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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26 07:07
时政

楼市泡沫推动出口领先?

古尧:楼市泡沫透支消费,国内制成品市场受压,增加了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为平稳出口,偏软汇率、订单优先等都会成为趋势性选择。
贸易港口电商:亲自下场的亚马逊和悄然改变的中美贸易模式
古尧

■楼市泡沫和外贸增长之间,有什么链接?笔者认为,楼市泡沫透支消费,增加了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

有观点认为,外贸增长显然并不是多多益善的,尤其是在出口结构不能随之提升的情况下,比如高科技产品比重提升。对历史上中国外贸的高增长状况,市场和社会上就有不少人士认为,过去中国发展中存在的环境问题和资源消耗过度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出口过多造成的,特别是大量出口不能反映环境和资源等全要素成本的普通商品——但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不利地位时,出口国仅能获得少量收益;持续处于国际价值链“微笑曲线”底部的情况下,大量出口必然会使外部社会成本积累至恶化地步。

2008年中危机致中国增长领先马车出口后移

作为三架马车之一,出口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领先动力——在三架马车中速度领先是常态。从出口增速和名义经济增速间关系看,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直至本世纪2008年全球危机期间,出口增速超出名义经济增速是常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虽然中国出口仍然基本延续了高增长态势,但和中国名义经济增速的位置比较,二者悄然换了个位置,由原先的出口高于经济,变成了名义经济增速在上、出口增速在下的运行组合格局。显然金融危机对海外的需求造成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格局趋势的演变,其实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就开始逐渐转向了内需为主的格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出口不再领先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态势的维持,先后转向了基建投资和地产。由于海外2008年金融危机肇始于次贷危机,中国宏调部门一度对楼市泡沫非常警惕,并于2014年开始实施了限购、限贷的“双限”措施;因此,彼时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靠基础设施投资,比如俗称“铁公基”的铁路、公路、机场等基建类大项目。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建设主体政府性投资运营机构债务能力约束性的上升,基建投资开始显现增长乏力迹象,于是2016年后地产行业投资重新接过投资接力棒,成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力。从三架马车的增长变化看,2008年金融危机后,投资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已无需理解其背后的内在机理,投资在三架马车中领先增长外在表现,已足以体现和让各方认识。

2019疫情致中国增长领先马车重回出口

2015年后,直到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均不及内需,三架马车中消费和投资的增速,均超过了出口;但2008金融危机后投资的第一增长动力位置已悄然让位于消费,即使楼市“双限”已实质移除、房地产投资已接过投资接力棒,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衡量的投资增速,仍然由领先消费转为慢于消费。2014年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底部徘徊”阶段——西方世界仍然未走出危机阴影,因而外需难以扩张,内需方面投资维持高增长态势已越来越难;因而经济增长越来越体现为增速换挡后的“溜坡”,增长内在动力偏弱。2015-2019年间,中国经济内需动力方面,消费领先于投资,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以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和市场期盼。实际上,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上分析,消费型经济体是一个相对平稳的社会,经济增长相当缓慢,只有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发达的成熟阶段,消费型社会才是合适的,过早进入消费型社会只能落入“中等收入陷进”,带来的不是创新社会,而是停滞社会。这意味着这段时间的消费领先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实际上这段时间无论消费和投资的增长,都是趋于下降的。

2020-2022年,中国出口增长再度在三架马车中领先,且处于遥遥领先位置。出口重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领先动力,从表象上看,是疫情冲击的结果:对疫情的不同因对策略,造成了海内外不同的经济社会生活状态,中国一度成为全球生产中心,为全球成功渡过抗疫初期的困境做出了全球性贡献;表现在中国经济方面,就是出口繁荣。随着疫情形势变化,市场一度普遍认为,中国出口将逐渐下移;各国经济、社会生活恢复正常化后,中国凭借疫情前半段建立的出口优势,将逐渐消退,进出口增长将逐渐放缓,甚至面临“断崖式”下降局面。

疫情使各国经济、社会都发生了深层次的改变,对经济安全、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视程度提高,中国对外经济交往面临的环境更趋复杂化;2022年后欧美国家为治理通胀先后实施了以加息为代表的货币紧缩政策,经济运行压力和金融市场风险上升。然而,尽管外需放缓,中国外贸的“高光”时刻却超市场预期延续,并且重新占据了三架马车中的领先位置。

楼市泡沫推动出口领先

显然,当前出口重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领先动力,并不是世界经济重新进入新繁荣周期的结果,因而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三架马车中的领先位置,无助于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形成——外贸繁荣并没带来企业乐观预期,从而推动投资增长和信心提升。笔者曾在本网文《外贸高光时刻能持续多久》中指出,中国国际经济竞争优势地位的形成和变化,是一个长期渐变过程;但当前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在某种程度上是楼市泡沫下企业的无奈选择。楼市泡沫后半程消费能力已被透支,前半程时对投资和消费扩张的带动效应已退化,消费乏力局面逐渐形成。随着楼市泡沫的持续,国内消费能力越来越受影响,国内制造工业市场越来越受压,企业越来越依赖出口;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使得外部市场复杂性和经营难度上升的情况下,企业的经营感受必然是压力上升和信心下降。

资源禀赋要素特征决定了制造业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基础。楼市泡沫下国内制成品市场受压,从而提高了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出口增长受阻下中国经济增长就会衰落。2015年是中国经济中投资和消费增长间孰高孰低组合位置变化的分水岭,投资弱于消费说明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不强,内需需要提振,此时力促出口高增态势延续就成了平稳经济的不二选择;2016年后楼市再度繁荣,房地产投资增速不仅赶上了总投资增速,并且还持续加速并最终超过了整体投资增速,直到疫情后这种局面才改变。疫情后楼市的持续繁荣,增加了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为平稳出口,偏软汇率、订单优先等都会成为趋势性选择。楼市泡沫越不破,对出口依赖就越强,使得货币强势、劳薪提升等选项,就越会因有损短期出口能力而受到阻碍。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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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泡沫推动出口领先?

古尧:楼市泡沫透支消费,国内制成品市场受压,增加了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为平稳出口,偏软汇率、订单优先等都会成为趋势性选择。
古尧

■楼市泡沫和外贸增长之间,有什么链接?笔者认为,楼市泡沫透支消费,增加了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

有观点认为,外贸增长显然并不是多多益善的,尤其是在出口结构不能随之提升的情况下,比如高科技产品比重提升。对历史上中国外贸的高增长状况,市场和社会上就有不少人士认为,过去中国发展中存在的环境问题和资源消耗过度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出口过多造成的,特别是大量出口不能反映环境和资源等全要素成本的普通商品——但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不利地位时,出口国仅能获得少量收益;持续处于国际价值链“微笑曲线”底部的情况下,大量出口必然会使外部社会成本积累至恶化地步。

2008年中危机致中国增长领先马车出口后移

作为三架马车之一,出口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领先动力——在三架马车中速度领先是常态。从出口增速和名义经济增速间关系看,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直至本世纪2008年全球危机期间,出口增速超出名义经济增速是常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虽然中国出口仍然基本延续了高增长态势,但和中国名义经济增速的位置比较,二者悄然换了个位置,由原先的出口高于经济,变成了名义经济增速在上、出口增速在下的运行组合格局。显然金融危机对海外的需求造成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格局趋势的演变,其实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就开始逐渐转向了内需为主的格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出口不再领先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态势的维持,先后转向了基建投资和地产。由于海外2008年金融危机肇始于次贷危机,中国宏调部门一度对楼市泡沫非常警惕,并于2014年开始实施了限购、限贷的“双限”措施;因此,彼时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靠基础设施投资,比如俗称“铁公基”的铁路、公路、机场等基建类大项目。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建设主体政府性投资运营机构债务能力约束性的上升,基建投资开始显现增长乏力迹象,于是2016年后地产行业投资重新接过投资接力棒,成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力。从三架马车的增长变化看,2008年金融危机后,投资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已无需理解其背后的内在机理,投资在三架马车中领先增长外在表现,已足以体现和让各方认识。

2019疫情致中国增长领先马车重回出口

2015年后,直到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均不及内需,三架马车中消费和投资的增速,均超过了出口;但2008金融危机后投资的第一增长动力位置已悄然让位于消费,即使楼市“双限”已实质移除、房地产投资已接过投资接力棒,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衡量的投资增速,仍然由领先消费转为慢于消费。2014年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底部徘徊”阶段——西方世界仍然未走出危机阴影,因而外需难以扩张,内需方面投资维持高增长态势已越来越难;因而经济增长越来越体现为增速换挡后的“溜坡”,增长内在动力偏弱。2015-2019年间,中国经济内需动力方面,消费领先于投资,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以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和市场期盼。实际上,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上分析,消费型经济体是一个相对平稳的社会,经济增长相当缓慢,只有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发达的成熟阶段,消费型社会才是合适的,过早进入消费型社会只能落入“中等收入陷进”,带来的不是创新社会,而是停滞社会。这意味着这段时间的消费领先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实际上这段时间无论消费和投资的增长,都是趋于下降的。

2020-2022年,中国出口增长再度在三架马车中领先,且处于遥遥领先位置。出口重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领先动力,从表象上看,是疫情冲击的结果:对疫情的不同因对策略,造成了海内外不同的经济社会生活状态,中国一度成为全球生产中心,为全球成功渡过抗疫初期的困境做出了全球性贡献;表现在中国经济方面,就是出口繁荣。随着疫情形势变化,市场一度普遍认为,中国出口将逐渐下移;各国经济、社会生活恢复正常化后,中国凭借疫情前半段建立的出口优势,将逐渐消退,进出口增长将逐渐放缓,甚至面临“断崖式”下降局面。

疫情使各国经济、社会都发生了深层次的改变,对经济安全、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视程度提高,中国对外经济交往面临的环境更趋复杂化;2022年后欧美国家为治理通胀先后实施了以加息为代表的货币紧缩政策,经济运行压力和金融市场风险上升。然而,尽管外需放缓,中国外贸的“高光”时刻却超市场预期延续,并且重新占据了三架马车中的领先位置。

楼市泡沫推动出口领先

显然,当前出口重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领先动力,并不是世界经济重新进入新繁荣周期的结果,因而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三架马车中的领先位置,无助于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形成——外贸繁荣并没带来企业乐观预期,从而推动投资增长和信心提升。笔者曾在本网文《外贸高光时刻能持续多久》中指出,中国国际经济竞争优势地位的形成和变化,是一个长期渐变过程;但当前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在某种程度上是楼市泡沫下企业的无奈选择。楼市泡沫后半程消费能力已被透支,前半程时对投资和消费扩张的带动效应已退化,消费乏力局面逐渐形成。随着楼市泡沫的持续,国内消费能力越来越受影响,国内制造工业市场越来越受压,企业越来越依赖出口;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使得外部市场复杂性和经营难度上升的情况下,企业的经营感受必然是压力上升和信心下降。

资源禀赋要素特征决定了制造业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基础。楼市泡沫下国内制成品市场受压,从而提高了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出口增长受阻下中国经济增长就会衰落。2015年是中国经济中投资和消费增长间孰高孰低组合位置变化的分水岭,投资弱于消费说明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不强,内需需要提振,此时力促出口高增态势延续就成了平稳经济的不二选择;2016年后楼市再度繁荣,房地产投资增速不仅赶上了总投资增速,并且还持续加速并最终超过了整体投资增速,直到疫情后这种局面才改变。疫情后楼市的持续繁荣,增加了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为平稳出口,偏软汇率、订单优先等都会成为趋势性选择。楼市泡沫越不破,对出口依赖就越强,使得货币强势、劳薪提升等选项,就越会因有损短期出口能力而受到阻碍。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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