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不是唯一生死攸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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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应完全围绕着GDP。在我看来，预期寿命应该是衡量一个国家状况的最重要的补充指标。

萨拉•奥康纳

■每隔一段时间，美国早间电视节目中就会冒出一则“感动美国”、却会把大多数欧洲人惊得一口茶喷出来的新闻。

例如，《早安美国》(Good Morning America)播了一则关于“送给同事宝宝的时髦礼物”的新闻：把你有限的带薪假期捐给怀孕的同事，这样她就可以多陪新生儿一些时间再回来上班。一名妇女说，她很感激能和宝宝一起度过整整12周的时间才回去上班，这要归功于同事们捐赠的假期。还有另一家电视台播了一则新闻，讲的是医务人员在疫情期间将带薪休假捐给患白血病的同事。

这些不是孤立的事件。美国雇主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Employers)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雇主设有“带薪休假捐赠计划”。例如，一所大学为其员工“提供机会，可以将自己累积的假期捐给……那些罹患重病或遭遇重伤、但假期已经用完的同事”。

大家互相捐假期，因为美国的休假制度太吝啬了。美国不设全国性的法定带薪产假或带薪病假。这在富裕国家中有多另类，是怎么说也不为过的。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母亲平均享有近19周的带薪产假。在英国，我生孩子的时候休息了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带薪的。

每当我听到欧洲人又在为欧洲大陆的经济实力越来越落后于美国而烦恼时，我就会想到类似上面这样的强烈反差。并不是说GDP不重要，但各国真的应该用这个唯一的指标来衡量自己的进步并相互攀比吗？

这并不算一个新问题。人们从几十年前就开始主张GDP不足以衡量一个国家的昌盛程度或生活水平，但试图制定一套更好标准的努力往往拿不出过硬的成果。难点在于，一旦你开始思考哪些因素是重要的，就很难判定什么时候该停下来。经合组织的“更好的生活”指数(Better Life index)包含11项不同的指标。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也不甘落后，它编制的“国民幸福”(national wellbeing)指数包含44项指标，从体育运动参与度到对政府的信任度。一不留神，摆在你面前的“仪表盘”已然令人生畏：尽管里面包含了许多非常有趣的信息，但很难帮助你从整体上判断一个国家的状况，更不用说拿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比较了。

衡量方法最好要简单。在我看来，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状况的最重要的补充指标。这是一个基于死亡率的可靠定量指标，而且几乎没有其他事情比生死更重要了。它还受到人们非常关心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妇女儿童的待遇、食品质量、医疗卫生、教育、污染、就业和犯罪。有人可能会说，“健康预期寿命”(healthy life expectancy)——衡量人们能够以健康的身体状态生活的预期年数——会更好，但现有的数据过于主观，无法支撑对各国的情况进行有说服力的比较。

当然，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关注预期寿命了。但是，如果政治家们对这项数据像对GDP那样执著、那样急于地拿自己的GDP与别国的进行比较，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按照预期寿命来衡量，美国不是其他富裕国家羡慕的对象。尽管美国的经济在增长，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却远远落后于其他富裕国家的人民。1980年，美国的预期寿命与意大利和法国大致相同，高于英国和德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已经掉到这几个国家中的最末名，而现在，一些人均GDP远远低于美国的国家在预期寿命上都超过了它。全世界大谈中国的GDP何时（或是否）将超过美国，但中国的预期寿命已经悄无声息地超过了美国。

并不是说GDP不重要。它代表了馅饼的大小，从而有助于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能发挥多大影响，以及能为自己的人民提供怎样的生活。因而不意外地是，人均GDP和预期寿命往往大致相关，但也有很多例外，从中我们可以汲取一些教训。一些国家的预期寿命排名高于它们的经济实力排名，比如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这是因为这几个国家的饮食比较健康。允许持枪、吃很多加工食品、社会保障糟糕的美国，预期寿命的排名远低于其经济实力排名。

关心健康并希望影响政策制定者或公众的人经常试图强调健康对经济的影响。麦肯锡(McKinsey)的一份研究宣称：“健康状况不佳每年使全球损失15%的GDP。”另一份报告称：“英格兰‘落后’社区人们的普遍健康状况不佳，每年给国家造成近300亿英镑的损失，因为人们常常因为身体太差而无法工作并且过早死亡。”但这是把事情完全搞反了。GDP不是我们想要健康长寿的目的，相反，我们想要GDP是为了能够健康长寿。

国与国之间来一点良性竞争没有什么错。但是，在经济增长问题上，我们不要颠倒了目的与手段。■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