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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08 07:22
时政

宏观经济政策是时候调整思路了

张林:目前的逆周期调控效果不好,并不是因为政策没有发力,或者力度不够,而是因为传统的政策思路已经失效了。
房地产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还是结果?
张林

■从2021年的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已经有连续6个季度的增速低于5%,其中有连续3个季度低于4%,再加上增加值主要集中在基建项目等逆周期部门,普通居民和企业恐怕并没有真切地感受到增长,而失业率超过20%的年轻人或许仅能感触到经济的寒意。

就算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长周期视角来看,当前之情形也并不寻常,更遗憾的是,依然看不到有什么可以逆转困境的因素和迹象,关于加大经济刺激的呼吁也日益增多。问题是,目前的逆周期调控效果不好,并不是因为政策没有发力,或者力度不够,而是因为传统的政策思路已经失效了。

基建投资政策陷入了低效率陷阱

最近十多年来托底经济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启动基建投资,比如2009年、2013年、2016年,基建投资的季度增速超过20%,其中2009年二季度甚至高达50%,从结果上来看也都拉动GDP出现了反弹。但在连续多年的投资沉淀和债务累积的基数下,基建投资增速在2019年末已经降至4%以下。

2022年以来经济刺激计划再次上马,大规模资金再次流入基建领域,投入的增量资金规模超过4万亿,称得上是扩大版的4万亿刺激计划。其中,专项债资金投入估计为2.5万亿以上,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投入7400亿,新增政策性开发银行基建贷款8000亿,但这些资金投入仅带来了9.4%的狭义基建投资增长。

2023年至今,信贷和投资宽松政策也并未停歇,前4个月投放给企业部门的新增贷款已经接近9.7万亿,超过去年全年投放量的一半,大量资金流向国有企业及基建领域,但基建投资增速仍未能超过10%。相比之下,2009年开始实施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使得基建投资增速达到40%以上。

为什么?一方面,是投资的效率在降低,单位产出所需要投入的资金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随着基建项目的饱和,已经找不到那么多基建项目去消耗大量资金了。一个例证是部分地方政府通过专项债融来了建设资金,却转而将这些资金挪用于非生产性领域,比如弥补公共预算亏空,原因就在于已经没有多少项目可以做到财务上的盈亏平衡了。

退一步看,即便这些资金能很快形成基建投资并被计入GDP,对于其他投资的辐射带动、对于居民福利的改善也可能越来越有限,并且对于地方政府自身的税收、就业等领域的贡献也将日渐稀薄,因为尚有活力的企业主体和居民主体越来越稀缺,而产业园区等基建设施却越来越饱和。

这样,随着大规模的增量资金投入不能转化为基建投资增长,以及基建投资越来越自我循环、不能为其他部门创造收益,以往最常用、最有用的基建投资政策可以说效果越来越差。如果再考虑到长期基建投资带来的结构失衡、产能过剩以及债务风险等负面效果,再加码基建似乎已经得不偿失。

货币扩张政策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除拉动基建投资之外,长期的货币扩张政策便一直伴随着基础货币的持续投放。1991年至2016年广义货币供给M2的增长速度始终超过10%,随着2017年至2019年宏观去杠杆、去产能的政策实施,货币供给在该阶段出现了显著的降速,但也维持在8%之上。

在这有数据统计的将近30年的光景里,货币供给即便在持续扩张,但始终未能充分满足融资需求,存在一定的金融抑制现象,企业和居民依然会感到获取信贷成本较高,资金作为生产要素依然是稀缺的。

但自2022年4月以来,奇怪的现象出现了,衡量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开始显著低于货币供给的增速,这背后是家庭部门只希望增加储蓄,不再愿意消费、投资和负债买房,企业则由于盈利的缩水和资产价值的折损,同样不再愿意增加负债。

这意味着即便货币政策继续采取降准、降息或其他投放基础货币的操作,居民和企业也已经很难寻找到好的投资渠道,也没有信心增加消费与负债,最终会使得扩张的货币无处可去,只能再次转化为储蓄回到银行体系,从而陷入到流动性陷阱。

至此,广义货币供给的增长便不是通过央行资产负债表的主动扩张,而是来源于实体经济部门的储蓄增加,或者说,央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对于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需求降低,银行从揽储困难转变为信贷投放的压力,要么将存款投资于证券市场或者同业业务,这会加大资金空转的现象;要么降低利率抢占市场,并扩大风险敞口增持风险资产,这会降低金融机构利润并提高不良率。

从实际数据来看,今年一季度银行业整体在资产同比增长10.9%的情况下,净利润仅增长了1.3%,增速同比下降了6.1个百分点,多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开始面临下行压力。

简而言之,家庭部门和私营企业部门已经不愿意再“蓄水”,如果央行再开启大水漫灌模式,可能只会带来金融体系进一步的资金空转和脱实向虚,并为更大的金融风险埋下隐患。

宏观经济政策该调整思路了

以上的分析说明,并非政策不想“拼经济”、没有“拼经济”,而是现有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效果已经大打折扣,再加大力度反而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显然,宏观经济政策该调整思路了。

首先是,如果把用于基建和国有企业的部分项目资金,转而投入到私营企业部门,或者直接投入到居民部门,会不会在总体的经济效果上更好?当然这只是一个思维上的假设,还需要从方法上和效果上有所判断,但是,如果传统路径的效率在显著走低,便值得在新方向上斟酌其他方案的可行性。

其次是,宏观经济调整的目标要有所聚焦和取舍。如果一方面需要企业和居民加大负债和投资、另一方面又需要限制债务增长,如果一方面需要避免房地产价格下行引发资产负债表衰退、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房地产价格上行侵蚀来之不易的挤泡沫成果,如果一方面试图通过国有部门承接民间资本和民间投资退出的市场、另一方面又需要激发民间投资的市场活力,那么宏观政策就有可能左右互搏,互相消耗。

考虑到当前存在的经济压力并非只是短暂现象,以及经济变量间在下行期间的相互拉扯,没有人敢保证新的均衡下限在何处。及时稳定住居民部门的信心和资产负债表依然是逆周期政策的焦点,这也是解决所有其他问题的关键。为居民部门发放现金也好,进一步降低居民的负债成本也好,通过救助企业稳定居民就业也好,总是可以在减轻阵痛和寒意方面起到一些立竿见影的作用。

即便没有这些政策,居民部门也大概可以苦一苦,活下去、熬下去,但宏观增长本身就是为了持续改善居民部门的福祉,有些本不必吃的苦,何必非要吃上一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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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目前的逆周期调控效果不好,并不是因为政策没有发力,或者力度不够,而是因为传统的政策思路已经失效了。
张林

■从2021年的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已经有连续6个季度的增速低于5%,其中有连续3个季度低于4%,再加上增加值主要集中在基建项目等逆周期部门,普通居民和企业恐怕并没有真切地感受到增长,而失业率超过20%的年轻人或许仅能感触到经济的寒意。

就算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长周期视角来看,当前之情形也并不寻常,更遗憾的是,依然看不到有什么可以逆转困境的因素和迹象,关于加大经济刺激的呼吁也日益增多。问题是,目前的逆周期调控效果不好,并不是因为政策没有发力,或者力度不够,而是因为传统的政策思路已经失效了。

基建投资政策陷入了低效率陷阱

最近十多年来托底经济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启动基建投资,比如2009年、2013年、2016年,基建投资的季度增速超过20%,其中2009年二季度甚至高达50%,从结果上来看也都拉动GDP出现了反弹。但在连续多年的投资沉淀和债务累积的基数下,基建投资增速在2019年末已经降至4%以下。

2022年以来经济刺激计划再次上马,大规模资金再次流入基建领域,投入的增量资金规模超过4万亿,称得上是扩大版的4万亿刺激计划。其中,专项债资金投入估计为2.5万亿以上,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投入7400亿,新增政策性开发银行基建贷款8000亿,但这些资金投入仅带来了9.4%的狭义基建投资增长。

2023年至今,信贷和投资宽松政策也并未停歇,前4个月投放给企业部门的新增贷款已经接近9.7万亿,超过去年全年投放量的一半,大量资金流向国有企业及基建领域,但基建投资增速仍未能超过10%。相比之下,2009年开始实施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使得基建投资增速达到40%以上。

为什么?一方面,是投资的效率在降低,单位产出所需要投入的资金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随着基建项目的饱和,已经找不到那么多基建项目去消耗大量资金了。一个例证是部分地方政府通过专项债融来了建设资金,却转而将这些资金挪用于非生产性领域,比如弥补公共预算亏空,原因就在于已经没有多少项目可以做到财务上的盈亏平衡了。

退一步看,即便这些资金能很快形成基建投资并被计入GDP,对于其他投资的辐射带动、对于居民福利的改善也可能越来越有限,并且对于地方政府自身的税收、就业等领域的贡献也将日渐稀薄,因为尚有活力的企业主体和居民主体越来越稀缺,而产业园区等基建设施却越来越饱和。

这样,随着大规模的增量资金投入不能转化为基建投资增长,以及基建投资越来越自我循环、不能为其他部门创造收益,以往最常用、最有用的基建投资政策可以说效果越来越差。如果再考虑到长期基建投资带来的结构失衡、产能过剩以及债务风险等负面效果,再加码基建似乎已经得不偿失。

货币扩张政策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除拉动基建投资之外,长期的货币扩张政策便一直伴随着基础货币的持续投放。1991年至2016年广义货币供给M2的增长速度始终超过10%,随着2017年至2019年宏观去杠杆、去产能的政策实施,货币供给在该阶段出现了显著的降速,但也维持在8%之上。

在这有数据统计的将近30年的光景里,货币供给即便在持续扩张,但始终未能充分满足融资需求,存在一定的金融抑制现象,企业和居民依然会感到获取信贷成本较高,资金作为生产要素依然是稀缺的。

但自2022年4月以来,奇怪的现象出现了,衡量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开始显著低于货币供给的增速,这背后是家庭部门只希望增加储蓄,不再愿意消费、投资和负债买房,企业则由于盈利的缩水和资产价值的折损,同样不再愿意增加负债。

这意味着即便货币政策继续采取降准、降息或其他投放基础货币的操作,居民和企业也已经很难寻找到好的投资渠道,也没有信心增加消费与负债,最终会使得扩张的货币无处可去,只能再次转化为储蓄回到银行体系,从而陷入到流动性陷阱。

至此,广义货币供给的增长便不是通过央行资产负债表的主动扩张,而是来源于实体经济部门的储蓄增加,或者说,央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对于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需求降低,银行从揽储困难转变为信贷投放的压力,要么将存款投资于证券市场或者同业业务,这会加大资金空转的现象;要么降低利率抢占市场,并扩大风险敞口增持风险资产,这会降低金融机构利润并提高不良率。

从实际数据来看,今年一季度银行业整体在资产同比增长10.9%的情况下,净利润仅增长了1.3%,增速同比下降了6.1个百分点,多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开始面临下行压力。

简而言之,家庭部门和私营企业部门已经不愿意再“蓄水”,如果央行再开启大水漫灌模式,可能只会带来金融体系进一步的资金空转和脱实向虚,并为更大的金融风险埋下隐患。

宏观经济政策该调整思路了

以上的分析说明,并非政策不想“拼经济”、没有“拼经济”,而是现有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效果已经大打折扣,再加大力度反而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显然,宏观经济政策该调整思路了。

首先是,如果把用于基建和国有企业的部分项目资金,转而投入到私营企业部门,或者直接投入到居民部门,会不会在总体的经济效果上更好?当然这只是一个思维上的假设,还需要从方法上和效果上有所判断,但是,如果传统路径的效率在显著走低,便值得在新方向上斟酌其他方案的可行性。

其次是,宏观经济调整的目标要有所聚焦和取舍。如果一方面需要企业和居民加大负债和投资、另一方面又需要限制债务增长,如果一方面需要避免房地产价格下行引发资产负债表衰退、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房地产价格上行侵蚀来之不易的挤泡沫成果,如果一方面试图通过国有部门承接民间资本和民间投资退出的市场、另一方面又需要激发民间投资的市场活力,那么宏观政策就有可能左右互搏,互相消耗。

考虑到当前存在的经济压力并非只是短暂现象,以及经济变量间在下行期间的相互拉扯,没有人敢保证新的均衡下限在何处。及时稳定住居民部门的信心和资产负债表依然是逆周期政策的焦点,这也是解决所有其他问题的关键。为居民部门发放现金也好,进一步降低居民的负债成本也好,通过救助企业稳定居民就业也好,总是可以在减轻阵痛和寒意方面起到一些立竿见影的作用。

即便没有这些政策,居民部门也大概可以苦一苦,活下去、熬下去,但宏观增长本身就是为了持续改善居民部门的福祉,有些本不必吃的苦,何必非要吃上一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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