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间，不到65岁就接受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增加200%。许多人不再愿意因病痛而提前几十年放弃自己喜爱的运动。技术的进步让这项手术对更多人来说变得可行。
发布日期：2024-09-20 17:16
余盛
■华虹的芯片设计与风险投资
华虹集团的使命，不是仅仅建设一个芯片厂那么简单，它还要为中国建设起一个半导体产业的系统工程。
胡启立认为：“引进某高科技项目，往往首先导向为填补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容易导致从技术出发，忽视市场导向；如果与市场不合拍，即使技术水平更高，也得不到市场的回报，就会被淘汰出局。”
因此，华虹NEC从一开始就将市场化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
• 找外资合作伙伴要求负责产品包销，并要求在2万片的晶圆产能中预留20%的比例为国内芯片设计公司服务；
•在产线还没施工前就做芯片设计，承接政务系统所需IC卡（如社保卡、公交卡等）、中移动SIM卡等国产化研发任务；
•帮助日电寻找半导体元器件的销路，为在中国的日本电子企业提供本地化服务等。华虹NEC需要提前为自己的产线寻找日电之外的加工需求，以保证工厂产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因此，华虹集团在与日电合资建设芯片厂的同时，还成立了包括芯片设计、芯片销售、工艺研发等多家子公司以及国际分公司，为华虹NEC构建了一个颇为完善的芯片生态系统。
这个生态系统很好地分散了过度依赖单一外商所带来的经营风险，培育起中国本土的芯片设计企业并为它们提供晶圆代工服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虹集团在芯片设计上的探索。华虹集团在上海和北京分别设立了被称作南华虹和北华虹的两个芯片设计公司。
考虑到芯片设计的巨大难度和国内芯片设计人才的匮乏，南华虹选择了国内市场急需、设计难度较小且能体现国家意志的芯片作为切入点，以IC卡芯片、通信芯片等作为产品开发方向。
中国自实施金卡工程以来，IC卡的生产和应用发展迅猛，但市场管理混乱、缺乏统一规划、行业分工不清，而且大部分市场都被国外IC卡占据。
IC卡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为此电子工业部对IC卡市场进行整顿，制定相关标准，实行生产定点和许可证制度。
1997年3月，国务院会议决定全国组织机构代码和社会保障号码一律使用IC卡，并指定将由华虹集团来生产。
上海市将公共交通卡和社保卡的芯片设计交给南华虹来完成，南华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设计出中国第一枚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非接触式IC卡芯片。
2001年1月，华虹NEC试制IC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智能IC卡应用结束了完全依赖国外进口的历史，从此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在华虹实施公交一卡通项目之前，上海市的地铁一号线已经安装了美国某公司的系统，有关部门已经采购了近2000万美元的使用外国芯片的IC卡及设备。
为了推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在上海市的支持下，南华虹对上海地铁一号线的售检票系统进行改造。
美国供应商不愿配合，上海市政府决定将地铁一号线检票口另开几个专用南华虹设计的交通卡的通道，迫使美国供应商回到谈判桌，最终同意提供相应的技术接口资料，并改造其机具以兼容南华虹设计的公交卡。
南华虹还为上海市社会保障卡工程的实施设计了芯片，这也是国内最早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社保卡芯片。
上海公交一卡通和社保卡项目成功之后，南华虹走出上海，为无锡等市设计公交卡，为广州设计IC卡暂住证。南华虹还承接了公安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芯片的设计任务。2001年，南华虹营收过亿。
2004年，南华虹又攻下了金融和电子政务系统的一个重要应用产品——USB接口的加密锁，正式入围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芯片供应商。
北华虹于2002年底入围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供应商后，次年即销售SIM卡320万张，实现2500万元的销售收入。
2004年，北华虹销售额过亿元，还实现了向全球最大的IC卡公司法国金普斯（GEMPLUS）的供货。
华虹集团将中国芯片供应受制于人的局面打开了一个缺口。此前，你的手机里用的那张小小的SIM卡，中国自己还生产不了，全部必须进口，平均价格为82元。
华虹NEC打破进口依赖后，国内SIM卡平均价格跌到了8.1元。
还有原本价格高达四五美元的8K容量的IC卡芯片，在华虹NEC能生产后，32K容量的IC卡芯片的价格也还不到1美元。
中国在智能IC卡领域已经建立了从芯片设计、生产、模块与IC卡片制造、读写机具研制到应用系统软件开发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华虹集团占据了国内IC卡市场80%以上的份额。华虹NEC为中国的IC卡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日电不再能够为华虹NEC解决销路问题的时候，胡启立“两条腿走路”的先见之明发挥了作用。
2004年，华虹NEC摆脱了持续4年的亏损，实现了8000多万元的盈利。同一年，不重视市场拓展的首钢NEC退出芯片圈。
2005年，华虹NEC开始为中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供应芯片，而这是一个规模达200亿元的大市场。
仅在2010年，就有六家研发起步于华虹NEC并一直委托华虹NEC代工的芯片设计公司成功在国内外上市。
虽然华虹NEC产线与国外相比还很落后，但华虹集团在芯片产业生态构建、国产化替代、市场化运作等方面的探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此外，华虹集团还为中国培养了众多的芯片业人才。作为一家国有企业，华虹在国家战略与市场化之间做了较好的平衡。
我们知道，美国信息产业之所以能够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与其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有着很大的关系。风险投资是伴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
与信息技术相关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本主要是人工开支，往往没有什么固定资产，也就不可能从银行借到钱。
所以，风险投资与以往的投资机制不同，它主要投资于拥有很强的技术团队、具有高成长性但缺乏资金来源的中小企业，在企业达到一定规模、能够上市后退出，主要赚取股权增值收益。
从英特尔、苹果、微软到思科，许多著名的IT企业都是依托风险投资成长起来的。
中国信息产业的崛起也离不开本土风险投资机构的扶持。很少有人知道，作为国有企业的华虹集团，竟然也是中国最早做风险投资的企业之一。
一开始，由于中国芯片设计不发达，华虹集团就想在硅谷设立一家芯片设计公司，为自己的芯片厂拿晶圆代工订单，为此在硅谷成立了一家名叫华虹国际的公司。
后来发现，如果想在美国开一家芯片设计公司，从人员到运营，投入300万美元仅够用两年，还不一定能够出成果。
于是，胡启立想到，“既然自己投资设立设计公司风险太大，是不是可以通过投资已经成立的设计公司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的目的呢？”
这时候，正好有几个打算归国做通信专用芯片设计的海外华人找上门来，希望得到华虹集团的支持。胡启立拍板决定投入150万美元，成为这家名为上海新涛科技公司的芯片设计公司的发起人之一及第二大股东。
由于没有适当的法规可循，华虹集团的资金不得不由华虹国际投资设在美国的新涛总部，再由新涛总部将资金转入上海新涛。
1999年4月，新涛向松下出售了第一批芯片，开创了中国芯片出口发达国家的先河。
2001年4月，新涛被美国艾迪悌科技有限公司（IDT）以85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华虹的投资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收获了8倍的回报。
新涛的成功，实现了国内半导体设计产业的投资体制创新。
它在国内首创了国有企业进行国际风险投资，利用留美华人学者的智力和经验在国内创业的机会，取得投资成功的范例，增强了国外风险投资公司来中国投资和留美华人学者归国创业的信心。
加上国务院及时出台了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发展的18号文件，一时间，外资、合资、国资乃至民办的芯片设计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1999年，华虹又向美国豪威科技（Omnivision）投资了150万美元。豪威科技的主要创始人多半出身于摩托罗拉，擅长做手机摄像头芯片。
豪威科技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后，华虹逐步退出，综合回报在3倍以上。在当时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中，华虹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一个，不仅没有亏本，还赚了很多钱，这是很难得的。
IC卡芯片、SIM卡芯片和身份证芯片的设计难度都不大，芯片设计难度最高的是处理器。个人电脑的处理器芯片被英特尔和超威长期高度垄断。
手机处理器芯片的设计难度比电脑处理器芯片更高。
智能手机的CPU由应用芯片和基带芯片组成，前者负责执行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相当于电脑的处理器，但比电脑处理器增加了低能耗、体积小的要求；后者也就是手机的调制解调器，负责处理各种通信协议，让手机能够与移动通信网络联接。
无论是功能手机还是智能手机，基带芯片都是一部手机中设计难度最高、专利门槛也最高的芯片。■
华虹集团的使命，不是仅仅建设一个芯片厂那么简单，它还要为中国建设起一个半导体产业的系统工程。
胡启立认为：“引进某高科技项目，往往首先导向为填补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容易导致从技术出发，忽视市场导向；如果与市场不合拍，即使技术水平更高，也得不到市场的回报，就会被淘汰出局。”
因此，华虹NEC从一开始就将市场化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
• 找外资合作伙伴要求负责产品包销，并要求在2万片的晶圆产能中预留20%的比例为国内芯片设计公司服务；
•在产线还没施工前就做芯片设计，承接政务系统所需IC卡（如社保卡、公交卡等）、中移动SIM卡等国产化研发任务；
•帮助日电寻找半导体元器件的销路，为在中国的日本电子企业提供本地化服务等。华虹NEC需要提前为自己的产线寻找日电之外的加工需求，以保证工厂产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因此，华虹集团在与日电合资建设芯片厂的同时，还成立了包括芯片设计、芯片销售、工艺研发等多家子公司以及国际分公司，为华虹NEC构建了一个颇为完善的芯片生态系统。
这个生态系统很好地分散了过度依赖单一外商所带来的经营风险，培育起中国本土的芯片设计企业并为它们提供晶圆代工服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虹集团在芯片设计上的探索。华虹集团在上海和北京分别设立了被称作南华虹和北华虹的两个芯片设计公司。
考虑到芯片设计的巨大难度和国内芯片设计人才的匮乏，南华虹选择了国内市场急需、设计难度较小且能体现国家意志的芯片作为切入点，以IC卡芯片、通信芯片等作为产品开发方向。
中国自实施金卡工程以来，IC卡的生产和应用发展迅猛，但市场管理混乱、缺乏统一规划、行业分工不清，而且大部分市场都被国外IC卡占据。
IC卡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为此电子工业部对IC卡市场进行整顿，制定相关标准，实行生产定点和许可证制度。
1997年3月，国务院会议决定全国组织机构代码和社会保障号码一律使用IC卡，并指定将由华虹集团来生产。
上海市将公共交通卡和社保卡的芯片设计交给南华虹来完成，南华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设计出中国第一枚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非接触式IC卡芯片。
2001年1月，华虹NEC试制IC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智能IC卡应用结束了完全依赖国外进口的历史，从此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在华虹实施公交一卡通项目之前，上海市的地铁一号线已经安装了美国某公司的系统，有关部门已经采购了近2000万美元的使用外国芯片的IC卡及设备。
为了推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在上海市的支持下，南华虹对上海地铁一号线的售检票系统进行改造。
美国供应商不愿配合，上海市政府决定将地铁一号线检票口另开几个专用南华虹设计的交通卡的通道，迫使美国供应商回到谈判桌，最终同意提供相应的技术接口资料，并改造其机具以兼容南华虹设计的公交卡。
南华虹还为上海市社会保障卡工程的实施设计了芯片，这也是国内最早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社保卡芯片。
上海公交一卡通和社保卡项目成功之后，南华虹走出上海，为无锡等市设计公交卡，为广州设计IC卡暂住证。南华虹还承接了公安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芯片的设计任务。2001年，南华虹营收过亿。
2004年，南华虹又攻下了金融和电子政务系统的一个重要应用产品——USB接口的加密锁，正式入围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芯片供应商。
北华虹于2002年底入围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供应商后，次年即销售SIM卡320万张，实现2500万元的销售收入。
2004年，北华虹销售额过亿元，还实现了向全球最大的IC卡公司法国金普斯（GEMPLUS）的供货。
华虹集团将中国芯片供应受制于人的局面打开了一个缺口。此前，你的手机里用的那张小小的SIM卡，中国自己还生产不了，全部必须进口，平均价格为82元。
华虹NEC打破进口依赖后，国内SIM卡平均价格跌到了8.1元。
还有原本价格高达四五美元的8K容量的IC卡芯片，在华虹NEC能生产后，32K容量的IC卡芯片的价格也还不到1美元。
中国在智能IC卡领域已经建立了从芯片设计、生产、模块与IC卡片制造、读写机具研制到应用系统软件开发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华虹集团占据了国内IC卡市场80%以上的份额。华虹NEC为中国的IC卡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日电不再能够为华虹NEC解决销路问题的时候，胡启立“两条腿走路”的先见之明发挥了作用。
2004年，华虹NEC摆脱了持续4年的亏损，实现了8000多万元的盈利。同一年，不重视市场拓展的首钢NEC退出芯片圈。
2005年，华虹NEC开始为中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供应芯片，而这是一个规模达200亿元的大市场。
仅在2010年，就有六家研发起步于华虹NEC并一直委托华虹NEC代工的芯片设计公司成功在国内外上市。
虽然华虹NEC产线与国外相比还很落后，但华虹集团在芯片产业生态构建、国产化替代、市场化运作等方面的探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此外，华虹集团还为中国培养了众多的芯片业人才。作为一家国有企业，华虹在国家战略与市场化之间做了较好的平衡。
我们知道，美国信息产业之所以能够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与其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有着很大的关系。风险投资是伴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
与信息技术相关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本主要是人工开支，往往没有什么固定资产，也就不可能从银行借到钱。
所以，风险投资与以往的投资机制不同，它主要投资于拥有很强的技术团队、具有高成长性但缺乏资金来源的中小企业，在企业达到一定规模、能够上市后退出，主要赚取股权增值收益。
从英特尔、苹果、微软到思科，许多著名的IT企业都是依托风险投资成长起来的。
中国信息产业的崛起也离不开本土风险投资机构的扶持。很少有人知道，作为国有企业的华虹集团，竟然也是中国最早做风险投资的企业之一。
一开始，由于中国芯片设计不发达，华虹集团就想在硅谷设立一家芯片设计公司，为自己的芯片厂拿晶圆代工订单，为此在硅谷成立了一家名叫华虹国际的公司。
后来发现，如果想在美国开一家芯片设计公司，从人员到运营，投入300万美元仅够用两年，还不一定能够出成果。
于是，胡启立想到，“既然自己投资设立设计公司风险太大，是不是可以通过投资已经成立的设计公司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的目的呢？”
这时候，正好有几个打算归国做通信专用芯片设计的海外华人找上门来，希望得到华虹集团的支持。胡启立拍板决定投入150万美元，成为这家名为上海新涛科技公司的芯片设计公司的发起人之一及第二大股东。
由于没有适当的法规可循，华虹集团的资金不得不由华虹国际投资设在美国的新涛总部，再由新涛总部将资金转入上海新涛。
1999年4月，新涛向松下出售了第一批芯片，开创了中国芯片出口发达国家的先河。
2001年4月，新涛被美国艾迪悌科技有限公司（IDT）以85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华虹的投资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收获了8倍的回报。
新涛的成功，实现了国内半导体设计产业的投资体制创新。
它在国内首创了国有企业进行国际风险投资，利用留美华人学者的智力和经验在国内创业的机会，取得投资成功的范例，增强了国外风险投资公司来中国投资和留美华人学者归国创业的信心。
加上国务院及时出台了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发展的18号文件，一时间，外资、合资、国资乃至民办的芯片设计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1999年，华虹又向美国豪威科技（Omnivision）投资了150万美元。豪威科技的主要创始人多半出身于摩托罗拉，擅长做手机摄像头芯片。
豪威科技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后，华虹逐步退出，综合回报在3倍以上。在当时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中，华虹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一个，不仅没有亏本，还赚了很多钱，这是很难得的。
IC卡芯片、SIM卡芯片和身份证芯片的设计难度都不大，芯片设计难度最高的是处理器。个人电脑的处理器芯片被英特尔和超威长期高度垄断。
手机处理器芯片的设计难度比电脑处理器芯片更高。
智能手机的CPU由应用芯片和基带芯片组成，前者负责执行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相当于电脑的处理器，但比电脑处理器增加了低能耗、体积小的要求；后者也就是手机的调制解调器，负责处理各种通信协议，让手机能够与移动通信网络联接。
无论是功能手机还是智能手机，基带芯片都是一部手机中设计难度最高、专利门槛也最高的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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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6 18:37
商业与经济
华虹NEC想做的不仅仅是芯片
华虹NEC想做的不仅仅是芯片
作为一家国有企业，华虹在国家战略与市场化之间做了较好的平衡。
余盛
■华虹的芯片设计与风险投资
华虹集团的使命，不是仅仅建设一个芯片厂那么简单，它还要为中国建设起一个半导体产业的系统工程。
胡启立认为：“引进某高科技项目，往往首先导向为填补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容易导致从技术出发，忽视市场导向；如果与市场不合拍，即使技术水平更高，也得不到市场的回报，就会被淘汰出局。”
因此，华虹NEC从一开始就将市场化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
• 找外资合作伙伴要求负责产品包销，并要求在2万片的晶圆产能中预留20%的比例为国内芯片设计公司服务；
•在产线还没施工前就做芯片设计，承接政务系统所需IC卡（如社保卡、公交卡等）、中移动SIM卡等国产化研发任务；
•帮助日电寻找半导体元器件的销路，为在中国的日本电子企业提供本地化服务等。华虹NEC需要提前为自己的产线寻找日电之外的加工需求，以保证工厂产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因此，华虹集团在与日电合资建设芯片厂的同时，还成立了包括芯片设计、芯片销售、工艺研发等多家子公司以及国际分公司，为华虹NEC构建了一个颇为完善的芯片生态系统。
这个生态系统很好地分散了过度依赖单一外商所带来的经营风险，培育起中国本土的芯片设计企业并为它们提供晶圆代工服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虹集团在芯片设计上的探索。华虹集团在上海和北京分别设立了被称作南华虹和北华虹的两个芯片设计公司。
考虑到芯片设计的巨大难度和国内芯片设计人才的匮乏，南华虹选择了国内市场急需、设计难度较小且能体现国家意志的芯片作为切入点，以IC卡芯片、通信芯片等作为产品开发方向。
中国自实施金卡工程以来，IC卡的生产和应用发展迅猛，但市场管理混乱、缺乏统一规划、行业分工不清，而且大部分市场都被国外IC卡占据。
IC卡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为此电子工业部对IC卡市场进行整顿，制定相关标准，实行生产定点和许可证制度。
1997年3月，国务院会议决定全国组织机构代码和社会保障号码一律使用IC卡，并指定将由华虹集团来生产。
上海市将公共交通卡和社保卡的芯片设计交给南华虹来完成，南华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设计出中国第一枚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非接触式IC卡芯片。
2001年1月，华虹NEC试制IC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智能IC卡应用结束了完全依赖国外进口的历史，从此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在华虹实施公交一卡通项目之前，上海市的地铁一号线已经安装了美国某公司的系统，有关部门已经采购了近2000万美元的使用外国芯片的IC卡及设备。
为了推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在上海市的支持下，南华虹对上海地铁一号线的售检票系统进行改造。
美国供应商不愿配合，上海市政府决定将地铁一号线检票口另开几个专用南华虹设计的交通卡的通道，迫使美国供应商回到谈判桌，最终同意提供相应的技术接口资料，并改造其机具以兼容南华虹设计的公交卡。
南华虹还为上海市社会保障卡工程的实施设计了芯片，这也是国内最早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社保卡芯片。
上海公交一卡通和社保卡项目成功之后，南华虹走出上海，为无锡等市设计公交卡，为广州设计IC卡暂住证。南华虹还承接了公安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芯片的设计任务。2001年，南华虹营收过亿。
2004年，南华虹又攻下了金融和电子政务系统的一个重要应用产品——USB接口的加密锁，正式入围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芯片供应商。
北华虹于2002年底入围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供应商后，次年即销售SIM卡320万张，实现2500万元的销售收入。
2004年，北华虹销售额过亿元，还实现了向全球最大的IC卡公司法国金普斯（GEMPLUS）的供货。
华虹集团将中国芯片供应受制于人的局面打开了一个缺口。此前，你的手机里用的那张小小的SIM卡，中国自己还生产不了，全部必须进口，平均价格为82元。
华虹NEC打破进口依赖后，国内SIM卡平均价格跌到了8.1元。
还有原本价格高达四五美元的8K容量的IC卡芯片，在华虹NEC能生产后，32K容量的IC卡芯片的价格也还不到1美元。
中国在智能IC卡领域已经建立了从芯片设计、生产、模块与IC卡片制造、读写机具研制到应用系统软件开发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华虹集团占据了国内IC卡市场80%以上的份额。华虹NEC为中国的IC卡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日电不再能够为华虹NEC解决销路问题的时候，胡启立“两条腿走路”的先见之明发挥了作用。
2004年，华虹NEC摆脱了持续4年的亏损，实现了8000多万元的盈利。同一年，不重视市场拓展的首钢NEC退出芯片圈。
2005年，华虹NEC开始为中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供应芯片，而这是一个规模达200亿元的大市场。
仅在2010年，就有六家研发起步于华虹NEC并一直委托华虹NEC代工的芯片设计公司成功在国内外上市。
虽然华虹NEC产线与国外相比还很落后，但华虹集团在芯片产业生态构建、国产化替代、市场化运作等方面的探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此外，华虹集团还为中国培养了众多的芯片业人才。作为一家国有企业，华虹在国家战略与市场化之间做了较好的平衡。
我们知道，美国信息产业之所以能够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与其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有着很大的关系。风险投资是伴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
与信息技术相关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本主要是人工开支，往往没有什么固定资产，也就不可能从银行借到钱。
所以，风险投资与以往的投资机制不同，它主要投资于拥有很强的技术团队、具有高成长性但缺乏资金来源的中小企业，在企业达到一定规模、能够上市后退出，主要赚取股权增值收益。
从英特尔、苹果、微软到思科，许多著名的IT企业都是依托风险投资成长起来的。
中国信息产业的崛起也离不开本土风险投资机构的扶持。很少有人知道，作为国有企业的华虹集团，竟然也是中国最早做风险投资的企业之一。
一开始，由于中国芯片设计不发达，华虹集团就想在硅谷设立一家芯片设计公司，为自己的芯片厂拿晶圆代工订单，为此在硅谷成立了一家名叫华虹国际的公司。
后来发现，如果想在美国开一家芯片设计公司，从人员到运营，投入300万美元仅够用两年，还不一定能够出成果。
于是，胡启立想到，“既然自己投资设立设计公司风险太大，是不是可以通过投资已经成立的设计公司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的目的呢？”
这时候，正好有几个打算归国做通信专用芯片设计的海外华人找上门来，希望得到华虹集团的支持。胡启立拍板决定投入150万美元，成为这家名为上海新涛科技公司的芯片设计公司的发起人之一及第二大股东。
由于没有适当的法规可循，华虹集团的资金不得不由华虹国际投资设在美国的新涛总部，再由新涛总部将资金转入上海新涛。
1999年4月，新涛向松下出售了第一批芯片，开创了中国芯片出口发达国家的先河。
2001年4月，新涛被美国艾迪悌科技有限公司（IDT）以85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华虹的投资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收获了8倍的回报。
新涛的成功，实现了国内半导体设计产业的投资体制创新。
它在国内首创了国有企业进行国际风险投资，利用留美华人学者的智力和经验在国内创业的机会，取得投资成功的范例，增强了国外风险投资公司来中国投资和留美华人学者归国创业的信心。
加上国务院及时出台了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发展的18号文件，一时间，外资、合资、国资乃至民办的芯片设计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1999年，华虹又向美国豪威科技（Omnivision）投资了150万美元。豪威科技的主要创始人多半出身于摩托罗拉，擅长做手机摄像头芯片。
豪威科技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后，华虹逐步退出，综合回报在3倍以上。在当时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中，华虹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一个，不仅没有亏本，还赚了很多钱，这是很难得的。
IC卡芯片、SIM卡芯片和身份证芯片的设计难度都不大，芯片设计难度最高的是处理器。个人电脑的处理器芯片被英特尔和超威长期高度垄断。
手机处理器芯片的设计难度比电脑处理器芯片更高。
智能手机的CPU由应用芯片和基带芯片组成，前者负责执行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相当于电脑的处理器，但比电脑处理器增加了低能耗、体积小的要求；后者也就是手机的调制解调器，负责处理各种通信协议，让手机能够与移动通信网络联接。
无论是功能手机还是智能手机，基带芯片都是一部手机中设计难度最高、专利门槛也最高的芯片。■
华虹集团的使命，不是仅仅建设一个芯片厂那么简单，它还要为中国建设起一个半导体产业的系统工程。
胡启立认为：“引进某高科技项目，往往首先导向为填补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容易导致从技术出发，忽视市场导向；如果与市场不合拍，即使技术水平更高，也得不到市场的回报，就会被淘汰出局。”
因此，华虹NEC从一开始就将市场化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
• 找外资合作伙伴要求负责产品包销，并要求在2万片的晶圆产能中预留20%的比例为国内芯片设计公司服务；
•在产线还没施工前就做芯片设计，承接政务系统所需IC卡（如社保卡、公交卡等）、中移动SIM卡等国产化研发任务；
•帮助日电寻找半导体元器件的销路，为在中国的日本电子企业提供本地化服务等。华虹NEC需要提前为自己的产线寻找日电之外的加工需求，以保证工厂产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因此，华虹集团在与日电合资建设芯片厂的同时，还成立了包括芯片设计、芯片销售、工艺研发等多家子公司以及国际分公司，为华虹NEC构建了一个颇为完善的芯片生态系统。
这个生态系统很好地分散了过度依赖单一外商所带来的经营风险，培育起中国本土的芯片设计企业并为它们提供晶圆代工服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虹集团在芯片设计上的探索。华虹集团在上海和北京分别设立了被称作南华虹和北华虹的两个芯片设计公司。
考虑到芯片设计的巨大难度和国内芯片设计人才的匮乏，南华虹选择了国内市场急需、设计难度较小且能体现国家意志的芯片作为切入点，以IC卡芯片、通信芯片等作为产品开发方向。
中国自实施金卡工程以来，IC卡的生产和应用发展迅猛，但市场管理混乱、缺乏统一规划、行业分工不清，而且大部分市场都被国外IC卡占据。
IC卡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为此电子工业部对IC卡市场进行整顿，制定相关标准，实行生产定点和许可证制度。
1997年3月，国务院会议决定全国组织机构代码和社会保障号码一律使用IC卡，并指定将由华虹集团来生产。
上海市将公共交通卡和社保卡的芯片设计交给南华虹来完成，南华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设计出中国第一枚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非接触式IC卡芯片。
2001年1月，华虹NEC试制IC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智能IC卡应用结束了完全依赖国外进口的历史，从此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在华虹实施公交一卡通项目之前，上海市的地铁一号线已经安装了美国某公司的系统，有关部门已经采购了近2000万美元的使用外国芯片的IC卡及设备。
为了推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在上海市的支持下，南华虹对上海地铁一号线的售检票系统进行改造。
美国供应商不愿配合，上海市政府决定将地铁一号线检票口另开几个专用南华虹设计的交通卡的通道，迫使美国供应商回到谈判桌，最终同意提供相应的技术接口资料，并改造其机具以兼容南华虹设计的公交卡。
南华虹还为上海市社会保障卡工程的实施设计了芯片，这也是国内最早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社保卡芯片。
上海公交一卡通和社保卡项目成功之后，南华虹走出上海，为无锡等市设计公交卡，为广州设计IC卡暂住证。南华虹还承接了公安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芯片的设计任务。2001年，南华虹营收过亿。
2004年，南华虹又攻下了金融和电子政务系统的一个重要应用产品——USB接口的加密锁，正式入围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芯片供应商。
北华虹于2002年底入围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供应商后，次年即销售SIM卡320万张，实现2500万元的销售收入。
2004年，北华虹销售额过亿元，还实现了向全球最大的IC卡公司法国金普斯（GEMPLUS）的供货。
华虹集团将中国芯片供应受制于人的局面打开了一个缺口。此前，你的手机里用的那张小小的SIM卡，中国自己还生产不了，全部必须进口，平均价格为82元。
华虹NEC打破进口依赖后，国内SIM卡平均价格跌到了8.1元。
还有原本价格高达四五美元的8K容量的IC卡芯片，在华虹NEC能生产后，32K容量的IC卡芯片的价格也还不到1美元。
中国在智能IC卡领域已经建立了从芯片设计、生产、模块与IC卡片制造、读写机具研制到应用系统软件开发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华虹集团占据了国内IC卡市场80%以上的份额。华虹NEC为中国的IC卡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日电不再能够为华虹NEC解决销路问题的时候，胡启立“两条腿走路”的先见之明发挥了作用。
2004年，华虹NEC摆脱了持续4年的亏损，实现了8000多万元的盈利。同一年，不重视市场拓展的首钢NEC退出芯片圈。
2005年，华虹NEC开始为中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供应芯片，而这是一个规模达200亿元的大市场。
仅在2010年，就有六家研发起步于华虹NEC并一直委托华虹NEC代工的芯片设计公司成功在国内外上市。
虽然华虹NEC产线与国外相比还很落后，但华虹集团在芯片产业生态构建、国产化替代、市场化运作等方面的探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此外，华虹集团还为中国培养了众多的芯片业人才。作为一家国有企业，华虹在国家战略与市场化之间做了较好的平衡。
我们知道，美国信息产业之所以能够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与其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有着很大的关系。风险投资是伴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
与信息技术相关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本主要是人工开支，往往没有什么固定资产，也就不可能从银行借到钱。
所以，风险投资与以往的投资机制不同，它主要投资于拥有很强的技术团队、具有高成长性但缺乏资金来源的中小企业，在企业达到一定规模、能够上市后退出，主要赚取股权增值收益。
从英特尔、苹果、微软到思科，许多著名的IT企业都是依托风险投资成长起来的。
中国信息产业的崛起也离不开本土风险投资机构的扶持。很少有人知道，作为国有企业的华虹集团，竟然也是中国最早做风险投资的企业之一。
一开始，由于中国芯片设计不发达，华虹集团就想在硅谷设立一家芯片设计公司，为自己的芯片厂拿晶圆代工订单，为此在硅谷成立了一家名叫华虹国际的公司。
后来发现，如果想在美国开一家芯片设计公司，从人员到运营，投入300万美元仅够用两年，还不一定能够出成果。
于是，胡启立想到，“既然自己投资设立设计公司风险太大，是不是可以通过投资已经成立的设计公司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的目的呢？”
这时候，正好有几个打算归国做通信专用芯片设计的海外华人找上门来，希望得到华虹集团的支持。胡启立拍板决定投入150万美元，成为这家名为上海新涛科技公司的芯片设计公司的发起人之一及第二大股东。
由于没有适当的法规可循，华虹集团的资金不得不由华虹国际投资设在美国的新涛总部，再由新涛总部将资金转入上海新涛。
1999年4月，新涛向松下出售了第一批芯片，开创了中国芯片出口发达国家的先河。
2001年4月，新涛被美国艾迪悌科技有限公司（IDT）以85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华虹的投资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收获了8倍的回报。
新涛的成功，实现了国内半导体设计产业的投资体制创新。
它在国内首创了国有企业进行国际风险投资，利用留美华人学者的智力和经验在国内创业的机会，取得投资成功的范例，增强了国外风险投资公司来中国投资和留美华人学者归国创业的信心。
加上国务院及时出台了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发展的18号文件，一时间，外资、合资、国资乃至民办的芯片设计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1999年，华虹又向美国豪威科技（Omnivision）投资了150万美元。豪威科技的主要创始人多半出身于摩托罗拉，擅长做手机摄像头芯片。
豪威科技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后，华虹逐步退出，综合回报在3倍以上。在当时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中，华虹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一个，不仅没有亏本，还赚了很多钱，这是很难得的。
IC卡芯片、SIM卡芯片和身份证芯片的设计难度都不大，芯片设计难度最高的是处理器。个人电脑的处理器芯片被英特尔和超威长期高度垄断。
手机处理器芯片的设计难度比电脑处理器芯片更高。
智能手机的CPU由应用芯片和基带芯片组成，前者负责执行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相当于电脑的处理器，但比电脑处理器增加了低能耗、体积小的要求；后者也就是手机的调制解调器，负责处理各种通信协议，让手机能够与移动通信网络联接。
无论是功能手机还是智能手机，基带芯片都是一部手机中设计难度最高、专利门槛也最高的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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