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王卖辣条，茶颜卖面包丁，奶茶店开始卖零食自救？
发布日期：2024-11-23 08:24
沈建光
■当前中国经济的一大争议点是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到底是高还是低。按照最权威的商务部数据，202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1891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8%的同比增速也是2012年以来的次高水平，外商投资中国的热情不减。但与之相反的是，2022年官方国际收支数据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下降40%，下半年收缩尤为严重，制造业投资占比持续下滑（外资工业企业数量减少）。
近来社会各界对外资形势的担忧加剧，例如，苹果产业链核心企业富士康不断加大在印度和越南的布局，2021年1月，富士康投资2.7亿美元在越南建厂获批；2022年4月，富士康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13。本文结合总量、行业、地区的外商投资数据，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真实情况做了梳理，发现稳外资还是任务艰巨，需要政策层积极应对。
总量视角：去年下半年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回落
我国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有商务部和BOP（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根据中银证券管涛、刘立品的研究，商务部口径与BOP口径的直接投资存在三个主要差异：第一，国际收支统计采用资产负债原则，商务部采用方向原则，两者对逆向投资和联属企业间投资的记录原则不同；第二，国际收支统计中的直接投资采用净额编制，其资产和负债考虑了企业撤资；第三，国际收支统计中的直接投资负债包含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未分配利润、已分配未汇出利润等项目。综上，BOP口径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与国际口径更一致。
2004年以来，BOP口径的外商直接投资持续高于商务部口径，近五年（2017-2021年）平均相差约900亿美元。2022年下半年，外商投资形势急转直下。去年上半年，BOP口径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在1478亿美元，为历史次高水平；但下半年，外商投资大幅收缩至425亿美元，不仅远低于过去两年同期均值（1600亿美元），更是下滑幅度超过40%，创下近18年来新低。商务部口径呈现一致特征，去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速高达23.5%，下半年快速下滑至-7.0%。
此外，根据OECD数据来看，同样显示2022年从第三季度以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出现明显下滑。从占比看，去年前三季度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球比重从上半年的15.8%跌至11.9%，排名也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第二位滑倒第三位。2022年前三季度，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619亿美元，低于美国（2364亿美元）和欧盟（2285亿美元）。
行业视角：外商制造业投资占比持续下降
在总量视角的基础上，观察不同行业外商投资情况，有助于判断重点领域对外资的吸引力。从数据看，外商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占比不断下滑。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表现至关重要。根据商务部数据，2004年外商对华制造业投资占比达到71%的峰值，此后便一路下滑；截至2021年，外商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占比已经降至19%的历史低点。
伴随外商制造业投资占比回落，外企工业企业数量明显缩减。2009年，外商（含港澳台商）工业企业数量一度突破7.6万家，2022年已经降至不到4.4万家，相比2009年降幅超过40%。特别是2022年，整体工业企业数量同比增长10.4%，而外资工业企业数量却不升反降（下降0.5%），两者形成鲜明反差的背后反映出外商对华制造业投资放缓。
多重因素影响下，近年来部分海外企业撤出中国。除疫情反复外，外部环境恶化、全球产业链重构、成本优势不再等因素导致外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迁出中国。例如，苹果公司正在把部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印度、越南、泰国、印尼等国家；耐克的供应商将生产设施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此外，近年来，佳能、起亚、三星、索尼等跨国公司纷纷关闭国内工厂或将生产线向海外迁移。
西方国家加快“去中国化”，产业链外迁风险不容忽视。正如笔者在FT中文网专栏文章《2023展望：如何应对出口下行？》中所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在加快供应链“去中国化”，主要方式包括通过出台多项法案加大对华贸易打压和技术封锁、推出“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产业区域化政策等。受此影响，2022年欧盟超过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货物进口来源地，所占份额达到17%，墨西哥、加拿大、东盟的进口份额也升至14.0%、13.5%、10.4%；相比之下，中国所占份额已经从2017年的21.6%降至2022年的16.5%。分产品看，机电、高新技术、劳动密集型（如箱包、鞋靴）等品类中，中国的进口份额均有不同程度回落，而墨西哥、东盟等成为主要受益国。
尽管国内产业链外迁的背后一定程度是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结果，但中长期来看，大国博弈下的产业链转移已成为大趋势，西方国家“产业链去中国化”战略非常明确，中国应高度重视防范由此带来的外商直接投资收缩和中高端产业链外迁风险（参见《近忧和远虑：越南崛起与中国产业外迁》）。
地区视角：国际资本对华投资或趋于放缓
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有助于排除内地资本回流的扰动，探究国际资本对华投资的真实情况。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来自中国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为1318亿美元，同比增速高达25%，占外商直接投资的占比更是达到75.9%。换句话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超过四分之三来自香港地区。
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地区对华投资的来源较为复杂，其中不仅包括国际资本，也存在大量内地资本回流。参考招商银行丁安华的研究，随着香港地区与内地经济的不断融合，内地企业在香港融资后、再返回内地的投资规模也不容忽视。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统计中可能包含大量内地企业投资回流，这无疑会干扰该指标的经济含义，甚至对外商投资形势造成误判。鉴于此，笔者计算了不含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可以看到除香港外的国际资本对华投资或趋于放缓。基于商务部数据，2008年，剔除香港后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达到514亿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但2014年以来，剔除香港后的外商投资规模基本维持在400亿美元上下（2021年为417亿美元），增长趋于停滞。这可以一定程度表明，真正意义的国际资本对华投资增速趋于放缓。
外商投资形势需要积极应对
综上所述，外商对华投资的真实情况或不容乐观，值得有关部门关注。首先， 2022年BOP口径外商直接投资同比降幅超过40%，下半年收缩尤为严重；其次，外商投资中制造业占比下降、外资工业企业数量萎缩，再结合部分外企撤出中国的现象，需审慎判断当前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最后，考虑到来自香港的外商投资包含大量内地资本回流，剔除之后真实的外商对华投资增长趋于放缓。
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主要是依据“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来推进如下几个重点：首先，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如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增强改革创新的内生动力；其次，维护市场公平性，改善营商环境，特别是减少外资限制、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对内外资一视同仁；再次，是加强法治化建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维权的司法环境；最后，积极争取跨国公司共同加入维护全球化的阵营。
针对上述情况，可以看到政策层面已经在做积极部署，非常重视稳外资工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做好外资企业服务工作，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两会闭幕的答记者问中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环境会越来越好、服务会越来越优”、 “将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进一步扩大开放”。此外，两会机构改革方案也明确提出“将国家知识产权局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管理的国家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旨在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上述举措或表态有利于提升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进而巩固中国对于外资的吸引力。■
近来社会各界对外资形势的担忧加剧，例如，苹果产业链核心企业富士康不断加大在印度和越南的布局，2021年1月，富士康投资2.7亿美元在越南建厂获批；2022年4月，富士康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13。本文结合总量、行业、地区的外商投资数据，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真实情况做了梳理，发现稳外资还是任务艰巨，需要政策层积极应对。
总量视角：去年下半年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回落
我国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有商务部和BOP（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根据中银证券管涛、刘立品的研究，商务部口径与BOP口径的直接投资存在三个主要差异：第一，国际收支统计采用资产负债原则，商务部采用方向原则，两者对逆向投资和联属企业间投资的记录原则不同；第二，国际收支统计中的直接投资采用净额编制，其资产和负债考虑了企业撤资；第三，国际收支统计中的直接投资负债包含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未分配利润、已分配未汇出利润等项目。综上，BOP口径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与国际口径更一致。
2004年以来，BOP口径的外商直接投资持续高于商务部口径，近五年（2017-2021年）平均相差约900亿美元。2022年下半年，外商投资形势急转直下。去年上半年，BOP口径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在1478亿美元，为历史次高水平；但下半年，外商投资大幅收缩至425亿美元，不仅远低于过去两年同期均值（1600亿美元），更是下滑幅度超过40%，创下近18年来新低。商务部口径呈现一致特征，去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速高达23.5%，下半年快速下滑至-7.0%。
此外，根据OECD数据来看，同样显示2022年从第三季度以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出现明显下滑。从占比看，去年前三季度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球比重从上半年的15.8%跌至11.9%，排名也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第二位滑倒第三位。2022年前三季度，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619亿美元，低于美国（2364亿美元）和欧盟（2285亿美元）。
行业视角：外商制造业投资占比持续下降
在总量视角的基础上，观察不同行业外商投资情况，有助于判断重点领域对外资的吸引力。从数据看，外商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占比不断下滑。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表现至关重要。根据商务部数据，2004年外商对华制造业投资占比达到71%的峰值，此后便一路下滑；截至2021年，外商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占比已经降至19%的历史低点。
伴随外商制造业投资占比回落，外企工业企业数量明显缩减。2009年，外商（含港澳台商）工业企业数量一度突破7.6万家，2022年已经降至不到4.4万家，相比2009年降幅超过40%。特别是2022年，整体工业企业数量同比增长10.4%，而外资工业企业数量却不升反降（下降0.5%），两者形成鲜明反差的背后反映出外商对华制造业投资放缓。
多重因素影响下，近年来部分海外企业撤出中国。除疫情反复外，外部环境恶化、全球产业链重构、成本优势不再等因素导致外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迁出中国。例如，苹果公司正在把部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印度、越南、泰国、印尼等国家；耐克的供应商将生产设施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此外，近年来，佳能、起亚、三星、索尼等跨国公司纷纷关闭国内工厂或将生产线向海外迁移。
西方国家加快“去中国化”，产业链外迁风险不容忽视。正如笔者在FT中文网专栏文章《2023展望：如何应对出口下行？》中所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在加快供应链“去中国化”，主要方式包括通过出台多项法案加大对华贸易打压和技术封锁、推出“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产业区域化政策等。受此影响，2022年欧盟超过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货物进口来源地，所占份额达到17%，墨西哥、加拿大、东盟的进口份额也升至14.0%、13.5%、10.4%；相比之下，中国所占份额已经从2017年的21.6%降至2022年的16.5%。分产品看，机电、高新技术、劳动密集型（如箱包、鞋靴）等品类中，中国的进口份额均有不同程度回落，而墨西哥、东盟等成为主要受益国。
尽管国内产业链外迁的背后一定程度是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结果，但中长期来看，大国博弈下的产业链转移已成为大趋势，西方国家“产业链去中国化”战略非常明确，中国应高度重视防范由此带来的外商直接投资收缩和中高端产业链外迁风险（参见《近忧和远虑：越南崛起与中国产业外迁》）。
地区视角：国际资本对华投资或趋于放缓
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有助于排除内地资本回流的扰动，探究国际资本对华投资的真实情况。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来自中国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为1318亿美元，同比增速高达25%，占外商直接投资的占比更是达到75.9%。换句话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超过四分之三来自香港地区。
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地区对华投资的来源较为复杂，其中不仅包括国际资本，也存在大量内地资本回流。参考招商银行丁安华的研究，随着香港地区与内地经济的不断融合，内地企业在香港融资后、再返回内地的投资规模也不容忽视。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统计中可能包含大量内地企业投资回流，这无疑会干扰该指标的经济含义，甚至对外商投资形势造成误判。鉴于此，笔者计算了不含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可以看到除香港外的国际资本对华投资或趋于放缓。基于商务部数据，2008年，剔除香港后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达到514亿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但2014年以来，剔除香港后的外商投资规模基本维持在400亿美元上下（2021年为417亿美元），增长趋于停滞。这可以一定程度表明，真正意义的国际资本对华投资增速趋于放缓。
外商投资形势需要积极应对
综上所述，外商对华投资的真实情况或不容乐观，值得有关部门关注。首先， 2022年BOP口径外商直接投资同比降幅超过40%，下半年收缩尤为严重；其次，外商投资中制造业占比下降、外资工业企业数量萎缩，再结合部分外企撤出中国的现象，需审慎判断当前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最后，考虑到来自香港的外商投资包含大量内地资本回流，剔除之后真实的外商对华投资增长趋于放缓。
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主要是依据“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来推进如下几个重点：首先，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如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增强改革创新的内生动力；其次，维护市场公平性，改善营商环境，特别是减少外资限制、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对内外资一视同仁；再次，是加强法治化建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维权的司法环境；最后，积极争取跨国公司共同加入维护全球化的阵营。
针对上述情况，可以看到政策层面已经在做积极部署，非常重视稳外资工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做好外资企业服务工作，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两会闭幕的答记者问中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环境会越来越好、服务会越来越优”、 “将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进一步扩大开放”。此外，两会机构改革方案也明确提出“将国家知识产权局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管理的国家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旨在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上述举措或表态有利于提升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进而巩固中国对于外资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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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22 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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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外商直接投资下滑成为趋势
谨防外商直接投资下滑成为趋势
沈建光：当前中国经济一大争议点在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高低之争。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真实情况如何？稳外资任务艰巨，需要政策层积极应对。
沈建光
■当前中国经济的一大争议点是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到底是高还是低。按照最权威的商务部数据，202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1891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8%的同比增速也是2012年以来的次高水平，外商投资中国的热情不减。但与之相反的是，2022年官方国际收支数据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下降40%，下半年收缩尤为严重，制造业投资占比持续下滑（外资工业企业数量减少）。
近来社会各界对外资形势的担忧加剧，例如，苹果产业链核心企业富士康不断加大在印度和越南的布局，2021年1月，富士康投资2.7亿美元在越南建厂获批；2022年4月，富士康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13。本文结合总量、行业、地区的外商投资数据，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真实情况做了梳理，发现稳外资还是任务艰巨，需要政策层积极应对。
总量视角：去年下半年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回落
我国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有商务部和BOP（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根据中银证券管涛、刘立品的研究，商务部口径与BOP口径的直接投资存在三个主要差异：第一，国际收支统计采用资产负债原则，商务部采用方向原则，两者对逆向投资和联属企业间投资的记录原则不同；第二，国际收支统计中的直接投资采用净额编制，其资产和负债考虑了企业撤资；第三，国际收支统计中的直接投资负债包含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未分配利润、已分配未汇出利润等项目。综上，BOP口径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与国际口径更一致。
2004年以来，BOP口径的外商直接投资持续高于商务部口径，近五年（2017-2021年）平均相差约900亿美元。2022年下半年，外商投资形势急转直下。去年上半年，BOP口径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在1478亿美元，为历史次高水平；但下半年，外商投资大幅收缩至425亿美元，不仅远低于过去两年同期均值（1600亿美元），更是下滑幅度超过40%，创下近18年来新低。商务部口径呈现一致特征，去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速高达23.5%，下半年快速下滑至-7.0%。
此外，根据OECD数据来看，同样显示2022年从第三季度以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出现明显下滑。从占比看，去年前三季度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球比重从上半年的15.8%跌至11.9%，排名也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第二位滑倒第三位。2022年前三季度，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619亿美元，低于美国（2364亿美元）和欧盟（2285亿美元）。
行业视角：外商制造业投资占比持续下降
在总量视角的基础上，观察不同行业外商投资情况，有助于判断重点领域对外资的吸引力。从数据看，外商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占比不断下滑。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表现至关重要。根据商务部数据，2004年外商对华制造业投资占比达到71%的峰值，此后便一路下滑；截至2021年，外商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占比已经降至19%的历史低点。
伴随外商制造业投资占比回落，外企工业企业数量明显缩减。2009年，外商（含港澳台商）工业企业数量一度突破7.6万家，2022年已经降至不到4.4万家，相比2009年降幅超过40%。特别是2022年，整体工业企业数量同比增长10.4%，而外资工业企业数量却不升反降（下降0.5%），两者形成鲜明反差的背后反映出外商对华制造业投资放缓。
多重因素影响下，近年来部分海外企业撤出中国。除疫情反复外，外部环境恶化、全球产业链重构、成本优势不再等因素导致外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迁出中国。例如，苹果公司正在把部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印度、越南、泰国、印尼等国家；耐克的供应商将生产设施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此外，近年来，佳能、起亚、三星、索尼等跨国公司纷纷关闭国内工厂或将生产线向海外迁移。
西方国家加快“去中国化”，产业链外迁风险不容忽视。正如笔者在FT中文网专栏文章《2023展望：如何应对出口下行？》中所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在加快供应链“去中国化”，主要方式包括通过出台多项法案加大对华贸易打压和技术封锁、推出“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产业区域化政策等。受此影响，2022年欧盟超过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货物进口来源地，所占份额达到17%，墨西哥、加拿大、东盟的进口份额也升至14.0%、13.5%、10.4%；相比之下，中国所占份额已经从2017年的21.6%降至2022年的16.5%。分产品看，机电、高新技术、劳动密集型（如箱包、鞋靴）等品类中，中国的进口份额均有不同程度回落，而墨西哥、东盟等成为主要受益国。
尽管国内产业链外迁的背后一定程度是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结果，但中长期来看，大国博弈下的产业链转移已成为大趋势，西方国家“产业链去中国化”战略非常明确，中国应高度重视防范由此带来的外商直接投资收缩和中高端产业链外迁风险（参见《近忧和远虑：越南崛起与中国产业外迁》）。
地区视角：国际资本对华投资或趋于放缓
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有助于排除内地资本回流的扰动，探究国际资本对华投资的真实情况。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来自中国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为1318亿美元，同比增速高达25%，占外商直接投资的占比更是达到75.9%。换句话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超过四分之三来自香港地区。
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地区对华投资的来源较为复杂，其中不仅包括国际资本，也存在大量内地资本回流。参考招商银行丁安华的研究，随着香港地区与内地经济的不断融合，内地企业在香港融资后、再返回内地的投资规模也不容忽视。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统计中可能包含大量内地企业投资回流，这无疑会干扰该指标的经济含义，甚至对外商投资形势造成误判。鉴于此，笔者计算了不含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可以看到除香港外的国际资本对华投资或趋于放缓。基于商务部数据，2008年，剔除香港后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达到514亿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但2014年以来，剔除香港后的外商投资规模基本维持在400亿美元上下（2021年为417亿美元），增长趋于停滞。这可以一定程度表明，真正意义的国际资本对华投资增速趋于放缓。
外商投资形势需要积极应对
综上所述，外商对华投资的真实情况或不容乐观，值得有关部门关注。首先， 2022年BOP口径外商直接投资同比降幅超过40%，下半年收缩尤为严重；其次，外商投资中制造业占比下降、外资工业企业数量萎缩，再结合部分外企撤出中国的现象，需审慎判断当前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最后，考虑到来自香港的外商投资包含大量内地资本回流，剔除之后真实的外商对华投资增长趋于放缓。
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主要是依据“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来推进如下几个重点：首先，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如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增强改革创新的内生动力；其次，维护市场公平性，改善营商环境，特别是减少外资限制、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对内外资一视同仁；再次，是加强法治化建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维权的司法环境；最后，积极争取跨国公司共同加入维护全球化的阵营。
针对上述情况，可以看到政策层面已经在做积极部署，非常重视稳外资工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做好外资企业服务工作，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两会闭幕的答记者问中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环境会越来越好、服务会越来越优”、 “将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进一步扩大开放”。此外，两会机构改革方案也明确提出“将国家知识产权局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管理的国家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旨在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上述举措或表态有利于提升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进而巩固中国对于外资的吸引力。■
近来社会各界对外资形势的担忧加剧，例如，苹果产业链核心企业富士康不断加大在印度和越南的布局，2021年1月，富士康投资2.7亿美元在越南建厂获批；2022年4月，富士康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13。本文结合总量、行业、地区的外商投资数据，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真实情况做了梳理，发现稳外资还是任务艰巨，需要政策层积极应对。
总量视角：去年下半年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回落
我国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有商务部和BOP（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根据中银证券管涛、刘立品的研究，商务部口径与BOP口径的直接投资存在三个主要差异：第一，国际收支统计采用资产负债原则，商务部采用方向原则，两者对逆向投资和联属企业间投资的记录原则不同；第二，国际收支统计中的直接投资采用净额编制，其资产和负债考虑了企业撤资；第三，国际收支统计中的直接投资负债包含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未分配利润、已分配未汇出利润等项目。综上，BOP口径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与国际口径更一致。
2004年以来，BOP口径的外商直接投资持续高于商务部口径，近五年（2017-2021年）平均相差约900亿美元。2022年下半年，外商投资形势急转直下。去年上半年，BOP口径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在1478亿美元，为历史次高水平；但下半年，外商投资大幅收缩至425亿美元，不仅远低于过去两年同期均值（1600亿美元），更是下滑幅度超过40%，创下近18年来新低。商务部口径呈现一致特征，去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速高达23.5%，下半年快速下滑至-7.0%。
此外，根据OECD数据来看，同样显示2022年从第三季度以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出现明显下滑。从占比看，去年前三季度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球比重从上半年的15.8%跌至11.9%，排名也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第二位滑倒第三位。2022年前三季度，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619亿美元，低于美国（2364亿美元）和欧盟（2285亿美元）。
行业视角：外商制造业投资占比持续下降
在总量视角的基础上，观察不同行业外商投资情况，有助于判断重点领域对外资的吸引力。从数据看，外商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占比不断下滑。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表现至关重要。根据商务部数据，2004年外商对华制造业投资占比达到71%的峰值，此后便一路下滑；截至2021年，外商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占比已经降至19%的历史低点。
伴随外商制造业投资占比回落，外企工业企业数量明显缩减。2009年，外商（含港澳台商）工业企业数量一度突破7.6万家，2022年已经降至不到4.4万家，相比2009年降幅超过40%。特别是2022年，整体工业企业数量同比增长10.4%，而外资工业企业数量却不升反降（下降0.5%），两者形成鲜明反差的背后反映出外商对华制造业投资放缓。
多重因素影响下，近年来部分海外企业撤出中国。除疫情反复外，外部环境恶化、全球产业链重构、成本优势不再等因素导致外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迁出中国。例如，苹果公司正在把部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印度、越南、泰国、印尼等国家；耐克的供应商将生产设施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此外，近年来，佳能、起亚、三星、索尼等跨国公司纷纷关闭国内工厂或将生产线向海外迁移。
西方国家加快“去中国化”，产业链外迁风险不容忽视。正如笔者在FT中文网专栏文章《2023展望：如何应对出口下行？》中所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在加快供应链“去中国化”，主要方式包括通过出台多项法案加大对华贸易打压和技术封锁、推出“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产业区域化政策等。受此影响，2022年欧盟超过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货物进口来源地，所占份额达到17%，墨西哥、加拿大、东盟的进口份额也升至14.0%、13.5%、10.4%；相比之下，中国所占份额已经从2017年的21.6%降至2022年的16.5%。分产品看，机电、高新技术、劳动密集型（如箱包、鞋靴）等品类中，中国的进口份额均有不同程度回落，而墨西哥、东盟等成为主要受益国。
尽管国内产业链外迁的背后一定程度是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结果，但中长期来看，大国博弈下的产业链转移已成为大趋势，西方国家“产业链去中国化”战略非常明确，中国应高度重视防范由此带来的外商直接投资收缩和中高端产业链外迁风险（参见《近忧和远虑：越南崛起与中国产业外迁》）。
地区视角：国际资本对华投资或趋于放缓
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有助于排除内地资本回流的扰动，探究国际资本对华投资的真实情况。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来自中国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为1318亿美元，同比增速高达25%，占外商直接投资的占比更是达到75.9%。换句话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超过四分之三来自香港地区。
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地区对华投资的来源较为复杂，其中不仅包括国际资本，也存在大量内地资本回流。参考招商银行丁安华的研究，随着香港地区与内地经济的不断融合，内地企业在香港融资后、再返回内地的投资规模也不容忽视。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统计中可能包含大量内地企业投资回流，这无疑会干扰该指标的经济含义，甚至对外商投资形势造成误判。鉴于此，笔者计算了不含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可以看到除香港外的国际资本对华投资或趋于放缓。基于商务部数据，2008年，剔除香港后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达到514亿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但2014年以来，剔除香港后的外商投资规模基本维持在400亿美元上下（2021年为417亿美元），增长趋于停滞。这可以一定程度表明，真正意义的国际资本对华投资增速趋于放缓。
外商投资形势需要积极应对
综上所述，外商对华投资的真实情况或不容乐观，值得有关部门关注。首先， 2022年BOP口径外商直接投资同比降幅超过40%，下半年收缩尤为严重；其次，外商投资中制造业占比下降、外资工业企业数量萎缩，再结合部分外企撤出中国的现象，需审慎判断当前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最后，考虑到来自香港的外商投资包含大量内地资本回流，剔除之后真实的外商对华投资增长趋于放缓。
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主要是依据“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来推进如下几个重点：首先，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如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增强改革创新的内生动力；其次，维护市场公平性，改善营商环境，特别是减少外资限制、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对内外资一视同仁；再次，是加强法治化建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维权的司法环境；最后，积极争取跨国公司共同加入维护全球化的阵营。
针对上述情况，可以看到政策层面已经在做积极部署，非常重视稳外资工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做好外资企业服务工作，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两会闭幕的答记者问中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环境会越来越好、服务会越来越优”、 “将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进一步扩大开放”。此外，两会机构改革方案也明确提出“将国家知识产权局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管理的国家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旨在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上述举措或表态有利于提升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进而巩固中国对于外资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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