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呼吁普京停止对乌克兰的攻击,显示出对和谈缺乏进展的不满。然而他并未表现出迫使俄罗斯做出让步的强烈意愿。
Yoko Kubota
■跨国公司发现,要在中国境内竞争,把领导层和决策者安排在那里是有帮助的。
这些公司正给予在华业务更多自主权,以便它们能够更迅速地运转,并在中国这个庞大且快速变化的市场上与本地竞争者抗衡。放给在华业务更多的运营控制权有助于这些公司将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增长来源。
此举还可以使这些公司免受一些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风险和远程决策造成的问题影响。在中国因新冠疫情防控与外界隔离的三年期间,远程决策带来的问题被放大了。
近年来,日本松下控股(Panasonic Holdings Corp.)通过放给中国业务更多的独立性,在包括家用电器和空调设备在内的领域重振雄风。这些业务由一名日本高管负责。
曾担任上述经重组业务第一任负责人的本间哲朗(Tetsuro Homma)称:“我们当时选择尽量在中国变成本土公司。”Homma称:“在此之前,我们从早到晚都要跟日本报告。这种运作周期完全改变了,我们的行动更加迅速。”
德国大众汽车(Volkswagen AG, VOW.XE)从总部派来一名董事会成员,以重振该公司在中国的销售。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中国竞争对手的崛起,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加剧,大众汽车的增长停滞不前,而一位直接负责中国市场的最高决策者却在疫情期间被困在国外。
上述这些公司的策略与一些人之前对中国的看法截然不同,这些人曾将中国视为向全球出口产品的世界工厂,可以遥控在华业务。然而,由于中国在疫情期间关闭边境,供应链受阻,并且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日趋紧张,海外公司与在华业务之间的运营管理关系在近年来变得更加复杂。
现如今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公司高管来说,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恶化的情况下,访问中国的风险很高。在最新一起打击美中关系的事件中,TikTok首席执行官上周四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上、围绕中国政府对TikTok有何潜在影响的问题受到议员们的逼问。TikTok是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有限公司(ByteDance Ltd.)的旗下业务。
上海美国商会去年10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做出回复的307家会员公司中有44%表示正在推行“用中国思路经营中国业务”(China for China)的策略。与此同时,21%的受访公司表示,他们在中国是为了保障向全球其他地区的出口。
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驻加州丘珀蒂诺的工程师在疫情期间曾无法入境中国,该公司因此在近些年赋予了驻华工程师更大的责任,以维护其产品周期,不过关键决策和核心任务仍集中在美国。 特斯拉(Tesla Inc., TSLA)曾依靠常驻中国的高管朱晓彤(Tom Zhu)领导旗下中国区业务长达八年,之后朱晓彤被召回美国进入其全球管理层。
松下和大众汽车在中国的最高职位均由总部派来的资深高管担任。本间哲朗在2021年和2022年获得晋升,最终负责管理松下的整个中国业务,之后他仍然留在中国工作;与此同时,本间哲朗在松下中国东北亚公司的继任者也常驻中国,此人也是日本松下的一员老将。
松下约13%的收入依赖中国。随着中国竞争对手优化设计、提高质量和市场份额,松下的业务曾停滞了十年,但该公司在2018年做出了调整。
当时负责松下家用电器业务的本间哲朗被他的老板召来,要求拿出一项计划推动业务增长。本间哲朗成立了一个由大约40名员工组成的委员会。
在日本和中国进行了六周的讨论后,他们发现了三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松下没有重点关注消费者所在的中国市场,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其总部所在的日本;其二是该公司的成本太高;其三是没有充分利用中国的人才和资源。
第二年,松下重组了中国业务,让新成立的中国和东北亚部门负责产品规划、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没有日本工程师参与,也不需要总部的批准。
松下称,该部门在随后的两个财政年度里实现了两位数的收入增长,不过松下预计在将于3月31日结束的本财年,由于新冠疫情封控损伤了中国经济,该部门的收入增速会有所放缓。
本间哲朗说,这些变革举措缩短了生产开发时间。该公司力争到2024年实现开发时间较2022年3月时缩短一半。
松下在中国的另外两大业务部门——汽车系统和智能工厂解决方案没有被纳入其中国和东北亚部门。本间哲朗说,松下没有将那些可能被视为对技术转让风险敏感的业务纳入中国和东北亚部门。
德国大众汽车约40%的汽车销售依赖中国市场,而在过去几年里,该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有所萎缩。
大众汽车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在几年前开始松动,因为中国本土品纷纷投身于SUV车型热潮,而大众汽车面对电动汽车的崛起以及疫情引发的工厂停工却举步维艰。2021年,大众汽车的旗舰款ID.4电动SUV在中国上市,但反响平平,相比之下,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Byd Co., 002594.SZ, 1211.HK, 简称﹕比亚迪)和蔚来集团(NIO Inc., 9866.HK, NIO)等中国本土竞争对手一直在强势发展。
大众汽车前任首席执行官迪斯(Herbert Diess)在任职期间直接负责中国业务,他那时候每隔几个月就会前往中国,但当中国在疫情期间实施严格的防疫规定,要求入境者必须隔离数周后,他就没有去过中国了。
Ralf Brandstatter是大众汽车影响力强大的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他在去年8月被委派领导中国业务。他指出,大众汽车行动相对迟缓是导致该公司面临一连串问题的原因之一。
Brandstatter在给员工的信息中称,在中国,如今创新的动力和速度比欧洲或美国高很多倍,任何其他市场都无法提供与此接近的增长潜力和创新速度。
这些公司正给予在华业务更多自主权,以便它们能够更迅速地运转,并在中国这个庞大且快速变化的市场上与本地竞争者抗衡。放给在华业务更多的运营控制权有助于这些公司将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增长来源。
此举还可以使这些公司免受一些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风险和远程决策造成的问题影响。在中国因新冠疫情防控与外界隔离的三年期间,远程决策带来的问题被放大了。
近年来,日本松下控股(Panasonic Holdings Corp.)通过放给中国业务更多的独立性,在包括家用电器和空调设备在内的领域重振雄风。这些业务由一名日本高管负责。
曾担任上述经重组业务第一任负责人的本间哲朗(Tetsuro Homma)称:“我们当时选择尽量在中国变成本土公司。”Homma称:“在此之前,我们从早到晚都要跟日本报告。这种运作周期完全改变了,我们的行动更加迅速。”
德国大众汽车(Volkswagen AG, VOW.XE)从总部派来一名董事会成员,以重振该公司在中国的销售。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中国竞争对手的崛起,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加剧,大众汽车的增长停滞不前,而一位直接负责中国市场的最高决策者却在疫情期间被困在国外。
上述这些公司的策略与一些人之前对中国的看法截然不同,这些人曾将中国视为向全球出口产品的世界工厂,可以遥控在华业务。然而,由于中国在疫情期间关闭边境,供应链受阻,并且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日趋紧张,海外公司与在华业务之间的运营管理关系在近年来变得更加复杂。
现如今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公司高管来说,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恶化的情况下,访问中国的风险很高。在最新一起打击美中关系的事件中,TikTok首席执行官上周四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上、围绕中国政府对TikTok有何潜在影响的问题受到议员们的逼问。TikTok是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有限公司(ByteDance Ltd.)的旗下业务。
上海美国商会去年10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做出回复的307家会员公司中有44%表示正在推行“用中国思路经营中国业务”(China for China)的策略。与此同时,21%的受访公司表示,他们在中国是为了保障向全球其他地区的出口。
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驻加州丘珀蒂诺的工程师在疫情期间曾无法入境中国,该公司因此在近些年赋予了驻华工程师更大的责任,以维护其产品周期,不过关键决策和核心任务仍集中在美国。 特斯拉(Tesla Inc., TSLA)曾依靠常驻中国的高管朱晓彤(Tom Zhu)领导旗下中国区业务长达八年,之后朱晓彤被召回美国进入其全球管理层。
松下和大众汽车在中国的最高职位均由总部派来的资深高管担任。本间哲朗在2021年和2022年获得晋升,最终负责管理松下的整个中国业务,之后他仍然留在中国工作;与此同时,本间哲朗在松下中国东北亚公司的继任者也常驻中国,此人也是日本松下的一员老将。
松下约13%的收入依赖中国。随着中国竞争对手优化设计、提高质量和市场份额,松下的业务曾停滞了十年,但该公司在2018年做出了调整。
当时负责松下家用电器业务的本间哲朗被他的老板召来,要求拿出一项计划推动业务增长。本间哲朗成立了一个由大约40名员工组成的委员会。
在日本和中国进行了六周的讨论后,他们发现了三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松下没有重点关注消费者所在的中国市场,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其总部所在的日本;其二是该公司的成本太高;其三是没有充分利用中国的人才和资源。
第二年,松下重组了中国业务,让新成立的中国和东北亚部门负责产品规划、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没有日本工程师参与,也不需要总部的批准。
松下称,该部门在随后的两个财政年度里实现了两位数的收入增长,不过松下预计在将于3月31日结束的本财年,由于新冠疫情封控损伤了中国经济,该部门的收入增速会有所放缓。
本间哲朗说,这些变革举措缩短了生产开发时间。该公司力争到2024年实现开发时间较2022年3月时缩短一半。
松下在中国的另外两大业务部门——汽车系统和智能工厂解决方案没有被纳入其中国和东北亚部门。本间哲朗说,松下没有将那些可能被视为对技术转让风险敏感的业务纳入中国和东北亚部门。
德国大众汽车约40%的汽车销售依赖中国市场,而在过去几年里,该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有所萎缩。
大众汽车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在几年前开始松动,因为中国本土品纷纷投身于SUV车型热潮,而大众汽车面对电动汽车的崛起以及疫情引发的工厂停工却举步维艰。2021年,大众汽车的旗舰款ID.4电动SUV在中国上市,但反响平平,相比之下,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Byd Co., 002594.SZ, 1211.HK, 简称﹕比亚迪)和蔚来集团(NIO Inc., 9866.HK, NIO)等中国本土竞争对手一直在强势发展。
大众汽车前任首席执行官迪斯(Herbert Diess)在任职期间直接负责中国业务,他那时候每隔几个月就会前往中国,但当中国在疫情期间实施严格的防疫规定,要求入境者必须隔离数周后,他就没有去过中国了。
Ralf Brandstatter是大众汽车影响力强大的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他在去年8月被委派领导中国业务。他指出,大众汽车行动相对迟缓是导致该公司面临一连串问题的原因之一。
Brandstatter在给员工的信息中称,在中国,如今创新的动力和速度比欧洲或美国高很多倍,任何其他市场都无法提供与此接近的增长潜力和创新速度。
Brandstatter在给员工的信息中说,大众汽车将一款新产品推向市场需要略少于四年的时间,而中国公司能够在两年半多一点的时间里就做到这一点。
现在,大众汽车已决定将更多的本地化决策权交给中国区负责人及其团队,尤其是在产品和技术研发方面。其策略是让公司发展得更快,为此,该公司正在中国招聘数以千计的员工,并与当地技术合作伙伴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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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还可以使这些公司免受一些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风险和远程决策造成的问题影响。在中国因新冠疫情防控与外界隔离的三年期间,远程决策带来的问题被放大了。
近年来,日本松下控股(Panasonic Holdings Corp.)通过放给中国业务更多的独立性,在包括家用电器和空调设备在内的领域重振雄风。这些业务由一名日本高管负责。
曾担任上述经重组业务第一任负责人的本间哲朗(Tetsuro Homma)称:“我们当时选择尽量在中国变成本土公司。”Homma称:“在此之前,我们从早到晚都要跟日本报告。这种运作周期完全改变了,我们的行动更加迅速。”
德国大众汽车(Volkswagen AG, VOW.XE)从总部派来一名董事会成员,以重振该公司在中国的销售。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中国竞争对手的崛起,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加剧,大众汽车的增长停滞不前,而一位直接负责中国市场的最高决策者却在疫情期间被困在国外。
上述这些公司的策略与一些人之前对中国的看法截然不同,这些人曾将中国视为向全球出口产品的世界工厂,可以遥控在华业务。然而,由于中国在疫情期间关闭边境,供应链受阻,并且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日趋紧张,海外公司与在华业务之间的运营管理关系在近年来变得更加复杂。
现如今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公司高管来说,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恶化的情况下,访问中国的风险很高。在最新一起打击美中关系的事件中,TikTok首席执行官上周四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上、围绕中国政府对TikTok有何潜在影响的问题受到议员们的逼问。TikTok是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有限公司(ByteDance Ltd.)的旗下业务。
上海美国商会去年10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做出回复的307家会员公司中有44%表示正在推行“用中国思路经营中国业务”(China for China)的策略。与此同时,21%的受访公司表示,他们在中国是为了保障向全球其他地区的出口。
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驻加州丘珀蒂诺的工程师在疫情期间曾无法入境中国,该公司因此在近些年赋予了驻华工程师更大的责任,以维护其产品周期,不过关键决策和核心任务仍集中在美国。 特斯拉(Tesla Inc., TSLA)曾依靠常驻中国的高管朱晓彤(Tom Zhu)领导旗下中国区业务长达八年,之后朱晓彤被召回美国进入其全球管理层。
松下和大众汽车在中国的最高职位均由总部派来的资深高管担任。本间哲朗在2021年和2022年获得晋升,最终负责管理松下的整个中国业务,之后他仍然留在中国工作;与此同时,本间哲朗在松下中国东北亚公司的继任者也常驻中国,此人也是日本松下的一员老将。
松下约13%的收入依赖中国。随着中国竞争对手优化设计、提高质量和市场份额,松下的业务曾停滞了十年,但该公司在2018年做出了调整。
当时负责松下家用电器业务的本间哲朗被他的老板召来,要求拿出一项计划推动业务增长。本间哲朗成立了一个由大约40名员工组成的委员会。
在日本和中国进行了六周的讨论后,他们发现了三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松下没有重点关注消费者所在的中国市场,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其总部所在的日本;其二是该公司的成本太高;其三是没有充分利用中国的人才和资源。
第二年,松下重组了中国业务,让新成立的中国和东北亚部门负责产品规划、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没有日本工程师参与,也不需要总部的批准。
松下称,该部门在随后的两个财政年度里实现了两位数的收入增长,不过松下预计在将于3月31日结束的本财年,由于新冠疫情封控损伤了中国经济,该部门的收入增速会有所放缓。
本间哲朗说,这些变革举措缩短了生产开发时间。该公司力争到2024年实现开发时间较2022年3月时缩短一半。
松下在中国的另外两大业务部门——汽车系统和智能工厂解决方案没有被纳入其中国和东北亚部门。本间哲朗说,松下没有将那些可能被视为对技术转让风险敏感的业务纳入中国和东北亚部门。
德国大众汽车约40%的汽车销售依赖中国市场,而在过去几年里,该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有所萎缩。
大众汽车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在几年前开始松动,因为中国本土品纷纷投身于SUV车型热潮,而大众汽车面对电动汽车的崛起以及疫情引发的工厂停工却举步维艰。2021年,大众汽车的旗舰款ID.4电动SUV在中国上市,但反响平平,相比之下,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Byd Co., 002594.SZ, 1211.HK, 简称﹕比亚迪)和蔚来集团(NIO Inc., 9866.HK, NIO)等中国本土竞争对手一直在强势发展。
大众汽车前任首席执行官迪斯(Herbert Diess)在任职期间直接负责中国业务,他那时候每隔几个月就会前往中国,但当中国在疫情期间实施严格的防疫规定,要求入境者必须隔离数周后,他就没有去过中国了。
Ralf Brandstatter是大众汽车影响力强大的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他在去年8月被委派领导中国业务。他指出,大众汽车行动相对迟缓是导致该公司面临一连串问题的原因之一。
Brandstatter在给员工的信息中称,在中国,如今创新的动力和速度比欧洲或美国高很多倍,任何其他市场都无法提供与此接近的增长潜力和创新速度。
这些公司正给予在华业务更多自主权,以便它们能够更迅速地运转,并在中国这个庞大且快速变化的市场上与本地竞争者抗衡。放给在华业务更多的运营控制权有助于这些公司将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增长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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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本松下控股(Panasonic Holdings Corp.)通过放给中国业务更多的独立性,在包括家用电器和空调设备在内的领域重振雄风。这些业务由一名日本高管负责。
曾担任上述经重组业务第一任负责人的本间哲朗(Tetsuro Homma)称:“我们当时选择尽量在中国变成本土公司。”Homma称:“在此之前,我们从早到晚都要跟日本报告。这种运作周期完全改变了,我们的行动更加迅速。”
德国大众汽车(Volkswagen AG, VOW.XE)从总部派来一名董事会成员,以重振该公司在中国的销售。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中国竞争对手的崛起,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加剧,大众汽车的增长停滞不前,而一位直接负责中国市场的最高决策者却在疫情期间被困在国外。
上述这些公司的策略与一些人之前对中国的看法截然不同,这些人曾将中国视为向全球出口产品的世界工厂,可以遥控在华业务。然而,由于中国在疫情期间关闭边境,供应链受阻,并且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日趋紧张,海外公司与在华业务之间的运营管理关系在近年来变得更加复杂。
现如今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公司高管来说,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恶化的情况下,访问中国的风险很高。在最新一起打击美中关系的事件中,TikTok首席执行官上周四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上、围绕中国政府对TikTok有何潜在影响的问题受到议员们的逼问。TikTok是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有限公司(ByteDance Ltd.)的旗下业务。
上海美国商会去年10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做出回复的307家会员公司中有44%表示正在推行“用中国思路经营中国业务”(China for China)的策略。与此同时,21%的受访公司表示,他们在中国是为了保障向全球其他地区的出口。
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驻加州丘珀蒂诺的工程师在疫情期间曾无法入境中国,该公司因此在近些年赋予了驻华工程师更大的责任,以维护其产品周期,不过关键决策和核心任务仍集中在美国。 特斯拉(Tesla Inc., TSLA)曾依靠常驻中国的高管朱晓彤(Tom Zhu)领导旗下中国区业务长达八年,之后朱晓彤被召回美国进入其全球管理层。
松下和大众汽车在中国的最高职位均由总部派来的资深高管担任。本间哲朗在2021年和2022年获得晋升,最终负责管理松下的整个中国业务,之后他仍然留在中国工作;与此同时,本间哲朗在松下中国东北亚公司的继任者也常驻中国,此人也是日本松下的一员老将。
松下约13%的收入依赖中国。随着中国竞争对手优化设计、提高质量和市场份额,松下的业务曾停滞了十年,但该公司在2018年做出了调整。
当时负责松下家用电器业务的本间哲朗被他的老板召来,要求拿出一项计划推动业务增长。本间哲朗成立了一个由大约40名员工组成的委员会。
在日本和中国进行了六周的讨论后,他们发现了三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松下没有重点关注消费者所在的中国市场,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其总部所在的日本;其二是该公司的成本太高;其三是没有充分利用中国的人才和资源。
第二年,松下重组了中国业务,让新成立的中国和东北亚部门负责产品规划、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没有日本工程师参与,也不需要总部的批准。
松下称,该部门在随后的两个财政年度里实现了两位数的收入增长,不过松下预计在将于3月31日结束的本财年,由于新冠疫情封控损伤了中国经济,该部门的收入增速会有所放缓。
本间哲朗说,这些变革举措缩短了生产开发时间。该公司力争到2024年实现开发时间较2022年3月时缩短一半。
松下在中国的另外两大业务部门——汽车系统和智能工厂解决方案没有被纳入其中国和东北亚部门。本间哲朗说,松下没有将那些可能被视为对技术转让风险敏感的业务纳入中国和东北亚部门。
德国大众汽车约40%的汽车销售依赖中国市场,而在过去几年里,该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有所萎缩。
大众汽车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在几年前开始松动,因为中国本土品纷纷投身于SUV车型热潮,而大众汽车面对电动汽车的崛起以及疫情引发的工厂停工却举步维艰。2021年,大众汽车的旗舰款ID.4电动SUV在中国上市,但反响平平,相比之下,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Byd Co., 002594.SZ, 1211.HK, 简称﹕比亚迪)和蔚来集团(NIO Inc., 9866.HK, NIO)等中国本土竞争对手一直在强势发展。
大众汽车前任首席执行官迪斯(Herbert Diess)在任职期间直接负责中国业务,他那时候每隔几个月就会前往中国,但当中国在疫情期间实施严格的防疫规定,要求入境者必须隔离数周后,他就没有去过中国了。
Ralf Brandstatter是大众汽车影响力强大的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他在去年8月被委派领导中国业务。他指出,大众汽车行动相对迟缓是导致该公司面临一连串问题的原因之一。
Brandstatter在给员工的信息中称,在中国,如今创新的动力和速度比欧洲或美国高很多倍,任何其他市场都无法提供与此接近的增长潜力和创新速度。
Brandstatter在给员工的信息中说,大众汽车将一款新产品推向市场需要略少于四年的时间,而中国公司能够在两年半多一点的时间里就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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