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继续追求所谓的“公平贸易”。贸易谈判代表戴琪今年3月31日在国会筹款委员会作证时表示,拜登政府将推行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worker-centered trade policy)。但从她所列举的2021年贸易谈判成就来看,无论是与欧盟和英国关于民用航空器报复性关税谈判,与日本关于牛肉出口的三方触发保护机制谈判,与印度的猪肉出口谈判,还是与越南、菲律宾的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谈判,最终指向都是要求贸易伙伴削减针对美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及其他壁垒。显然,拜登政府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核心就是促进美国商品出口,与特朗普政府“自由而公平”贸易的政策目标并无二致。无论以工人为中心禁止贸易伙伴为促进贸易和投资而降低劳工保护标准和法律执行力度,还是气候变化应对优先禁止贸易伙伴为鼓励贸易与投资而豁免环境保护义务,都旨在避免扩大自身在劳动力和环境方面的成本劣势。事实上,戴琪在证词中也明确提出“trade should be rooted on fair competition”。
对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根源,中美同样存在不同的看法。中方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由两国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决定的,也受到现行国际贸易统计制度、美方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等因素的影响。有学者估算,如果考虑到“要素收入贸易”因素,扣除美国企业在华的资本收益,中美贸易顺差规模至少应较现在调低30%以上。但无论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拒绝接受中方的上述解释。在美方看来,中方不履行入世承诺,长期实行重商主义贸易政策,是造成中美贸易严重失衡的根源。从美方发布的《中国履行入世承诺报告》(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2018-2021)的内容来看,他们对中方的指责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中方未能履行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入世承诺;二是,中方未能履行保护知识产权的入世承诺;三是,中方未能履行实行完全市场化改革的入世承诺。美方认为,中方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应再适用特殊和有差异待遇原则,为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应遵循平衡、对等和公平竞争原则。基于此,要求中方按照对等原则大幅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严格实施非歧视和国民待遇原则;要求中方提高经济政策、监管措施的计划、设计、发布和实施的透明度、可问责性和可预期性,并在出口补贴、人民币汇率管理方面做出承诺;要求中方加强对美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要求中方改革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和贸易模式,制定全面市场化改革时间表。
一方面,继续追求所谓的“公平贸易”。贸易谈判代表戴琪今年3月31日在国会筹款委员会作证时表示,拜登政府将推行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worker-centered trade policy)。但从她所列举的2021年贸易谈判成就来看,无论是与欧盟和英国关于民用航空器报复性关税谈判,与日本关于牛肉出口的三方触发保护机制谈判,与印度的猪肉出口谈判,还是与越南、菲律宾的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谈判,最终指向都是要求贸易伙伴削减针对美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及其他壁垒。显然,拜登政府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核心就是促进美国商品出口,与特朗普政府“自由而公平”贸易的政策目标并无二致。无论以工人为中心禁止贸易伙伴为促进贸易和投资而降低劳工保护标准和法律执行力度,还是气候变化应对优先禁止贸易伙伴为鼓励贸易与投资而豁免环境保护义务,都旨在避免扩大自身在劳动力和环境方面的成本劣势。事实上,戴琪在证词中也明确提出“trade should be rooted on fair competition”。
对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根源,中美同样存在不同的看法。中方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由两国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决定的,也受到现行国际贸易统计制度、美方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等因素的影响。有学者估算,如果考虑到“要素收入贸易”因素,扣除美国企业在华的资本收益,中美贸易顺差规模至少应较现在调低30%以上。但无论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拒绝接受中方的上述解释。在美方看来,中方不履行入世承诺,长期实行重商主义贸易政策,是造成中美贸易严重失衡的根源。从美方发布的《中国履行入世承诺报告》(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2018-2021)的内容来看,他们对中方的指责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中方未能履行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入世承诺;二是,中方未能履行保护知识产权的入世承诺;三是,中方未能履行实行完全市场化改革的入世承诺。美方认为,中方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应再适用特殊和有差异待遇原则,为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应遵循平衡、对等和公平竞争原则。基于此,要求中方按照对等原则大幅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严格实施非歧视和国民待遇原则;要求中方提高经济政策、监管措施的计划、设计、发布和实施的透明度、可问责性和可预期性,并在出口补贴、人民币汇率管理方面做出承诺;要求中方加强对美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要求中方改革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和贸易模式,制定全面市场化改革时间表。