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钢铁侠，马斯克的首富养成记！
发布日期：2024-11-15 06:32
古尧
■最新的中国外贸数据，可以说又是一个超出预期、表现良好的数据，尤其是从顺差的角度，2022年以来的高顺差态势已成为一种常态。半年之前，市场普遍认为，随着疫情形势变化，各国经济、社会生活皆先后恢复正常化状态，中国凭借疫情前半段建立的出口优势，将逐渐消退，进出口增长将逐渐放缓，甚至面临“断崖式”下降；加之中美贸易争端下的中国产业的外移，顺差规模将趋向下移。然而，在中美“脱钩”声中，中国外贸却越战越勇，外贸“高光”不断超市场预期延续。
中国外贸高光时刻延续原因
5月9日，中国海关总署公布最新的中国外贸数据，按美元计价，2023年1-4月进出口总值1.94万亿美元，下降1.9%。其中，出口1.12万亿美元，增长2.5%；进口8227.6亿美元，下降7.3%；贸易顺差2941.9亿美元，扩大45%。可见，中国外贸发展保持了整体规模和高顺差双延续的局面，整体规模放缓主要是进口规模下降的结果，而进口下降主要是中国主要进口商品-石油等原材料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结果。最能体现中国外贸发展成果的顺差，则延续了高位态势。2023年1-4月的顺差累计达2949亿美元，远超疫情前2019年同期的857亿美元，也比2021年疫情防控优势下中国近乎成全球供应地、海运一箱难求时期，同期（2021年1-4月）的1484亿美元。从宏观经济角度，直接构成经济增长的只是净出口（即顺差），因此高顺差延续态势，表明了中国外贸高光时刻的延续。从中国顺差变动进程看，中国顺差规模在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初期的放缓走势，持续上扬，2022年后在新高平台区间稳定运行。中国外贸的高顺差格局，或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首先是疫情以来全球制造业向中国集中的惯性使然。2008年危机后西方产业实际上更趋服务业化，制造业向中国集中的趋势一直未有停止。2018年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后，虽然西方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上提出“友岸外包”等政策主张，但就从国家整体竞争优势而言，中国大规模产业外移难以发生，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是过去数十年间国际经济格局自然演变的结果。
其次，大宗商品价格下移带来的中国贸易条件改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是一个长期性因素，是一个时代的转变；贸易条件改善则是一个短期因素，是一个年度的变化。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需要进口原材料和关键商品，前者主要体现为各类大宗商品，如铁矿石、石油等，后者主要体现为芯片。国际经济竞争中，中国对大宗商品贸易安全的对策是走出去投资，对芯片安全对策是内部追赶，前者比较成功，后者正处在被“卡脖子”的痛苦期。2022年下半年后，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中国贸易条件得以改善，2023年后的改善状况进一步扩大，2022年12月中国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的差为5.0,2023年3月扩大为7.4。贸易条件改善，意味着同样进出口规模下顺差规模扩大。
第三，人民币汇率相对偏软。2022年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最高达到了6.31，随后在美元进入持续加息进程后，利率平价机理成为了左右人民币汇率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然而到了2023年后，正如笔者在本网文《展望2023：人民币汇率前景或重拾升势》中所言，2023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决定基础，将由利率平价转向通货膨胀和经济前景，这样人民币汇率或现稳中偏升态势。由于疫情后正常化初期经济内生动力偏弱，保持外贸强势必为政策合意偏好，因此扭转年初的汇率升值过速势头，维持偏软且平稳的汇率状态，或为政策合意偏好。人民币本质上还是管制货币，在资本项目未开放前，政策意图还是重要的汇率走势影响因素。
持续高顺差的影响
2022年，中国贸易顺差额为8775亿美元，比疫情前2019年的4210翻了一倍有余。持续高顺差局面，显然极易导致国家间贸易政策的冲突，毕竟每个国家都在追求贸易平衡——贸易逆差并非不可接受，而是在国际收支均衡下，结合整体经济发展愿景下的可控、有序。在疫情期间西方各国正常生产受到冲击情况下，中国高贸易顺差显然不会受到诘难，一旦各国经济、社会生活开始恢复正常，对中国高顺差态势势必成为西方诟病。
从顺差来源看，欧美仍是中国最主要的顺差来源国；2023年4月，中国顺差累计第一来源地仍为美国，比重为33.5%，第二为欧洲，比重为26.8%，第三才是被认为重要性提升的东南亚，比重为22.3%，实际上这个结构在较长时期内是稳定的。因此，持续高顺差下中国与西方间贸易争端，不可避免有上升趋势，这不依赖于西方选战结局变化。
持续高顺差对国内经济环境影响，则要依国际收支整体情况的变化而定，货物贸易只是构成经常项目收支的一部分，经常项目收支还包括服务项目，影响国际收支的除了经常项目，还有资本和金融项目。货币贸易净出口情况，对国际收支的短期影响，实际上是较难确定的。总体而言，持续高顺差体现了该国的国际竞争力强势局面，在增加了与海外经济体贸易争端的同时，也为国内专业转型和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使得国内宏调部门敢于采用偏紧政策，尤其在国内经济回暖态势成为决策当局认识的情况下，货币后撤、汇率趋升、产业调控趋严等，都会成为一种趋势。
中国高顺差的前景
中国持续高顺差的格局，体现了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强势地位，这种地位来源于中国作为大国经济体的规模经济、产业体系完善优势、人口数量和质量构成合适的资源禀赋优势等，更为重要的是，40多年发展积累的资本优势，不是短期能够撼动的。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这种优势地位，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将延续，并不会因经济周期、贸易冲突等人为干涉，而有根本改变。
欧美西方国家在2022年就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全面转向了正常化；在中国也与2023年转向正常化后，全球经济重心转向中国的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债务经济时代需要一套全新的经济管理模式和经济理论，目前西方世界并未找到这种新模式和新理论，例如，面对因“大涨薪”而起的“大涨价”，仍然沿用货币-通胀的传统理论来解释，因而采用了持续加息模式，引发了当前银行倒闭的金融风险，并可见的经济压力、债务压力。在全球经济趋软前景下，大宗商品价格总体疲软态势依旧，因而中国高顺差在2-4Q的短期，预计仍将延续。■
中国外贸高光时刻延续原因
5月9日，中国海关总署公布最新的中国外贸数据，按美元计价，2023年1-4月进出口总值1.94万亿美元，下降1.9%。其中，出口1.12万亿美元，增长2.5%；进口8227.6亿美元，下降7.3%；贸易顺差2941.9亿美元，扩大45%。可见，中国外贸发展保持了整体规模和高顺差双延续的局面，整体规模放缓主要是进口规模下降的结果，而进口下降主要是中国主要进口商品-石油等原材料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结果。最能体现中国外贸发展成果的顺差，则延续了高位态势。2023年1-4月的顺差累计达2949亿美元，远超疫情前2019年同期的857亿美元，也比2021年疫情防控优势下中国近乎成全球供应地、海运一箱难求时期，同期（2021年1-4月）的1484亿美元。从宏观经济角度，直接构成经济增长的只是净出口（即顺差），因此高顺差延续态势，表明了中国外贸高光时刻的延续。从中国顺差变动进程看，中国顺差规模在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初期的放缓走势，持续上扬，2022年后在新高平台区间稳定运行。中国外贸的高顺差格局，或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首先是疫情以来全球制造业向中国集中的惯性使然。2008年危机后西方产业实际上更趋服务业化，制造业向中国集中的趋势一直未有停止。2018年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后，虽然西方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上提出“友岸外包”等政策主张，但就从国家整体竞争优势而言，中国大规模产业外移难以发生，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是过去数十年间国际经济格局自然演变的结果。
其次，大宗商品价格下移带来的中国贸易条件改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是一个长期性因素，是一个时代的转变；贸易条件改善则是一个短期因素，是一个年度的变化。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需要进口原材料和关键商品，前者主要体现为各类大宗商品，如铁矿石、石油等，后者主要体现为芯片。国际经济竞争中，中国对大宗商品贸易安全的对策是走出去投资，对芯片安全对策是内部追赶，前者比较成功，后者正处在被“卡脖子”的痛苦期。2022年下半年后，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中国贸易条件得以改善，2023年后的改善状况进一步扩大，2022年12月中国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的差为5.0,2023年3月扩大为7.4。贸易条件改善，意味着同样进出口规模下顺差规模扩大。
第三，人民币汇率相对偏软。2022年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最高达到了6.31，随后在美元进入持续加息进程后，利率平价机理成为了左右人民币汇率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然而到了2023年后，正如笔者在本网文《展望2023：人民币汇率前景或重拾升势》中所言，2023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决定基础，将由利率平价转向通货膨胀和经济前景，这样人民币汇率或现稳中偏升态势。由于疫情后正常化初期经济内生动力偏弱，保持外贸强势必为政策合意偏好，因此扭转年初的汇率升值过速势头，维持偏软且平稳的汇率状态，或为政策合意偏好。人民币本质上还是管制货币，在资本项目未开放前，政策意图还是重要的汇率走势影响因素。
持续高顺差的影响
2022年，中国贸易顺差额为8775亿美元，比疫情前2019年的4210翻了一倍有余。持续高顺差局面，显然极易导致国家间贸易政策的冲突，毕竟每个国家都在追求贸易平衡——贸易逆差并非不可接受，而是在国际收支均衡下，结合整体经济发展愿景下的可控、有序。在疫情期间西方各国正常生产受到冲击情况下，中国高贸易顺差显然不会受到诘难，一旦各国经济、社会生活开始恢复正常，对中国高顺差态势势必成为西方诟病。
从顺差来源看，欧美仍是中国最主要的顺差来源国；2023年4月，中国顺差累计第一来源地仍为美国，比重为33.5%，第二为欧洲，比重为26.8%，第三才是被认为重要性提升的东南亚，比重为22.3%，实际上这个结构在较长时期内是稳定的。因此，持续高顺差下中国与西方间贸易争端，不可避免有上升趋势，这不依赖于西方选战结局变化。
持续高顺差对国内经济环境影响，则要依国际收支整体情况的变化而定，货物贸易只是构成经常项目收支的一部分，经常项目收支还包括服务项目，影响国际收支的除了经常项目，还有资本和金融项目。货币贸易净出口情况，对国际收支的短期影响，实际上是较难确定的。总体而言，持续高顺差体现了该国的国际竞争力强势局面，在增加了与海外经济体贸易争端的同时，也为国内专业转型和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使得国内宏调部门敢于采用偏紧政策，尤其在国内经济回暖态势成为决策当局认识的情况下，货币后撤、汇率趋升、产业调控趋严等，都会成为一种趋势。
中国高顺差的前景
中国持续高顺差的格局，体现了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强势地位，这种地位来源于中国作为大国经济体的规模经济、产业体系完善优势、人口数量和质量构成合适的资源禀赋优势等，更为重要的是，40多年发展积累的资本优势，不是短期能够撼动的。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这种优势地位，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将延续，并不会因经济周期、贸易冲突等人为干涉，而有根本改变。
欧美西方国家在2022年就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全面转向了正常化；在中国也与2023年转向正常化后，全球经济重心转向中国的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债务经济时代需要一套全新的经济管理模式和经济理论，目前西方世界并未找到这种新模式和新理论，例如，面对因“大涨薪”而起的“大涨价”，仍然沿用货币-通胀的传统理论来解释，因而采用了持续加息模式，引发了当前银行倒闭的金融风险，并可见的经济压力、债务压力。在全球经济趋软前景下，大宗商品价格总体疲软态势依旧，因而中国高顺差在2-4Q的短期，预计仍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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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5 15:00
商业与经济
中国外贸高光时刻能持续多久？
中国外贸高光时刻能持续多久？
古尧：中国持续高顺差的格局，体现了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强势地位。40多年发展积累的资本优势，不是短期能够撼动的。那么该如何保持这种优势地位呢？
古尧
■最新的中国外贸数据，可以说又是一个超出预期、表现良好的数据，尤其是从顺差的角度，2022年以来的高顺差态势已成为一种常态。半年之前，市场普遍认为，随着疫情形势变化，各国经济、社会生活皆先后恢复正常化状态，中国凭借疫情前半段建立的出口优势，将逐渐消退，进出口增长将逐渐放缓，甚至面临“断崖式”下降；加之中美贸易争端下的中国产业的外移，顺差规模将趋向下移。然而，在中美“脱钩”声中，中国外贸却越战越勇，外贸“高光”不断超市场预期延续。
中国外贸高光时刻延续原因
5月9日，中国海关总署公布最新的中国外贸数据，按美元计价，2023年1-4月进出口总值1.94万亿美元，下降1.9%。其中，出口1.12万亿美元，增长2.5%；进口8227.6亿美元，下降7.3%；贸易顺差2941.9亿美元，扩大45%。可见，中国外贸发展保持了整体规模和高顺差双延续的局面，整体规模放缓主要是进口规模下降的结果，而进口下降主要是中国主要进口商品-石油等原材料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结果。最能体现中国外贸发展成果的顺差，则延续了高位态势。2023年1-4月的顺差累计达2949亿美元，远超疫情前2019年同期的857亿美元，也比2021年疫情防控优势下中国近乎成全球供应地、海运一箱难求时期，同期（2021年1-4月）的1484亿美元。从宏观经济角度，直接构成经济增长的只是净出口（即顺差），因此高顺差延续态势，表明了中国外贸高光时刻的延续。从中国顺差变动进程看，中国顺差规模在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初期的放缓走势，持续上扬，2022年后在新高平台区间稳定运行。中国外贸的高顺差格局，或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首先是疫情以来全球制造业向中国集中的惯性使然。2008年危机后西方产业实际上更趋服务业化，制造业向中国集中的趋势一直未有停止。2018年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后，虽然西方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上提出“友岸外包”等政策主张，但就从国家整体竞争优势而言，中国大规模产业外移难以发生，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是过去数十年间国际经济格局自然演变的结果。
其次，大宗商品价格下移带来的中国贸易条件改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是一个长期性因素，是一个时代的转变；贸易条件改善则是一个短期因素，是一个年度的变化。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需要进口原材料和关键商品，前者主要体现为各类大宗商品，如铁矿石、石油等，后者主要体现为芯片。国际经济竞争中，中国对大宗商品贸易安全的对策是走出去投资，对芯片安全对策是内部追赶，前者比较成功，后者正处在被“卡脖子”的痛苦期。2022年下半年后，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中国贸易条件得以改善，2023年后的改善状况进一步扩大，2022年12月中国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的差为5.0,2023年3月扩大为7.4。贸易条件改善，意味着同样进出口规模下顺差规模扩大。
第三，人民币汇率相对偏软。2022年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最高达到了6.31，随后在美元进入持续加息进程后，利率平价机理成为了左右人民币汇率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然而到了2023年后，正如笔者在本网文《展望2023：人民币汇率前景或重拾升势》中所言，2023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决定基础，将由利率平价转向通货膨胀和经济前景，这样人民币汇率或现稳中偏升态势。由于疫情后正常化初期经济内生动力偏弱，保持外贸强势必为政策合意偏好，因此扭转年初的汇率升值过速势头，维持偏软且平稳的汇率状态，或为政策合意偏好。人民币本质上还是管制货币，在资本项目未开放前，政策意图还是重要的汇率走势影响因素。
持续高顺差的影响
2022年，中国贸易顺差额为8775亿美元，比疫情前2019年的4210翻了一倍有余。持续高顺差局面，显然极易导致国家间贸易政策的冲突，毕竟每个国家都在追求贸易平衡——贸易逆差并非不可接受，而是在国际收支均衡下，结合整体经济发展愿景下的可控、有序。在疫情期间西方各国正常生产受到冲击情况下，中国高贸易顺差显然不会受到诘难，一旦各国经济、社会生活开始恢复正常，对中国高顺差态势势必成为西方诟病。
从顺差来源看，欧美仍是中国最主要的顺差来源国；2023年4月，中国顺差累计第一来源地仍为美国，比重为33.5%，第二为欧洲，比重为26.8%，第三才是被认为重要性提升的东南亚，比重为22.3%，实际上这个结构在较长时期内是稳定的。因此，持续高顺差下中国与西方间贸易争端，不可避免有上升趋势，这不依赖于西方选战结局变化。
持续高顺差对国内经济环境影响，则要依国际收支整体情况的变化而定，货物贸易只是构成经常项目收支的一部分，经常项目收支还包括服务项目，影响国际收支的除了经常项目，还有资本和金融项目。货币贸易净出口情况，对国际收支的短期影响，实际上是较难确定的。总体而言，持续高顺差体现了该国的国际竞争力强势局面，在增加了与海外经济体贸易争端的同时，也为国内专业转型和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使得国内宏调部门敢于采用偏紧政策，尤其在国内经济回暖态势成为决策当局认识的情况下，货币后撤、汇率趋升、产业调控趋严等，都会成为一种趋势。
中国高顺差的前景
中国持续高顺差的格局，体现了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强势地位，这种地位来源于中国作为大国经济体的规模经济、产业体系完善优势、人口数量和质量构成合适的资源禀赋优势等，更为重要的是，40多年发展积累的资本优势，不是短期能够撼动的。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这种优势地位，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将延续，并不会因经济周期、贸易冲突等人为干涉，而有根本改变。
欧美西方国家在2022年就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全面转向了正常化；在中国也与2023年转向正常化后，全球经济重心转向中国的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债务经济时代需要一套全新的经济管理模式和经济理论，目前西方世界并未找到这种新模式和新理论，例如，面对因“大涨薪”而起的“大涨价”，仍然沿用货币-通胀的传统理论来解释，因而采用了持续加息模式，引发了当前银行倒闭的金融风险，并可见的经济压力、债务压力。在全球经济趋软前景下，大宗商品价格总体疲软态势依旧，因而中国高顺差在2-4Q的短期，预计仍将延续。■
中国外贸高光时刻延续原因
5月9日，中国海关总署公布最新的中国外贸数据，按美元计价，2023年1-4月进出口总值1.94万亿美元，下降1.9%。其中，出口1.12万亿美元，增长2.5%；进口8227.6亿美元，下降7.3%；贸易顺差2941.9亿美元，扩大45%。可见，中国外贸发展保持了整体规模和高顺差双延续的局面，整体规模放缓主要是进口规模下降的结果，而进口下降主要是中国主要进口商品-石油等原材料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结果。最能体现中国外贸发展成果的顺差，则延续了高位态势。2023年1-4月的顺差累计达2949亿美元，远超疫情前2019年同期的857亿美元，也比2021年疫情防控优势下中国近乎成全球供应地、海运一箱难求时期，同期（2021年1-4月）的1484亿美元。从宏观经济角度，直接构成经济增长的只是净出口（即顺差），因此高顺差延续态势，表明了中国外贸高光时刻的延续。从中国顺差变动进程看，中国顺差规模在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初期的放缓走势，持续上扬，2022年后在新高平台区间稳定运行。中国外贸的高顺差格局，或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首先是疫情以来全球制造业向中国集中的惯性使然。2008年危机后西方产业实际上更趋服务业化，制造业向中国集中的趋势一直未有停止。2018年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后，虽然西方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上提出“友岸外包”等政策主张，但就从国家整体竞争优势而言，中国大规模产业外移难以发生，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是过去数十年间国际经济格局自然演变的结果。
其次，大宗商品价格下移带来的中国贸易条件改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是一个长期性因素，是一个时代的转变；贸易条件改善则是一个短期因素，是一个年度的变化。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需要进口原材料和关键商品，前者主要体现为各类大宗商品，如铁矿石、石油等，后者主要体现为芯片。国际经济竞争中，中国对大宗商品贸易安全的对策是走出去投资，对芯片安全对策是内部追赶，前者比较成功，后者正处在被“卡脖子”的痛苦期。2022年下半年后，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中国贸易条件得以改善，2023年后的改善状况进一步扩大，2022年12月中国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的差为5.0,2023年3月扩大为7.4。贸易条件改善，意味着同样进出口规模下顺差规模扩大。
第三，人民币汇率相对偏软。2022年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最高达到了6.31，随后在美元进入持续加息进程后，利率平价机理成为了左右人民币汇率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然而到了2023年后，正如笔者在本网文《展望2023：人民币汇率前景或重拾升势》中所言，2023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决定基础，将由利率平价转向通货膨胀和经济前景，这样人民币汇率或现稳中偏升态势。由于疫情后正常化初期经济内生动力偏弱，保持外贸强势必为政策合意偏好，因此扭转年初的汇率升值过速势头，维持偏软且平稳的汇率状态，或为政策合意偏好。人民币本质上还是管制货币，在资本项目未开放前，政策意图还是重要的汇率走势影响因素。
持续高顺差的影响
2022年，中国贸易顺差额为8775亿美元，比疫情前2019年的4210翻了一倍有余。持续高顺差局面，显然极易导致国家间贸易政策的冲突，毕竟每个国家都在追求贸易平衡——贸易逆差并非不可接受，而是在国际收支均衡下，结合整体经济发展愿景下的可控、有序。在疫情期间西方各国正常生产受到冲击情况下，中国高贸易顺差显然不会受到诘难，一旦各国经济、社会生活开始恢复正常，对中国高顺差态势势必成为西方诟病。
从顺差来源看，欧美仍是中国最主要的顺差来源国；2023年4月，中国顺差累计第一来源地仍为美国，比重为33.5%，第二为欧洲，比重为26.8%，第三才是被认为重要性提升的东南亚，比重为22.3%，实际上这个结构在较长时期内是稳定的。因此，持续高顺差下中国与西方间贸易争端，不可避免有上升趋势，这不依赖于西方选战结局变化。
持续高顺差对国内经济环境影响，则要依国际收支整体情况的变化而定，货物贸易只是构成经常项目收支的一部分，经常项目收支还包括服务项目，影响国际收支的除了经常项目，还有资本和金融项目。货币贸易净出口情况，对国际收支的短期影响，实际上是较难确定的。总体而言，持续高顺差体现了该国的国际竞争力强势局面，在增加了与海外经济体贸易争端的同时，也为国内专业转型和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使得国内宏调部门敢于采用偏紧政策，尤其在国内经济回暖态势成为决策当局认识的情况下，货币后撤、汇率趋升、产业调控趋严等，都会成为一种趋势。
中国高顺差的前景
中国持续高顺差的格局，体现了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强势地位，这种地位来源于中国作为大国经济体的规模经济、产业体系完善优势、人口数量和质量构成合适的资源禀赋优势等，更为重要的是，40多年发展积累的资本优势，不是短期能够撼动的。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这种优势地位，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将延续，并不会因经济周期、贸易冲突等人为干涉，而有根本改变。
欧美西方国家在2022年就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全面转向了正常化；在中国也与2023年转向正常化后，全球经济重心转向中国的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债务经济时代需要一套全新的经济管理模式和经济理论，目前西方世界并未找到这种新模式和新理论，例如，面对因“大涨薪”而起的“大涨价”，仍然沿用货币-通胀的传统理论来解释，因而采用了持续加息模式，引发了当前银行倒闭的金融风险，并可见的经济压力、债务压力。在全球经济趋软前景下，大宗商品价格总体疲软态势依旧，因而中国高顺差在2-4Q的短期，预计仍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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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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