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业挑战与全球化应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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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欣：政府在应对大规模的失业问题上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的，体现在：宏观的经济稳定政策、中观的增强产业和企业信心、微观的为个人提供各种支持。

宋欣

■2023年，全网讨论最火的话题就是：失业了如何再就业？

无论是近期的阿里巴巴大幅辞退P7-P9高管、削减达摩院等研发岗位，还是近年来从房地产到互联网到教育再到消费电子行业企业的大幅度结构调整，都已经非常明确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本质性扭转。短期内这种转变也必然给社会带来阵痛，最直接的便是失业人口以及整体失业率的增长。

5月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失业率为5.1%，16-24岁的青年人失业率达到了20.4%，不过鉴于国家统计局统计标准为“每周工作一小时”就算就业人员且主要城市之外无法切实统计，因此失业数据难免有些失真。从每个人的感官上来看，身边失业率远不止5.1%。失业人数在增加，然而再就业的出口却在缩水。与之前的五年三级跳，年薪增加两个零的乌鸦跳上枝头变凤凰的传奇相比，当下更常听到的都是过去几百万年薪的高管如今即使打两折去中小企业都会被人拒之门外，坊间更是传言互联网的大幅裁减导致杭州房价骤降。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暗示——中国经济正在面临重大挑战。

实际上历史上每个发达国家都经历过高速发展后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的阶段，这并非是中国高速发展四十年之后才出现的一个独特挑战。但是面对这个新挑战，如何应对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应对得当或许会像21世纪初的德国一样重新焕发生机，但应对不得当可能就会像拉丁美洲国家一样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一蹶不振。所以，从这个角度，中国经济以及中国企业们的大考只是刚刚开始，真正的挑战还没有全方位的展现出来。

失业虽然说是经济下行或者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个自然现象，但是相比于股市楼市泡沫破裂、银行业破产来说，失业人口的增长以及失业率的持续增高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更长期的负面因素，原因在于：金融相关行业出现危机，其实是可能通过组合措施进行有效处理，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有正面的反馈，从而重振信心。就好像是外伤出血只要找到出血点，止血就可以了。但是失业不一样，失业很难可以通过短期内措施进行补救的，一切内部刺激措施都是间接的，核心是要提振投资者、企业以及消费者信心，但在经济预期悲观的情况下，这一切想要短期内得到修复何其困难。这就好像是一个内出血的病人，只在外面绑创可贴是没有用的，必须进行手术配之长期修养才能实质性解决问题。

中国当下面临的经济压力有很多，这其中包括西方的地缘政治挑战、外贸出口下滑、经济结构转型、人口见顶出现老龄化等，还有很多不利因素都是导致失业率增加的原因。而要想更深层次理解中国社会的失业问题则需要用全球视角剖析整个宏观政经形势，通过与历史上其他国家进行对比，获得更多深入的洞见以及潜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本文是欣孚智库团队全球多位专家共同合作完成的研究，力求从以下三个维度详细解读：一、中日对比大背景看中国失业挑战；二、历史维度看全球失业浪潮；三、对中国应对失业挑战的相关建议。希望通过这样深入的研究为企业以及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益战略和决策的洞察。

中日对比大背景看中国失业挑战

失业是一种经济现象，简单来说就是有意愿有能力工作的人没有找到工作。失业特别是群体性失业与经济周期有很大的关联性。与此同时，如何理解失业以及应对失业的手段涉及到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因此要想深入研究某个国家的失业情况，就必须要横向和纵向对比以获得更深刻的洞察。

要说中国当下的情况和历史上哪个国家最为相似，莫过于80年代的日本，两国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高度相似性：从房地产泡沫化到人口老龄化再到年轻人躺平式低欲望主义的蔓延，让很多人不禁感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日本模式”。在这方面，日本野村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对于中国和日本三十年前的情况做过系统性的研究和对比，欣孚智库整理了他的观点，并结合我们相关研究提出三点核心洞察：

首先，美国在1929的大萧条、日本1990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以及中国正在面临的都是“资产负债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这种衰退对于国家GDP以及社会的冲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调控措施。简单来说就是由于经济预期好的时候，家庭是最大的存款方而企业是借款方，因为借钱投资可以获取更高收益。但当预期大幅下滑，家庭和企业都变得更加保守，都选择在银行存钱而不是从银行借款，企业甚至会超越家庭成为最大的储户。如果预期足够悲观，那么央行的降息措施最终都会是无效的。

很显然，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如果只有存钱的人而没有借款人，经济就会崩溃，这也就是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候的状况，当时美国损失了相当于1929年GDP一年份的财富，同时次年的GDP暴跌46%。但日本在90年代之后的情况则相反，虽然说从日本的财富损失来看，相当于1989年日本GDP的三倍，远大于美国当年的损失，但是日本的GDP一直都是保持在其1989年水平之上。这中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政府的角色转换，说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就是政府充当大规模借款人，从而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

具体看中国，中国企业其实从2015年开始就大幅减少借贷，也就是说当房地产泡沫还在持续膨胀的时候，中国企业就已经开始降低相关借贷和投资，而中国家庭一直都在储蓄。中国政府一直都是从银行借贷从而抵消企业贷款下降，防止严重的通缩的发生。但从2023年目前的情况来看，目前经济整体情况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从日本和美国经验来看，如果不能尽快出台更多配套的财政刺激措施，单纯依靠降息，是无法真正刺激企业和个人消费，反而增加陷入“流动性危机”的风险。

美国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1998年的一篇关于日本的经济通缩分析中也有类似的观点，简单来说“如果人们对未来收入持有较低的预期，这时即使央行利率为零，人们也会持续储蓄，而最终导致整体储蓄量超过经济所能吸收的程度。因此，无论央行如何处理当下的货币供应量，都无法通过重新膨胀经济来恢复充分就业…从而产生流动性陷阱。”换句话说，宏观调控无法提振信心，经济将会不可避免的进入螺旋下降的通缩模式。中国经济重建信心尤为重要！

其次，中国和三十年前的日本相比虽然都面对房地产泡沫化，但是房地产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当年日本主要是商业地产泡沫，其实真正的房地产活动并不多。简单来说日本当年炒高的是原有地产价格，实际上新开发的民用楼盘数量非常少，所以泡沫破碎了之后，就是买房的资产负债表变得糟糕了。但反过来看中国，中国其实这些年新增楼盘数量众多，随着房地产去泡沫化的进行会发现有大量的烂尾楼盘，这些工程的停滞也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的拖累，特别是恶化了普通购房者的资产负债表。

因此，虽然从数据来看，日本当年房地产占GDP的20%、中国房地产占GDP的26%，看似差异不大，但由于中国房地产牵扯众多其他行业，特别是整体的建筑业，因此最终如果中国房地产出现像日本一样的大幅跳水（日本当年平均价格下跌了87%），对于整体经济的打击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从政府角度来看，不仅需要大额借贷刺激经济，更需要重振建筑业，特别是通过一些财政刺激措施，把已经开始的工程项目完结。无论如何，从房地产和整体经济关系来看，中国GDP很难像日本GDP一样维持在泡沫高位，GDP出现一定程度下滑的概率在增加。可见，中国房地产背后的根本性问题就是民生和社会稳定问题，和日本完全不同。

此外，中国当下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压力其实是远大于当年日本的。日本当年最大的矛盾来自和美国的贸易摩擦，在八十年代末日本占据了美国贸易逆差的60%，当下中国只占了35%，从百分比来说中美之间的关系不应该闹到比当年美日更差，但事实上，由于疫情和俄乌冲突，中国面临的西方地缘政治对抗的局面比当年日本更甚。从日本的情况来看，其实美日冲突核心是贸易利益的再分配，最终以1985年日、美、英、德、法签署的《广场条约》为解决方案，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协调干预外汇市场来调整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过度升值，从而使得美国产品在国际再次变得更加有竞争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的外贸受到了打压，但是美日之间的矛盾也至此得到了疏解。反观今天，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和敌对格局早已经超过贸易领域，更多集中体现在了尖端科技、航天、生物医药、军工等一系列领域，且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竞争关系已经越来越多的蔓延到了中欧、中日、中韩之间。所以无论从深度和广度都是日本原来所不曾面对过的，这个时间周期自然也是很难通过简单的历史对比得出的。换句话说，中国对于经济内循环顺畅度的需求比日本更大。

再从内部来看，中国人口已经在2021年达到了峰值，从2022年人口出现下滑，2023年被印度超越屈居全球第二大人口大国。虽然说人口下降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经济活动迅速下滑，但是人口的老龄化确实会让投资者更加谨慎，因为未来市场的增长空间更为有限。日本的人口其实是在2009年才到达峰值，这是在日本经济衰退后的19年。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是多方面同时达到了峰值，这种叠加效应可能会被放大，从而产生更加剧烈的社会情绪。这个人口周期和经济周期对比的数据国内研究关注较少，但确实对于判断挑战的烈度极为重要。

说了这么多，再回来我们核心关注的就业率问题上，这方面日本的数据其实可以说是又一个奇迹。因为即使在日本失去了所谓二十到三十年的情况下，日本老龄化日益加剧的80年代到当下，日本的失业率其实都是非常低的，实际就业人口的数量甚至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也就是说经济衰退和老龄化带给日本的失业问题没那么严重。

其实也不止是日本，从全球经济数据来看都出现了这种“经济冷，就业热”的现象：自2021年解封后国际经合组织（OECD）的38个国家的GDP增长几乎停滞不前，甚至有些国家是负增长，比如像德国已经实质性进入到连续两个季度GDP负增长的技术性衰退，各国平均商业信心也低于其长期平均水平。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劳动力市场并没有显示出很大的疲软迹象，整个OECD地区的失业率在去年12月仅为4.9%，是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从2022年第三季度到第四季度，富裕世界新增了约100万个工作岗位，与长期平均水平相符。在包括加拿大、法国和德国在内的一半OECD国家，从事工作的劳动人口比例从未达到如此之高。就算是表现最差的国家芬兰，其失业率也仅仅上升了1%，仅有7.1%，仍然还是低于其长期的平均水平。从欧盟六月份公布的数据来看，整个欧元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历史新低的6.5%，特别是欧洲南部曾经以失业率高而闻名的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情况也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如果我们对比工作机会此消彼长的变化，有理由推论欧美市场新增的就业岗位很有可能很多来自于中国失业岗位的全球化转移。

背后还有两个深层次原因：其一是在欧洲劳动力总量实际上在缩减，这背后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另一个是疫情导致很多人因为身体或者家庭因素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其二是疫情期间政府对企业大放水，很多企业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流，平均来看，欧元区企业的现金比疫情前增加了1/3，这也让企业有了重新雇用员工的决心。但从目前的诸多企业反馈情况来看，招聘要比疫情前难度增加了很多：通货膨胀推高了薪金期待、由于适应了居家办公因此很多求职者拒绝一周五天去办公室上班、由于有过长期的失业经历导致很多人并不急切妥协而是期待找到更合适的工作。这样的情况也加剧了西方各国在疫情后出现的大规模用工难情况。

因此，很多人不禁感慨，似乎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都已经越来越多的走向了经济停滞但低失业率的“日本发展模式”。如果对日本有一定了解的人就会知道日本虽然是全世界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日本人依然在用人力提供着超乎想象的细致服务：在日本机场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在传送带上摆正行李，建筑工地旁边会有人手持荧光棒，提醒你不要进入其中，百货公司里面会有人帮你按电梯，下雨天还有人在门口专门给顾客的购物袋穿上塑料雨衣，在地铁站检票口旁边也会有人看守，站台上有工作人员帮助乘客更好的“挤进”车厢。虽然日本是一个高度自动化的社会，但是永远有工作人员执行简单而特定的任务，以确保整体的效率和便捷。要知道，虽然日本经历过房地产泡沫破碎、资产大幅贬值的过程，但是日本在过去三十年的失业率变动只有3.5%而已，而其他经合组织富裕国家平均变动幅度是9.5%。

从某种程度上，这也就是为什么身处日本的人们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经济停滞了二十年的国家。因为在日本无论是东京、大阪还是北海道，我们是看不到流浪汉或者无所事事的流浪者身影的。这和美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因为纽约、柏林或者巴黎繁华的街头、地铁站和火车站永远都是充斥了各种流浪汉、瘾君子等社会边缘人士。

回过头来看中国，我们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后的高速发展之后，如今已经彻底走向了一个复杂的路口：最糟糕的情况差不多跟1929年的美国大衰退相似GDP大幅萎缩、中等偏下的情况是陷入类似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偏上的是日本的“经济低迷就业高涨”的债务表衰退、最好的情况是类似于21世纪初的德国，经过深入的改革经济的整体结构后，找到新的发展动力。

欣孚智库首席顾问周掌柜对此认为：“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采取更加富有弹性的监管措施解决长期积累的经济过热等问题，包括对房地产过热等干预坚持市场化轨道非常必要，否则实际上不是挤泡沫的问题，而是大量消灭财富，消灭流动性。房地产问题中国和日本有着本质的不同，烂尾项目增加首先损失的并不是炒作的投资者，我们这边更多的是让老百姓的储蓄受到影响，处理不好可能带来剧烈社会问题。因此，中国经济调控需要避免急刹车。”

历史维度看全球失业浪潮

基于以上的分析，中国对于失业挑战的应对应该更加谨慎和客观，特别是对照全球情况理清楚经济问题和失业问题的复杂逻辑。

从历史视角来看，从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所有经济经历过大发展的国家都有经济发展冷却、停滞甚至是倒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受到的冲击是非常大，原本向好的经济预期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扭转，制造业外移导致本地失业率增长，经济环境恶化导致工厂订单减少、工厂关门、工人失业，服务业也因为居民的消费力下降从而遇冷。这样的场景在过去的两百年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间反复上演。

如果我们回顾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后全球性的失业浪潮，触发大规模失业有三类主要的原因：技术性变革和结构性转变、地缘事件冲击和金融冲击。

过去250年间全球的主要失业浪潮发生起因和地区

在梳理完全球性失业浪潮之后，我们会发现：大规模的失业潮往往发生在时代的转折期，时代转折往往是多个因素叠加所造成的。比如说在1873年到1896年期间长期萧条（Long Depression），整个西方世界内，无论是北美、欧洲还是大洋洲，都面临非常严峻的高失业率问题。美国在这段经济萧条时期的失业率曾经高达14%，英国高达10%，法国和德国也经历了同样的失业浪潮。如果我们细究背后的原因就会发现，当时的失业潮虽然表面看上去是金融恐慌所引发的，但更深层次的是生产效率转变叠加经济衰退所导致的。

进一步来看，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效率的迅速转变，生产力得到了大幅的提升，特别是蒸汽动力的广泛应用、电力的发展、机械化生产的增加推动了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加速了生产过程，并且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像农业、工业、铁路和交通运输等生产力转变程度最深的行业就会出现大规模人工冗余现象，也就是所谓的失业人口。此外，由于当时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企业采取更大规模的生产方式，资本投资于更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使得生产的体量和速度又上了一个台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生产飞跃发展之后，生产和需求之间不再匹配就会出现大规模的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会导致经济活动再调整，从而产生一定规模的失业人口。

对此欣孚智库首席顾问周掌柜认为：“对于目前中国的失业问题来看，审慎应对AI和机器人发展带来的劳动力替代很有必要，全社会应该更加重视培养高层次劳动者辅助AI和机器人，避免出现大规模替代劳动力的情况。这一点可以避免，但势必需要更多工作。”

再看国际贸易层面带来的失业挑战。由于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工业以及整个经济活动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极大增强了美国制造在全球的市场竞争能力，当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为了保护自己的农业、纺织业以及传统工业不受到更直接的冲击，都不约而同地选择通过提高关税。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后来到来的长期衰退期表现得更为激进，从而导致出口国不得不调整生产规模，也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失业人口。

总结来看，我们看到的最终触发整个失业潮的金融恐慌只不过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背后更深层次的是多个因素叠加而成。

回到中国，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当下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挑战以及即将展现出的失业问题可能和19世纪末的这次长期衰退是最为接近：

一方面，从底层逻辑来看，我们在过去一百多年的生产方式当下正在进入智能化跃迁的过程。如同十八和十九世纪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于全球经济的冲击，当下的智能化革命也会深层次推动经济的增长，改变原有的工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结构，并奠定了未来新型社会的基础。当然，硬币的另外一面就是很多行业以及岗位会受到例如ChatGPT这样的AI工具的冲击，从而产生很多失业人口，比如一些非原创性的基础岗位。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则需要加大培养新型人才管控或辅助AI和机器人工作。

另一方面，2022年到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是一场时代的全球性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转折。2020年开始的疫情和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让世界从过去的“贸易至上”走向了“安全优先”，WTO的势微也印证了对过去自由贸易以及“华盛顿共识”的舍弃。新型世界格局意味着全球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将更加严格的定义“安全”的边界，而全球性贸易更多的只能在一些安全边界之内的有限区域内进行。这和长期萧条期间的在全球几大贸易强国之间再度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也非常相似。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制造大国，逆全球化必然会给中国带来极具挑战的外部环境，中国的外贸从利润来看还是非常依赖欧美高端市场，如果欧盟市场和美国市场都持续实施对华的“去风险”以及产业链回流策略，自然对于中国本土的制造业会产生不小的压力，失业人群的激增也是可预见的直接后果。此外，由于目前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欧洲方面由于俄乌战争从而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德国已经进入实质性的技术性衰退阶段，这些都会导致中国短期甚至中期有大量的冗余的劳动力。可以说，如何解决中国社会越来越急迫的失业问题已经是当务之急！

对此欣孚智库专家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提供一定的解决思路。经过欣孚智库对于过去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的应对政策梳理，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

新型技术必然会对传统就业产生冲击甚至是颠覆，但是越早接受技术的转变，运用新型技术，投入研发技术应用的新场景，就会更加好的适应整个转变，并且帮助原本的失业人群过渡到新型产业经济中。

用简单的话来说，当洪水来的时候，最好的方式不是用人墙挡住洪水的冲击，而是想办法修建水坝，最大程度的利用洪水造福社会。很多人认为，新冠疫情会加速人工智能取代传统劳动力的进程。2020年年中，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表的一篇备受引用的论文认为，新冠疫情“可能加速了工作自动化”，另一篇论文则声称疫情“加强了自动化趋势及其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同时期发表的一篇论文质疑了疫情期间失去的工作是否会“回来”。背后一个大逻辑是由于机器人不会生病，企业会转向机器人而不是人类。也有观点认为经济衰退期会加速自动化进程，因为机器人的成本更低。

不过从2022年到2023年的OECD国家就业情况来看，因为自动化导致的大规模长期失业情况并没有发生，或者说正相反，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有超过3000万个空缺的职位。那些低技能工人不但没有被智能化取代，工资反而增长异常迅速。全球诸多经济学者也因此提出了新的观点，比如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格雄，法国的经济学家西林钠•安东尼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自动化可能还会增加企业层面的就业，而不是减少。因为自动化可以帮助企业生产活动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从而促进企业进一步扩大规模，进而大量的招聘。”

印证这个理论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日本和韩国。日韩的机器人使用率位居全球最高之列，却恰巧拥有全球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失业率。特别是日本以其先进的技术能力和在汽车制造等行业中的自动化而闻名，自动化过程也导致了就业的变化，工厂和生产线中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的应用减少了对人工劳动的需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失业。但是从失业率数据以及社会稳定程度来看，日本即使在失去的三十年间也没有经历长期的失业问题。美国耶鲁大学的安达大辅教授曾经做过一个相关的研究，他们发现在1978-2017年日本制造业中每1000名工人增加一个机器人单位就会使企业的就业增加2.2%。安达大辅教授的结论就是日本制造业企业在招聘的同时也在购买机器人，而不是因为购买机器人就搁置了招聘。他给出的因果是非常明确的：日本企业往往在机器人价格下降的时候购买机器人，然后通过便宜的机器人建立自动化生产，之后再招聘更多的工作岗位。

简单来说，日本和韩国实际经验告诉我们：自动化在各个行业必然会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注重创新和技术发展的国家能够适应并在新兴领域创造就业机会。面临新型技术，越早地开放，越早地应用并深入开发这些技术，就越有效地帮助企业适应新型生产模式。只要企业有扩大生产和招聘的信心，就会更大规模的进行社会招聘，降低社会失业压力。

根据孚智库首席顾问周掌柜战略咨询对中国机器人普及率的调研，也有一个可以作为验证的结论：中国已经是工业机器人世界第一大应用大国，但是从生产线用人需求来看，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机器替代人工的现象，只是管理机器人的高级岗位替代了手工操作的低技术含量岗位。

这也是欣周掌柜倡导大规模提高AI和机器人相关人才培养的重要出发点。

对中国应对失业挑战的相关建议

我们再来看看欧美对于失业的研究。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话来说，所谓的社会失业率其实是一种社会建构（construction sociale），它是由整个社会结构、规范和权力动态所塑造的。所以失业并不是个体的问题，而是个人主动性和社会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换句话来说，当一个国家或者社会面临大规模的失业浪潮的时候，个人的努力自然很重要，但是更需要的是大规模的国家主导的劳动市场改革，从而避免处于劣势地位的个人和群体长期陷入失业的恐慌和压力当中。

政府在应对大规模的失业问题上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的，这种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宏观层面的经济稳定政策、中观的增强产业和企业信心、微观层面的为个人提供各种支持。

从宏观层面来看，在面临失业潮或者长期失业问题的时候，政府最需要做的就是稳定经济局面。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最核心也是最紧急的是一定在通过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确保经济的稳定。1873年到1896年的长期萧条之所以持续这么长时间，背后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当时西方各个国家（美国、英国）都过于坚持金本位制度和收缩的货币政策，从而加剧了经济衰退的力度，导致通缩压力增大、投资减少以及债务负担持续增加。所以，基于历史的教训和经济学基本原理，目前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都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如增加政府支出或减税，以刺激需求和创造就业。中央银行也通过使用货币政策，如降低利率或量化宽松，以鼓励借贷和投资。

除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宏观层面国家需要在海外缓和外部紧张的关系，加强与某些地区和国家的合作。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在当下格外凸显，因为中国很多企业面临的海外订单被砍、中外合作紧缩以及相关的失业问题并不是源于经济逻辑，而是全球地缘政治的改变。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解决相关改变引发的失业问题，就必须从问题的根源上寻找解决方法。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外贸出口型国家，一旦面临海外订单的长期大规模缩减，对整个供应链都会产生极其严重的打击。中国作为全球贸易自由化时代下最大的受益国，对于全球贸易合作的重要性和高效性是有着很切身的体会的。当下，中国要想妥善的应对内部产生的各种失业压力，在外最重要的动作仍然是要把海外的局面进一步打开：和美国贸易缓和、推动和欧洲贸易复苏、和中东加强互动等。

从中观上来看，失业挑战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变革的强烈需求。一方面可以进行主动型结构调整政策，认识和解决结构性失业。由于这种失业是由于劳动力的技能与经济的需求不匹配而发生的，因而需要从产业上进行调整，促进失业人口从衰落的产业向增长的产业过渡。在这方面最成功的案例是德国2003年总理施罗德主政期间的哈茨改革（Hartz Reforms），这个改革持续了两年，核心就是削减国家失业救济支出，促进失业人群接受低收入而不是躺平。整个改革分为四个阶段：哈茨I是专注于促进小企业和兼职的迷你工作（月收入450欧元）、哈茨II为自雇人士（freelancer）提供个人财政支持、哈茨III进行行政改革引入就业安置系统和哈茨IV将失业和社会福利救济金合并，减少可以领取救济福利的时间和总额，激励下岗人员尽早尽快再就业。虽然说德国左派社民党因为进行了这种削弱工人福利的改革失去了诸多选票，但是这项改革成功降低了德国的失业率，使其劳动力市场更加活跃和具有竞争力，一度造就了 “德国就业奇迹”，让德国经济焕发了新生。可见政府在这种阶段进行快刀斩乱麻的改革的重要性，通过改革不但可以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放宽临时工的规定，允许更多的兼职和固定期限合同，同时还可以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让他们更多的从悲观预期的躺平思维中解放出来，更好的参与到社会的经济活动中来。

另一方面，采取一些较为被动的防守型策略增加工作岗位。比如说通过一些工资补贴和工作时间分享计划来鼓励雇主保留住工人或者鼓励实行工作分享计划防止大规模的裁员。回过头来看历史，无论是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新加坡、日本或者韩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的停滞期都面临过相似的情况，这些发达国家都无一例外的选择过工作分享计划。日本曾经在70年代建立起“雇佣调整补贴”制度（雇用調整助成金），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补贴或者减税等财政支持帮助企业减少裁员，企业可以通过减少员工工作时间或者让员工休假的方式降低支出，员工方面损失部分由国家承担。法国的“部分失业”（chômage partiel）和部分就业”（activité partielle）政策，德国的“短工计划”（Kurzarbeit），本质上都是政府提供员工补贴工作，促进企业减少用工时间而不是用工人数。此外，法国在工作分享政策上做出了很多创新性政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98年推出的“35小时/周工作制”，这是一种全新的防守型实践，背后的逻辑就是通过把每个员工的工作时间从40+小时/周压缩到35小时，也就是四天，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社会减少失业人数。

从微观层面来看，持续技能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格外重要的，特别是面对不断变化的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政府在这方面特别在技术培训和教育上可以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这包括投资于职位安置、职业咨询、就业再教育、培训和持续学习等项目，特别是对高增长潜力的行业。德国这方面的经验是采用双元职业教育体系（Duale Ausbildung），从小学毕业之后学生就开始分流，一半的学生走向职业教育。德国的教育体系下鼓励学徒制度，学徒们的时间是在课堂教育和岗位培训之间进行分配，从而为劳动力市场培养年轻人并确保他们拥有雇主所需的技能。新加坡也由推出过“技术未来”计划（Skills Future）和“适应与增长”计划（Adapt and Grow），鼓励并在财务上支持工人参加培训和重新培训计划，以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

总体来看，我们认为政府应当更积极建设促进从失业到就业的过度的地方再就业中心，提供一定的职业咨询和规划。包括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这方面的工作。这方面日本已经做得非常完善，日本的 “你好工作”（ハローワーク）就是日本国家就业服务中心，日常提供包括工作匹配、职业培训和职业咨询在内的各种服务给失业者。韩国的工作网（Work-Net）也是类似这样的国家性机构，为求职和失业人员提供各项服务。无论从德国经验也好、还是新加坡、日本、韩国的经验来看，都是需要调动国家的整体资源匹配能力，先帮助不希望或者犹豫要不要“躺平”的人找到工作机会，然后再进一步通过削减救济减少“躺平”的机会。

此外，国家还可以鼓励更多的失业人员走向自雇或者是创业，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拨款和提供资本来支持创业和小微企业的增长。德国的Existenzgründungszuschuss（创业补贴）就是政府向失业个人提供的一种补贴，以帮助他们创办自己的企业；韩国政府也有推出不同种类的创业援助项目和创意经济中心服务，为对创业感兴趣的个人提供培训、财务支持、免费的公共办公空间、孵化服务等；美国不同的州也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中面临过很强且长期的失业压力，各个联邦也在个人层面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支持，加利福尼亚州由加州竞争税收抵免（California Competes Tax Credit）、小企业贷款担保计划（Small Business Loan Guarantee Program）、加州资本进入计划（California Capital Access Program）、德州也有小企业重建计划（Texas Small Business Rebuild Initiative）、小企业技能培训项目（Skills for Small Business Program）、德州劳动力委员会自营援助（Texas Workforce Commission Self-Employment Assistance）。总体来说，这些计划的目的除了帮助失业人员短期内摆脱失业问题之外，更多是建立失业群体和社会的连接。因为大部分自雇或者创业人员最终还是会选择进入组织或者企业，但是这段经历会以更有效的方式帮助他们过度到下一个阶段。

总之，虽然中国目前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失业浪潮，但由于我们的治理效率优势，依然具有很多可选动作空间。用欣孚咨询首席顾问周掌柜的话讲：“失业问题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和生育问题类似，都具备长期压力和短期挑战，但乐观视角看——这两个挑战反而都可以成为其他相关政策制定的抓手，以及衡量指标，处理得好，反而会带来全新的社会生机和动能，也就成了改变社会信心的最大可用武之地”。

从这个角度看，以全球经验应对中国失业挑战，我们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