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新能源汽车全年销量有望超1000万辆。
发布日期：2024-09-20 18:56
王英良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赤松秀一4月15日致公函给上海市副市长宗明，反映当地日资企业面临诸多困难。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官网4月16日发布新闻稿称，赤松秀一已于4月15日致函宗明，而中国国内微信圈也传出赤松秀一这封加盖公章的函件。
公函指出，约有4万日本侨民和1.1万家日资企业在上海落户发展，日企尽力配合防疫工作，然而随着防控措施长期化，生产经营无法正常运行的状态已持续多个月，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日趋严重。目前，企业物流供应链全断，封城没有明确的结束时间，给客户的交货时间迟迟定不下来，日企在竞争中走向被动，经营难以为继。函件甚至含蓄“警告”，日企或不得不将生产转移到上海以外的地方。
据上海市政府公开信息，宗明分管市商务委员会（市口岸服务办公室）、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中医药管理局）、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市医疗保障局、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在疫情下，宗明身兼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一要职。
日本共同社4月15日晚间报道，由于上海因新冠疫情蔓延实施了封控，日本企业受到的打击日益扩大，不仅在沪业务停顿，供应链混乱也导致马自达、三菱汽车等公司在日本的生产遭遇阻碍。报道称，在中国运营逾300家的“无印良品”公司目前有约50家店铺无法营业。社长堂前宣夫表示，预计下半财年（3月至8月）业绩会比设想的差很多。截至4月14日，上海86家优衣库和8家GU店铺已全部停业。罗森在上海有约1000家便利店，目前，八九成处于停业状态。索尼、三菱电机、夏普等制造商在当地的工厂也长时间停工。全日空航空和日本航空透露，上海航线的货运航班已部分停飞。
赤松秀一表示，许多日资企业向他诉苦，实际情况不容乐观。例如，由于诸多国内及国际物流停摆，中国国内以及日本和其他海外之间的供应链中断并一直持续至今。赤松秀一称，每年4月是日本新年度开始，由于无法告知客户交货期，也无从制定事业计划，生产、供货得不到保障，致使销路和市场开始被其他地区的同行挤占，随之而来的是，日企不得不将生产制造向其他地区和国外转移等等，或者在更大范围产生严重的影响。
赤松秀一着重强调：“对今后预期的不确定会成为制约企业活动的重大因素，希望上海能早日明确这次疫情平稳后的经济运行路线和程序，以坚定的决心和意志继续引领中国经济发展。”
客观上讲，上海为抗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为中国链接世界的重要窗口，上海是诸多中国跨国公司乃至部分世界级公司的全球总部，是众多产业链的重要节点。日本企业是上海外资的重要构成，是上海经济的重要参与方，上海的“静止”使日资蒙受巨大损失。同样，封城带来的产业要素封闭和流动停滞使国内企业亦承受较大的损失，总体表现出消极的预期。公开资料显示，素有“余大嘴”之称的华为CEO余承东警告说，如果上海不能复工复产，5月之后所有科技、工业产业涉及上海供应链的，都会全面停产，尤其汽车产业。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也发文称，如果上海和周边供应链企业还无法找到动态复工复产的方式，5月可能中国所有的整车厂都要停工停产。而一个常识是，上海是中国重要的整车产业及零配件生产基地和跨国商贸中心。
上海“静止”可能引发中外就疫情治理理念的冲突。这是因为，中国与西方各国在抗疫策略以及政治结构、社会治理和执政理念上存在较大差异。美欧的策略是在实现规模性药物预防和治疗的背景下，实行“群体免疫”，做与病毒共处。而中国政府的抗疫策略是发挥政府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动员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近乎以“围歼战”的方式力图控制疫情。
上海作为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重点城市，封城造成的交通阻隔和要素停滞会带来跨国公司消极的反应和评价。原本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下，西方转向严厉制裁俄罗斯，跨国公司就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尽量远离涉冲突以及存在潜在冲突的国家。从2015年开始，外资有加速撤离中国的趋势，当然这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市场行为，因为中国的人力、土地等要素价格在上涨，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本身也需要“提质换挡”。在当时，外资撤离可以以较“体面”的理由进行阐释。上海封城月余，客观上造成了上海巨大的财税损失，也导致包括日资企业在内的国外厂商停工停产，城市“静止”锁住了跨国公司大部分人、财、物、智等要素的流动性。犹如公函中指出的，企业经营出现了巨大困难，基本已陷入瘫痪状态，而亏损又会间接使跨国公司面临严峻的债务危机，削弱总体竞争力，进而带来更消极的连锁反应。
上海向来以一流的营商环境著称，历届市委市政府班子都注重提升城市的“软实力”以吸引和服务外资，中央层面亦高调鼓励上海成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自开埠以来，跨国公司就开始深刻地融入到上海这座城市的文明和进步中，全球各主要跨国公司基本都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到目前，比较成功的案例是引进特斯拉、迪斯尼，这些对上海的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跨国公司会带来显著的就业、税收和技术外溢效应，现实看，跨国公司是推动上海成为全球一流城市的重要力量。
但在今日，空前规模的疫情使上海在城市应急应难方面存在的治理短板完全暴露。在中美面临“脱钩”挑战下，跨国公司的投资动向越发成为国家实力与竞争力的重要参考，重量级的跨国投资业已成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激烈争夺的对象。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面临来自东南亚和中南美洲的强大挑战，中国面临外资流出的挑战越发严峻。
对上海而言，外资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在面对深、苏、杭、蓉等城市强势崛起的挑战下，上海市政府有必要对外资尤其是重要的绿地投资实施安抚，或出台特定的专项补助，或实行降税，部分弥补疫情给外资带来的损失。如此，不仅可以稳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预期，也有助于树立中国政府在国际市场中的形象，尤为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手段推动上海回归以“契约”为核心的商业诚信和文明，这是保持外资对上海信心和支持的关键。
（注：王英良，研究中美政商关系，产业投资与国家安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service@or123.top）
公函指出，约有4万日本侨民和1.1万家日资企业在上海落户发展，日企尽力配合防疫工作，然而随着防控措施长期化，生产经营无法正常运行的状态已持续多个月，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日趋严重。目前，企业物流供应链全断，封城没有明确的结束时间，给客户的交货时间迟迟定不下来，日企在竞争中走向被动，经营难以为继。函件甚至含蓄“警告”，日企或不得不将生产转移到上海以外的地方。
据上海市政府公开信息，宗明分管市商务委员会（市口岸服务办公室）、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中医药管理局）、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市医疗保障局、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在疫情下，宗明身兼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一要职。
日本共同社4月15日晚间报道，由于上海因新冠疫情蔓延实施了封控，日本企业受到的打击日益扩大，不仅在沪业务停顿，供应链混乱也导致马自达、三菱汽车等公司在日本的生产遭遇阻碍。报道称，在中国运营逾300家的“无印良品”公司目前有约50家店铺无法营业。社长堂前宣夫表示，预计下半财年（3月至8月）业绩会比设想的差很多。截至4月14日，上海86家优衣库和8家GU店铺已全部停业。罗森在上海有约1000家便利店，目前，八九成处于停业状态。索尼、三菱电机、夏普等制造商在当地的工厂也长时间停工。全日空航空和日本航空透露，上海航线的货运航班已部分停飞。
赤松秀一表示，许多日资企业向他诉苦，实际情况不容乐观。例如，由于诸多国内及国际物流停摆，中国国内以及日本和其他海外之间的供应链中断并一直持续至今。赤松秀一称，每年4月是日本新年度开始，由于无法告知客户交货期，也无从制定事业计划，生产、供货得不到保障，致使销路和市场开始被其他地区的同行挤占，随之而来的是，日企不得不将生产制造向其他地区和国外转移等等，或者在更大范围产生严重的影响。
赤松秀一着重强调：“对今后预期的不确定会成为制约企业活动的重大因素，希望上海能早日明确这次疫情平稳后的经济运行路线和程序，以坚定的决心和意志继续引领中国经济发展。”
客观上讲，上海为抗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为中国链接世界的重要窗口，上海是诸多中国跨国公司乃至部分世界级公司的全球总部，是众多产业链的重要节点。日本企业是上海外资的重要构成，是上海经济的重要参与方，上海的“静止”使日资蒙受巨大损失。同样，封城带来的产业要素封闭和流动停滞使国内企业亦承受较大的损失，总体表现出消极的预期。公开资料显示，素有“余大嘴”之称的华为CEO余承东警告说，如果上海不能复工复产，5月之后所有科技、工业产业涉及上海供应链的，都会全面停产，尤其汽车产业。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也发文称，如果上海和周边供应链企业还无法找到动态复工复产的方式，5月可能中国所有的整车厂都要停工停产。而一个常识是，上海是中国重要的整车产业及零配件生产基地和跨国商贸中心。
上海“静止”可能引发中外就疫情治理理念的冲突。这是因为，中国与西方各国在抗疫策略以及政治结构、社会治理和执政理念上存在较大差异。美欧的策略是在实现规模性药物预防和治疗的背景下，实行“群体免疫”，做与病毒共处。而中国政府的抗疫策略是发挥政府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动员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近乎以“围歼战”的方式力图控制疫情。
上海作为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重点城市，封城造成的交通阻隔和要素停滞会带来跨国公司消极的反应和评价。原本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下，西方转向严厉制裁俄罗斯，跨国公司就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尽量远离涉冲突以及存在潜在冲突的国家。从2015年开始，外资有加速撤离中国的趋势，当然这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市场行为，因为中国的人力、土地等要素价格在上涨，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本身也需要“提质换挡”。在当时，外资撤离可以以较“体面”的理由进行阐释。上海封城月余，客观上造成了上海巨大的财税损失，也导致包括日资企业在内的国外厂商停工停产，城市“静止”锁住了跨国公司大部分人、财、物、智等要素的流动性。犹如公函中指出的，企业经营出现了巨大困难，基本已陷入瘫痪状态，而亏损又会间接使跨国公司面临严峻的债务危机，削弱总体竞争力，进而带来更消极的连锁反应。
上海向来以一流的营商环境著称，历届市委市政府班子都注重提升城市的“软实力”以吸引和服务外资，中央层面亦高调鼓励上海成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自开埠以来，跨国公司就开始深刻地融入到上海这座城市的文明和进步中，全球各主要跨国公司基本都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到目前，比较成功的案例是引进特斯拉、迪斯尼，这些对上海的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跨国公司会带来显著的就业、税收和技术外溢效应，现实看，跨国公司是推动上海成为全球一流城市的重要力量。
但在今日，空前规模的疫情使上海在城市应急应难方面存在的治理短板完全暴露。在中美面临“脱钩”挑战下，跨国公司的投资动向越发成为国家实力与竞争力的重要参考，重量级的跨国投资业已成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激烈争夺的对象。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面临来自东南亚和中南美洲的强大挑战，中国面临外资流出的挑战越发严峻。
对上海而言，外资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在面对深、苏、杭、蓉等城市强势崛起的挑战下，上海市政府有必要对外资尤其是重要的绿地投资实施安抚，或出台特定的专项补助，或实行降税，部分弥补疫情给外资带来的损失。如此，不仅可以稳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预期，也有助于树立中国政府在国际市场中的形象，尤为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手段推动上海回归以“契约”为核心的商业诚信和文明，这是保持外资对上海信心和支持的关键。
（注：王英良，研究中美政商关系，产业投资与国家安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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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共同社4月15日晚间报道，由于上海因新冠疫情蔓延实施了封控，日本企业受到的打击日益扩大，不仅在沪业务停顿，供应链混乱也导致马自达、三菱汽车等公司在日本的生产遭遇阻碍。报道称，在中国运营逾300家的“无印良品”公司目前有约50家店铺无法营业。社长堂前宣夫表示，预计下半财年（3月至8月）业绩会比设想的差很多。截至4月14日，上海86家优衣库和8家GU店铺已全部停业。罗森在上海有约1000家便利店，目前，八九成处于停业状态。索尼、三菱电机、夏普等制造商在当地的工厂也长时间停工。全日空航空和日本航空透露，上海航线的货运航班已部分停飞。
赤松秀一表示，许多日资企业向他诉苦，实际情况不容乐观。例如，由于诸多国内及国际物流停摆，中国国内以及日本和其他海外之间的供应链中断并一直持续至今。赤松秀一称，每年4月是日本新年度开始，由于无法告知客户交货期，也无从制定事业计划，生产、供货得不到保障，致使销路和市场开始被其他地区的同行挤占，随之而来的是，日企不得不将生产制造向其他地区和国外转移等等，或者在更大范围产生严重的影响。
赤松秀一着重强调：“对今后预期的不确定会成为制约企业活动的重大因素，希望上海能早日明确这次疫情平稳后的经济运行路线和程序，以坚定的决心和意志继续引领中国经济发展。”
客观上讲，上海为抗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为中国链接世界的重要窗口，上海是诸多中国跨国公司乃至部分世界级公司的全球总部，是众多产业链的重要节点。日本企业是上海外资的重要构成，是上海经济的重要参与方，上海的“静止”使日资蒙受巨大损失。同样，封城带来的产业要素封闭和流动停滞使国内企业亦承受较大的损失，总体表现出消极的预期。公开资料显示，素有“余大嘴”之称的华为CEO余承东警告说，如果上海不能复工复产，5月之后所有科技、工业产业涉及上海供应链的，都会全面停产，尤其汽车产业。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也发文称，如果上海和周边供应链企业还无法找到动态复工复产的方式，5月可能中国所有的整车厂都要停工停产。而一个常识是，上海是中国重要的整车产业及零配件生产基地和跨国商贸中心。
上海“静止”可能引发中外就疫情治理理念的冲突。这是因为，中国与西方各国在抗疫策略以及政治结构、社会治理和执政理念上存在较大差异。美欧的策略是在实现规模性药物预防和治疗的背景下，实行“群体免疫”，做与病毒共处。而中国政府的抗疫策略是发挥政府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动员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近乎以“围歼战”的方式力图控制疫情。
上海作为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重点城市，封城造成的交通阻隔和要素停滞会带来跨国公司消极的反应和评价。原本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下，西方转向严厉制裁俄罗斯，跨国公司就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尽量远离涉冲突以及存在潜在冲突的国家。从2015年开始，外资有加速撤离中国的趋势，当然这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市场行为，因为中国的人力、土地等要素价格在上涨，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本身也需要“提质换挡”。在当时，外资撤离可以以较“体面”的理由进行阐释。上海封城月余，客观上造成了上海巨大的财税损失，也导致包括日资企业在内的国外厂商停工停产，城市“静止”锁住了跨国公司大部分人、财、物、智等要素的流动性。犹如公函中指出的，企业经营出现了巨大困难，基本已陷入瘫痪状态，而亏损又会间接使跨国公司面临严峻的债务危机，削弱总体竞争力，进而带来更消极的连锁反应。
上海向来以一流的营商环境著称，历届市委市政府班子都注重提升城市的“软实力”以吸引和服务外资，中央层面亦高调鼓励上海成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自开埠以来，跨国公司就开始深刻地融入到上海这座城市的文明和进步中，全球各主要跨国公司基本都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到目前，比较成功的案例是引进特斯拉、迪斯尼，这些对上海的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跨国公司会带来显著的就业、税收和技术外溢效应，现实看，跨国公司是推动上海成为全球一流城市的重要力量。
但在今日，空前规模的疫情使上海在城市应急应难方面存在的治理短板完全暴露。在中美面临“脱钩”挑战下，跨国公司的投资动向越发成为国家实力与竞争力的重要参考，重量级的跨国投资业已成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激烈争夺的对象。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面临来自东南亚和中南美洲的强大挑战，中国面临外资流出的挑战越发严峻。
对上海而言，外资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在面对深、苏、杭、蓉等城市强势崛起的挑战下，上海市政府有必要对外资尤其是重要的绿地投资实施安抚，或出台特定的专项补助，或实行降税，部分弥补疫情给外资带来的损失。如此，不仅可以稳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预期，也有助于树立中国政府在国际市场中的形象，尤为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手段推动上海回归以“契约”为核心的商业诚信和文明，这是保持外资对上海信心和支持的关键。
（注：王英良，研究中美政商关系，产业投资与国家安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service@or123.top）
公函指出，约有4万日本侨民和1.1万家日资企业在上海落户发展，日企尽力配合防疫工作，然而随着防控措施长期化，生产经营无法正常运行的状态已持续多个月，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日趋严重。目前，企业物流供应链全断，封城没有明确的结束时间，给客户的交货时间迟迟定不下来，日企在竞争中走向被动，经营难以为继。函件甚至含蓄“警告”，日企或不得不将生产转移到上海以外的地方。
据上海市政府公开信息，宗明分管市商务委员会（市口岸服务办公室）、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中医药管理局）、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市医疗保障局、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在疫情下，宗明身兼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一要职。
日本共同社4月15日晚间报道，由于上海因新冠疫情蔓延实施了封控，日本企业受到的打击日益扩大，不仅在沪业务停顿，供应链混乱也导致马自达、三菱汽车等公司在日本的生产遭遇阻碍。报道称，在中国运营逾300家的“无印良品”公司目前有约50家店铺无法营业。社长堂前宣夫表示，预计下半财年（3月至8月）业绩会比设想的差很多。截至4月14日，上海86家优衣库和8家GU店铺已全部停业。罗森在上海有约1000家便利店，目前，八九成处于停业状态。索尼、三菱电机、夏普等制造商在当地的工厂也长时间停工。全日空航空和日本航空透露，上海航线的货运航班已部分停飞。
赤松秀一表示，许多日资企业向他诉苦，实际情况不容乐观。例如，由于诸多国内及国际物流停摆，中国国内以及日本和其他海外之间的供应链中断并一直持续至今。赤松秀一称，每年4月是日本新年度开始，由于无法告知客户交货期，也无从制定事业计划，生产、供货得不到保障，致使销路和市场开始被其他地区的同行挤占，随之而来的是，日企不得不将生产制造向其他地区和国外转移等等，或者在更大范围产生严重的影响。
赤松秀一着重强调：“对今后预期的不确定会成为制约企业活动的重大因素，希望上海能早日明确这次疫情平稳后的经济运行路线和程序，以坚定的决心和意志继续引领中国经济发展。”
客观上讲，上海为抗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为中国链接世界的重要窗口，上海是诸多中国跨国公司乃至部分世界级公司的全球总部，是众多产业链的重要节点。日本企业是上海外资的重要构成，是上海经济的重要参与方，上海的“静止”使日资蒙受巨大损失。同样，封城带来的产业要素封闭和流动停滞使国内企业亦承受较大的损失，总体表现出消极的预期。公开资料显示，素有“余大嘴”之称的华为CEO余承东警告说，如果上海不能复工复产，5月之后所有科技、工业产业涉及上海供应链的，都会全面停产，尤其汽车产业。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也发文称，如果上海和周边供应链企业还无法找到动态复工复产的方式，5月可能中国所有的整车厂都要停工停产。而一个常识是，上海是中国重要的整车产业及零配件生产基地和跨国商贸中心。
上海“静止”可能引发中外就疫情治理理念的冲突。这是因为，中国与西方各国在抗疫策略以及政治结构、社会治理和执政理念上存在较大差异。美欧的策略是在实现规模性药物预防和治疗的背景下，实行“群体免疫”，做与病毒共处。而中国政府的抗疫策略是发挥政府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动员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近乎以“围歼战”的方式力图控制疫情。
上海作为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重点城市，封城造成的交通阻隔和要素停滞会带来跨国公司消极的反应和评价。原本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下，西方转向严厉制裁俄罗斯，跨国公司就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尽量远离涉冲突以及存在潜在冲突的国家。从2015年开始，外资有加速撤离中国的趋势，当然这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市场行为，因为中国的人力、土地等要素价格在上涨，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本身也需要“提质换挡”。在当时，外资撤离可以以较“体面”的理由进行阐释。上海封城月余，客观上造成了上海巨大的财税损失，也导致包括日资企业在内的国外厂商停工停产，城市“静止”锁住了跨国公司大部分人、财、物、智等要素的流动性。犹如公函中指出的，企业经营出现了巨大困难，基本已陷入瘫痪状态，而亏损又会间接使跨国公司面临严峻的债务危机，削弱总体竞争力，进而带来更消极的连锁反应。
上海向来以一流的营商环境著称，历届市委市政府班子都注重提升城市的“软实力”以吸引和服务外资，中央层面亦高调鼓励上海成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自开埠以来，跨国公司就开始深刻地融入到上海这座城市的文明和进步中，全球各主要跨国公司基本都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到目前，比较成功的案例是引进特斯拉、迪斯尼，这些对上海的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跨国公司会带来显著的就业、税收和技术外溢效应，现实看，跨国公司是推动上海成为全球一流城市的重要力量。
但在今日，空前规模的疫情使上海在城市应急应难方面存在的治理短板完全暴露。在中美面临“脱钩”挑战下，跨国公司的投资动向越发成为国家实力与竞争力的重要参考，重量级的跨国投资业已成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激烈争夺的对象。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面临来自东南亚和中南美洲的强大挑战，中国面临外资流出的挑战越发严峻。
对上海而言，外资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在面对深、苏、杭、蓉等城市强势崛起的挑战下，上海市政府有必要对外资尤其是重要的绿地投资实施安抚，或出台特定的专项补助，或实行降税，部分弥补疫情给外资带来的损失。如此，不仅可以稳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预期，也有助于树立中国政府在国际市场中的形象，尤为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手段推动上海回归以“契约”为核心的商业诚信和文明，这是保持外资对上海信心和支持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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