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王卖辣条，茶颜卖面包丁，奶茶店开始卖零食自救？
发布日期：2024-11-23 08:24
李瀚明
■80年代的时候，“亚洲四小龙”因为体量问题而走上了不同的转型之路。人口和土地规模较小的新加坡和香港两座城市，制造业受制于土地规模，只能就此打住改往它路；而台湾和韩国人口和土地稍微多些，因此可以在制造业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而在选择转型方向的时候，韩国和台湾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条道路——当时方兴未艾的电子制造业。70到80年代间的日本正是电子产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对当时的台湾和韩国而言，自然“摸着日本过河”准没错。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到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等电子产品，其加工组装工艺涉及的工艺复杂繁多，产品又涉及到芯片等高科技原材料，因此，出于降低运输时间和库存占款的目的，下游制造业最好离芯片等上游零件厂越快越好，因此链条在地理位置上也相对集中。
但电子产品制造行业有一个特点——上游的芯片和零件制造高度自动化，生产出来的产品体积很小；但下游的组装却需要大量人手，生产出来的产品体积远大于芯片。长此以往，下游的电子产品组装业务会占据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反而妨碍上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考虑到上游芯片的利润远高于下游组装，将组装业务搬迁到土地和劳动力更充裕的地方才是上上之策。
因此，电子产品制造业是个天生适合“给邻居”的行业。80年代的芯片制造以日本为主，因此韩国和台湾成为了下游的最佳候选人之一。而随着台湾和韩国的芯片产业在90年代逐渐成熟，这俩地方的电子产品组装自然也要找个邻居来“腾笼换鸟”。
那么，这些产业去哪里好呢？
说巧不巧。80年代开始，“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同时，90年代开始，出生于70年代到80年代的“第二代农民工”开始从家乡前往沿海地区淘金。东南沿海地区土地和劳动力的双重富裕，可以说是和台商的需求一拍即合——两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波台湾电子制造企业赴大陆投资建厂的热潮。
90年代又恰好赶上“互联网经济”成为行业大热门，世界各地对电子产品的需求也水涨船高。电子产品加工组装行业供需两旺，产业本身自然是飞速发展。上一篇文章中的核心例子江苏昆山就是这波热潮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从92年昆山开发区被列入国家级开发区，93年第一家台商电子厂在昆山设点以来，昆山的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产值连年增长。2010年前后，江苏昆山曾经主导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笔记本电脑出货（另外一半中还有一大部分是从广东东莞出货的）。而2010年开始，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电子产品市场又近乎无缝切换到智能手机业务，继续又狂飙了十年。
回望台湾电子产业在大陆投资兴业的三十年，台商和大陆的合作对中国形成自己的消费电子产品品牌的影响是深远的。单从量上来看，即使不考虑内需，从2014年到2022年这九年来，电子产品出口一直都是占中国整体出口额约四分之一的重要行业，而且九年来的比重不断增加：
而从质上来看，电子厂出口世界的海量需求，使得零件本地生产和国产替代产业显然有利可图。不甘于在“微笑曲线”底端做最简单的组装生意的制造企业，也开始向上下游延伸，参与到零部件选型和采购等上游生意中来——品牌方的设计师拿来图纸，讲清楚功能，制造商就能对具体零件的选型提供建议，从而在满足技术要求的前提下，帮品牌方选择到最物美价廉的产品。
在这种模式下，本土品牌开始逐步通过代工厂的推荐进入到国际品牌电子产品的供应链中，并在为国外品牌供货中逐步打磨产品、积累经验、改进品质和生产效率。从接口连接器和外壳开始，到电池、显示屏、PCB板，再到今时今日的存储和计算芯片，本土电子产业开始逐步发展和成长起来。
同时，电子产品的生产和组装有一个典型特征——其内部高度同质化。不论其外壳长成啥样，制造工序往往差不多（只是元器件的摆放位置不一样而已）。因此，电子制造行业逐渐形成了发达的OEM经济——我OEM厂子组织一批人，你们品牌方把图纸和货款给我，我来给你组装好，其它的你不用担心。一家制造公司可以服务多个品牌，一个品牌也可以找多家制造公司，经营和买卖关系上非常灵活。
因此，国产化的供应链和灵活的制造模式，大大降低了品牌方的研发试错成本，提高了品牌方的产品迭代速度。中国的自主品牌最为受惠于这种优势：在近水楼台的地利之便下，中国消费电子品牌得以用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设计和生产产品。例如，在大部分外国品牌一年发布一款旗舰手机的时候，中国已经有半年发布一款旗舰手机的品牌了。
回顾台湾电子厂家在大陆设厂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量变引起质变”如何塑造了中国如今的电子品牌。在中国电子产品制造业强劲的规模效应构成的土壤下，中国在过去十年涌现出了一批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产品品牌，并逐渐在海外打响了“中国制造”的名号。同时，从零部件到组装的完整的产业链能力带来的低试错成本和低开发周期，又使得中国制造在世界各地的硬件创业者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如果没有电子产品制造业，中国品牌绝不可能有如此的规模；但反过来，品牌对供应链敏捷程度的高标准严要求，也是确保制造业不会外迁他国的重要基础。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介绍了电子产品对中国出口产业的深远影响。而随着电子厂商扩大在大陆的投资，电子代工厂也逐渐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在中西部地区设厂的电子代工厂品牌，逐渐成为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出口产业，改善就业环境的重要伙伴。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介绍电子加工厂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
而在选择转型方向的时候，韩国和台湾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条道路——当时方兴未艾的电子制造业。70到80年代间的日本正是电子产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对当时的台湾和韩国而言，自然“摸着日本过河”准没错。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到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等电子产品，其加工组装工艺涉及的工艺复杂繁多，产品又涉及到芯片等高科技原材料，因此，出于降低运输时间和库存占款的目的，下游制造业最好离芯片等上游零件厂越快越好，因此链条在地理位置上也相对集中。
但电子产品制造行业有一个特点——上游的芯片和零件制造高度自动化，生产出来的产品体积很小；但下游的组装却需要大量人手，生产出来的产品体积远大于芯片。长此以往，下游的电子产品组装业务会占据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反而妨碍上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考虑到上游芯片的利润远高于下游组装，将组装业务搬迁到土地和劳动力更充裕的地方才是上上之策。
因此，电子产品制造业是个天生适合“给邻居”的行业。80年代的芯片制造以日本为主，因此韩国和台湾成为了下游的最佳候选人之一。而随着台湾和韩国的芯片产业在90年代逐渐成熟，这俩地方的电子产品组装自然也要找个邻居来“腾笼换鸟”。
那么，这些产业去哪里好呢？
说巧不巧。80年代开始，“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同时，90年代开始，出生于70年代到80年代的“第二代农民工”开始从家乡前往沿海地区淘金。东南沿海地区土地和劳动力的双重富裕，可以说是和台商的需求一拍即合——两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波台湾电子制造企业赴大陆投资建厂的热潮。
90年代又恰好赶上“互联网经济”成为行业大热门，世界各地对电子产品的需求也水涨船高。电子产品加工组装行业供需两旺，产业本身自然是飞速发展。上一篇文章中的核心例子江苏昆山就是这波热潮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从92年昆山开发区被列入国家级开发区，93年第一家台商电子厂在昆山设点以来，昆山的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产值连年增长。2010年前后，江苏昆山曾经主导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笔记本电脑出货（另外一半中还有一大部分是从广东东莞出货的）。而2010年开始，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电子产品市场又近乎无缝切换到智能手机业务，继续又狂飙了十年。
回望台湾电子产业在大陆投资兴业的三十年，台商和大陆的合作对中国形成自己的消费电子产品品牌的影响是深远的。单从量上来看，即使不考虑内需，从2014年到2022年这九年来，电子产品出口一直都是占中国整体出口额约四分之一的重要行业，而且九年来的比重不断增加：
而从质上来看，电子厂出口世界的海量需求，使得零件本地生产和国产替代产业显然有利可图。不甘于在“微笑曲线”底端做最简单的组装生意的制造企业，也开始向上下游延伸，参与到零部件选型和采购等上游生意中来——品牌方的设计师拿来图纸，讲清楚功能，制造商就能对具体零件的选型提供建议，从而在满足技术要求的前提下，帮品牌方选择到最物美价廉的产品。
在这种模式下，本土品牌开始逐步通过代工厂的推荐进入到国际品牌电子产品的供应链中，并在为国外品牌供货中逐步打磨产品、积累经验、改进品质和生产效率。从接口连接器和外壳开始，到电池、显示屏、PCB板，再到今时今日的存储和计算芯片，本土电子产业开始逐步发展和成长起来。
同时，电子产品的生产和组装有一个典型特征——其内部高度同质化。不论其外壳长成啥样，制造工序往往差不多（只是元器件的摆放位置不一样而已）。因此，电子制造行业逐渐形成了发达的OEM经济——我OEM厂子组织一批人，你们品牌方把图纸和货款给我，我来给你组装好，其它的你不用担心。一家制造公司可以服务多个品牌，一个品牌也可以找多家制造公司，经营和买卖关系上非常灵活。
因此，国产化的供应链和灵活的制造模式，大大降低了品牌方的研发试错成本，提高了品牌方的产品迭代速度。中国的自主品牌最为受惠于这种优势：在近水楼台的地利之便下，中国消费电子品牌得以用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设计和生产产品。例如，在大部分外国品牌一年发布一款旗舰手机的时候，中国已经有半年发布一款旗舰手机的品牌了。
回顾台湾电子厂家在大陆设厂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量变引起质变”如何塑造了中国如今的电子品牌。在中国电子产品制造业强劲的规模效应构成的土壤下，中国在过去十年涌现出了一批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产品品牌，并逐渐在海外打响了“中国制造”的名号。同时，从零部件到组装的完整的产业链能力带来的低试错成本和低开发周期，又使得中国制造在世界各地的硬件创业者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如果没有电子产品制造业，中国品牌绝不可能有如此的规模；但反过来，品牌对供应链敏捷程度的高标准严要求，也是确保制造业不会外迁他国的重要基础。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介绍了电子产品对中国出口产业的深远影响。而随着电子厂商扩大在大陆的投资，电子代工厂也逐渐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在中西部地区设厂的电子代工厂品牌，逐渐成为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出口产业，改善就业环境的重要伙伴。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介绍电子加工厂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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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厂”——OEM企业在中国外贸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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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瀚明：回望台湾电子产业在大陆投资兴业的三十年，台商和大陆的合作对中国形成自己的消费电子产品品牌的影响是深远的。
李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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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选择转型方向的时候，韩国和台湾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条道路——当时方兴未艾的电子制造业。70到80年代间的日本正是电子产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对当时的台湾和韩国而言，自然“摸着日本过河”准没错。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到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等电子产品，其加工组装工艺涉及的工艺复杂繁多，产品又涉及到芯片等高科技原材料，因此，出于降低运输时间和库存占款的目的，下游制造业最好离芯片等上游零件厂越快越好，因此链条在地理位置上也相对集中。
但电子产品制造行业有一个特点——上游的芯片和零件制造高度自动化，生产出来的产品体积很小；但下游的组装却需要大量人手，生产出来的产品体积远大于芯片。长此以往，下游的电子产品组装业务会占据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反而妨碍上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考虑到上游芯片的利润远高于下游组装，将组装业务搬迁到土地和劳动力更充裕的地方才是上上之策。
因此，电子产品制造业是个天生适合“给邻居”的行业。80年代的芯片制造以日本为主，因此韩国和台湾成为了下游的最佳候选人之一。而随着台湾和韩国的芯片产业在90年代逐渐成熟，这俩地方的电子产品组装自然也要找个邻居来“腾笼换鸟”。
那么，这些产业去哪里好呢？
说巧不巧。80年代开始，“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同时，90年代开始，出生于70年代到80年代的“第二代农民工”开始从家乡前往沿海地区淘金。东南沿海地区土地和劳动力的双重富裕，可以说是和台商的需求一拍即合——两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波台湾电子制造企业赴大陆投资建厂的热潮。
90年代又恰好赶上“互联网经济”成为行业大热门，世界各地对电子产品的需求也水涨船高。电子产品加工组装行业供需两旺，产业本身自然是飞速发展。上一篇文章中的核心例子江苏昆山就是这波热潮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从92年昆山开发区被列入国家级开发区，93年第一家台商电子厂在昆山设点以来，昆山的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产值连年增长。2010年前后，江苏昆山曾经主导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笔记本电脑出货（另外一半中还有一大部分是从广东东莞出货的）。而2010年开始，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电子产品市场又近乎无缝切换到智能手机业务，继续又狂飙了十年。
回望台湾电子产业在大陆投资兴业的三十年，台商和大陆的合作对中国形成自己的消费电子产品品牌的影响是深远的。单从量上来看，即使不考虑内需，从2014年到2022年这九年来，电子产品出口一直都是占中国整体出口额约四分之一的重要行业，而且九年来的比重不断增加：
而从质上来看，电子厂出口世界的海量需求，使得零件本地生产和国产替代产业显然有利可图。不甘于在“微笑曲线”底端做最简单的组装生意的制造企业，也开始向上下游延伸，参与到零部件选型和采购等上游生意中来——品牌方的设计师拿来图纸，讲清楚功能，制造商就能对具体零件的选型提供建议，从而在满足技术要求的前提下，帮品牌方选择到最物美价廉的产品。
在这种模式下，本土品牌开始逐步通过代工厂的推荐进入到国际品牌电子产品的供应链中，并在为国外品牌供货中逐步打磨产品、积累经验、改进品质和生产效率。从接口连接器和外壳开始，到电池、显示屏、PCB板，再到今时今日的存储和计算芯片，本土电子产业开始逐步发展和成长起来。
同时，电子产品的生产和组装有一个典型特征——其内部高度同质化。不论其外壳长成啥样，制造工序往往差不多（只是元器件的摆放位置不一样而已）。因此，电子制造行业逐渐形成了发达的OEM经济——我OEM厂子组织一批人，你们品牌方把图纸和货款给我，我来给你组装好，其它的你不用担心。一家制造公司可以服务多个品牌，一个品牌也可以找多家制造公司，经营和买卖关系上非常灵活。
因此，国产化的供应链和灵活的制造模式，大大降低了品牌方的研发试错成本，提高了品牌方的产品迭代速度。中国的自主品牌最为受惠于这种优势：在近水楼台的地利之便下，中国消费电子品牌得以用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设计和生产产品。例如，在大部分外国品牌一年发布一款旗舰手机的时候，中国已经有半年发布一款旗舰手机的品牌了。
回顾台湾电子厂家在大陆设厂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量变引起质变”如何塑造了中国如今的电子品牌。在中国电子产品制造业强劲的规模效应构成的土壤下，中国在过去十年涌现出了一批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产品品牌，并逐渐在海外打响了“中国制造”的名号。同时，从零部件到组装的完整的产业链能力带来的低试错成本和低开发周期，又使得中国制造在世界各地的硬件创业者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如果没有电子产品制造业，中国品牌绝不可能有如此的规模；但反过来，品牌对供应链敏捷程度的高标准严要求，也是确保制造业不会外迁他国的重要基础。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介绍了电子产品对中国出口产业的深远影响。而随着电子厂商扩大在大陆的投资，电子代工厂也逐渐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在中西部地区设厂的电子代工厂品牌，逐渐成为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出口产业，改善就业环境的重要伙伴。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介绍电子加工厂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
而在选择转型方向的时候，韩国和台湾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条道路——当时方兴未艾的电子制造业。70到80年代间的日本正是电子产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对当时的台湾和韩国而言，自然“摸着日本过河”准没错。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到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等电子产品，其加工组装工艺涉及的工艺复杂繁多，产品又涉及到芯片等高科技原材料，因此，出于降低运输时间和库存占款的目的，下游制造业最好离芯片等上游零件厂越快越好，因此链条在地理位置上也相对集中。
但电子产品制造行业有一个特点——上游的芯片和零件制造高度自动化，生产出来的产品体积很小；但下游的组装却需要大量人手，生产出来的产品体积远大于芯片。长此以往，下游的电子产品组装业务会占据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反而妨碍上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考虑到上游芯片的利润远高于下游组装，将组装业务搬迁到土地和劳动力更充裕的地方才是上上之策。
因此，电子产品制造业是个天生适合“给邻居”的行业。80年代的芯片制造以日本为主，因此韩国和台湾成为了下游的最佳候选人之一。而随着台湾和韩国的芯片产业在90年代逐渐成熟，这俩地方的电子产品组装自然也要找个邻居来“腾笼换鸟”。
那么，这些产业去哪里好呢？
说巧不巧。80年代开始，“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同时，90年代开始，出生于70年代到80年代的“第二代农民工”开始从家乡前往沿海地区淘金。东南沿海地区土地和劳动力的双重富裕，可以说是和台商的需求一拍即合——两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波台湾电子制造企业赴大陆投资建厂的热潮。
90年代又恰好赶上“互联网经济”成为行业大热门，世界各地对电子产品的需求也水涨船高。电子产品加工组装行业供需两旺，产业本身自然是飞速发展。上一篇文章中的核心例子江苏昆山就是这波热潮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从92年昆山开发区被列入国家级开发区，93年第一家台商电子厂在昆山设点以来，昆山的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产值连年增长。2010年前后，江苏昆山曾经主导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笔记本电脑出货（另外一半中还有一大部分是从广东东莞出货的）。而2010年开始，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电子产品市场又近乎无缝切换到智能手机业务，继续又狂飙了十年。
回望台湾电子产业在大陆投资兴业的三十年，台商和大陆的合作对中国形成自己的消费电子产品品牌的影响是深远的。单从量上来看，即使不考虑内需，从2014年到2022年这九年来，电子产品出口一直都是占中国整体出口额约四分之一的重要行业，而且九年来的比重不断增加：
而从质上来看，电子厂出口世界的海量需求，使得零件本地生产和国产替代产业显然有利可图。不甘于在“微笑曲线”底端做最简单的组装生意的制造企业，也开始向上下游延伸，参与到零部件选型和采购等上游生意中来——品牌方的设计师拿来图纸，讲清楚功能，制造商就能对具体零件的选型提供建议，从而在满足技术要求的前提下，帮品牌方选择到最物美价廉的产品。
在这种模式下，本土品牌开始逐步通过代工厂的推荐进入到国际品牌电子产品的供应链中，并在为国外品牌供货中逐步打磨产品、积累经验、改进品质和生产效率。从接口连接器和外壳开始，到电池、显示屏、PCB板，再到今时今日的存储和计算芯片，本土电子产业开始逐步发展和成长起来。
同时，电子产品的生产和组装有一个典型特征——其内部高度同质化。不论其外壳长成啥样，制造工序往往差不多（只是元器件的摆放位置不一样而已）。因此，电子制造行业逐渐形成了发达的OEM经济——我OEM厂子组织一批人，你们品牌方把图纸和货款给我，我来给你组装好，其它的你不用担心。一家制造公司可以服务多个品牌，一个品牌也可以找多家制造公司，经营和买卖关系上非常灵活。
因此，国产化的供应链和灵活的制造模式，大大降低了品牌方的研发试错成本，提高了品牌方的产品迭代速度。中国的自主品牌最为受惠于这种优势：在近水楼台的地利之便下，中国消费电子品牌得以用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设计和生产产品。例如，在大部分外国品牌一年发布一款旗舰手机的时候，中国已经有半年发布一款旗舰手机的品牌了。
回顾台湾电子厂家在大陆设厂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量变引起质变”如何塑造了中国如今的电子品牌。在中国电子产品制造业强劲的规模效应构成的土壤下，中国在过去十年涌现出了一批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产品品牌，并逐渐在海外打响了“中国制造”的名号。同时，从零部件到组装的完整的产业链能力带来的低试错成本和低开发周期，又使得中国制造在世界各地的硬件创业者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如果没有电子产品制造业，中国品牌绝不可能有如此的规模；但反过来，品牌对供应链敏捷程度的高标准严要求，也是确保制造业不会外迁他国的重要基础。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介绍了电子产品对中国出口产业的深远影响。而随着电子厂商扩大在大陆的投资，电子代工厂也逐渐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在中西部地区设厂的电子代工厂品牌，逐渐成为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出口产业，改善就业环境的重要伙伴。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介绍电子加工厂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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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留一段影像，回一曲挂牵。丝丝入扣、暖暖心灵 ，需飘过的醇厚与共。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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