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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08 08:07
金融

中国房地产的金融风险在哪里?

王丹:中国房地产风险主要来自企业的抵押贷款,在经济下行期成为金融加速器,可能将很小的市场变化演变成危机。
房地产中国百强房企10月销售额年内首次同比正增长 刺激政策提振购房者信心
王丹

■2023年的两会报告中强调要防范金融风险。风险主要来自两个领域:一是房地产,二是地方政府债务。而地方政府债务也通过土地财政受到房地产的影响。因此,中国房地产对金融稳定性意义重大,然而实现机制和美国有较大的差别。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由房地产为基础资产的次贷危机引发,过高的居民杠杆率加剧了金融脆弱性。对比之下,中国的居民债务尽管上涨迅速,但仍在可控范围内。同时由于个人房贷的可追溯性、证券化程度低、再贷款管理严格、以及高首付比,使得个人房贷仍在安全资产范畴。中国房地产风险主要来自企业的抵押贷款,在经济下行期成为金融加速器,可能将很小的市场变化演变成危机。另外,卖地收入下降导致地方财政吃紧,未来仍然需要依赖房产税来增加政府收入。

中外有别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美国房价下跌后,许多个人购房者停止支付房贷,宣告个人信用破产,导致房价进一步下跌,最终引发以房贷为基础资产的次贷危机。中国个人房贷体量庞大,在2022年达到39万亿,是美国的两倍。但是在个人房贷的金融风险上,中美差异显著。

第一,个人房贷在中国是可追溯的贷款,几乎不可能断供。中国从2021年3月开始实施《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然而尚未允许个人因为无力支付房贷而宣告破产。假如个人没有能力还贷,且房产拍卖后仍不足以偿还银行债务,居民仍需要用未来的收入来弥补缺口。去年由于开发商流动性短缺导致某些楼盘建设严重之后,有个别地区出现个人房贷断供的情况,但倘若楼盘最终完工交付,居民仍然要继续偿还房贷。事实上,根据法律,即使房产没有交付,居民也是要偿还贷款的。

第二,中国个人房贷的证券化程度极低(即次贷),因此降低了金融衍生品风险,当然也限制了银行能够为房地产业提供的流动性。央行对于推进已抵押贷款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一贯谨慎。在2008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央行甚至暂停了中国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的发行,直到2014年才重启。在2021年,中国的MBS规模接近5千亿,仅占房贷余额的6%,而美国的该比例超过60%。

第三,中国房地产没有在欧美十分流行的房屋净值贷款,也就是说居民不能够用目前仍然在还房贷的房屋进行抵押再贷款。日本和香港也有类似产品,但限制较多,比如不能将资金用于公司注资或购买理财产品。在中国,基于房贷的再贷款业务(或“二抵贷”)本身是合规的,但新获得的资金不能够再次投资房产,而要进入其他类型的实体经济,且借款人名下必须同时拥有房产和公司。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即使房价不断上涨,中国居民也不能像美国居民那样基于一所住房持续加杠杆。

第四,中国住房的首付比例远高于欧美。在2006-2021年间,中国的住房首付比例大都在20%-35%之间,且只有两次降至20%的下限。第一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为了提振经济,当年首付比例即下调至20%,但次年经济有所企稳就立即回调至30%。第二次是2014-2015年的经济下行期,首付比也短暂下调至20%,2016年经济回暖后恢复至30%。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统计,2021年美国首套房首付比例中位数仅为6%,2022年由于美联储加息,首付比例上调至13%。欧洲房地产政策比美国保守,首付比例在15-20%,仍然低于中国。高水平的首付比显著提高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性。

财政和实体经济风险

房地产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之一来自企业的抵押贷款。至中国超过40%的银行贷款与房地产相关,包括个人按揭贷款和公司的抵押贷款。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房地产是经济周期的金融加速器。许多公司和个人用房地产做抵押物获得银行贷款,假如房价上涨,能够获得的资金更多,有助于放松金融约束。然而,假如经济衰退,房价下跌就会加剧流动性短缺,本来很小的跌幅也容易演化成金融危机。在中国信用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抵押房产是相对有效的风控,但在经济下行期的金融风险显著。使用房屋和土地或得抵押贷款的公司抗风险能力更差。Gan的研究表明,在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用土地作为抵押品的公司相比于没有抵押品的公司,投资下降的更多。这对于改进征信系统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未来能够使用大数据来做征信,不动产抵押就不再必要。

另一个和房地产相关的金融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相关。地方政府在2008年后大量举债投资于政府主导的基建、棚改等项目,但许多项目无法提供持续的回报。卖地收入是地方政府化解债务最重要的资金来源。最高峰是2020年,土地相关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为37.6%。然而,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土地出让金大幅下降,地方财政无力承担债务成本。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今年1月初,贵州遵义将156亿元的城投债展期20年,前十年仅付息不还本,贷款银行不得不接受条件恶劣的债务展期。

土地财政结束后,房地产税是将是地方财政的长期解决方案。全国性的房产税对于市场情绪有巨大影响,因此2011年在上海、重庆开展试点后,推进工作缓慢。在2021年末,中央推出房地产税试点,但由于2022年经济下行压力太大,并没有实际推行。中国的大城市和小城市房产在疫情后分化显著,大城市房产的安全资产属性增强,而小城市由于人口流失,房价下跌压力上涨。房产税推出将会对区域房价产生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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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中国百强房企10月销售额年内首次同比正增长 刺激政策提振购房者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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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的金融风险在哪里?

王丹:中国房地产风险主要来自企业的抵押贷款,在经济下行期成为金融加速器,可能将很小的市场变化演变成危机。
王丹

■2023年的两会报告中强调要防范金融风险。风险主要来自两个领域:一是房地产,二是地方政府债务。而地方政府债务也通过土地财政受到房地产的影响。因此,中国房地产对金融稳定性意义重大,然而实现机制和美国有较大的差别。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由房地产为基础资产的次贷危机引发,过高的居民杠杆率加剧了金融脆弱性。对比之下,中国的居民债务尽管上涨迅速,但仍在可控范围内。同时由于个人房贷的可追溯性、证券化程度低、再贷款管理严格、以及高首付比,使得个人房贷仍在安全资产范畴。中国房地产风险主要来自企业的抵押贷款,在经济下行期成为金融加速器,可能将很小的市场变化演变成危机。另外,卖地收入下降导致地方财政吃紧,未来仍然需要依赖房产税来增加政府收入。

中外有别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美国房价下跌后,许多个人购房者停止支付房贷,宣告个人信用破产,导致房价进一步下跌,最终引发以房贷为基础资产的次贷危机。中国个人房贷体量庞大,在2022年达到39万亿,是美国的两倍。但是在个人房贷的金融风险上,中美差异显著。

第一,个人房贷在中国是可追溯的贷款,几乎不可能断供。中国从2021年3月开始实施《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然而尚未允许个人因为无力支付房贷而宣告破产。假如个人没有能力还贷,且房产拍卖后仍不足以偿还银行债务,居民仍需要用未来的收入来弥补缺口。去年由于开发商流动性短缺导致某些楼盘建设严重之后,有个别地区出现个人房贷断供的情况,但倘若楼盘最终完工交付,居民仍然要继续偿还房贷。事实上,根据法律,即使房产没有交付,居民也是要偿还贷款的。

第二,中国个人房贷的证券化程度极低(即次贷),因此降低了金融衍生品风险,当然也限制了银行能够为房地产业提供的流动性。央行对于推进已抵押贷款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一贯谨慎。在2008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央行甚至暂停了中国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的发行,直到2014年才重启。在2021年,中国的MBS规模接近5千亿,仅占房贷余额的6%,而美国的该比例超过60%。

第三,中国房地产没有在欧美十分流行的房屋净值贷款,也就是说居民不能够用目前仍然在还房贷的房屋进行抵押再贷款。日本和香港也有类似产品,但限制较多,比如不能将资金用于公司注资或购买理财产品。在中国,基于房贷的再贷款业务(或“二抵贷”)本身是合规的,但新获得的资金不能够再次投资房产,而要进入其他类型的实体经济,且借款人名下必须同时拥有房产和公司。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即使房价不断上涨,中国居民也不能像美国居民那样基于一所住房持续加杠杆。

第四,中国住房的首付比例远高于欧美。在2006-2021年间,中国的住房首付比例大都在20%-35%之间,且只有两次降至20%的下限。第一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为了提振经济,当年首付比例即下调至20%,但次年经济有所企稳就立即回调至30%。第二次是2014-2015年的经济下行期,首付比也短暂下调至20%,2016年经济回暖后恢复至30%。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统计,2021年美国首套房首付比例中位数仅为6%,2022年由于美联储加息,首付比例上调至13%。欧洲房地产政策比美国保守,首付比例在15-20%,仍然低于中国。高水平的首付比显著提高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性。

财政和实体经济风险

房地产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之一来自企业的抵押贷款。至中国超过40%的银行贷款与房地产相关,包括个人按揭贷款和公司的抵押贷款。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房地产是经济周期的金融加速器。许多公司和个人用房地产做抵押物获得银行贷款,假如房价上涨,能够获得的资金更多,有助于放松金融约束。然而,假如经济衰退,房价下跌就会加剧流动性短缺,本来很小的跌幅也容易演化成金融危机。在中国信用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抵押房产是相对有效的风控,但在经济下行期的金融风险显著。使用房屋和土地或得抵押贷款的公司抗风险能力更差。Gan的研究表明,在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用土地作为抵押品的公司相比于没有抵押品的公司,投资下降的更多。这对于改进征信系统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未来能够使用大数据来做征信,不动产抵押就不再必要。

另一个和房地产相关的金融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相关。地方政府在2008年后大量举债投资于政府主导的基建、棚改等项目,但许多项目无法提供持续的回报。卖地收入是地方政府化解债务最重要的资金来源。最高峰是2020年,土地相关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为37.6%。然而,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土地出让金大幅下降,地方财政无力承担债务成本。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今年1月初,贵州遵义将156亿元的城投债展期20年,前十年仅付息不还本,贷款银行不得不接受条件恶劣的债务展期。

土地财政结束后,房地产税是将是地方财政的长期解决方案。全国性的房产税对于市场情绪有巨大影响,因此2011年在上海、重庆开展试点后,推进工作缓慢。在2021年末,中央推出房地产税试点,但由于2022年经济下行压力太大,并没有实际推行。中国的大城市和小城市房产在疫情后分化显著,大城市房产的安全资产属性增强,而小城市由于人口流失,房价下跌压力上涨。房产税推出将会对区域房价产生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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