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中国就业市场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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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日明：数字经济不仅是就业市场的安全网，还是放大器和蓄水池。

聂日明

■2023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将切实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支持民营经济和和外资。报告尤其点名支持平台经济发展、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科技和实体经济融合。

瑞银证券汪涛等多位分析师对此做了正向解读，他们认为未来平台经济会得到更多支持，以更快解决青年就业问题。在此政策趋势下，一些城市已经开始行动，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一把手，纷纷调研本地知名平台企业，认为他们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助力新型消费蓬勃发展，带动众多行业领域数字化转型，是保障城市平稳运行的重要力量。

为何平台企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因平台企业在数字经济中的关键角色，本文平台企业与数字经济不做区分，两者混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这一句话点出了平台企业的三个核心角色。对于政府而言，平台经济的发展更是直接关系到创造就业这一关键作用。前几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中，16-24岁的青年劳动力调查失业率高达18.1%，是自有数据以来同比最高值，也超过了2018-2021年的最高点。解决青年就业问题刻不容缓。

尽管平台企业在创造就业岗位上贡献很大，但批评之声也一直未断。平台企业提供的就业以非标准就业为主是批评的主要矛头。这些就业主要是依托电子商务、网络约车、网络送餐、快递物流等新业态平台实现的就业，但从业人员大多没有和平台企业建立正式劳动关系。

一些人认为这些就业岗位质量差，收入低、劳动工时长、强度高，且没有保障，职工社保的参保率低。还有人认为平台企业虽然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但也挤压了很多传统行业的就业岗位，如制造业岗位流失，可能存在“无就业增长”（jobless growth）的现象。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在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对就业增长的净贡献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其创造的就业只是替代了被挤压的岗位，同时还可能造成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比如工人下岗、制造业萎缩、收入差距扩大等，加速了就业领域的分化。

如何看待平台企业在就业市场的角色及对其的批评？

数字经济的就业岗位质量并不低

非标准就业是一个全球现象，也称非正规就业。据世界劳工组织的定义，与标准就业不同，非标准就业主要包括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工作、临时介绍所工作以及隐蔽性雇佣和依赖性自雇就业。

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工作一直都存在，即使在标准就业占比较高的发达国家，临时雇员和季节性散工都是很常见的，如快餐店里的服务员、黑五旺季的销售员。但大型平台企业出现以后，隐蔽性雇佣和依赖性自雇就业的自由职业者出现了明显的增长，比如活跃在微信群内的团长、在线健身教练、公众号小编等，以及颇受争议的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

一些研究认为，美国的临时性和替代性就业增长中，超过一半的增长发生在2013-2016年，几乎可以全部归因于平台经济就业的迅速增长(Collins et al,2019)。像Uber上的驾驶员，他可以自由调整自己的劳动时间，多劳多得，平台企业无法强制他必须上线，但驾驶员的收入高度依赖平台的派单。传统的劳工组织厌恶非标准就业，但有意思的是平台上的劳动者也有很高比例希望保持零工身份。2020年美国加州为此举行了公投，投票率接近77%，投票结果显示，有58%的选民支持Uber司机等职业保持自由职业者身份，延续当前零工经济的营运模式。

在中国，平台经济创造就业的社会影响和美国完全不同，美国平台企业出现以后，非标准就业占比上升，而中国的非标准就业规模和农业就业占比一直很高，中国的平台企业吸纳的往往是农业就业人员和其它非标准就业人员，因此平台企业吸纳就业并没有增加非标准就业的占比，反而提高了非标准就业的质量。

数字经济的演化是完全市场化的，这种演进之所以能够被市场所选择，是消费者主动选择的自然替代，说明它在某种程度上一定实现了边际改进，要么促进了消费者的福利，要么提高了生产效率。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是需求拉动式的技术进步和消费升级，正如用户之所以逐渐从传统的报纸转向了微信、微博和新闻客户端，是因为通过软件获取信息更为便捷，形式也更为丰富，互动体验更好。

类似的，在城市交通领域，平台经济所创造的就业岗位远高于对原先就业市场的替代。以网约车为例，巡游出租车年客运量在2014年达到历史峰值为406亿人次，随后到2019年下降至348亿人次，仅下降了14%，但同期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合计客运量高达553亿人次，客运量增长36%。在线外卖平台创造的就业岗位也有同样的现象，这里不再赘述。

长期以来，中国有着规模庞大的非标准就业群体，2021年时国家统计局称目前中国灵活就业人员约2亿人。如果我们粗略地将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个体就业和城乡的其他非农就业（城乡个体就业+城乡其他就业-农业就业）视为灵活就业，我们可以发现，1995年以来，灵活就业规模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的状态，从1995年的1.6亿上升到2008-2010年间的2.6亿，随后开始下降，2019年降至1.68亿，灵活就业人员在2021年回升至2亿。

从这一数据上就可以看到，中国灵活就业规模变动与平台企业的发展周期并不同步，中国灵活就业规模在平台企业快速扩张的时代，反而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在平台企业受到强监管时，反而上升。

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员是非标准就业，但中国的非标准就业的范围比灵活就业要大很多。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有50%左右的劳动者从事受雇于他人的非农工作，其中只有一半的劳动者（全部就业人员的26.4%）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里的人又有2成是劳务派遣。即使雇主是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也有四分之一的劳动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些劳动者的职业类型非常复杂，包括国营农场的农民、社区工作人员、环卫工人等70多种职业。

中国数字平台企业诞生于这样的一种就业市场环境中，对于供给侧的劳动者就业质量和需求侧的服务质量改善都有很大的贡献。

农民工是中国非标准就业人群最大的一类，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93亿农民工中有19%从事建筑业，27.1%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一些就业岗位颇为辛苦，无法与人交流、不能使用手机，一般来说这样的岗位需要更高的工资来弥补就业环境的缺陷，但现实中他们工资并不高。相比之下，数字经济创造的就业岗位一般会好一些，最辛苦的快递和外卖员，其工作环境与安全防护也要好于建筑业。

从收入上看，一直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力收入呈现二元体制，一般来说，城镇非私营单位好于私营单位，私营单位好于个体自雇等灵活就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837元（合8903元/月，含社保个人部门与奖金福利），而城镇私营单位月均只有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2884元（合5240元/月），后者只有前者的六成。

数字经济就业岗位的平均工资大体上在前述两者之间。据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郑广怀教授团队于2019年7月-2020年对武汉的快递员和外卖员所做的调查，外卖骑手的月均工资为5882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冯向楠于2018年7月对北京地区外卖骑手的调查，大部分骑手的收入集中在5000-8000元；华东师范大学吕宣如于2018年3月-11月对上海地区外卖骑手的调查，外卖骑手的月平均可支配性收入为6271元。很明显，数字经济就业岗位的收入水平要好于全国个体自雇就业整体的水平。

数字经济创造的就业岗位类型也远比传统非标准就业要多元，新经济催生了新职业、新岗位，例如最近修订的国家职业目录增加的人工智能训练师、私域增长师，前者的工作是标注机器人应答的准确率，分析机器人错误原因，后者是通过企业微信等工具通过自己的努力找企业找到顾客。这些都是因为技术改变了业态，进而创造了就业岗位。

技术进步也降低了一些业态的从业门槛，让原本高大上的岗位普通化。例如小程序开发，小程序能简单有效的触达顾客，据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截至2022年，中国的小程序数量超过750万。另一方面小程序降低了程序开发的难度，开发者只需要编写简单的代码即可完成工作，这使得大量大中专毕业生稍加培训即可从事，这创造了千万级别的小程序开发的就业岗位。chatGPT同样如此，便利水平已经达到了用自然语言提需求就可以获得可以直接应用的代码，如果大面积应用，写代码的门槛会进一步降低。

总的来说，这类职业主要面向服务业，需求会有波动，但相对制造业和建筑业要稳定的多。除了成长性更好，收入上高于制造业工人，体力要求也低于外卖、快递人员，对比一般意义的非标准就业，这些岗位又有更好的职业发展性和收入增长的可能。对于从建筑业、制造业等转入的就业者而言，属于真正的高质量就业。面对当下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局面，大量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的青年难以在传统行业找到满意的就业岗位。这些具有一定的知识门槛和专业技能要求的岗位，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随着自身技能的提升和对行业的了解，从就业到创业，带动更多就业也成为可能。

数字经济是就业市场的安全网

对中国就业市场而言，数字经济平台企业不仅仅改善了非标准就业群体的就业质量，还有更为重要的角色。

中国经济体素以有“韧性”著称，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在2014年的一次发言中认为中国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强大“韧性”很可能是中国过去40年能够创造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

韧性意味着遭遇冲击而不容易被冲垮。这样的冲击在过去四十年前发生过多次，如1980年代初的知青返乡，1979年，城镇累计待业人员达到了1500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叠加国企改革，累计下岗职工高达2715万人，国有单位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重从1994年的四分之三，快速降低到2007年的四分之一，占比下降了50%，波及职工人数近1亿人。

回溯历史，这些冲击产生的问题最终得以化解，靠的是就是灵活就业。例如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要求“各地可以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例如劳动服务公司、生产服务合作联社以及其它形式等等），不要强求一律，各种不同的体制可以并存，不要互相排斥……无论何种形式，以实行较为松散灵活的体制为好，做到扶而不包，管而不死，活而不乱”，“适当发展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增加自谋职业的渠道”。为了解决二十多名返城知青和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北京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供销组组长尹盛喜主动组织待业青年在路边搭起了一个简易凉棚，做起了个体户，卖两分钱一碗的大碗茶。

1998年的应对策略大体相似，非标准就业成为国企改革中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重要去向，例如1990年代，为了支持下岗工人和待业人员自谋生路，政策默许临街居民楼“开墙打洞”，开设各种小店。还有很多人在路边练摊，黄宏将类似的桥段编成小品走进1999年的春晚，讲述自行车厂的职工下岗后到路边摆起修车摊的故事。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数据，2002年受调查的有下岗经历的人员中，60%的人尝试过找工作，但只有三分之一找到了工作。《1999年下岗职工再就业现状调查报告》显示，下岗再就业群体中，51%为受雇就业，49%为自营就业（自谋职业）。

在今天，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发挥了类似的功能，充当了就业市场安全网的角色。数字经济至少为两类人群提供了就业市场兜底的“安全网”：城市新移民和摩擦性失业人群。

城市新移民中就业难度最大的是农民工群体，《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年外出农民工1.71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1.33亿。在数字经济出现之前，他们找工作主要靠老乡传帮带。原国家卫计委主持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显示，在2010年和2016年，农民工找工作，除了自己努力寻找以外，主要依赖家人亲戚、同乡同学。这也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现象，中国的某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往往都是某一地区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对比七普和六普数据，跨省流动和省内跨市流动的人口规模增加了1亿人，每年增长1000万人，其中九成左右是流向城市的，这是中国每年城镇就业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些跨省流动人口，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

网约车、外卖、快递这些行业兴起以来，其以较低的准入门槛（对学历、工作经验几乎没有要求）、相对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开放性，成为很多青年进城的第一份工作，由此踏上城市生活的起点。笔者曾就躺平、迁移等话题访谈过外卖员，有外卖员曾经感叹“外卖骑手太不值钱了，没有门槛，谁都能做”，这种感慨抒发了外卖员的心声，但也恰恰是这些就业岗位的开放性，他才更容易在城市里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而不是苦于进城无门。

当然，上述行业主要以吸纳男性求职者为主，而在直播电商、数字零售、社群运营等领域，女性占据了更大优势。据媒体报道，最吸引眼球的主播岗位从业者以年轻女性为绝对主体，比例高达八成左右。同时，在运营、技术、商务等幕后岗位同样吸引大量女性加入，在直播相关岗位的求职者中，女性的占比也超过男性。中国互联网企业高度依赖于流量，创造流量入口、挖掘流量是一些新业态非常渴求的。近年流量挖掘逐步进入社群，如买菜的社区团购，2022年四五月份上海的“团长”更是成为连接家庭和电商的纽带。流量挖掘向私人社交场域渗透成为一些业态的特征，这些行业的从业者以女性居多。过往三年，一些行业受到疫情防控的冲击，很多人另寻出路的时候卷入了私域增长这个职业。今年1月8日，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与腾讯合举办一个研讨会中，他们邀请了一个90后的宝妈，讲述了其个人经历，她曾是医药销售，线下药店客流骤减，个人也遭遇职业危机。一次偶然购买水果时，店老板邀请她加入社群给了她启发，开始通过社群帮助药店线上服务用户。她利用企业微信，搭建社群积累了很多用户，连接药企、药店和用户。传统的非标准就业相对没那么体面，对于女性来说，数字平台的类似的职业格外重要。

另一方面，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这些非体力劳动准入门槛并不高。根据第三方机构2019-2021年以微信生态为研究对象发布的数据报告，2019年微信生态本科以下学历的就业者占比45%；2020年微信小程序个人运营者本科以下学历就业者占比达47%，微信视频号个人运营者本科以下学历占比达到46.8%；2021年微信视频号的本科以下学历就业者已经高达62.2%。整体上来说，微信生态所创造的就业机会的学历门槛能覆盖到大多数求职者，而不是少数高学历人群。

除了起点低、工作形式灵活，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之所以可以成为就业市场的安全网，还在于他的两个特征：就业规模高、就业形式多样化。马晔风、蔡跃洲于2021年在《劳动经济研究》估算了数字经济新就业形态的规模，他们认为截至2020年底，包括网约车、外卖、快递和电子商务四类业态的就业规模在5463至6433万人，约占总就业的7-8%，这还不包括货拉拉、知识付费、劳动技能交易平台等其它业态的就业。

国家信息中心撰写的《中国共享经济报告》估计2019年的共享经济服务供给侧劳动力约8400万人，与马晔风的研究相当。这个数字很保守，此前中国信息经济学会报告估测值高达2亿人以上。尽管如此，6000-8000万依然是一个非常高的规模。在此之前，一般认为中国的建筑工人规模超过5000万人，是全世界最大的职业群体，是吸纳农民工最主要的就业池。很显然，数字经济才是当前最大的非标准就业的蓄水池。

数字经济提升中国经济韧性

最近十年，中国年度新增就业目标大体上在1200万人以上，扣除失业和就业困难人群的再就业，扣除以后，还有600万以上是完全新增的就业岗位，在2017年以前，这对应着每年600-1000万的城镇就业人员增长。但2018年以后，人社部公布的新增城镇就业规模与城镇就业人员增长的差额越来越大，城镇就业人员在2021年和2022年分别增长48万人和减少了842万人。城镇地区创造净新增就业的能力正在下降，这是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回升的大背景。此外，中国还有规模庞大的农村就业人员需要向城市转移，城镇创造就业的压力是史无前例的巨大。

因此千方百计创造就业格外的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数字经济不仅是就业市场的安全网，还是放大器和蓄水池。平台企业本身是一个生态，大多都是双边市场，企业和个人都可能同时以消费者和服务供给者接入这个生态，进而形成了松弛但有效的网状连接、协作与耦合。这种生态体系，一方面可以在大平台内演化出新的次级生态，另一方面，也促成平台内供需双方、供给方之间的低成本沟通。这些特征都大大降低了创业者的成本，做的一般，可以自娱自乐，混口饭吃，做大了可以搞一个团队，直播、公众号、小程序都曾产生过中小上市企业或者有名的创业公司。这使得平台经济对就业不仅仅是作为安全网对劳动力个人的就业起到兜底作用，同时也有“放大器”效应，所搭建的生态有利于创业和创新。

而今，数字化转型越来越成为企业技术进步的前提，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很快，对数字化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平台企业创造的生态无疑是培养数字化人才最佳的环境。例如一些电商平台已经完全改变了传统产品设计的逻辑，他们离消费者更近，直接以用户为中心，通过过往数据洞察消费者的需求，从交易向上影响设计与营销，这种模式已经催生出很多服装等品类的新店、潮牌。数字经济的发展，自然会培养一批数字化人才，随着人员流动以及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让数字化人才扩散到其它行业，可以解决类似制造业缺乏数字化人才的困境，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高质量发展。

张军教授在讨论中国经济韧性的时候认为，对于具有韧性的经济体，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熊彼特讲的“创造性毁坏”（creative destruction）动态升级过程，也就是用更新、更有效率的新经济活动去冲销那些旧的和失去效率的生产和投资活动，是让经济发展不至于“断流”的重要策略。站在这个视角，数字经济、平台企业的发展正契合了这一看法，平台企业创造的就业一直在不断地改善非标准就业的就业质量，吸纳更多的农业人口进入到非农就业，让城镇就业更加包容而富有弹性，进而提升了中国经济体的韧性。中国也唯有通过这种不断改革促进更有效率的新经济活力的释放，才能在每一次冲击和危机中创造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