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儿女”：中国严峻就业形势下，年轻人的重整旗鼓之举还是“自我麻醉”？
+ 查看更多

“全职儿女”的背后是中国高企的失业率。

常思颖

■29岁的朱莉在北京一家企业做游戏策划，多年来的频繁加班渐渐让她吃不消。今年4月，在和退休的父母商量后，她决定辞职回家陪二老，同时也为下一段人生好好做下规划。

除了有更多时间陪伴父母，家里其实也不需要她帮太多忙。不过她说，作为独生子女，以前从来不做家务的自己现在开始收拾房间。

朱莉说，日常生活开销主要由父母承担，妈妈还提出每月给她2000元的生活费，但她没有收。

父母对她的要求似乎并不高，只希望她“能保持正常的生活状态，不要睡太晚，不要过于放纵自己 ”。

像朱莉这样的“全职儿女”生活方式在中国年轻人中流行起来，引起网上热议和学界的关注。他们大多是在职场初期受挫或职业进入瓶颈期，决定回到家里与父母同住，通过陪伴父母或承担一些家务来获得认可。

有人甚至与父母签订了一份简易的劳务契约，上边列出付出与报酬——做一份家务多少钱，陪伴父母一小时多少钱。

“全职儿女”的背后是中国高企的失业率。中国官方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16至24岁青年人的失业率升至20.8%，连续两个月创2018年有统计以来新高。其中大学毕业生的情况更糟糕，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卓贤估算，大学生失业率是青年整体失业率的1.4倍，是青年失业人口的主要群体。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曦说：“全职儿女是社会失业大潮下出现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背后体现的是整个社会经济严重下滑、萎缩的现状。”

职场焦虑

朱莉说，工作五、六年来，加班是家常便饭。辞职前的几个月，公司更强制要求加班。她经常早上9点离家，晚上1点多才回来，“活得像个行尸走肉。”

“晚上不吃安眠药睡不着，做梦都是在公司里，梦的内容也跟工作有关。然后早上醒来马上又去工作，感觉24小时都在工作。”

在中国，996的工作制（朝九晚九，每周六天）相当常见，尤其是在科技行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许多初创企业由于没有核心竞争力只能追求速度和强度，因此要求员工加班加点，并且通常不会支付相应的报酬。

朱莉说，公司里如果有同事离职，人力资源部门会很快收到几百封简历，招聘新人从来不是问题，这也助长了企业的加班风气。“加班了三个月之后，我发现团队的同事差不多有一半我都不认识了。”

父母接受她回家做“全职女儿”，因为他们觉得，女儿这么大年龄还找不到对象，很大原因是跟加班有关。于是对她的辞职表示理解，希望她能找一份时间相对自由的工作。

在重庆从事房地产相关的工作的陈都都，今年年初辞职，回到家乡云南的一个小县城，也成为一名“全职女儿”。

新冠疫情期间，她所在的行业尤其低迷。公司以底薪加提成的方式计算工资，近一两年收入锐减。扣除日常开支包括每月2000元的房租，基本所剩无几。

“考核越来越严格，业绩最好的时候都达不到目标，”27岁的陈都都说。加上疫情期间许多地方长期封控带来的压抑，让她觉得“突然看不到希望了。”

“去年那段时间让我觉得，为什么打工人这么悲哀，每天都要早起，碌碌无为地去工作，每天做重复的工作，就拿那么一点工资，我觉得太可悲了，为什么人会这样活着？”

间隔年？啃老？

有人将“全职儿女”与国外大学毕业生中流行的“间隔年”（gap year）相比较。许多毕业生用这段过渡时间到社会上历练自己，或者为下一步转行或提升职场竞争力做打算。

但有学者指出，“全职儿女” 有啃老之嫌，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不可小觑。

学者陆曦说，选择“间隔年”的年轻人一般有着非常明确的打算，最常见的是在职场间隙出去修读硕士学历，或是参加其他的职业培训，哪怕有很少一部分人选择出门旅游，也是在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有着非常强烈的预期和信心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

而中国的“全职儿女”大部分是被迫待在家里，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在家里待着也不能积累社会实践。而随着就业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考公、考研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即便考上了，也将面临未来失业市场更大的挤压，未必能够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据报道，今年中国将有创纪录的1158万学生从高等院校毕业，与去年相比增加了7.6%。与此同时，研究生毕业人数也在增长。2020年，教育部宣布增加近19万个研究生招生名额，扩张速度远高于之前的比例。而这批学生也将在今年毕业进入就业市场。

陆曦说，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做全职儿女其实是“自我价值没有办法得到社会肯定和接纳时的一种自我麻醉”。

同时，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引用“全职儿女”这样的新名词，或者鼓励网络上讨论“全职儿女”的现象，主要是为了避免使用“高失业率”这样的字眼，以此来减低社会矛盾，他说。

但归根到底，“全职儿女的本质就是失业，” 陆曦直截了当地说。

“考虑到劳动参与率，以及考研、考公的比例，中国青年人的失业率将远远超过20%，所以未来中国的全职儿女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应届毕业生群体。”

陆曦表示，全职儿女将使父母一代的可支配收入下降，尤其是当父母支付一定的报酬给子女时，最终导致整个家庭的消费降级。

对父母来说，这些钱原本可以流动到市场上去购买商品或服务。对于儿女，从父母手中拿钱意味着他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下降，同时由于创造出的新的财富减少，本身的消费也会下降。

“全职儿女越多，社会的消费降级越快，”陆曦说。

从个体角度来说，他建议年轻人可以选择自我创业，或者把目光转移到国外市场，比如到经济比较蓬勃的东南亚国家寻找机会。他同时告诫，这需要靠个人的机遇和性格来完成，并非适合每一个人。

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社会学助理教授周韵将“全职儿女”与“全职母亲”做类比。她说，二十多年前，美国社会曾出现一场“全职”潮流——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母亲“自主退出”职场，回归家庭做全职母亲。当时女性在“理想员工”与“理想母亲”的合力规训与期待下，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些母亲与其说是‘自主退出’，不如说是‘被挤出’ 。”

类似地，在当今中国，“不乐观的就业形势，职场对于996‘理想雇员’的要求，疫情之后人如何想象未来，想象自己与社会、国家的联结”等一系列社会因素导致一些年轻人不得不去做全职儿女，她说。

就业难

朱莉说，自己的父母已经退休，每人每月领着几千元的退休金，对于她来说，做 “全职儿女”只能是权宜之计。

过去半个月，她已向中介公司和招聘单位投出了40多份简历，但大多石沉大海，只有两个收到面试通知。

“我在辞职前就感觉工作不好找，但真正辞职之后，发现工作更不好找了，”朱莉说。

她在国外读的大学，2017年毕业后回到北京工作。当年中国的GDP全年增速达到了近7%，实现七年来首度回升。她很快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但近几年来，中国政府着力整顿互联网、游戏、教培等行业，许多公司在冲击下爆出大规模裁员的消息。加上疫情期间严格封控，商业活动停滞，中国经济大幅放缓。在这种情况下，就业市场竞争加剧，出现学历贬值、工作起薪低、加班盛行等问题，令许多年轻人难以就业。

朱莉说，自己惊讶地发现，身边越来越多新来的同事要么是从中国重点大学毕业，要么是海外名校留学回来。她说，游戏策划本身并不需要太高的学历，而这些高材生之所以进来竞争，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在更好的岗位上找不到工作，人才向下屈就，挤占了像她这样非名校毕业生的就业空间。

她最近刚收到的两个面试，最终也是败给了名校毕业的学生。她后悔当初急于回国就业的决定，“后悔没有在国外继续读个研究生。”

重振旗鼓?

有人说，虽然全职儿女们的生活很惬意，但“躺平”只是表象，焦虑才是他们的常态。

“没有（焦虑）是不可能的，”云南的陈都都说。她的心里有两个声音在对垒：“一个是很任性的我，觉得难得有这种时间，还没有想好以后的规划，那就要享受当下；另一个我在提醒，给你三、四个月时间，你要开始想下一步怎么办，不能再那样下去。”

父母虽然嘴上没说，但他们心里也有忧虑。爸妈偶尔会问她，接下来怎么打算。

“这样一问其实就能听出来了，他们有点担心，”陈都都说，“我也不知道以后的规划，但我又不能跟他们说不知道，我就会说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说。”

回顾过去几个月里做全职女儿的经历，陈都都感慨道：“父母都是很努力很勤奋的人，现在回想起来，我确实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我每天在家睡到10点，而他们七八点就起床去上班了，50多岁了还那么努力，但我却在家躺平。”

“我觉得如果长期下去，我确实是会啃老，”她说。

她的心态已经发生转变，从当初职场受挫后“想要躺平”，过渡到了“该卷就得卷”。她目前已经有了新的目标。逼自己一把，索性把行程定了，结束了安逸的全职女儿的生活。她已离开房地产行业，回到大城市开始创业。

北京的朱莉说，她会尽量控制一下焦虑的情绪，“毕竟当初辞职是为了保持精神健康，如果因为找不到工作继续焦虑的话，那相当于白辞了。”

为了避免“啃老”，朱莉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界限，“吃喝住行以外的消费，不能用父母的钱。”

她把自己的旧书和年少时攒起来的明星定制产品卖了，攒一些零花钱。她还把以前工作的积蓄做成理财产品，“行情好的话，一天能挣个50到100块钱。”

除了开源，她还努力节流。以往“618”打折期间她会囤不少东西，现在什么也不买了。在北京这样高消费的地方，她尽量把支出控制在每月1000块钱。

找了快一个月工作，面试依然寥寥无几，朱莉决定转行。借助做全职儿女给她的生活便利——不需要支付房租，时间也相对宽松——她开始写网文为生，给自己定下了一天5000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