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又变了。
发布日期：2024-11-22 21:04
冈特·舒赫
■美国一直持续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并且还在不断构筑这道新的“铁幕”，包括今年1月，美国、日本和荷兰达成协议，将限制芯片制造设备出口中国。
作为一个日常生活在欧洲的德国人，我打算围绕两个问题，谈谈我对这事的看法：一个分裂的欧洲是如何被美国拉来执行其新“遏制”中国的政策的？荷兰、德国和欧洲现在和将来会对此问题持何种态度？
·欧洲何以至此
为了判断欧洲人现在和以后会对此问题持何态度，我们需要快速回顾一下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步田地的。
在欧洲极受欢迎的奥巴马政府此前已悄然认定，美国几十年来对中国施行的“以贸易促变革”政策失败了，认为自尼克松时代开始的中美经贸关系并没有带来一个所谓“民主的中国”。
外界以为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会有新的追求，比如想要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政治影响力。这种想法合乎逻辑，但更合乎逻辑的是，那些摆脱贫困并在史上最长最快速经济增长期中成长为中产阶级的人口会认为，他们的政府和体制在做着很多正确的事情，你不应该想着“在它运转良好的情况下修理它”。
不过欧洲，特别是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德国，并没有放弃“以贸易促变革”政策，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想损害自己的好买卖。因此，我怀疑他们想要中国开放的主要动机是获取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新市场；而自由和民主，如果往坏里想，只是一个借口，充其量只是贸易带来的较好副产品。
当我们指责中国的“血汗工厂”和环境污染问题时，我们从这种状况中受益，获得廉价商品，与此同时，中国人在历史性地崛起，并且中国工业发展的方式与欧洲历史上的经历没什么不同。
但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外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已经开始严重地威胁美国和西方的霸权——经济实力永远是军事实力的基础。不像欧洲已没什么可失去的，美国担心失去自己的霸权地位，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
从美国人的角度看，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肯定是威胁。如果一个国家的GDP增长靠金融服务业或商品倒卖，而另一个国家的GDP增长靠实际生产，那GDP的含金量会一样吗？如果这种制造能力在战时转化为军工生产会怎样？美国就是靠这种生产能力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从而迎来了它现在正试图维护下去的“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
在我看来，尼克松邀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游戏，中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等方式回应了这一邀请，而中国在这“游戏”里玩得太好太成功了。现在，西方收益最大化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赶上西方，甚至超过了西方。比如“中国制造2025”计划，让许多人大开眼界，也目睹了中国的蒸蒸日上。
在特朗普发起“贸易战”时，不仅中国担心，与美国也有贸易顺差的欧洲同样担心，所以贸易战自然不受欢迎。
大多数欧洲人都非常高兴拜登赢得了2020年总统选举。这背后的逻辑不仅仅是随便选上什么人都比特朗普更好（当然，大体上也确是如此）。欧洲人更关注环境保护、贫富差距、种族关系、特朗普对法治甚至民主本身的多重威胁等问题。他们受到了舆论的影响，也亲眼看到了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有多么危险，比如他退出了伊朗核协议。我得承认，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但我也知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假设在历史上失败过无数次。现在，肯定仍是少数欧洲人——但这种人也越来越多——认识到欧洲和美国老大（现在已重回“民主轨道”）在联盟问题上有矛盾。
特朗普发出的最重要信息“美国优先”或“让美国再次伟大”，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止扮演世界警察，不要再介入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所谓的‘永久战争’”。我认识的许多美国选民和中国人正是这样理解的，这也是欧洲人相当赞同他的地方。而在拜登任内，乌克兰战争升级了，这可能不是巧合。虽然德国大多数人支持乌克兰，但在谈到美国的领导作用时，德国人的分歧就很大。
因为乌克兰战争，也因为拜登政府的做法更巧妙，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贸易和技术层面被外界忽视了，但在关键领域，拜登的做法实际比特朗普更极端。
美国的政策正在迅速变化，它尽其所能地将所有盟友绑定在一起，无论是欧洲、日本、韩国、英国还是其它英联邦国家。
在特朗普任内，贸易战主要集中在减少贸易逆差上，这是一个国家荣誉问题，也是为了增加美国的就业岗位。当贸易战不起作用时（因为美国真正需要的是提升竞争力），美国就有了脱钩和恢复制造业的想法，而不是动用武力。
这意味着自由贸易正逐渐走向终结。而美国经常提到的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像是美国想单方面地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免彻底输掉这场竞赛。当然，各国一直在确保本国保有国防工业，关键基础设施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看看乌克兰就知道了。但是，在TikTok上跳舞的孩子真的是致命威胁吗？或者说那些失宠的社交网络会是更大的威胁？
然而，最近中美紧张局势升级却带有不同的特点。美国现在想尽可能地延缓中国的发展，本国不仅要保持某种优势，而且要使这种优势尽可能地扩大。
对于一个担心失掉自己地位的霸主而言，有这种想法也是人之常情。在尼克松时代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现实主义政治旗手亨利·基辛格，曾将政治家的角色定义为“有能力认清实力关系本质并能利用这种关系达到目的人”。
显然，这与“基于规则”的关系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不相容。
因此，现在让我们仔细看看那些被美国拖入美中芯片战的欧洲国家抱有什么样的态度。
·所谓“国家安全”
在欧洲，即使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也不具备全球影响力。欧盟因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而无法发出同一个声音，它试图保持低调，不要冒犯美国。
所以，美国可以对欧盟国家各个击破。显然，仅拥有1750万人口的小国荷兰是它的头号目标。因为荷兰是阿斯麦公司（ASML Holding）的所在国，该公司是全球生产芯片制造设备光刻机的主要公司，并基本垄断了最新一代极紫外光刻技术（EUV），有了这种技术就可以批量生产最先进的微芯片。以市值计算，阿斯麦是目前荷兰和欧洲最大的科技公司。
自美国于2022年10月初对本国半导体出口实施严格管制以后，它开始向其盟友施压，要求它们也这样做。中国市场占阿斯麦总收入的15%，订单量占阿斯麦总订单量的18%——因为美国施行出口禁令，美国公司的损失也和阿斯麦的损失差不多。虽然目前全球需求量超出了阿斯麦公司的交付能力，但是阿斯麦的主要客户台积电将再次被华盛顿控制，华盛顿也已经向台积电施压，要求其不要向中国大陆出售最新一代芯片。
日本尼康的例子也很有趣。它已经在2012年退出竞争，不再与阿斯麦竞争研制EUV技术——这是自佳能放弃之后的最后一家日本公司。这些只意味着，美国想在最先进的技术上更近一大步。
美国给出的表面理由是阻止中国获得可用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武器研发的高端芯片。但荷兰人一直怀疑美国是否真的是为了国家安全，而不是出于经济原因。
所有人都同意国家安全最重要，为此做出某些牺牲也是值得的。但国家安全也可用作借口，掩饰其自私的经济动机。
在欧洲议会里负责制定芯片政策的荷兰议员巴特·格鲁修斯就直接指出，荷兰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国家安全，什么是经济斗争”。
荷兰传统上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全球贸易国家。在17世纪的“黄金时代”，他们因此聚敛了巨额财富，这让他们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愿意实施贸易禁令。
因此，他们的办法是既不太对抗也不太顺从，即能拖就拖。
在11月底接受《政治报》采访时，荷兰贸易部长施莱内马赫表示，她与美国有同样的安全担忧，但荷兰“也会考虑我们自己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此后她还表示，芯片是一个需要重点评估的产业，但也强调荷兰不会只复制粘贴美国的出口限制措施。
格鲁修斯则说得更具体：“你真的要仔细区分。还有（某些）芯片机器，旧的深紫光刻机……对我来说，限制出口所有机器是没有意义的。”
使用的波长越短，可以制造的芯片结构就越小。最新的EUV机器可以制造5纳米以下的芯片。在空间和重量要求敏感的地方，尺寸最重要，而且尺寸对耗电和散热同样重要。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产品都需要这些芯片，而不是美方宣传的那些所谓威胁“国家安全”的设备。
而阿斯麦的CEO彼得·温宁克在去年12月也说，“用于武器制造的芯片是10到15年前的技术了，中国早就能做那种芯片了， 木已成舟。”
事实上，武器系统永远不会使用最新的硬件和软件，因为最新软硬件的故障问题会在此后一段时间出现。产品经久耐用更重要，而且，武器系统的整体研发工作要持续很长时间。与最新最好的消费电子产品相比，当武器首次投入使用时，它们的电子设备通常已非常过时。
尽管如此，在美国的压力下，荷兰政府已禁止向中国出口阿斯麦的高端光刻机。
现在，美国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主要是要荷兰禁售上一代深紫光刻机，尼康的产品也被要求禁售了。
美国有多种施压方式。
一是发展本土市场。美国推出《芯片法案》，试图推动国内外投资（如台积电或三星）美国芯片产业，以促进美国芯片产业发展。
在迫使一家荷兰管道铺设公司不要参与北溪2号管道项目时，美国也用了这招。因为害怕丢失墨西哥湾业务，这家公司最终就没有参与北溪2号项目。
另一种方式是整合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美国扩大了本国技术的出口禁令，将所有向美国提供产品或使用美国技术的外国公司都纳入禁售令。
这里唯一可见的“规则”是强者的规则，即丛林法则。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是最高层发出的威胁。拜登总统与日本、荷兰的领导人会面讨论这些禁售措施，各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也举行了会议，最后是三国政府达成协议。
当一个主权国家试图阻止别国投资其关键产业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取决于买家是谁。
今年1月初，荷兰经济部长米奇·阿德里安森斯表示，中资企业安世半导体（Nexperia，为闻泰科技子公司）正在收购代尔夫特一家半导体初创企业，这起收购案可能会受到国家安全审查。最近几个月，德国和英国都阻止了中资企业收购芯片公司或晶圆厂。这与观察到的中国公司大举收购中小企业有关，而中小企业是德国工业的支柱。
这里的担忧来自经济层面：如果一家中小型公司是一个隐性冠军企业，在其所属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它被收购了，这难道不预示着技术和专业知识会向中国转移，以及未来的工作岗位会流失吗？收购机器人制造企业库卡就是一个促使政治家思考的重要事件，该收购案最终以政府立法阻止此类收购而告吹。
不出口芯片制造机器的主要原因是，各国不希望失去某些他们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能力（体现在公司所有权上）。这与禁止外国购买此类公司的产品是完全不同的。
·虚假的“团结一致”
那么欧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首先，全世界没有第二个阿斯麦，欧洲没有，全球也没有。此外，全球约90%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产自美国、日本和荷兰的公司。美国首先限制本国公司，现在是荷兰的阿斯麦和日本的尼康。
然而，其他国家也受到了间接影响：德国公司“通快”（TRUMPF）和“蔡司”（ZEISS）对阿斯麦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有100年历史的机床制造商“通快”提供二氧化碳激光器，这些激光器用于放大功率和脉冲，产生极紫外辐射，从而制造出能将1亿余个晶体管放置在1平方毫米结构上的芯片；有177年历史的高端光学制造商蔡司提供了镜片，以极精确的方式引导极紫外辐射。此外，位于比利时的先进研发机构欧洲微电子中心已经与阿斯麦密切合作了近30年。
一般来说，只有阿斯麦和荷兰政府有权决定向谁出售或不出售产品，上述阿斯麦的核心供应商因此也会收到牵连。
同样，在价值链的另一端，半导体买家担心，随着世界的脱钩，会有不同的芯片标准出现。在最好的情况下，世界科技将双向发展；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可能被迫要在不同的国家或国家集团间选边站队。有些来我公司咨询的客户已经在为这种可能性做准备了。
除了那些受到间接影响的公司，只要有一个欧盟国家受到欺凌，其它欧盟国家都应做出一致的反应。很明显，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要在战略上给人团结一致的印象。
然而，这种反应相当微弱。相反，从表面上看，欧洲似乎在愉快地与美国合作。
1月27日，针对美国停止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政策，欧盟发表声明——
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埃里·布雷顿在华盛顿表示：“我们完全同意禁止向中国销售最先进的芯片。在确保我们共同技术安全方面，欧洲总会站在美国一边。”
但仔细一看，荷兰人和欧洲人相当不情愿，他们正在努力拖延时间。没人想被说成是危害国家安全，所以他们原则上同意了美国的做法。此处请注意，布雷顿先生是欧盟内部市场专员，他本人没有资格做出这样的决定，出口管制措施的制定权仍然掌握在欧盟成员国手中。
与此同时，欧盟正与美国谈判高科技产业享有的过度补贴问题。在《芯片法案》中，华盛顿承诺投资520亿美元。台积电被哄骗去美国投资400亿美元建芯片工厂，这再次违反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荷兰是这场纷乱中最受外界关注的国家，它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地强调，该协议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生效，很多事情仍需澄清。他们似乎在拖拖拉拉，因为他们知道公开反抗是一种危险的策略。
不幸的是，现在欧洲人把目光都集中在了俄罗斯和乌克兰身上，而似乎“巧合”的是，美国喜欢将俄乌冲突与台海冲突相提并论。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急于表明他们已经从俄罗斯天然气事件中吸取了教训：不要把商业利益置于国家安全之上。在城门失火的情况下，欧盟各国达成了一致。
一言以蔽之，现在，“灯塔国”公开要求“自由世界”去“扼杀”另一个国家的发展，这一历史性暴行已失去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作为一个日常生活在欧洲的德国人，我打算围绕两个问题，谈谈我对这事的看法：一个分裂的欧洲是如何被美国拉来执行其新“遏制”中国的政策的？荷兰、德国和欧洲现在和将来会对此问题持何种态度？
·欧洲何以至此
为了判断欧洲人现在和以后会对此问题持何态度，我们需要快速回顾一下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步田地的。
在欧洲极受欢迎的奥巴马政府此前已悄然认定，美国几十年来对中国施行的“以贸易促变革”政策失败了，认为自尼克松时代开始的中美经贸关系并没有带来一个所谓“民主的中国”。
外界以为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会有新的追求，比如想要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政治影响力。这种想法合乎逻辑，但更合乎逻辑的是，那些摆脱贫困并在史上最长最快速经济增长期中成长为中产阶级的人口会认为，他们的政府和体制在做着很多正确的事情，你不应该想着“在它运转良好的情况下修理它”。
不过欧洲，特别是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德国，并没有放弃“以贸易促变革”政策，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想损害自己的好买卖。因此，我怀疑他们想要中国开放的主要动机是获取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新市场；而自由和民主，如果往坏里想，只是一个借口，充其量只是贸易带来的较好副产品。
当我们指责中国的“血汗工厂”和环境污染问题时，我们从这种状况中受益，获得廉价商品，与此同时，中国人在历史性地崛起，并且中国工业发展的方式与欧洲历史上的经历没什么不同。
但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外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已经开始严重地威胁美国和西方的霸权——经济实力永远是军事实力的基础。不像欧洲已没什么可失去的，美国担心失去自己的霸权地位，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
从美国人的角度看，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肯定是威胁。如果一个国家的GDP增长靠金融服务业或商品倒卖，而另一个国家的GDP增长靠实际生产，那GDP的含金量会一样吗？如果这种制造能力在战时转化为军工生产会怎样？美国就是靠这种生产能力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从而迎来了它现在正试图维护下去的“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
在我看来，尼克松邀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游戏，中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等方式回应了这一邀请，而中国在这“游戏”里玩得太好太成功了。现在，西方收益最大化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赶上西方，甚至超过了西方。比如“中国制造2025”计划，让许多人大开眼界，也目睹了中国的蒸蒸日上。
在特朗普发起“贸易战”时，不仅中国担心，与美国也有贸易顺差的欧洲同样担心，所以贸易战自然不受欢迎。
大多数欧洲人都非常高兴拜登赢得了2020年总统选举。这背后的逻辑不仅仅是随便选上什么人都比特朗普更好（当然，大体上也确是如此）。欧洲人更关注环境保护、贫富差距、种族关系、特朗普对法治甚至民主本身的多重威胁等问题。他们受到了舆论的影响，也亲眼看到了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有多么危险，比如他退出了伊朗核协议。我得承认，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但我也知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假设在历史上失败过无数次。现在，肯定仍是少数欧洲人——但这种人也越来越多——认识到欧洲和美国老大（现在已重回“民主轨道”）在联盟问题上有矛盾。
特朗普发出的最重要信息“美国优先”或“让美国再次伟大”，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止扮演世界警察，不要再介入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所谓的‘永久战争’”。我认识的许多美国选民和中国人正是这样理解的，这也是欧洲人相当赞同他的地方。而在拜登任内，乌克兰战争升级了，这可能不是巧合。虽然德国大多数人支持乌克兰，但在谈到美国的领导作用时，德国人的分歧就很大。
因为乌克兰战争，也因为拜登政府的做法更巧妙，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贸易和技术层面被外界忽视了，但在关键领域，拜登的做法实际比特朗普更极端。
美国的政策正在迅速变化，它尽其所能地将所有盟友绑定在一起，无论是欧洲、日本、韩国、英国还是其它英联邦国家。
在特朗普任内，贸易战主要集中在减少贸易逆差上，这是一个国家荣誉问题，也是为了增加美国的就业岗位。当贸易战不起作用时（因为美国真正需要的是提升竞争力），美国就有了脱钩和恢复制造业的想法，而不是动用武力。
这意味着自由贸易正逐渐走向终结。而美国经常提到的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像是美国想单方面地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免彻底输掉这场竞赛。当然，各国一直在确保本国保有国防工业，关键基础设施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看看乌克兰就知道了。但是，在TikTok上跳舞的孩子真的是致命威胁吗？或者说那些失宠的社交网络会是更大的威胁？
然而，最近中美紧张局势升级却带有不同的特点。美国现在想尽可能地延缓中国的发展，本国不仅要保持某种优势，而且要使这种优势尽可能地扩大。
对于一个担心失掉自己地位的霸主而言，有这种想法也是人之常情。在尼克松时代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现实主义政治旗手亨利·基辛格，曾将政治家的角色定义为“有能力认清实力关系本质并能利用这种关系达到目的人”。
显然，这与“基于规则”的关系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不相容。
因此，现在让我们仔细看看那些被美国拖入美中芯片战的欧洲国家抱有什么样的态度。
·所谓“国家安全”
在欧洲，即使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也不具备全球影响力。欧盟因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而无法发出同一个声音，它试图保持低调，不要冒犯美国。
所以，美国可以对欧盟国家各个击破。显然，仅拥有1750万人口的小国荷兰是它的头号目标。因为荷兰是阿斯麦公司（ASML Holding）的所在国，该公司是全球生产芯片制造设备光刻机的主要公司，并基本垄断了最新一代极紫外光刻技术（EUV），有了这种技术就可以批量生产最先进的微芯片。以市值计算，阿斯麦是目前荷兰和欧洲最大的科技公司。
自美国于2022年10月初对本国半导体出口实施严格管制以后，它开始向其盟友施压，要求它们也这样做。中国市场占阿斯麦总收入的15%，订单量占阿斯麦总订单量的18%——因为美国施行出口禁令，美国公司的损失也和阿斯麦的损失差不多。虽然目前全球需求量超出了阿斯麦公司的交付能力，但是阿斯麦的主要客户台积电将再次被华盛顿控制，华盛顿也已经向台积电施压，要求其不要向中国大陆出售最新一代芯片。
日本尼康的例子也很有趣。它已经在2012年退出竞争，不再与阿斯麦竞争研制EUV技术——这是自佳能放弃之后的最后一家日本公司。这些只意味着，美国想在最先进的技术上更近一大步。
美国给出的表面理由是阻止中国获得可用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武器研发的高端芯片。但荷兰人一直怀疑美国是否真的是为了国家安全，而不是出于经济原因。
所有人都同意国家安全最重要，为此做出某些牺牲也是值得的。但国家安全也可用作借口，掩饰其自私的经济动机。
在欧洲议会里负责制定芯片政策的荷兰议员巴特·格鲁修斯就直接指出，荷兰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国家安全，什么是经济斗争”。
荷兰传统上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全球贸易国家。在17世纪的“黄金时代”，他们因此聚敛了巨额财富，这让他们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愿意实施贸易禁令。
因此，他们的办法是既不太对抗也不太顺从，即能拖就拖。
在11月底接受《政治报》采访时，荷兰贸易部长施莱内马赫表示，她与美国有同样的安全担忧，但荷兰“也会考虑我们自己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此后她还表示，芯片是一个需要重点评估的产业，但也强调荷兰不会只复制粘贴美国的出口限制措施。
格鲁修斯则说得更具体：“你真的要仔细区分。还有（某些）芯片机器，旧的深紫光刻机……对我来说，限制出口所有机器是没有意义的。”
使用的波长越短，可以制造的芯片结构就越小。最新的EUV机器可以制造5纳米以下的芯片。在空间和重量要求敏感的地方，尺寸最重要，而且尺寸对耗电和散热同样重要。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产品都需要这些芯片，而不是美方宣传的那些所谓威胁“国家安全”的设备。
而阿斯麦的CEO彼得·温宁克在去年12月也说，“用于武器制造的芯片是10到15年前的技术了，中国早就能做那种芯片了， 木已成舟。”
事实上，武器系统永远不会使用最新的硬件和软件，因为最新软硬件的故障问题会在此后一段时间出现。产品经久耐用更重要，而且，武器系统的整体研发工作要持续很长时间。与最新最好的消费电子产品相比，当武器首次投入使用时，它们的电子设备通常已非常过时。
尽管如此，在美国的压力下，荷兰政府已禁止向中国出口阿斯麦的高端光刻机。
现在，美国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主要是要荷兰禁售上一代深紫光刻机，尼康的产品也被要求禁售了。
美国有多种施压方式。
一是发展本土市场。美国推出《芯片法案》，试图推动国内外投资（如台积电或三星）美国芯片产业，以促进美国芯片产业发展。
在迫使一家荷兰管道铺设公司不要参与北溪2号管道项目时，美国也用了这招。因为害怕丢失墨西哥湾业务，这家公司最终就没有参与北溪2号项目。
另一种方式是整合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美国扩大了本国技术的出口禁令，将所有向美国提供产品或使用美国技术的外国公司都纳入禁售令。
这里唯一可见的“规则”是强者的规则，即丛林法则。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是最高层发出的威胁。拜登总统与日本、荷兰的领导人会面讨论这些禁售措施，各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也举行了会议，最后是三国政府达成协议。
当一个主权国家试图阻止别国投资其关键产业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取决于买家是谁。
今年1月初，荷兰经济部长米奇·阿德里安森斯表示，中资企业安世半导体（Nexperia，为闻泰科技子公司）正在收购代尔夫特一家半导体初创企业，这起收购案可能会受到国家安全审查。最近几个月，德国和英国都阻止了中资企业收购芯片公司或晶圆厂。这与观察到的中国公司大举收购中小企业有关，而中小企业是德国工业的支柱。
这里的担忧来自经济层面：如果一家中小型公司是一个隐性冠军企业，在其所属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它被收购了，这难道不预示着技术和专业知识会向中国转移，以及未来的工作岗位会流失吗？收购机器人制造企业库卡就是一个促使政治家思考的重要事件，该收购案最终以政府立法阻止此类收购而告吹。
不出口芯片制造机器的主要原因是，各国不希望失去某些他们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能力（体现在公司所有权上）。这与禁止外国购买此类公司的产品是完全不同的。
·虚假的“团结一致”
那么欧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首先，全世界没有第二个阿斯麦，欧洲没有，全球也没有。此外，全球约90%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产自美国、日本和荷兰的公司。美国首先限制本国公司，现在是荷兰的阿斯麦和日本的尼康。
然而，其他国家也受到了间接影响：德国公司“通快”（TRUMPF）和“蔡司”（ZEISS）对阿斯麦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有100年历史的机床制造商“通快”提供二氧化碳激光器，这些激光器用于放大功率和脉冲，产生极紫外辐射，从而制造出能将1亿余个晶体管放置在1平方毫米结构上的芯片；有177年历史的高端光学制造商蔡司提供了镜片，以极精确的方式引导极紫外辐射。此外，位于比利时的先进研发机构欧洲微电子中心已经与阿斯麦密切合作了近30年。
一般来说，只有阿斯麦和荷兰政府有权决定向谁出售或不出售产品，上述阿斯麦的核心供应商因此也会收到牵连。
同样，在价值链的另一端，半导体买家担心，随着世界的脱钩，会有不同的芯片标准出现。在最好的情况下，世界科技将双向发展；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可能被迫要在不同的国家或国家集团间选边站队。有些来我公司咨询的客户已经在为这种可能性做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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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反应相当微弱。相反，从表面上看，欧洲似乎在愉快地与美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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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仔细一看，荷兰人和欧洲人相当不情愿，他们正在努力拖延时间。没人想被说成是危害国家安全，所以他们原则上同意了美国的做法。此处请注意，布雷顿先生是欧盟内部市场专员，他本人没有资格做出这样的决定，出口管制措施的制定权仍然掌握在欧盟成员国手中。
与此同时，欧盟正与美国谈判高科技产业享有的过度补贴问题。在《芯片法案》中，华盛顿承诺投资520亿美元。台积电被哄骗去美国投资400亿美元建芯片工厂，这再次违反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荷兰是这场纷乱中最受外界关注的国家，它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地强调，该协议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生效，很多事情仍需澄清。他们似乎在拖拖拉拉，因为他们知道公开反抗是一种危险的策略。
不幸的是，现在欧洲人把目光都集中在了俄罗斯和乌克兰身上，而似乎“巧合”的是，美国喜欢将俄乌冲突与台海冲突相提并论。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急于表明他们已经从俄罗斯天然气事件中吸取了教训：不要把商业利益置于国家安全之上。在城门失火的情况下，欧盟各国达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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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以为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会有新的追求，比如想要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政治影响力。这种想法合乎逻辑，但更合乎逻辑的是，那些摆脱贫困并在史上最长最快速经济增长期中成长为中产阶级的人口会认为，他们的政府和体制在做着很多正确的事情，你不应该想着“在它运转良好的情况下修理它”。
不过欧洲，特别是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德国，并没有放弃“以贸易促变革”政策，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想损害自己的好买卖。因此，我怀疑他们想要中国开放的主要动机是获取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新市场；而自由和民主，如果往坏里想，只是一个借口，充其量只是贸易带来的较好副产品。
当我们指责中国的“血汗工厂”和环境污染问题时，我们从这种状况中受益，获得廉价商品，与此同时，中国人在历史性地崛起，并且中国工业发展的方式与欧洲历史上的经历没什么不同。
但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外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已经开始严重地威胁美国和西方的霸权——经济实力永远是军事实力的基础。不像欧洲已没什么可失去的，美国担心失去自己的霸权地位，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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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发起“贸易战”时，不仅中国担心，与美国也有贸易顺差的欧洲同样担心，所以贸易战自然不受欢迎。
大多数欧洲人都非常高兴拜登赢得了2020年总统选举。这背后的逻辑不仅仅是随便选上什么人都比特朗普更好（当然，大体上也确是如此）。欧洲人更关注环境保护、贫富差距、种族关系、特朗普对法治甚至民主本身的多重威胁等问题。他们受到了舆论的影响，也亲眼看到了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有多么危险，比如他退出了伊朗核协议。我得承认，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但我也知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假设在历史上失败过无数次。现在，肯定仍是少数欧洲人——但这种人也越来越多——认识到欧洲和美国老大（现在已重回“民主轨道”）在联盟问题上有矛盾。
特朗普发出的最重要信息“美国优先”或“让美国再次伟大”，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止扮演世界警察，不要再介入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所谓的‘永久战争’”。我认识的许多美国选民和中国人正是这样理解的，这也是欧洲人相当赞同他的地方。而在拜登任内，乌克兰战争升级了，这可能不是巧合。虽然德国大多数人支持乌克兰，但在谈到美国的领导作用时，德国人的分歧就很大。
因为乌克兰战争，也因为拜登政府的做法更巧妙，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贸易和技术层面被外界忽视了，但在关键领域，拜登的做法实际比特朗普更极端。
美国的政策正在迅速变化，它尽其所能地将所有盟友绑定在一起，无论是欧洲、日本、韩国、英国还是其它英联邦国家。
在特朗普任内，贸易战主要集中在减少贸易逆差上，这是一个国家荣誉问题，也是为了增加美国的就业岗位。当贸易战不起作用时（因为美国真正需要的是提升竞争力），美国就有了脱钩和恢复制造业的想法，而不是动用武力。
这意味着自由贸易正逐渐走向终结。而美国经常提到的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像是美国想单方面地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免彻底输掉这场竞赛。当然，各国一直在确保本国保有国防工业，关键基础设施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看看乌克兰就知道了。但是，在TikTok上跳舞的孩子真的是致命威胁吗？或者说那些失宠的社交网络会是更大的威胁？
然而，最近中美紧张局势升级却带有不同的特点。美国现在想尽可能地延缓中国的发展，本国不仅要保持某种优势，而且要使这种优势尽可能地扩大。
对于一个担心失掉自己地位的霸主而言，有这种想法也是人之常情。在尼克松时代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现实主义政治旗手亨利·基辛格，曾将政治家的角色定义为“有能力认清实力关系本质并能利用这种关系达到目的人”。
显然，这与“基于规则”的关系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不相容。
因此，现在让我们仔细看看那些被美国拖入美中芯片战的欧洲国家抱有什么样的态度。
·所谓“国家安全”
在欧洲，即使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也不具备全球影响力。欧盟因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而无法发出同一个声音，它试图保持低调，不要冒犯美国。
所以，美国可以对欧盟国家各个击破。显然，仅拥有1750万人口的小国荷兰是它的头号目标。因为荷兰是阿斯麦公司（ASML Holding）的所在国，该公司是全球生产芯片制造设备光刻机的主要公司，并基本垄断了最新一代极紫外光刻技术（EUV），有了这种技术就可以批量生产最先进的微芯片。以市值计算，阿斯麦是目前荷兰和欧洲最大的科技公司。
自美国于2022年10月初对本国半导体出口实施严格管制以后，它开始向其盟友施压，要求它们也这样做。中国市场占阿斯麦总收入的15%，订单量占阿斯麦总订单量的18%——因为美国施行出口禁令，美国公司的损失也和阿斯麦的损失差不多。虽然目前全球需求量超出了阿斯麦公司的交付能力，但是阿斯麦的主要客户台积电将再次被华盛顿控制，华盛顿也已经向台积电施压，要求其不要向中国大陆出售最新一代芯片。
日本尼康的例子也很有趣。它已经在2012年退出竞争，不再与阿斯麦竞争研制EUV技术——这是自佳能放弃之后的最后一家日本公司。这些只意味着，美国想在最先进的技术上更近一大步。
美国给出的表面理由是阻止中国获得可用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武器研发的高端芯片。但荷兰人一直怀疑美国是否真的是为了国家安全，而不是出于经济原因。
所有人都同意国家安全最重要，为此做出某些牺牲也是值得的。但国家安全也可用作借口，掩饰其自私的经济动机。
在欧洲议会里负责制定芯片政策的荷兰议员巴特·格鲁修斯就直接指出，荷兰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国家安全，什么是经济斗争”。
荷兰传统上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全球贸易国家。在17世纪的“黄金时代”，他们因此聚敛了巨额财富，这让他们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愿意实施贸易禁令。
因此，他们的办法是既不太对抗也不太顺从，即能拖就拖。
在11月底接受《政治报》采访时，荷兰贸易部长施莱内马赫表示，她与美国有同样的安全担忧，但荷兰“也会考虑我们自己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此后她还表示，芯片是一个需要重点评估的产业，但也强调荷兰不会只复制粘贴美国的出口限制措施。
格鲁修斯则说得更具体：“你真的要仔细区分。还有（某些）芯片机器，旧的深紫光刻机……对我来说，限制出口所有机器是没有意义的。”
使用的波长越短，可以制造的芯片结构就越小。最新的EUV机器可以制造5纳米以下的芯片。在空间和重量要求敏感的地方，尺寸最重要，而且尺寸对耗电和散热同样重要。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产品都需要这些芯片，而不是美方宣传的那些所谓威胁“国家安全”的设备。
而阿斯麦的CEO彼得·温宁克在去年12月也说，“用于武器制造的芯片是10到15年前的技术了，中国早就能做那种芯片了， 木已成舟。”
事实上，武器系统永远不会使用最新的硬件和软件，因为最新软硬件的故障问题会在此后一段时间出现。产品经久耐用更重要，而且，武器系统的整体研发工作要持续很长时间。与最新最好的消费电子产品相比，当武器首次投入使用时，它们的电子设备通常已非常过时。
尽管如此，在美国的压力下，荷兰政府已禁止向中国出口阿斯麦的高端光刻机。
现在，美国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主要是要荷兰禁售上一代深紫光刻机，尼康的产品也被要求禁售了。
美国有多种施压方式。
一是发展本土市场。美国推出《芯片法案》，试图推动国内外投资（如台积电或三星）美国芯片产业，以促进美国芯片产业发展。
在迫使一家荷兰管道铺设公司不要参与北溪2号管道项目时，美国也用了这招。因为害怕丢失墨西哥湾业务，这家公司最终就没有参与北溪2号项目。
另一种方式是整合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美国扩大了本国技术的出口禁令，将所有向美国提供产品或使用美国技术的外国公司都纳入禁售令。
这里唯一可见的“规则”是强者的规则，即丛林法则。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是最高层发出的威胁。拜登总统与日本、荷兰的领导人会面讨论这些禁售措施，各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也举行了会议，最后是三国政府达成协议。
当一个主权国家试图阻止别国投资其关键产业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取决于买家是谁。
今年1月初，荷兰经济部长米奇·阿德里安森斯表示，中资企业安世半导体（Nexperia，为闻泰科技子公司）正在收购代尔夫特一家半导体初创企业，这起收购案可能会受到国家安全审查。最近几个月，德国和英国都阻止了中资企业收购芯片公司或晶圆厂。这与观察到的中国公司大举收购中小企业有关，而中小企业是德国工业的支柱。
这里的担忧来自经济层面：如果一家中小型公司是一个隐性冠军企业，在其所属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它被收购了，这难道不预示着技术和专业知识会向中国转移，以及未来的工作岗位会流失吗？收购机器人制造企业库卡就是一个促使政治家思考的重要事件，该收购案最终以政府立法阻止此类收购而告吹。
不出口芯片制造机器的主要原因是，各国不希望失去某些他们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能力（体现在公司所有权上）。这与禁止外国购买此类公司的产品是完全不同的。
·虚假的“团结一致”
那么欧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首先，全世界没有第二个阿斯麦，欧洲没有，全球也没有。此外，全球约90%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产自美国、日本和荷兰的公司。美国首先限制本国公司，现在是荷兰的阿斯麦和日本的尼康。
然而，其他国家也受到了间接影响：德国公司“通快”（TRUMPF）和“蔡司”（ZEISS）对阿斯麦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有100年历史的机床制造商“通快”提供二氧化碳激光器，这些激光器用于放大功率和脉冲，产生极紫外辐射，从而制造出能将1亿余个晶体管放置在1平方毫米结构上的芯片；有177年历史的高端光学制造商蔡司提供了镜片，以极精确的方式引导极紫外辐射。此外，位于比利时的先进研发机构欧洲微电子中心已经与阿斯麦密切合作了近30年。
一般来说，只有阿斯麦和荷兰政府有权决定向谁出售或不出售产品，上述阿斯麦的核心供应商因此也会收到牵连。
同样，在价值链的另一端，半导体买家担心，随着世界的脱钩，会有不同的芯片标准出现。在最好的情况下，世界科技将双向发展；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可能被迫要在不同的国家或国家集团间选边站队。有些来我公司咨询的客户已经在为这种可能性做准备了。
除了那些受到间接影响的公司，只要有一个欧盟国家受到欺凌，其它欧盟国家都应做出一致的反应。很明显，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要在战略上给人团结一致的印象。
然而，这种反应相当微弱。相反，从表面上看，欧洲似乎在愉快地与美国合作。
1月27日，针对美国停止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政策，欧盟发表声明——
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埃里·布雷顿在华盛顿表示：“我们完全同意禁止向中国销售最先进的芯片。在确保我们共同技术安全方面，欧洲总会站在美国一边。”
但仔细一看，荷兰人和欧洲人相当不情愿，他们正在努力拖延时间。没人想被说成是危害国家安全，所以他们原则上同意了美国的做法。此处请注意，布雷顿先生是欧盟内部市场专员，他本人没有资格做出这样的决定，出口管制措施的制定权仍然掌握在欧盟成员国手中。
与此同时，欧盟正与美国谈判高科技产业享有的过度补贴问题。在《芯片法案》中，华盛顿承诺投资520亿美元。台积电被哄骗去美国投资400亿美元建芯片工厂，这再次违反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荷兰是这场纷乱中最受外界关注的国家，它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地强调，该协议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生效，很多事情仍需澄清。他们似乎在拖拖拉拉，因为他们知道公开反抗是一种危险的策略。
不幸的是，现在欧洲人把目光都集中在了俄罗斯和乌克兰身上，而似乎“巧合”的是，美国喜欢将俄乌冲突与台海冲突相提并论。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急于表明他们已经从俄罗斯天然气事件中吸取了教训：不要把商业利益置于国家安全之上。在城门失火的情况下，欧盟各国达成了一致。
一言以蔽之，现在，“灯塔国”公开要求“自由世界”去“扼杀”另一个国家的发展，这一历史性暴行已失去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作为一个日常生活在欧洲的德国人，我打算围绕两个问题，谈谈我对这事的看法：一个分裂的欧洲是如何被美国拉来执行其新“遏制”中国的政策的？荷兰、德国和欧洲现在和将来会对此问题持何种态度？
·欧洲何以至此
为了判断欧洲人现在和以后会对此问题持何态度，我们需要快速回顾一下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步田地的。
在欧洲极受欢迎的奥巴马政府此前已悄然认定，美国几十年来对中国施行的“以贸易促变革”政策失败了，认为自尼克松时代开始的中美经贸关系并没有带来一个所谓“民主的中国”。
外界以为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会有新的追求，比如想要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政治影响力。这种想法合乎逻辑，但更合乎逻辑的是，那些摆脱贫困并在史上最长最快速经济增长期中成长为中产阶级的人口会认为，他们的政府和体制在做着很多正确的事情，你不应该想着“在它运转良好的情况下修理它”。
不过欧洲，特别是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德国，并没有放弃“以贸易促变革”政策，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想损害自己的好买卖。因此，我怀疑他们想要中国开放的主要动机是获取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新市场；而自由和民主，如果往坏里想，只是一个借口，充其量只是贸易带来的较好副产品。
当我们指责中国的“血汗工厂”和环境污染问题时，我们从这种状况中受益，获得廉价商品，与此同时，中国人在历史性地崛起，并且中国工业发展的方式与欧洲历史上的经历没什么不同。
但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外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已经开始严重地威胁美国和西方的霸权——经济实力永远是军事实力的基础。不像欧洲已没什么可失去的，美国担心失去自己的霸权地位，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
从美国人的角度看，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肯定是威胁。如果一个国家的GDP增长靠金融服务业或商品倒卖，而另一个国家的GDP增长靠实际生产，那GDP的含金量会一样吗？如果这种制造能力在战时转化为军工生产会怎样？美国就是靠这种生产能力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从而迎来了它现在正试图维护下去的“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
在我看来，尼克松邀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游戏，中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等方式回应了这一邀请，而中国在这“游戏”里玩得太好太成功了。现在，西方收益最大化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赶上西方，甚至超过了西方。比如“中国制造2025”计划，让许多人大开眼界，也目睹了中国的蒸蒸日上。
在特朗普发起“贸易战”时，不仅中国担心，与美国也有贸易顺差的欧洲同样担心，所以贸易战自然不受欢迎。
大多数欧洲人都非常高兴拜登赢得了2020年总统选举。这背后的逻辑不仅仅是随便选上什么人都比特朗普更好（当然，大体上也确是如此）。欧洲人更关注环境保护、贫富差距、种族关系、特朗普对法治甚至民主本身的多重威胁等问题。他们受到了舆论的影响，也亲眼看到了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有多么危险，比如他退出了伊朗核协议。我得承认，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但我也知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假设在历史上失败过无数次。现在，肯定仍是少数欧洲人——但这种人也越来越多——认识到欧洲和美国老大（现在已重回“民主轨道”）在联盟问题上有矛盾。
特朗普发出的最重要信息“美国优先”或“让美国再次伟大”，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止扮演世界警察，不要再介入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所谓的‘永久战争’”。我认识的许多美国选民和中国人正是这样理解的，这也是欧洲人相当赞同他的地方。而在拜登任内，乌克兰战争升级了，这可能不是巧合。虽然德国大多数人支持乌克兰，但在谈到美国的领导作用时，德国人的分歧就很大。
因为乌克兰战争，也因为拜登政府的做法更巧妙，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贸易和技术层面被外界忽视了，但在关键领域，拜登的做法实际比特朗普更极端。
美国的政策正在迅速变化，它尽其所能地将所有盟友绑定在一起，无论是欧洲、日本、韩国、英国还是其它英联邦国家。
在特朗普任内，贸易战主要集中在减少贸易逆差上，这是一个国家荣誉问题，也是为了增加美国的就业岗位。当贸易战不起作用时（因为美国真正需要的是提升竞争力），美国就有了脱钩和恢复制造业的想法，而不是动用武力。
这意味着自由贸易正逐渐走向终结。而美国经常提到的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像是美国想单方面地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免彻底输掉这场竞赛。当然，各国一直在确保本国保有国防工业，关键基础设施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看看乌克兰就知道了。但是，在TikTok上跳舞的孩子真的是致命威胁吗？或者说那些失宠的社交网络会是更大的威胁？
然而，最近中美紧张局势升级却带有不同的特点。美国现在想尽可能地延缓中国的发展，本国不仅要保持某种优势，而且要使这种优势尽可能地扩大。
对于一个担心失掉自己地位的霸主而言，有这种想法也是人之常情。在尼克松时代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现实主义政治旗手亨利·基辛格，曾将政治家的角色定义为“有能力认清实力关系本质并能利用这种关系达到目的人”。
显然，这与“基于规则”的关系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不相容。
因此，现在让我们仔细看看那些被美国拖入美中芯片战的欧洲国家抱有什么样的态度。
·所谓“国家安全”
在欧洲，即使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也不具备全球影响力。欧盟因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而无法发出同一个声音，它试图保持低调，不要冒犯美国。
所以，美国可以对欧盟国家各个击破。显然，仅拥有1750万人口的小国荷兰是它的头号目标。因为荷兰是阿斯麦公司（ASML Holding）的所在国，该公司是全球生产芯片制造设备光刻机的主要公司，并基本垄断了最新一代极紫外光刻技术（EUV），有了这种技术就可以批量生产最先进的微芯片。以市值计算，阿斯麦是目前荷兰和欧洲最大的科技公司。
自美国于2022年10月初对本国半导体出口实施严格管制以后，它开始向其盟友施压，要求它们也这样做。中国市场占阿斯麦总收入的15%，订单量占阿斯麦总订单量的18%——因为美国施行出口禁令，美国公司的损失也和阿斯麦的损失差不多。虽然目前全球需求量超出了阿斯麦公司的交付能力，但是阿斯麦的主要客户台积电将再次被华盛顿控制，华盛顿也已经向台积电施压，要求其不要向中国大陆出售最新一代芯片。
日本尼康的例子也很有趣。它已经在2012年退出竞争，不再与阿斯麦竞争研制EUV技术——这是自佳能放弃之后的最后一家日本公司。这些只意味着，美国想在最先进的技术上更近一大步。
美国给出的表面理由是阻止中国获得可用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武器研发的高端芯片。但荷兰人一直怀疑美国是否真的是为了国家安全，而不是出于经济原因。
所有人都同意国家安全最重要，为此做出某些牺牲也是值得的。但国家安全也可用作借口，掩饰其自私的经济动机。
在欧洲议会里负责制定芯片政策的荷兰议员巴特·格鲁修斯就直接指出，荷兰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国家安全，什么是经济斗争”。
荷兰传统上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全球贸易国家。在17世纪的“黄金时代”，他们因此聚敛了巨额财富，这让他们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愿意实施贸易禁令。
因此，他们的办法是既不太对抗也不太顺从，即能拖就拖。
在11月底接受《政治报》采访时，荷兰贸易部长施莱内马赫表示，她与美国有同样的安全担忧，但荷兰“也会考虑我们自己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此后她还表示，芯片是一个需要重点评估的产业，但也强调荷兰不会只复制粘贴美国的出口限制措施。
格鲁修斯则说得更具体：“你真的要仔细区分。还有（某些）芯片机器，旧的深紫光刻机……对我来说，限制出口所有机器是没有意义的。”
使用的波长越短，可以制造的芯片结构就越小。最新的EUV机器可以制造5纳米以下的芯片。在空间和重量要求敏感的地方，尺寸最重要，而且尺寸对耗电和散热同样重要。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产品都需要这些芯片，而不是美方宣传的那些所谓威胁“国家安全”的设备。
而阿斯麦的CEO彼得·温宁克在去年12月也说，“用于武器制造的芯片是10到15年前的技术了，中国早就能做那种芯片了， 木已成舟。”
事实上，武器系统永远不会使用最新的硬件和软件，因为最新软硬件的故障问题会在此后一段时间出现。产品经久耐用更重要，而且，武器系统的整体研发工作要持续很长时间。与最新最好的消费电子产品相比，当武器首次投入使用时，它们的电子设备通常已非常过时。
尽管如此，在美国的压力下，荷兰政府已禁止向中国出口阿斯麦的高端光刻机。
现在，美国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主要是要荷兰禁售上一代深紫光刻机，尼康的产品也被要求禁售了。
美国有多种施压方式。
一是发展本土市场。美国推出《芯片法案》，试图推动国内外投资（如台积电或三星）美国芯片产业，以促进美国芯片产业发展。
在迫使一家荷兰管道铺设公司不要参与北溪2号管道项目时，美国也用了这招。因为害怕丢失墨西哥湾业务，这家公司最终就没有参与北溪2号项目。
另一种方式是整合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美国扩大了本国技术的出口禁令，将所有向美国提供产品或使用美国技术的外国公司都纳入禁售令。
这里唯一可见的“规则”是强者的规则，即丛林法则。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是最高层发出的威胁。拜登总统与日本、荷兰的领导人会面讨论这些禁售措施，各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也举行了会议，最后是三国政府达成协议。
当一个主权国家试图阻止别国投资其关键产业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取决于买家是谁。
今年1月初，荷兰经济部长米奇·阿德里安森斯表示，中资企业安世半导体（Nexperia，为闻泰科技子公司）正在收购代尔夫特一家半导体初创企业，这起收购案可能会受到国家安全审查。最近几个月，德国和英国都阻止了中资企业收购芯片公司或晶圆厂。这与观察到的中国公司大举收购中小企业有关，而中小企业是德国工业的支柱。
这里的担忧来自经济层面：如果一家中小型公司是一个隐性冠军企业，在其所属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它被收购了，这难道不预示着技术和专业知识会向中国转移，以及未来的工作岗位会流失吗？收购机器人制造企业库卡就是一个促使政治家思考的重要事件，该收购案最终以政府立法阻止此类收购而告吹。
不出口芯片制造机器的主要原因是，各国不希望失去某些他们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能力（体现在公司所有权上）。这与禁止外国购买此类公司的产品是完全不同的。
·虚假的“团结一致”
那么欧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首先，全世界没有第二个阿斯麦，欧洲没有，全球也没有。此外，全球约90%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产自美国、日本和荷兰的公司。美国首先限制本国公司，现在是荷兰的阿斯麦和日本的尼康。
然而，其他国家也受到了间接影响：德国公司“通快”（TRUMPF）和“蔡司”（ZEISS）对阿斯麦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有100年历史的机床制造商“通快”提供二氧化碳激光器，这些激光器用于放大功率和脉冲，产生极紫外辐射，从而制造出能将1亿余个晶体管放置在1平方毫米结构上的芯片；有177年历史的高端光学制造商蔡司提供了镜片，以极精确的方式引导极紫外辐射。此外，位于比利时的先进研发机构欧洲微电子中心已经与阿斯麦密切合作了近30年。
一般来说，只有阿斯麦和荷兰政府有权决定向谁出售或不出售产品，上述阿斯麦的核心供应商因此也会收到牵连。
同样，在价值链的另一端，半导体买家担心，随着世界的脱钩，会有不同的芯片标准出现。在最好的情况下，世界科技将双向发展；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可能被迫要在不同的国家或国家集团间选边站队。有些来我公司咨询的客户已经在为这种可能性做准备了。
除了那些受到间接影响的公司，只要有一个欧盟国家受到欺凌，其它欧盟国家都应做出一致的反应。很明显，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要在战略上给人团结一致的印象。
然而，这种反应相当微弱。相反，从表面上看，欧洲似乎在愉快地与美国合作。
1月27日，针对美国停止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政策，欧盟发表声明——
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埃里·布雷顿在华盛顿表示：“我们完全同意禁止向中国销售最先进的芯片。在确保我们共同技术安全方面，欧洲总会站在美国一边。”
但仔细一看，荷兰人和欧洲人相当不情愿，他们正在努力拖延时间。没人想被说成是危害国家安全，所以他们原则上同意了美国的做法。此处请注意，布雷顿先生是欧盟内部市场专员，他本人没有资格做出这样的决定，出口管制措施的制定权仍然掌握在欧盟成员国手中。
与此同时，欧盟正与美国谈判高科技产业享有的过度补贴问题。在《芯片法案》中，华盛顿承诺投资520亿美元。台积电被哄骗去美国投资400亿美元建芯片工厂，这再次违反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荷兰是这场纷乱中最受外界关注的国家，它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地强调，该协议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生效，很多事情仍需澄清。他们似乎在拖拖拉拉，因为他们知道公开反抗是一种危险的策略。
不幸的是，现在欧洲人把目光都集中在了俄罗斯和乌克兰身上，而似乎“巧合”的是，美国喜欢将俄乌冲突与台海冲突相提并论。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急于表明他们已经从俄罗斯天然气事件中吸取了教训：不要把商业利益置于国家安全之上。在城门失火的情况下，欧盟各国达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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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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