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王卖辣条，茶颜卖面包丁，奶茶店开始卖零食自救？
发布日期：2024-11-23 08:24
郑志刚
2022年4月10日中国颁布《关于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意见》。经过四十多年的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型，市场在中国已被普遍认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何在今天依然大张旗鼓地强调市场建设的重要性呢？
四十多年经济转型的曲折历程恰恰表明我们对于市场建设的根本目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冲突等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化。这些问题包括：其一，为什么说市场建设的根本目的和内在逻辑是鼓励和促进专业化分工？其二，回答市场的专业化分工的内在逻辑，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如何逻辑一致地理解科斯提出的以企业“权威”命令的内部分工与基于市场的外部分工二者之间的关系？其三，如何借助市场进行专业化分工？
在对市场建设的重视程度达到前所未有之际，本文希望通过向读者分享围绕上述市场建设问题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抛砖引玉，引发学界和大众对市场内在逻辑和外在冲突等问题的讨论，以切实推进中国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型进程。
市场经济的演进与专业化分工
在揭示人类社会早期文明兴起的传统生产力发展理论中，始终绕不过去的一个内在实现机理就是社会大分工。伴随着人类社会从“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逐步演进到畜牧业、手工业从传统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社会大分工，人类社会早期文明开始兴起。与社会大分工相伴相生出现的就是交换这一典型商业行为，而交换的物质载体市场就随之应运而生了。
抛开抽象的生产力发展，总结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主线，我们看到，有以下两条重要主线。一条是专业化分工。所谓“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专业化分工使得生产经验在不断积累下效率实现提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别针工厂的讨论中对此多有涉及。
另一条主线则是市场经济的形成。专业化分工提升了社会化程度，每个家庭和企业通过市场这一无形的网络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如果一个地区专业化分工程度越深，则该地区的市场就越繁荣，反过来，如果一个地区的市场越繁荣，则该地区的专业化分工程度越深。在家庭手工作坊集中，专业化分工程度高的地区则直接由于地理便利和人口集中等原因自然形成城市。如果说“城”还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的是用以保卫居住地的城墙，那么，“市”则是专业化分工的家庭和手工作坊交换的场所，成为一个城市必不可少的部分。在专业化分工程度不太高的农村地区则以庙会和赶集的方式满足交换的需求。在上述意义上，中国近年来积极推进的城镇化道路同样是市场发展的内在逻辑的体现。
这两条主线相互交织，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人类社会文明的演进路径。演进路径之一是产业之间不断加深的社会化分工程度。不仅在大的产业内部出现了各种细分产业。例如，围绕酿造业，在中国明清时期出现了所谓的“六陈行”等六个细分行业。而且出现了专门从事贸易互通有无的职业商人。
职业商人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发育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在明清时期，以晋商为主的旅蒙商，利用连接蒙古地区和中国内地的地理优势，因势利导，开展以茶叶和牲畜为主的贸易，创造了至今仍叹为观止的商业奇迹。他们把福建和两湖的茶叶以定制贴牌的方式销往蒙古地区和俄罗斯，再以牧民赊销抵债的方式把蒙古地区盛产的牛羊马贩卖到内地。乃至于在明清时期的民间有这样的说法，“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这些不断细分的产业通过彼此交换，借助市场，形成庞大的社会网络连接，而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人成为这张无形的社会网络连接的一个个节点。
演进路径之二是市场本身的专业化分工。一个标志是各种专业行会的出现。行会出现表示同时从事某种产品和服务的商户需要围绕这一细分市场交易的规则进行协商和沟通。另一个市场专业化分工的重要标志就是资本市场作为特殊的要素市场的诞生。1602年人类历史上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诞生。在时隔9年后的1611年，为了方便不满意的股东退出，在荷兰鹿特丹东印度公司附近出现了人类历史第一家股票交易所。
借助资本市场实现的权益融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无抵押无担保的陌生人的借贷”的同时，完成了职业经理人专业经营管理与外部资本分担风险的专业化分工。经济学家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教授对此评论道，为工业革命提供企业组织制度保障的现代股份公司是“近代人类历史中一项最重要的发明”，“如果没有它，连蒸汽机、电力技术发明的重要性也得大打折扣”。
让我们简单总结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其一是借助市场实现的专业化分工带来效率提升；其二通过市场价格波动的信息传递对供需进行自动调节；其三，上述两方面的客观效果是，在市场竞争中实现的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学上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概括而言，市场以自然的方式完成了对于人类文明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的专业化分工。
提到基于市场形成的专业化分工的社会网络，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是近年来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互联网极大地突破了市场的物理边界，使市场交易的时空得到极大的释放。身在北京的我们可以足不出户下单购买以往除非应季前往产地才能吃到的陕西富平的流心吊柿饼。这在之前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明清时期的旅蒙商经营的只是易于保存的茶叶和可以移动的马羊等。
如果说之前每个人以家庭和企业为单位通过市场参与社会分工，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突破家庭和企业的边界，使得每个家庭成员通过互联网参与社会分工中。例如，一些企业的员工可以兼职做网约车司机，而一些家庭主妇在做自家晚餐的同时，兼职外卖。
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个专业化分工经济学的极好的教科书。
权威的角色与分工经济学下的企业理论重构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在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把“企业”仅仅描述为“利润最大化黑箱”或“生产函数”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被称为企业理论的新的经济学分支。其核心使命是揭示为什么会存在企业，以及企业是如何组织和运行的。而提出企业以权威命令的方式代替市场价格机制看不见手的指引的资源配置实现了交易成本节省的科斯被尊为现代企业理论的鼻祖。
这里自然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资源配置究竟是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引导，还是通过科斯指出的权威计划命令的方式更能实现交易成本的节省？
让我们从科斯面临的困惑谈起。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科斯面临的两难是，一方面他既要维护新古典经济学和芝加哥学派的自由放任，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无视权威以命令方式实现分工带来的交易成本的节省。
在科斯看来，除了基于市场交换，通过价格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的专业化分工，在企业内部，还存在以权威命令和计划方式完成的内部分工。在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中，并没有简单排斥或厚此薄彼企业内部分工和市场外部分工。只是强调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两种生产组织方式，进而分工方式产生的交易成本的比较。
从科斯交易成本理论，我们得到的一个自然推论是，权威命令下的内部分工的存在以节省交易成本为前提。然而，现实中存在的一个悖论：一旦形成权威，权威主导的绩效评价往往偏离效率原则。因此我们并不应该期待权威存在下的企业必然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省。这也许就是我们观察到的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基业长青、长盛不衰，但市场的存在却恒古不变的原因。任何企业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快速扩展后，将无可避免地在权威主导绩效评价中，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最终走向衰败。
对于权威命令下的内部分工偏离效率原则的克服，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或者等待市场的“最终审判”，那些违反效率原则的企业终将面临马克思所谓的“惊险一跳”，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但有时难免像基督徒等待上帝的审判一样不知何年何月。或者，企业能够按照市场的效率原则用基于市场的专业化分工，即使存在权威，也以符合节省交易成本为目标，服从效率原则。换句话说，这些企业应该以基于市场的深入专业化分工和市场分工，代替权威的内部分工和不分工。
而一些能够按照效率原则来进行专业化分工的企业很重要的方面离不开对科斯意义上的权威的制衡。这种对权威的制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企业内部，代表股东诉求的董事会对经理人的制衡，并使盈利动机单纯，同时能够为做出错误决策以出资额承担责任的股东成为“公司治理的权威”；另一方面是在企业外部，需要依靠立法程序的专业论证，形成对监管权威的制衡。这些相应成为现代市场制度建立完善的两个重要内容。其一是促使资源配置更加便利，以鼓励基于市场的自然专业化分工的市场制度；其二是无论来自企业内部还是外部，形成对权威的制衡，避免生硬的内部分工和乱分工，顺应效率原则的制衡制度。
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权威的存在不是为了代替专业化分工，而是更好地实现专业化分工的最终目的“效率的提升”。这事实上是正在建设统一市场的中国政府大有可为之处。
那么，如何在专业化分工经济学下重构科斯的企业理论呢？也许我们可以把专业化分工经济学下的“企业”理解为企业内部分工与外部市场分工的边界，其核心是借助专业化分工实现效率的提升。原因是，我们在一定程度把科斯这里的权威理解为管理职能从生产经营职能中的分离，进而在企业内部实现的一种特殊的专业化分工。但我们强调，一个使企业长盛不衰的企业的权威需要来自股东以及其他公司治理制度的有效制衡。
如何借助市场进行专业化分工？
近年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的企业实践中逐步出现了以权威命令方式强化内部分工，甚至不分工的趋势。例如，从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出发，企业不仅需要完成提供产品和服务、创造利润的本分，而且还需要积极履行公益捐赠等社会责任。这使得企业不得不置身于利益冲突的多任务（Mult—task）的内部分工环境中，往往“既要、又要、还要”。
而且社会责任处于层层加码的趋势中。最近一段时间是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英文首字母组成的强调企业保护环境和社会责任履行的ESG概念。如果对ESG概念进行理论溯源，它可以归于反对“股权至上”的“利益相关者主义”。该理论强调公司董事应该向包括雇员、客户、供应商、社区和政府共同负责，而不是仅仅向股东负责。但利益相关者主义“扩大的责任范围”和“无法落实的责任”为有效实施带来困难。长期以来，利益相关者主义仅仅停留在理念阶段，而无法付诸实践。相比较而言，在利润分配时受益顺序排在最后的股东却可以用出资入股的真金白银为自己在股东大会上所做的最后裁决承担相应责任。因而，各国公司法普遍规定董事应该向股东负有诚信责任，股东成为公司治理的权威，没有严格履行诚信责任的董事将受到股东的集体诉讼。
对于近年来出现的强化企业内部分工，甚至不分工，代替基于市场的自然分工趋势，我们也许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上述思潮背后的原因。其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对政府看得见手干预的过渡衍生。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将实现帕累托最优（一般均衡理论）。因而政府仅仅是防火防盗的“守夜人”，只有在火灾盗抢发生后才能派上用场。针对由于外部性、垄断以及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宏观经济学家主张是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短期干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建立统一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既然宏观经济运行都不得不借助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干预，更何况按照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本身就存在权威的企业呢？而且通过权威直接把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和社会管理的意图传递给企业，利用企业的内部分工加以实施不是更直接，更有效了吗？
其二，负责提供公共品政府责任逃避。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现实理由之一通过向每一个公民和企业征税，承诺向公民提供由于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容易产生搭便车问题的公共品。通过将环境保护责任以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转嫁给企业，政府自然可以降低和缓减作为公共品提供者的职责和公众对其没有兑现承诺的批评。
其三，政治正确与公共舆论的误导。我们以“ESG”概念为什么近年来大热为例。在《作为愿景与理念的ESG概念》这篇评论文章中，我提到，这一现象是资本市场、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制定者在寻求“最大公约数”过程中共同推动的结果。
ESG概念可谓并非公司治理领域的主流理论利益相关者主义的升级版。在升级版中，ESG概念不再像利益相关者主义那样太多强调雇员的责任，因为雇员有劳动法和理论上的工会的保护；也不再太多强调客户，因为客户有合同法的保护。经过利益相关者主义升级的ESG概念在去掉了责权无法匹配的雇员和客户后，保留了似乎与每个人都有关系，因而每个人都没有理由反对的“环境”和“社会责任”。出于对于共同兴趣的寻求的目的，容易理解，当经济停滞、市场低迷，对于缺乏好的题材和元素的资本市场，绝大多数人不会反对，因而政治正确的ESG概念就成为合适的题材。
类似的例子是，当制度、文化与价值观并不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在寻求国际合作时，在有限的选项中只能是环境和公共卫生等。这就如同两个生活在民生问题堪忧的上个世纪60年代的陌生人见面往往问候对方“吃了吗？”，而在二十一世纪这两个陌生人见面就会大聊特聊“今天的天气如何？”。
我们主张，既然当下中国重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就要充分认识和重视市场建设背后的专业化分工的逻辑和效率原则，以及相应的企业市场制度建设的关键和瓶颈。我们能否把更多公共品属性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可以通过政府负责公共品提供，企业负责纳税这一专业化分工来完成，以代替目前企业既要创造利润，缴纳税收，又要积极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等。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教授曾经指出，“创造利润才是一个企业最本质的工作”。当然，企业的任何商业行为以不触犯和损害现有法律规定的环境保护等职责为前提。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鼓励和促进专业化分工，自觉尊重效率原则，就自然完成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注：郑志刚，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北大光华），是“中国公司治理50人论坛”成员和我国著名的公司治理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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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3 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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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专业化分工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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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刚：经过四十多年的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型，市场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为何在今天依然大张旗鼓地强调市场建设的重要性呢？
郑志刚
2022年4月10日中国颁布《关于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意见》。经过四十多年的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型，市场在中国已被普遍认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何在今天依然大张旗鼓地强调市场建设的重要性呢？
四十多年经济转型的曲折历程恰恰表明我们对于市场建设的根本目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冲突等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化。这些问题包括：其一，为什么说市场建设的根本目的和内在逻辑是鼓励和促进专业化分工？其二，回答市场的专业化分工的内在逻辑，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如何逻辑一致地理解科斯提出的以企业“权威”命令的内部分工与基于市场的外部分工二者之间的关系？其三，如何借助市场进行专业化分工？
在对市场建设的重视程度达到前所未有之际，本文希望通过向读者分享围绕上述市场建设问题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抛砖引玉，引发学界和大众对市场内在逻辑和外在冲突等问题的讨论，以切实推进中国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型进程。
市场经济的演进与专业化分工
在揭示人类社会早期文明兴起的传统生产力发展理论中，始终绕不过去的一个内在实现机理就是社会大分工。伴随着人类社会从“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逐步演进到畜牧业、手工业从传统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社会大分工，人类社会早期文明开始兴起。与社会大分工相伴相生出现的就是交换这一典型商业行为，而交换的物质载体市场就随之应运而生了。
抛开抽象的生产力发展，总结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主线，我们看到，有以下两条重要主线。一条是专业化分工。所谓“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专业化分工使得生产经验在不断积累下效率实现提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别针工厂的讨论中对此多有涉及。
另一条主线则是市场经济的形成。专业化分工提升了社会化程度，每个家庭和企业通过市场这一无形的网络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如果一个地区专业化分工程度越深，则该地区的市场就越繁荣，反过来，如果一个地区的市场越繁荣，则该地区的专业化分工程度越深。在家庭手工作坊集中，专业化分工程度高的地区则直接由于地理便利和人口集中等原因自然形成城市。如果说“城”还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的是用以保卫居住地的城墙，那么，“市”则是专业化分工的家庭和手工作坊交换的场所，成为一个城市必不可少的部分。在专业化分工程度不太高的农村地区则以庙会和赶集的方式满足交换的需求。在上述意义上，中国近年来积极推进的城镇化道路同样是市场发展的内在逻辑的体现。
这两条主线相互交织，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人类社会文明的演进路径。演进路径之一是产业之间不断加深的社会化分工程度。不仅在大的产业内部出现了各种细分产业。例如，围绕酿造业，在中国明清时期出现了所谓的“六陈行”等六个细分行业。而且出现了专门从事贸易互通有无的职业商人。
职业商人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发育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在明清时期，以晋商为主的旅蒙商，利用连接蒙古地区和中国内地的地理优势，因势利导，开展以茶叶和牲畜为主的贸易，创造了至今仍叹为观止的商业奇迹。他们把福建和两湖的茶叶以定制贴牌的方式销往蒙古地区和俄罗斯，再以牧民赊销抵债的方式把蒙古地区盛产的牛羊马贩卖到内地。乃至于在明清时期的民间有这样的说法，“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这些不断细分的产业通过彼此交换，借助市场，形成庞大的社会网络连接，而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人成为这张无形的社会网络连接的一个个节点。
演进路径之二是市场本身的专业化分工。一个标志是各种专业行会的出现。行会出现表示同时从事某种产品和服务的商户需要围绕这一细分市场交易的规则进行协商和沟通。另一个市场专业化分工的重要标志就是资本市场作为特殊的要素市场的诞生。1602年人类历史上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诞生。在时隔9年后的1611年，为了方便不满意的股东退出，在荷兰鹿特丹东印度公司附近出现了人类历史第一家股票交易所。
借助资本市场实现的权益融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无抵押无担保的陌生人的借贷”的同时，完成了职业经理人专业经营管理与外部资本分担风险的专业化分工。经济学家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教授对此评论道，为工业革命提供企业组织制度保障的现代股份公司是“近代人类历史中一项最重要的发明”，“如果没有它，连蒸汽机、电力技术发明的重要性也得大打折扣”。
让我们简单总结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其一是借助市场实现的专业化分工带来效率提升；其二通过市场价格波动的信息传递对供需进行自动调节；其三，上述两方面的客观效果是，在市场竞争中实现的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学上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概括而言，市场以自然的方式完成了对于人类文明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的专业化分工。
提到基于市场形成的专业化分工的社会网络，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是近年来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互联网极大地突破了市场的物理边界，使市场交易的时空得到极大的释放。身在北京的我们可以足不出户下单购买以往除非应季前往产地才能吃到的陕西富平的流心吊柿饼。这在之前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明清时期的旅蒙商经营的只是易于保存的茶叶和可以移动的马羊等。
如果说之前每个人以家庭和企业为单位通过市场参与社会分工，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突破家庭和企业的边界，使得每个家庭成员通过互联网参与社会分工中。例如，一些企业的员工可以兼职做网约车司机，而一些家庭主妇在做自家晚餐的同时，兼职外卖。
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个专业化分工经济学的极好的教科书。
权威的角色与分工经济学下的企业理论重构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在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把“企业”仅仅描述为“利润最大化黑箱”或“生产函数”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被称为企业理论的新的经济学分支。其核心使命是揭示为什么会存在企业，以及企业是如何组织和运行的。而提出企业以权威命令的方式代替市场价格机制看不见手的指引的资源配置实现了交易成本节省的科斯被尊为现代企业理论的鼻祖。
这里自然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资源配置究竟是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引导，还是通过科斯指出的权威计划命令的方式更能实现交易成本的节省？
让我们从科斯面临的困惑谈起。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科斯面临的两难是，一方面他既要维护新古典经济学和芝加哥学派的自由放任，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无视权威以命令方式实现分工带来的交易成本的节省。
在科斯看来，除了基于市场交换，通过价格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的专业化分工，在企业内部，还存在以权威命令和计划方式完成的内部分工。在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中，并没有简单排斥或厚此薄彼企业内部分工和市场外部分工。只是强调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两种生产组织方式，进而分工方式产生的交易成本的比较。
从科斯交易成本理论，我们得到的一个自然推论是，权威命令下的内部分工的存在以节省交易成本为前提。然而，现实中存在的一个悖论：一旦形成权威，权威主导的绩效评价往往偏离效率原则。因此我们并不应该期待权威存在下的企业必然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省。这也许就是我们观察到的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基业长青、长盛不衰，但市场的存在却恒古不变的原因。任何企业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快速扩展后，将无可避免地在权威主导绩效评价中，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最终走向衰败。
对于权威命令下的内部分工偏离效率原则的克服，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或者等待市场的“最终审判”，那些违反效率原则的企业终将面临马克思所谓的“惊险一跳”，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但有时难免像基督徒等待上帝的审判一样不知何年何月。或者，企业能够按照市场的效率原则用基于市场的专业化分工，即使存在权威，也以符合节省交易成本为目标，服从效率原则。换句话说，这些企业应该以基于市场的深入专业化分工和市场分工，代替权威的内部分工和不分工。
而一些能够按照效率原则来进行专业化分工的企业很重要的方面离不开对科斯意义上的权威的制衡。这种对权威的制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企业内部，代表股东诉求的董事会对经理人的制衡，并使盈利动机单纯，同时能够为做出错误决策以出资额承担责任的股东成为“公司治理的权威”；另一方面是在企业外部，需要依靠立法程序的专业论证，形成对监管权威的制衡。这些相应成为现代市场制度建立完善的两个重要内容。其一是促使资源配置更加便利，以鼓励基于市场的自然专业化分工的市场制度；其二是无论来自企业内部还是外部，形成对权威的制衡，避免生硬的内部分工和乱分工，顺应效率原则的制衡制度。
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权威的存在不是为了代替专业化分工，而是更好地实现专业化分工的最终目的“效率的提升”。这事实上是正在建设统一市场的中国政府大有可为之处。
那么，如何在专业化分工经济学下重构科斯的企业理论呢？也许我们可以把专业化分工经济学下的“企业”理解为企业内部分工与外部市场分工的边界，其核心是借助专业化分工实现效率的提升。原因是，我们在一定程度把科斯这里的权威理解为管理职能从生产经营职能中的分离，进而在企业内部实现的一种特殊的专业化分工。但我们强调，一个使企业长盛不衰的企业的权威需要来自股东以及其他公司治理制度的有效制衡。
如何借助市场进行专业化分工？
近年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的企业实践中逐步出现了以权威命令方式强化内部分工，甚至不分工的趋势。例如，从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出发，企业不仅需要完成提供产品和服务、创造利润的本分，而且还需要积极履行公益捐赠等社会责任。这使得企业不得不置身于利益冲突的多任务（Mult—task）的内部分工环境中，往往“既要、又要、还要”。
而且社会责任处于层层加码的趋势中。最近一段时间是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英文首字母组成的强调企业保护环境和社会责任履行的ESG概念。如果对ESG概念进行理论溯源，它可以归于反对“股权至上”的“利益相关者主义”。该理论强调公司董事应该向包括雇员、客户、供应商、社区和政府共同负责，而不是仅仅向股东负责。但利益相关者主义“扩大的责任范围”和“无法落实的责任”为有效实施带来困难。长期以来，利益相关者主义仅仅停留在理念阶段，而无法付诸实践。相比较而言，在利润分配时受益顺序排在最后的股东却可以用出资入股的真金白银为自己在股东大会上所做的最后裁决承担相应责任。因而，各国公司法普遍规定董事应该向股东负有诚信责任，股东成为公司治理的权威，没有严格履行诚信责任的董事将受到股东的集体诉讼。
对于近年来出现的强化企业内部分工，甚至不分工，代替基于市场的自然分工趋势，我们也许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上述思潮背后的原因。其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对政府看得见手干预的过渡衍生。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将实现帕累托最优（一般均衡理论）。因而政府仅仅是防火防盗的“守夜人”，只有在火灾盗抢发生后才能派上用场。针对由于外部性、垄断以及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宏观经济学家主张是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短期干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建立统一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既然宏观经济运行都不得不借助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干预，更何况按照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本身就存在权威的企业呢？而且通过权威直接把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和社会管理的意图传递给企业，利用企业的内部分工加以实施不是更直接，更有效了吗？
其二，负责提供公共品政府责任逃避。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现实理由之一通过向每一个公民和企业征税，承诺向公民提供由于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容易产生搭便车问题的公共品。通过将环境保护责任以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转嫁给企业，政府自然可以降低和缓减作为公共品提供者的职责和公众对其没有兑现承诺的批评。
其三，政治正确与公共舆论的误导。我们以“ESG”概念为什么近年来大热为例。在《作为愿景与理念的ESG概念》这篇评论文章中，我提到，这一现象是资本市场、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制定者在寻求“最大公约数”过程中共同推动的结果。
ESG概念可谓并非公司治理领域的主流理论利益相关者主义的升级版。在升级版中，ESG概念不再像利益相关者主义那样太多强调雇员的责任，因为雇员有劳动法和理论上的工会的保护；也不再太多强调客户，因为客户有合同法的保护。经过利益相关者主义升级的ESG概念在去掉了责权无法匹配的雇员和客户后，保留了似乎与每个人都有关系，因而每个人都没有理由反对的“环境”和“社会责任”。出于对于共同兴趣的寻求的目的，容易理解，当经济停滞、市场低迷，对于缺乏好的题材和元素的资本市场，绝大多数人不会反对，因而政治正确的ESG概念就成为合适的题材。
类似的例子是，当制度、文化与价值观并不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在寻求国际合作时，在有限的选项中只能是环境和公共卫生等。这就如同两个生活在民生问题堪忧的上个世纪60年代的陌生人见面往往问候对方“吃了吗？”，而在二十一世纪这两个陌生人见面就会大聊特聊“今天的天气如何？”。
我们主张，既然当下中国重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就要充分认识和重视市场建设背后的专业化分工的逻辑和效率原则，以及相应的企业市场制度建设的关键和瓶颈。我们能否把更多公共品属性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可以通过政府负责公共品提供，企业负责纳税这一专业化分工来完成，以代替目前企业既要创造利润，缴纳税收，又要积极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等。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教授曾经指出，“创造利润才是一个企业最本质的工作”。当然，企业的任何商业行为以不触犯和损害现有法律规定的环境保护等职责为前提。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鼓励和促进专业化分工，自觉尊重效率原则，就自然完成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注：郑志刚，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北大光华），是“中国公司治理50人论坛”成员和我国著名的公司治理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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