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冬艳、欧阳辉：中国股市先是连续大涨，随后是大幅震荡调整，投资者由最初的狂热冷静下来，又开始陷入到深深的思考当中。中国股市如何才能“长牛”？
发布日期：2024-11-22 07:42
Brendan Case，Ying Chen
■19世纪，当欧洲旅行者头一次见到澳大利亚内陆的原住民瓦尔皮瑞人或是亚马逊盆地的卡拉帕罗人时，面对错综复杂的文化差异，至少有一种习俗是他们熟悉的。和西方人一样，瓦尔皮瑞人和卡拉帕罗人的生活同样受到了婚姻的深刻影响。这些族群会以各自的方式吸引理想的配偶，然后生儿育女，共同生活。正如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观察到的，尽管不同文化中的婚姻形式存在重要差异，但“婚姻代表着大多数（而非所有）社会的基本制度，它或许还是最原始的人类制度。”
婚姻可能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时至今日，它还重要吗？鉴于可靠的避孕措施降低了性行为的风险，加之女性不仅在政治上、某些情况下在经济上也取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如今，婚姻或许已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选项，被视为给成功人生锦上添花，而非前者的奠基石。虽然将已婚人士与未婚或离异人士对比后通常发现，前者要比后者更健康、也更幸福，即便今天也是如此，但我们依然有充分理由对婚后生活的好处打一个问号。
此前的这些研究受到了一些合理的批评。毕竟，我们怎么知道，会不会只是因为那些幸福且健康的人本来就更可能步入婚姻？我们能肯定婚姻的利大于弊吗？在是否选择婚姻的问题上，若要进行有洞察的评估，除了想到它带来的好处，还需考虑到与婚姻相伴的所有风险（包括离婚）及其先决条件（也许是健康与幸福）。
在期刊《全球流行病学》(Global Epidemiology)登载的一项新研究中，我们与合著者试图对这些批评做出回应。我们选取了11,830名美国护士，她们均为女性，且一开始未有婚史，然后将1989-1993年结婚的护士与一直未婚的护士进行对比。大约25年后，我们针对受试者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维度——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和寿命——展开了评估。
1989年，在所有受试者都未结婚之前，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能把控护士的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这些因素，同时也能把控年龄、种族、社会经济地位等一系列其他相关因素。这有助于我们排除一些可能性，例如幸福预测了婚姻而不是婚姻预测了幸福，或者幸福和婚姻都可能通过某种隐藏的第三因素来预测。
我们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在最初时间段结婚的女性（包括后来离异的女性），她们在随访期间因任何原因死亡的风险要比同期未婚的女性低35%。此外，相比未婚者，已婚女性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低，抑郁感和孤独感更少，她们的幸福感更高，更加乐观，目标感和信念感也更强。
我们还研究了婚姻状态存续与离异的不同影响。在研究开始之初已步入婚姻的受试者中，离婚与此后身心健康的持续恶化有关，包括孤独感与抑郁感增强、社会融合度降低。还有一些不那么有力的证据表明，在25年的随访中，离婚女性因任何原因死亡的风险要比未离异女性高出19%。考虑到影响身心健康的因素有很多（基因、饮食、运动、环境、社交等等），婚姻可以将25年中的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以上——以及离异可能会使这一概率增加近五分之一——这一事实表明，即便对现代生活而言，婚姻也依然重要。
我们的研究样本——基本都是生活相对富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决定结婚的白人职业女性——的确限制了我们能够有把握得出的结论。比如，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受试人群无法告诉我们婚姻对男性的影响。由于先前的研究表明，婚姻对男性寿命与健康的促进作用比女性更明显，这方面还需要进行更严谨的研究。
不过，鉴于女权主义者对婚姻作为父权统治工具的批评仍在继续，我们重点放在女性身上的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见解。在其他因素一致的情况下（当然，某些情况下通常并不一致），婚姻——以及它所提供的支持、陪伴与情感——依然是许多女性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这种广泛且长远的效应是否适用于同性婚姻这种年轻的婚姻形式，则需进一步研究。 ）
考虑到不同世代的特点，我们也要提防一概而论。我们样本中的X世代决定结婚与否时所处的文化背景与今天的年轻人不同。举例来说，过去30年间，反对非婚同居的社会准则已大大松动。直到2001年，盖洛普(Gallup)的调查还显示，仅有53%的美国人认为婚外性行为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而到了2021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76%。从我们的数据中无从得知这种变化对当今婚姻的意义产生了何种影响，但最近的研究通常发现，与已婚夫妻相比，未婚同居者的幸福感和关系稳定性都要低一些。
鉴于婚姻对我们研究样本的身心健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状况下，看到它正迅速从美国人生活中消失，也令人不安。以2021年为例，当年的结婚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每1,000名未婚人士中，仅有28人结婚，1965年时这一数字为76.5人。之所以出现这种趋势，一方面是因为同居人数急剧增加，另一方面独居人口的增幅则更加明显。受其影响，若论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儿童比例，美国目前位居世界第一（2019年为23%，相比之下，德国为12%）。所有这些趋势都集中在美国的穷人及有色人种当中，这些人可以说能从婚姻提供的“安全网”中获益最多。
婚姻为何被边缘化，个中原因很复杂，不仅有文化上的转变，还有经济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男性，其挣钱能力的下降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婚姻前景，放在今天也是如此。然而有一点很清楚，那便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如今都不再把婚姻视为性活动和养育子女的必要条件，而是将它视为一件可有可无的奢侈品。
对于婚姻这一美好生活的关键要素，如今的社会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否认，故而我们的发现，加上已有的显示婚姻价值的大量文献，都应为这一现象敲响警钟。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呢？办法之一是执政者要实施并资助能够促进健康婚姻的政策及干预手段。另一个办法、或许也是更为重要的转变要倚赖我们的文化和经济精英——他们拥有稳定婚姻的可能性更大——他们要宣扬自己的做法，不是仅在个人世界里享受婚姻带来的好处，还要在公众面前大方展示这一点。
（本文作者布兰登·凯斯(Brendan Case)博士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人类繁荣项目(Human Flourishing Program)研究副主任，另一位作者Ying Chen博士为该项目研究助理。）■
婚姻可能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时至今日，它还重要吗？鉴于可靠的避孕措施降低了性行为的风险，加之女性不仅在政治上、某些情况下在经济上也取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如今，婚姻或许已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选项，被视为给成功人生锦上添花，而非前者的奠基石。虽然将已婚人士与未婚或离异人士对比后通常发现，前者要比后者更健康、也更幸福，即便今天也是如此，但我们依然有充分理由对婚后生活的好处打一个问号。
此前的这些研究受到了一些合理的批评。毕竟，我们怎么知道，会不会只是因为那些幸福且健康的人本来就更可能步入婚姻？我们能肯定婚姻的利大于弊吗？在是否选择婚姻的问题上，若要进行有洞察的评估，除了想到它带来的好处，还需考虑到与婚姻相伴的所有风险（包括离婚）及其先决条件（也许是健康与幸福）。
在期刊《全球流行病学》(Global Epidemiology)登载的一项新研究中，我们与合著者试图对这些批评做出回应。我们选取了11,830名美国护士，她们均为女性，且一开始未有婚史，然后将1989-1993年结婚的护士与一直未婚的护士进行对比。大约25年后，我们针对受试者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维度——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和寿命——展开了评估。
1989年，在所有受试者都未结婚之前，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能把控护士的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这些因素，同时也能把控年龄、种族、社会经济地位等一系列其他相关因素。这有助于我们排除一些可能性，例如幸福预测了婚姻而不是婚姻预测了幸福，或者幸福和婚姻都可能通过某种隐藏的第三因素来预测。
我们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在最初时间段结婚的女性（包括后来离异的女性），她们在随访期间因任何原因死亡的风险要比同期未婚的女性低35%。此外，相比未婚者，已婚女性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低，抑郁感和孤独感更少，她们的幸福感更高，更加乐观，目标感和信念感也更强。
我们还研究了婚姻状态存续与离异的不同影响。在研究开始之初已步入婚姻的受试者中，离婚与此后身心健康的持续恶化有关，包括孤独感与抑郁感增强、社会融合度降低。还有一些不那么有力的证据表明，在25年的随访中，离婚女性因任何原因死亡的风险要比未离异女性高出19%。考虑到影响身心健康的因素有很多（基因、饮食、运动、环境、社交等等），婚姻可以将25年中的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以上——以及离异可能会使这一概率增加近五分之一——这一事实表明，即便对现代生活而言，婚姻也依然重要。
我们的研究样本——基本都是生活相对富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决定结婚的白人职业女性——的确限制了我们能够有把握得出的结论。比如，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受试人群无法告诉我们婚姻对男性的影响。由于先前的研究表明，婚姻对男性寿命与健康的促进作用比女性更明显，这方面还需要进行更严谨的研究。
不过，鉴于女权主义者对婚姻作为父权统治工具的批评仍在继续，我们重点放在女性身上的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见解。在其他因素一致的情况下（当然，某些情况下通常并不一致），婚姻——以及它所提供的支持、陪伴与情感——依然是许多女性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这种广泛且长远的效应是否适用于同性婚姻这种年轻的婚姻形式，则需进一步研究。 ）
考虑到不同世代的特点，我们也要提防一概而论。我们样本中的X世代决定结婚与否时所处的文化背景与今天的年轻人不同。举例来说，过去30年间，反对非婚同居的社会准则已大大松动。直到2001年，盖洛普(Gallup)的调查还显示，仅有53%的美国人认为婚外性行为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而到了2021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76%。从我们的数据中无从得知这种变化对当今婚姻的意义产生了何种影响，但最近的研究通常发现，与已婚夫妻相比，未婚同居者的幸福感和关系稳定性都要低一些。
鉴于婚姻对我们研究样本的身心健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状况下，看到它正迅速从美国人生活中消失，也令人不安。以2021年为例，当年的结婚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每1,000名未婚人士中，仅有28人结婚，1965年时这一数字为76.5人。之所以出现这种趋势，一方面是因为同居人数急剧增加，另一方面独居人口的增幅则更加明显。受其影响，若论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儿童比例，美国目前位居世界第一（2019年为23%，相比之下，德国为12%）。所有这些趋势都集中在美国的穷人及有色人种当中，这些人可以说能从婚姻提供的“安全网”中获益最多。
婚姻为何被边缘化，个中原因很复杂，不仅有文化上的转变，还有经济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男性，其挣钱能力的下降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婚姻前景，放在今天也是如此。然而有一点很清楚，那便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如今都不再把婚姻视为性活动和养育子女的必要条件，而是将它视为一件可有可无的奢侈品。
对于婚姻这一美好生活的关键要素，如今的社会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否认，故而我们的发现，加上已有的显示婚姻价值的大量文献，都应为这一现象敲响警钟。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呢？办法之一是执政者要实施并资助能够促进健康婚姻的政策及干预手段。另一个办法、或许也是更为重要的转变要倚赖我们的文化和经济精英——他们拥有稳定婚姻的可能性更大——他们要宣扬自己的做法，不是仅在个人世界里享受婚姻带来的好处，还要在公众面前大方展示这一点。
（本文作者布兰登·凯斯(Brendan Case)博士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人类繁荣项目(Human Flourishing Program)研究副主任，另一位作者Ying Chen博士为该项目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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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22 10:49
社会与生活
对于长期健康和幸福，婚姻仍然很重要
对于长期健康和幸福，婚姻仍然很重要
一项新研究表明，对女性而言，婚姻与更健康的身心相关联。
Brendan Case，Ying Chen
■19世纪，当欧洲旅行者头一次见到澳大利亚内陆的原住民瓦尔皮瑞人或是亚马逊盆地的卡拉帕罗人时，面对错综复杂的文化差异，至少有一种习俗是他们熟悉的。和西方人一样，瓦尔皮瑞人和卡拉帕罗人的生活同样受到了婚姻的深刻影响。这些族群会以各自的方式吸引理想的配偶，然后生儿育女，共同生活。正如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观察到的，尽管不同文化中的婚姻形式存在重要差异，但“婚姻代表着大多数（而非所有）社会的基本制度，它或许还是最原始的人类制度。”
婚姻可能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时至今日，它还重要吗？鉴于可靠的避孕措施降低了性行为的风险，加之女性不仅在政治上、某些情况下在经济上也取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如今，婚姻或许已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选项，被视为给成功人生锦上添花，而非前者的奠基石。虽然将已婚人士与未婚或离异人士对比后通常发现，前者要比后者更健康、也更幸福，即便今天也是如此，但我们依然有充分理由对婚后生活的好处打一个问号。
此前的这些研究受到了一些合理的批评。毕竟，我们怎么知道，会不会只是因为那些幸福且健康的人本来就更可能步入婚姻？我们能肯定婚姻的利大于弊吗？在是否选择婚姻的问题上，若要进行有洞察的评估，除了想到它带来的好处，还需考虑到与婚姻相伴的所有风险（包括离婚）及其先决条件（也许是健康与幸福）。
在期刊《全球流行病学》(Global Epidemiology)登载的一项新研究中，我们与合著者试图对这些批评做出回应。我们选取了11,830名美国护士，她们均为女性，且一开始未有婚史，然后将1989-1993年结婚的护士与一直未婚的护士进行对比。大约25年后，我们针对受试者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维度——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和寿命——展开了评估。
1989年，在所有受试者都未结婚之前，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能把控护士的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这些因素，同时也能把控年龄、种族、社会经济地位等一系列其他相关因素。这有助于我们排除一些可能性，例如幸福预测了婚姻而不是婚姻预测了幸福，或者幸福和婚姻都可能通过某种隐藏的第三因素来预测。
我们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在最初时间段结婚的女性（包括后来离异的女性），她们在随访期间因任何原因死亡的风险要比同期未婚的女性低35%。此外，相比未婚者，已婚女性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低，抑郁感和孤独感更少，她们的幸福感更高，更加乐观，目标感和信念感也更强。
我们还研究了婚姻状态存续与离异的不同影响。在研究开始之初已步入婚姻的受试者中，离婚与此后身心健康的持续恶化有关，包括孤独感与抑郁感增强、社会融合度降低。还有一些不那么有力的证据表明，在25年的随访中，离婚女性因任何原因死亡的风险要比未离异女性高出19%。考虑到影响身心健康的因素有很多（基因、饮食、运动、环境、社交等等），婚姻可以将25年中的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以上——以及离异可能会使这一概率增加近五分之一——这一事实表明，即便对现代生活而言，婚姻也依然重要。
我们的研究样本——基本都是生活相对富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决定结婚的白人职业女性——的确限制了我们能够有把握得出的结论。比如，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受试人群无法告诉我们婚姻对男性的影响。由于先前的研究表明，婚姻对男性寿命与健康的促进作用比女性更明显，这方面还需要进行更严谨的研究。
不过，鉴于女权主义者对婚姻作为父权统治工具的批评仍在继续，我们重点放在女性身上的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见解。在其他因素一致的情况下（当然，某些情况下通常并不一致），婚姻——以及它所提供的支持、陪伴与情感——依然是许多女性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这种广泛且长远的效应是否适用于同性婚姻这种年轻的婚姻形式，则需进一步研究。 ）
考虑到不同世代的特点，我们也要提防一概而论。我们样本中的X世代决定结婚与否时所处的文化背景与今天的年轻人不同。举例来说，过去30年间，反对非婚同居的社会准则已大大松动。直到2001年，盖洛普(Gallup)的调查还显示，仅有53%的美国人认为婚外性行为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而到了2021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76%。从我们的数据中无从得知这种变化对当今婚姻的意义产生了何种影响，但最近的研究通常发现，与已婚夫妻相比，未婚同居者的幸福感和关系稳定性都要低一些。
鉴于婚姻对我们研究样本的身心健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状况下，看到它正迅速从美国人生活中消失，也令人不安。以2021年为例，当年的结婚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每1,000名未婚人士中，仅有28人结婚，1965年时这一数字为76.5人。之所以出现这种趋势，一方面是因为同居人数急剧增加，另一方面独居人口的增幅则更加明显。受其影响，若论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儿童比例，美国目前位居世界第一（2019年为23%，相比之下，德国为12%）。所有这些趋势都集中在美国的穷人及有色人种当中，这些人可以说能从婚姻提供的“安全网”中获益最多。
婚姻为何被边缘化，个中原因很复杂，不仅有文化上的转变，还有经济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男性，其挣钱能力的下降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婚姻前景，放在今天也是如此。然而有一点很清楚，那便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如今都不再把婚姻视为性活动和养育子女的必要条件，而是将它视为一件可有可无的奢侈品。
对于婚姻这一美好生活的关键要素，如今的社会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否认，故而我们的发现，加上已有的显示婚姻价值的大量文献，都应为这一现象敲响警钟。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呢？办法之一是执政者要实施并资助能够促进健康婚姻的政策及干预手段。另一个办法、或许也是更为重要的转变要倚赖我们的文化和经济精英——他们拥有稳定婚姻的可能性更大——他们要宣扬自己的做法，不是仅在个人世界里享受婚姻带来的好处，还要在公众面前大方展示这一点。
（本文作者布兰登·凯斯(Brendan Case)博士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人类繁荣项目(Human Flourishing Program)研究副主任，另一位作者Ying Chen博士为该项目研究助理。）■
婚姻可能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时至今日，它还重要吗？鉴于可靠的避孕措施降低了性行为的风险，加之女性不仅在政治上、某些情况下在经济上也取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如今，婚姻或许已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选项，被视为给成功人生锦上添花，而非前者的奠基石。虽然将已婚人士与未婚或离异人士对比后通常发现，前者要比后者更健康、也更幸福，即便今天也是如此，但我们依然有充分理由对婚后生活的好处打一个问号。
此前的这些研究受到了一些合理的批评。毕竟，我们怎么知道，会不会只是因为那些幸福且健康的人本来就更可能步入婚姻？我们能肯定婚姻的利大于弊吗？在是否选择婚姻的问题上，若要进行有洞察的评估，除了想到它带来的好处，还需考虑到与婚姻相伴的所有风险（包括离婚）及其先决条件（也许是健康与幸福）。
在期刊《全球流行病学》(Global Epidemiology)登载的一项新研究中，我们与合著者试图对这些批评做出回应。我们选取了11,830名美国护士，她们均为女性，且一开始未有婚史，然后将1989-1993年结婚的护士与一直未婚的护士进行对比。大约25年后，我们针对受试者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维度——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和寿命——展开了评估。
1989年，在所有受试者都未结婚之前，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能把控护士的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这些因素，同时也能把控年龄、种族、社会经济地位等一系列其他相关因素。这有助于我们排除一些可能性，例如幸福预测了婚姻而不是婚姻预测了幸福，或者幸福和婚姻都可能通过某种隐藏的第三因素来预测。
我们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在最初时间段结婚的女性（包括后来离异的女性），她们在随访期间因任何原因死亡的风险要比同期未婚的女性低35%。此外，相比未婚者，已婚女性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低，抑郁感和孤独感更少，她们的幸福感更高，更加乐观，目标感和信念感也更强。
我们还研究了婚姻状态存续与离异的不同影响。在研究开始之初已步入婚姻的受试者中，离婚与此后身心健康的持续恶化有关，包括孤独感与抑郁感增强、社会融合度降低。还有一些不那么有力的证据表明，在25年的随访中，离婚女性因任何原因死亡的风险要比未离异女性高出19%。考虑到影响身心健康的因素有很多（基因、饮食、运动、环境、社交等等），婚姻可以将25年中的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以上——以及离异可能会使这一概率增加近五分之一——这一事实表明，即便对现代生活而言，婚姻也依然重要。
我们的研究样本——基本都是生活相对富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决定结婚的白人职业女性——的确限制了我们能够有把握得出的结论。比如，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受试人群无法告诉我们婚姻对男性的影响。由于先前的研究表明，婚姻对男性寿命与健康的促进作用比女性更明显，这方面还需要进行更严谨的研究。
不过，鉴于女权主义者对婚姻作为父权统治工具的批评仍在继续，我们重点放在女性身上的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见解。在其他因素一致的情况下（当然，某些情况下通常并不一致），婚姻——以及它所提供的支持、陪伴与情感——依然是许多女性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这种广泛且长远的效应是否适用于同性婚姻这种年轻的婚姻形式，则需进一步研究。 ）
考虑到不同世代的特点，我们也要提防一概而论。我们样本中的X世代决定结婚与否时所处的文化背景与今天的年轻人不同。举例来说，过去30年间，反对非婚同居的社会准则已大大松动。直到2001年，盖洛普(Gallup)的调查还显示，仅有53%的美国人认为婚外性行为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而到了2021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76%。从我们的数据中无从得知这种变化对当今婚姻的意义产生了何种影响，但最近的研究通常发现，与已婚夫妻相比，未婚同居者的幸福感和关系稳定性都要低一些。
鉴于婚姻对我们研究样本的身心健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状况下，看到它正迅速从美国人生活中消失，也令人不安。以2021年为例，当年的结婚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每1,000名未婚人士中，仅有28人结婚，1965年时这一数字为76.5人。之所以出现这种趋势，一方面是因为同居人数急剧增加，另一方面独居人口的增幅则更加明显。受其影响，若论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儿童比例，美国目前位居世界第一（2019年为23%，相比之下，德国为12%）。所有这些趋势都集中在美国的穷人及有色人种当中，这些人可以说能从婚姻提供的“安全网”中获益最多。
婚姻为何被边缘化，个中原因很复杂，不仅有文化上的转变，还有经济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男性，其挣钱能力的下降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婚姻前景，放在今天也是如此。然而有一点很清楚，那便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如今都不再把婚姻视为性活动和养育子女的必要条件，而是将它视为一件可有可无的奢侈品。
对于婚姻这一美好生活的关键要素，如今的社会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否认，故而我们的发现，加上已有的显示婚姻价值的大量文献，都应为这一现象敲响警钟。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呢？办法之一是执政者要实施并资助能够促进健康婚姻的政策及干预手段。另一个办法、或许也是更为重要的转变要倚赖我们的文化和经济精英——他们拥有稳定婚姻的可能性更大——他们要宣扬自己的做法，不是仅在个人世界里享受婚姻带来的好处，还要在公众面前大方展示这一点。
（本文作者布兰登·凯斯(Brendan Case)博士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人类繁荣项目(Human Flourishing Program)研究副主任，另一位作者Ying Chen博士为该项目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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