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中德政府磋商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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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兆麟：中德未来的合作道路还有诸多不确定性，放缓一下速度、调整一下策略、寻找新的方向，或许才能跑得更远。

司马兆麟

■6月19日中国国务院李强出访欧洲，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参加七轮中德政府磋商，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这是李强上任后的首访，充分体现了中方对中欧关系的高度重视。毕竟欧洲始终是中方为抗衡美国试图拉拢的对象，而德法两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也就成了中国极力争取的对象。

访德期间，中德政府将举行新一轮政府磋商。作为双方新一届政府的首次磋商，两国经济界和各国媒体对于本轮的政府磋商都给予了高度关注。此外，李强还将出席第11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并同两国经济界代表进行深入交流。

虽然目前尚无法猜测中德双方最终是否会达成某种共识，但从成果而言，肯定会较以往“内敛”许多，毕竟对德方而言，太过高调不仅打脸、也不好和其他G7成员国交代。不管结果如何，本轮磋商应该都会为中德未来的政治和经贸走向暂定一个基调。而方向一旦确定，即使外部环境时刻都在发生变化，未来中德关系的实质也就没有了太多猜测空间。正如德方的《中国战略》，对于这个一拖再拖的报告，各界似乎已经不作太多期待，毕竟当中国被德国政府更多视为“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时，《中国战略》剩下的关注点可能也就停留在措辞和语气上了。

“预热”的“预热”

原本，德国工商大会北京代表处和中国德国商会计划在6月8日举办一场“中德高级别政企对话”活动。这场活动因邀请到了德国副总理兼经济与气候保护部部长Robert Habeck、德国驻华公使Dr. Frank Ruekert、德国工商大会主席Peter Adrian、中国德国商会主席Hubertus Troska等多位德方政商界重要嘉宾致辞发言而被外界视为本轮中德政府磋商的预热。德企的踊跃报名，似乎也预示着德国经济界对于摸清中德风向的渴望。然而，好事多磨。活动的前一周，主办方宣布活动将延期举行。

为了给这场“德国政府磋商的预热活动”做配套，中国德国商会还在5月中上旬做了一个小型快速调研（Flash Survey），并计划在6月8日的“中德高级别政企对话”前对外公布相关结果。本以为，这场预热的预热会随着大活动的延期而取消，然而它却如期而至，只是结果并不如预期的那么乐观。

这个Flash Survey是中国德国商会继去年底发布德企商业信心调查结果之后又一次面向全体会员企业进行的有关商业信心的调查，其初衷是为了捕捉在华德企在中国政府的“清零政策”转向后的商业情绪，但由于消费尚未全面复苏、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原因，在华德企的商业信心在后疫情时代仍显低迷。

调查结果显示：

•在华德企的商业前景喜忧参半：尽管中国“清零政策”已经结束，但仍有22%的企业预计在2023年其所在行业的发展将保持不变；甚至还有超三分之一（35%）的企业预计行业发展会更恶化；不过也有四成多（43%）的企业表示会有好转。

•营业额和利润增长双双低于预期：预计营业额和利润下滑的企业数量分别比2022年的多出了九个和十个百分点。

•清零政策的结束没有提振投资信心：55%的德国企业计划在未来两年增加对华投资，比2022年的结果增加四个百分点，但远低于前几年的水平（2019：67%，2020：72%，2021：71%）

•市场发展低于预期以及地缘政治因素阻碍投资，但竞争推动投资：企业不投资的主要原因来自对市场增长的低预期、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中国的自主可控政策；在增加投资的企业中：62%的企业为保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而将持续投资，48%的企业预计将受益于市场的增长潜力而继续投资。

•本地化和多元化趋势仍在继续：企业总部应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策略包括扩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多元化发展以及提高中国境内的本地化程度。

本土化，多元化

正如去年笔者评论朔尔茨访华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的，俄乌战争导致的德国能源危机使德国政府不得不反思，对一个实体的过度依赖具有巨大隐患。这样的隐患在今天是对俄罗斯过于依赖而导致的能源危机，在明天可能就是对中国过度依赖而导致的供应链危机（如稀土）。这也促使德国政府出于安全和避险考虑，为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况提前准备。

但如果只是为了避险，那么德国对华战略的出发点与美国就不尽相同了。因此，中美之间那套“脱钩”理论也就不太适合德国（乃至欧洲）抄袭，更何况德国企业也纷纷表达了对“脱钩”的抵触情绪。所以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欧盟中国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去风险论”之后，“去风险（De-Risking）”也就成为西方阵营对华战略的主基调。

“去风险”是认定了风险的存在。但想要消除德方对风险的认定，或许并没有那么简单。好在对于德国政府的“去风险”，德企未必买账。因为不管“去风险”是要缩小现有的依赖还是要减少未来的依赖，单是从消费市场规模、劳动力素质、原材料供应稳定性、产业链完整性来看，想要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单一市场完全替代中国，委实不太可能，充其量也就是个“平替”。“本土化”和“多元化”也就成为两个变量，让德企根据其中国市场在全球市场中的比重，自行调节对华战略。

德企的“本土化”会加速其在华布局，把原材料采购、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的全产业链搬到中国，形成一个闭环。这样无论外界的环境如何变化，“在中国，（只）为中国”能保证其正常的运作。而“多元化”则是建议德企在不放弃中国市场机遇的同时，开发和拓展其他市场，以寻求更可靠的稳定性。但不管是企业选择前者还是后者，对中国而言，都是一种损失。前者像一次性买断的收入，后者则是不会再有大幅增长的收入。

增量、存量

改革开放45年，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升级的一系列转变，也拥有了巨大的内需市场；2001年加入WTO之后，更是凭着丰富的劳动力人口以及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迎来了巨大的国际市场。外部和内部两个增量市场的叠加，使得企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习惯了“做加法”。然而随着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和运营成本不断上升，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减弱，再加上内需市场的疲软，疫情所引发的消费和投资意识的转变，中美贸易摩擦和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增量市场的增速逐步放缓。习惯了“做加法”的企业在面对“减法”的时候，则将表现得更“卷”，尤其是在存量市场上。

为了能分得更多的存量市场份额，或是确保现有份额不被分走，在华德企一方面选择降本增效，并积极提升竞争力来迎合客户的本地化需求，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寻求中国政府的支持：呼吁政府刺激消费、提振信心，呼吁中国政府加大市场的开放度、提供更多公平竞争的环境等。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刺激消费、提振信心是共同的利益诉求。然而要实现后两点，并不是那么容易。虽然内资和外资对中国政府如手心和手背，但当中国政府对开放市场的衡量标准从经济效益更多转向国家安全的时候，外资的天然劣势就会被凸显，即使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要促进公平竞争、强化营商环境，手心更多时候还是向“内”的。

然而这正是新一届德国政府所要强调的结构性问题之所在。更何况，新一届德国政府在面对中国时，会更多把务实作为合作的前提，解决问题的优先级也将高于合作共赢。

缓解内外资在存量市场上的博弈，积极寻找新的增量市场或许是更为有效的途径。老话说：“分蛋糕不如共同把蛋糕做大。”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与建设，都将成为增量市场新的引擎，当然这些也都是外资需要共同参与的。

中德未来的合作道路还有诸多不确定性，放缓一下速度、调整一下策略、寻找新的方向，或许才能跑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