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担任财长整体上肯定利好整体经济和市场”；“我认为这对美国来说将是件好事”。
发布日期：2024-11-24 19:24
崔莹
■如今，浙江温岭的石塘镇是中国的网红打卡点，被誉为“东海好望角”、“东方巴黎圣母院”。此地有滨海绿道、金沙滩、七彩民居，来这里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而就在10年前，这是还里一个破落荒凉、渔业日益凋敝的小渔村。上海导演郭静和柯丁丁在来此地调研拍片时，恰好遇到小镇正在尝试向旅游业转型，于是，他们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他们用纪录片《石塘镇》展现了这个小镇正在经历的变迁，并捕捉了在此过程中人们的焦虑、悲伤和困惑。6月15日，时长181分钟的《石塘镇》在英国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进行了世界首映。郭静和柯丁丁从上海赶来参加首映，并回答观众的提问。
郭静和柯丁丁在中国纪录片领域颇有名气，两人合作23年，拍摄过独立纪录片《盛夏的果实》、《马戏学校》、《初潮》、《2006，关于我的朋友》、《妈妈，我是妈妈》等。这些作品大都是“观察式纪录片”。这类纪录片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对发生的事件进行尽量完整的呈现，没有画外解说，导演则成为“墙壁上的苍蝇”（fly on the wall）。
郭静和柯丁丁都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员工，他们的本职工作也是拍纪录片，近期完成的纪录片包括《西藏，自然之路》和《火线救援》等。将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都贡献给了拍摄，可见两人对纪录片的热情。对两人影响最深的是法国纪录片《卢浮宫》。这部片子让他俩惊叹：这才是我们想要做的纪录片的样子。于是，两人更坚定要拍真正想拍的纪录片。
对于两位导演来说，纪录片的魅力就在于：你知道会有故事，但是不知道主角在哪里，故事在哪里，也不知道故事会怎样发展，更不知道故事的结局。2011年，郭静和柯丁丁想拍一部人与自然主题的纪录片，便来到石塘镇做调研。因为这里是渔村，也是台风经常登陆的地方。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石塘镇最初认识的两个男人便成了电影的主角。
郭静回忆：“陈其胜是石塘镇旅游办的主任，也是当地的文化名人，他是渔村传统舞蹈大奏鼓的挖掘、整理者，在他的张罗下，大奏鼓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只是通过朋友认识了他。我们给陈其胜打电话，他很热情，我们就去了他的办公室。当时当地某村的支部书记黄才斌也在那儿。我们发现，他们两人的关系特别好，两人都很有意思。和他们一见面，我们就认定他们是片子的主角。”此时，郭静和柯丁丁决定改变拍摄主题，以中国乡村为背景，拍一部体现两个中年男人的兄弟情谊的纪录片。
然而，拍着拍着，一件大事发生了。因为近海的渔业资源已几乎枯竭，渔民的生活举步维艰，传统渔村到了必须转型的阶段。当地政府也意识到这些问题，决定发展旅游业，让石塘镇变成旅游镇。两位导演又开始商量之后该怎么拍，郭静表示：“这部纪录片在自然生长，我们对它的理解也在随之变化”。
郭静介绍：“2012年年底，石塘镇改造项目正式开工，当地政府为此举办了开工仪式。他们计划先打造滨海绿道，希望用海边的美景吸引游客。我们决定跟拍这个绿道建设的过程。并且，这个项目和陈其胜也有关。陈其胜代表甲方，代表政府，参与这个项目的建设。”于是，两个男人为主角的纪录片，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陈其胜的个人生活史，以及旧式渔村如何向现代化转型，这种转型给当地人带来怎样的影响等。
实际上，拍到1/3时，两位导演曾对这个项目表示怀疑，甚至都快要放弃了。郭静解释：“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解释他们的生活。他们每天上班、下班就吃饭喝酒，今天和这个朋友聚，明天和那个朋友聚，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我们经常反思，为什么要拍这些内容。”柯丁丁也表示：“我们差点真的放弃，但拍到后面，逐渐理解他们的生活了，也清楚了我们想拍怎样一部纪录片……这就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总有我们期待之外的东西。”
建绿道的第一步是征地补偿，然而，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石塘镇》呈现了一位老妈妈对政府补偿款表示不满，和工程队对抗的场景，也就是大家并不陌生的“钉子户”问题。片中，陈其胜也很无奈，感慨：“这就是中国的农村”。两位导演希望能够原原本本呈现当时发生的事情，但这并不容易。
柯丁丁解释：“这类事件非常复杂，很难说清楚谁对谁错。要看懂这个部分，需要了解相关法律。片中，我们尽可能地把事情原委都说清楚。总的来说，这位老妈妈的做法不对，因为在中国，渔民是没有耕地的，农民才有耕地，两者之间有明确的区别。政府愿意补偿，每户渔民3524元，赔偿的是渔民在相关土地上耕种的蔬菜水果等。老妈妈的做法并不合理合法，但不能说是违法，但很多人看了这部纪录片，会同情老妈妈，并且老妈妈最后也赢了。”
像这种说不清楚的“灰色情节”，《石塘镇》中还有很多，比如渔民若没有捕捞许可证，即使有渔船，从事渔业，也拿不到柴油补贴等。柯丁丁表示：“我们在片子里不做出是非判断，也不会通过剪辑，做出判断，我们只提供事实，提供我们认为重要的故事。”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并非“非黑即白”的情节，这部纪录片才令人感到真实，才会吸引人。在任何一个纪录片电影节，3个小时的纪录片都不太容易吸引到观众，但《石塘镇》首映结束后，一位英国观众表示：“我看得津津有味，3个小时并不觉得长。”
此前，郭静和柯丁丁主要拍发生地在上海的纪录片，《石塘镇》是他们第一次合拍的“外地片”。两人都是地道的上海人，很少深入了解上海以外的人的生活。在石塘镇跟拍了5、6年后，两人最大的感受是：在那里，家庭的力量非常强大，在那里生活的人具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家庭观念，这一点和上海很不一样。这也是石塘镇最吸引他们的地方。片中，陈其胜对儿子、母亲和前妻的态度，以及黄文斌对自己的儿子的方式等都体现了这种价值观念。
比如，陈其胜已经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快要20年，但是观众还是能够从他的表情和他的言语里，感受到他们之间存在的亲情。因为前妻是儿子的妈妈，在中国传统家庭里，这种和血缘关系有关的亲情，是很难割舍的。影片还展现了黄文斌一家做法事的场景，目的也是要呈现强大的家庭力量。柯丁丁感慨：“他们全家人跪在神的面前时，我才理解什么是中国传统家庭。”
会唱歌、会敲鼓、有号召力还会开玩笑，又孝顺、重感情……纪录片的主角陈其胜是一个很有张力的角色。“陈其胜很有才华！”郭静说。柯丁丁补充：“我们觉得陈其胜是中国的堂吉柯德，因为他是一个性格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一个无处安放的灵魂。他的理想和这个小镇格格不入，有时，他甚至和这个小镇完全对立，并不喜欢这个小镇。我们搞不清楚他和这个小镇的关系，但我们确定的是，他是这个小镇的一部分。他所有的苦恼、痛苦和乐趣，都和这个小镇相关。当陈其胜去世时，这部纪录片也就结束了，同时，随着他的去世，小镇的这个时代也结束了。”纪录片的结尾是2017年夏天，陈其胜的葬礼，这样的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葬礼之前的片段是，陈其胜兴致勃勃地带人参观建好的滨海绿道：站在绿道上，美丽的海景尽收眼底。这条绿道始建于2013年，于2016年5月1日开通并向游客开放。一期工程全长约8公里，宽4.5米……此时，石塘镇的金沙滩也聚满了游客。
拍摄过程中，让两位导演颇为震惊的第二点便是这“中国效率”。如今，石塘镇是中国游客喜爱的网红打卡地。当两位导演第一次听说这里要改变、要发展旅游业时，觉得这个目标完全不可能实现。结果没过几年，他们还是做成了。“为什么会成功？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根本不可能发生。除了中国式的效率，我想当地人也意识到转型的重要性，所以这种变化是符合民意的。”柯丁丁说。
“近些年，石塘镇又有了更多的变化，片中，陈其胜考察的那些石头屋，陆陆续续被改造成了特色民宿，样子非常时髦。有个村子还变成了七彩村。这也曾经是陈其胜在世时的想法。他当时想找美院的老师和学生一起做这个项目，把一个村子的民居涂成各种各样的颜色……”郭静补充到。公开数据表明，2021年，石塘镇共接待游客190万人，旅游收入约3亿元。10年间，石塘镇经历了巨变。郭静和柯丁丁用纪录片《石塘镇》将这一巨变记录下来。
从2011年开始调研，到今天的首映，《石塘镇》的诞生历经12年。谈到拍摄中最大的挑战，两位导演都表示：拍摄地路途遥远，并且，他们不能在那里长期连续拍摄，因为有各自的本职工作。“路上需要6个多小时，每次最多只能在那里拍一周。我们的拍摄方式是等待，但我们有些等不起。这多少会影响这部纪录片的质量。”柯丁丁有些遗憾地说。也因为有限的拍摄时间，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很多线索，比如他们原本要跟着渔船出海打渔，但出海的时间太长，有时甚至需要1、2个月在海上。再就是，他们遇到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人，这个人免费在海上救人，也很值得拍……但因为时间不允许，这条线也没有拍。
拍摄之初，《石塘镇》申请到一笔基金，这笔基金主要用于影片的拍摄成本和后期制作等，也就是说，两位导演并不带薪工作，拍摄主要在“靠爱发电”。但他们感到很知足，因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拍这部纪录片。并且，他们没有时间压力，也没有发行压力，这令这部纪录片更纯粹。
我很好奇两位导演如何做到合作20多年不翻脸？而他俩既不是兄妹，也不是夫妻（亲属档、夫妻档是纪录片常见的合作模式）。郭静解释：“因为我们两人对纪录片的理解很一致，对想要拍什么样的纪录片的想法也很一致。”柯丁丁回答：“我们并不总在一起，在台里工作时，她有她的组，我有我的组，我们在一起拍片的时间并不多。”通常，纪录片更注重个人化的视角，大多数纪录片导演都习惯于独自摸索。能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拍喜欢的纪录片，并且如此高产，两位导演的合作模式，本身也算独立纪录片领域的一个奇迹。■
他们用纪录片《石塘镇》展现了这个小镇正在经历的变迁，并捕捉了在此过程中人们的焦虑、悲伤和困惑。6月15日，时长181分钟的《石塘镇》在英国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进行了世界首映。郭静和柯丁丁从上海赶来参加首映，并回答观众的提问。
郭静和柯丁丁在中国纪录片领域颇有名气，两人合作23年，拍摄过独立纪录片《盛夏的果实》、《马戏学校》、《初潮》、《2006，关于我的朋友》、《妈妈，我是妈妈》等。这些作品大都是“观察式纪录片”。这类纪录片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对发生的事件进行尽量完整的呈现，没有画外解说，导演则成为“墙壁上的苍蝇”（fly on the wall）。
郭静和柯丁丁都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员工，他们的本职工作也是拍纪录片，近期完成的纪录片包括《西藏，自然之路》和《火线救援》等。将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都贡献给了拍摄，可见两人对纪录片的热情。对两人影响最深的是法国纪录片《卢浮宫》。这部片子让他俩惊叹：这才是我们想要做的纪录片的样子。于是，两人更坚定要拍真正想拍的纪录片。
对于两位导演来说，纪录片的魅力就在于：你知道会有故事，但是不知道主角在哪里，故事在哪里，也不知道故事会怎样发展，更不知道故事的结局。2011年，郭静和柯丁丁想拍一部人与自然主题的纪录片，便来到石塘镇做调研。因为这里是渔村，也是台风经常登陆的地方。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石塘镇最初认识的两个男人便成了电影的主角。
郭静回忆：“陈其胜是石塘镇旅游办的主任，也是当地的文化名人，他是渔村传统舞蹈大奏鼓的挖掘、整理者，在他的张罗下，大奏鼓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只是通过朋友认识了他。我们给陈其胜打电话，他很热情，我们就去了他的办公室。当时当地某村的支部书记黄才斌也在那儿。我们发现，他们两人的关系特别好，两人都很有意思。和他们一见面，我们就认定他们是片子的主角。”此时，郭静和柯丁丁决定改变拍摄主题，以中国乡村为背景，拍一部体现两个中年男人的兄弟情谊的纪录片。
然而，拍着拍着，一件大事发生了。因为近海的渔业资源已几乎枯竭，渔民的生活举步维艰，传统渔村到了必须转型的阶段。当地政府也意识到这些问题，决定发展旅游业，让石塘镇变成旅游镇。两位导演又开始商量之后该怎么拍，郭静表示：“这部纪录片在自然生长，我们对它的理解也在随之变化”。
郭静介绍：“2012年年底，石塘镇改造项目正式开工，当地政府为此举办了开工仪式。他们计划先打造滨海绿道，希望用海边的美景吸引游客。我们决定跟拍这个绿道建设的过程。并且，这个项目和陈其胜也有关。陈其胜代表甲方，代表政府，参与这个项目的建设。”于是，两个男人为主角的纪录片，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陈其胜的个人生活史，以及旧式渔村如何向现代化转型，这种转型给当地人带来怎样的影响等。
实际上，拍到1/3时，两位导演曾对这个项目表示怀疑，甚至都快要放弃了。郭静解释：“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解释他们的生活。他们每天上班、下班就吃饭喝酒，今天和这个朋友聚，明天和那个朋友聚，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我们经常反思，为什么要拍这些内容。”柯丁丁也表示：“我们差点真的放弃，但拍到后面，逐渐理解他们的生活了，也清楚了我们想拍怎样一部纪录片……这就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总有我们期待之外的东西。”
建绿道的第一步是征地补偿，然而，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石塘镇》呈现了一位老妈妈对政府补偿款表示不满，和工程队对抗的场景，也就是大家并不陌生的“钉子户”问题。片中，陈其胜也很无奈，感慨：“这就是中国的农村”。两位导演希望能够原原本本呈现当时发生的事情，但这并不容易。
柯丁丁解释：“这类事件非常复杂，很难说清楚谁对谁错。要看懂这个部分，需要了解相关法律。片中，我们尽可能地把事情原委都说清楚。总的来说，这位老妈妈的做法不对，因为在中国，渔民是没有耕地的，农民才有耕地，两者之间有明确的区别。政府愿意补偿，每户渔民3524元，赔偿的是渔民在相关土地上耕种的蔬菜水果等。老妈妈的做法并不合理合法，但不能说是违法，但很多人看了这部纪录片，会同情老妈妈，并且老妈妈最后也赢了。”
像这种说不清楚的“灰色情节”，《石塘镇》中还有很多，比如渔民若没有捕捞许可证，即使有渔船，从事渔业，也拿不到柴油补贴等。柯丁丁表示：“我们在片子里不做出是非判断，也不会通过剪辑，做出判断，我们只提供事实，提供我们认为重要的故事。”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并非“非黑即白”的情节，这部纪录片才令人感到真实，才会吸引人。在任何一个纪录片电影节，3个小时的纪录片都不太容易吸引到观众，但《石塘镇》首映结束后，一位英国观众表示：“我看得津津有味，3个小时并不觉得长。”
此前，郭静和柯丁丁主要拍发生地在上海的纪录片，《石塘镇》是他们第一次合拍的“外地片”。两人都是地道的上海人，很少深入了解上海以外的人的生活。在石塘镇跟拍了5、6年后，两人最大的感受是：在那里，家庭的力量非常强大，在那里生活的人具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家庭观念，这一点和上海很不一样。这也是石塘镇最吸引他们的地方。片中，陈其胜对儿子、母亲和前妻的态度，以及黄文斌对自己的儿子的方式等都体现了这种价值观念。
比如，陈其胜已经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快要20年，但是观众还是能够从他的表情和他的言语里，感受到他们之间存在的亲情。因为前妻是儿子的妈妈，在中国传统家庭里，这种和血缘关系有关的亲情，是很难割舍的。影片还展现了黄文斌一家做法事的场景，目的也是要呈现强大的家庭力量。柯丁丁感慨：“他们全家人跪在神的面前时，我才理解什么是中国传统家庭。”
会唱歌、会敲鼓、有号召力还会开玩笑，又孝顺、重感情……纪录片的主角陈其胜是一个很有张力的角色。“陈其胜很有才华！”郭静说。柯丁丁补充：“我们觉得陈其胜是中国的堂吉柯德，因为他是一个性格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一个无处安放的灵魂。他的理想和这个小镇格格不入，有时，他甚至和这个小镇完全对立，并不喜欢这个小镇。我们搞不清楚他和这个小镇的关系，但我们确定的是，他是这个小镇的一部分。他所有的苦恼、痛苦和乐趣，都和这个小镇相关。当陈其胜去世时，这部纪录片也就结束了，同时，随着他的去世，小镇的这个时代也结束了。”纪录片的结尾是2017年夏天，陈其胜的葬礼，这样的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葬礼之前的片段是，陈其胜兴致勃勃地带人参观建好的滨海绿道：站在绿道上，美丽的海景尽收眼底。这条绿道始建于2013年，于2016年5月1日开通并向游客开放。一期工程全长约8公里，宽4.5米……此时，石塘镇的金沙滩也聚满了游客。
拍摄过程中，让两位导演颇为震惊的第二点便是这“中国效率”。如今，石塘镇是中国游客喜爱的网红打卡地。当两位导演第一次听说这里要改变、要发展旅游业时，觉得这个目标完全不可能实现。结果没过几年，他们还是做成了。“为什么会成功？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根本不可能发生。除了中国式的效率，我想当地人也意识到转型的重要性，所以这种变化是符合民意的。”柯丁丁说。
“近些年，石塘镇又有了更多的变化，片中，陈其胜考察的那些石头屋，陆陆续续被改造成了特色民宿，样子非常时髦。有个村子还变成了七彩村。这也曾经是陈其胜在世时的想法。他当时想找美院的老师和学生一起做这个项目，把一个村子的民居涂成各种各样的颜色……”郭静补充到。公开数据表明，2021年，石塘镇共接待游客190万人，旅游收入约3亿元。10年间，石塘镇经历了巨变。郭静和柯丁丁用纪录片《石塘镇》将这一巨变记录下来。
从2011年开始调研，到今天的首映，《石塘镇》的诞生历经12年。谈到拍摄中最大的挑战，两位导演都表示：拍摄地路途遥远，并且，他们不能在那里长期连续拍摄，因为有各自的本职工作。“路上需要6个多小时，每次最多只能在那里拍一周。我们的拍摄方式是等待，但我们有些等不起。这多少会影响这部纪录片的质量。”柯丁丁有些遗憾地说。也因为有限的拍摄时间，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很多线索，比如他们原本要跟着渔船出海打渔，但出海的时间太长，有时甚至需要1、2个月在海上。再就是，他们遇到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人，这个人免费在海上救人，也很值得拍……但因为时间不允许，这条线也没有拍。
拍摄之初，《石塘镇》申请到一笔基金，这笔基金主要用于影片的拍摄成本和后期制作等，也就是说，两位导演并不带薪工作，拍摄主要在“靠爱发电”。但他们感到很知足，因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拍这部纪录片。并且，他们没有时间压力，也没有发行压力，这令这部纪录片更纯粹。
我很好奇两位导演如何做到合作20多年不翻脸？而他俩既不是兄妹，也不是夫妻（亲属档、夫妻档是纪录片常见的合作模式）。郭静解释：“因为我们两人对纪录片的理解很一致，对想要拍什么样的纪录片的想法也很一致。”柯丁丁回答：“我们并不总在一起，在台里工作时，她有她的组，我有我的组，我们在一起拍片的时间并不多。”通常，纪录片更注重个人化的视角，大多数纪录片导演都习惯于独自摸索。能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拍喜欢的纪录片，并且如此高产，两位导演的合作模式，本身也算独立纪录片领域的一个奇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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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2023-07-07 17:49
艺术风尚
电影：“这部纪录片在自然生长，我们的理解也在随之变化”
电影：“这部纪录片在自然生长，我们的理解也在随之变化”
崔莹：郭静和柯丁丁用纪录片《石塘镇》见证了一个中国小渔村戏剧性的巨变，同时也捕捉到在变迁之中人们的五味杂陈。
崔莹
■如今，浙江温岭的石塘镇是中国的网红打卡点，被誉为“东海好望角”、“东方巴黎圣母院”。此地有滨海绿道、金沙滩、七彩民居，来这里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而就在10年前，这是还里一个破落荒凉、渔业日益凋敝的小渔村。上海导演郭静和柯丁丁在来此地调研拍片时，恰好遇到小镇正在尝试向旅游业转型，于是，他们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他们用纪录片《石塘镇》展现了这个小镇正在经历的变迁，并捕捉了在此过程中人们的焦虑、悲伤和困惑。6月15日，时长181分钟的《石塘镇》在英国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进行了世界首映。郭静和柯丁丁从上海赶来参加首映，并回答观众的提问。
郭静和柯丁丁在中国纪录片领域颇有名气，两人合作23年，拍摄过独立纪录片《盛夏的果实》、《马戏学校》、《初潮》、《2006，关于我的朋友》、《妈妈，我是妈妈》等。这些作品大都是“观察式纪录片”。这类纪录片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对发生的事件进行尽量完整的呈现，没有画外解说，导演则成为“墙壁上的苍蝇”（fly on the wall）。
郭静和柯丁丁都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员工，他们的本职工作也是拍纪录片，近期完成的纪录片包括《西藏，自然之路》和《火线救援》等。将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都贡献给了拍摄，可见两人对纪录片的热情。对两人影响最深的是法国纪录片《卢浮宫》。这部片子让他俩惊叹：这才是我们想要做的纪录片的样子。于是，两人更坚定要拍真正想拍的纪录片。
对于两位导演来说，纪录片的魅力就在于：你知道会有故事，但是不知道主角在哪里，故事在哪里，也不知道故事会怎样发展，更不知道故事的结局。2011年，郭静和柯丁丁想拍一部人与自然主题的纪录片，便来到石塘镇做调研。因为这里是渔村，也是台风经常登陆的地方。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石塘镇最初认识的两个男人便成了电影的主角。
郭静回忆：“陈其胜是石塘镇旅游办的主任，也是当地的文化名人，他是渔村传统舞蹈大奏鼓的挖掘、整理者，在他的张罗下，大奏鼓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只是通过朋友认识了他。我们给陈其胜打电话，他很热情，我们就去了他的办公室。当时当地某村的支部书记黄才斌也在那儿。我们发现，他们两人的关系特别好，两人都很有意思。和他们一见面，我们就认定他们是片子的主角。”此时，郭静和柯丁丁决定改变拍摄主题，以中国乡村为背景，拍一部体现两个中年男人的兄弟情谊的纪录片。
然而，拍着拍着，一件大事发生了。因为近海的渔业资源已几乎枯竭，渔民的生活举步维艰，传统渔村到了必须转型的阶段。当地政府也意识到这些问题，决定发展旅游业，让石塘镇变成旅游镇。两位导演又开始商量之后该怎么拍，郭静表示：“这部纪录片在自然生长，我们对它的理解也在随之变化”。
郭静介绍：“2012年年底，石塘镇改造项目正式开工，当地政府为此举办了开工仪式。他们计划先打造滨海绿道，希望用海边的美景吸引游客。我们决定跟拍这个绿道建设的过程。并且，这个项目和陈其胜也有关。陈其胜代表甲方，代表政府，参与这个项目的建设。”于是，两个男人为主角的纪录片，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陈其胜的个人生活史，以及旧式渔村如何向现代化转型，这种转型给当地人带来怎样的影响等。
实际上，拍到1/3时，两位导演曾对这个项目表示怀疑，甚至都快要放弃了。郭静解释：“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解释他们的生活。他们每天上班、下班就吃饭喝酒，今天和这个朋友聚，明天和那个朋友聚，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我们经常反思，为什么要拍这些内容。”柯丁丁也表示：“我们差点真的放弃，但拍到后面，逐渐理解他们的生活了，也清楚了我们想拍怎样一部纪录片……这就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总有我们期待之外的东西。”
建绿道的第一步是征地补偿，然而，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石塘镇》呈现了一位老妈妈对政府补偿款表示不满，和工程队对抗的场景，也就是大家并不陌生的“钉子户”问题。片中，陈其胜也很无奈，感慨：“这就是中国的农村”。两位导演希望能够原原本本呈现当时发生的事情，但这并不容易。
柯丁丁解释：“这类事件非常复杂，很难说清楚谁对谁错。要看懂这个部分，需要了解相关法律。片中，我们尽可能地把事情原委都说清楚。总的来说，这位老妈妈的做法不对，因为在中国，渔民是没有耕地的，农民才有耕地，两者之间有明确的区别。政府愿意补偿，每户渔民3524元，赔偿的是渔民在相关土地上耕种的蔬菜水果等。老妈妈的做法并不合理合法，但不能说是违法，但很多人看了这部纪录片，会同情老妈妈，并且老妈妈最后也赢了。”
像这种说不清楚的“灰色情节”，《石塘镇》中还有很多，比如渔民若没有捕捞许可证，即使有渔船，从事渔业，也拿不到柴油补贴等。柯丁丁表示：“我们在片子里不做出是非判断，也不会通过剪辑，做出判断，我们只提供事实，提供我们认为重要的故事。”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并非“非黑即白”的情节，这部纪录片才令人感到真实，才会吸引人。在任何一个纪录片电影节，3个小时的纪录片都不太容易吸引到观众，但《石塘镇》首映结束后，一位英国观众表示：“我看得津津有味，3个小时并不觉得长。”
此前，郭静和柯丁丁主要拍发生地在上海的纪录片，《石塘镇》是他们第一次合拍的“外地片”。两人都是地道的上海人，很少深入了解上海以外的人的生活。在石塘镇跟拍了5、6年后，两人最大的感受是：在那里，家庭的力量非常强大，在那里生活的人具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家庭观念，这一点和上海很不一样。这也是石塘镇最吸引他们的地方。片中，陈其胜对儿子、母亲和前妻的态度，以及黄文斌对自己的儿子的方式等都体现了这种价值观念。
比如，陈其胜已经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快要20年，但是观众还是能够从他的表情和他的言语里，感受到他们之间存在的亲情。因为前妻是儿子的妈妈，在中国传统家庭里，这种和血缘关系有关的亲情，是很难割舍的。影片还展现了黄文斌一家做法事的场景，目的也是要呈现强大的家庭力量。柯丁丁感慨：“他们全家人跪在神的面前时，我才理解什么是中国传统家庭。”
会唱歌、会敲鼓、有号召力还会开玩笑，又孝顺、重感情……纪录片的主角陈其胜是一个很有张力的角色。“陈其胜很有才华！”郭静说。柯丁丁补充：“我们觉得陈其胜是中国的堂吉柯德，因为他是一个性格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一个无处安放的灵魂。他的理想和这个小镇格格不入，有时，他甚至和这个小镇完全对立，并不喜欢这个小镇。我们搞不清楚他和这个小镇的关系，但我们确定的是，他是这个小镇的一部分。他所有的苦恼、痛苦和乐趣，都和这个小镇相关。当陈其胜去世时，这部纪录片也就结束了，同时，随着他的去世，小镇的这个时代也结束了。”纪录片的结尾是2017年夏天，陈其胜的葬礼，这样的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葬礼之前的片段是，陈其胜兴致勃勃地带人参观建好的滨海绿道：站在绿道上，美丽的海景尽收眼底。这条绿道始建于2013年，于2016年5月1日开通并向游客开放。一期工程全长约8公里，宽4.5米……此时，石塘镇的金沙滩也聚满了游客。
拍摄过程中，让两位导演颇为震惊的第二点便是这“中国效率”。如今，石塘镇是中国游客喜爱的网红打卡地。当两位导演第一次听说这里要改变、要发展旅游业时，觉得这个目标完全不可能实现。结果没过几年，他们还是做成了。“为什么会成功？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根本不可能发生。除了中国式的效率，我想当地人也意识到转型的重要性，所以这种变化是符合民意的。”柯丁丁说。
“近些年，石塘镇又有了更多的变化，片中，陈其胜考察的那些石头屋，陆陆续续被改造成了特色民宿，样子非常时髦。有个村子还变成了七彩村。这也曾经是陈其胜在世时的想法。他当时想找美院的老师和学生一起做这个项目，把一个村子的民居涂成各种各样的颜色……”郭静补充到。公开数据表明，2021年，石塘镇共接待游客190万人，旅游收入约3亿元。10年间，石塘镇经历了巨变。郭静和柯丁丁用纪录片《石塘镇》将这一巨变记录下来。
从2011年开始调研，到今天的首映，《石塘镇》的诞生历经12年。谈到拍摄中最大的挑战，两位导演都表示：拍摄地路途遥远，并且，他们不能在那里长期连续拍摄，因为有各自的本职工作。“路上需要6个多小时，每次最多只能在那里拍一周。我们的拍摄方式是等待，但我们有些等不起。这多少会影响这部纪录片的质量。”柯丁丁有些遗憾地说。也因为有限的拍摄时间，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很多线索，比如他们原本要跟着渔船出海打渔，但出海的时间太长，有时甚至需要1、2个月在海上。再就是，他们遇到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人，这个人免费在海上救人，也很值得拍……但因为时间不允许，这条线也没有拍。
拍摄之初，《石塘镇》申请到一笔基金，这笔基金主要用于影片的拍摄成本和后期制作等，也就是说，两位导演并不带薪工作，拍摄主要在“靠爱发电”。但他们感到很知足，因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拍这部纪录片。并且，他们没有时间压力，也没有发行压力，这令这部纪录片更纯粹。
我很好奇两位导演如何做到合作20多年不翻脸？而他俩既不是兄妹，也不是夫妻（亲属档、夫妻档是纪录片常见的合作模式）。郭静解释：“因为我们两人对纪录片的理解很一致，对想要拍什么样的纪录片的想法也很一致。”柯丁丁回答：“我们并不总在一起，在台里工作时，她有她的组，我有我的组，我们在一起拍片的时间并不多。”通常，纪录片更注重个人化的视角，大多数纪录片导演都习惯于独自摸索。能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拍喜欢的纪录片，并且如此高产，两位导演的合作模式，本身也算独立纪录片领域的一个奇迹。■
他们用纪录片《石塘镇》展现了这个小镇正在经历的变迁，并捕捉了在此过程中人们的焦虑、悲伤和困惑。6月15日，时长181分钟的《石塘镇》在英国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进行了世界首映。郭静和柯丁丁从上海赶来参加首映，并回答观众的提问。
郭静和柯丁丁在中国纪录片领域颇有名气，两人合作23年，拍摄过独立纪录片《盛夏的果实》、《马戏学校》、《初潮》、《2006，关于我的朋友》、《妈妈，我是妈妈》等。这些作品大都是“观察式纪录片”。这类纪录片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对发生的事件进行尽量完整的呈现，没有画外解说，导演则成为“墙壁上的苍蝇”（fly on the wall）。
郭静和柯丁丁都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员工，他们的本职工作也是拍纪录片，近期完成的纪录片包括《西藏，自然之路》和《火线救援》等。将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都贡献给了拍摄，可见两人对纪录片的热情。对两人影响最深的是法国纪录片《卢浮宫》。这部片子让他俩惊叹：这才是我们想要做的纪录片的样子。于是，两人更坚定要拍真正想拍的纪录片。
对于两位导演来说，纪录片的魅力就在于：你知道会有故事，但是不知道主角在哪里，故事在哪里，也不知道故事会怎样发展，更不知道故事的结局。2011年，郭静和柯丁丁想拍一部人与自然主题的纪录片，便来到石塘镇做调研。因为这里是渔村，也是台风经常登陆的地方。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石塘镇最初认识的两个男人便成了电影的主角。
郭静回忆：“陈其胜是石塘镇旅游办的主任，也是当地的文化名人，他是渔村传统舞蹈大奏鼓的挖掘、整理者，在他的张罗下，大奏鼓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只是通过朋友认识了他。我们给陈其胜打电话，他很热情，我们就去了他的办公室。当时当地某村的支部书记黄才斌也在那儿。我们发现，他们两人的关系特别好，两人都很有意思。和他们一见面，我们就认定他们是片子的主角。”此时，郭静和柯丁丁决定改变拍摄主题，以中国乡村为背景，拍一部体现两个中年男人的兄弟情谊的纪录片。
然而，拍着拍着，一件大事发生了。因为近海的渔业资源已几乎枯竭，渔民的生活举步维艰，传统渔村到了必须转型的阶段。当地政府也意识到这些问题，决定发展旅游业，让石塘镇变成旅游镇。两位导演又开始商量之后该怎么拍，郭静表示：“这部纪录片在自然生长，我们对它的理解也在随之变化”。
郭静介绍：“2012年年底，石塘镇改造项目正式开工，当地政府为此举办了开工仪式。他们计划先打造滨海绿道，希望用海边的美景吸引游客。我们决定跟拍这个绿道建设的过程。并且，这个项目和陈其胜也有关。陈其胜代表甲方，代表政府，参与这个项目的建设。”于是，两个男人为主角的纪录片，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陈其胜的个人生活史，以及旧式渔村如何向现代化转型，这种转型给当地人带来怎样的影响等。
实际上，拍到1/3时，两位导演曾对这个项目表示怀疑，甚至都快要放弃了。郭静解释：“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解释他们的生活。他们每天上班、下班就吃饭喝酒，今天和这个朋友聚，明天和那个朋友聚，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我们经常反思，为什么要拍这些内容。”柯丁丁也表示：“我们差点真的放弃，但拍到后面，逐渐理解他们的生活了，也清楚了我们想拍怎样一部纪录片……这就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总有我们期待之外的东西。”
建绿道的第一步是征地补偿，然而，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石塘镇》呈现了一位老妈妈对政府补偿款表示不满，和工程队对抗的场景，也就是大家并不陌生的“钉子户”问题。片中，陈其胜也很无奈，感慨：“这就是中国的农村”。两位导演希望能够原原本本呈现当时发生的事情，但这并不容易。
柯丁丁解释：“这类事件非常复杂，很难说清楚谁对谁错。要看懂这个部分，需要了解相关法律。片中，我们尽可能地把事情原委都说清楚。总的来说，这位老妈妈的做法不对，因为在中国，渔民是没有耕地的，农民才有耕地，两者之间有明确的区别。政府愿意补偿，每户渔民3524元，赔偿的是渔民在相关土地上耕种的蔬菜水果等。老妈妈的做法并不合理合法，但不能说是违法，但很多人看了这部纪录片，会同情老妈妈，并且老妈妈最后也赢了。”
像这种说不清楚的“灰色情节”，《石塘镇》中还有很多，比如渔民若没有捕捞许可证，即使有渔船，从事渔业，也拿不到柴油补贴等。柯丁丁表示：“我们在片子里不做出是非判断，也不会通过剪辑，做出判断，我们只提供事实，提供我们认为重要的故事。”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并非“非黑即白”的情节，这部纪录片才令人感到真实，才会吸引人。在任何一个纪录片电影节，3个小时的纪录片都不太容易吸引到观众，但《石塘镇》首映结束后，一位英国观众表示：“我看得津津有味，3个小时并不觉得长。”
此前，郭静和柯丁丁主要拍发生地在上海的纪录片，《石塘镇》是他们第一次合拍的“外地片”。两人都是地道的上海人，很少深入了解上海以外的人的生活。在石塘镇跟拍了5、6年后，两人最大的感受是：在那里，家庭的力量非常强大，在那里生活的人具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家庭观念，这一点和上海很不一样。这也是石塘镇最吸引他们的地方。片中，陈其胜对儿子、母亲和前妻的态度，以及黄文斌对自己的儿子的方式等都体现了这种价值观念。
比如，陈其胜已经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快要20年，但是观众还是能够从他的表情和他的言语里，感受到他们之间存在的亲情。因为前妻是儿子的妈妈，在中国传统家庭里，这种和血缘关系有关的亲情，是很难割舍的。影片还展现了黄文斌一家做法事的场景，目的也是要呈现强大的家庭力量。柯丁丁感慨：“他们全家人跪在神的面前时，我才理解什么是中国传统家庭。”
会唱歌、会敲鼓、有号召力还会开玩笑，又孝顺、重感情……纪录片的主角陈其胜是一个很有张力的角色。“陈其胜很有才华！”郭静说。柯丁丁补充：“我们觉得陈其胜是中国的堂吉柯德，因为他是一个性格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一个无处安放的灵魂。他的理想和这个小镇格格不入，有时，他甚至和这个小镇完全对立，并不喜欢这个小镇。我们搞不清楚他和这个小镇的关系，但我们确定的是，他是这个小镇的一部分。他所有的苦恼、痛苦和乐趣，都和这个小镇相关。当陈其胜去世时，这部纪录片也就结束了，同时，随着他的去世，小镇的这个时代也结束了。”纪录片的结尾是2017年夏天，陈其胜的葬礼，这样的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葬礼之前的片段是，陈其胜兴致勃勃地带人参观建好的滨海绿道：站在绿道上，美丽的海景尽收眼底。这条绿道始建于2013年，于2016年5月1日开通并向游客开放。一期工程全长约8公里，宽4.5米……此时，石塘镇的金沙滩也聚满了游客。
拍摄过程中，让两位导演颇为震惊的第二点便是这“中国效率”。如今，石塘镇是中国游客喜爱的网红打卡地。当两位导演第一次听说这里要改变、要发展旅游业时，觉得这个目标完全不可能实现。结果没过几年，他们还是做成了。“为什么会成功？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根本不可能发生。除了中国式的效率，我想当地人也意识到转型的重要性，所以这种变化是符合民意的。”柯丁丁说。
“近些年，石塘镇又有了更多的变化，片中，陈其胜考察的那些石头屋，陆陆续续被改造成了特色民宿，样子非常时髦。有个村子还变成了七彩村。这也曾经是陈其胜在世时的想法。他当时想找美院的老师和学生一起做这个项目，把一个村子的民居涂成各种各样的颜色……”郭静补充到。公开数据表明，2021年，石塘镇共接待游客190万人，旅游收入约3亿元。10年间，石塘镇经历了巨变。郭静和柯丁丁用纪录片《石塘镇》将这一巨变记录下来。
从2011年开始调研，到今天的首映，《石塘镇》的诞生历经12年。谈到拍摄中最大的挑战，两位导演都表示：拍摄地路途遥远，并且，他们不能在那里长期连续拍摄，因为有各自的本职工作。“路上需要6个多小时，每次最多只能在那里拍一周。我们的拍摄方式是等待，但我们有些等不起。这多少会影响这部纪录片的质量。”柯丁丁有些遗憾地说。也因为有限的拍摄时间，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很多线索，比如他们原本要跟着渔船出海打渔，但出海的时间太长，有时甚至需要1、2个月在海上。再就是，他们遇到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人，这个人免费在海上救人，也很值得拍……但因为时间不允许，这条线也没有拍。
拍摄之初，《石塘镇》申请到一笔基金，这笔基金主要用于影片的拍摄成本和后期制作等，也就是说，两位导演并不带薪工作，拍摄主要在“靠爱发电”。但他们感到很知足，因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拍这部纪录片。并且，他们没有时间压力，也没有发行压力，这令这部纪录片更纯粹。
我很好奇两位导演如何做到合作20多年不翻脸？而他俩既不是兄妹，也不是夫妻（亲属档、夫妻档是纪录片常见的合作模式）。郭静解释：“因为我们两人对纪录片的理解很一致，对想要拍什么样的纪录片的想法也很一致。”柯丁丁回答：“我们并不总在一起，在台里工作时，她有她的组，我有我的组，我们在一起拍片的时间并不多。”通常，纪录片更注重个人化的视角，大多数纪录片导演都习惯于独自摸索。能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拍喜欢的纪录片，并且如此高产，两位导演的合作模式，本身也算独立纪录片领域的一个奇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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