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的哲学：商业大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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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几天前，马云刚获得了港大教授的荣誉。这是一种褒奖，褒奖的是那种中国人可以向世界展示的商业精神。

王英良

■马云是中国商界的一个传奇，也是近10年左右中国本土崛起的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物。马云被视为中国传统商业模式的革新者，其商业影响力通过资本扑向全球，又通过国内的粉丝（体制内外）而影响中国各行各业。马云常发表看似“惊人”的论断，这些言论的核心指向在于调适或改造中国政商关系。中国商业生态鱼龙混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马云是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少有的身体力行且能够坚持己方经营哲学，具有世界视野和大同情怀的企业家。

马云的思想是丰富的，知识储备和能力是一流的。他在中国市场的商业创新不仅影响每个人的行为和消费模式，也影响到中国商业走势和国家对外商业设计。马云是一个有追求的企业家，他在中国市场的动员能力与影响力已经得到了充分展现。马云是中国政商关系的一个符号与象征，在褒贬不一中，马云更多的在地践行自己的政治哲学——商业大同主义。

全球经济峰会或区域性经济论坛，如果有马云在，人物聚焦就很突出。毫无疑问，马云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唯一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政商活动家。从商业以及全球影响力角度看，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家的影响力能够与马云媲美。这不仅源自马云的商业模式、个人财富值、语言魅力，对社会的影响，还源于马云在全球社会资本网络中的地位和构造的全球政商网络。此前，《阿里巴巴：马云的商业帝国》作者克拉克表示，在中国商界，的确不太容易找出“第二个马云”，而且短期内也可能不会出现。马云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时代产物，犹如在美国镀金时代产生了摩根、洛克菲勒、福特、范德比尔特等掌控美国金融和产业的大亨。中国在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网络科技与市场和国际资本的深度融合促成了马云、张一鸣、马化腾、黄峥、刘强东等一众人物的崛起，各自独领风骚，其财富被无限放大，彼此争奇斗艳。这些网络大亨各具特色，在各自领域均可比肩甚至超越世界同行。这些人均存在部分国际经济动员能力甚至是国际政商影响力，在所有这些精英中，马云是其中的佼佼者。也因此，马云比其他企业家更多地被邀请到世界经济论坛、俄罗斯瓦尔代会议、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国绿公司年会等顶级政商场合，谈论数字经济以及企业的ESG。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他代表了中国的商业创新精神，是商业前沿思想的化身。

马云在构造商业帝国之初就很敏锐地把握了网络化商业的趋势，他此前产业的核心是推动传统商业的电子化。马云尽管不是在这一领域全球第一吃螃蟹的人，却是中国吃这个螃蟹最成功的人士。他的主业始终围绕信息技术对商业的提质增效而展开，坚持深耕这一领域，是他做大做强的关键。马云身上有欧洲式样的“重商主义”思维，只不过这种重商主义是以其电商模式、金融模式、融合国外的资本等作为杠杆的。马云的重商主义不仅是富己，他还希望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富国”甚至是“强国”，这就有明显的欧陆重商主义的痕迹。以私营企业构造的商业模式和盈利压力对国有垄断企业（中国邮政、中国电信等）产生冲击，以此推动社会和国家的转型，这是一般企业家所不敢想也不敢做的。毕竟，在中国政商关系之下，企业家更多的是寻求权力庇护，视权力为财富之源，绝少有人敢于尝试以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对政商关系的某种改造，更极少有人参与特殊类型的商业而能够很好地把持政商的边界，马云看起来是可以的。这就决定了马云必然处于一定的争议之中。

马云不缺钱，人生经历也非常人可比拟，但他缺正规的学历。尽管他针对学位曾经展开过批评（马云曾称，学位是学费的一张收据凭证，他自己有杭州师范学院（本科）和长江商学院的经历）。但马云还是喜欢学位，尤其是顶级大学的学位。其他不用讲，客观讲，学位是众多人可标榜自己为“有闲阶级”的唯一途径。马云也不例外。有需就会有供。2018年5月的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是马云人生中的第五个博士学位。此外还有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菲律宾顶尖学府德拉萨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台湾师范大学名誉博士学位、香港科技大学颁发的工商管理学荣誉博士。而几天前，马云刚获得了港大教授的荣誉。马云可能没有著书立说，没有在国内所谓的C刊（中文核心）和SSCI刊物上发表文章，但能够获得港区一流大学的教授称号，确实是一种褒奖。这褒奖的就是马云那种“商”与“国”融合的精神，那种中国人可以向世界展示的商业精神。

马云目前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席、马云公益基金会创始合伙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倡导者。无论从哪一个国家的标准看，马云都属于超富阶层，是财富规则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但马云的演说却“和缓而善于共情”。比如，马云此前称，教育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他关心的是世界变化很快，但教育却没有跟上这一步伐。在经合组织会议上，已从阿里巴巴集团退休的他表示，“学生要想成功需要三个Q：EQ、IQ和LQ——爱的智商。”马云说，上个世纪靠肌肉取胜，而这个世纪将靠智慧取胜。换言之，上个世纪，我们靠关心自己取胜，而这个世纪，我们靠关心他人取胜。马云在重要演讲中，基本能够展示“爱商”，尽管说的不少话就是“大道理”，但在其抑扬顿挫的输出中，话语充满了感染力。他的话语不会像个别企业家那样充满咄咄逼人的作态和傲慢，以及逻辑上的漏洞百出，而是善于共情，这种共情更夹杂着社会大同和世界大同的理念，使听众很难提出对应有效的驳论。

马云之所以是马云，除了一流的口才和对商业深刻的洞察外，还有明显的情怀。这种情怀很类似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里的“大同”。作为专业研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学者，我特别欣赏马云的这一句话。马云说：“中国企业应当坚定地走向全球，而不是去征服全球。很多人爬山把自己认为征服自然，自然不是去征服的，自然是去臣服的。对世界真正的价值，不是远征，而是去创造价值。我们走出去要赢回来的不仅仅是利润，而应该赢回来的是尊重。我们要展示的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是一个善良、美好的国家。我们不要想去转移过剩的产能，而是要到当地去创造价值，去当地创造新的不同的价值，尊重当地的文化，尊重当地的价值观，尊重当地的宗教和信仰，尊重每个国家不同的机制和体制。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因为不同而美好，都像你一样也不行，都像别人一样也不行。”笔者反复读了这一段话，最深的印象是这里体现了马云对“大同”的追求，这个高度和深度决定了“马云”的唯一性，也是其超越其他企业家的关键。

“大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核，是中国诸多哲学思想的“公约数”，也是中国古代名家和近代名人所追求的极致。这是中国历史上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甚至革命人士殷切期盼的一个社会理想，代表着古代中国一种理想的人文社会乌托邦。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都把追求一种代表着公平、合理和平等理想的“大同”文化作为精神发展的方向。“大同”的核心精神是儒家宣扬的“人人为公”思想，是儒家思想核心“仁”的价值观念的最高体现，也代表儒家对一个理想社会的追求和愿景。从这一意义看，马云身上也有“儒商”的气息。他提出的很多超前见解，一部分来自他的观察和知识，一方面是他对竞争对手和竞争生态的分析总结，另外一方面是他人生历练和对社会、科技的深刻洞察。他的言论大家普遍听得懂，但不一定悟得透。总体看，马云对中国的商业优劣势以及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其实看地很透，很有危机感，他忧心，所以他希望更多地以主旨演讲的形式唤醒新知，推动中国商业文明与国际接轨，但他的高度并非是一般大众可以深度理解的，如此冲突就在所难免。马云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快60岁耳顺的年纪，却依然有强有力的思维和创新意识的输出，从常识看，这个必然是商业信仰的输出。

马云在全球自带流量，这是一个现象级现象。马云是中国本土精英问鼎全球顶级企业家的一个突破，是中国历史上商人的一个新巅峰，也是中国罕见的具有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的企业家。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学术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界会对马云的商业思想和社会思考展开密集的研究，这不仅有商业意义，还有教育、发展伦理、经济外交意义，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等诸多话题具有导向和探索意义。

目前，中国的政治话语转向“中国式现代化”。笔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包含商业现代化，其中培养一批卓越的现代化企业家尤为重要，这类企业家不仅是传统的寻利“商人”，更是具有全球思维、全球交际、全球资源运筹以及社会资本动员能力的商业领袖。这些人物对内可以启迪民智，对外纵横博弈，是为国争利赚誉的时代精英。中国无论是国际经济还是国内国外“双循环”，所依赖的皆是企业家和跨国公司。而目前看，中国市场需要像马云这类的优秀企业家去提振国家的“精气神”和市场活力。

“商”是马云的立足之本，马云当然希望以商富国，实现其商业抱负，而其抱负的“大同”追求，又促使其超越一般的商业逻辑，更加关注社会的公平和全球发展道路设计。这种重商大同主义，是值得人们去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