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王卖辣条，茶颜卖面包丁，奶茶店开始卖零食自救？
发布日期：2024-11-23 08:24
李瀚明
■在国际贸易和产业布局的研究中，由日本学者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在1935年提出的“雁行形态论”是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说法。在“雁行论”下，发达国家的某些产业会因为比较成本原因（典型的原因是劳动力随着经济发展而供不应求），逐步以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形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二战后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例子：在日本60到80年代的经济成长之后，亚洲四小龙（港台以及新加坡和韩国）的经济在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也开始发展起来。那么，问题来了——在亚洲四小龙发展起来之后，产业又要转移给谁呢？
国际社会在80年代的普遍认知，是“亚洲四小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会接棒。当时，欧美国家的大型企业在这些国家挹注资金进行直接投资，令得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一时欣欣向荣。
而与之同时，也有一些香港商人响应国家号召“跨过深圳河”，开启了另外一条雁阵。这条雁阵最先在一水之隔的珠三角地区发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进程而发展到神州大地各处。
就此，在亚洲四小龙之后“雁阵”就此一分为二。这两条雁阵不但在90年代至今的30年中相互竞争，逐渐塑造了今天亚洲地区的制造业格局，而且在接下来的30年中大概率也会持续竞争下去。因此，研究这两条雁阵的基础和特点，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这两条雁阵的第一个典型的不同，在于其沟通语言的不同。在传统的“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其它国家”的雁阵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语言是英语；而从香港跨越深圳河的这一条雁阵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语言是汉语。
使用英语和汉语沟通的最大分别在于沟通成本及与之带来的投资门槛。熟悉企业管理的朋友可能知道，在企业管理当中一个典型的问题是老板、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代理人困境”。代理人困境通常由一个动机（各方的利益不同）和一个前提（三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组成——而语言正是决定信息不对称和沟通效率，影响生产成本的关键因素。
因此在东南亚设厂生产的企业往往以大型企业为主——因为英语和本地语言之间的鸿沟实在太大，因此需要通过请专职翻译做“买办”，形成欧美老板+东南亚管理层+东南亚基层员工的三层架构，成本和门槛显然更高；但是反过来，在珠三角乃至中国各地，都有不少港澳台商人投资的小厂甚至个体户——尽管老一辈港商的普通话不时被调侃为“煲冬瓜”，但这并不影响老板直接和员工、政府等社会各界沟通。
说到这个就要顺道提一嘴台湾当局鼓励前往东南亚投资的“南向政策”。这个政策从90年代李登辉还在做领导人时就开始提起，但一直成效不彰——如果以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额为比较的话，台湾对东南亚的投资额实在微不足道。若要深究个中原因，语言不通带来的高昂的沟通成本绝对算一个。（台商西进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将继续详述，此不赘述）
语言相通除了降低了投资上的沟通成本和投资门槛以外，还影响了投资者的心态。英语在东南亚是典型的贸易语言（掌握的人少，且通常仅限于贸易的沟通），而汉语在中国则是典型的文化语言（掌握的人多，并且使用的语境更丰富）。
因此，欧美商人在东南亚讲英语和香港商人在内地讲汉语，其境况是完全不同的——某种程度上而言，回到内地既是投资，也是换个地方生活。笔者有不少港澳朋友拿着回乡证在广东投资兴业，长居广东超过二十年者比比皆是。
这种心态区别直接体现在投资地点上。与东南亚的外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少数几个具有完善的外国人接待能力的城市不同，不少在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主往往会选择“落叶归根”在家乡投资。
低经营成本带来的低风险敞口和“落叶归根”的心态带来的低风险敏感度，使得中国这一条雁阵熬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与此同时，“亚洲四小虎”则受到美国和日本在90 年代大幅度加息，东南亚外资回流母国的影响，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遭遇重挫。
让我们再进一步沿着这个话题展开。这里我们需要提到两个常见的英语词语——Offshoring“离岸”和Outsourcing“外包”。Offshoring离岸指的是把一个业务流程移出主要经营所在国家，而Outsourcing外包则指的是以委托合同的形式将一个业务流程交给别的实体来完成。
我们刚刚提到，在东南亚设厂的投资者多以大型企业设分厂为主，而在内地设厂的香港投资者则以中小企业主为主。大型企业在东南亚的分厂多数属于典型的Offshoring——虽然将工厂搬迁到了东南亚国家而得以节约劳动力成本，但厂房和生产设备等仍然是总公司的海外资产。在这种模式下，工厂本身是母公司生产计划的一部分：大部分工厂建成了就有需求，需求并不是当地管理层需要考虑的问题（往往这也由不得当地人管理，而是由母公司统一考虑）。
反过来，在中国设厂的中小企业投资者需要一肩同时扛起生产和销售的重担。这种需要兼顾生产和销售的生意模式，使得珠三角形成了独特的“前店后厂”架构——港人一方面以英语接待各国客商获得订单，一方面以粤语或普通话在深圳东莞招呼生产。
这种模式下，生产实际上是Outshore离岸和Outsourcing外包的结合体：港商在内地的工厂不但不在客商所属国家，并且还不是客商的资产。客商只需按照最终消费者下单，下多少付多少货款就行。外包这种“Production as a Service生产即服务”的模式进一步大大降低了外商贸易的门槛——他们不再需要准备足以设立工厂的大笔资金，只需要备足货款就行。
这也就是珠三角能做起来“中非贸易”，将广州推上“第三世界首都”的根本原因——以亚非拉国家有限的资本积累，是不可能在中国投资建厂的；但若是从购买商品开始做小本生意，那自然是绰绰有余。同时，港商也可以同时承揽国内外的各种订单，而无需拘泥于单一市场。
让我们回到雁行理论。雁行理论大部分时候是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进行的：例如美国和日本企业在亚洲四小龙，以及往后亚洲四小虎的投资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雁行理论本身只是说产业在地理位置上的转移，并没有预料到产业会以何种形式“搬家”。从这个角度来看，随着港商北上而引进中国的这种离岸外包文化，对整个中国的外贸结构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这种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以承接境外客户外销订单为形式的产业转移模式，相比当年四小虎那种以大型企业分公司为主体，以承接母公司生产出口计划为形式的产业转移模式，虽然在起步阶段确实困难很多，但反而具备了经营自主权这一宝贵而坚实的立身之本。
在《折叠微笑曲线》这篇文章中我们说过，跨境电商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企业主或多或少具备了直面客户需求的能力，从而打破了外商对客户需求信息的垄断。但是，跨境电商这种旨在帮助企业寻找客户的生意模式，是不可能在那些以接纳大型企业设分公司的形式接受产业转移的国家诞生的——销售渠道都把控在外国人手里而不由本地人负责，哪里有这种生意生根发芽的土壤？
因此，某种程度上而言，如今有着琳琅满目的商品选择，在欧美国家迅速成为大热门APP的跨境电商应用的成功，也有当年跨过深圳河，首创“前店后厂”的香港商人的一份功劳。清末民初著名的思想家严复先生“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主张，在做生意和产业这一行看来也同样适用啊。
如果说当年以从事纺织产业为主的港商北上内地的故事是这出大戏的第一幕的话，那么以从事电子产业为主的台商西进大陆的故事，则是这出大戏的第二幕。当然，电子产业的规模远比纺织产业要巨大，产业结构也更为复杂。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会讨论台商在大陆发展起来的电子组装产业出口。■
二战后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例子：在日本60到80年代的经济成长之后，亚洲四小龙（港台以及新加坡和韩国）的经济在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也开始发展起来。那么，问题来了——在亚洲四小龙发展起来之后，产业又要转移给谁呢？
国际社会在80年代的普遍认知，是“亚洲四小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会接棒。当时，欧美国家的大型企业在这些国家挹注资金进行直接投资，令得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一时欣欣向荣。
而与之同时，也有一些香港商人响应国家号召“跨过深圳河”，开启了另外一条雁阵。这条雁阵最先在一水之隔的珠三角地区发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进程而发展到神州大地各处。
就此，在亚洲四小龙之后“雁阵”就此一分为二。这两条雁阵不但在90年代至今的30年中相互竞争，逐渐塑造了今天亚洲地区的制造业格局，而且在接下来的30年中大概率也会持续竞争下去。因此，研究这两条雁阵的基础和特点，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这两条雁阵的第一个典型的不同，在于其沟通语言的不同。在传统的“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其它国家”的雁阵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语言是英语；而从香港跨越深圳河的这一条雁阵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语言是汉语。
使用英语和汉语沟通的最大分别在于沟通成本及与之带来的投资门槛。熟悉企业管理的朋友可能知道，在企业管理当中一个典型的问题是老板、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代理人困境”。代理人困境通常由一个动机（各方的利益不同）和一个前提（三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组成——而语言正是决定信息不对称和沟通效率，影响生产成本的关键因素。
因此在东南亚设厂生产的企业往往以大型企业为主——因为英语和本地语言之间的鸿沟实在太大，因此需要通过请专职翻译做“买办”，形成欧美老板+东南亚管理层+东南亚基层员工的三层架构，成本和门槛显然更高；但是反过来，在珠三角乃至中国各地，都有不少港澳台商人投资的小厂甚至个体户——尽管老一辈港商的普通话不时被调侃为“煲冬瓜”，但这并不影响老板直接和员工、政府等社会各界沟通。
说到这个就要顺道提一嘴台湾当局鼓励前往东南亚投资的“南向政策”。这个政策从90年代李登辉还在做领导人时就开始提起，但一直成效不彰——如果以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额为比较的话，台湾对东南亚的投资额实在微不足道。若要深究个中原因，语言不通带来的高昂的沟通成本绝对算一个。（台商西进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将继续详述，此不赘述）
语言相通除了降低了投资上的沟通成本和投资门槛以外，还影响了投资者的心态。英语在东南亚是典型的贸易语言（掌握的人少，且通常仅限于贸易的沟通），而汉语在中国则是典型的文化语言（掌握的人多，并且使用的语境更丰富）。
因此，欧美商人在东南亚讲英语和香港商人在内地讲汉语，其境况是完全不同的——某种程度上而言，回到内地既是投资，也是换个地方生活。笔者有不少港澳朋友拿着回乡证在广东投资兴业，长居广东超过二十年者比比皆是。
这种心态区别直接体现在投资地点上。与东南亚的外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少数几个具有完善的外国人接待能力的城市不同，不少在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主往往会选择“落叶归根”在家乡投资。
低经营成本带来的低风险敞口和“落叶归根”的心态带来的低风险敏感度，使得中国这一条雁阵熬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与此同时，“亚洲四小虎”则受到美国和日本在90 年代大幅度加息，东南亚外资回流母国的影响，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遭遇重挫。
让我们再进一步沿着这个话题展开。这里我们需要提到两个常见的英语词语——Offshoring“离岸”和Outsourcing“外包”。Offshoring离岸指的是把一个业务流程移出主要经营所在国家，而Outsourcing外包则指的是以委托合同的形式将一个业务流程交给别的实体来完成。
我们刚刚提到，在东南亚设厂的投资者多以大型企业设分厂为主，而在内地设厂的香港投资者则以中小企业主为主。大型企业在东南亚的分厂多数属于典型的Offshoring——虽然将工厂搬迁到了东南亚国家而得以节约劳动力成本，但厂房和生产设备等仍然是总公司的海外资产。在这种模式下，工厂本身是母公司生产计划的一部分：大部分工厂建成了就有需求，需求并不是当地管理层需要考虑的问题（往往这也由不得当地人管理，而是由母公司统一考虑）。
反过来，在中国设厂的中小企业投资者需要一肩同时扛起生产和销售的重担。这种需要兼顾生产和销售的生意模式，使得珠三角形成了独特的“前店后厂”架构——港人一方面以英语接待各国客商获得订单，一方面以粤语或普通话在深圳东莞招呼生产。
这种模式下，生产实际上是Outshore离岸和Outsourcing外包的结合体：港商在内地的工厂不但不在客商所属国家，并且还不是客商的资产。客商只需按照最终消费者下单，下多少付多少货款就行。外包这种“Production as a Service生产即服务”的模式进一步大大降低了外商贸易的门槛——他们不再需要准备足以设立工厂的大笔资金，只需要备足货款就行。
这也就是珠三角能做起来“中非贸易”，将广州推上“第三世界首都”的根本原因——以亚非拉国家有限的资本积累，是不可能在中国投资建厂的；但若是从购买商品开始做小本生意，那自然是绰绰有余。同时，港商也可以同时承揽国内外的各种订单，而无需拘泥于单一市场。
让我们回到雁行理论。雁行理论大部分时候是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进行的：例如美国和日本企业在亚洲四小龙，以及往后亚洲四小虎的投资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雁行理论本身只是说产业在地理位置上的转移，并没有预料到产业会以何种形式“搬家”。从这个角度来看，随着港商北上而引进中国的这种离岸外包文化，对整个中国的外贸结构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这种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以承接境外客户外销订单为形式的产业转移模式，相比当年四小虎那种以大型企业分公司为主体，以承接母公司生产出口计划为形式的产业转移模式，虽然在起步阶段确实困难很多，但反而具备了经营自主权这一宝贵而坚实的立身之本。
在《折叠微笑曲线》这篇文章中我们说过，跨境电商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企业主或多或少具备了直面客户需求的能力，从而打破了外商对客户需求信息的垄断。但是，跨境电商这种旨在帮助企业寻找客户的生意模式，是不可能在那些以接纳大型企业设分公司的形式接受产业转移的国家诞生的——销售渠道都把控在外国人手里而不由本地人负责，哪里有这种生意生根发芽的土壤？
因此，某种程度上而言，如今有着琳琅满目的商品选择，在欧美国家迅速成为大热门APP的跨境电商应用的成功，也有当年跨过深圳河，首创“前店后厂”的香港商人的一份功劳。清末民初著名的思想家严复先生“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主张，在做生意和产业这一行看来也同样适用啊。
如果说当年以从事纺织产业为主的港商北上内地的故事是这出大戏的第一幕的话，那么以从事电子产业为主的台商西进大陆的故事，则是这出大戏的第二幕。当然，电子产业的规模远比纺织产业要巨大，产业结构也更为复杂。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会讨论台商在大陆发展起来的电子组装产业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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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30 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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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商北上——中国当代出口贸易的基石
港商北上——中国当代出口贸易的基石
李瀚明：随着香港商人北上内地，亚太地区从“亚洲四小龙”开始逐渐形成了“亚洲四小虎”和中国两条大相径庭的“雁阵”。
李瀚明
■在国际贸易和产业布局的研究中，由日本学者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在1935年提出的“雁行形态论”是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说法。在“雁行论”下，发达国家的某些产业会因为比较成本原因（典型的原因是劳动力随着经济发展而供不应求），逐步以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形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二战后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例子：在日本60到80年代的经济成长之后，亚洲四小龙（港台以及新加坡和韩国）的经济在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也开始发展起来。那么，问题来了——在亚洲四小龙发展起来之后，产业又要转移给谁呢？
国际社会在80年代的普遍认知，是“亚洲四小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会接棒。当时，欧美国家的大型企业在这些国家挹注资金进行直接投资，令得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一时欣欣向荣。
而与之同时，也有一些香港商人响应国家号召“跨过深圳河”，开启了另外一条雁阵。这条雁阵最先在一水之隔的珠三角地区发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进程而发展到神州大地各处。
就此，在亚洲四小龙之后“雁阵”就此一分为二。这两条雁阵不但在90年代至今的30年中相互竞争，逐渐塑造了今天亚洲地区的制造业格局，而且在接下来的30年中大概率也会持续竞争下去。因此，研究这两条雁阵的基础和特点，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这两条雁阵的第一个典型的不同，在于其沟通语言的不同。在传统的“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其它国家”的雁阵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语言是英语；而从香港跨越深圳河的这一条雁阵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语言是汉语。
使用英语和汉语沟通的最大分别在于沟通成本及与之带来的投资门槛。熟悉企业管理的朋友可能知道，在企业管理当中一个典型的问题是老板、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代理人困境”。代理人困境通常由一个动机（各方的利益不同）和一个前提（三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组成——而语言正是决定信息不对称和沟通效率，影响生产成本的关键因素。
因此在东南亚设厂生产的企业往往以大型企业为主——因为英语和本地语言之间的鸿沟实在太大，因此需要通过请专职翻译做“买办”，形成欧美老板+东南亚管理层+东南亚基层员工的三层架构，成本和门槛显然更高；但是反过来，在珠三角乃至中国各地，都有不少港澳台商人投资的小厂甚至个体户——尽管老一辈港商的普通话不时被调侃为“煲冬瓜”，但这并不影响老板直接和员工、政府等社会各界沟通。
说到这个就要顺道提一嘴台湾当局鼓励前往东南亚投资的“南向政策”。这个政策从90年代李登辉还在做领导人时就开始提起，但一直成效不彰——如果以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额为比较的话，台湾对东南亚的投资额实在微不足道。若要深究个中原因，语言不通带来的高昂的沟通成本绝对算一个。（台商西进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将继续详述，此不赘述）
语言相通除了降低了投资上的沟通成本和投资门槛以外，还影响了投资者的心态。英语在东南亚是典型的贸易语言（掌握的人少，且通常仅限于贸易的沟通），而汉语在中国则是典型的文化语言（掌握的人多，并且使用的语境更丰富）。
因此，欧美商人在东南亚讲英语和香港商人在内地讲汉语，其境况是完全不同的——某种程度上而言，回到内地既是投资，也是换个地方生活。笔者有不少港澳朋友拿着回乡证在广东投资兴业，长居广东超过二十年者比比皆是。
这种心态区别直接体现在投资地点上。与东南亚的外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少数几个具有完善的外国人接待能力的城市不同，不少在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主往往会选择“落叶归根”在家乡投资。
低经营成本带来的低风险敞口和“落叶归根”的心态带来的低风险敏感度，使得中国这一条雁阵熬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与此同时，“亚洲四小虎”则受到美国和日本在90 年代大幅度加息，东南亚外资回流母国的影响，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遭遇重挫。
让我们再进一步沿着这个话题展开。这里我们需要提到两个常见的英语词语——Offshoring“离岸”和Outsourcing“外包”。Offshoring离岸指的是把一个业务流程移出主要经营所在国家，而Outsourcing外包则指的是以委托合同的形式将一个业务流程交给别的实体来完成。
我们刚刚提到，在东南亚设厂的投资者多以大型企业设分厂为主，而在内地设厂的香港投资者则以中小企业主为主。大型企业在东南亚的分厂多数属于典型的Offshoring——虽然将工厂搬迁到了东南亚国家而得以节约劳动力成本，但厂房和生产设备等仍然是总公司的海外资产。在这种模式下，工厂本身是母公司生产计划的一部分：大部分工厂建成了就有需求，需求并不是当地管理层需要考虑的问题（往往这也由不得当地人管理，而是由母公司统一考虑）。
反过来，在中国设厂的中小企业投资者需要一肩同时扛起生产和销售的重担。这种需要兼顾生产和销售的生意模式，使得珠三角形成了独特的“前店后厂”架构——港人一方面以英语接待各国客商获得订单，一方面以粤语或普通话在深圳东莞招呼生产。
这种模式下，生产实际上是Outshore离岸和Outsourcing外包的结合体：港商在内地的工厂不但不在客商所属国家，并且还不是客商的资产。客商只需按照最终消费者下单，下多少付多少货款就行。外包这种“Production as a Service生产即服务”的模式进一步大大降低了外商贸易的门槛——他们不再需要准备足以设立工厂的大笔资金，只需要备足货款就行。
这也就是珠三角能做起来“中非贸易”，将广州推上“第三世界首都”的根本原因——以亚非拉国家有限的资本积累，是不可能在中国投资建厂的；但若是从购买商品开始做小本生意，那自然是绰绰有余。同时，港商也可以同时承揽国内外的各种订单，而无需拘泥于单一市场。
让我们回到雁行理论。雁行理论大部分时候是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进行的：例如美国和日本企业在亚洲四小龙，以及往后亚洲四小虎的投资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雁行理论本身只是说产业在地理位置上的转移，并没有预料到产业会以何种形式“搬家”。从这个角度来看，随着港商北上而引进中国的这种离岸外包文化，对整个中国的外贸结构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这种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以承接境外客户外销订单为形式的产业转移模式，相比当年四小虎那种以大型企业分公司为主体，以承接母公司生产出口计划为形式的产业转移模式，虽然在起步阶段确实困难很多，但反而具备了经营自主权这一宝贵而坚实的立身之本。
在《折叠微笑曲线》这篇文章中我们说过，跨境电商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企业主或多或少具备了直面客户需求的能力，从而打破了外商对客户需求信息的垄断。但是，跨境电商这种旨在帮助企业寻找客户的生意模式，是不可能在那些以接纳大型企业设分公司的形式接受产业转移的国家诞生的——销售渠道都把控在外国人手里而不由本地人负责，哪里有这种生意生根发芽的土壤？
因此，某种程度上而言，如今有着琳琅满目的商品选择，在欧美国家迅速成为大热门APP的跨境电商应用的成功，也有当年跨过深圳河，首创“前店后厂”的香港商人的一份功劳。清末民初著名的思想家严复先生“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主张，在做生意和产业这一行看来也同样适用啊。
如果说当年以从事纺织产业为主的港商北上内地的故事是这出大戏的第一幕的话，那么以从事电子产业为主的台商西进大陆的故事，则是这出大戏的第二幕。当然，电子产业的规模远比纺织产业要巨大，产业结构也更为复杂。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会讨论台商在大陆发展起来的电子组装产业出口。■
二战后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例子：在日本60到80年代的经济成长之后，亚洲四小龙（港台以及新加坡和韩国）的经济在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也开始发展起来。那么，问题来了——在亚洲四小龙发展起来之后，产业又要转移给谁呢？
国际社会在80年代的普遍认知，是“亚洲四小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会接棒。当时，欧美国家的大型企业在这些国家挹注资金进行直接投资，令得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一时欣欣向荣。
而与之同时，也有一些香港商人响应国家号召“跨过深圳河”，开启了另外一条雁阵。这条雁阵最先在一水之隔的珠三角地区发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进程而发展到神州大地各处。
就此，在亚洲四小龙之后“雁阵”就此一分为二。这两条雁阵不但在90年代至今的30年中相互竞争，逐渐塑造了今天亚洲地区的制造业格局，而且在接下来的30年中大概率也会持续竞争下去。因此，研究这两条雁阵的基础和特点，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这两条雁阵的第一个典型的不同，在于其沟通语言的不同。在传统的“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其它国家”的雁阵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语言是英语；而从香港跨越深圳河的这一条雁阵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语言是汉语。
使用英语和汉语沟通的最大分别在于沟通成本及与之带来的投资门槛。熟悉企业管理的朋友可能知道，在企业管理当中一个典型的问题是老板、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代理人困境”。代理人困境通常由一个动机（各方的利益不同）和一个前提（三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组成——而语言正是决定信息不对称和沟通效率，影响生产成本的关键因素。
因此在东南亚设厂生产的企业往往以大型企业为主——因为英语和本地语言之间的鸿沟实在太大，因此需要通过请专职翻译做“买办”，形成欧美老板+东南亚管理层+东南亚基层员工的三层架构，成本和门槛显然更高；但是反过来，在珠三角乃至中国各地，都有不少港澳台商人投资的小厂甚至个体户——尽管老一辈港商的普通话不时被调侃为“煲冬瓜”，但这并不影响老板直接和员工、政府等社会各界沟通。
说到这个就要顺道提一嘴台湾当局鼓励前往东南亚投资的“南向政策”。这个政策从90年代李登辉还在做领导人时就开始提起，但一直成效不彰——如果以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额为比较的话，台湾对东南亚的投资额实在微不足道。若要深究个中原因，语言不通带来的高昂的沟通成本绝对算一个。（台商西进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将继续详述，此不赘述）
语言相通除了降低了投资上的沟通成本和投资门槛以外，还影响了投资者的心态。英语在东南亚是典型的贸易语言（掌握的人少，且通常仅限于贸易的沟通），而汉语在中国则是典型的文化语言（掌握的人多，并且使用的语境更丰富）。
因此，欧美商人在东南亚讲英语和香港商人在内地讲汉语，其境况是完全不同的——某种程度上而言，回到内地既是投资，也是换个地方生活。笔者有不少港澳朋友拿着回乡证在广东投资兴业，长居广东超过二十年者比比皆是。
这种心态区别直接体现在投资地点上。与东南亚的外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少数几个具有完善的外国人接待能力的城市不同，不少在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主往往会选择“落叶归根”在家乡投资。
低经营成本带来的低风险敞口和“落叶归根”的心态带来的低风险敏感度，使得中国这一条雁阵熬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与此同时，“亚洲四小虎”则受到美国和日本在90 年代大幅度加息，东南亚外资回流母国的影响，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遭遇重挫。
让我们再进一步沿着这个话题展开。这里我们需要提到两个常见的英语词语——Offshoring“离岸”和Outsourcing“外包”。Offshoring离岸指的是把一个业务流程移出主要经营所在国家，而Outsourcing外包则指的是以委托合同的形式将一个业务流程交给别的实体来完成。
我们刚刚提到，在东南亚设厂的投资者多以大型企业设分厂为主，而在内地设厂的香港投资者则以中小企业主为主。大型企业在东南亚的分厂多数属于典型的Offshoring——虽然将工厂搬迁到了东南亚国家而得以节约劳动力成本，但厂房和生产设备等仍然是总公司的海外资产。在这种模式下，工厂本身是母公司生产计划的一部分：大部分工厂建成了就有需求，需求并不是当地管理层需要考虑的问题（往往这也由不得当地人管理，而是由母公司统一考虑）。
反过来，在中国设厂的中小企业投资者需要一肩同时扛起生产和销售的重担。这种需要兼顾生产和销售的生意模式，使得珠三角形成了独特的“前店后厂”架构——港人一方面以英语接待各国客商获得订单，一方面以粤语或普通话在深圳东莞招呼生产。
这种模式下，生产实际上是Outshore离岸和Outsourcing外包的结合体：港商在内地的工厂不但不在客商所属国家，并且还不是客商的资产。客商只需按照最终消费者下单，下多少付多少货款就行。外包这种“Production as a Service生产即服务”的模式进一步大大降低了外商贸易的门槛——他们不再需要准备足以设立工厂的大笔资金，只需要备足货款就行。
这也就是珠三角能做起来“中非贸易”，将广州推上“第三世界首都”的根本原因——以亚非拉国家有限的资本积累，是不可能在中国投资建厂的；但若是从购买商品开始做小本生意，那自然是绰绰有余。同时，港商也可以同时承揽国内外的各种订单，而无需拘泥于单一市场。
让我们回到雁行理论。雁行理论大部分时候是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进行的：例如美国和日本企业在亚洲四小龙，以及往后亚洲四小虎的投资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雁行理论本身只是说产业在地理位置上的转移，并没有预料到产业会以何种形式“搬家”。从这个角度来看，随着港商北上而引进中国的这种离岸外包文化，对整个中国的外贸结构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这种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以承接境外客户外销订单为形式的产业转移模式，相比当年四小虎那种以大型企业分公司为主体，以承接母公司生产出口计划为形式的产业转移模式，虽然在起步阶段确实困难很多，但反而具备了经营自主权这一宝贵而坚实的立身之本。
在《折叠微笑曲线》这篇文章中我们说过，跨境电商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企业主或多或少具备了直面客户需求的能力，从而打破了外商对客户需求信息的垄断。但是，跨境电商这种旨在帮助企业寻找客户的生意模式，是不可能在那些以接纳大型企业设分公司的形式接受产业转移的国家诞生的——销售渠道都把控在外国人手里而不由本地人负责，哪里有这种生意生根发芽的土壤？
因此，某种程度上而言，如今有着琳琅满目的商品选择，在欧美国家迅速成为大热门APP的跨境电商应用的成功，也有当年跨过深圳河，首创“前店后厂”的香港商人的一份功劳。清末民初著名的思想家严复先生“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主张，在做生意和产业这一行看来也同样适用啊。
如果说当年以从事纺织产业为主的港商北上内地的故事是这出大戏的第一幕的话，那么以从事电子产业为主的台商西进大陆的故事，则是这出大戏的第二幕。当然，电子产业的规模远比纺织产业要巨大，产业结构也更为复杂。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会讨论台商在大陆发展起来的电子组装产业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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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留一段影像，回一曲挂牵。丝丝入扣、暖暖心灵 ，需飘过的醇厚与共。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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