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人口负增长，经济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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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当欲望之都深圳人口也减少，释放了什么信号？一线城市是中国梦想的绝佳映射，也是经济引擎，经济陷入疲态，他们也最早传递出寒意。

徐瑾

■一叶知秋，从人口可知经济冷暖。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一线城市首次出现集体人口减少。不仅北京上海人口在2022年分别减少4.3万人与13.54万人，即使深圳也出现了人口减少——2022年深圳全市常住人口为1766.18万人，而2021年年末，深圳全市常住人口为1768.16万人，这意味着深圳人口减少1.98万人。

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对经济影响几何？时代的转折点，也许正在路口。

欲望之都的褪色

任何大城市的人口减少，都比不上深圳来的触目心惊，毕竟这是最能体现中国经济野蛮成长的城市。

套用一句名言，这是中国经济的生命之光、欲念之火，甚至是其罪恶与灵魂。可以说，深圳是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最佳隐喻，这座南方城市一向不惮于承认自身文化品性的短缺，而令人艳羡的青春叠加不顾一切攀爬的欲望，才是这座城市主旋律，金钱则是这个城市日夜不眠的兴奋剂。

更不用说，比起北京上海前些年一直高调喊出控制人口，深圳一直对于各方人士打出欢迎牌。深圳一直被定义为搞钱的城市，高昂的房价并没有吓退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来了就是深圳人”并不是一句浮泛的口号，这些年深圳的落户门槛一直是一线城市最低，前些年狂飙的房价也造富了一批投机新贵。

2022年的深圳的常住人口减少，是深圳市成立之后首次出现了下滑。不到两万人的减少，甚至仅仅是一年的数据，静态来看，当然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其中的信号含义令人反思。从深圳人口减少视角，可以一窥中国一线城市的天花板制约——那就是，以往一线城市能够给予足够多激励的经济人逻辑，是否已经走到尽头？

多数中国人，不惮于勤劳，只要这份勤劳有足够的对价，这是人性，无可厚非，也是经济理性的结果。审视过去大城市人口膨胀的契机，也在于大城市提供了足够多的各类博弈，以及局中人足够多的激励，而事到如今，这份激励有些鸡肋，甚至令人难以下咽。

一线城市的投入产出比正在下降

一线城市是中国梦想的绝佳映射，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经济引擎，一旦经济陷入疲态，最早传递出寒意的，自然是一线城市。

从过去到现在，一线城市是中国最为市场化的区域，积聚了中国最好的机会，也吸引了中国最好的人才，也自然造就了中国城市房地产的天价。微妙的区别在于，随着一线城市越来越卷，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代价越来越高，机会越来越渺茫。

在过去，高房价意味着高回报，无论是置业还是职业。一代代人才来到一线城市，努力打拼，奋力安家，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用最通俗或者说最中国的方式描述这一梦想描述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或者说有房有车有下一代。

在过去三十年，这种努力回报颇丰，也造就了一种思维定式：基本上，留在一线城市是成功人设的必要之选，哪怕这种选择需要付出996的劳动强度以及居住空间狭小的代价，毕竟不断上涨的收入以及房价安慰了这种缺失；对比之下，回到家乡哪怕是回到二线城市，也有一种败军之将的姿态。随着经济下滑以及就业困难的到来，这种思维预设在最近三四年遭遇了极大挑战，留在一线城市开始不再是唯一的主流选择。

今天，高房价意味着痛苦的杠杆，对应的机会却在减少。在一线城市，外资不再是热门选择，进入大厂也不再是天选之子的选择，考公和考研相反成为不少本科大学生的目标，刷题的“衡水模式”从高中延续到大学。甚至一线城市的不少土著居民也恍惚动摇，遗憾自己没有家乡可以躺平，为什么不去二线城市试一下机会？

换言之，一线城市人口流出，核心因素在于一线城市的投入回报比例正在降低，而这很可能正在形成趋势。时移事往，成功评价标准也开始偏移。不少一线城市中产开始为35岁现象焦虑时，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在大厂外企奋斗多年，光鲜的过去只是浪花，可能并不是家乡人眼中“别人家的孩子”。世俗意义上成功者，似乎反而属于那些早些年在惋惜声中离开一线城市的失意同辈，不少已经成功进入体制上岸，坐拥一线城市无法梦想的大平层，二胎也基本是标配，活成小地方人人羡慕的“小镇贵妇”。

更不用说，大城市中产阶级能够留给自己孩子的，无非一些可能贬值的资产，而在中小城市，可以传递的内容更多，人脉和关系依旧是更重要的资本，这是中产阶级很难通过一代人在大城市积累的资本。

一谈到一线城市人口减少，不少人将其归因于疫情，这自然也没错，但是却忽视了一点：疫情影响始终只是趋势的加速剂，而不是趋势本身。城市发展有自身的逻辑，当经济走过抛物线顶点，其下滑路径其实也已经注定。也正因此，一线城市的疲态，早晚会传递到全局，当唱好网红城市惋惜一线城市之余，大家不应该忘记更大的棋局。

大城市还是未来

一线城市人口之失，很可能是二三线城市之得，不同的是，过去更多人口聚集在一线城市以及其周边，而如今，中西部城市成为主流。

按照统计数据，2022年全国人口增长最多的城市是长沙，其次是杭州、合肥、西安、南昌、昆明、武汉、郑州、青岛、济南——常住人口净增长十大席位中，有7座属于中西部城市。甚至，连一些大城市都市圈的人口也没有延续往昔态势，譬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省的京津冀，常住人口减少了42.3万，包含广州和港澳的大湾区常住人口减少了35万。

一些朋友和我聊起网红城市，总是感叹，北上广来到成都长沙甚至大理之类城市是新趋势，而且已经成为新的社群，颇成气候之类。事实上，评价网红城市需要长期眼光，短期繁荣很可能只是一时之举，更不用说，这些选择二三城市的朋友，不少也是无奈选择。他们中不少人被房价驱赶到二三线城市，而他们的加入，很可能也会加速二三线城市“卷”的速度。

未来中国超大城市可能会持续存在，在经济下行时代，如何发展运营超大城市，很可能是一个重大课题，基于规划与土地财政的思维惯性应该改变。从网络理论来看，城市越大，越经济，大城市提供的服务成本更低，即使对环境，大城市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更友好。有数据研究表明，一座拥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与两个各自拥有500万人口的城市相比，人数看起来一样，但是前者需要的基础设施数量要少15%。从2021年数据来看，全国共有17个城市的总人口超过了1000万，这按照国际标准，都有望进入超大城市。

在过去，不少城市中产关心最多往往自身职业发展，自己如何努力更多，在一代人时间实现阶层跨越；如今，他们更多焦虑的是，自己的孩子何去何从，出国还是留在过国内？工作去体制内还是去体制外？问题在于，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孩子生活虽然比他们时代更富足，出路似乎却更少。他们的所有努力，只是为了孩子不坠出中产。

无论我们如何计算经济得失与宏大叙事，人始终是故事的主角，而每一个个体始终是经济中最大份量。更重要的，年轻人的看法尤其重要。未来，当90后奔五，今天的00后也35岁，他们会面临一个怎么样的城市？或者说，我们希望留给未来的年轻人，一个怎么样的城市生活？比起短期的人口流动以及经济波动，这也许是每个人更应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