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王卖辣条，茶颜卖面包丁，奶茶店开始卖零食自救？
发布日期：2024-11-23 08:24
刘元春 王慧
■2023年，中国经济靠投资还是靠消费，成为当下争执不下的话题。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两驾”，消费和投资是相互排斥、完全对立的吗？是否存在二者相契合的方案？
去年的基建投资增长9.4%，成为中国经济数据中的一大亮点。2023年，新老基建投资会如何表现？去年民间资本投资低迷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重新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在吸引外资方面，我国又有哪些优势和挑战？
针对上述问题，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宏观经济学家刘元春带来深度解读。
记者：“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是2023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说到扩大内需，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从历史上看，扩大内需战略曾在1998年、2008年、2015年被重点提及，本轮扩大内需的战略和之前有什么异同？
刘元春：第一个不同点在于，目前我们是在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之后面临的内需不足的问题。在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没有实现常态化的情况下，需求肯定是不正常的，因此我们要利用一些政策促推经济社会秩序的常态化，从而恢复消费和投资。
第二个不同点在于，目前世界经济进入新阶段。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美之间的冲突进入新阶段。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从过去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进入到目前的滞胀状态，尤其是2023年全球经济将进入到一个新低。
因此相比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我们目前虽然也有外需的剧烈冲击，但这种冲击是趋势性的，不是短期冲击。更重要的是，2008年我国没有面临房地产的深度调整，2015年房地产的调整也是周期性的，而2023年房地产整个行业的基础参数和盈利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因此，这一轮房地产的调整，是周期性、趋势性、政策性相叠加的产物，可能比以往调整的时间要长、程度要深、难度要大。
因此，2023年扩内需与2008年和2015年前两轮相比，所面临的问题、所叠加的冲击因素要复杂得多。这也决定了今年我国扩内需政策的着力点和力度都可能与以往会有很大差别。
至于相同之处，我认为，首先是外需均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其次，由于各种因素的冲击，房地产都出现了或深或浅的调整，从而导致内需不足成为短期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记者：您一直强调，2023中国扩大内需必须实现扩消费与扩投资的平衡。问题是，怎么平衡？如何找到消费与投资相契合的项目或者方案？
刘元春：首先，我们要理清消费下滑和投资下滑的原因。
消费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冲击导致社交隔离，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处于相对停摆状态，从而导致常态化消费场景缺失，这是一个主要矛盾。因此，短期内促进疫后消费恢复很重要。
投资下滑的核心体现在房地产的深度下滑。202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下降10%，下拉固定资产投资2.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由于信心的不足，特别是资本“躺平”，导致民间投资积极性不高，大量中小企业和服务业行业也因亏损，缺乏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
因此，要同步启动消费和投资，首先要使中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常态化，即恢复正常社会交往、经济交易。
第二，我们要通过一些政策性工具使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恢复到以往的状态，尤其要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群体给予明确补贴。对于一些投资主体也是如此，一方面要逐步改善他们的投资信心、投资预期，另一方面也要对他们的投资能力给予相应扶持。
从原因到政策，然后我们再分析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协调。这其中的协调在于：
消费是慢变量，不能太急。如果过度刺激，会导致消费替代，导致当前过度透支未来的消费，比如1月份汽车销售又有所下降。
消费政策或许可以使某个阶段的消费数据好一点，但它很有可能会产生消费替代。消费的恢复要建立在生产秩序恢复、市场循环恢复的基础上来进行政策加力，同时还要有相应的消费场景。
比如说，目前，我国依然对汽车进行大规模的消费刺激，但可能很难产生与去年同样的效果。因此，我们要为消费政策的启动寻找新载体。我们之前提出建议，这个新载体可能是以装修为主体的新一轮消费补贴、消费刺激政策。
原因很简单，住宅商品化改革是1998年，我们住房的装修周期一般是在10年至12年。从1998年到现在，24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即将迎来第二轮大装修，很多中产阶级家庭都需要装修。如果此时国家出台装修补贴政策，会对我国装修行业、家具行业等有拉动作用。
与这一政策相对应的另一个政策就是我们的房地产政策。“居者有其屋”、“房住不炒”依然是我国房地产发展战略性的落脚点。如果一个社会的盈利是靠炒房地产维系，这个国家一定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也一定不能完成大国崛起和民众福利全面改善的目标。
因此，目前房地产的启动不能仅靠居民在高负债的状况下进一步购房，而是要启动“政府轨”。政府目前应该集中力量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大量的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居民，特别是农民工阶层才能真正的市民化，这其中可以激发大量消费潜力。因为当中低收入群体能够解决住房问题、养老问题、“一老一小”问题，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享受城市文明，他们就能够放心的进行消费。
曾经有过测算，一个农民从农村进城之后，他的消费能力能够提升两倍左右。但是，如果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解决上述几大问题，他们处于城市的边缘群体，那就不可能消费。即使他们看起来像是常住居民了，也不会释放出城市化、市民化进程中相应的消费潜力。
因此，在投资和消费之间可以形成一种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方案：一方面，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有效住房，使他们能够拿出钱来装修，同时政府又给与相应的装修补贴。“衣食住行”中的“住”占消费的比重接近30%，如果我们在此发力，并且密切与房地产市场的大调整，房地产投资低迷相结合，这将会是一个“一石几鸟”的方案。
如果我们把投资和消费分开来考虑，比如说拼命修桥，拼命进行一些没有资金收益的项目，虽然在短期内能产生大量的投资需求，但是过几年就可能变成无效的产能，甚至烂尾楼。那时候，我们会发现债务进一步攀升，还本付息的压力越滚越大，经济的动力就会越来越衰竭。
因此，不是投资越多越好，而要把握动态平衡。当期的投资在未来会变成产能，未来的产能如果没有很好地转换成消费、没有转换成再下一期的投资，经济就会出现萧条。消费亦是如此，过度消费必定导致社会投资不足。
目前，我国人均GDP刚刚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离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距离还很远，我国依然处于快速赶超的阶段，这个阶段要想穷奢极欲，是不可能的。因此，消费也存在动态平衡，需要与我们的经济赶超目标相匹配。目前我们的储蓄率较高，这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我们要在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上寻找平衡点，一个是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匹配，另一个是消费和投资在动态中的平衡。
从理论上看，中长期的增长一定是靠投资、靠创新，而不是简单的靠消费。但是经济循环的动态平衡一定是要通过收入分配政策，通过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来使收入分配所形成的消费能力与供给能力具有匹配性。
这里面原理很简单，但目前大家争论得天昏地暗，非要强调哪一个很重要，实际上动态平衡是关键。
记者：每当中国经济承压时就有人呼吁基建刺激，近年来关于新基建的讨论尤其火热。我注意到，2022年的基建投资增长9.4%，成为去年中国经济数据中的一大亮点。出现这样一个亮点的原因是什么？今年新老基建投资会有怎样的表现？
刘元春：2022年是中国经济增速相对较低，有效需求不足的一年。在整个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严重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下，要想保持中国经济的增长，政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政府在促经济、促增长的过程中，它的手段是什么？是靠一些大项目的投资？产业项目的投资还是基建项目的投资？这些很重要。
从目前来看，基础建设先行是我国过去4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也是如今美国社会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中得出的重要经验。
中国通过基建拉动内需，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但同时我们也会面临着投资主体是谁，是市场来主导，还是政府来主导的问题。如果是政府主导，政府要靠什么方式来解决资金来源，解决项目的可覆盖性和项目的收益性。这里面，中国已经进行了诸多创新，达到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奇迹。
2022年11月2日，近年来，我国一些大规模基建建设和超级工程陆续竣工，使得中国被冠以“基建狂魔”的称号。如今有“黑科技”加持的“盖楼神器”——新一代住宅造楼机，在西安浐灞二路的浐灞国宸府项目进行全国“首秀”，最快3天就能建起一层楼的超强实力，将“中国速度”展现得淋漓尽致。 图源：IC photo
去年有两个很重要的转变：第一，从传统基建向新基建的转变；第二，我们用大量市场性的方式来筹措资源，让一系列优质民营企业介入其中。目前中国进行基建的方式不是过去几十年的简单延续。
基础设施有一个最基本的谚语是“路越修越远，坑越挖越深，桥越修越高”。这几句话隐含的含义是，随着基础设施的延伸，其收益肯定是递减的，成本是递增的。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整个基建的收益性和基建投资的债务要有深度的思考。
2022年全年基建投资增长9.4%，整个基建投入规模能够达到12万亿。如果我们今年还想达到9%左右的增长，新增的投入需达到1万亿，这1万亿从哪来？是我们要着重考虑的一点。这里面可以算几个很重要的账。今年我们的赤字率（预计）为3%，这意味着一般预算的赤字支出能够增长3.9万亿。另外，2023年，中国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有望达到在3.8万亿，比去年多1500亿。其中很重要的增长包括赤字率0.2个百分点的增长和经济增长速度提升所带来的效益。
其实最关键的不是简单的量的问题，而是它的质量、结构的问题。谈到结构的问题，就涉及到刚刚提及的新增3.8万亿专项债，在使用上会面临怎样的问题。此外，还涉及到3.9万亿的赤字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配的问题。不同地方的财政状况差异较大，很多地方财政难以为继，难以支撑其基础设施的进一步进展。
我认为，在讨论基础设施时，不是简单地说要不要。要是肯定的，特别是在一些新动能、高新技术、卡脖子问题上，我们要有技术的突破、产业的突破、关键零部件的突破，背后都需要大量的新基建。没有新基建，要想企业规模化运转，要想民营企业在市场化模式里愿意去投这些领域，是很难的。
因此，未来想要加速赶超，加速突破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就要求基础设施做进一步支撑，进一步提速。
记者：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强调要扩大有效投资。您认为，什么样的投资才算有效投资，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您有何建言？
刘元春：在市场经济里，有效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投资能够产生盈利，投资的收益能够覆盖成本，能够使企业有大量的创新收益。
但是从民族、国家层面看，投资是否有效取决于三个方面：是否有利于提升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整个技术的进步，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循环。它考虑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投资利润的问题，而是一个战略性目标。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相信市场的判断，市场大规模发生的投资大概率是有效的。对政府而言，需要判断一些战略性的投资。比如刚刚提到的基建问题，包括传统基建和现在大力提倡的新基建。这些投资具有战略性，与市场投资具有互补性，因此政府要进行有效投资。除了基建之外，在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突破上，也要给与大量政府性投资。
这里面也会关系到我们的一些布局，尤其是我们的新发展格局，要形成整个国民经济循环在极端状况下也能有效运转的目标。
因此，国家投资和企业投资的准则会有一定差别。政府投资的有效性取决于国家对于整体形势的判断和战略的有效性，市场投资很重要的是企业能否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息做有效解读，从而形成企业的营运能力。
有效投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一方面，是要相信市场，另一方面，国家必须进行战略性的布局。
记者：我们国家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一半以上，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2022年，我国民间投资仅同比增长0.9%，您认为民间资本投资低迷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重新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
刘元春：这个问题很好。民间投资低迷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单纯从结构上讲，影响民间投资低迷的第一大因素是房地产投资。
大量的房地产投资都是民营企业开发的，同时大量房地产的购买者是老百姓。房地产投资实际上占整体投资比重接近30%，也占民间投资的40%-50%。房地产深度调整，肯定导致我们房地产投资不畅。
房地产出现问题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政策性的因素，“三道红线”、降杠杆太猛；第二，周期性的因素，中国的房地产基本上是7-8年一个小周期；第三，趋势性的因素，由于人口、城市化率等基础参数变化导致的。因此，要解决房地产投资低迷的问题，单纯靠一项政策是不可能完成的。
影响民间投资低迷的第二个原因是第三产业，尤其是与疫情相关联的、接触性服务业的低迷。比如说，餐饮业、旅游业，很多店都要倒闭了，他们怎么可能投资？要想恢复这类投资，首先，社会秩序、经济交往要常态化，否则大家都不出门吃饭了就无法弥补这部分投资。因此，要快速修复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
第三，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中小企业压力很大，如何快速帮助他们修复资产负债表，也是我们投资修复的重点任务之一。
除此之外，民间制造业投资下降得也很厉害，原因是大家对于出口的预期也很低迷。中国经济增长往往是出口投资驱动的，出口越好，外向型企业投资也会好。这一部分可能需要国家出台一些政策性的补贴。
民间投资不足还与信心低迷、民营资本“躺平”密切关联，因为大家对于未来的政策环境，未来国资、民资之间的战略定位还有很多疑虑。尤其是2020年10月份以后，围绕着平台经济、围绕着一些资本进入非经济领域所产生的各种乱象和对于资本无序发展的整顿，产生了诸多讨论。
目前，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将民资和国资的平等性落地，同时要求一些“绿灯”案例做出样板，引领资本信心回归。这方面随着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的重要指示，正在逐渐缓和。
但大家一定要看到，信心的缓和、预期的改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有一定的耐心。更为重要的是，当资本预期未来的收益较差，就不会投资，所以我们还得通过扩大内需、通过扶持民营经济，通过加速中国经济复苏进程，使得民营资本在经营中有收益、在投资中有方向、在发展中有信心。
我们要把这几件事情持续做出来，即将进行的“两会”会在相应的政策落地上进一步提出一些新举措。
我认为，在民营投资这个问题上，信心的扭转需要经济的改善，也需要我们在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落实中性竞争的政策上持续推进，给与大家稳定的预期。这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靠某一项政策、某一个举措、某一两句话就能改善的。它是个系统工程，我们也不能着急。
同时我认为，市场主体也应该通过正确解读二十大，解读目前党和国家的一些政策和未来的走向，来科学研判未来的投资环境。
记者：您之前提到，在全球滞胀的环境中，中国经济的持续复苏，将会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全球投资的目的地。2023年，在吸引外资方面我国有哪些优势，又存在哪些挑战？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改进？
刘元春：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列为今年经济工作五项重点任务之一。商务部和发改委也出台了进一步吸引外资的新举措，在整个投资规则、投资环境、投资领域推出了很多举措。
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在进一步全面开放的进程中，一定会为外资创造更好、更公平的投资环境。同时，中国是一个超大经济体，拥有超大市场规模，一定会吸引相应的外资进入。过去一两年里，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备，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目前，可能引发外资波动的因素是美国对中国经济的遏制，美国通过出台《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进一步强化其“小院高墙”的战略，从而限制一些资本向中国流动。
对此，我国必须进行一系列反制。在这些反制中，很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依然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我们的生产能力依然建立在全球最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上。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也要通过“友岸”、“近岸”的外包活动，打造新的合作平台，来对冲目前国际环境的冲击。
在这上面，我们要有一些战略性的思路：一方面，要通过中国大市场的构建和中国大市场的开放来吸引外资，通过营商环境的改善，进一步应对欧美的变化；另一方面，要从战略角度对欧美的反制进行积极破题。比如，中欧投资协定要有新举措；整个东亚围绕自贸和投资协定要有新举措；依靠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投资上也要有新举措；在WTO框架下如何提升规则性、制度性的开放。这些方面国家已经进行了很多布局。
很多学者经常惊呼外资出逃，很多生产线、供应链撤离会带来格局的进一步变化，从而提出很多悲观的想法。我觉得，这些判断是要很好地进行反思的。
在过去20多年里，欧美很多专家都说中国会崩溃，同时也有大量的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产生怀疑，但是来来回回，大家依然会看到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强大所形成的力量。
因此，在吸引外资上，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战略定位，不能乱，也不能为了吸引外资而吸引外资。中国要想真正的强大，一定要扎根国内大循环，将高效运转作为基本盘，而不是简单地按照过去的战略理念进行自然延伸。
我认为，我们要在吸引外资上下苦功夫，要在对冲对欧美的遏制战略上有所安排，还要在我们整体发展的信心上树立一个很好的基准点。■
去年的基建投资增长9.4%，成为中国经济数据中的一大亮点。2023年，新老基建投资会如何表现？去年民间资本投资低迷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重新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在吸引外资方面，我国又有哪些优势和挑战？
针对上述问题，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宏观经济学家刘元春带来深度解读。
记者：“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是2023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说到扩大内需，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从历史上看，扩大内需战略曾在1998年、2008年、2015年被重点提及，本轮扩大内需的战略和之前有什么异同？
刘元春：第一个不同点在于，目前我们是在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之后面临的内需不足的问题。在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没有实现常态化的情况下，需求肯定是不正常的，因此我们要利用一些政策促推经济社会秩序的常态化，从而恢复消费和投资。
第二个不同点在于，目前世界经济进入新阶段。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美之间的冲突进入新阶段。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从过去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进入到目前的滞胀状态，尤其是2023年全球经济将进入到一个新低。
因此相比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我们目前虽然也有外需的剧烈冲击，但这种冲击是趋势性的，不是短期冲击。更重要的是，2008年我国没有面临房地产的深度调整，2015年房地产的调整也是周期性的，而2023年房地产整个行业的基础参数和盈利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因此，这一轮房地产的调整，是周期性、趋势性、政策性相叠加的产物，可能比以往调整的时间要长、程度要深、难度要大。
因此，2023年扩内需与2008年和2015年前两轮相比，所面临的问题、所叠加的冲击因素要复杂得多。这也决定了今年我国扩内需政策的着力点和力度都可能与以往会有很大差别。
至于相同之处，我认为，首先是外需均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其次，由于各种因素的冲击，房地产都出现了或深或浅的调整，从而导致内需不足成为短期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记者：您一直强调，2023中国扩大内需必须实现扩消费与扩投资的平衡。问题是，怎么平衡？如何找到消费与投资相契合的项目或者方案？
刘元春：首先，我们要理清消费下滑和投资下滑的原因。
消费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冲击导致社交隔离，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处于相对停摆状态，从而导致常态化消费场景缺失，这是一个主要矛盾。因此，短期内促进疫后消费恢复很重要。
投资下滑的核心体现在房地产的深度下滑。202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下降10%，下拉固定资产投资2.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由于信心的不足，特别是资本“躺平”，导致民间投资积极性不高，大量中小企业和服务业行业也因亏损，缺乏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
因此，要同步启动消费和投资，首先要使中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常态化，即恢复正常社会交往、经济交易。
第二，我们要通过一些政策性工具使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恢复到以往的状态，尤其要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群体给予明确补贴。对于一些投资主体也是如此，一方面要逐步改善他们的投资信心、投资预期，另一方面也要对他们的投资能力给予相应扶持。
从原因到政策，然后我们再分析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协调。这其中的协调在于：
消费是慢变量，不能太急。如果过度刺激，会导致消费替代，导致当前过度透支未来的消费，比如1月份汽车销售又有所下降。
消费政策或许可以使某个阶段的消费数据好一点，但它很有可能会产生消费替代。消费的恢复要建立在生产秩序恢复、市场循环恢复的基础上来进行政策加力，同时还要有相应的消费场景。
比如说，目前，我国依然对汽车进行大规模的消费刺激，但可能很难产生与去年同样的效果。因此，我们要为消费政策的启动寻找新载体。我们之前提出建议，这个新载体可能是以装修为主体的新一轮消费补贴、消费刺激政策。
原因很简单，住宅商品化改革是1998年，我们住房的装修周期一般是在10年至12年。从1998年到现在，24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即将迎来第二轮大装修，很多中产阶级家庭都需要装修。如果此时国家出台装修补贴政策，会对我国装修行业、家具行业等有拉动作用。
与这一政策相对应的另一个政策就是我们的房地产政策。“居者有其屋”、“房住不炒”依然是我国房地产发展战略性的落脚点。如果一个社会的盈利是靠炒房地产维系，这个国家一定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也一定不能完成大国崛起和民众福利全面改善的目标。
因此，目前房地产的启动不能仅靠居民在高负债的状况下进一步购房，而是要启动“政府轨”。政府目前应该集中力量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大量的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居民，特别是农民工阶层才能真正的市民化，这其中可以激发大量消费潜力。因为当中低收入群体能够解决住房问题、养老问题、“一老一小”问题，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享受城市文明，他们就能够放心的进行消费。
曾经有过测算，一个农民从农村进城之后，他的消费能力能够提升两倍左右。但是，如果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解决上述几大问题，他们处于城市的边缘群体，那就不可能消费。即使他们看起来像是常住居民了，也不会释放出城市化、市民化进程中相应的消费潜力。
因此，在投资和消费之间可以形成一种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方案：一方面，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有效住房，使他们能够拿出钱来装修，同时政府又给与相应的装修补贴。“衣食住行”中的“住”占消费的比重接近30%，如果我们在此发力，并且密切与房地产市场的大调整，房地产投资低迷相结合，这将会是一个“一石几鸟”的方案。
如果我们把投资和消费分开来考虑，比如说拼命修桥，拼命进行一些没有资金收益的项目，虽然在短期内能产生大量的投资需求，但是过几年就可能变成无效的产能，甚至烂尾楼。那时候，我们会发现债务进一步攀升，还本付息的压力越滚越大，经济的动力就会越来越衰竭。
因此，不是投资越多越好，而要把握动态平衡。当期的投资在未来会变成产能，未来的产能如果没有很好地转换成消费、没有转换成再下一期的投资，经济就会出现萧条。消费亦是如此，过度消费必定导致社会投资不足。
目前，我国人均GDP刚刚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离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距离还很远，我国依然处于快速赶超的阶段，这个阶段要想穷奢极欲，是不可能的。因此，消费也存在动态平衡，需要与我们的经济赶超目标相匹配。目前我们的储蓄率较高，这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我们要在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上寻找平衡点，一个是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匹配，另一个是消费和投资在动态中的平衡。
从理论上看，中长期的增长一定是靠投资、靠创新，而不是简单的靠消费。但是经济循环的动态平衡一定是要通过收入分配政策，通过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来使收入分配所形成的消费能力与供给能力具有匹配性。
这里面原理很简单，但目前大家争论得天昏地暗，非要强调哪一个很重要，实际上动态平衡是关键。
记者：每当中国经济承压时就有人呼吁基建刺激，近年来关于新基建的讨论尤其火热。我注意到，2022年的基建投资增长9.4%，成为去年中国经济数据中的一大亮点。出现这样一个亮点的原因是什么？今年新老基建投资会有怎样的表现？
刘元春：2022年是中国经济增速相对较低，有效需求不足的一年。在整个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严重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下，要想保持中国经济的增长，政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政府在促经济、促增长的过程中，它的手段是什么？是靠一些大项目的投资？产业项目的投资还是基建项目的投资？这些很重要。
从目前来看，基础建设先行是我国过去4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也是如今美国社会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中得出的重要经验。
中国通过基建拉动内需，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但同时我们也会面临着投资主体是谁，是市场来主导，还是政府来主导的问题。如果是政府主导，政府要靠什么方式来解决资金来源，解决项目的可覆盖性和项目的收益性。这里面，中国已经进行了诸多创新，达到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奇迹。
2022年11月2日，近年来，我国一些大规模基建建设和超级工程陆续竣工，使得中国被冠以“基建狂魔”的称号。如今有“黑科技”加持的“盖楼神器”——新一代住宅造楼机，在西安浐灞二路的浐灞国宸府项目进行全国“首秀”，最快3天就能建起一层楼的超强实力，将“中国速度”展现得淋漓尽致。 图源：IC photo
去年有两个很重要的转变：第一，从传统基建向新基建的转变；第二，我们用大量市场性的方式来筹措资源，让一系列优质民营企业介入其中。目前中国进行基建的方式不是过去几十年的简单延续。
基础设施有一个最基本的谚语是“路越修越远，坑越挖越深，桥越修越高”。这几句话隐含的含义是，随着基础设施的延伸，其收益肯定是递减的，成本是递增的。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整个基建的收益性和基建投资的债务要有深度的思考。
2022年全年基建投资增长9.4%，整个基建投入规模能够达到12万亿。如果我们今年还想达到9%左右的增长，新增的投入需达到1万亿，这1万亿从哪来？是我们要着重考虑的一点。这里面可以算几个很重要的账。今年我们的赤字率（预计）为3%，这意味着一般预算的赤字支出能够增长3.9万亿。另外，2023年，中国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有望达到在3.8万亿，比去年多1500亿。其中很重要的增长包括赤字率0.2个百分点的增长和经济增长速度提升所带来的效益。
其实最关键的不是简单的量的问题，而是它的质量、结构的问题。谈到结构的问题，就涉及到刚刚提及的新增3.8万亿专项债，在使用上会面临怎样的问题。此外，还涉及到3.9万亿的赤字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配的问题。不同地方的财政状况差异较大，很多地方财政难以为继，难以支撑其基础设施的进一步进展。
我认为，在讨论基础设施时，不是简单地说要不要。要是肯定的，特别是在一些新动能、高新技术、卡脖子问题上，我们要有技术的突破、产业的突破、关键零部件的突破，背后都需要大量的新基建。没有新基建，要想企业规模化运转，要想民营企业在市场化模式里愿意去投这些领域，是很难的。
因此，未来想要加速赶超，加速突破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就要求基础设施做进一步支撑，进一步提速。
记者：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强调要扩大有效投资。您认为，什么样的投资才算有效投资，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您有何建言？
刘元春：在市场经济里，有效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投资能够产生盈利，投资的收益能够覆盖成本，能够使企业有大量的创新收益。
但是从民族、国家层面看，投资是否有效取决于三个方面：是否有利于提升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整个技术的进步，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循环。它考虑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投资利润的问题，而是一个战略性目标。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相信市场的判断，市场大规模发生的投资大概率是有效的。对政府而言，需要判断一些战略性的投资。比如刚刚提到的基建问题，包括传统基建和现在大力提倡的新基建。这些投资具有战略性，与市场投资具有互补性，因此政府要进行有效投资。除了基建之外，在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突破上，也要给与大量政府性投资。
这里面也会关系到我们的一些布局，尤其是我们的新发展格局，要形成整个国民经济循环在极端状况下也能有效运转的目标。
因此，国家投资和企业投资的准则会有一定差别。政府投资的有效性取决于国家对于整体形势的判断和战略的有效性，市场投资很重要的是企业能否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息做有效解读，从而形成企业的营运能力。
有效投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一方面，是要相信市场，另一方面，国家必须进行战略性的布局。
记者：我们国家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一半以上，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2022年，我国民间投资仅同比增长0.9%，您认为民间资本投资低迷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重新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
刘元春：这个问题很好。民间投资低迷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单纯从结构上讲，影响民间投资低迷的第一大因素是房地产投资。
大量的房地产投资都是民营企业开发的，同时大量房地产的购买者是老百姓。房地产投资实际上占整体投资比重接近30%，也占民间投资的40%-50%。房地产深度调整，肯定导致我们房地产投资不畅。
房地产出现问题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政策性的因素，“三道红线”、降杠杆太猛；第二，周期性的因素，中国的房地产基本上是7-8年一个小周期；第三，趋势性的因素，由于人口、城市化率等基础参数变化导致的。因此，要解决房地产投资低迷的问题，单纯靠一项政策是不可能完成的。
影响民间投资低迷的第二个原因是第三产业，尤其是与疫情相关联的、接触性服务业的低迷。比如说，餐饮业、旅游业，很多店都要倒闭了，他们怎么可能投资？要想恢复这类投资，首先，社会秩序、经济交往要常态化，否则大家都不出门吃饭了就无法弥补这部分投资。因此，要快速修复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
第三，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中小企业压力很大，如何快速帮助他们修复资产负债表，也是我们投资修复的重点任务之一。
除此之外，民间制造业投资下降得也很厉害，原因是大家对于出口的预期也很低迷。中国经济增长往往是出口投资驱动的，出口越好，外向型企业投资也会好。这一部分可能需要国家出台一些政策性的补贴。
民间投资不足还与信心低迷、民营资本“躺平”密切关联，因为大家对于未来的政策环境，未来国资、民资之间的战略定位还有很多疑虑。尤其是2020年10月份以后，围绕着平台经济、围绕着一些资本进入非经济领域所产生的各种乱象和对于资本无序发展的整顿，产生了诸多讨论。
目前，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将民资和国资的平等性落地，同时要求一些“绿灯”案例做出样板，引领资本信心回归。这方面随着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的重要指示，正在逐渐缓和。
但大家一定要看到，信心的缓和、预期的改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有一定的耐心。更为重要的是，当资本预期未来的收益较差，就不会投资，所以我们还得通过扩大内需、通过扶持民营经济，通过加速中国经济复苏进程，使得民营资本在经营中有收益、在投资中有方向、在发展中有信心。
我们要把这几件事情持续做出来，即将进行的“两会”会在相应的政策落地上进一步提出一些新举措。
我认为，在民营投资这个问题上，信心的扭转需要经济的改善，也需要我们在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落实中性竞争的政策上持续推进，给与大家稳定的预期。这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靠某一项政策、某一个举措、某一两句话就能改善的。它是个系统工程，我们也不能着急。
同时我认为，市场主体也应该通过正确解读二十大，解读目前党和国家的一些政策和未来的走向，来科学研判未来的投资环境。
记者：您之前提到，在全球滞胀的环境中，中国经济的持续复苏，将会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全球投资的目的地。2023年，在吸引外资方面我国有哪些优势，又存在哪些挑战？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改进？
刘元春：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列为今年经济工作五项重点任务之一。商务部和发改委也出台了进一步吸引外资的新举措，在整个投资规则、投资环境、投资领域推出了很多举措。
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在进一步全面开放的进程中，一定会为外资创造更好、更公平的投资环境。同时，中国是一个超大经济体，拥有超大市场规模，一定会吸引相应的外资进入。过去一两年里，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备，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目前，可能引发外资波动的因素是美国对中国经济的遏制，美国通过出台《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进一步强化其“小院高墙”的战略，从而限制一些资本向中国流动。
对此，我国必须进行一系列反制。在这些反制中，很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依然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我们的生产能力依然建立在全球最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上。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也要通过“友岸”、“近岸”的外包活动，打造新的合作平台，来对冲目前国际环境的冲击。
在这上面，我们要有一些战略性的思路：一方面，要通过中国大市场的构建和中国大市场的开放来吸引外资，通过营商环境的改善，进一步应对欧美的变化；另一方面，要从战略角度对欧美的反制进行积极破题。比如，中欧投资协定要有新举措；整个东亚围绕自贸和投资协定要有新举措；依靠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投资上也要有新举措；在WTO框架下如何提升规则性、制度性的开放。这些方面国家已经进行了很多布局。
很多学者经常惊呼外资出逃，很多生产线、供应链撤离会带来格局的进一步变化，从而提出很多悲观的想法。我觉得，这些判断是要很好地进行反思的。
在过去20多年里，欧美很多专家都说中国会崩溃，同时也有大量的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产生怀疑，但是来来回回，大家依然会看到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强大所形成的力量。
因此，在吸引外资上，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战略定位，不能乱，也不能为了吸引外资而吸引外资。中国要想真正的强大，一定要扎根国内大循环，将高效运转作为基本盘，而不是简单地按照过去的战略理念进行自然延伸。
我认为，我们要在吸引外资上下苦功夫，要在对冲对欧美的遏制战略上有所安排，还要在我们整体发展的信心上树立一个很好的基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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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05 09:56
商业与经济
消费投资哪个重要？这有个“一石几鸟”的方案
消费投资哪个重要？这有个“一石几鸟”的方案
中长期增长一定是靠投资、靠创新，而不是简单靠消费。但经济循环的动态平衡一定要通过收入分配政策、通过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来使收入分配所形成的消费能力与供给能力相匹配。原理很简单，但大家争得天昏地暗，非要强调哪一个很重要，实际上动态平衡是关键。
刘元春 王慧
■2023年，中国经济靠投资还是靠消费，成为当下争执不下的话题。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两驾”，消费和投资是相互排斥、完全对立的吗？是否存在二者相契合的方案？
去年的基建投资增长9.4%，成为中国经济数据中的一大亮点。2023年，新老基建投资会如何表现？去年民间资本投资低迷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重新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在吸引外资方面，我国又有哪些优势和挑战？
针对上述问题，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宏观经济学家刘元春带来深度解读。
记者：“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是2023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说到扩大内需，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从历史上看，扩大内需战略曾在1998年、2008年、2015年被重点提及，本轮扩大内需的战略和之前有什么异同？
刘元春：第一个不同点在于，目前我们是在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之后面临的内需不足的问题。在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没有实现常态化的情况下，需求肯定是不正常的，因此我们要利用一些政策促推经济社会秩序的常态化，从而恢复消费和投资。
第二个不同点在于，目前世界经济进入新阶段。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美之间的冲突进入新阶段。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从过去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进入到目前的滞胀状态，尤其是2023年全球经济将进入到一个新低。
因此相比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我们目前虽然也有外需的剧烈冲击，但这种冲击是趋势性的，不是短期冲击。更重要的是，2008年我国没有面临房地产的深度调整，2015年房地产的调整也是周期性的，而2023年房地产整个行业的基础参数和盈利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因此，这一轮房地产的调整，是周期性、趋势性、政策性相叠加的产物，可能比以往调整的时间要长、程度要深、难度要大。
因此，2023年扩内需与2008年和2015年前两轮相比，所面临的问题、所叠加的冲击因素要复杂得多。这也决定了今年我国扩内需政策的着力点和力度都可能与以往会有很大差别。
至于相同之处，我认为，首先是外需均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其次，由于各种因素的冲击，房地产都出现了或深或浅的调整，从而导致内需不足成为短期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记者：您一直强调，2023中国扩大内需必须实现扩消费与扩投资的平衡。问题是，怎么平衡？如何找到消费与投资相契合的项目或者方案？
刘元春：首先，我们要理清消费下滑和投资下滑的原因。
消费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冲击导致社交隔离，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处于相对停摆状态，从而导致常态化消费场景缺失，这是一个主要矛盾。因此，短期内促进疫后消费恢复很重要。
投资下滑的核心体现在房地产的深度下滑。202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下降10%，下拉固定资产投资2.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由于信心的不足，特别是资本“躺平”，导致民间投资积极性不高，大量中小企业和服务业行业也因亏损，缺乏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
因此，要同步启动消费和投资，首先要使中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常态化，即恢复正常社会交往、经济交易。
第二，我们要通过一些政策性工具使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恢复到以往的状态，尤其要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群体给予明确补贴。对于一些投资主体也是如此，一方面要逐步改善他们的投资信心、投资预期，另一方面也要对他们的投资能力给予相应扶持。
从原因到政策，然后我们再分析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协调。这其中的协调在于：
消费是慢变量，不能太急。如果过度刺激，会导致消费替代，导致当前过度透支未来的消费，比如1月份汽车销售又有所下降。
消费政策或许可以使某个阶段的消费数据好一点，但它很有可能会产生消费替代。消费的恢复要建立在生产秩序恢复、市场循环恢复的基础上来进行政策加力，同时还要有相应的消费场景。
比如说，目前，我国依然对汽车进行大规模的消费刺激，但可能很难产生与去年同样的效果。因此，我们要为消费政策的启动寻找新载体。我们之前提出建议，这个新载体可能是以装修为主体的新一轮消费补贴、消费刺激政策。
原因很简单，住宅商品化改革是1998年，我们住房的装修周期一般是在10年至12年。从1998年到现在，24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即将迎来第二轮大装修，很多中产阶级家庭都需要装修。如果此时国家出台装修补贴政策，会对我国装修行业、家具行业等有拉动作用。
与这一政策相对应的另一个政策就是我们的房地产政策。“居者有其屋”、“房住不炒”依然是我国房地产发展战略性的落脚点。如果一个社会的盈利是靠炒房地产维系，这个国家一定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也一定不能完成大国崛起和民众福利全面改善的目标。
因此，目前房地产的启动不能仅靠居民在高负债的状况下进一步购房，而是要启动“政府轨”。政府目前应该集中力量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大量的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居民，特别是农民工阶层才能真正的市民化，这其中可以激发大量消费潜力。因为当中低收入群体能够解决住房问题、养老问题、“一老一小”问题，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享受城市文明，他们就能够放心的进行消费。
曾经有过测算，一个农民从农村进城之后，他的消费能力能够提升两倍左右。但是，如果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解决上述几大问题，他们处于城市的边缘群体，那就不可能消费。即使他们看起来像是常住居民了，也不会释放出城市化、市民化进程中相应的消费潜力。
因此，在投资和消费之间可以形成一种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方案：一方面，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有效住房，使他们能够拿出钱来装修，同时政府又给与相应的装修补贴。“衣食住行”中的“住”占消费的比重接近30%，如果我们在此发力，并且密切与房地产市场的大调整，房地产投资低迷相结合，这将会是一个“一石几鸟”的方案。
如果我们把投资和消费分开来考虑，比如说拼命修桥，拼命进行一些没有资金收益的项目，虽然在短期内能产生大量的投资需求，但是过几年就可能变成无效的产能，甚至烂尾楼。那时候，我们会发现债务进一步攀升，还本付息的压力越滚越大，经济的动力就会越来越衰竭。
因此，不是投资越多越好，而要把握动态平衡。当期的投资在未来会变成产能，未来的产能如果没有很好地转换成消费、没有转换成再下一期的投资，经济就会出现萧条。消费亦是如此，过度消费必定导致社会投资不足。
目前，我国人均GDP刚刚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离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距离还很远，我国依然处于快速赶超的阶段，这个阶段要想穷奢极欲，是不可能的。因此，消费也存在动态平衡，需要与我们的经济赶超目标相匹配。目前我们的储蓄率较高，这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我们要在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上寻找平衡点，一个是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匹配，另一个是消费和投资在动态中的平衡。
从理论上看，中长期的增长一定是靠投资、靠创新，而不是简单的靠消费。但是经济循环的动态平衡一定是要通过收入分配政策，通过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来使收入分配所形成的消费能力与供给能力具有匹配性。
这里面原理很简单，但目前大家争论得天昏地暗，非要强调哪一个很重要，实际上动态平衡是关键。
记者：每当中国经济承压时就有人呼吁基建刺激，近年来关于新基建的讨论尤其火热。我注意到，2022年的基建投资增长9.4%，成为去年中国经济数据中的一大亮点。出现这样一个亮点的原因是什么？今年新老基建投资会有怎样的表现？
刘元春：2022年是中国经济增速相对较低，有效需求不足的一年。在整个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严重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下，要想保持中国经济的增长，政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政府在促经济、促增长的过程中，它的手段是什么？是靠一些大项目的投资？产业项目的投资还是基建项目的投资？这些很重要。
从目前来看，基础建设先行是我国过去4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也是如今美国社会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中得出的重要经验。
中国通过基建拉动内需，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但同时我们也会面临着投资主体是谁，是市场来主导，还是政府来主导的问题。如果是政府主导，政府要靠什么方式来解决资金来源，解决项目的可覆盖性和项目的收益性。这里面，中国已经进行了诸多创新，达到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奇迹。
2022年11月2日，近年来，我国一些大规模基建建设和超级工程陆续竣工，使得中国被冠以“基建狂魔”的称号。如今有“黑科技”加持的“盖楼神器”——新一代住宅造楼机，在西安浐灞二路的浐灞国宸府项目进行全国“首秀”，最快3天就能建起一层楼的超强实力，将“中国速度”展现得淋漓尽致。 图源：IC photo
去年有两个很重要的转变：第一，从传统基建向新基建的转变；第二，我们用大量市场性的方式来筹措资源，让一系列优质民营企业介入其中。目前中国进行基建的方式不是过去几十年的简单延续。
基础设施有一个最基本的谚语是“路越修越远，坑越挖越深，桥越修越高”。这几句话隐含的含义是，随着基础设施的延伸，其收益肯定是递减的，成本是递增的。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整个基建的收益性和基建投资的债务要有深度的思考。
2022年全年基建投资增长9.4%，整个基建投入规模能够达到12万亿。如果我们今年还想达到9%左右的增长，新增的投入需达到1万亿，这1万亿从哪来？是我们要着重考虑的一点。这里面可以算几个很重要的账。今年我们的赤字率（预计）为3%，这意味着一般预算的赤字支出能够增长3.9万亿。另外，2023年，中国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有望达到在3.8万亿，比去年多1500亿。其中很重要的增长包括赤字率0.2个百分点的增长和经济增长速度提升所带来的效益。
其实最关键的不是简单的量的问题，而是它的质量、结构的问题。谈到结构的问题，就涉及到刚刚提及的新增3.8万亿专项债，在使用上会面临怎样的问题。此外，还涉及到3.9万亿的赤字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配的问题。不同地方的财政状况差异较大，很多地方财政难以为继，难以支撑其基础设施的进一步进展。
我认为，在讨论基础设施时，不是简单地说要不要。要是肯定的，特别是在一些新动能、高新技术、卡脖子问题上，我们要有技术的突破、产业的突破、关键零部件的突破，背后都需要大量的新基建。没有新基建，要想企业规模化运转，要想民营企业在市场化模式里愿意去投这些领域，是很难的。
因此，未来想要加速赶超，加速突破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就要求基础设施做进一步支撑，进一步提速。
记者：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强调要扩大有效投资。您认为，什么样的投资才算有效投资，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您有何建言？
刘元春：在市场经济里，有效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投资能够产生盈利，投资的收益能够覆盖成本，能够使企业有大量的创新收益。
但是从民族、国家层面看，投资是否有效取决于三个方面：是否有利于提升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整个技术的进步，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循环。它考虑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投资利润的问题，而是一个战略性目标。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相信市场的判断，市场大规模发生的投资大概率是有效的。对政府而言，需要判断一些战略性的投资。比如刚刚提到的基建问题，包括传统基建和现在大力提倡的新基建。这些投资具有战略性，与市场投资具有互补性，因此政府要进行有效投资。除了基建之外，在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突破上，也要给与大量政府性投资。
这里面也会关系到我们的一些布局，尤其是我们的新发展格局，要形成整个国民经济循环在极端状况下也能有效运转的目标。
因此，国家投资和企业投资的准则会有一定差别。政府投资的有效性取决于国家对于整体形势的判断和战略的有效性，市场投资很重要的是企业能否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息做有效解读，从而形成企业的营运能力。
有效投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一方面，是要相信市场，另一方面，国家必须进行战略性的布局。
记者：我们国家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一半以上，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2022年，我国民间投资仅同比增长0.9%，您认为民间资本投资低迷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重新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
刘元春：这个问题很好。民间投资低迷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单纯从结构上讲，影响民间投资低迷的第一大因素是房地产投资。
大量的房地产投资都是民营企业开发的，同时大量房地产的购买者是老百姓。房地产投资实际上占整体投资比重接近30%，也占民间投资的40%-50%。房地产深度调整，肯定导致我们房地产投资不畅。
房地产出现问题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政策性的因素，“三道红线”、降杠杆太猛；第二，周期性的因素，中国的房地产基本上是7-8年一个小周期；第三，趋势性的因素，由于人口、城市化率等基础参数变化导致的。因此，要解决房地产投资低迷的问题，单纯靠一项政策是不可能完成的。
影响民间投资低迷的第二个原因是第三产业，尤其是与疫情相关联的、接触性服务业的低迷。比如说，餐饮业、旅游业，很多店都要倒闭了，他们怎么可能投资？要想恢复这类投资，首先，社会秩序、经济交往要常态化，否则大家都不出门吃饭了就无法弥补这部分投资。因此，要快速修复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
第三，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中小企业压力很大，如何快速帮助他们修复资产负债表，也是我们投资修复的重点任务之一。
除此之外，民间制造业投资下降得也很厉害，原因是大家对于出口的预期也很低迷。中国经济增长往往是出口投资驱动的，出口越好，外向型企业投资也会好。这一部分可能需要国家出台一些政策性的补贴。
民间投资不足还与信心低迷、民营资本“躺平”密切关联，因为大家对于未来的政策环境，未来国资、民资之间的战略定位还有很多疑虑。尤其是2020年10月份以后，围绕着平台经济、围绕着一些资本进入非经济领域所产生的各种乱象和对于资本无序发展的整顿，产生了诸多讨论。
目前，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将民资和国资的平等性落地，同时要求一些“绿灯”案例做出样板，引领资本信心回归。这方面随着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的重要指示，正在逐渐缓和。
但大家一定要看到，信心的缓和、预期的改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有一定的耐心。更为重要的是，当资本预期未来的收益较差，就不会投资，所以我们还得通过扩大内需、通过扶持民营经济，通过加速中国经济复苏进程，使得民营资本在经营中有收益、在投资中有方向、在发展中有信心。
我们要把这几件事情持续做出来，即将进行的“两会”会在相应的政策落地上进一步提出一些新举措。
我认为，在民营投资这个问题上，信心的扭转需要经济的改善，也需要我们在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落实中性竞争的政策上持续推进，给与大家稳定的预期。这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靠某一项政策、某一个举措、某一两句话就能改善的。它是个系统工程，我们也不能着急。
同时我认为，市场主体也应该通过正确解读二十大，解读目前党和国家的一些政策和未来的走向，来科学研判未来的投资环境。
记者：您之前提到，在全球滞胀的环境中，中国经济的持续复苏，将会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全球投资的目的地。2023年，在吸引外资方面我国有哪些优势，又存在哪些挑战？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改进？
刘元春：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列为今年经济工作五项重点任务之一。商务部和发改委也出台了进一步吸引外资的新举措，在整个投资规则、投资环境、投资领域推出了很多举措。
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在进一步全面开放的进程中，一定会为外资创造更好、更公平的投资环境。同时，中国是一个超大经济体，拥有超大市场规模，一定会吸引相应的外资进入。过去一两年里，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备，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目前，可能引发外资波动的因素是美国对中国经济的遏制，美国通过出台《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进一步强化其“小院高墙”的战略，从而限制一些资本向中国流动。
对此，我国必须进行一系列反制。在这些反制中，很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依然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我们的生产能力依然建立在全球最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上。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也要通过“友岸”、“近岸”的外包活动，打造新的合作平台，来对冲目前国际环境的冲击。
在这上面，我们要有一些战略性的思路：一方面，要通过中国大市场的构建和中国大市场的开放来吸引外资，通过营商环境的改善，进一步应对欧美的变化；另一方面，要从战略角度对欧美的反制进行积极破题。比如，中欧投资协定要有新举措；整个东亚围绕自贸和投资协定要有新举措；依靠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投资上也要有新举措；在WTO框架下如何提升规则性、制度性的开放。这些方面国家已经进行了很多布局。
很多学者经常惊呼外资出逃，很多生产线、供应链撤离会带来格局的进一步变化，从而提出很多悲观的想法。我觉得，这些判断是要很好地进行反思的。
在过去20多年里，欧美很多专家都说中国会崩溃，同时也有大量的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产生怀疑，但是来来回回，大家依然会看到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强大所形成的力量。
因此，在吸引外资上，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战略定位，不能乱，也不能为了吸引外资而吸引外资。中国要想真正的强大，一定要扎根国内大循环，将高效运转作为基本盘，而不是简单地按照过去的战略理念进行自然延伸。
我认为，我们要在吸引外资上下苦功夫，要在对冲对欧美的遏制战略上有所安排，还要在我们整体发展的信心上树立一个很好的基准点。■
去年的基建投资增长9.4%，成为中国经济数据中的一大亮点。2023年，新老基建投资会如何表现？去年民间资本投资低迷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重新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在吸引外资方面，我国又有哪些优势和挑战？
针对上述问题，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宏观经济学家刘元春带来深度解读。
记者：“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是2023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说到扩大内需，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从历史上看，扩大内需战略曾在1998年、2008年、2015年被重点提及，本轮扩大内需的战略和之前有什么异同？
刘元春：第一个不同点在于，目前我们是在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之后面临的内需不足的问题。在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没有实现常态化的情况下，需求肯定是不正常的，因此我们要利用一些政策促推经济社会秩序的常态化，从而恢复消费和投资。
第二个不同点在于，目前世界经济进入新阶段。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美之间的冲突进入新阶段。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从过去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进入到目前的滞胀状态，尤其是2023年全球经济将进入到一个新低。
因此相比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我们目前虽然也有外需的剧烈冲击，但这种冲击是趋势性的，不是短期冲击。更重要的是，2008年我国没有面临房地产的深度调整，2015年房地产的调整也是周期性的，而2023年房地产整个行业的基础参数和盈利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因此，这一轮房地产的调整，是周期性、趋势性、政策性相叠加的产物，可能比以往调整的时间要长、程度要深、难度要大。
因此，2023年扩内需与2008年和2015年前两轮相比，所面临的问题、所叠加的冲击因素要复杂得多。这也决定了今年我国扩内需政策的着力点和力度都可能与以往会有很大差别。
至于相同之处，我认为，首先是外需均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其次，由于各种因素的冲击，房地产都出现了或深或浅的调整，从而导致内需不足成为短期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记者：您一直强调，2023中国扩大内需必须实现扩消费与扩投资的平衡。问题是，怎么平衡？如何找到消费与投资相契合的项目或者方案？
刘元春：首先，我们要理清消费下滑和投资下滑的原因。
消费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冲击导致社交隔离，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处于相对停摆状态，从而导致常态化消费场景缺失，这是一个主要矛盾。因此，短期内促进疫后消费恢复很重要。
投资下滑的核心体现在房地产的深度下滑。202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下降10%，下拉固定资产投资2.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由于信心的不足，特别是资本“躺平”，导致民间投资积极性不高，大量中小企业和服务业行业也因亏损，缺乏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
因此，要同步启动消费和投资，首先要使中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常态化，即恢复正常社会交往、经济交易。
第二，我们要通过一些政策性工具使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恢复到以往的状态，尤其要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群体给予明确补贴。对于一些投资主体也是如此，一方面要逐步改善他们的投资信心、投资预期，另一方面也要对他们的投资能力给予相应扶持。
从原因到政策，然后我们再分析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协调。这其中的协调在于：
消费是慢变量，不能太急。如果过度刺激，会导致消费替代，导致当前过度透支未来的消费，比如1月份汽车销售又有所下降。
消费政策或许可以使某个阶段的消费数据好一点，但它很有可能会产生消费替代。消费的恢复要建立在生产秩序恢复、市场循环恢复的基础上来进行政策加力，同时还要有相应的消费场景。
比如说，目前，我国依然对汽车进行大规模的消费刺激，但可能很难产生与去年同样的效果。因此，我们要为消费政策的启动寻找新载体。我们之前提出建议，这个新载体可能是以装修为主体的新一轮消费补贴、消费刺激政策。
原因很简单，住宅商品化改革是1998年，我们住房的装修周期一般是在10年至12年。从1998年到现在，24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即将迎来第二轮大装修，很多中产阶级家庭都需要装修。如果此时国家出台装修补贴政策，会对我国装修行业、家具行业等有拉动作用。
与这一政策相对应的另一个政策就是我们的房地产政策。“居者有其屋”、“房住不炒”依然是我国房地产发展战略性的落脚点。如果一个社会的盈利是靠炒房地产维系，这个国家一定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也一定不能完成大国崛起和民众福利全面改善的目标。
因此，目前房地产的启动不能仅靠居民在高负债的状况下进一步购房，而是要启动“政府轨”。政府目前应该集中力量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大量的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居民，特别是农民工阶层才能真正的市民化，这其中可以激发大量消费潜力。因为当中低收入群体能够解决住房问题、养老问题、“一老一小”问题，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享受城市文明，他们就能够放心的进行消费。
曾经有过测算，一个农民从农村进城之后，他的消费能力能够提升两倍左右。但是，如果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解决上述几大问题，他们处于城市的边缘群体，那就不可能消费。即使他们看起来像是常住居民了，也不会释放出城市化、市民化进程中相应的消费潜力。
因此，在投资和消费之间可以形成一种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方案：一方面，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有效住房，使他们能够拿出钱来装修，同时政府又给与相应的装修补贴。“衣食住行”中的“住”占消费的比重接近30%，如果我们在此发力，并且密切与房地产市场的大调整，房地产投资低迷相结合，这将会是一个“一石几鸟”的方案。
如果我们把投资和消费分开来考虑，比如说拼命修桥，拼命进行一些没有资金收益的项目，虽然在短期内能产生大量的投资需求，但是过几年就可能变成无效的产能，甚至烂尾楼。那时候，我们会发现债务进一步攀升，还本付息的压力越滚越大，经济的动力就会越来越衰竭。
因此，不是投资越多越好，而要把握动态平衡。当期的投资在未来会变成产能，未来的产能如果没有很好地转换成消费、没有转换成再下一期的投资，经济就会出现萧条。消费亦是如此，过度消费必定导致社会投资不足。
目前，我国人均GDP刚刚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离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距离还很远，我国依然处于快速赶超的阶段，这个阶段要想穷奢极欲，是不可能的。因此，消费也存在动态平衡，需要与我们的经济赶超目标相匹配。目前我们的储蓄率较高，这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我们要在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上寻找平衡点，一个是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匹配，另一个是消费和投资在动态中的平衡。
从理论上看，中长期的增长一定是靠投资、靠创新，而不是简单的靠消费。但是经济循环的动态平衡一定是要通过收入分配政策，通过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来使收入分配所形成的消费能力与供给能力具有匹配性。
这里面原理很简单，但目前大家争论得天昏地暗，非要强调哪一个很重要，实际上动态平衡是关键。
记者：每当中国经济承压时就有人呼吁基建刺激，近年来关于新基建的讨论尤其火热。我注意到，2022年的基建投资增长9.4%，成为去年中国经济数据中的一大亮点。出现这样一个亮点的原因是什么？今年新老基建投资会有怎样的表现？
刘元春：2022年是中国经济增速相对较低，有效需求不足的一年。在整个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严重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下，要想保持中国经济的增长，政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政府在促经济、促增长的过程中，它的手段是什么？是靠一些大项目的投资？产业项目的投资还是基建项目的投资？这些很重要。
从目前来看，基础建设先行是我国过去4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也是如今美国社会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中得出的重要经验。
中国通过基建拉动内需，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但同时我们也会面临着投资主体是谁，是市场来主导，还是政府来主导的问题。如果是政府主导，政府要靠什么方式来解决资金来源，解决项目的可覆盖性和项目的收益性。这里面，中国已经进行了诸多创新，达到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奇迹。
2022年11月2日，近年来，我国一些大规模基建建设和超级工程陆续竣工，使得中国被冠以“基建狂魔”的称号。如今有“黑科技”加持的“盖楼神器”——新一代住宅造楼机，在西安浐灞二路的浐灞国宸府项目进行全国“首秀”，最快3天就能建起一层楼的超强实力，将“中国速度”展现得淋漓尽致。 图源：IC photo
去年有两个很重要的转变：第一，从传统基建向新基建的转变；第二，我们用大量市场性的方式来筹措资源，让一系列优质民营企业介入其中。目前中国进行基建的方式不是过去几十年的简单延续。
基础设施有一个最基本的谚语是“路越修越远，坑越挖越深，桥越修越高”。这几句话隐含的含义是，随着基础设施的延伸，其收益肯定是递减的，成本是递增的。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整个基建的收益性和基建投资的债务要有深度的思考。
2022年全年基建投资增长9.4%，整个基建投入规模能够达到12万亿。如果我们今年还想达到9%左右的增长，新增的投入需达到1万亿，这1万亿从哪来？是我们要着重考虑的一点。这里面可以算几个很重要的账。今年我们的赤字率（预计）为3%，这意味着一般预算的赤字支出能够增长3.9万亿。另外，2023年，中国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有望达到在3.8万亿，比去年多1500亿。其中很重要的增长包括赤字率0.2个百分点的增长和经济增长速度提升所带来的效益。
其实最关键的不是简单的量的问题，而是它的质量、结构的问题。谈到结构的问题，就涉及到刚刚提及的新增3.8万亿专项债，在使用上会面临怎样的问题。此外，还涉及到3.9万亿的赤字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配的问题。不同地方的财政状况差异较大，很多地方财政难以为继，难以支撑其基础设施的进一步进展。
我认为，在讨论基础设施时，不是简单地说要不要。要是肯定的，特别是在一些新动能、高新技术、卡脖子问题上，我们要有技术的突破、产业的突破、关键零部件的突破，背后都需要大量的新基建。没有新基建，要想企业规模化运转，要想民营企业在市场化模式里愿意去投这些领域，是很难的。
因此，未来想要加速赶超，加速突破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就要求基础设施做进一步支撑，进一步提速。
记者：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强调要扩大有效投资。您认为，什么样的投资才算有效投资，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您有何建言？
刘元春：在市场经济里，有效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投资能够产生盈利，投资的收益能够覆盖成本，能够使企业有大量的创新收益。
但是从民族、国家层面看，投资是否有效取决于三个方面：是否有利于提升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整个技术的进步，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循环。它考虑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投资利润的问题，而是一个战略性目标。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相信市场的判断，市场大规模发生的投资大概率是有效的。对政府而言，需要判断一些战略性的投资。比如刚刚提到的基建问题，包括传统基建和现在大力提倡的新基建。这些投资具有战略性，与市场投资具有互补性，因此政府要进行有效投资。除了基建之外，在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突破上，也要给与大量政府性投资。
这里面也会关系到我们的一些布局，尤其是我们的新发展格局，要形成整个国民经济循环在极端状况下也能有效运转的目标。
因此，国家投资和企业投资的准则会有一定差别。政府投资的有效性取决于国家对于整体形势的判断和战略的有效性，市场投资很重要的是企业能否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息做有效解读，从而形成企业的营运能力。
有效投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一方面，是要相信市场，另一方面，国家必须进行战略性的布局。
记者：我们国家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一半以上，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2022年，我国民间投资仅同比增长0.9%，您认为民间资本投资低迷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重新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
刘元春：这个问题很好。民间投资低迷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单纯从结构上讲，影响民间投资低迷的第一大因素是房地产投资。
大量的房地产投资都是民营企业开发的，同时大量房地产的购买者是老百姓。房地产投资实际上占整体投资比重接近30%，也占民间投资的40%-50%。房地产深度调整，肯定导致我们房地产投资不畅。
房地产出现问题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政策性的因素，“三道红线”、降杠杆太猛；第二，周期性的因素，中国的房地产基本上是7-8年一个小周期；第三，趋势性的因素，由于人口、城市化率等基础参数变化导致的。因此，要解决房地产投资低迷的问题，单纯靠一项政策是不可能完成的。
影响民间投资低迷的第二个原因是第三产业，尤其是与疫情相关联的、接触性服务业的低迷。比如说，餐饮业、旅游业，很多店都要倒闭了，他们怎么可能投资？要想恢复这类投资，首先，社会秩序、经济交往要常态化，否则大家都不出门吃饭了就无法弥补这部分投资。因此，要快速修复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
第三，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中小企业压力很大，如何快速帮助他们修复资产负债表，也是我们投资修复的重点任务之一。
除此之外，民间制造业投资下降得也很厉害，原因是大家对于出口的预期也很低迷。中国经济增长往往是出口投资驱动的，出口越好，外向型企业投资也会好。这一部分可能需要国家出台一些政策性的补贴。
民间投资不足还与信心低迷、民营资本“躺平”密切关联，因为大家对于未来的政策环境，未来国资、民资之间的战略定位还有很多疑虑。尤其是2020年10月份以后，围绕着平台经济、围绕着一些资本进入非经济领域所产生的各种乱象和对于资本无序发展的整顿，产生了诸多讨论。
目前，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将民资和国资的平等性落地，同时要求一些“绿灯”案例做出样板，引领资本信心回归。这方面随着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的重要指示，正在逐渐缓和。
但大家一定要看到，信心的缓和、预期的改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有一定的耐心。更为重要的是，当资本预期未来的收益较差，就不会投资，所以我们还得通过扩大内需、通过扶持民营经济，通过加速中国经济复苏进程，使得民营资本在经营中有收益、在投资中有方向、在发展中有信心。
我们要把这几件事情持续做出来，即将进行的“两会”会在相应的政策落地上进一步提出一些新举措。
我认为，在民营投资这个问题上，信心的扭转需要经济的改善，也需要我们在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落实中性竞争的政策上持续推进，给与大家稳定的预期。这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靠某一项政策、某一个举措、某一两句话就能改善的。它是个系统工程，我们也不能着急。
同时我认为，市场主体也应该通过正确解读二十大，解读目前党和国家的一些政策和未来的走向，来科学研判未来的投资环境。
记者：您之前提到，在全球滞胀的环境中，中国经济的持续复苏，将会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全球投资的目的地。2023年，在吸引外资方面我国有哪些优势，又存在哪些挑战？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改进？
刘元春：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列为今年经济工作五项重点任务之一。商务部和发改委也出台了进一步吸引外资的新举措，在整个投资规则、投资环境、投资领域推出了很多举措。
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在进一步全面开放的进程中，一定会为外资创造更好、更公平的投资环境。同时，中国是一个超大经济体，拥有超大市场规模，一定会吸引相应的外资进入。过去一两年里，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备，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目前，可能引发外资波动的因素是美国对中国经济的遏制，美国通过出台《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进一步强化其“小院高墙”的战略，从而限制一些资本向中国流动。
对此，我国必须进行一系列反制。在这些反制中，很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依然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我们的生产能力依然建立在全球最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上。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也要通过“友岸”、“近岸”的外包活动，打造新的合作平台，来对冲目前国际环境的冲击。
在这上面，我们要有一些战略性的思路：一方面，要通过中国大市场的构建和中国大市场的开放来吸引外资，通过营商环境的改善，进一步应对欧美的变化；另一方面，要从战略角度对欧美的反制进行积极破题。比如，中欧投资协定要有新举措；整个东亚围绕自贸和投资协定要有新举措；依靠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投资上也要有新举措；在WTO框架下如何提升规则性、制度性的开放。这些方面国家已经进行了很多布局。
很多学者经常惊呼外资出逃，很多生产线、供应链撤离会带来格局的进一步变化，从而提出很多悲观的想法。我觉得，这些判断是要很好地进行反思的。
在过去20多年里，欧美很多专家都说中国会崩溃，同时也有大量的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产生怀疑，但是来来回回，大家依然会看到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强大所形成的力量。
因此，在吸引外资上，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战略定位，不能乱，也不能为了吸引外资而吸引外资。中国要想真正的强大，一定要扎根国内大循环，将高效运转作为基本盘，而不是简单地按照过去的战略理念进行自然延伸。
我认为，我们要在吸引外资上下苦功夫，要在对冲对欧美的遏制战略上有所安排，还要在我们整体发展的信心上树立一个很好的基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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