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王卖辣条，茶颜卖面包丁，奶茶店开始卖零食自救？
发布日期：2024-11-23 08:24
刘远举
上海疫情爆发后，网上一位大V提出，应疏解上海经济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等职能，向周边省市转移。这样想的人很多。这次上海封城之后，在经济层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于是，很多人认为，高度聚集发展模式是错误的，香港、上海，都无力应对危机，所以，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上海供应链保卫战这种窘境，就要降低上海的重要性；不能让一个城市如此重要；不能让一个城市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
如果疫情真的从这个角度，影响到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疫情后继续加大疏解大城市，分流人口，用一个形象的话说，那就是：丢了芝麻，然后再自己主动把西瓜砸了。
疫情走到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提出，要因为疫情而缩减城市规模，实际上，因为城市具有规模效应，在面对疫情时，能应对得更好。其实，很多人本身就是分裂的：一方面，他们会说上海人多了，疫情容易扩散，不利于应对疫情；另一方面，他们又说，上海医疗资源丰富，能应对疫情，农村医疗资源差，所以，一定要清零。他们幻想中的理想中的城市状态是：“像农村那么人少，又像上海那么繁华”。这个希望很好，但却是不可能的。
一、真的把上海的各种功能肢解了会发生什么？
上海的重要性无须多说了，很多人就是看不惯这种重要性，他们觉得分散了才安全。但真的把上海的各种功能肢解了会发生什么？
那么做一笔外贸生意，就要先到北京机场去接进口商，再到广州去看货，到武汉去办保险，然后，再到宁波去办航运，3天可以办完的事拖成1个月，费用成倍增加。或许有人说，这些机构都可以向上海派出机构，但这些派出机构业务越做越大，占到了总部百分之七八十的量，上海不就又成为事实上的中心了吗？
这种为了安全进行肢解思维是没有止境的。各种中心分散了就够了吗？一旦各个分散中心发生疫情，航运中心的原料运不出去，其他地方怎么生产呢？科创中心的工程师，被封在家里，不能出差，怎么进行现场的技术指导呢？生产中心的机床配件被堵在路上了，其他地方缺了配件怎么生产呢？
把功能疏散到武汉，可武汉发生疫情又怎么办呢？所以，还得进一步疏解，那还的疏散到襄阳、到荆州。所以，肢解上海还不行，还得继续肢解，最后直到一省、一市，都能自成体系，从原材料到最后的成品，独立搞定。
这种去中心的思维一直存在，就像有人说，中国为了备战，农民都应该回农村，不应该机械化，分散的、小农的生产才安全。同样的，疫情中，只有小农生产才安全，自给自足。
所以，肢解上海功能的思维是极其荒谬的，其结果必然是经济倒退。
二、肢解思维，说白了，是不懂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很大一点就是，计划经济只在乎生产。从来不管以多少成本生产出来的。所以，在这些人眼中，保卫产业链，就是保卫生产而已。对计划经济者来说，产品有没有竞争力，不重要，只要制造出来了，就心满意足了。
但市场经济者，看重的是，能不能卖出去，所以要计较成本，关心在市场上有没有竞争力。在他们的思维中，保卫产业链，不仅是保生产，更是要保销售。保证产业链能具有竞争力。
从这个角度，现在上海的复工，且不说复工率非常低，而且，这种高成本复工，意义也是打折扣的。
肢解思维，往往会给自己带个漂亮的帽子，叫做均衡发展。但他们没有分清楚均衡与均匀的区别。
人类有高有矮，才叫均衡；歌曲的调子有高有低，才好听；同一种商品，档次有高有低，才叫多样。市场的均衡，就是地区发展有不同，有些地方GDP高、人口密度大；有些地方，GDP不高，人口少，但山清水秀，这就是均衡。市场化、城市化，会自发地完成这个过程。
大城市的高度集中，是一个人类社会自组织的过程，本质上是各种市场均衡的综合结果，但它在形式上，却偏偏是高度偏离均匀的。比如，城市的人口、资金、物质的密度都大得多，这是偏离平均的。这种偏离平均是市场的需要，因为只有依靠规模效应，才能多快好省地生产，形成竞争优势，技术创新。城市越大，它的创造力就越强。
阻碍这个过程，违反市场规律，就会损害经济发展。
实际上，很多人的心目中，均衡发展，就是均匀发展，平均才是“好的”。他们在说到“均衡发展”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指按经济规律，有分布、有层次、有结构、有偏重的均衡，而是指完全一致的同等。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这种平均经济，也不是不可以循环，但这种循环速度慢、效率低、成本高。技术创新是伴随经济循环产生的：研发，生产、卖出去、赚钱、钱再投入研发。如果这个过程慢了，久而久之，就会与其他国家与地区拉开差距。结果就只有一个，中国的产品，技术落后，而且成本高、贵，就不再具有国际竞争力，就会失去国外的市场。一直都说中国市场很大，其实，国外市场也不小。没了国外这个市场，关起门来，中国就注定会慢慢落后。
三、上海有今天，是地理的结果，是历史的结果。
很多人眼中，只要有国家政策，任何地方都可以建成各种中心。他们只看到了政策对上海、对深圳的作用，只看到邓小平画了圈，但他们没看到上海、深圳本身的经济禀赋。
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长江经济带的龙头所在。虽然如今人类运输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河流、海洋对人类经济发展，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历史上基于河流、海洋形成的经济分布，对当下经济发展来说，仍然是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禀赋。
所以，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上海曾经是远东最大的金融贸易中心，和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称为“东方巴黎”。在建国后，上海是全国特大型工商经济中心城市之一，对国家的财政的贡献曾经长期傲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首。
四、上海有今天的影响力，也是改革开放的既定目标。
邓小平在浦东画了圈，正是因为上海历史、地理乃至人文的优势。
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尊重客观规律，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拥有着独特优势：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人才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历史积淀的与国际交往的联系和经验，等等的诸多优势。所以，1990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特别关注浦东的开发和开放。
当时邓小平明确说过很多话，至今听来也不过时。
“上海浦东的开发，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情。浦东的开发，可以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这是全国的事情。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中国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了，全盘也就都活了，上海在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就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开始做起来。”
“抓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就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是靠这个竞争。”
所以，上海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是改革的既定目标。所谓疏解上海，是反其道而行之，是逆改革行事。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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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0 07:57
时政
疏解上海功能，是丢了芝麻砸西瓜
疏解上海功能，是丢了芝麻砸西瓜
刘远举：到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提出要因为疫情而缩减城市规模，实际上，因为城市具有规模效应，在面对疫情时，能应对得更好。
刘远举
上海疫情爆发后，网上一位大V提出，应疏解上海经济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等职能，向周边省市转移。这样想的人很多。这次上海封城之后，在经济层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于是，很多人认为，高度聚集发展模式是错误的，香港、上海，都无力应对危机，所以，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上海供应链保卫战这种窘境，就要降低上海的重要性；不能让一个城市如此重要；不能让一个城市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
如果疫情真的从这个角度，影响到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疫情后继续加大疏解大城市，分流人口，用一个形象的话说，那就是：丢了芝麻，然后再自己主动把西瓜砸了。
疫情走到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提出，要因为疫情而缩减城市规模，实际上，因为城市具有规模效应，在面对疫情时，能应对得更好。其实，很多人本身就是分裂的：一方面，他们会说上海人多了，疫情容易扩散，不利于应对疫情；另一方面，他们又说，上海医疗资源丰富，能应对疫情，农村医疗资源差，所以，一定要清零。他们幻想中的理想中的城市状态是：“像农村那么人少，又像上海那么繁华”。这个希望很好，但却是不可能的。
一、真的把上海的各种功能肢解了会发生什么？
上海的重要性无须多说了，很多人就是看不惯这种重要性，他们觉得分散了才安全。但真的把上海的各种功能肢解了会发生什么？
那么做一笔外贸生意，就要先到北京机场去接进口商，再到广州去看货，到武汉去办保险，然后，再到宁波去办航运，3天可以办完的事拖成1个月，费用成倍增加。或许有人说，这些机构都可以向上海派出机构，但这些派出机构业务越做越大，占到了总部百分之七八十的量，上海不就又成为事实上的中心了吗？
这种为了安全进行肢解思维是没有止境的。各种中心分散了就够了吗？一旦各个分散中心发生疫情，航运中心的原料运不出去，其他地方怎么生产呢？科创中心的工程师，被封在家里，不能出差，怎么进行现场的技术指导呢？生产中心的机床配件被堵在路上了，其他地方缺了配件怎么生产呢？
把功能疏散到武汉，可武汉发生疫情又怎么办呢？所以，还得进一步疏解，那还的疏散到襄阳、到荆州。所以，肢解上海还不行，还得继续肢解，最后直到一省、一市，都能自成体系，从原材料到最后的成品，独立搞定。
这种去中心的思维一直存在，就像有人说，中国为了备战，农民都应该回农村，不应该机械化，分散的、小农的生产才安全。同样的，疫情中，只有小农生产才安全，自给自足。
所以，肢解上海功能的思维是极其荒谬的，其结果必然是经济倒退。
二、肢解思维，说白了，是不懂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很大一点就是，计划经济只在乎生产。从来不管以多少成本生产出来的。所以，在这些人眼中，保卫产业链，就是保卫生产而已。对计划经济者来说，产品有没有竞争力，不重要，只要制造出来了，就心满意足了。
但市场经济者，看重的是，能不能卖出去，所以要计较成本，关心在市场上有没有竞争力。在他们的思维中，保卫产业链，不仅是保生产，更是要保销售。保证产业链能具有竞争力。
从这个角度，现在上海的复工，且不说复工率非常低，而且，这种高成本复工，意义也是打折扣的。
肢解思维，往往会给自己带个漂亮的帽子，叫做均衡发展。但他们没有分清楚均衡与均匀的区别。
人类有高有矮，才叫均衡；歌曲的调子有高有低，才好听；同一种商品，档次有高有低，才叫多样。市场的均衡，就是地区发展有不同，有些地方GDP高、人口密度大；有些地方，GDP不高，人口少，但山清水秀，这就是均衡。市场化、城市化，会自发地完成这个过程。
大城市的高度集中，是一个人类社会自组织的过程，本质上是各种市场均衡的综合结果，但它在形式上，却偏偏是高度偏离均匀的。比如，城市的人口、资金、物质的密度都大得多，这是偏离平均的。这种偏离平均是市场的需要，因为只有依靠规模效应，才能多快好省地生产，形成竞争优势，技术创新。城市越大，它的创造力就越强。
阻碍这个过程，违反市场规律，就会损害经济发展。
实际上，很多人的心目中，均衡发展，就是均匀发展，平均才是“好的”。他们在说到“均衡发展”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指按经济规律，有分布、有层次、有结构、有偏重的均衡，而是指完全一致的同等。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这种平均经济，也不是不可以循环，但这种循环速度慢、效率低、成本高。技术创新是伴随经济循环产生的：研发，生产、卖出去、赚钱、钱再投入研发。如果这个过程慢了，久而久之，就会与其他国家与地区拉开差距。结果就只有一个，中国的产品，技术落后，而且成本高、贵，就不再具有国际竞争力，就会失去国外的市场。一直都说中国市场很大，其实，国外市场也不小。没了国外这个市场，关起门来，中国就注定会慢慢落后。
三、上海有今天，是地理的结果，是历史的结果。
很多人眼中，只要有国家政策，任何地方都可以建成各种中心。他们只看到了政策对上海、对深圳的作用，只看到邓小平画了圈，但他们没看到上海、深圳本身的经济禀赋。
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长江经济带的龙头所在。虽然如今人类运输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河流、海洋对人类经济发展，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历史上基于河流、海洋形成的经济分布，对当下经济发展来说，仍然是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禀赋。
所以，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上海曾经是远东最大的金融贸易中心，和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称为“东方巴黎”。在建国后，上海是全国特大型工商经济中心城市之一，对国家的财政的贡献曾经长期傲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首。
四、上海有今天的影响力，也是改革开放的既定目标。
邓小平在浦东画了圈，正是因为上海历史、地理乃至人文的优势。
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尊重客观规律，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拥有着独特优势：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人才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历史积淀的与国际交往的联系和经验，等等的诸多优势。所以，1990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特别关注浦东的开发和开放。
当时邓小平明确说过很多话，至今听来也不过时。
“上海浦东的开发，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情。浦东的开发，可以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这是全国的事情。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中国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了，全盘也就都活了，上海在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就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开始做起来。”
“抓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就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是靠这个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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