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刺激政策如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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聃丘泰、温建东：中国经济增长不如预期，政府短期不能慌乱，更不能“出拳快，出手重”，应该意识到中国社会客观存在两个稳定的“压舱石”。

聃丘泰、温建东

■由于近期经济数据不如预期，市场关于政府刺激政策出台的呼声很高，6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认为“具备条件的政策措施要及时出台、抓紧实施，同时加强政策措施的储备，最大限度发挥政策综合效应”。那么认识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科学制定新一轮刺激经济政策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一、国际学术界从代表性经济人到异质性经济人转变的时代背景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理论认为是超越阶层和阶级，研究人性，基于理性人、信息完全、市场出清等基本假设，从代表性经济人研究效用递减下个体利益最大化问题。但是，历次经济危机的实践证明人类是有限理性、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二战以来市场垄断是常态、价格粘性普遍存在，因此市场不能自发出清。更加重要的是，90年代以来，各国收入分配普遍恶化，橄榄型社会逐渐转变为金字塔型社会，代表性经济人缺少现实基础。不同收入阶层消费习惯、金融约束都不同，宏观政策信号传导路径更加不同，因此经济行为差异更大。一次次危机证明，现实经济偏离理想模型。金融危机前，基于代表性经济人（RA）、不完全竞争、价格粘性——RANK模型的 “新新古典综合”占据宏观经济研究的“头把交椅”，是各国央行和政府部门政策分析的“案头”。但是（Yellen，2016）等认为经典模型没有对宏观经济决策起到多大的帮助。次贷危机之后，罗默、斯蒂格里茨等将矛头指向代表性经济人、不完全市场、不完全竞争、价格粘性等问题。HANK模型产生对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即宏观经济政策要考虑阶层反应不同，中国刺激政策也应该考虑国际学术界这些新趋势。

1.金字塔型中国社会出现异质化消费结构

《2022年全球不平等報告》统计发现，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顶级10%和底层50%分别占有收入的27%，但是2015年时前者占42%，后者占15%。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2021年数据维持这个状况。2021年，中国底层50%的人口占有收入的14.4%，财富的6.4%，高层10%的人口占有收入的41.7%，财富的67.8%。财富不平等导致消费、投资行为差异较大。由于数据可得性原因，1998年和2012年中国按收入等级分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10%的最高收入户，10%较高收入户、20%的中等偏上户、20%的中等收入户、20的中等偏下户、10%的较低收入户、10%的最低收入户（5%的困难户）平均消费倾向逐级上升。1998年分别是：69%、76%、78%、82%、85%、90%、97%和100%，全国平均是83%。2012年分别是 59%、65%、67%、70%、73%、77%、89%、97%，而全国平均是68%。可见，经过5年，各阶层平均消费倾向差异更大，而且都在显著下降？

2.中国社会越来越多行业进入非完全竞争

非完全竞争体现在市场不完善、垄断和价格粘性等特征。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其它要素市场不完善，有的市场壁垒，体制内外不能平等竞争。尤其突出的是，中国很多行业都出现了严重的垄断，一些企业躺平挣大钱，但很多行业恶性竞争996。中国市场不完全、行业价格粘性极大，一些僵尸企业僵而不死，另一些竞争激烈行业工资不断下滑。少数人控制的房地产行业价格下降阻力较大，不利于市场出清，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房价跌破首付比例，却不能重新议价议息，购房人不能象美国房屋按揭一样弃供，必须由个人终身背负，变成负资产。

二、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挑战：速度问题和结构问题交织

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表述，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22年中国人均GDP 11880美元。根据《十四五规划》、《二十大报告》和随后一些列重要会议表述，这个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包括：一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二是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三是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四是确保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五是“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六是疫情之后中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七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到来，人口增长下滑，气候变暖，全球化受阻，人工智能凶猛发展等。

因此，可以看到，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既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发展不平衡原因，也有因为新的变化产生的发展速度较慢的原因。而发展速度较慢，是发展不平衡和新的问题出现共同导致的。

三、中国长期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与“痛苦承担者”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体发展很快，但是也出现过几个小周期。在经济下滑阶段，中国社保不完善但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核心是有稳定的“压舱石”。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农民工长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但社会依然稳定的压舱石。有统计数据以来，农民工规模增长率比社会就业人员增长率波动更大，在经济下行阶段尤其明显。原因是底层劳动力竞争激烈，且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但农民工的双重身份，身份在农村的“他乡人”。在经济下滑阶段，没有社保，他们“自愿”回乡，一定程度承担了经济波动失业率增加的社会成本。

现阶段，新一代的大学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独生子女政策的产物，独生子女成为现阶段经济波动失业率上升社会成本的承担者。目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往往都是独生子女家庭，他们是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三个家庭六个钱包养一个的孩子，由于经济压力较小，他们中较大比例可以承受“自愿失业”，选择“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选择考研进修，或者等待好的工作机会。2023年5月调查失业率中的青年失业率20.8%，高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2%。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2022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比2021年增长了17%。劳动力闲置是社会资源严重浪费，尤其青年劳动力闲置，但是客观上中国国情特点决定了农民工和大学生成为社会经济波动的稳定器。

四、新一轮刺激政策必须考虑收入分配效应：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为主、财政产业政策兼顾逆周期和跨周期

2020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2021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因此，现阶段刺激政策要兼顾“逆周期”和“跨周期”。货币政策因为只有短期效应，因此只能是逆周期调节为主。财政政策有结构调整的意义，因此财政政策既要“逆周期”也要“跨周期”。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在充分论证有效性前提下，既有逆周期刺激的作用，更要有跨周期调结构补短板的作用。更加重要的是，宏观刺激政策一定要考虑收入分配效应，即刺激政策应该首先有利于低收入者收入增加，特定人群即青年失业率下降，提高消费，扩大内循环。

总之，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不如预期，政府短期不能慌乱，更不能“出拳快，出手重”，应该意识到中国社会客观存在两个稳定的“压舱石”。新一轮刺激政策要考虑收入分配效应，着重完善市场机制、打破市场垄断、消除价格刚性等方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落实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大部署，迎接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春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