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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4-11-24 07:05
王英良
■中美在1979年1月正式建交。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两国关系是否已走向成熟？很多人以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美间存在广泛的交往和人员往来定论中美关系已经走向成熟。其实大国关系的成熟并不在于普通的经济要素，而是核心产业和产业链要素是否存在无阻碍的互联互通，并形成较高度的相互依赖与涉安全利益的军工贸易网络协作，以及深度的政治信任。从这一点看，中美关系仍然处于相识阶段，还远未到相知、相信的地步。
1989年夏的事件成为中美建交后爆发第一次激烈冲突的导火索。这带来了美国对中国实施首次长期制裁，主要面向武器禁运。此后近40年时期里，美国把制裁工具箱的大部分项目均指向中国。这些制裁包含：对教育机构、商业和行政机构制裁、武器禁运、航天合作限制等；涉及中俄军购、预防中国同行业威胁到美国企业利益、制裁参与解放军军需物资采购及军事研究的个体等。制裁理由涉及违反美国对委内瑞拉单边制裁，违反美国对朝鲜、伊朗、叙利亚的单边制裁，违反美国通信安全国家紧急状态，参与中国核电技术及核电站建设。议题辐射新疆问题、香港问题、人权问题、南海问题、“中国－柬埔寨”经济合作项目。制裁涉及“中国制造2025”规划、导弹技术扩散活动、违反出口管制限制、销售芬太尼、非法捕鱼、中俄军事联盟等。美国持续压制中国获取先进军民两用技术及产品，制裁中国特定跨国公司、抵制中国优势项目等。在近50年的交往中，美国起初认为赋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PNTR）可能推动中国塑造庞大中产阶级，进而遵循西方社会进化逻辑，推动中国向“民主”过渡，但中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应了这一切。
尽管中国从没有明确表态要挑战美国领导地位，从来都定性自身是寻求和平发展，不与美国展开霸权竞争，但美国脱胎于长达百年的欧陆战争所构成的国际关系（尽管第一批政治精英明确厌恶欧陆纷争血腥和虚伪），是秉持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国家。在和平替代完英国霸权，推动苏联走向垮台后，美国对自身模式表现出空前自信，对一切潜在挑战者均实施预防性打击和制裁。这不仅包含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俄罗斯等由强人主导的国家，也包含中国这一拥有最可能接近美国实力但处于“将起未起”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将历史上霸权国对赶超国所有的压制手段（除战争外）基本都施加给中国。中国在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此前的外交大部分是国内统战政策的外延，所以在中国与苏联因珍宝岛事件翻脸后，中美开始走近，但台湾问题依然是梗。在应对苏联这一共同敌人上，中国与美国维持了近十年的最佳互动期，其中包含了中国国内提倡反对腐败和选举民主、美国支援和出售中国先进武器，并在新疆部署雷达等军用设备监视监听俄国军队行动、美国出售给中国先进的制式武器，直到1989年两国关系第一次出现分水岭。这一波制裁不久，中美就开启了经济规模性对接。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贸体系，并成为美国企业外包的主要目的地，中美构建了以“外包—出口”为主要模式的经济依存网络。随后中美关系克服南斯拉夫炸馆、南海撞机事件的消极影响，在9•11事件后加强反恐合作，由此中美在经贸方面出现了长达十年左右的合作黄金期，这是中国实现繁荣的重要外部因素，中国由此更加坚定了对“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的认可。
自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美国加强对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限制。随后，特朗普主动挑起关税战，并严格制裁中兴和华为，实施中美在产业和技术、人员领域的脱钩，开启全政府模式，力图执行所谓的反中国“工业间谍”。拜登政府延续了关税战。但新冠疫情下，中美交往自然弱化。中美保持部分经贸流通，但彼此均加强国内产业建设，夯实本国工业产业基础，弱化经济相互依赖，为可能到来的矛盾激化和经贸脱钩甚至战争做准备。实际中，中美两国相处的现实主义特征明显。世事如棋局局新，中美冲突可大体归类为政治、安全、地缘、经济、军事等。政治冲突的核心是两国政党执政哲学的问题；地缘冲突核心是台湾问题；经济冲突的核心是军民两用技术的保密以及中国是否遵守美国制定的经贸规范问题。中美相持近半个世纪，但依然没有找到适合两国相处的模式。一旦发生冲突，往往是“救急”和“救火”，疲于应付，冲突与和解螺旋式爆发，相互夹杂，无人能定义哪一件事是纯合作或纯冲突。
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来源于冲突理论，即现实主义。在以商业自由主义为中心的全球化受到大国安全博弈的阻碍后，现实主义成为各国主流话语。美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只不过美国多处于攻势，中国处于守势。中美关系由于政治不信任以及意识形态差异，很难像美欧关系那样，由共同意识形态、宗教、政治制度规范所影响。中美关系随军工产业以及重要原料的权重走势而出现波动。客观讲，美国没有经验应对中国，中国也没有经验应对美国。无论多少智库与专家学者出谋划策，双方关系依然面向冲突，而在冲突发生之际，缺少干预的机制和渠道，无人能够准确预测中美关系何去何从，因为历史上的竞争大国确实存在如“修昔底德陷阱”之类的魔咒，进而把双方国力耗尽，由新的大国收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前主任倪世雄在2019年提出，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新帝国论”、“文明冲突论”、“权力转移论”等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将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对手，但同时又不得不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中国则在“韬光养晦”原则指导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与美国的经贸额不断扩大，导致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不得不顺应“新自由主义”等理论的召唤，不少美国人看到中国不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后甚至开始幻想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后将逐步实现“和平演变”。但是，当中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借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后，越来越多的美国政治人物看到中国无望根据美国的意图融入国际社会，因而开始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重新回到美国的对华政策轨道中来，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是典型。未来，中美关系将更加趋向复杂曲折，“中国梦”与“美国梦”之间差异方面的对立和博弈也将更加激烈。
全球化扩大了中美竞争领域和范畴，中美合作与冲突遍及全球，中美在全球事务领导权、规范主导权、特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上产生了激烈冲突。在系列冲突发生后，双方或急于灭火，或急于对接，但就是难建政治信任。美国不认可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也不认同美式的价值观和民主理论，并持续抨击美国无权做“人权教师爷”、“世界警察”。实际上，经济相互依赖并不能自然地带来竞争大国关系紧密和政治信任，中美关系事实上是若即若离、扑朔迷离的。在经济要素互动以及气候、环境等议题带来的有限合作下，中美依然生疏，依然没有找到一条双方都认可的大国相处之道。
中美在任何事务上均可能出现合作与冲突，或者冲突与合作复合共进。美国奉行的世界观是对潜在的可能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和明显与美国意识形态存在差异的国家实施干预甚至打击。针对中国，美国一方面释放友好信号，一方面制造冲突，在近十年中，愈发突出安全部门在政府核心决策中的分量，众多政策并没有可以公开和社会参与讨论的空间。在地缘政治上，美国已经在海权和陆权上实施围堵和联盟，预备战争可能是选项，但并非是必然实施的选择。
所以，一旦发生激烈冲突，双方均希望获得对话渠道传递信号。中方的行为包括“商”请著名政商咨询家、权力掮客基辛格作为中间人；美方倾向于隔着太平洋喊话并同盟友进行串联或军事演习。如果爆发激烈冲突或对立，一方往往会把沟通渠道削减或完全封闭，作为下一波对话的筹码。如此，近半个世界交往中，中美关系异常反复，甚至在诸多领域只是原地打转，没有任何进步可言。
中美存在经济、政治与安全的复合竞争。在全球化裹挟下，中美需要处理的国内国际关系异常复杂，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涉台海议题、网络安全议题，均不会完全按照国际法、联合国规范行事，双方都有选择地利用，并力图将对方的利益弱化和非法化。中美之间存在长达半世纪的政治隔阂，经济相互依赖并没有塑造两国的和平友好和信任，反而在各自国家发展起了强大的反美主义和反华主义。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就是指客观因素可能超越主观因素。现实是，中美关系是主客观复杂要素共同推动塑造的。总体看，彼此对对方均无经验，都在强调自身的利益与制度，对于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没有定论，没有固定可参考的行为模式，双方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前途深浅，两国都基于实用主义，都担心关系失控，都有一种无力感和无方向感。如果定义中美关系，我看是交往了50年的两个世界级精明商人更妥。■
1989年夏的事件成为中美建交后爆发第一次激烈冲突的导火索。这带来了美国对中国实施首次长期制裁，主要面向武器禁运。此后近40年时期里，美国把制裁工具箱的大部分项目均指向中国。这些制裁包含：对教育机构、商业和行政机构制裁、武器禁运、航天合作限制等；涉及中俄军购、预防中国同行业威胁到美国企业利益、制裁参与解放军军需物资采购及军事研究的个体等。制裁理由涉及违反美国对委内瑞拉单边制裁，违反美国对朝鲜、伊朗、叙利亚的单边制裁，违反美国通信安全国家紧急状态，参与中国核电技术及核电站建设。议题辐射新疆问题、香港问题、人权问题、南海问题、“中国－柬埔寨”经济合作项目。制裁涉及“中国制造2025”规划、导弹技术扩散活动、违反出口管制限制、销售芬太尼、非法捕鱼、中俄军事联盟等。美国持续压制中国获取先进军民两用技术及产品，制裁中国特定跨国公司、抵制中国优势项目等。在近50年的交往中，美国起初认为赋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PNTR）可能推动中国塑造庞大中产阶级，进而遵循西方社会进化逻辑，推动中国向“民主”过渡，但中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应了这一切。
尽管中国从没有明确表态要挑战美国领导地位，从来都定性自身是寻求和平发展，不与美国展开霸权竞争，但美国脱胎于长达百年的欧陆战争所构成的国际关系（尽管第一批政治精英明确厌恶欧陆纷争血腥和虚伪），是秉持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国家。在和平替代完英国霸权，推动苏联走向垮台后，美国对自身模式表现出空前自信，对一切潜在挑战者均实施预防性打击和制裁。这不仅包含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俄罗斯等由强人主导的国家，也包含中国这一拥有最可能接近美国实力但处于“将起未起”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将历史上霸权国对赶超国所有的压制手段（除战争外）基本都施加给中国。中国在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此前的外交大部分是国内统战政策的外延，所以在中国与苏联因珍宝岛事件翻脸后，中美开始走近，但台湾问题依然是梗。在应对苏联这一共同敌人上，中国与美国维持了近十年的最佳互动期，其中包含了中国国内提倡反对腐败和选举民主、美国支援和出售中国先进武器，并在新疆部署雷达等军用设备监视监听俄国军队行动、美国出售给中国先进的制式武器，直到1989年两国关系第一次出现分水岭。这一波制裁不久，中美就开启了经济规模性对接。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贸体系，并成为美国企业外包的主要目的地，中美构建了以“外包—出口”为主要模式的经济依存网络。随后中美关系克服南斯拉夫炸馆、南海撞机事件的消极影响，在9•11事件后加强反恐合作，由此中美在经贸方面出现了长达十年左右的合作黄金期，这是中国实现繁荣的重要外部因素，中国由此更加坚定了对“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的认可。
自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美国加强对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限制。随后，特朗普主动挑起关税战，并严格制裁中兴和华为，实施中美在产业和技术、人员领域的脱钩，开启全政府模式，力图执行所谓的反中国“工业间谍”。拜登政府延续了关税战。但新冠疫情下，中美交往自然弱化。中美保持部分经贸流通，但彼此均加强国内产业建设，夯实本国工业产业基础，弱化经济相互依赖，为可能到来的矛盾激化和经贸脱钩甚至战争做准备。实际中，中美两国相处的现实主义特征明显。世事如棋局局新，中美冲突可大体归类为政治、安全、地缘、经济、军事等。政治冲突的核心是两国政党执政哲学的问题；地缘冲突核心是台湾问题；经济冲突的核心是军民两用技术的保密以及中国是否遵守美国制定的经贸规范问题。中美相持近半个世纪，但依然没有找到适合两国相处的模式。一旦发生冲突，往往是“救急”和“救火”，疲于应付，冲突与和解螺旋式爆发，相互夹杂，无人能定义哪一件事是纯合作或纯冲突。
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来源于冲突理论，即现实主义。在以商业自由主义为中心的全球化受到大国安全博弈的阻碍后，现实主义成为各国主流话语。美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只不过美国多处于攻势，中国处于守势。中美关系由于政治不信任以及意识形态差异，很难像美欧关系那样，由共同意识形态、宗教、政治制度规范所影响。中美关系随军工产业以及重要原料的权重走势而出现波动。客观讲，美国没有经验应对中国，中国也没有经验应对美国。无论多少智库与专家学者出谋划策，双方关系依然面向冲突，而在冲突发生之际，缺少干预的机制和渠道，无人能够准确预测中美关系何去何从，因为历史上的竞争大国确实存在如“修昔底德陷阱”之类的魔咒，进而把双方国力耗尽，由新的大国收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前主任倪世雄在2019年提出，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新帝国论”、“文明冲突论”、“权力转移论”等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将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对手，但同时又不得不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中国则在“韬光养晦”原则指导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与美国的经贸额不断扩大，导致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不得不顺应“新自由主义”等理论的召唤，不少美国人看到中国不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后甚至开始幻想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后将逐步实现“和平演变”。但是，当中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借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后，越来越多的美国政治人物看到中国无望根据美国的意图融入国际社会，因而开始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重新回到美国的对华政策轨道中来，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是典型。未来，中美关系将更加趋向复杂曲折，“中国梦”与“美国梦”之间差异方面的对立和博弈也将更加激烈。
全球化扩大了中美竞争领域和范畴，中美合作与冲突遍及全球，中美在全球事务领导权、规范主导权、特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上产生了激烈冲突。在系列冲突发生后，双方或急于灭火，或急于对接，但就是难建政治信任。美国不认可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也不认同美式的价值观和民主理论，并持续抨击美国无权做“人权教师爷”、“世界警察”。实际上，经济相互依赖并不能自然地带来竞争大国关系紧密和政治信任，中美关系事实上是若即若离、扑朔迷离的。在经济要素互动以及气候、环境等议题带来的有限合作下，中美依然生疏，依然没有找到一条双方都认可的大国相处之道。
中美在任何事务上均可能出现合作与冲突，或者冲突与合作复合共进。美国奉行的世界观是对潜在的可能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和明显与美国意识形态存在差异的国家实施干预甚至打击。针对中国，美国一方面释放友好信号，一方面制造冲突，在近十年中，愈发突出安全部门在政府核心决策中的分量，众多政策并没有可以公开和社会参与讨论的空间。在地缘政治上，美国已经在海权和陆权上实施围堵和联盟，预备战争可能是选项，但并非是必然实施的选择。
所以，一旦发生激烈冲突，双方均希望获得对话渠道传递信号。中方的行为包括“商”请著名政商咨询家、权力掮客基辛格作为中间人；美方倾向于隔着太平洋喊话并同盟友进行串联或军事演习。如果爆发激烈冲突或对立，一方往往会把沟通渠道削减或完全封闭，作为下一波对话的筹码。如此，近半个世界交往中，中美关系异常反复，甚至在诸多领域只是原地打转，没有任何进步可言。
中美存在经济、政治与安全的复合竞争。在全球化裹挟下，中美需要处理的国内国际关系异常复杂，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涉台海议题、网络安全议题，均不会完全按照国际法、联合国规范行事，双方都有选择地利用，并力图将对方的利益弱化和非法化。中美之间存在长达半世纪的政治隔阂，经济相互依赖并没有塑造两国的和平友好和信任，反而在各自国家发展起了强大的反美主义和反华主义。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就是指客观因素可能超越主观因素。现实是，中美关系是主客观复杂要素共同推动塑造的。总体看，彼此对对方均无经验，都在强调自身的利益与制度，对于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没有定论，没有固定可参考的行为模式，双方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前途深浅，两国都基于实用主义，都担心关系失控，都有一种无力感和无方向感。如果定义中美关系，我看是交往了50年的两个世界级精明商人更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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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03 18:08
时政
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中美依然彼此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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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中美双方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前途深浅，两国都基于实用主义，都担心关系失控，都有一种无力感和无方向感。
王英良
■中美在1979年1月正式建交。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两国关系是否已走向成熟？很多人以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美间存在广泛的交往和人员往来定论中美关系已经走向成熟。其实大国关系的成熟并不在于普通的经济要素，而是核心产业和产业链要素是否存在无阻碍的互联互通，并形成较高度的相互依赖与涉安全利益的军工贸易网络协作，以及深度的政治信任。从这一点看，中美关系仍然处于相识阶段，还远未到相知、相信的地步。
1989年夏的事件成为中美建交后爆发第一次激烈冲突的导火索。这带来了美国对中国实施首次长期制裁，主要面向武器禁运。此后近40年时期里，美国把制裁工具箱的大部分项目均指向中国。这些制裁包含：对教育机构、商业和行政机构制裁、武器禁运、航天合作限制等；涉及中俄军购、预防中国同行业威胁到美国企业利益、制裁参与解放军军需物资采购及军事研究的个体等。制裁理由涉及违反美国对委内瑞拉单边制裁，违反美国对朝鲜、伊朗、叙利亚的单边制裁，违反美国通信安全国家紧急状态，参与中国核电技术及核电站建设。议题辐射新疆问题、香港问题、人权问题、南海问题、“中国－柬埔寨”经济合作项目。制裁涉及“中国制造2025”规划、导弹技术扩散活动、违反出口管制限制、销售芬太尼、非法捕鱼、中俄军事联盟等。美国持续压制中国获取先进军民两用技术及产品，制裁中国特定跨国公司、抵制中国优势项目等。在近50年的交往中，美国起初认为赋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PNTR）可能推动中国塑造庞大中产阶级，进而遵循西方社会进化逻辑，推动中国向“民主”过渡，但中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应了这一切。
尽管中国从没有明确表态要挑战美国领导地位，从来都定性自身是寻求和平发展，不与美国展开霸权竞争，但美国脱胎于长达百年的欧陆战争所构成的国际关系（尽管第一批政治精英明确厌恶欧陆纷争血腥和虚伪），是秉持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国家。在和平替代完英国霸权，推动苏联走向垮台后，美国对自身模式表现出空前自信，对一切潜在挑战者均实施预防性打击和制裁。这不仅包含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俄罗斯等由强人主导的国家，也包含中国这一拥有最可能接近美国实力但处于“将起未起”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将历史上霸权国对赶超国所有的压制手段（除战争外）基本都施加给中国。中国在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此前的外交大部分是国内统战政策的外延，所以在中国与苏联因珍宝岛事件翻脸后，中美开始走近，但台湾问题依然是梗。在应对苏联这一共同敌人上，中国与美国维持了近十年的最佳互动期，其中包含了中国国内提倡反对腐败和选举民主、美国支援和出售中国先进武器，并在新疆部署雷达等军用设备监视监听俄国军队行动、美国出售给中国先进的制式武器，直到1989年两国关系第一次出现分水岭。这一波制裁不久，中美就开启了经济规模性对接。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贸体系，并成为美国企业外包的主要目的地，中美构建了以“外包—出口”为主要模式的经济依存网络。随后中美关系克服南斯拉夫炸馆、南海撞机事件的消极影响，在9•11事件后加强反恐合作，由此中美在经贸方面出现了长达十年左右的合作黄金期，这是中国实现繁荣的重要外部因素，中国由此更加坚定了对“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的认可。
自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美国加强对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限制。随后，特朗普主动挑起关税战，并严格制裁中兴和华为，实施中美在产业和技术、人员领域的脱钩，开启全政府模式，力图执行所谓的反中国“工业间谍”。拜登政府延续了关税战。但新冠疫情下，中美交往自然弱化。中美保持部分经贸流通，但彼此均加强国内产业建设，夯实本国工业产业基础，弱化经济相互依赖，为可能到来的矛盾激化和经贸脱钩甚至战争做准备。实际中，中美两国相处的现实主义特征明显。世事如棋局局新，中美冲突可大体归类为政治、安全、地缘、经济、军事等。政治冲突的核心是两国政党执政哲学的问题；地缘冲突核心是台湾问题；经济冲突的核心是军民两用技术的保密以及中国是否遵守美国制定的经贸规范问题。中美相持近半个世纪，但依然没有找到适合两国相处的模式。一旦发生冲突，往往是“救急”和“救火”，疲于应付，冲突与和解螺旋式爆发，相互夹杂，无人能定义哪一件事是纯合作或纯冲突。
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来源于冲突理论，即现实主义。在以商业自由主义为中心的全球化受到大国安全博弈的阻碍后，现实主义成为各国主流话语。美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只不过美国多处于攻势，中国处于守势。中美关系由于政治不信任以及意识形态差异，很难像美欧关系那样，由共同意识形态、宗教、政治制度规范所影响。中美关系随军工产业以及重要原料的权重走势而出现波动。客观讲，美国没有经验应对中国，中国也没有经验应对美国。无论多少智库与专家学者出谋划策，双方关系依然面向冲突，而在冲突发生之际，缺少干预的机制和渠道，无人能够准确预测中美关系何去何从，因为历史上的竞争大国确实存在如“修昔底德陷阱”之类的魔咒，进而把双方国力耗尽，由新的大国收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前主任倪世雄在2019年提出，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新帝国论”、“文明冲突论”、“权力转移论”等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将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对手，但同时又不得不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中国则在“韬光养晦”原则指导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与美国的经贸额不断扩大，导致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不得不顺应“新自由主义”等理论的召唤，不少美国人看到中国不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后甚至开始幻想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后将逐步实现“和平演变”。但是，当中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借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后，越来越多的美国政治人物看到中国无望根据美国的意图融入国际社会，因而开始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重新回到美国的对华政策轨道中来，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是典型。未来，中美关系将更加趋向复杂曲折，“中国梦”与“美国梦”之间差异方面的对立和博弈也将更加激烈。
全球化扩大了中美竞争领域和范畴，中美合作与冲突遍及全球，中美在全球事务领导权、规范主导权、特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上产生了激烈冲突。在系列冲突发生后，双方或急于灭火，或急于对接，但就是难建政治信任。美国不认可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也不认同美式的价值观和民主理论，并持续抨击美国无权做“人权教师爷”、“世界警察”。实际上，经济相互依赖并不能自然地带来竞争大国关系紧密和政治信任，中美关系事实上是若即若离、扑朔迷离的。在经济要素互动以及气候、环境等议题带来的有限合作下，中美依然生疏，依然没有找到一条双方都认可的大国相处之道。
中美在任何事务上均可能出现合作与冲突，或者冲突与合作复合共进。美国奉行的世界观是对潜在的可能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和明显与美国意识形态存在差异的国家实施干预甚至打击。针对中国，美国一方面释放友好信号，一方面制造冲突，在近十年中，愈发突出安全部门在政府核心决策中的分量，众多政策并没有可以公开和社会参与讨论的空间。在地缘政治上，美国已经在海权和陆权上实施围堵和联盟，预备战争可能是选项，但并非是必然实施的选择。
所以，一旦发生激烈冲突，双方均希望获得对话渠道传递信号。中方的行为包括“商”请著名政商咨询家、权力掮客基辛格作为中间人；美方倾向于隔着太平洋喊话并同盟友进行串联或军事演习。如果爆发激烈冲突或对立，一方往往会把沟通渠道削减或完全封闭，作为下一波对话的筹码。如此，近半个世界交往中，中美关系异常反复，甚至在诸多领域只是原地打转，没有任何进步可言。
中美存在经济、政治与安全的复合竞争。在全球化裹挟下，中美需要处理的国内国际关系异常复杂，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涉台海议题、网络安全议题，均不会完全按照国际法、联合国规范行事，双方都有选择地利用，并力图将对方的利益弱化和非法化。中美之间存在长达半世纪的政治隔阂，经济相互依赖并没有塑造两国的和平友好和信任，反而在各自国家发展起了强大的反美主义和反华主义。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就是指客观因素可能超越主观因素。现实是，中美关系是主客观复杂要素共同推动塑造的。总体看，彼此对对方均无经验，都在强调自身的利益与制度，对于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没有定论，没有固定可参考的行为模式，双方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前途深浅，两国都基于实用主义，都担心关系失控，都有一种无力感和无方向感。如果定义中美关系，我看是交往了50年的两个世界级精明商人更妥。■
1989年夏的事件成为中美建交后爆发第一次激烈冲突的导火索。这带来了美国对中国实施首次长期制裁，主要面向武器禁运。此后近40年时期里，美国把制裁工具箱的大部分项目均指向中国。这些制裁包含：对教育机构、商业和行政机构制裁、武器禁运、航天合作限制等；涉及中俄军购、预防中国同行业威胁到美国企业利益、制裁参与解放军军需物资采购及军事研究的个体等。制裁理由涉及违反美国对委内瑞拉单边制裁，违反美国对朝鲜、伊朗、叙利亚的单边制裁，违反美国通信安全国家紧急状态，参与中国核电技术及核电站建设。议题辐射新疆问题、香港问题、人权问题、南海问题、“中国－柬埔寨”经济合作项目。制裁涉及“中国制造2025”规划、导弹技术扩散活动、违反出口管制限制、销售芬太尼、非法捕鱼、中俄军事联盟等。美国持续压制中国获取先进军民两用技术及产品，制裁中国特定跨国公司、抵制中国优势项目等。在近50年的交往中，美国起初认为赋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PNTR）可能推动中国塑造庞大中产阶级，进而遵循西方社会进化逻辑，推动中国向“民主”过渡，但中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应了这一切。
尽管中国从没有明确表态要挑战美国领导地位，从来都定性自身是寻求和平发展，不与美国展开霸权竞争，但美国脱胎于长达百年的欧陆战争所构成的国际关系（尽管第一批政治精英明确厌恶欧陆纷争血腥和虚伪），是秉持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国家。在和平替代完英国霸权，推动苏联走向垮台后，美国对自身模式表现出空前自信，对一切潜在挑战者均实施预防性打击和制裁。这不仅包含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俄罗斯等由强人主导的国家，也包含中国这一拥有最可能接近美国实力但处于“将起未起”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将历史上霸权国对赶超国所有的压制手段（除战争外）基本都施加给中国。中国在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此前的外交大部分是国内统战政策的外延，所以在中国与苏联因珍宝岛事件翻脸后，中美开始走近，但台湾问题依然是梗。在应对苏联这一共同敌人上，中国与美国维持了近十年的最佳互动期，其中包含了中国国内提倡反对腐败和选举民主、美国支援和出售中国先进武器，并在新疆部署雷达等军用设备监视监听俄国军队行动、美国出售给中国先进的制式武器，直到1989年两国关系第一次出现分水岭。这一波制裁不久，中美就开启了经济规模性对接。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贸体系，并成为美国企业外包的主要目的地，中美构建了以“外包—出口”为主要模式的经济依存网络。随后中美关系克服南斯拉夫炸馆、南海撞机事件的消极影响，在9•11事件后加强反恐合作，由此中美在经贸方面出现了长达十年左右的合作黄金期，这是中国实现繁荣的重要外部因素，中国由此更加坚定了对“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的认可。
自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美国加强对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限制。随后，特朗普主动挑起关税战，并严格制裁中兴和华为，实施中美在产业和技术、人员领域的脱钩，开启全政府模式，力图执行所谓的反中国“工业间谍”。拜登政府延续了关税战。但新冠疫情下，中美交往自然弱化。中美保持部分经贸流通，但彼此均加强国内产业建设，夯实本国工业产业基础，弱化经济相互依赖，为可能到来的矛盾激化和经贸脱钩甚至战争做准备。实际中，中美两国相处的现实主义特征明显。世事如棋局局新，中美冲突可大体归类为政治、安全、地缘、经济、军事等。政治冲突的核心是两国政党执政哲学的问题；地缘冲突核心是台湾问题；经济冲突的核心是军民两用技术的保密以及中国是否遵守美国制定的经贸规范问题。中美相持近半个世纪，但依然没有找到适合两国相处的模式。一旦发生冲突，往往是“救急”和“救火”，疲于应付，冲突与和解螺旋式爆发，相互夹杂，无人能定义哪一件事是纯合作或纯冲突。
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来源于冲突理论，即现实主义。在以商业自由主义为中心的全球化受到大国安全博弈的阻碍后，现实主义成为各国主流话语。美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只不过美国多处于攻势，中国处于守势。中美关系由于政治不信任以及意识形态差异，很难像美欧关系那样，由共同意识形态、宗教、政治制度规范所影响。中美关系随军工产业以及重要原料的权重走势而出现波动。客观讲，美国没有经验应对中国，中国也没有经验应对美国。无论多少智库与专家学者出谋划策，双方关系依然面向冲突，而在冲突发生之际，缺少干预的机制和渠道，无人能够准确预测中美关系何去何从，因为历史上的竞争大国确实存在如“修昔底德陷阱”之类的魔咒，进而把双方国力耗尽，由新的大国收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前主任倪世雄在2019年提出，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新帝国论”、“文明冲突论”、“权力转移论”等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将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对手，但同时又不得不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中国则在“韬光养晦”原则指导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与美国的经贸额不断扩大，导致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不得不顺应“新自由主义”等理论的召唤，不少美国人看到中国不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后甚至开始幻想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后将逐步实现“和平演变”。但是，当中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借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后，越来越多的美国政治人物看到中国无望根据美国的意图融入国际社会，因而开始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重新回到美国的对华政策轨道中来，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是典型。未来，中美关系将更加趋向复杂曲折，“中国梦”与“美国梦”之间差异方面的对立和博弈也将更加激烈。
全球化扩大了中美竞争领域和范畴，中美合作与冲突遍及全球，中美在全球事务领导权、规范主导权、特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上产生了激烈冲突。在系列冲突发生后，双方或急于灭火，或急于对接，但就是难建政治信任。美国不认可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也不认同美式的价值观和民主理论，并持续抨击美国无权做“人权教师爷”、“世界警察”。实际上，经济相互依赖并不能自然地带来竞争大国关系紧密和政治信任，中美关系事实上是若即若离、扑朔迷离的。在经济要素互动以及气候、环境等议题带来的有限合作下，中美依然生疏，依然没有找到一条双方都认可的大国相处之道。
中美在任何事务上均可能出现合作与冲突，或者冲突与合作复合共进。美国奉行的世界观是对潜在的可能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和明显与美国意识形态存在差异的国家实施干预甚至打击。针对中国，美国一方面释放友好信号，一方面制造冲突，在近十年中，愈发突出安全部门在政府核心决策中的分量，众多政策并没有可以公开和社会参与讨论的空间。在地缘政治上，美国已经在海权和陆权上实施围堵和联盟，预备战争可能是选项，但并非是必然实施的选择。
所以，一旦发生激烈冲突，双方均希望获得对话渠道传递信号。中方的行为包括“商”请著名政商咨询家、权力掮客基辛格作为中间人；美方倾向于隔着太平洋喊话并同盟友进行串联或军事演习。如果爆发激烈冲突或对立，一方往往会把沟通渠道削减或完全封闭，作为下一波对话的筹码。如此，近半个世界交往中，中美关系异常反复，甚至在诸多领域只是原地打转，没有任何进步可言。
中美存在经济、政治与安全的复合竞争。在全球化裹挟下，中美需要处理的国内国际关系异常复杂，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涉台海议题、网络安全议题，均不会完全按照国际法、联合国规范行事，双方都有选择地利用，并力图将对方的利益弱化和非法化。中美之间存在长达半世纪的政治隔阂，经济相互依赖并没有塑造两国的和平友好和信任，反而在各自国家发展起了强大的反美主义和反华主义。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就是指客观因素可能超越主观因素。现实是，中美关系是主客观复杂要素共同推动塑造的。总体看，彼此对对方均无经验，都在强调自身的利益与制度，对于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没有定论，没有固定可参考的行为模式，双方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前途深浅，两国都基于实用主义，都担心关系失控，都有一种无力感和无方向感。如果定义中美关系，我看是交往了50年的两个世界级精明商人更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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