医生接触更合适。
对申迪来说，妈妈是什么呢，聊天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她突然想到了！「我妈妈，对我来说是什么呢，如果要让我来写一本《我的天才女友》的话，我的妈妈就是我的天才女友。」
作为东亚的母亲
当然，作为东亚女性，50多岁的于风先女士，一定也有某种困境和苦痛。
申迪的手臂上有三个纹身，其中一个就和妈妈有关。那个纹身是两个小人儿，一个绑马尾辫的小女孩，还有一个年轻男孩——是申迪6岁的妈妈，和她20多岁的爸爸，是她分别从老照片里抠下来的。
于女士和丈夫是姐弟恋，说是姐弟恋，其实她也只比丈夫大两岁。俩人从小认识，十四五岁就开始通信，丈夫在信里叫她「大姐」，以各种理由与她联系，比如找她借书（但实际上他根本不爱看书），请她帮忙买东西。后来俩人就结了婚。
就因为大两岁，于女士天然地觉得，自己是姐姐，所以对丈夫有一种溺爱，溺爱到什么程度呢，申迪的微博里写过他们的对话——
「我爸：今天风也太大了，不知道谁家的筐被吹到楼下了，我捡起来放到墙根了。
我妈：你终于做了一件好事，你今天长大了。2023年，现年54岁，你，长大了。」
申迪有时候会想，假如他们不是姐弟恋，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爸爸更年长一点，他是不是就会更懂得照顾我妈妈？」于是她纹下这个纹身，里面有一种叹息，一种隐秘的愿望。
在我们采访时，也会非常鲜明地感觉到于女士的善良。她说自己在怀申迪时，曾经被一辆拉着钢筋的车拖行过20米，当时司机提出给她赔偿8000元，她没要，因为她觉得对方不是故意的。当时8000元可以在庄河当地买一套房。
申迪记得的当然更多。于女士自学了按摩，免费给邻居们按；她碰到捡垃圾的老人，会请人家进门，帮人家洗头，再送一碗饺子、一瓶水；她陪申迪下乡拍戏，认识了孤寡老人，就隔三差五去看人家；家族里隔着好多层的远亲，无儿无女，她把人家送进了养老院，对方信任她，甚至会在半夜三点给她打电话，说自己想吃烤红薯。
她也庄敬自强，凭借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下岗后做了好些年家庭主妇，后来打算和人合伙开电器行，结果对方临时撤出，丈夫说，「咱也别干了」，「你啥也不懂」，她不，觉得自己肯定能学会，「我坚决不撤，这肯定能赚」。电器的设备、型号、厂家、售后……她从头学起，让这个店活了下来，家里的经济状况因此才变好。
对申迪来说，母亲是标尺一样的存在，在道德和情感上都是。她笑称她为「新华街道道德标兵」，遇上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会想一想，于风先女士如果在，她会怎么做。
她对爸爸和妈妈，是不一样的心情。「太容易和东亚父亲产生矛盾了」，因此，从她2018年搬回家开始，就在房间一块巨大白板的右上角框了一个框，写了一句英文，「be nice to him」，白板上的内容来来去去，这句话从没动过，用来提醒自己，克制情绪，对他好一点。
她经常会觉得，对爸爸在情感上有亏欠，没有像宠妈妈一样宠他，但是有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她和妈妈冷战，爸爸跟她说：「你要理解妈妈，她心疼姥爷，就像你会心疼我一样。」听到这句话，申迪瞬间哭了，那一瞬间她确定，太好了，「爸爸是很明确地知道，我是很爱他的」。
但对妈妈，她怀着柔情。到了这个年纪，她们依然是无话不谈的母女。有时候她们也会聊，如果于女士没有生孩子会怎么样，是不是会过得更好？但好几年前，申迪就开始觉得，不行，「如果妈妈选择了婚姻和家庭，那她生的小孩必须是我，因为其他的小孩，不可能像我对她这么好。」
她甚至会天马行空地想，如果克隆不犯法，她就要克隆一个妈妈，「我要把她从小养到大，让她开开心心再活一遍」。
妈妈成了主角，成了制片人
在人生的50岁，因为参与女儿的电影，于女士体验到了不一样的人生。
她是《宝儿》的故事原型，为这个超短片贡献了灵感来源。片子里母亲的发言，是申迪自己写的，一部分传达了她对婚姻和爱情的观念，但真正的情感动力同样来自妈妈，「我妈妈原版的信里，写了一大堆，她是如何伴我成长的，我是她的宝贝，但通篇表达就是那一句话——希望我幸福。讲那么多，都是为了表达这句话。」片子在这句话收尾，也最击中人心。
于女士成为申迪在片尾致谢的人，「谨以此片献给我的妈妈」。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于女士还做过申迪的制片人。
2017年，申迪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时，要拍一部毕业设计作品，取名为《动物凶猛》，就在她的大连老家取景。拍摄的村庄，就是她爷爷以前居住的村子。很自然的，于女士热热闹闹地来了，四处张罗，一辈子没接触过电影的人，开始做制片。
当然这里也需要她，申迪需要一辆驴车，但是年轻人谁也找不到驴车，还得妈妈出马。最难的一次，是临时加了一场戏，第二天需要用一艘船，申迪上午告诉妈妈，于女士只说好，「我等一下出门去找」，中午，船就在河边停着了。
于女士做制片，靠的是民间的、世俗的智慧，船其实不好找，找到最后只有一户人家有一艘新船，按当地风俗，新船需要「上梁」（放鞭炮）后才能下水，她软磨硬泡，又给人塞钱，又给人买鞭炮，代人上了梁。
妈妈做制片人，申迪有一种笃定的信任感。如果是一位更熟悉工业运作体系的制片人，肯定会说，「导演，你这个要求不合理，你不能下午拍戏要用船，上午才告诉我。」但妈妈不会，她会说，OK，我去找。
在拍摄过程中，于女士依然在展示她的天真和热情。电影的灯光组有一个叉子，是用来叉反光板的，有一场戏用不着，于女士就招呼灯光组的大哥，「我带你们去叉鱼吧！」女儿在上游拍戏，她就在下游叉鱼。还真叉到了，那天中午，剧组就吃了那条鱼。
申迪的师弟师妹来帮忙，于女士还要尽地主之谊，天天陪他们喝酒。她酒量好，自己把杯子倒满，「阿姨这杯干了啊」，听了这话，孩子们很慌，「阿姨都干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得干？」要没干，她还得看看，「是不是没喝了？阿姨再给你倒一口。」
片子杀青了，申迪回剧组住的农家乐，就看见于女士拿着一张纸，在走廊来回踱步，嘴里还念念有词。一问，她说自己一会儿准备在杀青宴上致辞。申迪乐了——根本没有这个环节。很遗憾，「致辞爱好者」没机会发挥了。
毕业作品拍完，申迪投了戛纳电影节，不久后收到邮件，入围了。她的第一反应是，要带妈妈一起去。她非常享受在人生一些比较重要的节点，妈妈在身边，能够跟她分享，「我可以一转身就抱到她」。而戛纳，是她24岁那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那年五月，母女俩飞到戛纳。申迪去见评委会主席，带着于女士，向他介绍：「这是我的制片人，也是我的妈妈。」
在全世界最杰出的电影人聚集的节日里，这位和电影八竿子打不着的东北女士，展露了自己没有受过训练但准确而敏锐的审美。她看了贾樟柯的《江湖儿女》，看完特兴奋，说自己特别喜欢。申迪问她喜欢哪场戏，她说喜欢赵涛抢了路边想骚扰她的大哥的摩托车，在暴雨里骑着车跑了，她觉得特别有力量。
她最喜欢的一部，是比利时的电影《女孩》，讲一个小男孩想做变性手术、想跳芭蕾。电影是英文字幕，她看不懂，申迪就在耳边一句句给她翻译。看完了，她站起来鼓掌，跟现场观众一起鼓了7分钟，28岁的导演、16岁的演员走出来，她由衷为他们高兴，「这俩小孩成了呀！」
身为女儿，申迪深深珍视这样的瞬间。电影是如此迷人，让她们超越母女之间单纯的情感联结，在精神上有了共鸣。她们是在戛纳的电影院里，一起被赵涛在雨中骑摩托车的画面感动过的，「特别珍贵，特别稀有」。
超短片，一种赋权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申迪这次的作品《宝儿》，全片是用手机完成的拍摄。她用了四台vivo X90 Pro+，第一天晚上九点开机，第二天早上五点结束。
这也是她第一次用手机完整地拍摄一部超短片，拍摄效果比她预想中要好得多。最开始她有担心，但用起来就发现，即使在昏暗的场景下，vivo手机也能让画质纯净清晰。最后看成片，已经很难分辨手机与摄影机的区别。
而且手机有它独特的优势——便携性，她说，「可以把你的摄像机揣在口袋里」，包括有一些特殊的机位，比如低机位或者犄角旮旯，摄影机无法完成的角度，手机可以完成。
在日常生活里，手机的确也是申迪的记录工具。她手机里有很多视频，都是关于家庭、关于妈妈。这些真实的生活切片，给了她灵感，帮她创作出更深刻的作品。
实际上，《宝儿》所在的vivo × FIRST超短片单元，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2020年，vivo和FIRST青年电影展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超短片单元自此开始。
为什么会有这个单元？这一切的源起，是FIRST青年电影展和vivo的一个共识，「人人都是创作者」。超短片这样的形式，是一种鼓励，让无论何种身份的创作者，都能没有障碍地举起他们手中的工具，让更多人爱上拍摄，让产业和市场更加繁荣。
这四年里，超短片单元也是FIRST青年电影展中最多元、丰富和亲民的单元。它一共收到过4万多份作品，它们的创作者，除了科班出身的电影人，还有人类学家、作家、银行职员和健身教练、工程师、婚礼策划师。他们在办公室、健身房和田野里，拿起手机就可以开始记录、创作、表达。
影像表达的大众化、公平化，同样离不开以vivo为代表的手机厂商在手机摄影技术中的持续探索。举个例子来说，在电影《蓝色大门》里的经典镜头：夏日的台北街头，男女主角在树影下骑行。在原来，这是需要使用专业相机进行多机位拍摄才能完成的，而在此刻，打开vivo手机运动追焦功能，或是人像模式中的摇摄功能，你就能获得相似的镜头。
手机拍下的这些作品，也是对我们时代的一种记录。比如今年的《宝儿》，来源于申迪看到妈妈写的婚礼致辞，背后讨论的是新时代的母女关系；同样是今年的作品《小鬼当家》，是刚刚成为父亲的导演肖一凡，早上起来发现孩子的床铺很凌乱，而展开了关于夜晚的想象。还有一部作品，让很多观众印象都很深刻——2022年vivo × FIRST 超短片单元的评审团特别提及作品《游者多未惧》，主角是东湖边的游泳爱好者，他们是经历疫情后慢慢愈合、变得舒展的武汉市民们。这些作品关于现实，关于家庭，也关于爱。它们赞美日常，也回应当下。
只要你看过这些作品，就会明白，它们不是短视频，而是时长不超过五分钟的电影，里面有粗粝的现实，有丰沛的情感，有故事的宇宙，还有创作者毛茸茸的、野生的想象力。
就像2021年，导演郑大圣在看完超短片首映后说过的，「仿佛看到电影的另一次发生」。2022年，演员段奕宏也说过，超短片创作者超乎想象的表达能力，让他感到惊艳。
在今年7月29号的vivo × FIRST超短片单元首映礼暨颁奖礼上，评委刘擎动情地讲到，看完今年的作品，他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是影像时代的原住民，「你们是在用手机写作」，他还说，好多作品是来自未来的，有原生性、民间性，是非常珍贵的传统。而今年超短片影像探索奖获奖作品《来咧》的导演，在现场说道，「摄影机是上帝的礼物，手机是更大的惊喜」。
另一个让人惊喜的事实是，今年的超短片单元，已经有一半的参赛作者是00后。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在想什么，年轻人的第一部电影要记录和表达什么，按下播放键，五分钟，我们会看到他们的回答。
70年前，同样是一群年轻的电影人，掀起了法国的电影新浪潮。他们当时喊出了一句有名的口号，「导演应该像使用一支笔一样使用摄影机」，在今天，vivo所打造出的「人性化的专业影像」，已让这个愿望成为可能。
拿起口袋里的手机，就像创作者们说过的那样，「我的摄像机不撒谎」，「我的摄像机不要停」。■
「如果要让我来写一本《我的天才女友》的话，我的妈妈就是我的天才女友。」】
没有婚礼，先有了婚礼致辞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现在好。
今天是我女儿和女婿特殊的日子，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代表我们全家，对到场的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亲爱的女婿，你若爱她，就让你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她。」
天快要亮了，一位紧张的母亲，正在排练自己在女儿婚礼上的致辞。她拿着一份长长的草稿，无意间说起，这份致辞，自己三年前就写好了——三年前，女儿甚至还没有对象。
这对母女看起来并非亲密无间，谈话时带着距离，母亲排练的时候，女儿在玩手机。最动人的瞬间，出现在最后。母亲准备了那么繁复、冗长的草稿，等到真正上了台，她的声音哽咽了，千言万语只剩一句话，「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我……我祝我宝儿幸福。」
这是导演申迪的超短片作品《宝儿》，是2023 vivo × FIRST超短片单元vivo手机创作奖作品。这个故事里，有东亚家庭里典型的母女关系：拙于表达的母亲，想逃离传统价值观的女儿，还有她们之间复杂的爱。
这个超短片的灵感，也来自申迪的真实生活——去年夏天，她在家里收拾茶几，茶几上堆了很多妈妈写的东西，什么治病偏方、手抄的歌词，还有一张大黄纸，她抽出来，乐了——上面写的是「在女儿婚礼上的致辞」，洋洋洒洒一大篇。当时，申迪还没有男朋友。
申迪是辽宁大连人，1994年出生，2017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做了导演，她的毕业作品，在2018年的戛纳电影节的基石单元拿过二等奖。年龄慢慢接近30岁，婚恋逐渐成为她和妈妈之间一个避不开的议题。妈妈认为，遇到合适的对象就应该处一处，申迪不排斥婚育，只是觉得这件事急不来。更何况，她的事业正在上升期。
妈妈于风先女士，用她亲切的大连话，跟我们谈起这封致辞的源起：这两年，她一出门，就会被亲朋好友问到，「什么时候能吃到你家申迪的喜酒？」她的一些朋友，因为孩子已经结婚生子，不得不离开大连去外地带孙辈，怕一时回不来，把申迪结婚的份子钱都提前给了她。
有一天，她突然想到，要不先把女儿的婚礼发言稿写好吧，「她不可能永远不嫁对不对？」她把自己平常在各种活动里听到的发言利用起来，一边写，还一边排练自己的手势。写完，女儿说自己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她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不再想了。
申迪与于风先女士，不是那种典型的东亚母女。她俩从小嘻嘻哈哈一起玩儿，于女士喜欢打麻将，一时兴起就开几十公里车，去摘蓝莓，河里抓鱼，帮别人种土豆，对女儿呢，「不咋管她」。女儿的作品到了戛纳，母女俩一起去，穿着裙子、高跟鞋在戛纳狂奔，还在意大利看到了一件美丽的貂，于女士作为一位东北女人，至今对那貂儿念念不忘。
听说女儿不结婚了，于女士的第一反应是：「那我的份子钱怎么办呢？」她交友广泛，算了一下，要是结婚，能请来600人，拿回来的份子钱，能在大连付一套房的首付。母女俩达成一致，申迪要真不结婚了，她们就办一个假婚礼，谎称女儿女婿出国进修了，于女士把婚礼办了，把这钱挣回来。
这样松弛的母女关系是罕见的。所以申迪在《宝儿》里，重写了母亲的致辞，让这对母女的关系看起来更紧张，她想呈现更普遍的东亚母女关系。
尤其在婚育这件事上，东亚母女的矛盾如此强烈而鲜明。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就多次谈到过「花木兰」困境——今天的中国年轻女性，大多是独生子女，她们是在相当特殊的文化和性别教育之下长大的，一边被教育「做女孩」，一边被要求「过上成功的人生」。父母的期待不是「望女成凤」，而是「望女成龙」。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都要去适应新的代际关系，新的人生选择。
因此，我们在这里讲述申迪和她妈妈于风先女士的故事，希望呈现母女关系的更多样貌与可能，我们没有必须要过哪种人生，也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妈妈，我的天才女友
7月19日，视频接通了，那一边，于风先女士在沙发上坐好了。她一头卷发，穿绿色碎花裙子，戴着耳环，沙发上铺着垫子，背后有一幅迎客松的画。唯一没准备好的是她的嗓子——这位麻将爱好者，前两天打麻将时空调开得太足，嗓子哑了。接受完这次采访，她就要去打点滴。
于女士的人生与时代同频。她本来在国企当出纳，1994年单位倒闭，因此下岗，在家做全职主妇，等女儿到了六年级，她决定创业，开了一个电器行，从此经济独立。
对申迪来说，她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妈妈。从小她们就很亲密，妈妈爱她，对她好，也非常宽松，不要求她什么。
申迪上小学那段时间，她是全职主妇，每天会卡着放学时间做好饭，然后趴到窗台上，远远看着，孩子们放学了，她的宝儿出现了。女儿抬头望，妈妈往下面看，这种互望的亲密，持续到了现在。但同时，于女士也是最松弛的家长。小学开家长会，她常常到了学校，还没想起来女儿是在几班，或者跟女儿班主任打电话，说自己在打麻将，这次就先不去了。
母女俩也常常一起做些心血来潮的事情。申迪印象最深的一次，她五年级的暑假，本地天气预报说，明天大连有台风登陆，请全体市民不要外出，以防高空坠物。大连纬度比较高，台风很少见，当时大家也不知道台风的威力到底有多大，母女俩听了新闻，特别兴奋，「我们决定瞒着我爸，第二天去看台风」。
第二天吃完午饭，她俩真就出门了，找了一个空旷的场地，站了整整一下午，但最后台风没来，俩人就去逛旧货市场，买了一张桌子，失落地回家了。晚上再看天气预报，说台风在即将登陆大连的时候，转弯去了朝鲜。后来，申迪会经常想到那个下午，她意识到，一时兴起跟妈妈出门等台风，这是多么浪漫的、无法再来的事情。
于女士的生活里，这样的时刻还有很多。申迪上初中时，跟着于女士回姥姥家，车开到一半，路边就有卖日杂用品的店，挂着竹编的小筐，于女士突然说，那个筐挺好看的，「要不我们买个筐去摘蓝莓吧！」她下了车，买了筐，开车去了五十公里外的采摘园，摘了整整两大筐蓝莓，带回去让申迪的姥爷泡酒。最后这两筐蓝莓因为沾水，全部烂掉了。
于女士还喜欢抓鱼，一到夏天，她的后备箱就是腥的——随时都放着渔网。开车出门，一遇到河边，她就会问：「下去吗？我带网了。」申迪笑她：「妈，积点德吧！这条河的鱼都快被你捞完了。」
所以有一次，申迪带好朋友回家，第一次跟于女士接触，朋友真诚地评价，「你妈妈好像十五六岁的少女啊。」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性，按照传统观念结婚生子的女性，经历了辍学、下岗、再就业的女性，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生命力。在女儿看来，或许跟她成长的家庭有关系。
申迪的姥姥姥爷，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孤儿。两个孤儿组成了新的家庭，没有上一辈的约束，养孩子也更加自由散漫。一家人都有点儿不着调、不靠谱。
于女士的妹妹，申迪的二姨，十年前突发奇想，想上山去看啄木鸟，结果一条腿摔坏了，现在还有点问题。三四年前，申迪的姥姥回老家扫墓，想去七十年前自己玩耍过的山上，找一块大石头，浩浩荡荡一家子陪她去。最后石头没找着，大家高高兴兴的，在墓地边儿开始野餐了，「别人家是扫墓，我家是春游」。
在这样的家庭里，申迪是被鼓励着长大的，很少听到妈妈说「no」。
她从小爱看书、看电视、看电影，称得上是一个电视儿童，她给妈妈洗脑，「我看的所有课外的东西，都会反哺给我」。妈妈也同意，不管她。后来有一次，她去参加大连的校园小主持人大赛，需要自备节目。她报的节目，就是从《妙招大看台》里面学到的：通过摩擦丝袜，可以把地板上的头发吸起来。
比赛她拿了奖，妈妈问她：「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东西！你真的太厉害了。」她说，这就是她看电视学到的东西，妈妈就更加认为，她看的东西，一定是有用的。
从小长到大，当然也有坎坷的时候。比如，申迪艺考考了两年。第一年准备不充分，出成绩的时候，全家正在吃午饭，她查完，没进复试，好一会儿没说话，最后告诉妈妈，「没考上」。妈妈回：「没考上没考上呗，没事。」申迪说，「还想再来一年，妈妈」，妈妈马上回答，「来呗，不来你肯定会后悔，吃饭。」就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就这么轻松愉快地做好了。
也是因为这样亲密的关系，2018年，申迪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做出了一个罕见的选择——搬回了大连老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除了出门拍电影，她把很多时间投入到家庭事务里。她关心全家人的血压，姥姥的膝盖，舅舅的手术，甚至表弟的物理补习班。
她的手机里，有一个备忘录叫「家族小事儿」，记录了这些年来家里发生的各种事情，大多数都是关于妈妈于女士。截至7月17日我们见面这天，她手机里一共有468条。于女士写结婚致辞，就是其中小小的一件。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去年，申迪失恋了，晚上在家里喝酒，喝多了，酒瓶放在床头。第二天于女士帮她收走了酒瓶，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不要喝太多」。
再比如前几天，申迪开玩笑，说自己对一位医生有好感。于女士来精神了，「医生，靠谱」。她说要挂个号，然后跟医生说：「大夫，我刚好有个女儿，想介绍给你。」申迪说这方式不好，母女俩开始津津有味地讨论，到底啥方式跟医生接触更合适。
对申迪来说，妈妈是什么呢，聊天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她突然想到了！「我妈妈，对我来说是什么呢，如果要让我来写一本《我的天才女友》的话，我的妈妈就是我的天才女友。」
作为东亚的母亲
当然，作为东亚女性，50多岁的于风先女士，一定也有某种困境和苦痛。
申迪的手臂上有三个纹身，其中一个就和妈妈有关。那个纹身是两个小人儿，一个绑马尾辫的小女孩，还有一个年轻男孩——是申迪6岁的妈妈，和她20多岁的爸爸，是她分别从老照片里抠下来的。
于女士和丈夫是姐弟恋，说是姐弟恋，其实她也只比丈夫大两岁。俩人从小认识，十四五岁就开始通信，丈夫在信里叫她「大姐」，以各种理由与她联系，比如找她借书（但实际上他根本不爱看书），请她帮忙买东西。后来俩人就结了婚。
就因为大两岁，于女士天然地觉得，自己是姐姐，所以对丈夫有一种溺爱，溺爱到什么程度呢，申迪的微博里写过他们的对话——
「我爸：今天风也太大了，不知道谁家的筐被吹到楼下了，我捡起来放到墙根了。
我妈：你终于做了一件好事，你今天长大了。2023年，现年54岁，你，长大了。」
申迪有时候会想，假如他们不是姐弟恋，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爸爸更年长一点，他是不是就会更懂得照顾我妈妈？」于是她纹下这个纹身，里面有一种叹息，一种隐秘的愿望。
在我们采访时，也会非常鲜明地感觉到于女士的善良。她说自己在怀申迪时，曾经被一辆拉着钢筋的车拖行过20米，当时司机提出给她赔偿8000元，她没要，因为她觉得对方不是故意的。当时8000元可以在庄河当地买一套房。
申迪记得的当然更多。于女士自学了按摩，免费给邻居们按；她碰到捡垃圾的老人，会请人家进门，帮人家洗头，再送一碗饺子、一瓶水；她陪申迪下乡拍戏，认识了孤寡老人，就隔三差五去看人家；家族里隔着好多层的远亲，无儿无女，她把人家送进了养老院，对方信任她，甚至会在半夜三点给她打电话，说自己想吃烤红薯。
她也庄敬自强，凭借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下岗后做了好些年家庭主妇，后来打算和人合伙开电器行，结果对方临时撤出，丈夫说，「咱也别干了」，「你啥也不懂」，她不，觉得自己肯定能学会，「我坚决不撤，这肯定能赚」。电器的设备、型号、厂家、售后……她从头学起，让这个店活了下来，家里的经济状况因此才变好。
对申迪来说，母亲是标尺一样的存在，在道德和情感上都是。她笑称她为「新华街道道德标兵」，遇上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会想一想，于风先女士如果在，她会怎么做。
她对爸爸和妈妈，是不一样的心情。「太容易和东亚父亲产生矛盾了」，因此，从她2018年搬回家开始，就在房间一块巨大白板的右上角框了一个框，写了一句英文，「be nice to him」，白板上的内容来来去去，这句话从没动过，用来提醒自己，克制情绪，对他好一点。
她经常会觉得，对爸爸在情感上有亏欠，没有像宠妈妈一样宠他，但是有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她和妈妈冷战，爸爸跟她说：「你要理解妈妈，她心疼姥爷，就像你会心疼我一样。」听到这句话，申迪瞬间哭了，那一瞬间她确定，太好了，「爸爸是很明确地知道，我是很爱他的」。
但对妈妈，她怀着柔情。到了这个年纪，她们依然是无话不谈的母女。有时候她们也会聊，如果于女士没有生孩子会怎么样，是不是会过得更好？但好几年前，申迪就开始觉得，不行，「如果妈妈选择了婚姻和家庭，那她生的小孩必须是我，因为其他的小孩，不可能像我对她这么好。」
她甚至会天马行空地想，如果克隆不犯法，她就要克隆一个妈妈，「我要把她从小养到大，让她开开心心再活一遍」。
妈妈成了主角，成了制片人
在人生的50岁，因为参与女儿的电影，于女士体验到了不一样的人生。
她是《宝儿》的故事原型，为这个超短片贡献了灵感来源。片子里母亲的发言，是申迪自己写的，一部分传达了她对婚姻和爱情的观念，但真正的情感动力同样来自妈妈，「我妈妈原版的信里，写了一大堆，她是如何伴我成长的，我是她的宝贝，但通篇表达就是那一句话——希望我幸福。讲那么多，都是为了表达这句话。」片子在这句话收尾，也最击中人心。
于女士成为申迪在片尾致谢的人，「谨以此片献给我的妈妈」。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于女士还做过申迪的制片人。
2017年，申迪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时，要拍一部毕业设计作品，取名为《动物凶猛》，就在她的大连老家取景。拍摄的村庄，就是她爷爷以前居住的村子。很自然的，于女士热热闹闹地来了，四处张罗，一辈子没接触过电影的人，开始做制片。
当然这里也需要她，申迪需要一辆驴车，但是年轻人谁也找不到驴车，还得妈妈出马。最难的一次，是临时加了一场戏，第二天需要用一艘船，申迪上午告诉妈妈，于女士只说好，「我等一下出门去找」，中午，船就在河边停着了。
于女士做制片，靠的是民间的、世俗的智慧，船其实不好找，找到最后只有一户人家有一艘新船，按当地风俗，新船需要「上梁」（放鞭炮）后才能下水，她软磨硬泡，又给人塞钱，又给人买鞭炮，代人上了梁。
妈妈做制片人，申迪有一种笃定的信任感。如果是一位更熟悉工业运作体系的制片人，肯定会说，「导演，你这个要求不合理，你不能下午拍戏要用船，上午才告诉我。」但妈妈不会，她会说，OK，我去找。
在拍摄过程中，于女士依然在展示她的天真和热情。电影的灯光组有一个叉子，是用来叉反光板的，有一场戏用不着，于女士就招呼灯光组的大哥，「我带你们去叉鱼吧！」女儿在上游拍戏，她就在下游叉鱼。还真叉到了，那天中午，剧组就吃了那条鱼。
申迪的师弟师妹来帮忙，于女士还要尽地主之谊，天天陪他们喝酒。她酒量好，自己把杯子倒满，「阿姨这杯干了啊」，听了这话，孩子们很慌，「阿姨都干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得干？」要没干，她还得看看，「是不是没喝了？阿姨再给你倒一口。」
片子杀青了，申迪回剧组住的农家乐，就看见于女士拿着一张纸，在走廊来回踱步，嘴里还念念有词。一问，她说自己一会儿准备在杀青宴上致辞。申迪乐了——根本没有这个环节。很遗憾，「致辞爱好者」没机会发挥了。
毕业作品拍完，申迪投了戛纳电影节，不久后收到邮件，入围了。她的第一反应是，要带妈妈一起去。她非常享受在人生一些比较重要的节点，妈妈在身边，能够跟她分享，「我可以一转身就抱到她」。而戛纳，是她24岁那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那年五月，母女俩飞到戛纳。申迪去见评委会主席，带着于女士，向他介绍：「这是我的制片人，也是我的妈妈。」
在全世界最杰出的电影人聚集的节日里，这位和电影八竿子打不着的东北女士，展露了自己没有受过训练但准确而敏锐的审美。她看了贾樟柯的《江湖儿女》，看完特兴奋，说自己特别喜欢。申迪问她喜欢哪场戏，她说喜欢赵涛抢了路边想骚扰她的大哥的摩托车，在暴雨里骑着车跑了，她觉得特别有力量。
她最喜欢的一部，是比利时的电影《女孩》，讲一个小男孩想做变性手术、想跳芭蕾。电影是英文字幕，她看不懂，申迪就在耳边一句句给她翻译。看完了，她站起来鼓掌，跟现场观众一起鼓了7分钟，28岁的导演、16岁的演员走出来，她由衷为他们高兴，「这俩小孩成了呀！」
身为女儿，申迪深深珍视这样的瞬间。电影是如此迷人，让她们超越母女之间单纯的情感联结，在精神上有了共鸣。她们是在戛纳的电影院里，一起被赵涛在雨中骑摩托车的画面感动过的，「特别珍贵，特别稀有」。
超短片，一种赋权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申迪这次的作品《宝儿》，全片是用手机完成的拍摄。她用了四台vivo X90 Pro+，第一天晚上九点开机，第二天早上五点结束。
这也是她第一次用手机完整地拍摄一部超短片，拍摄效果比她预想中要好得多。最开始她有担心，但用起来就发现，即使在昏暗的场景下，vivo手机也能让画质纯净清晰。最后看成片，已经很难分辨手机与摄影机的区别。
而且手机有它独特的优势——便携性，她说，「可以把你的摄像机揣在口袋里」，包括有一些特殊的机位，比如低机位或者犄角旮旯，摄影机无法完成的角度，手机可以完成。
在日常生活里，手机的确也是申迪的记录工具。她手机里有很多视频，都是关于家庭、关于妈妈。这些真实的生活切片，给了她灵感，帮她创作出更深刻的作品。
实际上，《宝儿》所在的vivo × FIRST超短片单元，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2020年，vivo和FIRST青年电影展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超短片单元自此开始。
为什么会有这个单元？这一切的源起，是FIRST青年电影展和vivo的一个共识，「人人都是创作者」。超短片这样的形式，是一种鼓励，让无论何种身份的创作者，都能没有障碍地举起他们手中的工具，让更多人爱上拍摄，让产业和市场更加繁荣。
这四年里，超短片单元也是FIRST青年电影展中最多元、丰富和亲民的单元。它一共收到过4万多份作品，它们的创作者，除了科班出身的电影人，还有人类学家、作家、银行职员和健身教练、工程师、婚礼策划师。他们在办公室、健身房和田野里，拿起手机就可以开始记录、创作、表达。
影像表达的大众化、公平化，同样离不开以vivo为代表的手机厂商在手机摄影技术中的持续探索。举个例子来说，在电影《蓝色大门》里的经典镜头：夏日的台北街头，男女主角在树影下骑行。在原来，这是需要使用专业相机进行多机位拍摄才能完成的，而在此刻，打开vivo手机运动追焦功能，或是人像模式中的摇摄功能，你就能获得相似的镜头。
手机拍下的这些作品，也是对我们时代的一种记录。比如今年的《宝儿》，来源于申迪看到妈妈写的婚礼致辞，背后讨论的是新时代的母女关系；同样是今年的作品《小鬼当家》，是刚刚成为父亲的导演肖一凡，早上起来发现孩子的床铺很凌乱，而展开了关于夜晚的想象。还有一部作品，让很多观众印象都很深刻——2022年vivo × FIRST 超短片单元的评审团特别提及作品《游者多未惧》，主角是东湖边的游泳爱好者，他们是经历疫情后慢慢愈合、变得舒展的武汉市民们。这些作品关于现实，关于家庭，也关于爱。它们赞美日常，也回应当下。
只要你看过这些作品，就会明白，它们不是短视频，而是时长不超过五分钟的电影，里面有粗粝的现实，有丰沛的情感，有故事的宇宙，还有创作者毛茸茸的、野生的想象力。
就像2021年，导演郑大圣在看完超短片首映后说过的，「仿佛看到电影的另一次发生」。2022年，演员段奕宏也说过，超短片创作者超乎想象的表达能力，让他感到惊艳。
在今年7月29号的vivo × FIRST超短片单元首映礼暨颁奖礼上，评委刘擎动情地讲到，看完今年的作品，他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是影像时代的原住民，「你们是在用手机写作」，他还说，好多作品是来自未来的，有原生性、民间性，是非常珍贵的传统。而今年超短片影像探索奖获奖作品《来咧》的导演，在现场说道，「摄影机是上帝的礼物，手机是更大的惊喜」。
另一个让人惊喜的事实是，今年的超短片单元，已经有一半的参赛作者是00后。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在想什么，年轻人的第一部电影要记录和表达什么，按下播放键，五分钟，我们会看到他们的回答。
70年前，同样是一群年轻的电影人，掀起了法国的电影新浪潮。他们当时喊出了一句有名的口号，「导演应该像使用一支笔一样使用摄影机」，在今天，vivo所打造出的「人性化的专业影像」，已让这个愿望成为可能。
拿起口袋里的手机，就像创作者们说过的那样，「我的摄像机不撒谎」，「我的摄像机不要停」。■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读者评论OR
读者评论
OR
分享：
每日头条
OR
最新资讯
OR
热门排行榜
OR
OR品牌理念
■ 或者, 留一段影像，回一曲挂牵。丝丝入扣、暖暖心灵 ，需飘过的醇厚与共。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 OR 新媒体是一个提供时政、经济、文化、科技等多领域资讯的平台，旨在为用户提供优质的阅读体验。网站的网址是oror.vip，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在台式电脑 、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 、手机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