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须进行深层自我改革方能成为世界文化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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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念曾、布莱恩•黄：要聚集吸引世界有“前瞻”艺术与文化、有“远见”策略与政策的专才，共同合作发掘培育及策划香港独有的文化都会潜力。

荣念曾、布莱恩•黄

■没有交流就没有发展。没有文化的交流就没有文化发展。交流的概念，就等同于发展的概念。文化本身就和思考、沟通、生活态度和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创意的文化带动活跃的交流互动，启发辩证的合作关系，开拓更多创意的交流。

中国官方文件近年来对香港特区提出了不少新的论述，皆集中并围绕于香港作为中外国际交流的重地，言下之意就是在一囯两制下希望推动香港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也确立香港本来就有的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实验的契机。

但事实上，文化事业远不止于单纯推动文化消费包装或者意识形态纯文宣的层次。如何发展香港成为文化先锋，成为世界与中国之间互动的双向桥梁，除了要让香港成为独一无二的前线世界文化发展的实验室，也要让香港成为世界文化发展前瞻性智库的驻地，这不单是对中国攸关重要的提议，也是香港重新国际化与走出去的前提条件。当务之急，乃是要聚集吸引世界有“前瞻”艺术与文化、有“远见”策略与政策的专才，共同合作发掘培育及策划香港独有的文化都会潜力，共同和香港的下一代同步励前。

这里，仅提出三点具体方向性倡议：

第一，大胆实验：历史上任何成功的文化都会发展，比如长安、雅典，都是有机、前瞻、开放、大胆的；都是由实验开始。实验就是要有不怕失败的精神。

第二，整体策划：文化建设需要整体蓝图，需要对内对外都有大胆跨越性合作的理念。整体策划对内需要城市规划、出版、媒体、物流、法律、教育、应用研究等各方面的配合，对外应该有前瞻合作的方向，连接起香港及邻近地区的高等学府。

第三，文化智库：将理想与研究、理论与实践串联聚焦起来，建立“高层次”世界级智库，对外是为了打造辩证的世界文化研发网络，对内是团结社经政各界，塑造长远有机的文化发展生态。当年联合国文科教基金会的成立，正好成为我们参考的对象。

先说第一点。香港市民的文化视野与香港都会的文化视野本应是互动及同步的。我们需要保持多元文化接触与交流，强化香港市民既有的文化内涵。香港市民过去自开埠以来，就由多元的移民社会组成，移民都有强大生命力及大胆实验精神。香港以往的文化发展就是不断提升、拓阔日常生活质素，包括促进香港对世界的认识，因而也促进世界对香港的认识，确立自身的世界角色与定位。问题是如何在这个历史背景基础上，继续发挥香港本有的大胆进取实验精神。

事实上，香港对中国、对亚洲最具贡献的一处，乃是其能将中国和亚洲的内外文化精华揉合起来，跳出官僚或形式主义框架，突破亚洲及中国内地部分在政经发展下文化维度上的迷思、执思，同时也能善用蓬勃的商界与大众社会，去创造世界文化内的次主流，又或是亚洲文化的“中华版”，又或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同时活出带出香港情怀的“城际文化”。这座城市能贡献于世界的，正是其与众不同的菱角与轮廓。若把这些有机的强项或优势抹去，以换取看似更为鲜明的平稳及文化整合，则得不偿失。

理论上，香港可以是中国的辩证。若香港能推动文明社会应当具备的艺术胸襟与思想探索空间，这也间接说明及铺垫出中国未来文化现代化所能参考的蓝图。作为文化实验室，香港正是中国文化演变路上的前锋，其实也是世界文化演变路上的前锋。香港的文化愿景就是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端，因此香港的文化智库必须有世界文化智库的胸襟与探索空间。经历了过去数年的政治风波与矛盾，香港特区政府本身也处于中国与国际社会交接的断层线之上，在泛政治化与对“底线思维”要求不断提升的紧绷局势下失去独立思考，也因而失去对自身文化的自信。香港的文化工作者需要具备胆量去将“缺陷”与“完善”同时表露出来，不应受吹毛求疵的洁癖或伪完美主义所困，沦为胆怯而过于谨小慎微，从而固步自封。

再说第二点。特区政府不能将文化交流当作另一种公共关系，当作徒具形式的包装宣传，以为“说好香港故事”便等同于支持“歌（功颂）德派”的艺术文化发展。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香港文化工作还没有成为创意产业及纯消费的工具，坊间出现不少敢于尝试、也敢于实验的独立文化艺术团体。从1989年到回归初期间，香港文化界更是出现不少针对政府架构、政治前途以及与内地及世界关系互动的批判性行动，让香港民众对官方的“文宣”产生一种免疫。这独有的文化氛围，造就了香港社会结构性上（作为文化实验）的一种灵活性与游走性。同时，这种骨子里的试探精神也铺垫出艺术发展局等组织机构的出现，对香港柏林文化艺术节的推动等。在过去20年的演变下，香港市民也好，对香港抱有好感的国际艺术爱好者也好，都难以再被单纯的“官宣”说服。

近日香港开始复办不少“国际峰会”，但最近一次在多个国家的文化与艺术高级干部之间进行的文化峰会，对外的公开交流环节居然是超过三小时的单向性演讲，连一点儿让台下观众与台上演讲者交流的机会也没有，也没有常识就着东盟文化共融、传统文化保育、创新科技与文化结合，以及城市与个体文化危机等关键议题推动真正的对话，又谈何“交流”？自说自话很难成为交流，让交流峰会纯粹成为又一个镀金的空壳。矫枉过正地追求政治及流程正确，倒不如好好制定一套贴近文化实况与政策需求的关键指标，从而提升前线官员的营运文化水平。

中国软实力在近年面临重重挑战，其中在文化外交及体制方面更是四面受敌。无论是孔子学院、文化层面上的对外宣传，还是中国近年经常强调的“民心对接”，这些种种方面皆需要有人懂得“说好中国故事”，先要明白由世界角度“说好世界故事”，提醒防止紧绷的官方性论述。懂得什么是“说好”，本是低层次的文宣。而低层次的文宣就等于没自信、没什么创意、没独立思考的立场。其实只要宏观地将香港本身鲜明的文化与价值观好好保存起来，同时通过实验与对话、辩证与反思等模式进行自我改革，香港绝对能够在此时此刻再度发挥庞大的战略角色。

政府必须与社会更进一步拉近距离，与各层次——包括前线与基层工作者 ——展开一场痛快的文化思想辩证与对话。香港民间商界、学术界的优势，必须被善用。政府管理策划人士的培训，必须落实推行。政府应当与更多的前线文化艺术工作者接触，让其中各年龄层的实验家与学者，参议者与在国际舞台上具备分量的代表，能就政府对外“说故事”及“塑造故事”等文化软实力工作提出直接意见，而不是被单纯视为是在谈完经济，搞完金融之后的茶余饭后话题。软实力才是最能持之以恒的国际关系要素。

第三，香港若要全面强化“文化交流”，必须重新组织思想与调研，让调研能反映文化都会智库，从而推进能面向国际、同时又强化国内文化发展的战略文化氛围。建设文化都会，强化“文化交流”，都需要大胆跨部门、跨领域的部署。文化都会由都市规划为起点，文化交流由评核内外既有的世界交流网络切入。

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文化协会、英国文化协会，在各自国家中也担当着相应的角色。反观香港，现时却毫无此一方面的研究或思考。首先，我们认为香港现时需要一个文化战略研究所，集中资源于研究如何利用香港独一无二的世界地位。我们欠缺一个针对文化思想与研究枢纽，将经贸处、旅游局、海外办公室等系统地连结起来的交流机构，将文化交流过往的轨迹与成功失败之处梳理出来，以供管治参与者及香港市民反思及融入政策制定。因此，特区政府有必要成立一个非政府、处于大学及高等学术界之内的高格局机构，推动对外对内的文化交流机制及策略，进行文化领导培训，长远而言，为文化人才培育工作作出重大贡献。这个高层次研究所必须能与内地及世界关键智囊与持份者有所连结，同时也能以香港文化界长年累月所累积的国际人脉、舆论资源，推动以文化为载体的跨国度研究与合作。

此研究所必然要定期在香港举办跨越艺术各界别及年资的“深度对话”及“实验性合作”。前者望能善用香港作为亚洲最为进步及国际化大都市之一的优势，促进全球北方与南方的辩论、讨论、争辩，思索在后新冠、后全球化时代中，文化应当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能通过商业、科技、历史传统、教育等元素，将“文化创意”思维巩固并拔高。后者则通过香港作为资讯人脉枢纽的角色，让不同国家及社会的文化工作者能串连起来，以香港为基地，实验与创造艺术。

为何香港不能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继巴黎以后，第二个中心基地？作为中国土壤上最开放的城市，香港必须敢于破格、敢于实验、敢于创新，而不能将自身当作一个普通的内地城市，我们更要斗胆想象，在天马行空中找到脚踏实地的前进方向。这也是“一国两制”的分工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