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冬艳、欧阳辉：中国股市先是连续大涨，随后是大幅震荡调整，投资者由最初的狂热冷静下来，又开始陷入到深深的思考当中。中国股市如何才能“长牛”？
张林
【「OR」商业新媒体】
近日，关于推动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的相关政策意见出台，对此反应强烈的并非是切身利益与之直接相关的普罗大众，而是宣称个人养老金能够间接振作证券市场的分析人士，这充分说明，养老问题本质上是一种金融制度安排问题，即如何为生命周期的“净支出”阶段进行有效的筹资。
从这个角度出发，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建立首先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中国当前实施的公共养老保险体系从本质上讲是现收现付制度，即对当代的年轻人强制收取一部分收入，通过国家转移支付体系转移给当代的老年人。表面上，养老金由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前一个账户以体现公平，即通过转移支付体系统筹之后，老年人的收入差距没有年轻人那么大、更加平均，后一个账户以体现效率，即缴纳的多的年轻人年老之后也有一定的差额收入。
但实际上，由于老龄化、地区差距不平衡、经济增长放缓、通胀以及统筹效率不高等多个原因，个人账户中的积累资金已被用于统筹账户支出，个人账户已空账运行多年，等同于相对完全的现收现付制度。正如当初为何要设置两个账户所显示的，增加个人养老金制度提供了正向金融激励，自己为自己投资、储蓄的多就收入的多，理论上能够提高养老金筹集的积极性与使用效率。
这是从逻辑上讲，对于建立个人养金制度的第一点肯定。从现实上看，美国养老保障的第一支柱即公共养老计划的资金筹资占比逐年下降，而个人退休账户计划（IRAs，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规模占比却快速上升，目前已占到美国养老金总资产的35%。此外养老保障主要依靠个人积累的新加坡模式，在全球老龄化趋势下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对于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的第二点肯定，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确需要在某些环节“多谈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公平公正的公共养老看上去具有很强的价值观吸引力，但金融体系是要讲预算约束的。面临未来有可能入不敷出、头寸击穿的社会化养老账户，政策应当引导个体更加理性长远的为自我负责，为相关风险将预算在生命周期内重新安排，而不是全然依赖公共政策。这有助于降低政府责任与政策压力，也有助于当公共政策抵消不掉现实冲击时，个体有一定的自我应对空间。
但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能够运作地有效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是，如果假定人们足够理性，以至于愿意为几十年后的生活风险提前应对，那么也就应当假定人们能够判断出这种提前应对是否是值得的。简单说，人们愿意坚持在长期中将自有资金放入一个不能自由取现的账户，这就要求这个账户能够带来足够的回报，且人们对此抱有足够的信心。
德国的里斯特养老金计划，是德国政府2001年开始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个人进行养老储蓄的改革措施，20多年来实施效果却乏善可陈。其原因在于，德国个人养老计划可以投资多种产品，但产品池真实收益过低，以至于三分二的个人账户都投向了收益率低、收费高的保险产品，人们很快意识到为此支付储蓄是不值得的。美国的个人养老计划运行尚可，离不开美国证券市场的相对稳定和长期增长，以及美国共同基金等投资机构的专业性和普惠性。
而如果当前的证券市场却还在寄希望于个人养老金的进入能够“救其于水火”，显然是搞反了逻辑关系。应当先有稳定发展的证券金融市场，能够为养老资金提供具有充分回报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再来适时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即便在客观上资金供应增加的确可以一时地推高证券资产价格。
因此对于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试点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将该制度与拉动证券市场相挂钩。应根据个人养老金的属性和特征，系统地研究可行的投资组合方案及其收益情况，要对于金融市场当前是缺“资本”还是缺“资产”做出稳妥的判断，选择好试点的时间窗口。
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社保基金2020年度运行报告，其当年投资收益率高达15.84%，但逻辑上判断，该高投资收益与其在获得优质投资资产中的信息、政策等相对优势有关。而如果个人养老金是将要投资于市场化的金融产品，又能够将收益率保持在什么样的水平？目前公募基金中已有“养老目标基金”，规模也已上千亿，不妨先从这些基金的投资收益状况中做些观察。
第二个建议是要增强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例外规则”。从当前已有的信息来看，个人养老金账户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激励价值是不同的。
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激励较强，比如该账户可以用于抵税，而高收入者每年拿出1.2万元（意见中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的上限）用于储蓄或投资并无压力，甚至每年用于储蓄或投资的金额还远高于该上限，将这些投资转入个人养老金账户似乎还能增加一些安全性。
但个人养老金制度本身应当鼓励收入不高的人群进行超前储蓄，因为当公共养老资金支出困难时，这部分群体的养老水平更容易出现下滑风险。但悖论的是，低收入群体却更加倾向于能够随时支配现有资金，而抵税带来的收益很低甚至没有，这和个人账户只有等到了退休年龄才能取用是有着内在冲突的。
克服这种冲突需要设置一些例外规则，即当面临大额医疗支出等特殊情况时，应当允许个人账户的临时或一次性取用，并为这些例外设计相应的制度安排，比如当提前取用时依然能够获取应有的投资收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就很难为自愿的个人积累提供相应激励，更不适合将自愿的个人养老金制度转为强制的个人积累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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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7 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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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两点肯定与两点建议
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两点肯定与两点建议
张林：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不要将该制度与拉动证券市场相挂钩，同时要增强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例外规则”。
张林
【「OR」商业新媒体】
近日，关于推动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的相关政策意见出台，对此反应强烈的并非是切身利益与之直接相关的普罗大众，而是宣称个人养老金能够间接振作证券市场的分析人士，这充分说明，养老问题本质上是一种金融制度安排问题，即如何为生命周期的“净支出”阶段进行有效的筹资。
从这个角度出发，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建立首先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中国当前实施的公共养老保险体系从本质上讲是现收现付制度，即对当代的年轻人强制收取一部分收入，通过国家转移支付体系转移给当代的老年人。表面上，养老金由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前一个账户以体现公平，即通过转移支付体系统筹之后，老年人的收入差距没有年轻人那么大、更加平均，后一个账户以体现效率，即缴纳的多的年轻人年老之后也有一定的差额收入。
但实际上，由于老龄化、地区差距不平衡、经济增长放缓、通胀以及统筹效率不高等多个原因，个人账户中的积累资金已被用于统筹账户支出，个人账户已空账运行多年，等同于相对完全的现收现付制度。正如当初为何要设置两个账户所显示的，增加个人养老金制度提供了正向金融激励，自己为自己投资、储蓄的多就收入的多，理论上能够提高养老金筹集的积极性与使用效率。
这是从逻辑上讲，对于建立个人养金制度的第一点肯定。从现实上看，美国养老保障的第一支柱即公共养老计划的资金筹资占比逐年下降，而个人退休账户计划（IRAs，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规模占比却快速上升，目前已占到美国养老金总资产的35%。此外养老保障主要依靠个人积累的新加坡模式，在全球老龄化趋势下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对于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的第二点肯定，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确需要在某些环节“多谈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公平公正的公共养老看上去具有很强的价值观吸引力，但金融体系是要讲预算约束的。面临未来有可能入不敷出、头寸击穿的社会化养老账户，政策应当引导个体更加理性长远的为自我负责，为相关风险将预算在生命周期内重新安排，而不是全然依赖公共政策。这有助于降低政府责任与政策压力，也有助于当公共政策抵消不掉现实冲击时，个体有一定的自我应对空间。
但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能够运作地有效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是，如果假定人们足够理性，以至于愿意为几十年后的生活风险提前应对，那么也就应当假定人们能够判断出这种提前应对是否是值得的。简单说，人们愿意坚持在长期中将自有资金放入一个不能自由取现的账户，这就要求这个账户能够带来足够的回报，且人们对此抱有足够的信心。
德国的里斯特养老金计划，是德国政府2001年开始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个人进行养老储蓄的改革措施，20多年来实施效果却乏善可陈。其原因在于，德国个人养老计划可以投资多种产品，但产品池真实收益过低，以至于三分二的个人账户都投向了收益率低、收费高的保险产品，人们很快意识到为此支付储蓄是不值得的。美国的个人养老计划运行尚可，离不开美国证券市场的相对稳定和长期增长，以及美国共同基金等投资机构的专业性和普惠性。
而如果当前的证券市场却还在寄希望于个人养老金的进入能够“救其于水火”，显然是搞反了逻辑关系。应当先有稳定发展的证券金融市场，能够为养老资金提供具有充分回报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再来适时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即便在客观上资金供应增加的确可以一时地推高证券资产价格。
因此对于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试点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将该制度与拉动证券市场相挂钩。应根据个人养老金的属性和特征，系统地研究可行的投资组合方案及其收益情况，要对于金融市场当前是缺“资本”还是缺“资产”做出稳妥的判断，选择好试点的时间窗口。
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社保基金2020年度运行报告，其当年投资收益率高达15.84%，但逻辑上判断，该高投资收益与其在获得优质投资资产中的信息、政策等相对优势有关。而如果个人养老金是将要投资于市场化的金融产品，又能够将收益率保持在什么样的水平？目前公募基金中已有“养老目标基金”，规模也已上千亿，不妨先从这些基金的投资收益状况中做些观察。
第二个建议是要增强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例外规则”。从当前已有的信息来看，个人养老金账户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激励价值是不同的。
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激励较强，比如该账户可以用于抵税，而高收入者每年拿出1.2万元（意见中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的上限）用于储蓄或投资并无压力，甚至每年用于储蓄或投资的金额还远高于该上限，将这些投资转入个人养老金账户似乎还能增加一些安全性。
但个人养老金制度本身应当鼓励收入不高的人群进行超前储蓄，因为当公共养老资金支出困难时，这部分群体的养老水平更容易出现下滑风险。但悖论的是，低收入群体却更加倾向于能够随时支配现有资金，而抵税带来的收益很低甚至没有，这和个人账户只有等到了退休年龄才能取用是有着内在冲突的。
克服这种冲突需要设置一些例外规则，即当面临大额医疗支出等特殊情况时，应当允许个人账户的临时或一次性取用，并为这些例外设计相应的制度安排，比如当提前取用时依然能够获取应有的投资收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就很难为自愿的个人积累提供相应激励，更不适合将自愿的个人养老金制度转为强制的个人积累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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